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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经验，光明磊落，品德高尚，是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他自然就成为救国 运动的领袖。此后沈钧儒领导救国会及各界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 动。 1936年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沈钧儒的倡导和组织下召开了有800人参加 的纪念一·二八四周年大会。大家公推沈钧儒、何香凝、马相伯、章乃器、 史良、李公朴等十九人为主席团，沈钧儒为执行主席。散会后，与会800人 排成队在沈钧儒率领下，步行到庙行镇祭祀一·二八无名英雄墓。会上会下 沈钧儒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游行开始时，当他从主席台向下跃时，不慎 跌了一跤，旁边的人赶忙上前搀扶，而他早已站起走到队前了。从会场到无 名墓大约有四五十里路，而沈钧儒这时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可他在游行 中一直走在队伍最前列，精神饱满步伐稳健，使当时的年青人都大受鼓舞。 5月30日救国会又组织各界民众召开大会热烈纪念“五卅”，目的是进 一步激发起全国人民的强烈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会场气氛 非常热烈，大家群情激奋，参加者达60000人。作为会议主席的沈钧儒做了 《今年纪念五卅运动意义和救国联合阵线重要性》的报告，讲话时时被群众 的掌声、口号声、欢呼声所打断。会后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领导人一道带领 群众前往江湾公祭 “五卅烈士墓”。他们四人一排，手拉着手、一路上唱着 《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高呼“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继续五卅反帝精神！”等口号。在此之后，上海救国会组织的爱国游行中 人们都能从队伍前面看到一个身材矮小，胸前飘洒长胡子的老人，那就是沈 钧儒。 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10月19日 伟大的文学家、爱国主义战士鲁迅先生逝世。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便出面主持 鲁迅的悼念活动，于是委托救国会主持。鲁迅的丧事在沈钧儒的主持下进行。 上海各界人士成千上万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之情前来吊唁。葬礼那天参加 者有五六千人，沈钧儒、蔡元培、宋庆龄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一路上群众 唱着挽歌，同时高呼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 倒军阀汉奸走狗”、 “民族解放斗争万岁”口号。在万国公墓下葬仪式上， 沈钧儒在墓前怀着沉痛心情致悼词：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精神，也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有沈钧 儒亲笔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素轴覆盖在鲁迅灵柩上。缓缓下入墓坑。 鲁迅的葬礼实际上成为救国会成立以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日救亡示威游 行。此外救国会还领导了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斗争。这许许多多的活动使救国 会犹如一面迎风飘扬的战旗，把各界抗日救国力量聚集起来，而沈钩儒则是 名副其实的旗手。在救国会里沈钧儒几乎是不知疲倦地工作，常常是夜里十 二点才回家。沈夫人早已去世，子女不住身边，由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 救国工作中，所以过得很充实，并不感到孤独。在救亡工作中沈钧儒结识了 许多青年朋友。年青人的热情使他生活得更有活力，而沈钧儒又成为年青人 的领路人、恩师，给予他们最大帮助的人。救国运动初期，内地青年来到上 海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刚到上海很多人没有地方住，吃饭没有钱，沈钧儒 向他们伸出援助的手，为他们吃住奔走安排，竭尽全力，为抗日救国运动充 实了队伍。1936年8月第一次世界青年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全国学生救 国联合会决定派陆璀前往出席。可是 “学联”很穷，一时拿不出一笔旅费， 出国成了问题。沈钧儒得知此事后，马上从自己律师收入中拿出400元钱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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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学联”。沈钧儒此时生活并不富裕。但为了救亡运动，他毫不吝啬。很 多年以后，当陆璀回忆起这件事时仍然很激动。她说： “中国的全国学联第 一次派出它的代表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她的出国路费就是从沈老那儿来的。 中国学生运动的代表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在大会上讲了话，使中国学生抗日 救亡的呼声传到了世界青年的耳朵里，并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从此，中国的 进步学生运动就和世界青年的进步运动结合在一起。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事 件中，就有着沈老的一份决定性的贡献。” 的确，在救亡运动中沈钧儒的贡献是卓越的，是救亡的先锋。爱国主义 者陶行知曾写下一组诗，歌颂沈钧儒爱国主义的精神。诗题名 《留别沈钧儒 先生》，原诗如下：
一
老头，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头；
他是同胞的领头。
他忘记了自己的头，
要爱护别人的头。
唯一念头，
大家出头。
二
老头，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
他是战士的领头。
冒着敌人的炮火，
冲洗四十年的冤仇。
拼命争取，
民族自由。
三
老头，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
他是大众的领头，
他为百姓努力，
劳苦功高像老牛。
谁害老头，
大众报仇
四
老头，老头！
他是少年的领头。
老年常与少年游。
老年没有少年愁。
虽是老头，
不像老头。
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沈钧儒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同时也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曾对人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这时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人数不到万人。蒋介石及很多人都
认为 “剿共”必胜，在这种形势下他对共产党寄于如此大的希望，可见他的 远见。基于这种认识他领导的救国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密切联系。国共第二 次合作前，由于国民党的剿共政策，共产党的上层组织被破坏，于是许多共 产党人参加到救国会中继续战斗。沈钧儒知道他们的共产党身份，仍与之密 切合作，而共产党人也深深敬仰爱戴这位爱国的老人，并给予他真诚的支持。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和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四人联名发表了《团结 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一文，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国民党政府 “先安内，后攘外”的投降卖国政策。 这个文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特地给四人答复信，认为 “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和要求”，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毛泽东的这封信被印成油印本，在救国会内部流传。在救亡运动中 沈钧儒与共产党靠得更紧密了。
六、 “七君子”的“家长”
沈钧儒等人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 然也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早在救国会成立初，国民党政府就 非常不安。当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召集全市大中学校校长会上，已经 开始对救国会进行攻击和诬蔑，说是少数阴谋家组织的反动团体，并要求该 组织马上解散。然而沈钧儒等人并不屈服，顶住了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市长 不行，委员长又跃到了前台。蒋介石邀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到南京谈判， 目的是只要救国会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听从国民党的指挥，就可以继续存在。 沈钧儒等人看出了国民党政府的用心，是要把救国会变成他们手中的工具、 王牌，实际上是在扼杀广大人民群众的救亡运动。沈钧儒等人坚决表示：只 要你们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也就是领导救国会了。救国会是反 映全国人民意志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国图存，谁这样做我们就 团结谁。救国会在沈钧儒的领导下顶住了国民党的威胁利诱，继续领导全国 救亡运动走向高潮。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使日本侵略者也感到不安。日本 的驻沪机构领事馆，早就派特务注意监视沈钧儒等爱国领袖的活动，并对国 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救国会，逮捕领袖人物。11月18日日本驻沪 总领事命令手下寺崎去找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不加掩饰的要求逮捕章乃 器、沈钧儒、李公朴等人。俞表示这些人都在监视之中只是目前尚无确凿证 据，不可操之过急。寺崎听后大怒说：要等有证据，那就是遥遥无期的，必 须立即动手抓人。并且还以正在上海待命的日本陆战队相威胁。于是在日本 的压力下，由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直接下命令，对救国会领袖的大逮捕行动开 始了。 早在事发前一个月形势就很紧张，有很多人劝沈钧儒离开上海去躲避一 下，然而他没有惧怕，冷静地说： “我不打算走，我准备被捕，什么时候拘 票送到，我就什么时候上法庭去，南京也好，上海也好，我都得去。现在正 需要像我这样的老人吃点亏，使大家可以激励一下。”其实在投身于救亡运 动之初，他就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曾表示： “要参加（救国会）就要准 备坐牢房，甚至砍头，否则就不参加。” 1936年11月23日2时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公安局派出8个特务小组，会 同英、法两租界的巡捕，分别到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 史良、沙千里和陶行知家抓人。陶行知因先期出国未被抓到。沈钧儒等7个 同时被捕。这天夜里沈钧儒和李公朴、王造时被关押在敬安寺巡捕房。此时 已是深秋，60多岁的沈钧儒就在冰冷潮湿的地上坐了一夜，他丝毫不在乎。 天亮后沈钧儒等7人被押送到江苏高等法院受审。由于抓人者拿不出任何犯 罪证据，法院只得宣布无罪释放。就在沈钧儒等被放出几个小时后又以共产 党嫌疑犯为借口再次将7人逮捕。12月4日将7人解送到吴县 （今苏州）横 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羁押。国民党政府制造了一起中华民国史上最大的 冤案—— 震惊中外的 “七君子事件”。他们被捕的罪名就是爱国。“抗日非 法”、 “爱国有罪”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逻辑。沈钧儒和他的战友们，坚 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同反动派进行斗争。 沈钧儒等人虽暂时失去了自由，但他们并没有沉沦和气馁，也没有放弃 斗争。就在他们由上海被押解苏州的汽车上，透过玻璃窗看到祖国的山、祖 国的水、祖国的一草一木，祖国勤劳善良的人民，他们心情难以平静，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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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祖国大好河山落入日寇铁蹄之下，更增加了同妥协退让卖国的政府斗争 的决心。于是车厢里没有叹气声，有的是高昂的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 在被关押日子里，他们还成立了临时组织。在七人中以年纪而论，沈钧 儒居长，且年高德劭。大家一致推他为 “家长”。为什么称“家长”呢？邹 韬奋说： “我们都完全是纯洁爱国，偏有人要误会我们为‘反动”，所以不 用 ‘领袖”，或其他含有政治意味的什么‘长’来称我们所共同爱戴的沈先 生，却用 ‘家长’这个名称来推崇他；我们想无论如何，总没有人再能不许 我们有我们的家长吧！”还有他们推沈钧儒为 “家长”的原因是沈先生对他 们这班 “难兄难弟”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就如同慈父一样，使人体验到 温暖。在沈钧儒这个 “家长”领导下，他们六个人如一个人 （史良在女监） 同甘共苦。既然六个人一起被捕，有罪大家有罪，无罪大家无罪；羁押大家 羁押，释放大家释放；还要求关在一起，如果当局要把六个人分开，大家就 以绝食来抗议。在谈到绝食时，大家认为沈老年纪大了可以除外。但沈钧儒 无论如何不肯，他说 “六个人是一人”，果有实行绝食抵抗必要的话，他必 须一同加入。虽然绝食后来没有实行，但是沈钧儒大无畏的精神令大家深为 感动。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扣压蒋介石的“西安事变”。 自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放弃东三省，调到西北和西北 军杨虎城一起攻打红军。国难当头不打日本反而打红军，这使张、杨深感到 前途的渺茫，同时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又深深打动了他们。就在蒋介石 亲抵西安进行 “剿共”督战时，张、杨扣压了蒋介石，强迫其抗日。事件发 生后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之一就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 国领袖，加之他们的抗日主张和救国会的相同，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就迁怒于 七君子，有人要枪杀沈钧儒等人，借以警告张学良、杨虎城。苏州看守所形 势一下子紧张了。增加了岗哨，限制他们的活动，不允许探望。沈钧儒等人 分析形势，认为在混乱情况下，很可能有意外牺牲发生，然而他们并不惧怕 牺牲，表示：如果被枪毙，也要高唱 《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 “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 “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努力下和平解决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同意停 止内战，联共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然而对沈钧儒等7人仍坚持他 们的行动是 “危害民国”的老调子，继续关押。同时他们又大搞劝降活动， 让杜月笙等人前去劝降，提出只要沈钧儒等保证不再从事救国活动，留京或 去国外就可获得自由。而沈钧儒等人坚决抵制，认为个人自由事小，争取救 国无罪事大，宁可不出狱，也决不丧失原则立场和有损国格。碰了一鼻子灰 后国民党政府又使出新的花招，对沈钧儒7人提起公诉。为了壮大力量使更 多人认识国民党真面目，也为了便于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合法斗争，沈钧儒等 人商定聘请律师进行辩护。根据当时法律规定每一个被告可以请律师3人作 为辩护人，于是他们7人共请了21位律师，其中大都是社会上极有威望的知 名人士。如此之多的著名律师出庭辩护，这在中国司法史上是空前的。 1937年6月11日开庭，沈钧儒作为第一被告首先受审。审判长问：“你 赞成共产主义吗？”沈理直气壮地说： “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 的，……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如果一定要说我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 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审判长又问： “抗日救国不是 共产党的口号吗？”沈安详而机智地回答： “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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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问： “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 用吗？”沈以幽默的口吻答道： “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 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在与 国民党政府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中沈钧儒大义凛然，一身正气。 就在沈钧儒七君子因 “爱国罪”而被捕后，全国各界人民立即开展声势 浩大的营救运动，强烈要求释放他们并宣布无罪。救国会首先在11月24日 和27日的《紧急宣言》《告当局和全国国人书》中严正指出：将救国会领袖 无辜加以逮捕，实在是一种对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一种公开的无理摧残，在 这日本帝主义进攻绥远的今天，更完全是一种客观上助长敌人势力的行动。 旅居欧洲、美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罗曼·罗兰、爱因 斯坦、杜威、罗素、孟禄等，都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恢复 “七君子”的自 由。中国共产党 《红色中华》报也发表社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爱国者的迫 害。6月25日，就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开庭的当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 发起了名震一时的救国入狱运动。他们发表宣言说： “沈钧儒等七位先生关 在牢里已经七个月了。现在第二次开审，听说还要判罪。沈先生等犯了什么 罪？就是犯了救国罪。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我们也爱国，我们 就应该和沈先生等一起坐牢。”宋庆龄倡导的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 强烈的反响，大学教授、学生、职员、工商界人士、知名演员等等都签名要 求爱国入狱，给国民党政府致命的一击，使其狼狈不堪。 由于沈钧儒等七人坚定的爱国立场及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营救，加之 “七·七”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1937年7月31日，被关押了7个 月零27天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同时出狱。下午2点沈钧儒等七人走出监 狱大门，门外几百名民众已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等着迎接他们，此情此景令七 君子感动得热泪盈眶。沈钧儒代表大家对各报记者说： “当不改初旨，誓为 国家民族求解放而奋斗。”国民党政府直到1939年才由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 院检察处撤回对 “七君子”的起诉。救国无罪最终由历史作出了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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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坚持团结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距北平城西南十多公里处的芦沟桥附近进 行军事演习。在演习将结束时。日军借口一士兵失踪，要进宛平城搜查，遭 到中国方面的拒绝，早有准备的日军竟向宛平城开枪，炮轰芦沟桥，忍无可 忍的中国守军奋起还击。这就是“七·七”事变，又称“芦沟桥事变”，这 是日本大举进攻中国的开始，又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此刻沈钧儒等正在 狱中，在闻讯后，立即联名致电芦沟桥二十九路军将士，支持他们的正义行 动，同时汇款慰问流血牺牲的将士。7月底，沈钧儒等出狱后未及调养身体， 就马上投入领导救国会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决 心，他写 《决念》一文，为自己规定目标和行动准则： 一、爱世界，爱祖国，爱和平，痛恨战争，对世界一切侵略行径都坚决 反对。 二、坚决拥护抗日救国战争。 三、对抗战中一切妥协、投降行动理论坚决反对。 四、对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即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五、全心全意为国家、为民族工作，决不有半点私心。 “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要求国民党政府开展全国民主爱国运动，实行全民族抗战。 八月十三日，日军对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 “八·一三”事变 后，全中国进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9月下旬，蒋介石 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改编红军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 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抗日战争初期，国 民党政府抗日还比较积极，先后组织了湘沪会战，徐州、太原、武汉等大会 战。但是，蒋介石始终坚持的是片面抗战路线，不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 单纯由政府和军队进行的抗战路线。而中国共产党则主张放手发动全国的人 民群众，打一场全民战争。沈钧儒和救国会成员与中共主张相一致。围绕着 全民族抗战的中心，做了大量的工作。 “八·一三”事变后，随着抗战的全面开展，国民党政府在国防最高委 员会下设立国防参议会，以便听取非政府方面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聘请毛泽 东、周恩来、沈钧儒、黄炎培等25人为该委员会的参议员。沈钧儒在国防参 议会第二次会议上就提出两个议案，建议组织一切财力物力人力，积极协助 政府军作战，发动游击战争；同时为更好 “组织全国整个民众之伟大力量， 以巩固后方，增加抗战实力”他要求建立农村组织，训练民众，投入战斗。 湘沪会战后，日军向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扑来，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 政治中心转移到武汉。在汉口，他创办了 《全民周刊》，自任社长，发表了 以 《为争取全面全民族战争胜利而奋斗》为题的发刊词。 1938年7月， 《全民周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为 《全 民抗战》三日刊，由沈钧儒，张仲实，艾寒松，胡绳，邹韬奋等任编委，邹 韬奋为主编。由于该刊物思想性、艺术性强，每期销售量达30万份，成为当 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前方战事越来越紧，抗日将士与敌 人浴血奋战，不怕流血牺牲，这些都深深打动着沈钧儒。为了表达对抗日将 士们的敬仰之情，他两次率慰问团赴抗日前线，看望慰劳那些为民族利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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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牺牲、浴血奋战的祖国儿女们。1938年8月，南方正是酷热时节，加之年 事已高，很多人劝阻沈钧儒不要亲自去前线，而沈钧儒却微笑说： “我身体 还健康，跑路也跑得，至于路上的辛苦，饮食的不方便，当然是难免的，但 吃这一点苦，比之前方的将士来，就算不得什么，而我们只要一想到英勇的 战士在这样的烈日下还要艰苦作战，也就不觉得苦了。”就这样，沈钧儒和 慰问团里的年轻人一起，踏上了去往前线的道路。慰问团直达江西瑞昌的一 个小镇，此处距前线仅二三十里，最近的地方仅8里地，可以清晰地听见隆 隆的炮声。日军飞机更是经常出现，很是危险，然而他毫不在意，仍坚持到 将士们当中去慰问，给他们带来后方人民的感谢之情和问候，给战斗在前线 的将士们以极大的鼓舞。在前线，沈钧儒看到，由于担架不足，很多伤员不 能及时得到救护而牺牲，十分痛心。回到武汉后，他立即向各界民众发出号 召，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在他的带动下，各界民众纷纷起来 组成担架队，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为前线服务，为抗战出力。沈钧儒从 前线回来，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又和邹韬奋、王炳南、范长江等再赴前线， 第二次去慰问那里的将士。 从 l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 《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主张； “西安事变”中共摒弃前嫌，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提出，这些都加深了 沈钧儒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认识。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中流砥柱作用，于是积极帮助有志青年到延安去，投身到抗日前线。对他 们的选择，沈钧儒给予热切的赞扬和包括物质的支持，他亲自到八路军办事 处，与叶剑英、秦邦宪联系，为他们筹集必要的经费，沈钧儒拿出自己的积 蓄，甚至卖掉衣服。就这样，无数热血青年经沈钧儒的介绍和帮助，冲破重 重封锁，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走上革命的道路，为我们党、为中国的革命事 业注入了新鲜血液。抗战期间，沈钧儒与共产党的联系非常密切。1938年在 武汉，1939年以后在重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重要领导都与 沈钧儒有直接联系。由于这些以及沈钧儒和抗日救国会在抗日救亡的重大问 题上与共产党的意见极为一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和抗日救国会肆意诽 谤，沈钧儒对此置之不理，有人说他和救国会是共产党的 “尾巴”，他坚决 地说： “共产党坚决抗日，为国为民，作这样的‘尾巴’不是很光荣吗？” 1938年 10月，武汉失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调整对华战争 策略，对国民党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寇的引诱下，国民党政策的重点由抗日转 向反共反人民。1941年1月，制造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把枪口对向顽 强抗战的新四军，公开进行反共活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议国民 党的反共暴行，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在这关键时刻，沈钧儒立 场坚定，带领救国会的几名参政员站在共产党一边也拒绝出席参政会以表示 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行径的抗议。这一行动使蒋介石大为恼火，在 1942 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会议上，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参政员全部被除名。 作为一名律师，沈钧儒利用这一合法身份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反对国民 党的反共行为。他受聘为中共抗日时期的重要报刊 《新华日报》的常年法律 顾问，用他的法律业务知识为广大民众服务。1941年3月，一些中间党派负 责人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励等组织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 儒本来是创始人之一，但由于一些人认为沈钧儒和救国会与共产党关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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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担心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又怕他不能向共产党保密，就没有让他参加， 直到1942年，才正式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救国会也成为盟内政治派别之 一。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政 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常务委员。 沈钧儒一贯注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抗战爆发之初，他积极督促 国民党政府改革政治，给人民以充分的民主权利，彻底改革国民党的一党专 政。沈钧儒认为政治民主化，使人民能享有充分民主自由权利，是抗战获得 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救国纲 领》，组织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是国防参议会的继承和发展，有参政员 200多人，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被聘为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 会议上，沈钧儒提出 《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这个提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 压制民主，破坏法制的行为进行揭露，同时提出补救办法，这项提案得到很 多参政员的赞同，中共参政员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等以及其他 参政员40多人签名赞成，这个提案在临时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并通令全国 实行。但是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认真执行。 武汉失守后，1941年 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 “防共、 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取消了抗战开始后人民所拥有的民主权利。 同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救国会、共产党、青年党、 国家社会党等党派的参政员发起了一场宪政运动，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 政，保障人民抗日民主权利，在这次会上，沈钧儒再次提出 《请政府重申前 令切实保障人权案》，发出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呼吁，同时强调，宪政运动 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才能取得成效。为进一步推动宪政运动，沈钧儒在11 月初前往桂林进行演说宣传，并且表示：“从民国元年前我就参加宪政运动， 直到现在宪政一天不完成，我就还是宪政的积极分子。” 1943年12月21日，重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上海法学院师生举行了盛 大茶会，祝贺沈钧儒七十大寿，人们怀着对他的崇敬心情出席这一庆祝活动。 祝寿会由陶行知主持，在他的祝辞里，将沈钧儒自“九·一八”，特别是1935 年领导救国会运动以来的政治主张，做了高度概括： “沈先生毕生的奋斗、 主张、生活，都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类…… 他的主张是什么呢？有三项，一、抗战，二、团结，三、民主。当日本帝国 主义开始向中国侵略的时候，沈先生便坚决主张抗战，为了要使抗战胜利， 坚决主张团结，为了要使团结巩固，坚持主张实行民主，这就是沈先生的救 国主张。”的确，沈钧儒在八年抗战中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 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赢得了抗日 战争的胜利。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 夜，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中 国之命运，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党的 “七大”，在会议上， 毛泽东做了 《论联合政府》报告、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当前的基本要求是 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抗战胜利后，将中国建成一个独 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同年冬天，在沈钧儒的领导和主持 下，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鉴于抗日战争已胜利结束，救国会的使命结束， 将其改成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其政治纲领中提出：中国人民现阶段的革命任 务，是反对外来殖民帝国的民族压迫，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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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的压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 人民共和国，当前的任务是消除内战，加强团结，在和平、统一、团结、民 主的基础上实行民主改革，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由此可以 看出，沈钧儒和救国会的主张与中共主张完全一致，这表明他完全接受毛泽 东的革命思想，并赞成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违背人民意愿，加紧内战准备，国统区的人民掀起 反内战运动。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是民主运动的中心，是反内战、争民主 的重要阵地。 1945年12月1日，昆明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反内战，争民 主活动，结果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特务的镇压，他们殴打学生，并向学生聚 集处投手榴弹，制造了 “一二一”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沈钧儒抑制不住 愤慨的情绪，写就一首题为 《献给生者和死者》的诗，愤怒谴责国民党的暴 行： 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年。
座谈谁有罪，飞祸竟从天。
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宝篇。
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
八、反对内战，拥抱新中国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派军队进攻解放区，结果都以惨败告终，被 迫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这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沈钧儒作为民主同盟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他与中共密切合作， 相互配合，经过各民主党派及进步力量努力，会议通过有利于人民，而不利 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改组，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议案。沈钧儒等人的正义 行动，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恨之入骨。大会于2月10日闭幕，就在重庆各界在 较场口举行 “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时，突然被一群国民党特务暴徒 所捣乱、李公朴、郭沫若及新闻记者数十人被打伤。沈钧儒自然成为特务们 攻击的对象，特务见到他时叫嚣 “打死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学范 的汽车经过，沈钧儒跳上汽车，方脱离险境。事后他没有躲避而是亲自到医 院慰问受伤的朋友，使大家信心倍增。根据政协安排，他到上海工作。就在 到沪当天他便向新闻界披露较场口惨案真像，批判蒋介石的无耻行径。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和民盟总部也从重庆迁到南 京，南京和上海成为全国民主运动的中心。6月上海10万群众举行要求和平 的游行示威，并推出马叙伦、雷洁琼等10人前往南京请愿。当代表来到南京 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和毒打，时间长达4小时之久。事发后沈 钧儒和救国会的陶行知、史良等人致电被打志士： “先生等为和平奔走，竟 遭毒手，全国人民同声愤慨，钧儒等一息尚存，誓必为先生后盾，不达永久 和平不止。”7月间，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一 个接一个惨案的发生，令沈钧儒愤怒至极，他写道： “杀一二人而欲天下再 不会有三四人，以至百千万人，那真是梦想。”同时也使他越来越认清国民 党的反动本质。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政协决议，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 战，并在11月捍然召开伪国民大会。民盟发表声明，抵制和拒绝参加伪“国 大”，只有极少数民社盟员违反盟约参加伪 “国大”。民盟立刻宣布将这些 人开除出籍。沈钧儒和民盟为维护民主进行积极工作，1947年国民党政府宣 布民盟为 “非法团体”，使之停止公开活动。同时对沈钧儒进行恐吓和施加 压力，逼其屈服。沈钧儒决定离开上海到香港继续工作，然而要离开决非易 事。特别是他的胡子很是显眼，为了能到香港开展工作，他宁愿牺牲心爱的 胡子。后来经过周密的部署，他乔装重病人，戴个帽子，又戴个大口罩把胡 子掩盖起来，由护送的同志搀扶从容上船。到香港后他逢人就会轻轻捻抚斑 白的美髯，微笑着说：“这胡子还是保存下来了。”言语间表露出一种决不 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的胜利者的神态。 到香港后沈钧儒和章伯钧马上着手恢复民盟工作并于 1948年 1月主持 召开民盟三中全会。会议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 并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此次大会是民盟与美蒋反动派彻底决裂，从 “中 间路线”走上革命道路的转折点，为民盟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 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 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9月29日沈钧儒和章伯钧等在中共驻香港代表潘汉 年帮助下，乘船离开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从四面八
方汇聚北平，筹备新中国成立各项事宜。2月25日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 等到达北平。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到车站迎接。此刻车站鼓乐喧天，群 情激昂，这时只见有几个年轻人异常兴奋族拥而上，将最受人们敬仰的两位 老先生抬起来，一位是郭沫若，一位就是沈钧儒。被抬得高高的沈老如神话 中的南山老寿星，这时人们看到在他眼中闪着激动的泪花。是的，经历过晚 清、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终于看到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怎么 不令他兴奋令他高兴呢？ 6月，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9月下旬，出席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并被选为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当家做主站立起来。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终于 屹立在世界东方，这怎么不令他激动，此时沈钧儒已是70岁的老人了。然而， 他确感到自己像青年人一样充满活力，他要在有生之年，为祖国为入民多做 工作。解放初期他对于建立人民的法制体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出了很大 贡献。1954年又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工作。当第一部宪法草 案公布后，他非常高兴：“宪法，真正人民的宪法，决不是容易得来。”“我 从前清以来，就从事宪政运动，在历次运动中不知花了多少心血，结果都是 枉费心机。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才见到社会主义的宪法，是真正人民的宪法， 是真正民主的宪法。”这更坚定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同时也希望能成 为共产党一分子，1957年他郑重写信给董必武表示要求入党的愿望。1962 年9月他再次提出入党请求。他说： “我身体精力已不如前，常常乏力，举 步沉重，为了身后事，与你们说说，说明我的愿望。我很早就期望加入中国 共产党……现在我仍恳求党加以考虑，如生前不能入党，希望在我死后追认 为共产党员。”中共中央在接到沈钧儒的申请后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他已 具备人党条件。同时又考虑到他作为党外的共产主义者，鼓励团结广大党外 朋友，就更有特殊的意义，其作用远比一名共产党员的作用还要大。于是以 民主人士中的左派旗帜肯定沈钧儒的重大贡献。 沈钧儒一生嗜石成癖，在他的书斋里除图书外，还有几个书架陈列着许 多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石头。他对石头的喜爱程度，他儿子曾写道：”父 亲对于石头喜爱程度，几乎跟对待自己的儿女差不多，每得到一块新的石头， 一定要把它放在水里，亲自用刷子来洗濯，一洗再洗，把粘附在上面的污泥 都洗掉，露出石头的本来面目。养在盆里的石子，他每天要替它换水。书桌 上放着长满青苔的大石头。他常常亲自拿了一把水匙把清水慢慢地浇在上 面，工作之外，一有闲暇的时间，就摩挲玩弄，乐此不倦。”抗日战争时期， 沈钧儒曾为他的书斋命名为 “与石居”。沈对石头的喜爱，实际是他一生刚 正的写照。 1963年6月11日凌晨3时55分，沈钧儒在北京与世长辞，党和国家领 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等出席追悼会，董必武在致悼词 中指出：“沈钧儒先生的一生，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特别是在中国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从一个科举出身的进士成 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杰出的党外共产主义战士，他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