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
作者:李亚平【完结】
该书主要讲述了明朝皇帝朱元璋以及其子孙的主持朝政的故事。
朱元璋定社稷，用白骨堆砌理想，善恶再评说，张居正治天下，在死棋局里博弈，生死
两重天。从浩如烟波的文字历史资料中筛选出来大量不为历来的史家重视的情节，重新
演绎正朔嬗变社稷更迭的故事，可谓举重若轻……应该说这是近年来文史出版物中，一
部可圈可点的佳作。
朱元璋所创建的大明帝国，将中国的帝制文化传统推到了极致，是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
的集大成者。其对于中国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巨，以至于六百多年后的今
天，依然清晰可见。在刻画朱元璋其人的容貌与作为上，相当传神。这里对相貌的描述
，显然更接近未经艺术加工的那幅标准像。这两幅画所揭示出来的东西，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大明帝国的未来命运及其对于中国人集体性格的强力塑造，
在这里，已经可以部分地窥见端倪。
朱元璋：用白骨堆砌理想
一、出生卑微的朱元璋，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肯定在他的心理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深藏于他的潜意识当中，终其一生都无法解开的心结。
朱元璋祖籍沛县，与一千七百年前的汉高祖刘邦勉强可以攀上同乡。朱元璋与刘邦还
有一样相同的地方，在中国所有创建大一统帝国的开国皇帝中，只有这两个人是彻底的平
民出身，其他人则基本上是以豪门世族起家。这可能是刘邦对朱元璋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
与刘邦比较起来，朱元璋的出身更加卑微。刘邦起兵前，还有一个亭长的头衔。亭长
是始于战国时期的一个官名。当时，在国与国之间的邻接地区设亭，置亭长，以备边事。
秦统一六国之后，以十里为亭，设置亭长，负责管理乡村间十里方圆的治安警卫、过往人
等，并治理民事，属于帝国最低一级的小吏。其管辖范围，可能略小于我们今天的乡镇。
他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常常能够影响普通百姓们的祸福荣辱。因此，至少在百姓面前，
他们可以神气十足。
比较起来，朱元璋则恰好是受帝国这些最基层干部管制的平头百姓。
按照今天的概念，朱元璋的家庭成分应该是雇农，属于乡村赤贫阶级。他的祖先几经
逃荒流浪，到他父亲一代，方才定居在濠州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靠租佃耕种别人的土地
为生。这个濠州，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县。公元 1328 年，即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
朱元璋出生在这里。
朱元璋父族一系世代务农，值得表彰的事迹不多。他的母族一系，特别是他的外祖父
却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朱元璋的外祖父姓陈，早年曾经在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从军，并且参加了南
宋与元朝铁骑最后的殊死一战———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是次大战，以南宋宰相陆秀
夫仗剑令自己的妻子儿女跳下大海，随后，背负 6 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而告终。就此
宣告南宋帝国的正式覆灭。激战之际，朱元璋的外祖父，这位陈氏老先生在血肉横飞中，
被打落海中，在一团混乱下居然传奇般地被人救上岸，并历尽千辛万苦逃回了老家。此后，
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与看风水为生，并且一口气活到 99 岁方才谢世。
按照时间推算，朱元璋出生时，那场大战已经过去了五十年。朱元璋童年甚至少年时，
这位老人应该依然健在。我们可以想见，这么一位见多识广的老战士，对于少年朱元璋的
心智影响想必不会小。
朱元璋的母亲是陈家二姑娘，据说，此女自幼开朗大方，深得其父喜爱。于是，饱经
沧桑的老先生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历史掌故和各地风土人情。长大后，陈二娘能歌善
舞，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常常大受欢迎。这些还不算重要。重要的是，生下朱元璋后，
尽管家境千难万难，母亲还是勒着省着将他送进私塾，读了大约一年多将近两年的书。随
后，生活实在艰难，为割草放牛、补贴家用而辍学。在母亲的教导下，朱元璋继续学完《百
家姓》、《千字文》等发蒙读物，打下了文字根底。并且，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位母亲，打开
了他的眼界与心胸。
公元 1344 年，即元顺帝至正四年，淮河流域遭遇大旱、蝗灾与瘟疫，半月之间，朱元
璋的父亲、母亲、大哥与大哥的儿子先后死去。一个虽然贫穷但不无温馨的家庭，霎时变
成人间地狱。
当时的情形极为悲惨，朱元璋与活下来的二哥身无分文，没有棺木，没有寿衣，没有
墓地，兄弟二人用门板抬了草席裹着的亲人，走到村外的一个山坡下时，下起霹雳暴雨，
抬着门板的绳子断了，二人躲雨并找人借绳子。结果，回来后大吃一惊地发现，山土崩塌，
已经将亲人埋在一个新的山包之下。当时，为了得到一块立锥之地以便埋葬亲人，他们兄
弟二人曾经苦苦哀求一个大户，遭到断然拒绝。此时，幸亏这块山坡地属于一个积德行善
的人家，他们才就此千恩万谢地葬下亲人。
这段往事，对于朱元璋创巨痛深。以至于数十年后，他已经当了皇帝，然而每每触及
此事，仍然号啕痛哭，不能自已。并且多年不许臣民为自己庆贺生日，原因是会令他想起
父母死时的惨状。
这一年，朱元璋 16 岁。
不久，十里八乡之内，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光，朱元璋走投无路，出家做了和尚。在此
后的八年佛门生活中，至少有三年以上，他是在云游四方、托钵化缘中度过的。这种和沿
街乞讨差不多可以等量齐观的生存方式，可能是在中国观察人间冷暖、体会世态炎凉、领
略人类各色嘴脸的最好方式。很久以后，朱元璋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经万分感慨地形容
自己：“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具体遭遇，而其饥寒交迫、身体与心灵备受煎熬的情形却可见一斑。
倘不是身陷绝境，一般人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其次，走上这条道路之后，将人逼上新的绝境的概率大大增加。
一个或许不需要怀疑的情形是，经历过这种残酷生存方式打磨的人，比较起来，更容
易出现两种极端的情形。
用今天的事情形容，那些为了讨回自己的工钱甚至不惜自戕的民工，大约是他们之中
最为良善的一端；而那些于绝望之中铤而走险，充斥于当今各类传媒的犯罪报道，则告诉
了我们另外一端的情形。这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些缺少人文主义情怀的城里人，为什
么会更多地成为这些犯罪的牺牲。
由上述种种回到朱元璋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肯定在他心
理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深藏于他的潜意识当中、终其一生都无法解开
的心结。这是一个不能碰的死结。它不停地释放着巨大而可怕的能量。至高无上的皇权与
帝国政治制度，则使这种能量变得无法阻挡，一路横扫过去，邪恶而且畅通无阻，令一切
触及者必遭塌天大祸。
这可能是我们理解这位大明帝国开国皇帝诸多行为的背景与心理基础之一。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一再有机会看到，太多的帝国施政与此相关，太多的人为此
稀里糊涂地丢掉了性命。 (一)
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读书人给朱元璋的忠告。在长达十年
的时间里，朱元璋对此遵循不渝，生聚发展，埋头自强。从极度容易膨胀的国人心理考察，
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是为公元 1352 年。这一年，天下已然大乱。朱元璋 24 岁，投奔
造反的郭子兴部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
四年后，即公元 1356 年，已经成为这支部队副元帅的朱元璋，率兵攻下集庆，更名应
天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又过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 1368 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创建大明帝国，建年号为
洪武元年，将应天府改名为南京，此后六百多年一直叫到今天。这一年，朱元璋40 岁，是
为洪武皇帝，史称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
描述朱元璋夺得天下的过程，是一件相当乏味的事情。与历朝历代遍地血腥和杀戮的
改朝换代比较起来，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无论如何，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游方和尚
也就是流浪汉，经过短短的十六年，便坐上大一统帝国的皇帝宝座，在这惊险的一跳中，
总会有一些耐人寻味之处。
从秦朝末年的天下大乱开始，西汉末，东汉末，隋朝末年，唐朝末年，都曾经发生过
席卷全国的农民大暴动，其间，小型暴动不计其数。用一个肯定不够严谨的笼统说法形容,
这些农民暴动，基本上都是当时中央政权举措乖戾人心丧尽、贪官污吏遍地横行的结果。
就是所谓官逼民反的意思。元朝末年，除了蒙元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些特殊之处外，情况也
大抵如此。
朱元璋的时代，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
燃它的那一点星星之火。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宿命般的来自大自然的地理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着特
别重大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尽管被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一种
相当可耻的忽视，但它们真实地存在着。并且，事实上，正是它们，而不是别的什么，在
我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整体塑造上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这两个因素———一个是裸露在北方的万里边防线，一个就是越来越黏稠浑浊的黄河。
如今，在这些来自北方大草原的骑士们心中和头脑里，一再出来发挥那梦魇般作用的，
则是黄河。
从元代的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黄河决口的十数次记载。公元 1344 年即元至正四
年，在黄河又一次大决口，淹没河南、山东数州县后，帝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治河。这不是
元帝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
在作出治河的决定之前，帝国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反对一派认为：山东连
年饥馑，民不聊生，聚众于此地治河，“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
果然，史料记载说，17 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集起来，开始这个造福社会的宏大工程后，
“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也就是说，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
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管理者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只能得其余唾。由此引
发的憎恨可以想见。
事情起因于治河工地上的一个怪异发现。
公元 1351 年，即元至正十一年四月底，在今天山东曹县西南黄陵岗工地上，民工们突
然在河道底下挖出了一个独眼石头人，石人背部刻着一句话，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
天下反。
此种手段，从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就在使用，到朱元璋的时代以及朱元璋后
六百年的今天，仍然被人们甚至连手法都不变地在广泛使用着。在中国，其越用越烂却常
用长鲜之功效，实令人目瞪口呆。中国历史一再证明该方式之屡试不爽，在人心浮动之际，
其功效远胜过任何堂皇说教千万倍。
一时间，人心大骚动。
几天后，五月初三，河南颍州，也就是今天安徽省阜阳县白鹿庄发生了韩山童、杜遵
道、刘福通等领导的白莲教暴动。是次暴动虽被镇压，其登高一呼之效应却也彰显无疑。
几个月后，到该年八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已然烽烟四起。到第二年朱元璋投奔红巾
军时，今日中国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
川等地已经差不多到处都可以看到头上包裹着红布的造反农民了。他们分属十数个甚至更
多小山头，遥相呼应，势成燎原。
此时，导致朱元璋等坐大一方的宏观因素，可能有下列四点：
其一，公元 1260 年忽必烈打败自己的弟弟，自称大可汗之后，构成蒙古大帝国的、远
在中西亚地区的几个蒙古汗国并没有归服他的领导，甚至在理论上和名义上都是如此。公
元 1271 年元朝建立后，其势力范围也基本局限于以中国为主的远东地区。事实上，直到公
元 1294 年忽必烈去世，他与他那些同宗兄弟间的冲突都没有停息。因此，长期以来，元帝
国精锐的主力部队主要部署在北方与西北地区。这种情形，可能是红巾军能够在黄河以南
四处蔓延的重要原因。
其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元帝国手握重权、重兵的权臣武将们相互攻伐内讧，
极大削弱了这个政权的力量。
其三，帝国各级政府与军队已经腐烂，其曾经有过的排山倒海般的攻击力量早已无影
无踪。
其四，刘福通领导的东系红巾军，在黄河以北地区一度声势浩大，曾经令帝国的心脏
惊惶失措、狂跳不已。因此，他们承受了元帝国主要的打击力量，使南方红巾军得到了相
对从容的环境。
值此八方烽火，群雄并立之际，朱元璋能够脱颖而出，并最终一统天下，其中必定有
其过人之处。按照古人的总结，这些过人之处大体包括了诸如最重要的谋略与用人，还有
胆识、才干、心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运气，等等。
上述诸方面，朱元璋在当时的割据群雄中，是做得最好的。这可能是他的帐下谋士群
集、猛将如云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读书人朱升给朱元璋的忠告。在长达
十年的时间里，朱元璋对此遵循不渝，生聚发展，埋头自强。从极度容易膨胀的国人心理
来考察，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二）
三、使朱元璋能够真正团结起一批死党并得到死心塌地拥戴的，除了才干能力等因素，他
的胆识与浓重的江湖义气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朱元璋的绝大多数部下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希望先拿下张士诚，以便过上好日
子。事实上，这种念头对于朱元璋也有相当大的诱惑。但是朱元璋听从了谋士们的建议，
张士诚富裕而不思进取，陈友谅凶悍而雄心勃勃，若先打张士诚，则陈友谅必定乘虚而入；
若先打陈友谅，则张士诚可能坐山观虎斗。于是，朱元璋终于制定了一个相当具有眼光和
魄力的战略规划，舍近在眼前、富裕而相对软弱的张士诚于不顾，先对付凶悍而强大的陈
友谅。表明了此人善于克制自己的贪欲，不为蝇头小利所动，对对手肺腑和战略态势具有
极强的洞察力。
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方略的正确。这样的战略头脑、眼光和气魄与其他那些目
光短浅的草头王们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考察一下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三股力量之间的消长，可能有助于我们窥见
大明帝国创立过程中的玄机。
其中，有一些中国特有的因素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因素中，一个现象相当引人注目，这就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江湖义气。
中国的江湖义气，在其早期，表现为侠义道所倡导的扶弱抑强、见义勇为、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等行侠仗义行为。太史公笔下“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那些重义轻生、“以武犯
禁”的好汉———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郭解，便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
他们“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意思
是说，这些人的行为虽然不符合正统亦即官方的行为规范，但是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对
于自己作出的承诺，必定全力以赴地去做，不惜牺牲性命也要急人所难。
到朱元璋的时代，江湖义气已经带有了浓厚的帮派、团伙色彩。其特点在于，立身处
世只论交情，即只看是不是“ 自己人”，而不问是非善恶。之所以会如此，我们在浩如烟海
的元末明初史料中，很容易找到答案。
朱元璋的江湖义气，在许多史料和传记作品中都有记载。
公元 1949 年以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以明史权威著称的吴晗先生，在其《朱元璋传》
中，曾经对此绘声绘色地作过描述：
朱
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有一次与同村的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一干小伙伴，在山上玩
饿了，又找不到吃的，于是，朱元璋提议，将自己替人家放牧的一头花白小牛犊宰了来吃。
大家欢呼雀跃，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们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
一个人拍胸脯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想出的主意是：将吃剩下的小牛尾巴插进山上的一个石
头缝里，然后告诉牛主人，说是小牛钻进石洞里，拉不出来了。最后，事情以朱元璋挨了
一顿痛打并丢掉放牛的差事而告结束。
朱元璋投奔扯旗造反的红巾军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都保持和发扬了这个特点，这
可能是他能够迅速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元璋识文断字，见多识广，机智果断，敢
作敢为，轻财重义，而且打仗不怕死，这使他在基本上属于乌合之众的造反部队里，可能
相当引人注目。
为此，这支部队的大头目———元帅郭子兴很是赏识他，才几个月时间，就将他提拔
到了自己的亲兵卫队里担任小头目，并且很快亲自主婚，把自己的养女———就是后来名
声很大的那位马皇后———嫁给了他。
但是，使他能够真正团结起一批死党并得到死心塌地地拥戴，除了才干能力等因素，
他的胆识与江湖义气所起的作用恐怕不小。
当时，在这一伙造反部队中，分成几个不相统属的山头，相互间时常发生摩擦与内讧。
有一天，郭子兴一个人上街，撞上了冤家，结果被对方绑架后关进了地窖。他的所有亲信、
亲属包括两个儿子都被吓坏了，纷纷躲藏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朱元璋是人们公认的郭子
兴心腹，肯定也是被打击的对象。此时，他恰好领兵在外，躲过了此劫。得到消息后，出
乎人们意料，朱元璋立即动身，准备返回去营救郭子兴。有人力劝他不要自投罗网，白白
送死。朱元璋回答得大义凛然：“郭公有大恩于我，现今有难，我若只顾自己不去搭救，还
能算个人吗？”结果，他回去后，利用那几派之间的矛盾，又打又拉，竟然平息了一场一触
即发的派系残杀。朱元璋自己则爬墙上房，身蹈险地，最后纵身跳进地窖，砸烂枷锁，将
郭子兴背将上来。
在这次危机处理中，朱元璋表现得有勇有谋、有情义有担当，可圈可点。
朱元璋曾在打败一支曾经背弃他的部队后，俘获了数万名将士。这些人极度不安，害
怕遭到报复。朱元璋下令在其中挑选了 500 名勇猛壮士，担任自己的宿卫。当晚，星光灿
烂。朱元璋蒙头大睡，原有的警卫全部撤换成这 500 人。灯火通明之中，这 500 人静听着
朱元璋鼾声大起，相当感佩。从此，全军死心塌地地冲锋陷阵，极大扩充了朱元璋的实力，
并成为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基本队伍。
稍微用心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故事和朱元璋参加红巾军之后的一系列故事中，
已经具备了古代江湖义气的全部要素和现代黑手党故事的一些最重要特点。朱元璋显然也
具备了成为团伙老大的基本素质。
后来发生的一切，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这些分吃过小牛犊肉和后来在红巾军中
受过朱元璋恩惠的伙计们，大多成为朱元璋武装集团中的重要战将，出生入死地跟着他打
天下。据说，这种同乡人共有24 位，其中一部分是和朱元璋一起“撒尿和泥”长大的。大明
帝国建立后，他们全部成为帝国的开国元勋，享有崇高的荣誉、地位、权利与待遇。比朱
元璋小 4 岁的徐达甚至成为这些武将中的首席功臣。最后，这些人除了早死的之外，只有
一位中风后不停地淌口水的汤和算是逃脱了洪武皇帝的荼毒，其余无一善终，有的还死得
极其悲惨。这些都是后话。
而在打江山的过程中，无论如何，朱元璋的舍生忘死、“有肉大家吃”的义气、才干及
其对未来的预期，可能是相当多的好汉死心塌地地跟着他的重要原因。（三）
四、和朱元璋有着相似的江湖义气的张士诚，却远不如朱元璋的雄心大志。远大志向和战
略眼光的缺乏，最终不得不在势力争夺中成了朱元璋的刀下之魂。
在朱元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有两个人不得不提到，其中之一是张士诚。从庞杂的史
料中判断，张士诚生性迟重却精明能干，沉默寡言而顽强机诈，重然诺，讲义气，而且对
人慷慨大度，十分宽厚。按照中国古代人甚至现代人的标准，这是一些很优秀的品质。这
种品质可能是帮助他团结了一大批同志和战友，从而打下这片基业的重要因素。
张士诚将大本营设置在苏州，建立起了割据一方的政权之后，对于与自己一同起事的
老弟兄相当够朋友讲义气。他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手握重兵或重权的高官大吏。同时，他
对文人士大夫极其友善，对百姓也轻徭薄赋。同时，他还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因此，赢
得治下人民相当广泛的支持。
既然如此，张士诚又是如何败在朱元璋手下的呢？其中，必定有比江湖义气更为重要
的东西在发生作用。
此时，如果张士诚告诉他们：“天下还没有拿到手，大敌当前，任重道远，弟兄们还需
努力。”他们可能还会再拼一把。可惜，张士诚自己并没有这种打算。这位私盐贩子出身的
好汉毕竟目光短浅了些。他对占据了中国最为繁华富裕的鱼米之乡极感满足，并没有争夺
天下的雄心壮志。他很想保境安民，不愿再冒什么太大的风险。他甚至没弄明白，值此天
下大乱之际，虎狼遍地，自己已然处身于不是吃人，就是被吃的境地，所谓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者，此之谓也。他不知道，狼顾虎视之下，想单独保住自己的一方基业，从而长享富
贵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张士诚可能还真就是这么想的，他的所有“基本国策”都是围绕着这种胸无大志
的想法展开的。这种远大志向与战略眼光的缺失，甚至根本称不上是一种战略的战略，可
能是张士诚屡屡错失良机并最终栽在朱元璋手中的重要原因。须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朱元璋的形势与实力都曾经远远不如这位张士诚。
很难说，是江湖义气妨碍了张士诚的战略眼光与心胸，还是本来就缺少雄才大略，从
而使他的江湖义气被推到极致，达到了一种名副其实滥用的程度。换个角度或许也可以说，
如果当初起兵时他还有一些雄心的话，那么，如今在这温柔富贵乡里，也消磨得只剩下一
些已经无用、反而有害的江湖义气了———尽管这份义气曾经帮助他达到过昔日的辉煌。
曾经有江南名士直截了当地对张士诚提出过批评。可惜，沉浸在轻歌曼舞之中的张士
诚已经听不进去这些逆耳忠言了。
此时，他只喜欢听那些好听的，他愿意听的话。中国人习惯上将这一类言辞说成是阿
谀逢迎，将喜欢讲此类言辞、做此类事情的人称为佞幸小人。从来没有见到什么人在文化
与制度的层面上说明，何以在中国此类人士特别多，几乎遍地都是。翻开历史，我们会很
容易发现，历朝历代，那些拥有权势的人物，都是一些真正的寄主，他们身边，通常都会
蝇集蚁附、寄生着大批量的此类人形动物。其功能，在于时刻可以令权势者们通体舒泰、
身心愉悦地进入一种飘飘然状态。于是，那些缺少真正意义上才略智慧的权势者们，常常
就此栽倒，成为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
事实上，这正是那些真正有见识的人们离张士诚远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素有才名，与张士诚是老乡，同样生长在泰州白驹场。
张士诚多次想要将施耐庵罗致到自己的帐下，奈何这位施耐庵不情愿，最后不胜其烦，躲
得远远的，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写他的梁山好汉。
当时，深得张士诚重用的三位重要人物分别叫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这三人小有
才情，其最大的本事则如上述情形，即特别善于揣摩从而讨得张士诚的欢心，很是为人们
所鄙夷。苏州城里传唱着一首民谣，歌曰：“张王做事业，专靠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可见当时张士诚麾下的官场与民间舆情的反差之大。
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形常常是真正的不祥之兆，翻遍史书，极少见到由此导入良好
结局的事例。可惜，张士诚和这三位得意忘形的宠臣全都浑然不觉。于是，他们的好日子
也就仅仅只有几年时间。朱元璋灭了张士诚之后，专门下令将被俘的这三位宠臣腊制成肉
干，悬挂在苏州城楼上，以此显示应天迎人。
公元 1367 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张士诚被俘。此前，这位盐枭出身的好汉在大
势已去之际，忽然振作起来，拼死搏斗，然终究是大势已去。他的正室夫人将他所有娇妻
美妾聚到一个香阁里，然后举火集体自焚。张士诚则不愿受辱，上吊自杀。结果，被救活
后，押解到了南京。朱元璋的首席谋臣李善长主持审问，士诚不予理睬。李善长大声叱责，
士诚轻蔑地告诉李善长，不必狗仗人势。激得李善长破口大骂。于是，朱元璋亲自提审，
士诚依然不理不睬。
据说，朱元璋很平和地问他，如今兵败被俘，有何感想？士诚答曰：“天日照尔不照我
而已。”朱元璋恼恨不已，将其处死。是年 47 岁。据说，直到今天，在苏州一代仍然流传
着不少此人的故事。
这位好汉和当年的西楚霸王一样，至死也不认为除了天命之外，自己还应该反省点什
么。事实上，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人的共同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今天，在我们身边的传媒
上，充斥着类似的成功人士们。看看他们流星般从不可一世到烟消云散的兴衰史，可能有
助于我们对此的理解。
一般说来，成大事者须有相应恢弘的志向、器量与才略。张士诚显然不具备这些素质。
这大约是他建立了割据政权之后，始终没能脱离江湖草莽黑社会式行为方式的主要原因。
这位老大对跟随自己的三老四少很够意思，然而其局面也就到此为止了。既然如此，成为
别人的阶下之囚，当然也就仅仅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四）
五、为了夺取天下，朱元璋与陈友谅展开鄱阳湖大战，80 万人马大战四十余天，整个湖面
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
值此天下大乱之际，还有另外一位风云人物。他的为人行事与张士诚大异其趣，却也
相当了得。
他就是陈友谅。
公元 1363 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七月，爆发了历史上相当著名的鄱阳湖大战。这次
大战，可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投入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水上大会战，也
是陈友谅与朱元璋之间决定生死的大决战。大战中，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共为八十万人。其
中，陈友谅投入六十万人，朱元璋投入二十万人。大战持续时间近四十天。是时，整个鄱
阳湖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愁云惨雾之间，湖水为之色变。以至于此后相当长一段
时间里，湖边的人们不敢捕食湖中的鱼虾鳖蟹。
陈友谅昔日作为所累积起来的恶果，在这次大会战中显露出来了。
先是除去倪文俊，并将赵普胜、徐寿辉杀死后，他们手下几员相当厉害的大将如丁普
郎、傅友德等许多人陆续叛投朱元璋。傅友德后来成为朱元璋麾下独当一面、战功极为显
赫、几乎百战百胜的将军。
而丁普郎则与邹普胜、赵普胜等人同是白莲教中“普”字辈的、义气深重的兄弟。他对
陈友谅极为愤恨，发誓要一命换一命，陈友谅必须用自己的脑袋作为背信弃义的代价。因
此，在鄱阳湖大战中，这位丁普郎完全是一副不要命了的打法，意思很明白，就是只要能
干掉陈友谅就行，自己死活无所谓。最后，此公身受十几处伤，仍然大呼杀贼而不退。《明
史》记载说：“普郎身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意思是说，他血
战到脑袋已经掉了，身体还直立着，手持兵器，一副拼命打斗的架势，敌人大为惊骇，以
为是战神下凡。
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时代，一方前敌大将的如此战法，显然对交战双方的士气具有极大
影响。
此时，陈友谅一方虽然人多势众，号称六十万，但在史书记载中，能够见到名字的、
拼死作战的将领却只有陈友谅嫡系的一两员大将。那些被强力整合进来的人们，似乎并没
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
一场战役，双方人数相差悬殊，一方占有压倒优势，却一开打便成了一场胶着战，上
述因素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胶着状态，本来恰恰是陈友谅应该极力避免的。
因为，与朱元璋准备得很不错的后勤补给比较起来，陈友谅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六十万大
军，立即在茫茫鄱阳湖上显现出了组织与补给上的困难。
尤其糟糕的是，在双方胜败尚未分明的时刻，陈友谅部下的两员重要将领———左右
金吾将军又先后率兵投到朱元璋的阵营。这可能使草莽气息颇重的“大汉”皇帝陈友谅顿时
陷入到了一种焦躁之中。于是，在随后的一次激战中，这位焦虑得已经失去镇定的皇帝掀
开自己旗舰的帘障查看战况，结果，被一支不知发自谁人之手的箭矢一箭射中眼睛，并贯
穿头颅，当场死亡。就这样，其统帅的六十万大军，在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数上绝对优
势的情形下，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只有很少一部分跑回了大本营。建国仅仅三年的“大
汉”国，不久便土崩瓦解。
鄱阳湖大战之前，陈友谅曾经两次率优势兵力叫板朱元璋，结果，全部由于他的寡谋
躁动、大而无当而一败涂地。
取得这两次胜利之后，朱元璋曾经在军事上走过一着绝大的险棋。这一险招如果被对
手拆破，将完全可能导致朱元璋全军覆灭死无葬身之地，后人也肯定会讽之为军事上的巨
大战略错误。可是，倘若他行险成功，则会使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均获得相当大的战略纵
深与回旋空间。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当
时，红巾军分为东西两系，西系是徐寿辉所领导的天完国一系；东系则以韩林儿、刘
福通为首，以复兴大宋为号召，国号就叫大宋，主要在今天的河南、山东等北方地区与元
朝苦斗。朱元璋的部队至少在理论上、名义上是隶属于这一系红巾军的。事实上，正是由
于东系红巾军的纠缠，元军无暇顾及，朱元璋们才有可能坐大。因此，东系红巾军承受了
元军主力的主要攻击力，成为了朱元璋的北部屏障与防火墙。
即便如此，朱元璋在整个大势中占据的位置并不是很好。他以应天府即今日南京为中
心的根据地，东部与东南部有张士诚；西部与西南部有陈友谅。朱元璋时时处于两面夹攻
的忧患之中。
此时，与西系红巾军一再内讧一样，东系红巾军也连续发生自相残杀事件，加上缺少
正确而强有力的战略部署与指挥，一度相当强盛的东系红巾军，在元军的打击下日暮途穷。
为此，朱元璋曾经彷徨观望了很久，甚至已经准备效仿张士诚的韬晦之计，即明里投降元
朝廷，暗中保存实力。为此，他曾经多次与元朝廷和元军统帅眉来眼去。谁知，正在韩林
儿与刘福通行将崩溃的时候，元朝廷内部却也由于决策层内讧，导致最重要的领兵将领互
相厮杀起来。朱元璋这才放弃了接受元朝廷招安封赏的计划。
然而，正在朱元璋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张士诚却突然发大军团团包围了韩林儿、刘福
通所在的安丰，亦即今日之安徽寿县。刘福通一面苦苦支撑，一面派人飞赴南京，向朱元
璋征兵解围。
朱元璋所走的重大险棋就发生在此时。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 1363 年，即元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到三月间。朱元璋不顾他最重要谋
臣刘伯温的极力反对，决定亲自率重兵救援安丰。他的理由是，失去安丰，南京就失去了
屏障，救援安丰就等于保卫南京。而且，在朱元璋的部队里，人们还普遍将小明王韩林儿
看作自己的教主与君上。刘伯温反对的理由则是，从政治上考虑，没有理由去救那个有名
无实的“大宋”皇帝韩林儿，救他出来，反而平白给自己找来了个婆婆，今后很难处置；从
军事上考虑，假如此时陈友谅乘虚而入，则腹背受敌进退失据，全军将立即陷入极其凶险
的境地，实有不可测之祸。
朱元璋不听，执意率大军出发了。当时的情形，至少对于刘伯温来说，显得相当悲壮
且令人绝望。
谁知，与朱元璋走出的险棋相比较，此时的陈友谅却走出了一步愚蠢得无以复加的、
真正的臭棋。从而，错过了吝啬的上帝每次只给人仅有的一个机会。从此，对于他来说，
一切都无从谈起了。（五）
六、朱元璋和他的对手们进行的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式政治博弈。博弈的规则是：不择手段。
博弈的结果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当此时，陈友谅已经基本完成了近乎于孤注一掷的战争准备———征集了达60 万之众
的庞大兵力，制造了至少一千艘以上的庞大战舰，筹集了充足的粮草军需。这时，假如他
乘南京只有老弱病残守备的形势，出鄱阳湖口，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抵石头城的话，那么，
朱元璋所率领的部队，将会没有任何选择，立即陷入前有强敌、后路又被更强大的敌人截
断、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境地。
过去，陈友谅曾经试图联合张士诚按此方略夹击朱元璋，却由于张士诚拖泥带水，犹
犹豫豫，表面老奸巨猾，实则目光短浅而夭折。张士诚的心理，很有可能和我们今天在中
国商场上，经常在那些聪明的人们那儿看到的一样，如果竞争对手主动提出联合起来做一
件事，如果做这件事对自己有好处，但是对竞争对手也有好处的话，那就宁愿自己不要这
个好处，也不能让对方得到好处。于是，我们时常能够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双方共
同的竞争对手———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外国的———发展起来，再回过头来将他们
各个击破。张士诚可能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在前前后后长达近一个半月时间里，陈友谅始终无所作为。
这时，从安丰回军的路上，朱元璋在情绪冲动之下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派徐达、常
遇春率大军主力围攻属于张士诚的庐州，就是今天的安徽省会合肥市。结果，久攻不下，
主力部队困顿于坚城之下，进退两难。陈友谅对此同样视而不见。
等到四月初，陈友谅这时才开始动作了。他率领真正庞大无比的舰队浩浩荡荡、遮天
蔽日地出发了。然而，方向却是南辕北辙完全相反的江西南昌。我们无法知道这厮到底是
怎么想的，只能推测，其真实的意图大约不外如下几点：其一，北上之前，先要南下，拿
下南昌，以解除后顾之忧；其二，南昌曾经是他的地盘，被他的手下投降后献给了朱元璋，
他要惩治这几个家伙；其三，南昌当时叫洪都，曾经被改名为龙兴府，意思是真龙天子开
基立业之地，他要把它夺回来以应“龙兴”之名。
然而，与上述时机比较起来，所有这一切理由显然全都不成其为理由，哪怕再加上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