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二十条类似不类似的理由。但是陈友谅就这么干了，留下了一个让人完全一头雾水，永
远无法理解的谜。
就这样，由于陈友谅蠢猪一样的愚不可及，使朱元璋的冒险失误，反而变成了极为高
明的一招。与陈友谅的弑主自立比较起来，朱元璋的这一手显得特别深明大义。他占尽了
政治上的好处，这种好处对他的帮助太大了，直到他站稳脚跟，最后将捏在自己手里已经
失去作用的傀儡皇帝韩林儿沉入江底。
在此期间，张士诚的没出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打得昏天黑地、三十六天难解难分时，加上行军路上的
时间，同样给这位张王留出了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而且在此之前的四月份里，还曾经发
生过朱元璋手下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大将谢再兴率部叛投张士诚的事件。即便如此，
这位张士诚却优哉游哉，似乎抱定了坐山观虎斗的宗旨，没有什么像样的作为。假如此刻
他以自己所拥有的、无论如何都还不算弱的至少二三十万大军，出兵直捣近在咫尺的南京
的话，后来的局势怎么发展就很难说了。
朱元璋与刘伯温曾经对此同样相当忧虑。
然而，虎狼就在咫尺之间，空虚的家园却平安无事。让人根本无法明白张士诚这厮究
竟在想什么。事实表明，朱元璋与刘伯温的这种忧虑显然是高估了张士诚的智商与情商。
此后，随着陈友谅的“樯橹灰飞烟灭”，原属“大汉”国的广大土地迅即落入朱元璋之手。张
士诚立即陷入敌国广阔土地的包围之下，变成了砧板上的肉，唯一的前途，就是等着人家
拿刀来剁了。
张士诚的那位丞相弟弟张士信倒是至死都很风雅。
徐达率领大军包围了苏州城后，这位负责守城的大丞相命人在城头搭起帷帐，时不时
在姬妾陪伴、诗酒唱和中，体味着笑对百万雄兵的快感。
公元 1367 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六月初七。这一天，对于张士信是个不折不扣的黑
色日子。
此日，苏州城已经被围困半年多了，全城异常困顿。他在帷帐里吃饭，餐后水果是一
盘水蜜桃。他伸手拿起一个桃子刚要吃，突然一个飞弹打来，准准地在帷幕上炸响。硝烟
散尽，人们发现丞相的脑袋整个被炸飞了。
心平气和地看，应该说，对于势焰熏天的这样一位风流丞相，就此风吹雨打去，可能
是他最好的归宿。
从上面的事迹中，我们知道，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们进行的是一场标准的中国式
政治博弈。
这种博弈的名称，古人管它叫：逐鹿中原。
该游戏的规则是：不择手段。
其竞赛方法为：以暴力在肉体上消灭对手。
参加博弈的条件为：尽可能大的军事力量。
博弈的结果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博弈的筹码则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千百万将士百姓的累累尸骨，博取全中国的河
山与人民。
中国人对在此游戏中胜出者的奖励，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所有国家和民族中最为慷
慨的。那就是———名字叫中国的那一片万里锦绣江山从此将成为他一家一户的私有财产，
凡生息在此土地上的人们全部成为这一家一户不折不扣的奴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
一模一样的博弈，在中国进行了至少两千几百年。于是我们知道了诸如刘汉、李唐、
赵宋、朱明等称谓。
二百七十六年之后，当朱元璋创建的大明帝国已经土崩瓦解，他的子孙、大明崇祯皇
帝朱由检已经吊死在景山的树下了，那位打开天下第一雄关、导引满清铁骑杀向北京的吴
三桂，还在自己讨伐李自成的檄文中，义正词严正义满胸地写道：“请观今日之域中，仍是
朱家之天下。”
时在公元 1644 年 5 月。（六）
七、公元 1368 年 1 月23 日，朱元璋登基称帝，创立大明帝国。这个只读过两年私塾的放
牛娃，成功完成了从草莽英雄到帝国君主的转变。
公元 1368 年 1 月23 日，即大明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消灭了主要的割据群雄，
登基称帝，创立大明帝国，算是正式捕获了那只元失之“鹿”。从此，开始了大明帝国二百
七十六年的统治，直到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深夜，即公元 1644 年 4 月 25 日凌晨。当
时，朱元璋的子孙———大明帝国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与一位陪伴他的宦官，相对吊死
在御花园的煤山寿皇亭。其地点在今天的北京景山公园里面。
平心而论，回望洪武这三十一年的岁月，实令人感慨万千。
朱元璋以自己的作为，让一切对他的评论根本无法在好、坏、善、恶这种伦理的层面
上进行，也使中国人评价皇帝时惯用的诸如圣君、暴君、明君、昏君之类概念基本失去效
用。原因在于，作为一位皇帝，此人的所作所为实在过于复杂。
有一种理论认为，评价政治与历史人物时，不能用善恶的标准，而必须用历史的标准。
所谓历史的标准，就是说只看此人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其他均可不论，或顶多是次要
因素。这种理论显然为政治人物为非作歹、不择手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和心理支持。
幸亏此种理论不是出现在中国古代，否则，中国人所遭遇的苦难，大约会远远不止我们今
天所看到的那些。
不过，即便以此种理论衡量，我们还是无法截然判定，这位朱皇帝对中国历史究竟是
推进了，还是促退了。原因仍然是此人的作为实在过于复杂，且不论依照上述理论能否作
出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意义。
事实上，不管这位皇帝如何复杂，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和概念层面出发，而是将他作
为一个人来打量，从人的层面来开始工作的话，或许我们的讨论反倒会更加接近事实。或
者换句话说，这样做的结果，至少不会更加远离事实。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有过多年在社会最底层游走流浪的痛苦经历，通过十
六年时间，他在血肉横飞之中，踏着无数人的尸骨，登上了皇帝至高无上的龙椅。这样的
经历与位势落差，必定会投射到他的内心世界包括潜意识之中，这应该是我们理解这位大
明帝国开国皇帝的行为、帝国各种制度建设和施政举措的重要参照。
我们知道，朱元璋在争夺天下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他就
能够像一块特大号海绵，源源不断地从周围将有益的东西吸附到自己这里来。从李善长、
刘伯温、宋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到那位来去飘忽的老儒朱升、名士叶兑、徽州硕儒唐
仲实等，无一不是当时具有一流见识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此种人物均属珍
稀资源———朱元璋成功地占有了这些资源。他们无不在日常事务或者关键时刻、关键问
题上贡献着自己的学识和智慧，从而营养了朱元璋。
比较起来，当时的割据群雄甚至包括元帝国政府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此方面
比朱元璋做得更好。
揆诸历史，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常常就是以此为开端的。
这种情形的确如滚雪球一样，能够带来众望所归、百川归海般的效应。其结果，一般会令
那些自视过高、刚愎自用的顾盼自雄者很快被淘汰出局。
中国人习惯上把这种情形称之为虚怀若谷，礼贤下士，或者从善如流等等。是否具备
此种德行，常常被知识分子们用来作为衡量“主上”是否有道、能否成气候、是不是一位具
有识人巨眼之命世英主的重要标准。在赞美帝王的煌煌业绩与品德时，臣子们也时常以此
来证明自己的君主具有尧舜般的美好品德。哪怕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因此，到后来，上述
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拍马屁时的专用语，在相当长的世代里，被士大夫们以极
高的频率使用着。
一个很难改变从而令人不解的事实是，我国的创业者们在理论上大多会认为应该这样
做，但实际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少之又少。于是形成了另外一个可能相关的情形，能够做
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相当难得的素质。上帝不会让太多的中国人具备此种素质，否则，
岂不要天下大乱？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学习过程。
到大明帝国建立起来以后，浸润于各类学者文人中的朱元璋，已经可以相当娴熟自如
地引经据典，探讨历朝历代治乱、得失之道。而且到后来，他已经能够写作对仗工稳的骈
体文，撰写的一些诗词辞赋也算得上中规中矩有模有样，可以炫耀于人了。
显然，这位只读过两年私塾的放牛娃，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自己从
草莽英雄到帝国君主的转变。当我们意识到这种转变是伴随着争夺天下的残酷厮杀一道完
成的时候，理解朱元璋此后的所有表现，就应该不是特别困难了。
当了皇帝后的朱元璋，大体算是“ 自奉甚俭”，或许可以列入中国历史上最为克勤克俭
的那一类帝王之中。
陈友谅垮台后，有人将他用过的一个饰满金宝珠玉的镂金床送到朱元璋面前。和当年
宋太祖赵匡胤打碎后蜀国君孟昶那七宝马桶一样，明太祖朱元璋也当即将这镂金床打碎。
有一个侍臣在边上拍马屁，说：“陈友谅未富而骄，未贵而侈，乃其败亡之因。”朱元璋大
不以为然，曰：“难道富贵了就可以骄侈吗？若有此心，富贵也保不住。戒慎戒惧地抑止骄
奢淫逸，还怕做不好呢，何况放纵自己。”
据说，朱元璋曾经多次放声大哭，起因都是因为于锦衣玉食之际，想起了父母吃糠咽
菜的悲惨时日。阴历九月十八是他的生日，按皇朝传统，皇帝的生日是为万寿节。照帝国
仪礼制度，此日百官需在正殿举行朝贺，逢皇帝心情舒畅，还可以大吃一顿。朱元璋连续
十多年拒绝行此典礼，大约不完全出自矫情。（七）
八、作为农民出身的皇帝，他肯定透彻地知道，只有农村安静，整个国家才会祥和。任何
与农民过不去的举动，都可以看作与朱家天下过不去。
朱元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
专于艺业。”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务必要让农民尽心尽力地耕种土地；文人士大夫全心
全意地奉行仁义道德；商人好好做买卖流通货物；工匠专心致志地提高自己的技艺。
粗粗看去，这种将国民划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令他们“各安其生”的理念毫
无新鲜之处，在中国至少已经通行了两千年。然而，在具体实施中，当朱元璋将自己对此
的理解与理想灌注其中，再用战争年代形成的自信、威望与如今帝王的权势予以强力推行
时，事情立即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其影响所及，令此后六百年间的中国具有了大不同
于以往世代的特色。
我们知道，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治国之道，今天人们不停谈到
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则早就是我国历朝历代国家治理中的重中之重。
至于“无农不稳”、“有粮不慌”之类当代治国智慧，根本就是普通的生活常识。在正常人的
知识范围内，不按常识办事，大体只有两种可能，不是弱智，就是变态。朱元璋在上述问
题上均曾经做出过极其富有创意的发挥。这些发挥，许多都称得上前无古人。其别出心裁
之处，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朱元璋对于农民给予深切同情与关爱的事例极多，显示出此人对于解决当时的“三农”
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帝国建立之初的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五年，免征各地农民赋税的文
告与诏令称得上连篇累牍。与此相关联，在各种场合的谈话、文告、诏令和对子孙教育中，
朱元璋也曾无数次地表现了缓解农民疾苦的努力。由此判断，很难得出此人在这个问题上
不真诚的结论。
此外，朱元璋制定的徭役制度相当先进，其核心，大体上是根据家财田产的多寡确定
承担劳役的多少———富者多出，贫者少出甚至不出。颇有些当代税收累进制的味道。致
使今天还有学者盛赞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公平世道。
如果说帝国之初实行的计丁授田、移民屯垦、奖励生产、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之类在
其他朝代也曾经实行过的话，朱元璋则把自己指导下的乡村建设推到了极致，在某种时刻，
会令人油然想起那遥远世代的梦想，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
来的田园诗般优美的理想画卷。
作为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肯定相当透彻地了解，对于农民来说，官吏们的欺压鱼
肉有多么可怕、多么如狼似虎。如果说在过去的岁月里，农民朱元璋曾经亲身领受过各级
官吏的厉害的话，那么如今作为拥有四海的天子，他应该更加透彻地知道，只有农村安静，
整个国家才会祥和。任何与农民过不去的举动，都可以看作是与他———朱家天子和朱家
天下过不去。
可能就是基于此种认识，朱元璋才制定了那个著名的严禁官吏下乡、允许捉拿扰民官
吏的政策。
这条世界历史上都很罕见的政策，确曾在当时得到过相当坚决的贯彻执行。
在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续编》“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中，朱元璋还向全国通报表
彰了“如诰擒恶受赏”的常熟县农民陈寿六。
江苏省常熟县的这位农民，率领自己的弟弟与外甥 3 人，捆绑了“害民甚众”的县吏顾
英，到首都告御状。结果，受到皇帝大张旗鼓的支持。朱元璋嘉奖他能干，赏了他钞票 20
锭，大约相当于今天的 1 万多元人民币，3 个人各赏两件衣服，免除他“杂泛差役三年”，并
通报全国予以嘉奖。
在这篇旷世罕见的奇文中，朱元璋严厉警告说：若有敢于无事生非扰害陈寿六者，“族
诛”———杀其全家；若有敢于捏造罪名诬陷陈寿六者，“族诛”———杀其全家。嗣后，陈
寿六若有过失，只有皇帝朱元璋本人有权力审他。
最后，朱元璋发自内心地感叹道：“其陈寿六其不伟哉。”———这陈寿六难道不是很
了不起吗！
有一次，山西和浙江两个州县的学政、教谕进京朝见。朱元璋问他们民间情形怎样？
庄稼收成如何？这两个人是教育官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州县教委主任，在皇帝面前不敢
信口开河，于是老老实实回答说：于民事所知不多。谁知，朱元璋拍案大怒，曰：哪有久
居民间而不知民情世务的道理？立即下令将这两个倒霉蛋儿撤职，流放到了边疆。
开国之初，各地官员时常奏报祥瑞，礼部请求颁布祥瑞奏报办法。这是典型的中国式
马屁。朱元璋特别不以为然，他的反应是：“你们只谈祥瑞，不及灾异。殊不知灾异尤为重
大。今后各地发生灾异，不论大小，地方官都要快马飞奏。”
朱元璋对于天降灾异相当郑重其事。洪武元年，许多地方发生旱灾，并持续到了次年
暮春时节。朱元璋诚惶诚恐，在父母亡灵面前祷告，说：绝不敢忘记父母当年吃草根树皮
的苦难，愿与天下百姓共甘苦，率所有妻妾吃半个月草根粗米，以反省上天的谴责与惩罚，
并为百姓祈福。
洪武三年，即公元 1370 年，天下大旱。朱元璋率所有皇子，斋戒沐浴后，身穿素衣草
鞋，步行到城外的岳渎坛，在烈日下曝晒三天。当晚，并不回宫，就地卧于草席之上而眠。
第二天，再接着晒。届时，皇后率所有妃嫔下厨用野菜糙米制作斋戒之饮食。时值阳历 6
月的南京。据说，此次皇帝截然不同于海滨度假沙滩上的曝晒，确实感动了上帝，五天后，
便下了一场透雨。（八）
九、除了在我国乡镇建设中所倾注的心血，透露着乖戾不祥气息的“引凭制度”，让我们知
道什么才叫皇帝的心思。
他充满理想地精心设计了帝国最基层的乡村生活样式：
一切生活在帝国农村中的人们，都应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生产劳动，通过男耕女织的
诚实劳动，交纳皇粮——— 向帝国财政贡献赋税并获取生活的来源，成为帝国忠实的良民。
那些游手好闲和无事生非者，则必须受到惩罚。
为此，帝国每一个乡村都要建设“旌善亭”与“ 申明亭”各一座。旌善亭用来表彰上述良
民及其令人称道的善行义举，他们的名字和好人好事将被严肃认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激
励人心之向善。申明亭则是处理村中纠纷的场所，举凡婚姻、财产、争占、失火、盗窃、
骂人、斗殴、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六畜践食禾稼、亵渎神明等等，都要在此由年
高望重者予以仲裁。审理仲裁中，老人可以酌情使用竹批荆条等抽打案犯，但不许设置牢
狱监禁。白天审问，晚上必须放回，第二天接着再审。那些行为不检者的名字及其坏人坏
事，也将被一丝不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警醒后来者不要重蹈覆辙。
每年正月和十月，全国各地之乡村都要举行两次全体村民大会餐，名曰“乡饮”。届时，
全体村民必须在进餐之前，聆听年高望重者发表训词报告和宣读朝廷最新颁布的法令文件，
所有行为不轨者将在此受到批评教育。其中屡教不改及态度恶劣的人，将被宣布为“顽民”，
扭送到县政府去，他甚至包括他的家属，都将被发配或者充军到边远地区。假如被推举出
来主持这些工作的年高望重者，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上述职责，那么他们也可能受到惩罚，
严重者将会被发配或者充军边疆。
皇帝规定，上述惩恶扬善暨乡村自治的过程，均不许政府官员干预。不论惩恶，还是
扬善，官员的职责就是如实向皇帝报告。若地方政府官员敢于干预，则乡村主持者有权直
接报告皇帝。那时，这个官员将会被一同治罪。这种双轨报告的机制，可能会使帝国各级
官员们相对地收敛一些。
皇帝要求，全国每个村庄都要置鼓一面。凡到农忙时节，需指定专门人员于清晨五更
时分擂鼓，令人们黎明即起，下田耕作。这个工作，一般由老人负责。其懒惰不下田者，
由老人督责。若老人没有尽职，导致懒汉生活困窘，从而铤而走险为非作歹被官府抓到了，
则老人有罪，将受惩罚。
皇帝还要求每个乡村都要选派一位老人，每月六天，于暮霭四合时分，炊烟袅袅之际，
在乡村街道上，摇着铜铃，大声朗诵宣讲皇帝亲自制定的六谕：
———要孝敬父母，要尊重尊长，要友爱邻里，要教育好子女，要安居乐业，不要为
非作歹！
为了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朱元璋对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作了相当细致入微的考虑与安
排：“如今天下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粮和当差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麻
烦。因此，你们务必要用心打理自己的事情，以做到丰衣足食。每户务必要按照国家号令，
依法栽种桑树、枣树、柿子树和棉花。这样，每年养蚕生产的丝绵，可以丰衣；枣、柿子
可以卖钱，遇到歉收年景可以当粮食。此事对你们老百姓有好处，乡村里甲老人务必要经
常监督检查。若胆敢违背，家迁化外———流放到边疆去。”
这是朱元璋的一个极其有名诏令的部分内容。
作为农民，这些已经足够了，作为皇帝却还远远不够。朱元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
走，终于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才叫皇帝的心思。
朱元璋在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引凭制度。这套制度将身份证、通行证、许可证、
各种执照之类熔于一炉又分别打造，对于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活动方式及其范围作了严
格甚至是严厉的规定，其管理可谓细致入微。
———商人有商引，无引以奸盗论处。
———贩盐有盐引，卖茶有茶引，无引以走私论，处死刑。
———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无官府发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发、擒
拿者有奖，纵容者问罪。
———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
———人民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有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皆“迁之
化外”———流放到边远地区；藏匿者同罪；对于此类人士，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
拿到京重处；若坐视不问，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连坐。
———百姓邻里必须互相“知丁知业”。就是说，凡成年男子，各人从事何种职业，每
人现在何处高就、何地发财、何种营生，必须彼此知晓，否则人们可以以奸人———就是
坏分子论处报官。
———农民则被要求“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就是说，农
民只允许在一里地范围内活动，早出晚归。何时睡觉，何时起床，必须互相知道。
此处透露出的信息，味道很糟，它是如此的乖戾不祥，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气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经广受讥讽的诸如“小脚侦缉队”者流的历史渊源。而若从后来
实际发生的事实层面判断，“小脚侦缉队”之类，可能是由此导致的诸多丑陋罪恶里，最为
轻微的一种。从此以后，太多让人笑不出来的东西，由此演变着，生发着，弥漫在大明帝
国及其以后的岁月里。譬如锦衣卫、东厂等特务组织的大规模出现与泛滥，显然与此种思
路，同出一炉。
于是，我们知道，事情开始变得不好玩儿了。（九）
十、为了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除了需要搞定农民之外，还需要搞定另两个社会阶层，
姑且把它们称之为帝国的中部社会和上部社会。
这个国家已经和牧歌、田园诗之类不沾边儿了。它根本就使整个国家底部演变成了一
个大型集中营，活泼泼的社会变成了弹性甚少、具有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生活在其中的
人们，被分割成无数个独立单元，相互间本来就少的联系，又被强力掺进互相监视的关系
因素，于是基本沦为生产与生殖机器。期待着其间还会有多少生机、活力与创造力，是为
奢望。
诚如我们所知，上述情形中的一部分在后来一口气持续了六百年，直到 20 世纪 80 年
代改革开放以后，方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就这样，朱元璋在大体完成对帝国社会底部形态理想化塑造的同时，也完成了他自己
从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流浪汉———争夺天下之豪杰———帝国皇帝这样一
个心理人格的塑造。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一再有机会看到，他的这种帝王人格塑造，还将在他对帝国
社会中部与上部形态进行理想化塑造的过程中，惊心动魄地展开。与他已经做过的上述事
情一样，其过程、结果和对后世中华民族的影响，至深且巨，创巨痛深。
这里所谓的帝国底部，如上所述，指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匠即手工业者和
小商贩而言。诚如朱元璋曾经做过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每当社会动荡之际，这一部分人
便自然成为动荡的载体。将他们牢牢钉死在土地、职业与有限的活动半径内，是帝国安详、
宁静、和谐的前提与保障，也是朱家天下万世一统的前提与保障。这肯定是皇家最高利益
之所在，也肯定是朱元璋的最高理想、出发点与目的地。
朱元璋对帝国底部形态的塑造，在其思想最深处，显然包含了对皇家利益最大化———
帝国长治久安，皇家万世一统的深切追求。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朱元璋所作的努力称得上
是不遗余力。
首先，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问题并不仅仅出在农民身上。还有比他们更重要的社
会力量需要关注。这更重要的社会力量，由帝国的另外两个阶层构成。只有像搞定农民一
样搞定了这两个阶层，高高在上的皇帝才能够将自己的阳光雨露洒向人间的芸芸众生，从
而真正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
相对于生活在社会底部的农民，我们姑且把这两个阶层称呼为帝国的中部社会与上部
社会。
所谓帝国中部社会，指的是传统上所说的士绅阶级，包括了城乡豪门富户、地主，和
享有一定帝国特权的读书人。而所谓帝国的上部社会，则指的是占有了国家权力、社会公
器的贵族及各级政府文武官员。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些阶层之间关系复杂。譬如，官僚退休———当时的术语叫做“致
仕”———回到家乡，就会变成当地的士绅，他们常常是真正的豪门富户；而士绅和读书人，
经过荐举或者科举考试，经常一变而为官僚。假如他们触犯了皇帝或法律，可能沦入社会
最底层；而底部社会的农民，又有可能经过寒窗苦读，进入士绅阶层，甚至成为官僚贵族
皇亲国戚。由此可以知道，帝国内部存在着一种以皇权为中心的流动。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社会结构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状结构，广大的底部是农民，
向上逐层缩小，依次为士绅，官僚，金字塔的顶部是皇亲国戚勋贵，塔尖上坐着半是神格
半是人格的皇帝。在这个结构里，至少在人们有效地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之前，各个阶层之
间一级压一级的等级就像我们一眼看上去那样分明而森严。
显然，这里的每个阶层都有他们各自需要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这是导致帝国内部充满
冲突与搏杀的根源。
一般说来，生活在社会底部的人们，其利益诉求最简单，也最容易满足。有人曾经把
他们比喻成马铃薯，从里到外都很相似，彼此间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大
家都是土豆，然后被装进帝国这个大麻袋里，仰望着赐给他们阳光雨露的皇帝。他们追求
的阳光雨露并不多，大凡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就可以了。哪怕仍然要承受
官吏与大户的盘剥欺压，只要不是过分凶狠地无法忍受，他们就会对万岁爷充满感激之情。
假如万岁爷竟然还会为他们撑腰做主，从而减轻了这种欺压，那简直就是圣人的世道，俨
然就是盛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