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吉甫是给大户人家守坟的佃户农民，有一次招待主人家公子喝酒，由乡下的水酒，
引出了一大段话来。
邹吉甫道：“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都是薄的。我听我老爹说，当年，在洪武
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足做出二十斤。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
怎的，样样都变了，二斗米只做得出十五六斤酒来。我是扣准了米和水的分量，酿出的酒
却还是这般寡淡无味。”
酒喝到后来，他心有不甘：“不瞒老爷说，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怎得天可怜见，让孩
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
最后，他感慨万千：“听人家说，洪武爷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
个永乐爷就弄坏了———”
由此，我们知道，这个阶层的追求大抵如斯。
因此，在帝国的政治博弈中，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恰如中国象棋里那些没有过河的
卒子，数量最多，基本处于时常被忽略不计的地位上。他们真正发挥作用，只有在接近残
局的时刻。届时，这些拱过了河的卒子，没有任何退路地横冲直撞，虽然锋芒所向，甚至
可以把老将逼宫至死。但其最大的功能，时常是为别人扫清道路，制造条件，譬如丢卒保
车之类。他们自己则绝少机会，能够如朱元璋那般取而代之。
从过河卒子，到坐进深宫宝座，朱元璋深知世事如棋。他太了解卒子们的功能、品性、
追求和利益所在了。他会满足他们。同时，也要将他们钉死在那里，永远不给他们拱过河
去的机会。
从上述事例中，或许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朱元璋搞定这个阶层的理想与努力，大致
上应该算是成功了。（十）
十一、如果说朱元璋对农民的所有作为中，有感情的成分在，那么在搞定富户与帝国官吏
的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深刻的戒备、憎恶与轻蔑。
另外两个阶层的事情就远没有如此简单。
一支力量，即我们说的中部社会，时常被人们笼统地称之为官僚士绅阶层———士大
夫。
朱元璋对这些人的心理感受很有可能是极度复杂的。他们与农民不同。应该说，朱元
璋对农民的所有作为中，有感情的成分在。这种感情，或者来自他自己的农民出身与经历，
或者是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朱元璋深知，推动帝国庞大国家机器转动的能源，来
自农民与社会底层人民的血汗。侵害他们就是侵害帝国———皇家的利益。而在朱元璋搞
定豪门富户与帝国官吏的过程中，我们则完全找不到感情的因素。或者，如果说有感情的
话，那也是一种深刻的戒备、憎恶与轻蔑。假如我们说，朱元璋将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使
他们变成了生产与生殖机器的话，其间毕竟还能看到若干温情与保护的成分在。而对官吏
士绅们，则只能看到冷酷的利用与驱使，全然如同对待工具与奴仆。但凡这些工具与奴仆
令他感到不顺手、不如意或者感觉他们有可能成为分庭抗礼、威胁皇家利益的潜在力量时，
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无情的诛杀。
推论起来，这种心态形成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总体上，应该不外乎如下因素：
其
一，朱元璋的早期经历，譬如为埋葬父母亲人苦苦乞求豪门富户，应该足以在他心灵
深处，对为富不仁者埋下仇恨的种子。
其二，元帝国官吏的污浊腐烂，纲纪堕落，其糟蹋百姓从而导致天下大乱、社稷倾覆，
给朱元璋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足够引起他对帝国官吏们的深刻防范、蔑视和以刚猛手段
对付之。
其三，做游方和尚时，对人情世态冷暖炎凉———“心滚滚乎沸汤”的体验，争夺天下
时的你死我活、血肉横飞、背叛、杀戮，别人对他与他对别人的种种阴谋，足以使他心如
铁石，并对人性深处时时可能被外界诱惑激活的丑恶与黑暗，不再抱任何幻想。
其四，对任何可能形成分庭抗礼、从而对皇家利益朱家天下形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高
度敏感与警觉。
其五，经过扫荡群雄拿下江山、极度庄严亦真亦幻的登基大典、无数文人武将士大夫
三叩九拜热烈赞颂、传统文化一代代坚定而不容置疑的反复论证，足以使他和他的臣民们
坚信，他就是上天选定的真命天子，他就是在“代天治民”。因此，维护皇家利益就是维护
上天和国家的利益，执行自己的意志就是执行上天和国家的意志。从而，在视臣民如草芥
包括荼毒那些开国功臣时，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负担与歉疚。
其六，从现象上判断，这位皇帝在他帝王生涯的中后期，很有可能已经患上了相当严
重的心理变态或精神疾患，譬如迫害狂与被迫害狂之类。此类变态的一个特点———恰如
朱元璋那样———可以高度理性地去执行那些杀人计划。
事实上，士绅与官吏这两个阶层的确与农民不同，他们不是一盘散沙，也不是被装进
麻袋里的土豆。他们之间左右交错上下勾连，其利益之最大化常常需要在这种相互关系之
中才能够实现。因此，四两拨千斤———将帝国国家公器的力量转化为他们自己的力量，
就成为帝国官场常用常新的手段，从而，使他们变得能量极大，花样百出。那些官官相护、
官绅相护之类的形容，显然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们之间已经结成了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后来浮沉仕途许多年的徐阶。这位享有广泛正面名声的帝
国重臣，并非出身于大户人家。但是，当他担任了十数年相当于帝国副首相、首相的官职
之后，其远离帝国首都的家族，已经成为当地拥有六万亩———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应该是
四十万亩———土地并横行乡里的豪门大户。由此导致了他与那位比他名声还大的清官海
瑞之间影响巨大的直接冲突。
除了道德教化之外，帝国政治文化缺少更有效的基因性机制，用来防止这种情形的出
现，防止士绅变成土豪劣绅、官吏变成贪官污吏。于是，这种情形自然形成了一个无法医
治的周期性顽疾，成为帝国那些具有政治善意的政治家们心头永久的痛与挥之不去的梦魇。
因此，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历史时，我们才能够看到一个大体上相同的景象：任何一次天下
大乱和改朝换代，都与豪门大户、贪官污吏大面积突破道德法纪底线的巧取豪夺、荼毒良
善、贪婪兼并紧密相关。
这一切，可能是除了上述心理因素之外，大明帝国开国皇帝采用铁腕治理这个国家的
根本原因。
这是一场真正旷日持久的战争，贯穿在朱元璋当皇帝的三十一年之中。当它与其他因
素交织在一起时，便深刻影响了当时与后代社会。
在这场战争中，朱元璋的杀伐决断、无所不用其极，称得上骇人听闻。而豪强富户和
帝国官吏，则在这场古已有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中，充分体现了前仆后继的精
神。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于是，多种因素绞合作用，于波诡云谲血雨腥风之中，注定了大明帝国诡异乖戾的命
运。流风所至，令人扼腕叹息。
朱元璋扫荡豪门大户的工作，早在大明帝国建立之前，已经开始。
当年，刘邦定都长安之后，曾经把 10 万天下大户强制迁离本土，填实关中，是谓“强
本弱末”之术。朱元璋效法之，于公元 1367 年，消灭张士诚政权后，立即将一大批苏州富
民迁徙到他的老家凤阳。八年后，即洪武七年，朱元璋再次下令将14 万江南富户强制迁到
凤阳，以填实帝国中都。
据说，正是这两次大规模迁徙，造就了凤阳的乞丐大军。
原因是，他们被强制迁徙时，只能带走金银细软，并不许随便离开迁移之地，其原有
的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或被收归官有，或落入他人之手。从此，为了探亲扫墓，他们只能化
装成乞丐，以逃荒要饭的名义，从凤阳流散到江南各地。久而久之，竟成习俗。那句歌咏
凤阳好地方的花鼓戏词“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盖源出于此。其中滋味，相
当悲凉。
此后，朱元璋还曾数次取天下富户填充到帝国首都南京。这种强制迁徙与性质有所不
同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据说涉及人口，累计达到了至少百万人以上的规模。
(十一）
十二、面对贪官们前赴后继地贪赃枉法，朱元璋与帝国官吏阶层、豪门富户阶层的搏斗，
也达到了几千年来前无古人的程度。
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曾经至少发起过六次大规模整肃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的
运动。有学者认为，在这些大清洗中，大约有 10 万以上到 15 万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被杀
死。因此，有国内外学者将其称之为“有计划的屠杀”。
这些屠杀的情形不尽相同。其动机与目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的目标针对着贪官污吏，如洪武四年的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
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洪武十九年的“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大约可以归入这一类。朱
元璋习惯上将此类获罪者称之为“不肖无福之徒”。
另一类则主要针对可能威胁他的皇位，或者可能威胁到他的继承人皇位的那些开国功
臣们。这一类基本上属于政治谋杀。包括从洪武十三年一直绵延到洪武二十六年的“胡蓝党
案”和洪武二十三年的“罪妄言者”。朱元璋将此类人称之为“奸党”。
在针对第一类目标的战场上，朱元璋的胜利短暂而暧昧。
在打击这些所谓“不肖无福之徒”时，朱元璋显得随心所欲，但却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
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地扩大打击面，最好将那些豪门富户们攀扯进来，同时，不惜采用最
为严酷的手段。
“空印案”，几乎是当时人人皆知的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 年。其缘起，
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相当简单。大意可以表述为：户部，即帝国最高财政机关，在每年审核
各地例行财政报表时，要求严格，精确到了小数点以后的多少位数字，稍有不合，立即作
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进京时，携带了盖好
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与中央机关核对过数字后，或者在遭受到刁难时，就地重填。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当时没有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等，最远的省份来回一趟需要几个
月时间，且不算时间、精力、花费等等，个中情形，相当苦恼。按理说，用这种报表是造
不出有价证券来的，人们也很难靠这里的数字徇私舞弊。因此，此种做法已经普遍应用，
为各方所默认接受。谁知，朱元璋偶然知道了这个情形后，认定自己发现了一个官员相互
勾结、舞弊欺诈的泼天大案。于是，这位缺少财务知识的皇帝立即发雷霆之怒，下令将全
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处死，副手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边疆。
当时，全国有 13 个布政使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141 个府，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
192 个州，相当于今天的小地级市和大县级市；1013 个县。这 1300 多个官员，不论良莠好
坏，全部被杀掉。而且，是在有人已经向朱元璋解释清楚了个中缘由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郭桓案”则号称是洪武朝最大的贪污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即公元 1385 年。这位郭
桓时任户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全国最高财政经济部门二把手。据说，在这个官员勾结舞
弊的大贪污案件中，被贪污了的财物总计可以折合精米2400 多万石。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全
国一年的税粮收入。
朱元璋要求对此案一追到底。就是说，要从中央部门开始，一级级地追查出所有犯罪
终端。
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中央六个部和全国各地、各级的大部分官员被牵连进去。朱元璋
自己说，此案“天下诸司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明史》的《刑法志》记载：
自六部左右侍郎，即从中央六部每个部两位副部长开始的以下官员全部处死，全国各地各
级官员处死者数万人。由于“寄赃遍天下”，所以，“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就是说，朱
元璋毕其功于一役，将天下的贪官污吏和豪门大户一网打尽了。其中有多少冤魂怨鬼基本
无从查考。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如此大面积打击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即洪武十九年，公元 1386
年，就又有一百多人犯了贪赃害民之罪，闹得我们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也是一头雾水。他连
连感叹说：“唉，唉！杀的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亲眼所见。怎么前边的尸体还没有挪开，
后人就脚跟着脚地开始为非作歹了呢？人们难道都不拿法律当回事儿吗，如此前赴后继地
贪赃枉法？吁！可谓之难教者欤，难禁者欤！”意思是———真称得上是难教育、难禁止呀！
从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著作中，罗
列了凌迟、枭首示众———就是把头砍下来挂在高处示众、种诛———就是灭族、弃市
———杀头等种种刑罚案件与案例，其中许多都是成批处置的。有资料显示，皇帝的上述
著作曾经是全国人民必须熟读的，能够背诵者还会受到奖赏，为此，帝国曾经举行过规模
浩大的儿童与成年人背诵歌咏皇帝诏旨的比赛与表演。
徐祯卿在他那本著名的《翦胜野闻》中记载：朱元璋是否想要大批量杀人，有一个明
显的信号。如果在朝堂之上，他把腰间的玉带按到肚皮底下，就预示着可能会有数目众多
的官员人头落地；若他将玉带高系胸前，则大半会日暖风清。于是，满朝文武便随着这玉
带的高低起伏，体验着人世的冷暖炎凉，感受着人生的喜怒哀乐。据说，当时的官员，许
多人在早晨上朝之前，要和妻子诀别，并安排后事；若能活着回来，会举家庆贺，感谢上
天的恩典。
在手段应用上，朱元璋算是达到了千古罕见的极致。他与帝国官吏阶层、豪门富户阶
层的殊死搏斗，也真正达到了数千年来前无古人的程度。对此，朱元璋并不满意。他相当
感慨，说：“我效法古人任用官吏，岂料，刚刚提拔起他们时，每一个人都忠诚且有原则，
时间一长，一个个全都又奸又贪。我只能严明法纪，予以惩处。结果，能够善始善终的没
有多少，家破人亡的很多。”
由此，表明他对这场战争的结果相当困惑。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消失了，一批批不熟悉的面孔也前赴后继地不见了。
总得有人给皇帝办事呀。
于是，在帝国官场上，出现了一道罕见的奇异风景，坐在台子后面审案的御史脚上，
戴着镣铐，他本人已经被判了死刑；而另外衙门里面的大堂上，那位面无人色的堂皇大员，
不久前，刚刚挨了皇帝的80 大棍。茹太素是明初相当有名的一位大臣，以忠厚正直为时人
所敬重，官位最高时为正二品户部尚书，相当于今天中央最高财政经济部门首长。此人就
是因为奏折写得太长而被朱元璋急急召来打屁股的那位。他就曾经被判罪后戴着镣铐上班
办公，后来终于被朱元璋杀死。在《大诰三编》中，我们知道，这种为朱元璋所发明的崭
新工作方式，叫做“戴罪办事”。戴，是已经被判刑的意思。当时，在各级政府机关里，这
种戴罪办事的人，按照朱元璋的记录，有 328 人。不必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都可以想见其
景象多么壮观。（十二）
十三、在打击那些可能威胁自己或者自己继承人皇位的人们时，朱元璋表现得高度理性而
审慎，使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具有了政治谋杀的特点。（1）
而在针对另一类人的另外一个战场上，朱元璋则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
由于对象和目标的不同，朱元璋在打击那些可能威胁自己或者自己继承人皇位的人们
时，表现得高度理性而审慎，层次分明又有条不紊，使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具有了政治谋
杀的特点。
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 1380 年，爆发“胡惟庸奸党案”，到洪武二十三年即公元 1390 年
牵连杀死李善长等，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 1393 年的“蓝玉奸党案”，朱元璋的政治谋杀
连绵持续了十多年，被卷进去杀死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有 5 万人上下。其中，有些人自
有其取死之道，其罪大恶极，实属该杀，譬如朱亮祖。但更多的人则冤哉枉也，死得稀里
糊涂不明不白。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类政治格言，在我
国会特别多，使用频率会特别高的原因。
洪武三年，第一次大封开国元勋。共封 6 个公爵，29 个侯爵。其中，李善长以开国第
一功臣的文臣身份，受封公爵，其余公、侯则全部是武将。
公爵的待遇是每年 3000 石~5000 石禄米，按照并不精确的折算，大约相当于今天 35
万~60 万元人民币的年薪；侯爵的待遇是每年 900 石~1500 石禄米，大约相当于今天 12 万
~20 万元人民币的年薪。此外，还有一次性的赐府第，就是国家分配住房。由于国家尊严与
观瞻所系，这些房屋的外观与质量在当时应属上乘。至于赏赐金银及绫罗绸缎等，数量可
能不是很多。此外，公、侯们享有子孙世袭的免死铁卷，就是为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所
谓免死牌。这种东西样子像瓦，铁质，上面镌刻着皇帝诏敕，底部刻写着本爵及其子孙免
死的次数，字用镂金，相当漂亮。
从待遇上看，明初开国勋贵和文臣武将的收入，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一个朝代。
在纵向上比较，宋初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成为安置功臣权贵的一个荣
誉性职衔，其年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 250 万到 300 万元人民币的样子，比明初至少高出
了五六倍。明初宰相的收入，大约是在1000 石米左右，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来自皇家的杂项
收入，总体大约相当于今天年薪 10 万~20 万元人民币。宋朝宰相的年薪则大约是 180~200
万元的样子。
从横向上比较，这些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与帮助他治天下的文臣武将们，其待遇
远低于仅凭血统便地位崇高的皇亲国戚。
当时，朱元璋的儿子们封亲王，其待遇是每年 5 万石禄米，加 25000 贯钞。钞是当时
由中央政府发行的纸币，其价值跌宕起伏极大，专门写一本厚厚的博士论文，可能都写不
清这些古代纸币的故事。按当时的情形，行情好时，这 25000 贯钞大约可以购买 25000 石
禄米。公主和驸马的待遇则是每年 2000 石禄米。
当时，全国共有 1013 个县，正七品知县，即相当于今天县委书记的县官，年收入为
90 石禄米。
由此可以算出，朱元璋的 42 个子女中，每一对子女的待遇，大约相当于十个最重要的
开国元勋，相当于五六十个宰相；每十对子女，便相当于全国差不多全部县官收入的总和。
如此分配与收入的不公，在公开提倡不公的我国古代，可能也算得上是离谱了。
后来，有人在谈到明代及其以后，贪官污吏的成长呈现特别繁盛的景象时，曾经将原
因归结为官员们的薪酬太低。应该说，这既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但却可以看
成是重要原因。想想看，当官员们不管如何荼毒下属和百姓，只要搞定上司，就可以荣华
富贵时，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更多的理由，不使官员们变成上司面前的巴儿狗，和下属与百
姓们面前真正的恶狗。在此种情形之下，想让全国官员都像海瑞一样生活与做官，不啻于
痴人说梦。不过，说起来，这可能确实是朱元璋的一个理想，也可能是明代社会显得特别
七扭八歪的主要原因。
朱亮祖勇猛善战，是帝国第一批封赏的开国功臣，是为永嘉侯，享有侯爵的全部待遇。
洪武十二年，即公元 1379 年，被朱元璋派遣去镇守广东。
此人除了能打仗之外，其他方面基本可以归于恶棍之列。他到广东之后，很快与当地
的土豪恶霸们搅到一起，成了这帮家伙巧取豪夺、横行乡里的靠山。结果，与当地一位深
受民众爱戴的县官道同发生冲突。
道同是蒙古族，属于真正的好官。我国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好官，他们一般必
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生性刚直宁折不弯，其二是真的从心里相信仁义道德，而不是仅
仅停留在口头上。道同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次，道同将一帮欺行霸市、敲诈勒索的流氓当场抓住，然后，拴成一串在繁华商业
区示众。朱亮祖出面请道同喝酒，为这帮坏蛋讲情。不管是论爵位，还是论级别，这位侯
爷都比道同高出不止十级八级，算是给足了道同面子。谁知，道同很诚恳地希望朱亮祖不
要为这帮子人渣坏了自己的名声和体面，没有买账。
第二天，朱亮祖亲自出马，当场打碎枷锁，释放了那一干人犯。后来又找机会，以礼
仪不周的名义，把道同当众痛打了一顿。
当地一个罗姓富豪，看出这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便将自己美貌的妹妹送给朱亮祖做
妾，外加不算菲薄的嫁妆。此后，成为侯爷小舅子的罗姓富豪便越发富豪起来。致使道同
不断收到百姓求他为民作主的状子。其中大体包括诸如占人田宅、霸人妻女、强买强卖等。
道同忍无可忍，把侯爵的小舅子抓进了监狱。朱亮祖闻讯，立即派兵包围了县政府，并将
该人犯———罗氏舅爷抢出。
道同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控告朱亮祖。而朱亮祖则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快马加鞭地
将自己对道同的控告信，抢在道同之前，送到了皇帝手中。朱元璋看到朱亮祖的报告后，
立即派人前去斩杀道同。几天后，道同的报告到了，朱元璋马上意识到其中有诈，命人飞
骑追赶前面派出的使者并调道同入京。结果，朱亮祖早已安排专人，买通前一位使者，日
夜兼程地赶到广东，在追赶的使者到来之前，杀死了道同。
随后，朱元璋下令锁拿朱亮祖父子进京。 （十三）
十四、在打击那些可能威胁自己或者自己继承人皇位的人们时，朱元璋表现得高度理性而
审慎，使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具有了政治谋杀的特点。（2）
公元 1380 年，即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三———之所以特别点出这个并不重要的日子，是
因为此时，帝国历史上著名的“胡惟庸奸党案”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前一年刚刚
被派往广东的朱亮祖父子被押进午门。据说，此二人跪地膝行，就是用膝盖跪在地上走路，
来到朱元璋面前后，“以头撞地”，口称罪该万死。朱元璋挥起鞭子就打，武士们也看出朱
元璋要的是催命棍，于是，更加不遗余力。最后，据说朱元璋是亲眼看着这一对父子气绝
身亡后，方才气咻咻地悻悻而去。
不知朱元璋的性情中，是否具有某种完美主义的倾向。其人一生行事，对于违犯法纪
者基本是毫不容情。譬如，还是在战争年代，他手下大将胡大海手握重兵在外，他的直系
亲属犯禁酒令被朱元璋抓住。当时，有人劝朱元璋手下留情，免得激出不可测之祸。朱元
璋的反应是，宁愿胡大海叛逆，也决不能放纵。下令立即处死。开国后，有一个家伙“尚”
公主———就是娶了朱元璋很喜爱的一个女儿。当时，凡是娶皇家公主的，都叫“尚”公主。
大约是有所倚仗的缘故，这位得意忘形的驸马爷犯了走私枉法罪，朱元璋知道后，将跪在
面前苦苦哀求的女儿痛斥一顿，然后，算是给他们夫妇留了体面，勒令该驸马必须自杀，
并将同案人犯全部杀死，并不管女儿守寡与否。朱亮祖的例子则是一个典型，表明在这场
政治战中，有一批人，确实是撞到他枪口之下的为非作歹者。
而绝大多数牺牲者，则可以肯定并非如此。
在鞭死朱亮祖时，“胡惟庸奸党案”的序幕已经拉开将近一年，此时，正是风声鹤唳，
人人自危的时刻。
应该说，胡惟庸其人不是一个值得特别同情的人，但也很难归入大奸大恶之类。他很
有才气，写得一手好文章，做事情干练机敏，常常能把皇帝交办的事情，不论多么棘手，
都能办得干净利索，相当到位。因此，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颇受朱元璋信任和倚重，甚
至长时间里一人独揽大权。即一个人当宰相，时称“独相”。
但史料中有一个情节，很是意味深长，朱元璋曾经就胡惟庸能否做宰相一事，征求过
刘伯温的意见。显然，刘伯温不看好此人。他将胡惟庸形容成是一个喜欢撒欢尥蹶子的生
牛犊子，认为让他驾辕，会把车弄翻。我们知道，刘伯温料事如神，是一位不亚于诸葛亮
的神奇人物，朱元璋对他的意见一般都很看重。但是，这一次，刘伯温错了。
此后，朱元璋就当没有听过刘伯温劝告似的，接二连三地提拔胡惟庸，直到让他做了
宰相。同时，纵容胡惟庸并自己亲自动手，三番五次地折磨刘伯温，使他完全陷入到一种
生不如死、如履薄冰的境地，很快便染病在身。
在一种非正式史料的描述中，谈到了一个故事。
在刘伯温战战兢兢地留在京师，不敢返回家乡去的日子里，朱元璋曾经赏赐给了刘伯
温一个很美貌的侍姬。刘伯温知道这是来监视自己的，因此，特别小心翼翼。
当时，为了一个基本算不上过失，但皇帝认为是过失的事情，朱元璋下旨，令刘伯温
将一篇无用的文书必须每天抄写一遍，以示惩罚。这实在无聊。时间一久，皇帝也不再提
起此事，而且待刘伯温亲切如初了。65 岁的老翁刘伯温也就不再抄写。而在此期间，那位
美丽的女孩子，却真心爱慕上了这位老先生的人品才学，使老人凄怆苍凉的心境得到不小
的慰藉。
谁知，很久以后，朱元璋突然下令，要检查太久之前给刘伯温留的家庭作业。刘伯温
一下子蒙了，他哪里可能拿得出来？这虽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但安上一个抗旨的大罪名
却恰好合适。刘伯温惶恐无地，由此知道，皇帝这是想要自己死。
不料，那位聪颖的女子却比刘伯温更了解皇帝。她每天都在悄悄替刘伯温抄写，遂使
刘伯温得以交卷。朱元璋相当失望，却在随手一翻之际，看出后面的字迹有异，询问之下，
得知实情。皇帝没有表示什么，放过了刘伯温。
据说，刘伯温晚年丧妻，对那位女子充满爱怜与感激。他离开皇宫，急急忙忙想赶回
家向她报喜，没有注意一队轻骑兵风驰电掣般驶过身边。刘伯温到家时，便看到她倒在血
泊中，已经气绝。
正式的史料便记载说，胡惟庸在朱元璋的暗示下，带着医生去给刘伯温看病。于是，
刘伯温的肚子里很快长了个痞块。最后，在一种典型的慢性中毒症状中，辗转反侧，相当
痛苦地死去了。
胡惟庸案发后，刘伯温被毒死一事，成为追究胡惟庸的一个由头。朱元璋在后来的各
种谈话中也一再申明，刘伯温是死在胡惟庸的毒药之下。事实上，假如没有朱元璋的一再
迫害，胡惟庸即便嫉恨刘伯温的品性、才干与威信，但他是否敢于并能够毒死刘伯温，是
值得怀疑的。
相映之下，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徐达背部生痈疽之后，据说，朱元璋曾经询问御医，
此病最忌讳什么？御医答曰：“蒸鹅等发物。”不久，病情已经好转的徐达，收到了皇帝赏
赐的蒸鹅。徐达当着颁赏来使的面，流着泪吃掉蒸鹅，几天后死去。
刘伯温的错误是：帝国的车没有翻在胡惟庸手里，胡惟庸的车倒是翻在了朱元璋的手
中，而且是同帝国根深蒂固的宰相制度一起翻掉。
这种情形，特别耐人寻味。
细细翻检当时的各种史料，除了演义的那些，导致胡惟庸翻车的理由，无非诸如大权
独揽，拆阅臣民密封奏章，扣压不利于自己的报告，收受贿赂，排斥异己，拉帮结派，等
等。大体上是一些可大可小的罪名，有些还是欲加之罪。仔细推敲起来，找不到需要大动
干戈，以至于必须牵连进两万多人一起杀掉的理由。（十四）
十五、在打击那些可能威胁自己或者自己继承人皇位的人们时，朱元璋表现得高度理性而
审慎，使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具有了政治谋杀的特点。（3）
洪武元年，朱元璋来到开封，一方面视察北伐战况，一方面考察开封山川形势。期间，
发生了李彬的贪渎舞弊案。这个案件在官修正史上记载得含混简约，实际上，可能是一件
极其重要而典型的官场舞弊案。
李彬是中书省都事，属于帝国中高级官员。其职责，勉强可以类比为总理府副秘书长
的样子。他是李善长的心腹。
有一种说法认为———
李善长搬进新宰相府以后，李彬则将老宰相府改造成了一个极其豪华的销魂销金窟，
从张士诚及其文臣武将那里俘来的娇姬美眷，许多被添塞其中。张士信有一套著名的纯银
雕制的床榻、桌椅、橱柜、屏风、隔扇等，也摆在此处。而且，这里的餐食酒菜，全是由
帝国最好的厨师打理制作，被认为远胜皇宫御制。
如果将此只是当成声色娱乐场所，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般的有钱人根本迈不进此处
大门。只有有钱、还有帝国官位品级、还有推荐人者，方能入内。那些在此消费过的人，
可以自然获得推荐人资格。原因在于此处消费的特殊性质。
开国之初的大明帝国，对于嫖娼的帝国官员惩处极严，可能丢官，甚至丢掉脑袋。但
在此处，口腹色相之欲，是必须享用的开胃小吃。然后，才能进入正式消费———就来者
想要得到的帝国官职，洽谈价格，预交定金。
据说，中书省都事李彬最高可以答应为消费者运作的官职是宰相助理和六部尚书这个
级别，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比中央部委长官还要高级的官职。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消费
过的人可自然成为推荐人。因为，假如事情败露，李彬有宰相撑着，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自己的脑袋先掉，则大致是可以肯定的。
据说此地每晚的成交额，大约在 15 万~25 万两白银。根据肯定不精确的折算，应该不
低于 1500 万元人民币。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单日营业额最高的一家娱乐场所。由此，在当时
的京城，广泛流传着大宰相府和小宰相府之说。
侦破此事的，就是那位被朱元璋称之为皇家恶狗之一的杨宪。当时，朱元璋远在开封。
临行前，委托李善长与刘伯温共同负责京师事宜。李善长负责日常事务，刘伯温负责监察
百官。于是，杨宪将此报告给了刘伯温，刘伯温决定搜查小宰相府。
当时，被抓住的李彬坚称此事全部是自己一人所为。官修正史上记载了李善长为此人
所作的斡旋，虽然相当简略，也没有谈到其他人的作为，却也足以透露出李善长与此人的
亲密关系。当时，甚至在朱元璋亲自从开封发来处死李彬的命令时，李善长还试图以天象
的理由挽救李彬的性命。在刘伯温的坚持下，事情以李彬被杀掉告终。后来，杨宪死在李
善长手里，而刘伯温则死在胡惟庸手中。除了朱元璋的因素之外，相当多的人们认为，李
彬贪渎事件是双方交恶的导火索。
有一种推测，认为根本就是宰相李善长的大儿子与李彬合谋做下的这桩大买卖，否则，
李彬断然没有如此巨大的能量。而李善长也不会这样明目张胆、疏忽大意。从当时情形和
李善长一生行事判断，这种推测很有可能是接近实际情况的。
李善长、胡惟庸、刘伯温、杨宪诸人之间，关系复杂，在此没有必要展开叙述。但上
述事项很有可能是一把钥匙，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大明帝国开国之初那极其错综复杂
的政治形势。同时，我们需要知道，当时，帝国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几百万两白银。以
朱元璋对人事关系的高度敏感，想要让他相信，只有李彬一个人，就能够在帝国官场掀起
涉及几百万两白银的丑闻来，恐怕是有些勉强的。不久后，他早早让李善长离开宰相之位，
这件事或许是原因之一。甚至，这也可能是引发朱元璋后来一举端掉我国宰相制度的诱因
之一。于是，就和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提拔使用密切相关了。
关于胡惟庸案发时的情形，各种说法很多。
考之《明太祖文集》卷七说胡惟庸被捕，是在公元 1379 年，即洪武十二年九月。
当时，占城国———地在今天越南中部的一个城市国家，使臣前来朝贡。朱元璋不知
道此事，于是大怒。胡惟庸和副宰相叩头谢罪，并把责任推给了礼部。礼部坚称已经报告
中书省。朱元璋更为恼怒，连下敕书，说：“你们互相推卸责任，朕不聪明，不知道究竟谁
该负责，所以囚省、部，一定要追究到底。”表明，当时的两位宰相和礼部尚书，已经都被
抓进监狱里去了。
第二年正月初二，一个被抓进监狱的胡惟庸部下与亲密战友，突然揭发说，胡惟庸想
要谋反。结果，牵连缠绵，雪团越滚越大。
正月初六，胡惟庸为首的一大批人及其家族便被全部杀死。
第二天，正月初七，朱元璋宣布进行一项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这项变革，在整个中
国政治史上都堪称为一重大事件，这就是历时近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被正式废除。从
而，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政治格局。
以此为由头，朱元璋对官吏队伍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大清洗。时间持续了十多年，死于
此案的人数至少在两万人以上。
于是，以往一直有一种几乎是权威性的结论，认为“胡惟庸奸党案”是朱元璋为代表的
君权与胡惟庸为代表的相权之间，长期斗争，最后，君权大获全胜的结果。
从上述扑朔迷离、波诡云谲的情势看，这种说法可能是值得推敲的。
我们知道，在处理许多事情时，当朱元璋感到不快或不安时，其杀伐决断常常间不容
发。为什么在对胡惟庸的问题上却不是这样？
为什么对胡惟庸偏不如此？须知，常遇春、徐达、刘伯温诸人的地位与威望全部远高
过胡惟庸。
倒推回去九年，公元 1371 年，即洪武四年正月初二，春节第二天，李善长被朱元璋强
迫退休。这一年，李善长 58 岁，从他一口气活到 77 岁还很硬朗的情形看，所谓“高龄”一
说相当牵强。这位李善长曾经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萧何，是公认的帝国第一开国功臣，
在军民中之声望不可谓不高。朱元璋偏偏在给予他崇高赞誉之后，不让他继续做宰相。同
时，刘伯温的才干、品性与威信远在胡惟庸者流之上，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张良，朱元
璋也同样不让他做宰相。朱元璋似乎打定主意，就是要将那个可能撒欢尥蹶子的胡惟庸扶
上宰相高位。其中，或许有深意在焉。（十五）
十六、处理胡惟庸并端掉宰相制度，并筹划对武将的清洗，朱元璋必须为比皇太子还要柔
弱的皇太孙，清除掉来自朱家之外一切可能的威胁。
废除宰相制度，为一千五百多年所未有。处理如此重大的事宜，假如是在胡惟庸案发
时才临时起意，这未免把朱元璋的性情和谋略都看得过于简单儿戏了。
当年，他使用杨宪诸人开锦衣卫之先河时，曾经很明白地说出，这些人就是他养的几
只恶狗，他要放出这些恶狗去替皇家看门、守院、咬人。尽管杨宪当时的表现和胡惟庸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