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聪明伶俐，并且爬到了差不多是宰相助理的位置。最后，完成了他的使命时，还是被朱
元璋送上刑场。
同样，对李善长，朱元璋能够隐忍十九年，直到洪武二十三年，才生拉硬扯地将已经
77 岁的李善长拉进胡惟庸奸党案，一举杀掉其全家70 多口人。
由此回望胡惟庸，如前所述，其人弄权行私的事例不算少，有些，朱元璋应该是心知
肚明的。以往的关键时刻，刘伯温多次为他指出命门所在，他相当了解刘伯温的本事。以
他的心细如发和决不容眼睛里揉沙子的性情，应该不会对胡惟庸其人的作为和刘伯温如此
清楚的提醒掉以轻心才对。
从朱元璋一生行事和众多文件书信中，我们知道，朱元璋是那种事无巨细，几乎无微
不至的性格。然而，在如此长时间里，放手甚至是纵容胡惟庸，以至于一度容忍其为“独相”，
其中一定隐藏着重大的理由。
因此，做出这样一个推断，或许不算特别冒昧：以李善长和刘伯温的功劳、威信与才
干，假如他们在宰相的位置上，那么要想端掉宰相制度，其难度要大得多。因此，朱元璋
很有可能就是要在宰相的位置上，放胡惟庸这么一个人。他需要这样一个权欲熏心、并可
能欲令智昏的人物，需要他替自己清除障碍，如消灭刘伯温。他还需要这个人，以其撒欢
尥蹶子，为自己提供一举端掉宰相制度的理由。否则，位高望重的开国宰相李善长尚且可
以轻轻搬开，10 个胡惟庸可能都不需费此周张。
于是，所谓“胡蓝奸党案”是不是莫须有的冤案，已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从现在已经
整理发现的资料看，其逻辑混乱、矛盾百出的情形，让人只能坚信一点，那就是，即便没
有发生“胡蓝奸党案”，也会有其他的什么案。如果没有胡惟庸和蓝玉，也会有其他的什么
人被拉出来顶缸。为了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必须有人被装进那心思细密、深谋远虑的天
罗地网。否则，就有太多的事情，令我们无法解释圆满。
朱元璋的心思细密之处还表现在，当处理胡惟庸并端掉宰相制度时，他很小心地将李
善长和一批武将们摘了出来。原因是，李善长虽然与胡惟庸关系亲密，但此时威信尚存，
且同情者亦多，因此将他放到了十年之后处置。同时，帝国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也不是打
击武将的合适时机。因此，朱元璋用称得上是深情款款的语言，将李善长和深卷其中的几
位将军开脱出来。
终于，公元 1393 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值帝国所有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不久，将帝
国军事将领几乎一网打尽的“蓝玉奸党案”即告爆发。
从史料上看，这位蓝玉虽然百战功高，却远没有徐达之死那么令人同情。原因是，此
人的贪横恣肆与朱亮祖大约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有一个我们在电视剧中曾经看到过的细
节，决定了此人难逃朱元璋之手：前一年年初，平定四川西部建昌地区叛乱时，朱元璋派
蓝玉为领兵主将。出发前，他将蓝玉召到京城面授机宜。当时，蓝玉随身带了几员将军一
同觐见。朱元璋要把密令单独授给蓝玉，便令其他人退出。谁知，连说了三遍，几位将军
都一动不动。直到蓝玉挥了挥手，这几位将军方才退下。
这年四月二十五日，朱元璋 39 岁的皇太子朱标突然病死。至此，朱元璋在幼年丧母、
中年丧妻之后，又遭受人生第三大不幸，老年丧子。这一年，朱元璋65 岁。五个月后，九
月十二日，朱元璋立朱标年仅16 岁的长子为皇太孙，作为皇位继承人。可能就在这个时候，
朱元璋已经开始筹划对帝国武将们的清洗。他必须为比皇太子还要柔弱的皇太孙,清除掉来
自朱家之外一切可能的威胁。
当年底，蓝玉平叛胜利，十二月班师回朝。转年正月初十左右，蓝玉回到南京。二月
初八日，早朝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人控告蓝玉谋反，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被当
场逮捕。一天后，公元 1393 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朱元璋就下令将他处死了。到当
年五月一日，朱元璋已经将京城各军府、卫所的中高级将领基本牵连进来杀光，并将自己
亲自作序的蓝玉《逆臣录》公告天下。就这样，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将大约两万多需要干
掉的人大体清除完毕。
胡惟庸一案结束后，颁布了一个《昭示奸党录》。谁知不久就有人为李善长公开辩冤，
致使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今天已经无法看到。这份《逆臣录》同样可笑，它煞有
介事地选录出近千人的口供，并记载着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前往蓝玉的公爵府
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的故事。于是，这位曾经百战百胜的大将军，霎时间变成了一个不是
弱智、就是脑子进水的阴谋造反者。（十六)
十七、朱元璋所做的一切，扭搅在一起，伴随着他很少考虑到的人性因素，在时间和空间
中长久地膨胀，发酵，扭曲，演变。最后在许多方面，走到了与初衷完全相反的方向。
第二年，公元 1394 年，即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元璋将一位类似徐达的人
物逼死，他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大将军、颍国公、太子太师傅友德。
从史书的记载上判断，这位傅友德作战勇猛，爱兵如子，深有谋略。据说，他平素沉
默寡言，每临战事却常能身先士卒、出奇制胜，是故，其人身上的刀剑伤痕不下百余处。
而且，此人在个人品行上也几乎无懈可击，相当自爱。因此，从一个普通的校级军官，一
直成长为屈指可数的帝国开国功臣，为朱元璋册封的全部九个公爵之一。在史家笔下，对
他的评价甚高。史书中也记载了许多这个人惊心动魄的作战故事。
他的死，同样惊心动魄。
傅友德有四个儿子，公认的仪表堂堂且聪慧过人，傅友德爱如性命。他的长子是朱元
璋的女婿，尚寿春公主，为驸马。二儿子过继给了自己的弟弟，三儿子是皇宫卫队军官，
最小的儿子则战死在沙场。因此，当时他有两个儿子，即驸马和皇宫卫队军官在他身边。
他的小儿子战死时，傅友德悲痛欲绝。从此，对剩下的两个儿子倍加疼爱珍惜。当时，朝
野中很多人都知道，大将军傅友德特别怜子。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朱元璋举行盛大宴会。谁都没有想到，大家刚刚坐定，朱元
璋突然提出的话题是，傅友德担任宴会警卫的儿子简慢无礼。傅友德连忙站起来，打算赔
罪。不料，朱元璋也立即站起，喝问道：“你站起来干什么？哪个让你站起来？”傅友德赶
紧埋首坐下，不敢吭声。朱元璋下令说：“去把你的两个儿子叫来。”傅友德遵命向外走去。
他刚刚走到门口，朱元璋的贴身卫士便赶来传旨：“带二人的首级来见！”随即，递给傅友
德一把宝剑。
傅友德提着两个儿子的人头返回时，没有下跪，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朱元璋
面前。朱元璋呵斥道：“你怎么这样残忍？莫非是怨恨我吗？”傅友德大吼：“你不就是想要
我们父子的人头吗？你不就是想要我遂你的心愿吗？”说完，横剑自刎而死。此时，距离蓝
玉案爆发，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
朱元璋当即暴怒不已，下令：除他自己的外孙之外，将傅友德全家查抄、流放到云南
去。云南全省，正是傅友德带领大军收归大明帝国版图的。此时，朱元璋的女儿寿春公主
已经去世。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了朱家的天下，朱元璋并不在乎把任何人推进火坑与地狱。
并且，到蓝玉案之后，他已经索性不再费心为自己寻找借口了。
公元 1395 年，即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又是春节过后不久，冯胜被逼自杀。
对此，不必过多浪费笔墨了。我们只要知道，这位冯胜和傅友德一样，是朱元璋所封
的全部九个公爵之一，而且是帝国建立之后第一批册封的六大公爵之一，就可以知道此人
的战功与地位了。
可能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后遗症。马放南山后，这位本来是读书人出身的大将军、宋国
公、太子太师却静不下来。他在书房里坐不住，不再能读得下去书，偏偏喜欢骑骏马在旷
野奔腾驰骋。他在打谷场的地底下埋了许多个大腹小口的瓦瓮，然后，陶醉在那轱辘压上
去时，所发出的类似铁马金鼓的“咚咚”声中。由此，在和自家的一个亲戚发生口角后，被
该亲戚向朱元璋控告为私埋兵器。遂在朱元璋逼迫下自杀。距离傅友德自杀只过了两个月
零几天。
到朱元璋死前，他所封的全部九个公爵，除病死者外，只有一个信国公汤和，得以善
终。原因是，此人第一个交出兵权，且久患中风，除了不停地淌口水，已经连一句完整话
都说不清楚了。
他所封的全部 54 个侯爵，在朱元璋死前，只有人们普遍认为最平庸、最没有威胁的两
个还活在世上。
在上述一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朱元璋在解决我国农民问题、士绅阶级即豪门
富户问题、官吏问题、文臣武将问题和宰相制度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全部可以用一个
词来形容，那就是———极端。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不断看到———
朱元璋针对读书人所制定的、与以往具有极大差别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内容与形式两
个方面，将“经义取士”推向极端，使我国知识分子终至形成了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式的心态
与面目，直到公元 1906 年科举制度废除。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将皇帝的威权推向极端，并在未来的岁月里，逐渐演化出了我
国的内阁———司礼监制度。从而，酿成了我国历史上最为僵硬且风险极大的政治制度和
最为严重的宦官弄权现象。
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在把军队与农民和农业生产相结合后，则将军队与国防建设
推到了极端。
朱元璋所建立的锦衣卫，开大规模公开使用秘密警察之先河，将我国古代的特务制度
推向了极端。
细细品味起来，这些极端的做法与制度建设，充满了高度的理想化色彩。从中，完全
可以看出朱元璋意图建立一个完美的朱家天下的真实努力。天下臣民和世间所有一切，都
必须服从这个理想。
朱元璋，至矣尽矣。
该做的，不该做的，朱元璋算是全部做尽做绝了。
从此，他所做的这一切，与他所订立的祖宗家法——— 《皇明祖训》一道，成为帝国
传统，有如遗传基因，深植其子孙的每一个细胞，并宿命般地笼罩在大明帝国的上空。它
们扭搅在一起，伴随着朱元璋很少考虑到的人性因素，在时间与空间中长久地膨胀，发酵，
扭曲，演变。最后，在许多方面，走到了与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的方向。帝国从上到下，
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致使这个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国家，如今就像一
个被关闭了发动机又无人有权启动的庞然大物，静静地卧在世界的东方。生活在其中的人
民，则仿佛被裹挟或绑架一般，大体丧失了思想与创造的能力。
在此期间，文艺复兴照亮了欧洲中世纪黑沉沉的夜空，一架功能强大的发动机轰然起
动，逐渐加速。世界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世界了。（十七)
张居正：在死棋局中博弈
一、当张居正意气风发地初入官场时，太多的人在觊觎太少的官位。因此，官场争斗有如
武林高手过招，手段直达炉火纯青的境界。
嘉靖四年，即公元 1525 年，张居正出生在湖广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沙市郊区。
此时，距离太祖朱元璋创立大明帝国，已经过去了 157 年；距离崇祯皇帝亡国，还有 119
年。帝国已经磕磕绊绊地走过了一半多一些的历程。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父亲张文明，是个七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的秀才。
按照正史的记载，张居正是在 16 岁时，乡试得中，榜上有名。这回，顾解下自己腰间
代表品级地位的犀带，赠给了少年举人，并且说：“今后，君是要戴玉带的，犀带可圈不住
你。”帝国官服规制，犀带是从三品的巡抚佩带的，只有官拜二品方可腰围玉带。这已经是
以入阁拜相，位极人臣期许这位少年了。
如今，少年才俊意气风发来到京城。显然，在他面前，京城生活展现着无限的可能。
原因很简单，如今，他已经是庶吉士。
庶吉士是由一个常设机构来培养、训练、选拔的。这个机构叫庶常馆，这个官署名称
大约也是从上面那同一句话来的，为翰林院属下的机构。只有那些文章、书法俱佳的进士，
才有资格被选入庶常馆深造。这些被选入庶常馆深造的进士，差不多算是点了翰林。
帝国时代极重翰林，到了张居正的时期，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与惯例：不是翰林
不能入阁。因此，从成为庶吉士开始，人们一般已经将这种人视为“相储”，就是“宰相坯子”
或“宰相储备”的意思，类似我们今天的所谓“第三梯队”。从而，打开通向仕途高层的道路。
事实上，从大明帝国开国之初设立庶常馆起，许多帝国的高级官员确实是从这儿走出去的。
一个现成的例子，眼下的次辅———相当于今天内阁第二总理大臣的严嵩，就是由庶常馆
中走出来的庶吉士。
如今，在京师，张居正“ 日讨求国家典故”，表现得极为勤奋好学———此处的“典故”
一词，相当值得注意。它指的应该是国家的典章制度和各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说明这一
点，对于我们了解张居正一生行为处世及其背景至为重要——— 同时，在官场周旋，则进
退自如有度，游刃有余。《明史》形容他：“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
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
学问、地位、相貌、性情，不用说，放在任何时代，张居正都具备了一个男人应该有
的主要魅力。
不久，严嵩作为首辅，把徐阶当成了自己的最大对手，处处提防，时时忌讳。许多人
因此害怕与徐阶交往，躲躲闪闪。独有张居正，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论是在徐阶面前与严嵩交往，还是在严嵩面前与徐阶交往，绝不鬼鬼祟祟，一概表现得
大大方方，相当磊落。结果，反而使首辅严嵩、次辅徐阶等京中大僚都很器重他。
这是一种天生用来搞政治的才能与禀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素质和另外一种很不
同的东西都曾经在他的身上出现，帮助他建立起了极其重要的人力战略资源。
当张居正意气风发地成为新科进士时，帝国的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一亿人，读书人，即
帝国官吏的后备人员则在 120 万到 150 万之上，而帝国文职官吏的总数，则仅仅在两万人
附近的某一个数量级上。这些数字意味着，太多的人在觊觎太少的官位。帝国为其臣民提
供的选择实在太少，致使狭窄的独木桥上，竞争变得格外激烈甚至残酷。使得上述术数和
狡诈，已经发展得有如武林传奇中绝顶高手的过招，意念之下，身形甫动，对手已然肝摧
胆裂，筋脉俱断。而官场过招更有甚于此之处在于，出手之际，必以对方灵肉俱灭为最高
追求。对对手及其家属心灵乃至肉体实施尽可能巨大的伤害，已经成为官场中人十分普遍
采用的方式。于是，无所不用其极，手段直达炉火纯青之境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情形之
下投身帝国官场的。
从嘉靖二十六年步入仕途，到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罢相，十五年间，除了一篇还算言之
有物、却基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奏章之外，在那剧烈惨重的政治搏杀中，基本看不到张
居正的身影。包括于他有知遇、提携之恩的徐阶身处险恶的漩涡之中时，也看不到他伸出
援手的表示。
但是，诚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严嵩势焰最盛时，深切忌讳着徐阶，致使那些与
徐阶相友善的人们，鬼鬼祟祟，不敢与徐阶相交往。值此之时，唯有张居正，始终以相当
磊落的方式与徐阶往还，使得深知徐阶推重张居正的老严嵩，都十分欣赏器重这个年轻人。
此人之道行可谓深矣。
是故，此时的张居正潜心于国故典章的钻研，默默关注着时事政治，于喧嚣浮华之中，
自显出其特立独行。由此，进入了徐阶的视野。
张居正又一次露面，已经是嘉靖三十九年。返回京师的张居正，出任国子监司业，开
始成为国子监祭酒高拱的助手与同事。
国子监是帝国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和帝国最高学府。祭酒是其最高首长，可以理解成相
当于今天的中央最高加唯一国立大学校长；司业则相当于常务副校长，负责以儒学为主的
教学事务。从史书记载上看，高拱与张居正志同道合，两人相处得相当好，以至于彼此“相
期以相业”。就是说，两个雄心勃勃的家伙，已经在以有朝一日携手担当宰相来互相期许了。
假如他们对对方的个性了解得再深入一些的话，可能彼此就都不会如此期许了。
高拱比张居正早六年科举中第，那一年，即嘉靖二十年，就是张居正没有参加会试的
那一年。此后，高拱也被选为庶吉士，毕业后，授官翰林院编修。高拱后来的迅速晋升，
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与他在裕王府给裕王当了九年老师有关；另外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
因，则与徐阶的推重有关。
中后期的嘉靖皇帝，极度相信道教师父的话。当时，为了长寿，一个道士警告嘉靖皇
帝：两龙不相见。结果，这位皇帝便长时间地不见自己的两个儿子，同时，也在很长时间
内不立太子。因为两个儿子中必定有一个是未来的“龙”，立了太子会使两龙相见，会令他
联想到自己的死，联想到这个太子有一天会取代自己。对死的恐惧，甚至令他极度厌恶别
人谈到皇家子孙的生，因为这同样会使他联想到有生必有死。
由于这个缘故，人们长时间无法知道，裕王究竟会不会成为未来的天子。史书称“中外
危疑”。（十八）
二、徐阶和高拱的争斗是个双输的结局，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全了张居正，使他在栽培者离
去后，可放手作为，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同凡响的名臣。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罢相。此后，在新首辅徐阶的举荐下，高拱很快由正四品的
国子监祭酒迅速晋升为正二品的礼部尚书，被徐阶推荐参加内阁的值班，为皇帝撰写受到
高度重视的青词。并在嘉靖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正式成为内阁成员。
此后，出现了一个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局面：高拱与徐阶之间发生冲突，渐趋激烈，
终至决裂为势不两立。
《明史》中记载：“始阶甚亲拱，引入直。拱骤贵，负气颇忤阶。”从当时情势和史料
记载中判断，高拱自视极高，而且，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又病死，裕王承继大位已成定局，
他很可能认为徐阶是在拍自己的马屁，为将来预留地步，于是并不领徐阶的情。这样，他
才会在“骤贵”——突然发迹之后，经常赌气般地和徐阶对着干。
而徐阶大约也确实有预留余地的意思在，因此，对高拱很器重并亲近。但他似乎没有
洞察到高拱的心思，因此在处理事务时，显然没有过多考虑高拱的情绪。当时，高拱把自
己的家搬到了内阁值班室附近，时不时地在值班时，偷偷溜回家，并且有时还把宫里的器
具带出去使用。为此，遭到一位言官的弹劾。这位言官可能有拍徐阶马屁的意思，偏偏又
是徐阶的同乡，高拱便认为是徐阶指使的，于是，“大憾之”——痛恨徐阶。
公元 1566 年，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嘉靖皇帝病死，裕王即位。没几天，转过年去，
就进入了新皇帝的年号——隆庆元年。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导致了高拱对徐阶的彻
底痛恨，并为以后与张居正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嘉靖皇帝死时，按照惯例，由首辅负责起草老皇帝的遗诏。一般说来，这种遗诏是对
过去的盖棺论定，并由此生发出对未来的展望，极为重要，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官样文
章。那些有作为的首辅，常常以此为契机，给国家带来全新的气象。
此次，徐阶就把握了这个机会，在遗诏中，将嘉靖朝四十五年间最不得人心的重要弊
端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结果，史称：“诏下，朝野号恸感激。”遗诏公布后，
朝野上下的人们痛哭失声、感激不已，并将这份遗诏和当年杨廷和撰写的那份诏书，视为
嘉靖朝一始一终的两大盛事。从而，成为历史上相当有名的一份遗诏。
没想到，这件盛事却把高拱和另外一位内阁大学士惹恼了。原因是，此时的徐阶“倾心
委居正”——全心全意地依靠张居正，他是和张居正商量着起草的这份重要文件，高拱和另
外一位大学士连边都没能够沾上。是故，二人大为光火，以至于那另一位大学士提出：“徐
阶诽谤先帝，应该斩首。”这显然是一种意气用事的情绪发泄，透出一股阴暗的小家子气。
而高拱，则以新皇帝潜邸旧臣的姿态，开始了与徐阶的对抗。最激烈时，发展到二人
在内阁中，以激愤之词相互辩驳争吵的程度。徐阶的两个儿子及其家人，在家乡横行乡里
的事情，就是在此时，被高拱的追随者揭发出来的。
随后，高拱遭遇了来自南北两京监察官员们排山倒海般的弹劾与抨击，史称：“言路论
拱者无虚日。”这可能是高拱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最后，隆庆元年五月，大学士高拱以
养病为由，辞职了。《明史》作者认为，高拱此次辞职是因为他倚仗皇帝旧臣身份，患得患
失，在个人恩怨上反应过度所导致的。这种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此时的徐阶，被弄得同样灰头土脸。他大约也是感慨万千，很难感受到多少胜利后的
快感。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出没，哪里想到竟然在自以为风平浪静的
港湾里，险些翻了船。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名相声望，经此一番折腾，恐怕是要大打折扣。
而且，很有可能他已经觉出，自己在这位隆庆皇帝手下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了。就此，萌生
退意，不久便荣归故里。
徐阶之所以如此决意求去，可能和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是隆庆皇帝不可救药的好色；
其二是他栽培起来的接班人张居正，让他可以放心地离去。
大明帝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统帝国中，出现具有特异性格的皇帝最多的一个
朝代。隆庆皇帝可以算是—位。这位当年显得特别循规蹈矩的裕王，也不知道他到底受了
什么压抑或刺激，做了皇帝之后，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色中饿鬼。以至于在时人的记录中，
关于这位皇帝的情色历史，可以称得上蔚为大观。
在他当皇帝的六年中，可能是中国陶瓷业、书画印刷业等制作春宫色情产品最为鼎盛
的时期。沈德符在他著名的《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这位皇帝对于具有高度写实春宫画
面的杯盘碗盏的爱好。江南地区一度发生的“拉郎配”抢婚风潮，就发生在此君当政期间。
他的宫闱故事也相当可观。因此，皇皇官修正史《明史》，在谈到徐阶辞职时，才会使用特
别委婉暧昧的语言方式，曰：“阶所持诤，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会帝幸南
海子，阶谏，不从。方乞休，帝意亦渐移，许之，”表明徐阶辞职，确实与皇帝的私生活有
大关系。
徐阶可能是老了，见不得皇帝荒唐。
毕竟，在许多年里，他为太子的问题，倾注了不少心血，承担过可怕的风险，也寄托
了莫大的希望与理想。如今，他可能会相当失望。他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位特别好色的皇
帝却也有一个特别可爱之处——他放心放手地让那些聪明能干的大臣们去做事情，极少滥
施权术与威风。
可能是青少年时期压抑过久过重的缘故，这位皇帝时常表现得羞怯而迟钝，在朝堂上
经常说不清话，甚至连程式化的对答有时都需要大学士们代替。这使人有理由怀疑皇帝的
智力发育水平。
结果，徐阶走后，反倒是隆庆皇帝的这个特点，成全了后来回到朝廷的高拱和张居正，
使他先后任用的这三位主要宰辅大臣，都可以放手作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同凡响的名
臣。也使短短六年的隆庆一朝，在明代历史上成为颇有建树的一个时期，在史家们口中享
有不错的名声。（十九）
三、年轻气盛的张居正，在内阁中处境很不舒服，为了扩展势力、寻找同党，甚至请回了
恩师的政敌，并与高拱进入了最初的蜜月期。
张居正真正走上历史前台，应该是在嘉靖与隆庆相交之际，也就是嘉靖四十五年年底
与隆庆元年年初，即公元 1567 年之初。
徐阶对张居正最为深谋远虑的一个安排，就是在扳倒严嵩的第二年，即嘉靖四十二年，
将他调到了裕王府邸，去充当裕王的老师。他再度与高拱成为同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
相当友善。
当时，这个安排多少带有一些风险，因为，嘉靖皇帝喜爱景王远在裕王之上，是众所
周知的。而景王的封国偏偏又特别意味深长———他被封在了德安府，就是当年的湖广安
陆州，嘉靖皇帝的龙兴之地。没有人知道，这位皇帝会不会在一阵清风吹起一缕香烟直达
天庭之际，一纸诏书把他召回来，立为太子。以嘉靖皇帝一生行事风格判断，如果他想要
这样做的话，恐怕是没有人、包括徐阶能够阻拦得了的。事实上，直到两年后，景王病死，
这个风险才算最后化解掉。
张居正在裕王府邸三年，“王甚贤之”，特别欣赏看重他。此时，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
细节，“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王府中的宦官们没有不喜欢张居正的。这个情节极其
耐人寻味，似乎预示了他今后一生的基调。
值此充满变数的时刻，在拟定嘉靖皇帝遗诏前后，张居正和前两年的高拱一样，在徐
阶的栽培下，飞快地晋升。
从侍讲学士领院事，到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再到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成为内阁成员，最后，到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荣衔。从正五品，
即相当于今日司局级的学士，晋级到从一品的副宰相，此人只用了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
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优美的三级跳了，根本就是在六七级之间身轻如燕地飞身而过。更
为厉害的是，如此神速之晋升，并未引起朝野内外、官场上下明显之恶感。其内外双修之
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张居正与徐阶的做派完全不同。
当时，在内阁中，张居正资历最浅，不但最后一个进入内阁，在名位上也是排在最后。
但唯独他一个人，完全不来礼贤下士那一套，总是庄重俨然地拿出宰相的派头，很傲慢地
对待朝中那些高级官员们，对任何人都不假以辞色。谈论问题时，说话不多，但只要张口，
便一定切中要害，极其到位。是故，人们对他“严惮之”———特别心存畏惧，超过了对其
他所有的宰辅们。
这时，张居正的年龄只有 42 岁。
到目前为止，张居正表现得相当清高孤傲，才能卓越，并且有为有守，决不苟且。在
他步入帝国官场，严嵩势焰熏天的十五年期间，尽管严嵩也器重他，他却谨守着这道底线，
看不到他做过趋炎附势、苟且下贱的举动。这应该是徐阶特别推重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
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特别为人敬重的品质。
张居正为人行事中的这种孤高冷峭，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仆固疑兄太冷耳”———
我真的怀疑仁兄的性情实在太冷了。
张居正“此兄养邃而识精，弟心所师资者，第其性太简，不奈与人群”———张兄居正
学养深邃、识见精湛，我在内心深处是把他当老师看的。只是他性格太傲，不屑与人周旋，
很不合群。
说这话的人名叫耿定向，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官僚型学者。张居正死后，此人以伪善
闻名，与李贽二人间相互猛烈抨击。后来官居礼部尚书。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应该属于那
种既是深受倚重的下属，又是相当亲密的同志与战友。他对张居正的评论，可能与当时绝
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当张居正将高拱打翻在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时，在
整个帝国出现的反响是：“中外想望丰采”———朝野内外的人们普遍地景仰他，对他的丰
采心驰神往。
然而，当此时，事情已然埋下了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转变的伏笔。其意味深长之处，甚
至令四百年以后讨论这一情势的我们，仍然备感心灵上的折磨。
高拱返回朝廷重当大任，是张居正谋划的结果。当时，徐阶离开后，张居正的处境很
不舒服，原因是其他几位内阁成员与张居正的关系并不融洽，有的人甚至很小看他。为此，
张居正与一位当年在裕王府邸相友善的宦官联手，说服隆庆皇帝，召回了高拱。这件事情
发生在公元 1569 年，即隆庆三年冬天。
复出后的高拱，权势极大，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不久，更以内阁首辅兼任吏
部尚书。我们知道，按照帝国制度，吏部乃六部之首，负责天下官员的考选封授，权责特
重。因此，由吏部尚书而晋为内阁大学士者，所在多有。然而，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
书者，高拱却是到此时为止的第一个；而以首辅之尊又兼任者，更被视为一代之旷典，是
大明帝国历史上，皇家对臣子从未有过的崇高信任与授权。
由此，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真正的蜜月期。这里面，可能有高拱对张居正
感谢的成分在，但更主要的，应该是二人在治国理念上的高度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所致。
史书记载了高拱极为赞赏张居正的才干，在形容二人的关系时，使用的说法是，“拱至，益
与居正善”，“两人益相密”。
在此期间，两人配合默契，携手并肩，在不长的时间内，做了几件极漂亮的工作，使
整个隆庆一朝骤然变得生动起来，局势粲然可观。
改善北部、西北部边疆与蒙古部落间的关系，是此二人的一个大手笔。（二十）
四、务实与手腕，高水平的洞察力与应变能力，使张居正和高拱的行事风格一模一样，因
此很长时间两人彼此欣赏，气味相投也就不足为怪了。
大明帝国开国以后，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就是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一直缠绕
了帝国将近两百年。正统年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帝国皇帝被俘、南宫复辟和于谦被杀
等一系列大事件都是由此导致的。兵锋直薄帝国首都的“庚戌之变”，就是由蒙古部落首领
俺答导演的作品。而帝国首辅夏言被杀，也与蒙古部族干系甚重。到隆庆年间，由俺答率
领的剽悍的蒙古骑兵，已经使帝国在几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精疲力竭。
另外一个历史因素也在时间中发酵后，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
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民
族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
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以是之故，
在大明帝国，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
进入到一种普遍的激情里。这是为什么天顺皇帝复辟后，人们传说被冤杀的于谦于少保，
是岳飞岳少保转世化身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只有采用强
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
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
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他们时常需要冒的风
险，就是被指斥为秦桧的同志。由此，在帝国官场已经形成一种无药可救的历史后遗症，
导致众多的官员不愿担负责任，哪怕错失良机。我们在大明帝国的许多高级别论争中，时
常能够看到这种情形，用现代心理治疗技术判断，明显表现出心理变态和智商指数偏低的
症状。其最后结果，则是“华夷交困，兵连祸结”。
双方的日子过得都很艰难，称得上灾难深重。
这时，事情突然发生了意外的转机。
勇猛剽悍的俺答，在自家内部，做了一件蛮不讲理的事情。他的一门亲戚是鄂尔多斯
地区的首领，家里准备迎娶一个女子，俺答发现这位女子极为美丽聪颖，便不由分说地抢
来做了自己的妻子，这就是后来极有名的三娘子。然后，为了弥补人家的损失，他又把自
己孙子准备迎娶的姑娘送给了人家。结果，导致他的孙子前来投降大明帝国。大同总督王
崇古不顾人们的反对，接纳了这位满腹委屈和牢骚的小伙子，并建议中央政府善待之，利
用好这个机会，改善边境上的局面。为此，帝国官场大哗，立即分成两派。相当多的人认
为，万万不可接纳这个敌人的子孙。更有正义凛然者坚定呼吁，终于有了报仇雪耻的机会，
主张按照帝国旧制杀之，或者将其安置于远离草原的海滨之地，或者发配为奴。以此，报
复并打击俺答的嚣张气焰，至少在心理和士气上获得满足。
高拱与张居正则力排众议，明确支持边境地区那位聪明的地方长官王崇古，他们一致
说服隆庆皇帝，并下令严厉处分了几个重要的反对者。然后，授予俺答的孙子指挥使职位，
并尽力优待之。
最后，出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双方开通边境贸易，互通有无，俺答接受了明帝
国“顺义王”的称号。从此，大明帝国多年梦想的和平环境突然降临，并且一直维持了将近
半个世纪。据说，那位美丽的三娘子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史家认为，这种和
平的局面，“半系娘子”。
由此，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后来被册封为“忠顺夫人”，受到蒙汉两个民族的爱戴。至今，
赞美这位夫人的画像、诗词和传奇故事仍在广为流传。
对于大明帝国来说，一个特别现实的好处就是：仅宣府即今日之宣化、大同、山西三
镇的军费开支，每年就节省下来 60 余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几乎达到了当时帝国年财政收
入的 20％以上。此外，高拱在张居正的协助下，于辽东地区的军事布置上大获成功。在一
些地区性骚乱的平息上，在一系列国内事务的安排上，均显示出高水平的洞察力与应变能
力。比如，贵州报告说，当地的一个土司想造反。高拱在派人去时，明明白白地告诉他：“那
个土司肯定不会反。你到之后，一定不要刺激他。”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他料中。
一时间，在二人的默契配合下，帝国原本晦暗不堪的地平线上，仿佛展现出一派诱人
的霞光曙色。
当时，高拱主持了一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其风格与后来张居正的行事几乎一模一样，
以至于被人认为此事是张居正操办的。
当时，广西的一个地区长期动荡不安，时抚时反，屡抚屡反，并劫杀朝廷命官，具有
了明显的叛乱性质。高拱举荐江西按察使殷正茂为巡抚，就是由主管司法的副省长提升为
省长，前去主持剿灭行动。这位殷正茂素有能员之名，却也素有贪婪之名。因此，高拱的
提议受到反对。高拱极果断地排除阻力，敦促皇帝下达了任命。后来，此人果然平息了叛
乱，证明高拱没错。高拱的说法是：“这家伙贪虽贪，却能成事。”他是从这样几个角度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