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问题的：假如有又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当然最好。不然，宁取能干，不取清廉。否则，
派一个清廉但不能干的官员去，花费 100 万两银子，事情也平息不下来。那就不如派一个
能干的人去，说不定给他 100 万两白银，哪怕让他贪了一半，可能他很快就把事情给你办
好了。然后，高拱的一个配套措施是，在这个家伙的地盘上，大力表彰清廉的官员，以抑
止此人可能带来的恶劣影响。
从张居正主政之后的情形看，这也是典型的张居正式思维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此
二人何以会很长时间彼此欣赏，气味相投了。
可惜，事态毕竟发生了变化，而且，到最后，变化得一塌糊涂。其演变的方向则是人
们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二十一）
五、当张居正与政治能量大得多的大太监冯保相结交时，便注定了他与高拱的决裂只是时
间问题而已。张居正对帝国政治体制的认识，深谋远虑的布置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决心，
都是高拱远远不及的。
综合诸多史家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印象：高拱能力极强，个性也极强；对
皇帝忠心耿耿；为人直率而高傲；但似乎不是一个豁达大度、有容人之雅量的人。或者说，
他肯定不是一个肚子里能撑船的宰相。
他重返政坛执掌大权之后，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对徐阶采取了一连串的报复措施，
称得上不遗余力。
———在政治上，只要是徐阶当年赞成的，如今他就反对；只要是徐阶当年反对的，
如今他就赞成。他在隆庆皇帝面前，用一种有欠磊落与良知的方式，将徐阶当年清理嘉靖
朝弊政、从而深受朝野欢迎的措施，说成是对先帝的诽谤与居心不良，试图挑起皇帝对徐
阶的不满与怨恨。
———在个人处境上，他起用对徐阶怀有怨恨的人来对付徐阶。史书上说，只要能够
整治徐阶，则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还记得：当初，百官感激并拥戴在位的徐阶，曾经连珠
炮一般地抨击高拱；如今，徐阶已经离职，地方官和有关部门的官员们立即争先恐后地想
办法修理徐阶；监察部门的官员则纷纷上书揭发、弹劾徐阶的罪恶。最后，终于将徐阶的
儿子全部判罪充军，并“尽夺其田”———把徐阶家的田产全部剥夺干净。
这些记载可能略有一些夸大，但大体上说的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终于，这把火烧到了张居正的身上。
此时此刻，张居正的尴尬难受可以想见，徐阶于他有知遇提携之大恩。但凡正派一点
的中国人，都讲究滴水之恩，则当涌泉相报。他不但没有能够报答徐阶，反而间接令他大
受磨难，这算怎么说的？
于是，张居正委婉地劝说高拱，大约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之类的意思吧。高拱本来已经
有些动心。谁知，恰在此时，高拱听手下人讲，说是张居正收了徐阶儿子 3 万两银子的好
处，所以要为徐阶转圜开脱。听得高拱一肚子火儿，便要寻张居正的晦气。结果，高拱兴
问罪之师，以此责难张居正。史书记载说，张居正脸色大变，指着苍天发誓，“辞甚苦”———
可能就是发出了断子绝孙、天打雷劈之类毒誓的意思。高拱觉出不对，请张居正原谅自己
的道听途说。然而，对于张居正来说，这哪里是可以原谅的事情？就此，“两人交遂离”———
多年的交情算是掰到家了。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张居正就是在此之后下决心与高拱决裂的。但可以肯定，发生了这
样一些事情之后，张居正后来以相当决绝的手段对付高拱时，他大约是可以保持住自己的
心理平衡了。
平心静气地观察，即便没有这件事情，高拱和张居正这样性格，意志、能力、抱负同
样强烈不凡的两个政治强人能够合作多久，也的确大可怀疑。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张居正表面为人孤傲冷峭，但他实际上所作的一
些事情，与他所给人的外在印象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差距，理解成他
早就在为未来的政治斗争积蓄力量。
比如，根据帝国的正统观念与制度，作为外廷的官员，张居正不能与内廷的宦官相结
交。在理论上讲，外官交结内侍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认真追究起来，当是可以处死的
罪过。因此，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是帝国规范所不允许和为人所不齿的。这是我国历史上，
那些与宦官合作的大臣们，通常很难留下良好名声的重要原因。然而，另一方面，在如此
僵硬的体制之下，不这样做，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什么都不要做。揆诸历史，这可能是
太多的人们，不顾后果地如此行事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以张居正的性情而论，人们肯定会认为，至少他不应该做这种事儿。然而事
实上，他不但在做，而且做得相当周到严密。这种周到严密，肯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
种深思熟虑，应该是出于格外强烈的政治抱负，也必定是建立在对帝国政治运作周密观察
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他与皇帝身边的宦官相谋请回高拱，只是牛刀小试。当他与政治能量大得多的
大太监冯保相结交时，便注定了他与高拱之间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这个问题上，
张居正对帝国政治机制的认识、深谋远虑的布置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决心，都是高拱所
远远不及的。
应该说，张居正抓住了大明帝国政治体制中最关键也是最脆弱的那个环节。
追根溯源，这个环节还是由朱元璋所铸造的。
大明帝国创立以前，我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曾经发生过宦官为祸的情形，严重时，
甚至可以杀死或者更换皇帝。因此，朱元璋对此有着高度警惕和戒备。他曾经多次表达过
对宦官的轻蔑，认为这帮家伙很多都是坏蛋，难得挑出几个良善之辈。用来做耳目，则耳
聋目瞎；用以为心腹，则为心腹之患。是故，他们只能从事挑水、扫地、奔走、传达之类
的工作。据说，在朱元璋制定的制度中，有一条针对宦官的规定，即禁止宦官读书。掌管
图书典籍的宦官，只许具有识字而已的初级水平；具有一定文字能力的，只限于那些需要
记录皇帝诏令的宦官。并且，据说他还在皇宫中竖立过一块铁牌，上面书写道：严禁宦官
干预政事，预者斩。
如此防范，不可谓不严密了。
然而，当朱元璋制定出力图将大权独揽到皇家，从而确保朱家天下万世一统的政治制
度时，其交互作用的结果，却使大明帝国变成我国历史上宦官为害国家最为惨烈、最为深
重的一个时代。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来自宰相制度的废除。
朱元璋大约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旨在加强皇家权威的举措，竟会演变成彻头彻
尾、完完全全地增强了宦官的权威。仿佛就像朱元璋成心如此设计一般。历史老人喜欢捉
弄人特别是喜欢捉弄强人的品性，在此得到了完全的印证。
朱元璋心思细密，考虑重大问题时，常常绕殿徘徊，正思逆想，反复斟酌。当他自以
为一切安排都完美妥帖，天衣无缝时，偏偏就忘记了自己那些子孙们，不会都是像他一样
的工作狂。他们是要在深宫膏粱中出生、在满身脂粉香气的女人怀里和不男不女的宦官堆
儿里长大的。于是，在后来的世代里，朱元璋的如意算盘大都演变得面目全非。其中，以
宦官的作用，在制度与实际运作中变化最为巨大。（二十二）
六、太监当政，个个有本事把满朝的文武百官折腾得死去活来，高拱欲予制止，只是手法
过于粗暴，为后来的不祥结局埋下了伏笔。
大明帝国宦官的令人畏惧之处，大体上发生在两个部门：一个是诞生在公元 1420 年，
即永乐十八年八月的东厂；一个是创制于洪武年间，但在宣德年间脱颖而出的司礼监。后
来二者合流，变得威力巨大无比。
东厂是对帝国臣民进行侦缉与刑狱的机构，与锦衣卫齐名，常常被并称为“厂卫”。不
同的是，东厂由宦官掌控，地点设在东安门北，可能也是为此，所以称为“东”厂。在东厂
中，大约是为了进行敬业精神的教育，所以悬挂岳武穆即岳飞画像，并供奉有历任首长的
牌位，上面大书“百世流芳”四字。这个机构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只对皇帝负责，有权力
对皇帝之外的任何人进行侦察，同时，其侦察结果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直达皇帝手中。其
最高首长则必定是由皇帝最信任的宦官充任，一般称之为“提督东厂”或“东厂提督”。
继王振之后，到张居正的时代，帝国至少出现了曹吉祥、门达、汪直、李广、刘瑾、
钱宁等一批大太监，每一个都有身手不凡之处，个个都有本事足以将满朝文武百官折腾得
死去活来、斯文扫地。
嘉靖一朝四十五年间，少见宦官为祸。可能与嘉靖皇帝在外省长大、并对宦官心存戒
备有关。
谁料此时此刻，张居正已经与大太监冯保达成深刻默契。从而，掀开了帝国历史上极
为奇异的新篇章。
据说，冯保时常焚香沐浴之后，弹奏古琴，水平相当高，且很有儒者风度。他属于那
种一眼看上去知书达理、颇有文化素养的宦官，琴棋书画都能来，诗词文章也不错。由于
学识涵养在宦官们当中确属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因此，嘉靖年间就已经做到了司礼监秉笔
太监的位置。
太监这个词在辽代最早出现时，是一种官职称谓，为宦官管理机构太府监的最高长官。
元帝国因袭之。到了大明帝国，宦官机构大幅度增加，于是，二十四衙门中的十二监便全
部设立了掌印太监这个官职，为各监之最高首长，正四品，大约相当于副省长的级别；其
他四司首长为司正，正五品，相当于司局级；八局各设大使一人，也是正五品。从此，人
们就用最高一级的官职名称，来通称宦官。拍马屁的味道很重。因为，绝大多数宦官可能
一辈子都当不上太监。
隆庆元年，即公元1567 年，冯保晋升为秉笔兼提督东厂太监，成为司礼监的第二把手。
这使他在帝国官场中的地位，与张居正在内阁中的地位已相仿佛。
这时，掌印太监的职位出缺。按道理说，应该由冯保依序递升，谁知，大学士高拱偏
偏向皇帝推荐了御用监太监接任司礼监掌印。
御用监在十二监中的地位并不高，主要负责御前围屏、床榻诸木器和紫檀、象牙、乌
木、螺甸等玩器的造办，这一举荐相当失策，颇有点扶粗使丫头为正室夫人的意思。其不
符合宫中常例也有违情理之处在于，按照宫廷规矩，御用监太监不能接掌司礼监。而且，
更糟糕的是，假如这位粗使丫头国色天香聪明伶俐倒也罢了，偏这位御用监太监是个文化
程度很低的人，很有可能接近文盲的水平。而司礼监却是每天都要和国家典章制度、来自
全国官员们的文书报告打交道的。
于是，“保由是疾拱”———冯保由此痛恨高拱。
果然，这位既无姿色又无眼色的粗使丫头，不久便惹翻了好脾气的隆庆皇帝，很快便
被罢而去。
高拱一不做二不休，第二次推荐了一位尚膳监太监来接掌司礼监。这次虽然破了规矩，
但还不太离谱，因为这位负责皇帝饮食的太监有一手绝活，本来就很受皇帝喜爱。结果，
此人顺利接掌司礼监掌印。史书记载说，“保疾拱弥甚，乃与张居正深相结”———冯保无
以复加地切齿痛恨高拱，这才与张居正深入结交。其含义当然是想报这一箭之仇。
从帝国制度的角度看，高拱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作为大学士，他没有理由破坏帝
国规制，将更有资格、能力更强的冯保愣挤到一边去。这种强横的做法不可能不招人讨厌，
不可能不带来乖戾之气，不可能不毒化政治空气。
但同样作为大学士，他的做法又很可以理解。原因是，作为帝国士大夫的代表，但凡
正派一点的帝国官员，没有人愿意看到宦官们的权势过大，帝国的历史一再证明，举凡此
种情形出现，都意味着不小的灾难。
我们找不到冯保在此之前得罪过高拱的记录，表明高拱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是出于
政治目的在刻意打压冯保。冯保手中的权力已经很大，他的资历，素养与能力越强，对内
阁决策管理权限的破坏力就可能越大，高拱也就越要抑止他。如果不是因为隆庆皇帝的个
性和对徐阶、高拱、张居正的信赖，高拱大约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做到了。只是手
法过于粗暴，为后来的不祥结局埋下了伏笔。
此时，徐阶尚在朝中，张居正也已经进入内阁。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反对高拱的做法。
在理论上讲，他们应该是支持高拱的。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理念与利益。直到徐阶离去，张
居正又受到高拱颇为轻率的伤害。
事实上，或许正是高拱自己相当情绪化的个性，才一再化友为敌，使冯保有机会建立
起了强大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一旦形成，几乎就注定了高拱的政治溃败只是时间问
题而已。自己犯错误，自然给了别人犯更严重错误的理由与机会。帝国政治制度本身的非
理性化，注定了这一切的无可避免。
我们只要把时间这个参数向两端拉长一点，就会明白无误地看到，这种政治理性的缺
失，使帝国与所有参与者个人，在这场政治游戏中，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与成本。即使是
那些在各个方面堪称杰出的人，也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
冯保的机会，出现在隆庆皇帝重病弥留之际。时在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公元 1572 年，即隆庆六年闰二月，大约与放纵过度的性生活有关，35 岁的隆庆皇帝
已经一副神销骨立的模样，面色晦暗且伴有热疮。
一次，他面带愠色，紧抓住高拱的手，说：“我不回宫里了。”
高拱连忙劝解：“皇上不回宫可怎么行？望皇上还宫为是。”
皇帝恨恨地：“有人欺负我。”
高拱：“何人胆敢无礼？有祖宗重法在。请皇上告诉臣，臣依法治他。”
皇帝深深地叹口气：“唉，什么事？还不是宫里的事。” (二十三）
七、冯保借助与内阁张居正的关系，与高拱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而张居正则袖手旁观，假
装不知内情。
据说，就是在此前后，张居正察言观色，看到皇帝“色若黄叶”且神已朽矣，知道其人
病入膏肓，已是无可救药。于是，在暗中写了关于皇帝后事处理的十几条意见，密送司礼
监秉笔太监冯保。
此时，冯保至少已经在两个方面做了深厚的铺垫。
一方面，那位接手司礼监掌印的前尚膳监太监，一时间颇受皇帝倚信，他肯定想了不
少办法讨万岁爷喜欢。我国写实程度很高的春宫作品的繁荣发展，和皇帝身上的那些热疮，
可能都与此人关系不小。这样一来，皇帝是挺快乐，皇后妃嫔们却不大可能开心。特别是
曾经被移居别宫的孝安陈皇后和后来万历皇帝的生母李贵妃，肯定不会为此感谢他，这应
该是可以想见的。于是，冯保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把自己对皇家的满腔忠爱倾注到了皇
后、贵妃和皇帝的继承人身上。
我国古代，对此种做法有一个极贴切的形容词汇，叫作“烧冷灶”。大凡已经步入帝国
政坛或准备进入官场者，这是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虽然此种做法难以被看成是正派的，
最后结局也鲜有善终者，不过，以此种功力一举拿下高位的，在我国算得上史不绝书。其
中，成就最高者当属战国后期，阳翟，即今日河南禹县的珠宝商人吕不韦。与冯保同行的，
则至少有宋徽宗时代的童贯和本朝稍后一点的魏忠贤。
另一方面，在外廷，他与内阁次辅张居正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高拱在他那本虽然火气
很大，却也相当有名的遗著《病榻遗言》中，曾经对此做过相当细致的描述。高拱说：张
居正与冯保拜为兄弟，逢迎谄媚无所不至。冯保有一个心腹仆人名叫徐爵，没有一天不到
张居正家中去。只要是他想要的，张居正一定会尽力帮助他促成，使这家伙特别感激张居
正，不遗余力地为他与主人冯保奔走。三个人像合穿了一条裤子般，变成了一个人。于是，
一有什么事，张居正就捏咕出一个东西，由徐爵交给冯保，冯保再在宫中以皇帝的名义批
出来，张居正则袖手旁观，假装不知内情。高拱说：“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高拱尽管对此深恶痛绝，但他确实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就以皇帝的遗诏为例，
本来，理所当然是应该由帝国首辅高拱来主持，结果，却由次辅张居正代劳了。原因是，
眼下，皇帝还没有死，高拱哪里可能写一份这样的东西给皇帝？于是，在张居正的指导点
拨下，冯保也不知是怎么撺掇的皇后、皇贵妃，竟然能够让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皇帝，
基本上按照冯保和张居正指示的方向，对后事作了安排。高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怒火万
丈，却又全然无从发泄。
结果，值隆庆皇帝龙驭宾天、万历皇帝万象更新之际，得分最多的人，倒成了一个太
监。据说，当时就有朝臣认为，皇帝对后事的安排，特别是对冯保的倚重，是这位太监矫
诏即篡改皇帝遗嘱所致。后世史家也有持此种看法的。
无奈，众多史料包括高拱自己撰写的《病榻遗言》中，都全文照录了皇帝的两份遗嘱。
而且，从当时的情形和各种记载中判断，遗嘱是在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由皇帝
身边的太监———冯保，当着神志清醒的皇帝的面，宣读给皇后、皇贵妃、皇太子与三位
顾命大臣的。第二天，皇帝死去。就此，三位内阁大学士全部成了顾命大臣，冯保则不但
也成了顾命之臣，还掌司礼监兼东厂提督。就此，这位太监创了一项中国记录，并掌握了
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
所谓创记录云云，在高拱的《病榻遗言》“顾命纪事”一章中，是这样评论的：“ 自古有
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
至于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指的是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提督太监。这两个职位，
由于威权太重，所以极少委任给一个人，历来都由两个人担任，以收平衡与钳制之效。打
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种授权，就如今天的内阁首相又兼任了公安部部长、最高检察院总
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一样吓人。
而高拱所推荐的那位尚膳监出身、大约是有一手烹调绝技的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如今
已经不知被发往何方高就去了。
高拱心绪之恶劣，可以想见。他力图振作，挽回颓势。
于是，在老皇帝宾天的半个月，新皇帝登基的六月初十日当天，高拱给 10 岁的小皇帝
上了一份题目为《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的折子。
这是一篇用心深沉的奏折，表面上看起来，这篇奏折完全是按照帝国政治制度理论上
的规定，辅导小皇帝如何处理朝政。因此，甚至对帝国政事处理的整个流程细节，都交代
得细致入微。实际上，其中隐含着的重大玄机，是要按照帝国政治传统中太监必须“按票拟
批红”的理论规制，将冯保手中的批红大权，在实践层面上剥夺掉，变成真正按照内阁票拟
批行的程式，由此使决定大政的权力回归到内阁来。
高拱当然知道，10 岁的小皇帝不可能读懂这篇东西的微言大义。但他只要皇帝按照惯
例将此奏疏发回内阁即可。届时，他就会步步为营地安排下一步的攻势。
谁知，冯保也是此中老手。他并不将此奏折发返内阁，而是直接代皇帝拟旨，曰：“知
道了，按老规矩办。”这种漫不经心的回复，习惯上表示的含义是不冷不热、不软不硬的不
以为然。
高拱立即又上一书，强调了前者的重要，请发回票拟，“免失人心之望”。
四天后，冯保将此奏疏发回内阁票拟。
高拱为皇帝草拟的批语是：“览卿等所奏，甚于时政有裨，具见忠荩，俱依议行”———
折子已经看过了，对于时事政治很有帮助，完全可以看出上折子的人忠心耿耿，都按照上
面所说的办吧。
至此，高拱认为倒冯之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挥一批监察官员接连上书，猛烈弹劾
冯保，锋芒凌厉，直取冯保的性命。
历经三朝，冷眼旁观了嘉靖、隆庆时代无数官场直取性命之倾轧的冯保，如今临到自
家头上，也慌了手脚。据说，他派往张居正府上密议的徐爵，和张居正派去给他面授机宜
的姚旷二人，违背皇家制度，连夜开东华门者，三番五次。遂定计，由冯保去面见皇后、
贵妃和皇帝，揭发高拱的不臣之心。因为，高拱在隆庆皇帝去世时，曾经在内阁痛哭着说
过一句话，曰：“10 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对皇家三位主要人物汇报时说：“高拱指斥
太子为 10 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并且，可能还谈到了高拱意图拥戴一位成年藩王入继大
统之类很难考证的话。
“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第二天，即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话出来：
“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告病在家。张居正亦告病，几
经催促，张居正扶病而来。（二十四）
八、张居正和冯保乘的是一辆真正的疯狂的过山车，完全没有人性化的设计，只有纯粹嗜
血的利害算计，或者能量耗尽，才能制止住那可怕的惯性。
在大殿前的台阶上，高拱对并肩而行的张居正说：“今天这事儿，肯定是因为监察官们
弹劾冯保，才召大家来的。我必定会据理力争，也会惹恼皇帝，你正好可以留下。我走后
就天下太平了。”
张居正回答道：“你总是这么讲话。”
结果，高拱一语成谶———
按惯例，皇家颁布的诏诰应该由首席大学士接旨，现在，太监却劈头呼唤次辅张居正
张先生接旨。在这篇以皇后、皇贵妃和皇帝三人名义发布的诏书中，开宗明义地痛斥高拱“专
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知其居心何在？诏书命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就此，高拱全线溃败，直到六年后去世都没能翻身。
他死后，又过了四年，张居正死后不久，以高拱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充满悲愤与激情的
回忆录——— 《病榻遗言》。该书情节细致入微，文辞极其富有感染力，因而，可能在打翻
张居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由此被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其中许多情节，虽详尽
却死无对证，且过于情绪化，不无令人疑惑之处。
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则病骨支离，辗转于病榻之上。听到高拱被逐的消息后，呕血
三日而死。
仅仅二十天之前，跪伏于先帝病榻之侧、痛哭着接受托孤顾命的三位国家重臣，如今，
一死一逐，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再加上一个十分可疑的冯保。想起来，实令人百感交集，
百味杂陈，不能不为帝国政治的诡谲与残酷而扼腕叹息。
假如事情能够到此为止，那么，张居正和冯保二人可能还不至于受到后来那样普遍的
憎恶。可惜，他们搭乘的是一辆真正的疯狂过山车，完全没有什么人性化设计，只有纯粹
嗜血的利害算计，或能量耗尽，才能制止住它那可怕的惯性———半年以后，公元 1573 年，
即万历元年正月，爆发了著名的“王大臣”事件。平心而论，张居正和冯保在此事件中的表
现，很难获得人们的同情与支持。
这是一个很闹腾很无聊的事件，然而，唯其如此，它似乎才更加应该唤起人们的关注，
唤起人们对于帝国政治的永久怀疑。
关于这次事件，可以见诸几乎所有涉及此阶段历史的史籍之中，有多种版本，且扑朔
迷离之处甚多。取其众口一词，其大体经过是：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清晨，10 岁的小皇帝在一群人簇拥之下前去早朝，出乾清门后，
迎头撞见一个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的无须男子，惶惧躲闪之下，遂被捕获。审讯后，得知
此人本名章龙，化名王大臣，从戚继光处来。
东厂的最高首长冯保急忙派人将此消息通报张居正。张居正通过来人密嘱冯保：“戚继
光手握重兵，处境极度敏感，千万不要让这个家伙再胡乱指认。应该借此机会对付高拱。”
随后，张居正票拟谕旨一道：“命冯保牵头审问，追究主使之人。”于是，冯保来到东厂，
亲自审讯。据说，他关闭门窗，屏退左右，终于审出了一个此人与高拱家人合谋，前来刺
杀皇帝的结论。随即，张居正向皇帝正式奏请追究主使之人。冯保则派遣五名东厂特务星
夜赶往河南新郑县，捉拿高拱家人。
一时间，京城中人心汹涌，莫知所以。在家闭门思过的高拱又遭横祸，令他痛不欲生，
一度准备自杀，以保全家人。而他家中的亲友、仆役人等，则卷走了一切可以裹挟的金银
细软，作鸟兽散。
就此，舆论大哗。人们反感高拱的粗暴强横，却也很难相信他会做这种明显弱智、且
看不出任何好处的事情。于是，一个普遍的希望是，结束东厂的黑箱操作，由司法部门公
开审理此案。此时，就连与张居正素来亲近的人都来劝告他，不要做这种必然要蒙恶名、
遭报应的扯淡事儿。张居正为表明自己的清白，向来人愤然出示了东厂本来应该提供给皇
帝的秘密报告。谁知，情急之下却忘记了上面还有自己修改的笔迹，被前来劝解的人窥破，
致使场面至为尴尬。
这种情形，可能导致了张居正在此问题上开始萌生退意。
随后，在三位帝国重臣参与的公开审理中，冯保则遭遇了更大的尴尬。当时，大约是
杀威棒的意思，按照帝国惯例，审案前，先打了那厮 15 大板。结果，被打的嫌疑人“哇哇”
大叫着质问冯保：“不是说要给我官做，永享富贵吗？如何上来便打？”
冯保不理，问：“是谁指使你来的？”
王大臣瞪着冯保：“是你指使的。你不知道吗，却来问我？”
冯保恼怒不已：“昨天你说是高阁老让你来行刺，为何今日不说？”
王大臣答道：“是你教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边上一位国家重臣看着不像话，也担心无法收场，便厉声喝道：“这厮端的无礼，连问
官也敢攀扯，只该打死。冯公公，不必再问。”
遂草草收场。
即便如此，冯保不依不饶。他回到宫中，仍然以“高拱行刺”向皇帝汇报。谁知，一个
年过 70 的殷姓太监突然跪到皇帝面前，说道：“万岁爷爷，不要听他。那高阁老只是个臣
子，来行刺，对他有什么好？”又对冯保说：“冯兄，万岁爷爷年幼，你当干些好事，扶助
万岁爷爷。如何却干这等事!高胡子是忠臣，受顾命的，谁不知道？那张蛮子夺他首相，才
要杀人灭口。你我内官，又轮不着做首相，干嘛死乞白赖替他出力？若做下此事，我辈内
官必然遭祸，不知要死多少人。使不得呀，使不得。”
此时，皇帝身边另外一个职位不低的大太监也劝告他，此事断不可为。由此，冯保方
才悻悻收手。
就此，在群臣毕至的朝堂上，张居正十分正式地出面为高拱求情。
高拱由此躲过一劫，得以善终。
那个莫名其妙、至今无人能够弄明白的王大臣，则被人灌了一杯生漆酒，稀里糊涂地
成了哑巴，并很快丢了脑袋。
而那些出头露面，迫使冯保与张居正不得不这样做的人们，则在不长的时间里，分别
受到了降级、撤职、开除公职、被迫退休甚至更加严厉的处分，理由多种多样。
很快，这种情形就显示出了它应该显示的后果：人们深切领会了内阁首席大学士与司
礼监掌印兼东厂提督太监联起手来的威力。从此，大凡路过河南新郑县高拱家乡的帝国官
员们，很少有人敢于直行。他们宁愿绕一个大弯，以避开那个不祥的名字。
同样，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张居正和冯保也会知道，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他们都
无法避开那反作用力的打击。诚如人类历史所一再显示的，那些敢于踏破人类价值标准底
线的人，一般都意味着走上了不归之路。（二十五）
九、投身帝国官场25 年的张居正，已然是帝国的首辅，然而他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他
置身其中的棋局，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盘死棋局。
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长达十年，在帝国历史上璀璨夺目的万历初政，竟然是
在这种波诡云谲的重重黑暗中拉开的序幕。这实在算不上是个好的开头，其诡异乖戾之处，
令人无法想想后面的结局会是皆大欢喜。
对于张居正来说，不幸的是：这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其丰采”的杰出政
治家，只能以这种阴暗的开端，涂抹着自己的脸谱。仿佛挥舞了一支过于粗暴的墨笔，黑
墨淋漓之际，使他后来那些对帝国真正伟大的贡献，也变成令人不忍卒睹的花脸。
这还不算，最大的不幸则是——
从张居正一生行状判断，他或许真的不在乎自己的生前身后名。然而，诚如帝国政治
所一再展现的那样，此种作为，在多数情况下，伤害的常常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声，甚至
主要不是名声。与二十五年前投身帝国官场的“储相”庶吉士相比，此时 48 岁、年届知天命
的张居正，已然是帝国首辅。当年那些无限的可能性，如今，已经明确而具体地铺展在他
面前。然而，他却很有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置身其中的棋局，如今，实际上已经变
成了一盘死棋局。
就像没有人能够沿着错误的道路走到正确的目标一样，也没有人能够盘活这一局已经
死透了的棋。从此以后，张居正真心实意、雄心勃勃地为帝国所做的一切，客观上，可能
只是让这盘大棋死得更快而已。
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看，的确很难得出其他的结论。
除了与冯保之间的知音默契，小皇帝朱翊钧及其母亲慈圣李太后的“倾心委倚”，则是
张居正能够大展拳脚的另一个必要条件。
按照《明史》所载，李太后出身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县治所在今天北京通州东南的
县镇。此地在元代为州，下辖今日河北省的武清、香河两县。明初太祖时降州为县，到清
代并入通州。太后家境贫寒，其父李伟为避兵祸，逃难来到北京。初进裕王府时，李太后
只是一个低级侍女，后来受宠，生下皇长子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隆庆元年晋封为贵妃。
而正宫陈皇后体弱多病，且没有生育，一度被“移居别宫”。种种迹象表明，她与李贵妃和
做皇帝之前的皇太子相处融洽。
按照皇家制度，新天子即位，应尊先帝时的正宫皇后为皇太后，有亲生母亲需称为太
后者，要另外再加徽号作为区别，就是地位略低于正宫皇太后的意思。这种情形，显然无
法令万历皇帝和他的亲生母亲满意。另外无法满意的，则是冯保与张居正。于是，冯保以
两宫太后并尊暗示张居正。最后，张居正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尊陈皇后曰仁圣皇太后，
尊李贵妃曰慈圣皇太后，从此，两宫太后并驾齐驱，没有了区别，遂成帝国定制。
有一次，小皇帝玩得高兴，对自己的首辅大臣说：“昨天，大内百花盛开，我奉陪母后
赏花盛宴，开心极了。”他说的母后，指的当然是自己的生母李太后。张居正奏曰：“仁圣
陈太后那儿长期寂寞，恭请皇上能够放在心里。”小皇帝颇以为然，回宫报告自己的母亲后，
亲自驾往陈太后所居宫殿，将其接到鲜花盛开处，再设盛宴赏花，尽欢而散。
张居正心思细密，应该令两宫太后深感欣慰。
官修正史《明史》在谈到李太后时说：太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
治理国家，臻于富强，太后“之力居多”。表明这位皇太后确实曾经给予了张居正相当大的
支持。许多年以后，在给帝国晚期政治带来重大影响的所谓“国本之争”中，万历皇帝对册
立自己不喜欢的皇长子为太子一事迁延乖张，太后问他是什么理由，万历皇帝回答说：“因
为他是都人之子。”太后大怒，曰：“你也是都人之子!”已年届中年的万历皇帝惶恐万状，跪
伏在老太太面前不敢起来。“都人”是当时宫廷内对低级宫女的称呼。后来，几乎受到皇帝
终身宠爱的郑贵妃，想以为太后祝寿的名义，让自己亲生并备受皇帝喜爱的福王留在北京，
太后很不客气地反问：“我的儿子潞王是不是也要到北京来为我祝寿？”帝国制度，凡成年
的皇家亲王，必须到各自的封地去，非皇帝宣召，不许在北京逗留。这位不好惹的老太太，
可能是那位倒霉的皇长子，最终能够成为皇太子并登上皇位的重要原因。
慈圣李太后对儿子的管教之严，在历代帝后中是有名的。长时间罚跪是她惩处万历皇
帝错误的常用手段。经常是小皇帝哭泣着保证改过，才被允许站起来。每次小皇帝读书下
课回宫，太后都会让他模仿讲官，在自己面前复述讲习内容，以考查并巩固其学习成果。
每临早朝，太后则必会在五更时分，大约是早晨四点多钟，亲自去叫醒小皇帝，命宦官们
将睡意正浓的皇帝强制扶起来，洗漱装束，看着他登轿而去。对于十几岁十分贪睡的孩子
来说，其痛苦可以想见。
丈夫死后，这位来自平民家庭、如今富贵已极的皇太后，一个最大的心愿，可能就是
儿子能够成为名垂青史的圣贤之君。驱逐高拱之后，她对张居正寄托了无限希望与信任，“大
柄悉以委之”，就是将军国大政全部委托给张居正处理，称得上全心全意。据说，她训斥万
历皇帝时特别喜欢用的一句话是：“要是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这种情形，很像
那些拿“狼来了”制止小孩子啼哭的民间妇女。可以看出，其间并无恶意，充满敬意。
后来，甚至到小皇帝已经长到 18 岁，娶妻生子，按照帝国惯例早已到了亲政———主
持国家大政的年龄，张居正“乞休”、“归政”，就是请求退休，将大政归还皇帝时，皇太后
仍然命皇帝传达了自己的断然回答：“请张先生辅导皇帝到 30 岁，那时再商量由人接班也
不迟。”
这位皇太后一口气活到了万历四十二年，仅仅比自己的儿子万历皇帝早死六年。假如
张居正能够像严嵩或徐阶那样，寿命足够长的话，后来的情势发展可能会变得特别有意思。
从人的心理发育规律看，假如真的用狼吓唬孩子的话，大概可以在这孩子的心中有效
地培养出对狼的终生恐惧；而若不是狼而是人的话，那么，这种恫吓一遍遍重复的结果，
则可能会在小皇帝心中，既培养起对张居正的敬畏之心，却也完全有可能为皇帝未来的逆
反心理，埋下意味深长的伏笔。
不幸的是，情形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以国人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力，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正值盛年守寡的李太后信任与支
持张居正，有着其他方面的微妙考虑，譬如男女之情—类。（二十六）
十、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张居正的作为远非无可挑剔。但若在一个更大的时间段中考察，
又让人很难怀疑他忧国忧民竭心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真诚。
公元 1572 年，即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驱逐高拱的第四天，小皇帝单独召见了张居正。
这次平台召见很有名，是张居正位居帝国首辅之后，与皇帝之间的第一次奏对，大体确定
了十年万历初政的基调———
小皇帝对张居正慰劳备至，说：“先帝活着时多次告诉我，先生您是忠臣。今后，所有
的事情都要先生尽心尽力地辅佐。”
张居正泪流满面，跪伏在地上，顿首泣谢，曰：“臣承蒙先帝厚恩，不敢不竭忠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