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图报效。方今国家大事，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讲学亲贤，节用爱民，是
为君之道所最首要的，恳请皇帝圣明留意。”
小皇帝回答到：“善。”
第二天，张居正于心潮难平之中，向小皇帝呈献了十年辅政生涯中的第一份奏疏，其
中谈到：“为臣之道，必须出以公心，不谋私利，才能称得上一个忠字。臣子我从小受父亲
和老师的教诲，对这个字烂熟于心。走上官场之后，兢兢业业，没有做过什么堕落、从而
玷污这个字的事情。”
“如今，承蒙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人非草木，我怎能不激励自己奋发有为！”
“我要谨守祖宗旧制，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心好恶取舍。”
“我要以区区之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居正希望皇帝“念念不忘祖宗缔造国家的艰难，念念不忘先帝托付的重任，讲学勤政，
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悠悠之治”。
从中，不难看出张居正心潮激荡，必欲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以至于四百多年后读来，
仍令人不免感慨万千。
从纷纭驳杂、汗牛充栋的各种记载中，很难得出张居正与王安石一样，进行过大规模
变法的结论。尽管后来———直到今天的人们时常把这两个人的作为，并称为“王安石变法”
与“张居正变法”，认为此二人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改革家。甚至在张居正如日中天、
大权在握时，就曾经有人将张居正类比为王安石，而对其进行猛烈抨击。
这种说法十分可疑。
姑且不论成败，王安石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其财政、金融等经济思想与观念，
系统、高明而且超前，并确实曾经在大宋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里进
行了相当深入的制度变革。
张居正则在帝国官场长期熏陶下，缺少深入系统的思想理念，他更多凭借的是申不害、
韩非子、古老术家与法家那一套权谋智术。因此，在制度层面上，我们找不到或很少能够
找到张居正进行或试图进行变法的证据；在理论层面上，也很难看出他有什么富有创意的
贡献。他所做的一切，大体是在现有制度、体制框架内进行的。诚如张居正自己所说，他
要做的，“惟在遵守祖制”，“为祖宗谨守成宪”。
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张居正所追求的目标，可能就是用谋略、强力手段，恢复祖宗———
朱元璋时代的帝国制度活力，从而，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达到民富国强。举凡张居正十年
施政举措，譬如：
尊主权———可以理解成尊重君主权力；
课吏职———对官吏职责高标准严要求；
信赏罚———赏罚严明奖勤罚懒；
一号令———统一思想统一号令统一行动；
以及裁汰冗员、整顿驿站管理、节俭开支、整饬边防与军队、实行一条鞭法、乃至清
丈土地等，无一不可以作如是观。
张居正著名的《陈六事疏》，被认为是“系统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实际上，仔细
推究起来，这所谓的“六大改革纲领”———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
饬武备，实在没有一件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倒真实地反映出了张居正试图强力恢
复祖宗旧制的努力。
即便如此，仔细检视当日之情形，应该说，张居正的这种努力，进行得艰苦卓绝，其
程度还真的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改革。
原因是，此时，大明帝国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漫长岁月，就像我们在以前的描述中所
不断看到的那样，当年太祖创立的制度，如今大多演变得面目全非。而困扰中华帝国近两
千年的制度弊端，也在此时一一出现，其交织缠绵的结果，令种种弊害更加积重难返。譬
如，豪强富户，“多依势恃强，视佃民为弱肉”，表明新一轮的弱肉强食早已展开。而土地
兼并也已经具有了浓厚的大明帝国特色———“有地无立锥而籍田逾顷亩者，有田连阡陌而
版籍无担石者”。意思是，有的百姓穷得无立锥之地，却在官府的赋税名册上记载着百亩以
上的纳税额度；而土地极多的大地主，反而在官府没有记载，也就是说不需要纳税。于是，
许多农民“抛荒田产，避移四方”。
在我国历史上，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便大体上意味着社会动荡不安，官吏
渎职自肥，而国家财政状况则窘迫日深。
这种病态的情形，在张居正执政之初的各种文字中反映极多———“生民之骨血已罄，
国用之广出无径，臣等日夜忧惶，计无所出。”张居正的忧虑十分真实，民脂民膏已经被榨
干了，若没有更好的办法，则“元末之事可为殷鉴”，元朝覆灭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那么，怎么办？张居正认为：“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
下之患”。显然，张居正是以这种“磊落奇伟之士”来自我期许的。
平心而论，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张居正的作为远非无可挑剔。但若在一个更大的时
间段中考察，譬如观察其十年释放权力的过程，又让人很难怀疑张居正忧国忧民、竭心尽
力治理好这个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真诚。在他的目的与手段之间，于其同时代人来说，无法
容忍的地方恐怕不在少数。而对于今日之读者，则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吊诡之处。未来，张
居正令人扼腕的命运，可能就是这样导出的。（二十七）
十一、当张居正集皇帝、内阁与司礼监各种大权于一身，雷厉风行地予以颁行“考成法”时，
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十分罕见。在其当时，可能是全世界最严密，影响最大的一套官吏绩
效考核体系。
为了“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张居正采取的手段很绝，相当独特而出人意料。他没有
像太祖朱元璋那样大刀阔斧地清算贪官污吏、豪门富户，而是在执政不久，力道很强地推
出了一个“考成法”。如果说十年万历初政有什么富有创意的新鲜做法的话，大概这个“考成
法”可以算在其中。
公元 1573 年，即万历元年，张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他认为：“天
下大事，困难之处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有法必行；不在于说些什么，而在于说出来就一定
要有效果。”遂制定考成法。
考成法规定：帝国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将所有应办之事，按照道路远近、事情缓急，规
定出完成期限，然后分别在三套账簿上记录在案。一套留在部、院存底，一套送六科监察
部门以备注销，一套报呈内阁查考。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对于所有承办官员，每月检查一次，
完成一件则注销一件，未能按期完成者，需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六科监察部门
稽查六部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者提出处分意见；内阁则稽查六科，并对
违限与欺瞒者予以惩处。
粗粗看去，这套官吏考核制度很像今天广为人知的“绩效考核制度”。
万历元年十一月，当张居正集皇帝、内阁与司礼监各种大权于一身，雷厉风行地予以
颁行时，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均十分罕见。在其当日，可能是全世界最严密、影响最大的
一套官吏绩效考核体系。
半年后，万历二年六月，按照这套制度考核并完成任务的一批兵部——— 国防部官员，
已然受到赏银、提级与加薪奖励。
再过半年，万历三年正月，54 个官员则受到停发工资三个月的处分，涉及未能按期完
成的工作事项273 件，其中，包括一批省级行政官员与监察官员。
此后，在一批批官员受到奖励的同时，也不断有人受到扣工资、降级、强迫退休、开
除公职等处分。譬如，万历五年十一月，有48 个各级官吏，被一次性勒令致仕闲住，即强
迫退休。于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姑息，百事推诿的状况大为改观，帝国萎靡不
振的官场“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文支塞”———朝野内外兢兢业业，没有人敢于用虚话、套
话应付差事。
对此，张居正的同年和主要批评者、大名士王世贞评论说：“张居正执政时，一道政令
发布出去，万里之外，早晨收到，晚上已经奉行开去，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可见其
推行力度与成效之大。
这套无所不在的法网编制起来之后，张居正将其功效发挥到了极致。大凡财政、赋税、
军事、教育、裁汰冗官冗员、清理驿站制度等涉及全帝国的重大事宜，基本都让他装进这
个大篮子里面去了，而且其坚持不懈的劲头，令人为之动容。大史学家谈迁说道：“江陵
———张居正志在富强。立考成法，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备数载。”其评价颇为积极。
不过，这套考成法还有另外的奥妙之处，它将本来有权监察百官包括监察内阁的科道
部门，也一揽子变成了内阁的附庸。在文武百官眼中，这与祖宗之制则是背道而驰的。
科道，是对帝国监察部门———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的习惯称呼。按照帝国制度，都
察院相当于今天的审计署、监察部与中纪委，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其职责为监察纠劾文
武百官，也有当然的权力监察、弹劾内阁成员包括首辅。六科制度则创立于明太祖朱元璋
的洪武六年，指的是相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立的六科，其官职名称为给事中，
职责是辅助皇帝处理章奏，并有权力稽查、批驳、纠劾六部的错误。六部首长尚书的品级
为正二品，六科首长都给事中的品级则只有正七品，给事中的品级还要再低。以小官制约
大官，以低级别的六科监察高级别的六部，这是大明帝国的一项创造，也是坚不可摧的帝
国传统。因此，给事中品级虽低，权责却特重，其锋芒所向，有时甚至可以将位极人臣的
大学士乃至首辅拉下马来，打翻在地。
如今，考成法一出，监察御史与给事中们一下子找不着北了。他们本来是皇帝的耳目
喉舌，在理论上代表了帝国官场的良心与良知，现在，突然一股脑儿地变成了内阁首辅张
居正鞍前马后的马仔与爪牙，“一不小心，便会受到叱责，长官随即受命对其进行考成”，
其郁闷可想而知。对此，王世贞幸灾乐祸地评论道：“御史、给事中们虽然畏惧张居正，然
心中大多忿忿不平。”
在理论上讲，科道官员一般是由那些饱读圣贤之书、品行端庄、性情耿介之士充任的。
张居正的做法，理所当然会被他们视为对祖宗旧制的破坏和对帝国监察事业的凌辱。终于，
对张居正的抨击开始了，炮火并渐趋猛烈。
万历二年五月，翰林院飞来一只白色的燕子，内阁也有碧莲花早开。百忙之中的张居
正将此作为祥瑞献报皇帝。结果，受到冯保的当面批评：“万岁爷年纪小，不要用那些奇异
之物开启他的玩乐之心。”一位南京户科给事中上书斥责张居正，曰：“地方大旱，大家都
忧心忡忡，张居正却献什么祥瑞，实在不是大臣应该做的。”弄得张居正好生无趣。
转过年去，万历三年二月，第一次年度考成结束不久，这位给事中再次上书，除批评
张居正外，矛头直指考成法，并暗指张居正、冯保为谀佞之臣。结果，张居正大怒，13 岁
的小皇帝也大怒，安了一个显然胡扯的罪名，将这个愣家伙“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十二、张居正的做法，理所当然被科道官员视为对祖宗旧制的破坏和帝国监察事业的凌辱。
一场无法回旋的风暴开始了。
当年十二月和第二年正月，又相继有两位御史上书，猛烈抨击张居正。第一位，直截
了当地引用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故事，抨击张居正和
皇帝误国且自误。皇帝下旨，令锦衣卫将其抓进镇抚司监狱，“好生打着问”。结果，此人
虽被打成重伤，却坚决不肯改口认错，最后，定罪发配浙江定海充军。一个耐人寻味的细
节是，在此期间，有数位御史和给事中相继来到监狱，为他送药并慰问之。
而第二位御史的作为，则对张居正形成了更大的杀伤力。
此人是张居正的门生。不仅于此，张居正还曾经相当看重他，选拔、举荐他担任了正
七品的巡按御史。我国古代没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一说，座师与门生的关系，在官
场视同师生，讲究的是一日为师，则终身为父。并成为帝国官场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网络之
一，其关照、提携、援引的功效有如同乡与同年，为官场中人所不敢轻忽。谁也没有想到
的是，前一位御史被充军浙江的一个月，即万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这位御史便洋洋洒洒
上书五千言，痛斥张居正植党营私、作威作福、贪赃枉法、擅改祖制等。从而，成为我国
历史上罕见、大明帝国开国二百年以来第一位弹劾座师的门生。
随后两日，张居正连续两次提交辞呈。史书记载说，张居正向万历皇帝辞职时，痛哭
流涕，激动得哭倒在地。14 岁的小皇帝走下御座，搀扶起已经年过50 的内阁首辅，并对他
说：“先生起来，我要逮捕这个家伙，让他死在监狱里，以慰先生。”
据说，在监狱中，此人受尽严刑拷打，却慷慨自若，言辞更加激烈。最后，对这位御
史的处分是“削籍为民”———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不久，他又被几个官员指控为贪赃
枉法，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当时和后来均有人认为，这些官员是在张居正的授意下做的
这件事情，或者至少是为了讨好张居正。遂成为一个谜团。
公元 1577 年，即万历五年，张居正遭遇了一场真正的风暴。
事情起因于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九月二十五日，消息传到北京。第二天，
张居正在内阁的几位同僚上书皇帝，希望援引前朝重臣曾经有过的案例，挽留张居正“夺
情”，继续工作。
“丁忧”制度是我国一项相当古老的制度。按照这套制度，凡父母去世，其为官且承担
主要家庭责任的儿子必须离职，返回家乡为父母守孝二十七个月，当时的术语称之为“丁
忧”，也叫“丁艰”。期满后再出来继续做官，叫做“起复”；倘若身为国家重臣，离职后可能
造成重大影响的，作为特例，需由皇帝下令，可以免去离职丁忧，穿孝服直接起复视事，
术语叫做“夺情”。曾经有过一位唐代官员，因为害怕失去官位与俸禄，不报忧守制。结果，
为人揭发，被同僚们视为衣冠禽兽，在法司判其流放充军之后，又由皇帝下令赐其自尽。
帝国以孝治天下，忠臣出自孝子，不孝者必然不忠，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信念。生活在今
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另一个世界的情形。然而，在当时，这是一件绝对重大的事情。其重
大的程度，我们可以在嘉靖朝初年的“大礼议”中，略见一斑。
张居正立即陷入尴尬之中。
一方面，守制丁忧尽孝乃人情之常。不论是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师、为人友、为人
臣，所有人伦亲情，社会利害，在在都要求他如此行事。否则，必将为自己所不忍，更为
人所不齿，潜藏着无法预料的风险。
另一方面，张居正素以豪杰自许，认为必有非常之人，方可为非常之事，才能成非常
之功。因此，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则不必拘泥于常情常理，不必顾及常人之非议，受常人
小节的约束。当时，张居正可能正在准备实施意义重大的清丈田亩和整顿赋税，他显然不
愿意在政局如此波诡云谲之际，离开朝廷二十七个月。那意味着前面一切努力都可能付诸
东流，且同样潜藏着不可测之祸。
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对张居正的刺激可能不小。按照帝国惯例，内阁首辅离位三
天，次辅的座位就可以由次要的位置挪到主位，人们也就可以身穿红袍向次辅道贺，视为
他已经自然升为首辅。此次，张居正的去留尚在未定之天，已经有一批人着红袍前去向次
辅道贺了。颇为厚道的次辅虽然没有挪动自己的座位，却也实实在在地接受了人们的祝贺。
人情恶俗浇薄的官场，着实给张居正上了一课。
从当时的情形判断，皇帝、皇太后、冯保，张居正身边的支持者，甚至包括他同朝为
官的儿子，应该都是发自内心地希望他不要离开。张居正遂接受了皇帝三番五次的慰留，
夺情视事，在官守制。
谁知，恰在此时，一颗巨大的彗星飞临到帝国的上空，其大如灯，颜色惨白，拖着长
达数丈的不祥的大尾巴，由西南直射东北，出尾箕，越牵牛，逼向织女星座。未几，紫禁
城中竟然又发生火灾。天象示警，灾异横生，一时间人心大浮动，蜚短流长，谣言漫天，
以至于西长安门上居然贴出了张居正谋反的传单。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相当于今天中央组织人事部部长的吏部尚书去职事件。
这位吏部尚书在前一年张居正的门生弹劾张居正时，曾被指为是张居正植党营私的私
党之一，人们也普遍认为他是张居正的亲近分子。如今，他竟然在几十位翰林院官员的要
求下，带领他们一起来到张居正官邸，请求张居正作为帝王之师、帝国首辅应该以世道人
心为重，给天下苍生作个好榜样，回家丁忧去。张居正义正词严地予以批驳，并在激动之
中，叱责他们不执行皇帝的指示，逼迫自己，居心叵测。
随后，有两位科道官员立即上书弹劾，导致皇帝下旨，这位吏部尚书被勒令致仕———
强迫退休。罪名是藐视皇帝，无人臣之礼。
这种情形，立即使人们躁动的心情激动而且愤怒起来。不少人觉得，这个张居正贪恋
权位，又忸怩作态，无非是想堵住天下万世悠悠之口，实在不是个东西。于是，十月十五
日吏部尚书罢官，十六日星变未弭而宫中火起，十七日出现了传单，十八、十九、二十日
便有4 位官员相继上书，反对夺情，弹劾张居正。他们比张居正更加义正词严地质问道：“陛
下以江山社稷的缘故慰留张居正。对于江山社稷来说，最重要的是三纲五常。皇帝的老师，
国家的元辅大臣，乃纲常之代表，却置纲常于不顾，难道江山社稷还能够安宁吗？”
就此，推车撞壁，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二十九）
十三、张居正以自己一己之力，历十年努力十年坚持，在没有改变帝国政治与经济结构的
情况下，几乎实现了帝国的中兴。
愤怒的张居正和与他同样愤怒的皇帝，不约而同地将此种情形看成了对自己权威的蔑
视，也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决心以非常手段———廷杖，对付之。
这时的礼部尚书是一位才干素著的人物。他曾经多次反对过张居正，张居正表现出了
一个大政治家应有的胸襟，并不介意，多次推重，直至使他出任高官要职。此刻，他意识
到如此激烈的强硬手段势必带来深刻的后果。于是，出面找张居正斡旋。素来冷峭孤傲的
张居正此时一反常态，跪在来人面前叫道：“您饶了我，您饶了我吧。”礼部尚书叹息而去。
翰林院掌院学士也汇集数十位翰林院官员，前往张居正官邸。张居正拒之门外。这位
掌院学士闯入府邸，劝解张居正。张居正泪流满面，又一次跪下，举手索刀，做出自刎状，
并嘶声喊道：“皇上一定要留我，先生们又坚决要驱逐我，这不是要我死吗？”他叫到：“你
杀了我，杀了我吧!”表明，事情已然无可挽回。
廷杖的结果，留下了长久的伤痛。届时，数万官员与京师民众聚集在长安街上，目睹
了血肉横飞的一幕。其中，一位胖大的受刑者被打脱的肉有手掌般大小。他的妻子遵循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轻弃的古训，将丈夫的肉风干腊制后珍藏起来。他们受到了人们
广泛的尊敬与倾慕。一位张居正的同事、当朝内阁大学士将一只玉杯、一只犀牛角杯赠送
给了其中两人，上面分别镌刻着充满敬意与感叹的诗词。
张居正则大约很难感受到胜利后的快感。原因是，4 位受刑者中，有两位是他的门生，
有一位是他的老乡。在极为注重师生之情与同乡之谊的帝国官场，张居正颜面扫地。他黯
然叹道：“严嵩尚且没有受到过同乡的攻击，我连严嵩都比不上”其心境之灰恶可以想见。
此时，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廷杖刚刚结束，一位刚中进士不久的见习官员便上书皇帝，以更加全面、彻底、激烈、
尖刻的语言痛斥张居正。并第一次以假借的口吻，将自诩为非常之人的张居正比喻为猪狗
不如的禽兽。
结果，这位青年官吏也受廷杖 80，被充军到了贵州都匀地区的万山丛中，并留下终身
残疾。四十多年后，党派林立的帝国江河日下、行将分崩离析之际，这位已经成为国家重
臣、名重天下的东林党领袖，早已不再激烈。他痛定思痛，思绪万千，发出了重新评价张
居正的呼声，并为张居正平反昭雪而奔走。
可是，来不及了。
此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大明帝国日薄西山，就要沉入黑暗，走向国将不国。
风暴止息了，创伤却永不会平复如初。棍棒打飞的远远不止是血肉。是非善恶，君子
小人，一股非理性的阴郁乖戾之气凝结进了人心，为帝国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不祥的伏笔，
并给张居正带来了重大影响。
《明史》记载道，从夺情风波之后，张居正变得日益偏颇恣肆，提拔或惩处干部时，
常出自自己的爱憎；围在左右的亲近之人“多通贿赂”；奔走于他和冯保之间的那位徐爵被
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相当于帝国宪兵副司令；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先后中进士高第；他
府上的一个家奴管家花钱买了一个官职；帝国的勋贵国戚文武大员都与他巴结交往，甚至
谈婚论嫁。《明史》评论说：“世以此益恶之。”———人们为此更加憎恶张居正。
事实上，也就是在夺情风波之后，张居正发起、推动了几项相当令人尊敬的工作，展
示了这位大政治家真正的胆识与魄力。其中，迄今最为人称道的是清丈田亩和一条鞭赋税
制度的推广。
史书记载显示，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全国官府登记在册的土地面积最多时为 8
亿 5 千万亩；到万历六年时，官方征收赋税的在册土地却只剩下了 5 亿 1 千万亩。两百年
间，为国家纳税的土地蒸发了 3 亿多亩。此中情形只能说明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
全国将近 40％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和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这种境况恰
好和大户不纳税或少纳税，小户反而要多纳税的奇异景象互为表里。张居正推行的清丈田
亩，曾经受到过顽强抵抗，表明上述权贵富户人等决不会为此感谢他。实际上，此时的张
居正已经站到了全国上层社会———皇亲贵戚、官僚士绅的对立面。他最后清丈出来的土
地，比官府记录在册的，多出 1 亿 8 千多万亩。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此类土地的
数量和张居正所受到的憎恨，大概呈正相关的关系。而张居正旨在将土地与人口挂钩推广
的一条鞭赋税制度，显然有助于缓解人民的痛苦和这种仇恨的加深。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万历元年以前，帝国财政状况恶化，多年入不敷出，国库
相当空虚。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后，帝国国库里的存粮可以满足九年的需要，太仓中的存
银有 600 万两，太仆寺存银 400 万两，帝国留都南京的国库里存银 250 万两，全国各省的
省库存银均在 15 万两到 80 万两之间。
就这样，用今天的眼光看去，具有杰出才华的政治家张居正，活得七扭八歪。却也差
不多以他一己之力，历十年努力十年坚持，在没有改变帝国政治制度与经济结构的情况下，
几乎实现了帝国的中兴。从他所受到的反弹中，似乎可以想见帝国政府组织与各级官吏肯
定也承受了空前的压力。方才使“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顶点”，“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
国社会政治传统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由此，形成了与整个大明帝国特别是十六世
纪其他年间似乎是不可能的对比。
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张居正缺少王安石那样灿烂的文化成就，也没有王安石光风霁月
般令人感佩的道德品格和洁身自好。假如没有上面这样的业绩，张居正在历史上的形象，
可能要不堪得多。
当上述种种交织在一起之后，我们便大体可以了解，张居正身后的遭遇何以会如此之
悲惨了。当然，到目前为止，促成这种遭遇的诸多因素中，还缺少最重要的一项。这项因
素与张居正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有关。那就是张居正所倾心辅导和辅佐的学生———万历皇
帝。
十四、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二人的感情十分真挚与深切，他们的悲剧的根源，也许就是
来自这种真挚与深切感情的反作用力。
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叫人最无
法理解的一位皇带。在谈到明朝的灭亡时，乾隆皇帝曾经评论说：“明朝的灭亡，不是亡于
流寇李自成，而是亡在明神宗即万历皇帝朱翊钧手上。”这个评论可能没有冤枉万历皇帝。
他的孙子崇祯皇帝朱由俭吞咽的那杯陈年苦酒，就是由他亲手酿制的。而这一切的发生，
可能和张居正的关系甚重。
少年时代的万历皇帝聪明伶俐，很是讨人欢喜。有一次，隆庆皇帝练习骑马，这个小
东西走过来扣马劝阻说：“父皇乃天下之主，独骑疾骋，万一马惊，却如何是好？”不管是
不是别人教导的,从六七岁孩子的嘴里说出这么一番话，做父亲的肯定会惊喜交加。
10 岁登基，小皇帝表现出了不凡的天资，他勤奋好学，对经史人物常有自己的独到见
解。当时，已经成为他老师的张居正亲自主持编写了一套教材，叫做《帝鉴图说》，将历史
上值得借鉴的人物事件编成连环画，图文并茂。小皇帝爱不释手，从此置于座右。令人惊
异的是，他不喜欢千古名臣魏征。他的理由是：这个魏征先是跟着李密跑，后来为太子李
建成效力，最后奔走于李世民身边，算不上贤臣。这固然不是人云亦云的独立见解，但其
中透露出的偏颇信息却显然令人不安。
有一天，万历皇帝兴致勃勃地将内阁九卿等重臣召进文华殿，观看自己的书法表演。
只见他笔走龙蛇，咄嗟之间，已经写出20 张80 个盈尺大字。据说，观看的人们惊叹不已。
除了拍马屁的成分之外，当时在场的书法高手不少，有的至今还有作品传世。一个普遍的
看法是，小皇帝的功力已经很不错。就连在书法艺术上自我感觉甚佳的张居正，回家后仔
细端详，也承认小皇帝的字“奇秀天成”。这与后世对万历皇帝书法的评价是一致的。当时，
小皇帝是 12 岁。
从万历皇帝一生行事上看，他的性格中具有相当浓厚的艺术气质，敏感而易受伤害，
偏颇而容易伤感，感情用事而意志薄弱。显而易见，这种性格类型的人做起皇帝来，尤其
是做大明帝国后期的皇帝，恐怕会相当痛苦。
事实上，万历皇帝的一生，除其父隆庆皇帝在世时的短暂时日外，他可能的确过得相
当郁闷。艺术家的品格与皇帝需要的品格，即便不是背道而驰，也实在相去甚远。皇帝所
要面对的人与事太具体，太缺少美感，太需要理性、谋略、钢铁般的意志和手腕。可惜，
如此种种，在这位皇帝身上均告阙如。
毫无疑问，这个时期，张居正在万历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应该是相当崇高的。但并不意
味着他的所有压力都是令人愉快的。
当 12 岁的万历皇帝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赏赐给大臣们时，张居正和其他人一
样，不算特别夸大地颂扬了皇帝书法艺术的成就。但是，紧接下来的劝告则是：够了，到
此为止。宋徽宗书法艺术的伟大成就，并没有使他和他治理下的国家避免一塌糊涂的命运，
很有可能还加剧了这种命运。因此，皇帝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到研习治理国家的圣贤之道
上去。这番说教肯定没有错，却也肯定是兜头泼来的一盆冷水。
应该说，万历皇帝相当懂事。
万历元年春节，是他当皇帝后的第一个春节。民间张灯结彩摆酒设宴，皇宫里的御膳
桌上，除了平时的饭菜外，只是加了几道水果。史书记载说，这是根据张先生的建议做的。
这个春节，他们母子节省下的酒饭钱有 700 多两白银，大约可以折合成十几万元人民币。
此后连续几年都是如此。
皇宫惯例，每年春节到正月十五，都要在鳌山上观灯。张先生建议他免去此例，以节
省开支。10 岁的小皇帝相当通情达理地说：“鳌山上的灯我已经看过了，看一遍和看千遍是
一样的。我不看了。”
这十年中，史书上记载了不少小皇帝认真学习履行皇帝职责的故事。诸如，刮起沙尘
暴，当时叫大风霾，他会关心边防第一线的情形；碰上风霜雨雪，他会操心是否影响农事，
等等。在朝廷的各项礼仪制度上，他也很是一丝不苟。
很难找到特别强有力的证据，说明皇帝为什么发生后来那翻天覆地的变化。
万历皇帝 15 岁时所发生的张居正“夺情”事件，并没有对他们俩的关系造成什么重要的
影响。这件事情对张居正的声望与人品形成了巨大杀伤力。但他毕竟是在皇帝与太后的坚
持下才这样做的。从后来皇帝与张居正之间几次泪流满面的对话和张居正病重时皇帝的表
现来看，君臣二人的感情十分真挚与深切，相当动人。
或许，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悲剧的根源，就是来自这种真挚与深切的感情。
下面发生的这次著名事件可能是引发悲剧的导火索。
万历八年十一月，已经 18 岁的万历皇帝，在小太监孙海、客用的引导下，来到西苑饮
酒作乐。酒酣之际，皇帝命太监为自己唱曲，太监们不会唱新曲，致使皇帝不能尽兴。于
是，已经喝醉酒的皇帝拔出宝剑就要杀人，场面极为混乱。在众人的劝解下，最后，割去
了两个人的头发权充首级。
这件事，被冯保报告给了慈圣李太后，使太后愤怒之余十分伤心。她命张居正上疏切
谏，并代皇帝起草罪己书，一份放在内阁，一份交太监保管。并将皇帝召到慈宁宫罚跪。
据说，这次罚跪时间长达三个时辰，也就是六个小时。在暴风雨般的痛斥中，悲恸而愤怒
的太后宣称，准备废掉这个失德的皇帝，由他的弟弟接位。最后，万历皇帝痛哭流涕，表
示悔改，事情方才告一段落。
对于 18 岁的青年皇帝，这是一个奇耻大辱。也使他对冯保切齿痛恨。
一年半之后，万历十年六月，58 岁的张居正重病去世。患病期间，皇帝曾经为之难过
得泪流满面，甚至不愿吃饭。在此期间，张居正被晋封太师，这是正一品、真正位极人臣
的文官最高头衔，成为有明一代罕见的活着时被封为太师的大臣。有分析家认为，如果不
是神志昏迷，张居正很有可能不敢接受这个职衔与荣誉。（三十一）
杂记
《帝国政界往事》写作自述
李亚平
一
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到北京潘家园旧书摊去淘旧书。时间久了，发现有两类书时常以一两
元钱人民币一本的价钱在那里被甩卖；甩卖者呐喊得很热闹，却少有问津者，估计其不久
后的归宿只能是造纸厂的纸浆池了：
一类是成堆的新书。这些书包装漂亮，用纸考究，印制精
美，时常起了个耸人听闻的书名，且成批、成套、成系列、成大全，且不乏以我国文史界
名人名家为号召，内容则大体上是所谓“攒”——意即由写手们抄来抄去东拼西凑起来的；
据说，这类书的策划和制造者们所瞄准的并非读书人口袋里那不多的钞票，而是那些不读
书却有钱的各级官员和各类大款们，供他们摆在硕大的客厅或办公室豪华书柜里，以示品
味的。于是，书商们得到了钱，摆书者得到了品味，剩余的就来到了潘家园旧书摊；
另一类则新旧杂陈，细细看去，常令人生发触目惊心之感
慨。原因是：里面聚集了大量我国史学界的名人名著和教科书。翻开来再看，就会发现，
从史实的选取，到史识的应用，如教师爷一般，充满了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不
容置疑的结论，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用毛主席的话说，真正是语言干瘪，面目可憎，的
确称得上不忍卒读。由此明白了这些书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而另一类历史读物，老几代的如王国维、陈寅恪、费正清、
史景迁、黄仁宇、唐德刚的著作，新一代的如李零、吴思、茅海建、张鸣、于涛等人的作
品，在那里则全无踪影。数年间，我在潘家园细细搜寻，于此基本没有斩获。和摊主们聊
天时，他们告诉我，其基本货源，以废品回收站和在居民小区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为主。由
此可知，潘家园旧书摊相当准确地传达和体现出了首都居民图书阅读中的好恶与淘汰机制。
其间，让人无法不产生时代演进之沧桑感慨。读书、写书、出书者实在不可不察。
我体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
一是说今天的生活是历史的延续；其二则说今日的人们应该用更新、更符合当代人类智慧
发展水平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只有这样，以往发生的一切对今天的生活才会有借鉴意义。
或者换句话说，如此，历史才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智慧。
这就要求从事历史写作的人，必须忠实于已经发生过的历
史事实，从真实的、活生生的史实出发去描述与理解历史，而不是用固有的概念和理论去
图解历史。那种不由分说地愣把史实往概念中生搬硬套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就像文化大
革命中那些“高大全”式的文学作品一样，不太可能会有生命力。
我在写作《帝国政界往事》系列时，如果说遵循了什么写
作原则的话，那就是时时刻刻警告自己：不要为潘家园旧书摊提供甩卖的货。
二
曾经有人问一位西方的学问大家：如果让他在十个不同的
时代和国家生活，他会怎样选择。这位金发碧眼的大学问家第一志愿就是希望生活在中国
的北宋时代。我想，我同意这位大学者的选择。但要加一个限定词：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是
选择生活在北宋的仁宗年间。
写《帝国政界往事》的大宋篇时，和阅读宋史时的感受很
像：大喜大悲，亦喜亦悲，由喜到悲。
这个朝代的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对外贸易与国
际交往、城市建设与发展、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差不多都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我
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大规模投入使用的，当时最大的私立大学可能达到了上万人
的规模。宋代文化辉煌灿烂，所产生的历史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称得上是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
而同样是在宋代，酿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岳
飞；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坏蛋——秦桧；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耻辱—
—靖康之耻，两代国家元首成为敌人的俘虏。还有许多许多。在我国所有大一统帝国中，
宋代又是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
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
我理解，历史写作的任务，就是不但要告诉人们历史真实
是怎样的，还要告诉人们，为什么是这样的。过去，我们读到了太多对上述问题的解释。
至少在我看来，那些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解释中，有许多是虚假的伪历史。它
们只会使人越读越糊涂，越读越愚蠢，越读越庸俗——如果你还能读得下去的话。这是我
写作《帝国政界往事——公元 1127 年大宋实录》的基本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