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阅读明史时的感觉，则特别不好。
翻开书来，不管是官修正史，还是野史笔记，一个挥之不
去的印象就是：在那两百七十六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特别七扭八歪，想要看到活得堂
堂正正、神采飞扬的人物与故事，不是特别容易——
比如为王朝打下了大半个江山、最后吃皇帝赏赐的蒸鹅死
掉的徐达；
比如刘伯温，在我国民间名气极大，简直是个前知五百年
后知五百年的神仙一流人物，却只能吃下毒药、肚子里长个大疙瘩、在辗转反侧中痛苦地
死去；
那个天下公认的读书种子、满脑袋忠孝仁义的方孝儒，愣
是被皇帝灭了十族；
在永乐皇帝朱棣的旨意下，不愿意顺从他的臣子们的妻子
女儿，遭到了无休止的轮奸——只有最坏、最下流的流氓和恶棍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
比如于谦、袁崇焕惨烈的冤死；戚继光、张居正极度扭曲
的生前身后；还有在监狱浸透鲜血的稻草堆中辗转挣扎的李贽……
就连家喻户晓的风流才子唐伯虎，国人似乎没有人不知道
这位大才子点秋香的故事，人人都以为他活得多么潇洒惬意，殊不知此人装了一肚子的苦
水；更不用说大画家徐渭徐文长一次又一次的自残了；
有明一代公认的大哲学家王阳明，不但生前活得闷闷不乐，
郁闷已极，死后也不省心，家里家外的灰头土脸一地鸡毛；
那位受到广泛赞誉和崇敬的三宝太监，之所以要七下西洋，
却原来主要是为了寻找那可能威胁了永乐爷皇位的前皇帝朱允
！以至于后来的当国大臣，为了防止有人再从事这种差点导致
国民经济崩溃的壮举，下令烧掉了郑和积累起来的所有航海资料；
而倭寇之乱之所以在嘉靖年间泛滥得几近不可收拾，却原
来与明代皇家特别扯淡的朝贡贸易和主管官吏的贪赃枉法密切相关。等等。
整个大明王朝似乎根本就是为小人们设计的。难怪他们会
一茬一茬、前赴后继地生长得无比茂盛。
宋代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朝代的开国皇帝
赵匡胤身上找到源头；同样，明代发生的众多故事，也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开国皇帝朱元璋
的影子。这时，只有在意识到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才会深切地意识到：这才是中国人真正
的不幸所在！
宋代发生的另外一个重大事件则是儒家思想——帝国正统
意识形态在南宋的朱熹手中宣告完成。从此，这套货色与帝国政治制度与传统扭搅在一起，
对于中国人的头脑与心灵发生了重大影响。曾经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写写朱熹？我说，
我是想对朱熹说点什么，但每每想起，心中却更多的都是凄凉，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朱熹的自我感觉极好，他差不多是自以为已经穷尽了宇宙
万物的终极真理了，举凡天、地、人。用今天的术语讲，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上一
个人文科学，到朱熹那儿算是到头了。不光朱熹自己这样觉着，后来几百年里的人们都是
这么觉着；因此，他差不多可以和孔夫子、孟夫子两位老人家平起平坐了。可是，如果细
细品读他的文章，不知别人的感觉如何，至少我本人，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存
天理灭人欲之外，我真的看不出来他比前人究竟更多发现了哪些真理。然后就是，只要你
不听他的招呼，你就是禽兽，就是乱臣贼子，就是人人得以诛之。以往帝国政治与意识形
态就是蛮横至此。这才真正可以问一句：这叫什么玩意儿？这还怎么可能是人的世界？
到了明代，读张居正的奏疏时，心里的滋味也是一言难尽。
一个年近五十岁的首辅大臣，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内阁总理大臣了，诚惶诚恐地跪在一个
十岁不到的小皇帝脚下涕泪交流，口口声声称小皇帝对自己是“恩若父子”；原因仅仅是小
皇帝在张居正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搏杀之后，表扬了他一句：“先帝说你是忠臣。”
诸如此类之上佳表现，在中国以往的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文
化名人那儿差不多都能看到。说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大缺陷，这就是理由之一。在
这个意义上，它根本就是栽培白痴的文化。我肯定没有用今人之标准去苛求古人的意思。
但在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若连这种在帝王面前人如草芥一样的政治文化传统
碰也不能碰一下的话，那才真正称得上一个下贱，就是一个真正的贱骨头！
我们民族中的精华人物尚且如此。其他不说也罢。
三
现在，让我们还是回到潘家园旧书摊。
从前年九月出版《帝国政界往事——公元 1127 年大宋实
录》，到去年十月出版《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至今已经一年多了。我心中最
为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潘家园旧书摊上，看到我的书。为此，我愿努力。即便不能永
远，至少要让它在那里出现得尽可能晚一点。
（21 世纪经济报道）
口不对心的士大夫 文：沈沣
从去年的《公元 1127 年大宋实录》，到今年的《大明王朝纪事》，李亚平的两本书都以《帝
国政界往事》为题，评说大时代变局中的大人物。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李亚平对历史的立场。
“(明朝)其对于中国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巨，以至于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
清晰可见。”
全书分成上下两编。虽说副题是“纪事”，但对他，首先是“纪人”。
上编写君，“用白骨堆砌理想”的开朝皇帝朱元璋以及他的四个变态的后世子孙。他在引子
里清楚地交代：“对于今日中国人生活影响最大的那一部分，很有可能就来自朱元璋的大明
帝国，而不是今天更近的大清帝国。”而至于另四个皇帝——正德、嘉靖、天启和崇祯，“在
朱元璋的制度设计下只能培养出这样的后代。”
下编写臣，“在死局棋里博弈”的大学士张居正和四个斗法的同僚们。“我在思考士大夫阶
层在大明王朝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确立了内阁制度、彻底地用四书五
经作为科举制度的惟一考核标准以及八股文，把士大夫的思想完全禁锢住了，这使得后来
‘范进’和‘孔乙己’们的出现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在明朝，士大夫们变得越来越阴柔、
越来越口不对心，他们开始谨小慎微，但是暗地里一出手就能置人于死地。”
李亚平说，写明朝的这段往事，写得痛苦：“写完《公元1127 年大宋实录》，觉得如释重负，
而这一本写完后还始终压在身上，总觉得话没说完也没说透。”
一个问题，他的感情用事和书生意气真能改得了吗？“我力图在书中不对历史人物做自己
的褒贬，尽量去掩饰自己的感情色彩。这本书已经是掩饰后的样子了。我承认不带感情色
彩我做不到，心如古井我做不到。”
从《大宋政治实录》开始，李亚平在书中就公布了自己的电子信箱。他有两台电脑，一台
写书，一台收信。虽然这一本“纪事”刚出版不久，已经有了很多读者反馈。“是截然不同
的两派意见，一派很喜欢，一派不满意。”
也许是他的感情惹的祸，但写历史本来就不该是为了讨好人,无论是今人还是古人。“往事”
下一本书，他会由性地分解哪个朝代、评说谁？“下一本会写秦汉，现在已经动手了。我
认为秦汉时期奠定我们民族的集体性格的因素都表现出来了，像刘邦和项羽、汉武帝和王
莽。”
好玩却又高度郁闷的明天
文：李亚平（作者）
阅读明史时的感觉特别不好。
翻开书来，不管是官修正史，还是野史笔记，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在那两百七
十六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特别七扭八歪，想要看到活得堂堂正正、神采飞扬的人物与
故事，不是特别容易。
比如吃皇帝赏赐的蒸鹅死掉的徐达，中毒后肚子里长了痞块死去的刘伯温，被明成祖
灭了十族的方孝儒，在朱棣皇帝的旨意下遭到无休止轮奸的臣子妻女；比如于谦、袁崇焕
惨烈的冤死；比如戚继光、张居正极度扭曲的生前身后；还有在监狱浸透鲜血的稻草堆中
辗转挣扎的李挚……就连家喻户晓的风流才子唐伯虎，人人都以为他活得多么潇洒惬意，
殊不知也有一肚子的苦水；更不用说大画家徐渭徐文长一次又一次的自残了。那位受到广
泛赞誉和崇敬的三宝太监之所以要七下西洋，却原来主要是为了寻找那可能威胁了永乐爷
皇位的前皇帝朱允Χ！以至于后来的当国大臣，为了防止有人再从事这种差点导致国民经
济崩溃的壮举，下令烧掉了郑和积累起来的所有航海资料，等等。
在大明王朝，当然也有能够活得舒坦自在、有滋有味的人，比如魏忠贤和他的一大帮
同行，严嵩及其前前后后的众多同志，锦衣卫和东厂的大小特务，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日
里精气神儿十足。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朝代仿佛是专门为小人设计的话，那大约就
是明朝了。
这样的阅读经验，实在让人无法愉悦，至少令我长时间地郁闷并困惑不已。在众多堂
皇著作中，我无法找到答案。那些赞美明太祖、明成祖雄才大略之类的词语，其功效则是
让人完全无法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肚肠，而更加如坠五里雾中。
在一次阅读明清笔记时，一则小故事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那就是在《帝国政界往
事——大明王朝纪事》一开篇的引子中所引用的关于朱元璋的两幅画像的故事——如实画
出皇帝相貌的画家全部被杀死；凭空创作出来的一位慈眉善目、“威而不怒”的老人，成了
皇帝的标准像，画家不但保住了性命，还受到了奖赏……在世界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不
少喜欢阿谀逢迎的权贵，但以如此残暴的手段公然奖励无耻、并且以此强力塑造一个民族
集体性格的帝王，应该说还真不是特别多。
这个常常被人忽略的小故事，使我豁然开朗：事实上，明王朝的帝王们，就是在用这
种精神，来治理我们那个庞大国家的。它对这个民族心灵的伤害，称得上创巨痛深，至今
依然清晰可见。而作为理由之一，似乎也可以说：六百年来，对于中华民族影响最大的时
代，应该说是大明王朝，而不是离今天更近的大清朝。举凡废除宰相制度、建立内阁制，
以八股与经义取士，建立锦衣卫与东厂等特务机关，均可作如是观。
恰恰在同一个时代，当中国人民的头脑与心灵被强力禁锢住的时候，一道电光撕开了
中世纪黑沉沉的天空——欧洲，在此时，开始了文艺复兴。一个功能强大的发动机启动了。
在后来的世代里，这架发动机高速运转，唤醒了人们沉睡的智慧与心灵。就这样，中国，
这个曾经生机勃勃、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国家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注定要经受漫长的耻
辱与受人鄙视。
这就是我写作《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时的大体心路历程。
关于《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的对谈
刘苏里 李亚平
《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出版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好评，作者和
刘苏里先生就本书进行了一次对话，涉及到创作动机、史事评价等多方面的话题，现整理
刊载如下：
一、关于本书的创作
刘苏里（以下简称“刘”）：《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应该算是
《帝国政界往事——公元１１２７年大宋实录》的续篇或者姊妹篇，上市后卖得那么好，
是我没想到的。一般说来，两本书出版间隔那么短的时间，第二本很难卖好。读者那么捧
场，你能否向他（她）们透露点儿内情？
李亚平（以下简称“李”）：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内情。一位网友说，“大明
王朝纪事”上市时，比“大宋实录”低调了许多。据我所知，出版社也没有做过特别的推
广与宣传。一定要说有什么内情的话，我想秘密应该在读者朋友们那里。
比如：“大宋实录”出版后，我大约收到了近千封读者来信。在这些来信
中，有两个倾向特别值得注意：
一个是许多朋友使用了“感谢”这个词，大意说是感谢作者写了一本让
他们喜欢读的历史书。这令我有些诧异且难为情。本来，读者喜欢我的书，是我的光荣，
应该是我感谢读者朋友的错爱才对；他们是真金白银地花了钱来购买书的。由此可知，中
国的读者很厚道，买了一本不是假冒伪劣的东西便心存感激，写书与出书的人实在是应该
戒慎戒惧才好；
另一个则与上面的情形有些关联。许多读者都在来信中谈到了对我们历
史教科书的——怎么说呢？如果不是厌恶的话，至少可以说是反感的情绪。作为一个也算
是读书人的我，也的确很难喜欢上那些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大体上是在图解概
念的历史书籍。在潘家园旧书摊上，你会发现被一两块钱人民币甩卖的图书里，这种书占
的比例特别大。我相信，没人愿意阅读那种教师爷式的书籍。我愿意努力贴近读者喜欢的
真实鲜活的历史写作。
刘：此篇文本应该说有新的突破，像是走出了黄仁宇、吴思的“阴影”，
我想读者也很想知道，你在构思本篇的时候，文本上有些什么考虑？
李：我想我很难走出黄仁宇和吴思的“阴影”了。我可能会在未来很长
时间的写作中向他们靠拢——靠拢黄仁宇深厚的历史学养，靠拢吴思对历史深刻的洞察力。
我实在喜欢他们写的东西，自愿留在他们的“阴影”里。如果能够被视为他们的同道，我
会感到很光荣。
我曾经向您提到过一位我很尊敬的学者，徐迅博士，在写作这本“大明
王朝纪事”时，给了我很多教益。他一再警告我，要求我——坚持讲故事，在尽力打通历
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坚持讲故事；在讲故事中，把历史还原给读者。
他点透了我朦朦胧胧地有些感觉却没有想明白的那一点。这很重要，在这样的前提下，筛
选史料，结构故事，就不太困难了。
我对“文本”这个词有一种敬畏之心。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写作前，
我并没有在文本的问题上想得特别明白；只是按照自己最喜欢的叙事方式去做而已。假如
这种方式具有某种独特性，从而具有了在“文本”上探究的意义的话，我只能说：那是上
帝的恩惠。
刘：上次在作品讨论会上，不止一个人，也包括我，批评了你的作品中
有“水分”，建议“挤水”，吴思较客气，说挤掉３％，刘东华激进一点儿，说１５％，我
呢，倾向居中，１０％左右。听编辑说，书出版前，你自己已挤过几遍水，但终于挤累了。
现在作品上市已经几个月了，肯定也听了不少意见，要是让你现在对作品下刀子，准备砍
掉多少？
李：若从我收到的近一千封读者来信来考察，对第一本即写大宋的那一
本，认同的比例几乎是一面倒，大约顶多有十几封信是质疑或不赞同。第二本明王朝纪事
的反应则分成了旗帜鲜明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认同，甚至认为比第一本更好、更成熟，至
少是不比第一本差很多；第二种则不然，有的认为作者的议论太多，有的认为逻辑关系不
清，总之是不像第一本读起来那么过瘾。
要是现在让我重写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写：开国——治国——亡国这么
一个三步曲式，突出皇家与士大夫这个主线。其中，朱元璋和张居正的部分会剪去一些枝
杈，加大崇祯皇帝那一部分。这样，总体篇幅可能会增加，但问题也许能够谈得更透一些。
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将皇家完全作为背景，只写从夏言到张居正这五个首辅大学士之间的
关系，本身已经有了足够精彩的各种要素，就看写作时的临场发挥了。
刘：从你此前谈过的经历中看不出后来走向历史写作生活的轨迹，你也
说过黄仁宇对你的影响，与吴思的“叫板”等等，但历史写作不仅是一件吃苦的事儿，而
且很可能吃力不讨好，盖因此项活动要兼具历史家的严谨、慎重和文学家的叙事、修辞能
力。读过你作品的，对这两点绝对存疑的，如果有，也是少数吧，说明读者对作品总起来
是认可的。写作中，你是如何照顾这两种角色的和平共处的？遇到冲突的时候，谁让谁呢？
李：我相对自信的领域可能与中文系出身又受过近十年记者训练有关。
中文系出身不必多说，所谓记者训练则是在事实的取舍驾驭、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上。
说起来，我更看重对史实的选择与使用。如果没有把握，就一定使用不
确定的语气；若是孤证或推测，也一定交待清楚其来龙去脉，尊重史实和读者。
事实上，在我看来，尊重史实也罢，叙事、修辞能力也罢，都不是最重
要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些史实。这也正是我一再讲要向吴思靠拢和学习的地
方。我读到过不少这样的文章——用同样的史料，说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其中必定有“伪
命题”或者“伪科学”。招人讨厌的地方正在这里。其他的，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刘：与你交谈过程中，感觉你很怕人将你归类，声称自己是为普通读者
写作的，不关心专业人士的看法。老兄别恼啊，我怎么觉得你这说法有些言不由衷啊。在
你的概念中，为普通读者的写作是什么意思？一个专家，无论历史家还是文学家，作为读
者而不对作品发表意见的时候，他是什么读者？而一旦他说了话，他又是什么读者？
李：我这一辈子说过不少假话，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从不言不由衷；否
则，我现在也会是一个“专业人士”，您信不信？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史学与文学传承。古代的不去多说，那时
的史学等于是帝王家谱，文学的主流则是文以载道。对此早有大家评论。
而现当代的所谓专业和专业人士是什么样？您会看重那些以学术的名义
取媚外在利益或力量的“专业人士”们吗？您会喜欢那些把学术与科学作为自家后花园的
卑琐的“专家”们吗？从过去到今天，有许多对此的形容性专有名词，我想不必再提了吧。
说得好听一点，为普通读者写作，就是为自己的良心写作；我在第二本
书的后记中说：愿我的工作能够救赎自己的灵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过去，士大夫喜欢
说一句话，叫做事“各秉天良”，也是这个意思吧。
说得不好听一点，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学位、学衔、学术经费、学
术基金、专业传媒、专家的名声、地位、福利、待遇、住房、奖金都在“专业人士们”手
中掌握着，他们唯独失去了普通读者，唯独垄断不了市场。普通读者凭借自己的心灵，在
市场上投票。对此，我充满敬畏与欣慰。幸亏如此！从我收到的那些读者来信中，我对此
颇有信心。您认为我需要言不由衷吗？
刘：我喜欢你常用“扼腕叹息”这个词，甚至喜欢你行文中无法抑制的
激情和忧患意识。我有时候甚至想建议你，即使有人批评这一点，也别改，就这样。但每
当我读温功义时，就觉得历史写作创作者的态度就该是这个样子，不温不火，绵里藏针，
写得让读者去“扼腕叹息”，给读者留下思考、想象的空间。可再回头读你的，每当将要扼
腕的时候，你的情绪也上来了，还是有一种过瘾的感觉：“你看，作者跟我一样的感受啊。”
李：我其实挺想学习那种不动声色的深刻与犀利，在一个点上深挖下去。
可惜学不到。《北京晚报》有一位记者和我只谈了一次话，就看出这一点来了，写了一篇叫
“李亚平：感情是隐藏不住的”文章。就是它了，爱谁谁。
二、对明朝皇权专制的新认识
刘：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本书的叙事较“大宋”有突破，阅读时总想着
一个词：“王朝性格”，或叫作“朱元璋现象”。比如《剑桥中国明代史》写道：明王朝２７
７年的统治特点，“主要渊源于这位奇异而强有力的人物的个人性格特征。”不知你构思、
写作时，是否属意这一点。或者，以你的观察和体会，怎样看待“朱元璋的性格特点深深
影响了明代统治者的治理思想与行为”这一说法？
李：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厉害。假如不是对两百七十几年的明王朝历史有
一个透彻了解，甚至，假如没有对朱元璋之后六百多年历史的了解的话，断然提不出这种
问题。
我读过《剑桥中国明代史》，但没有注意你所引用的那句话。假如说我所
写的“大明王朝纪事”明显地突出了这一点的话，那只能说是《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作者
和我都注意到了明代历史上的这一特别重要的特点。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在大量阅读有关
明代史料的过程之中。在阅读官修正史《明史》、私家明史著述、野史笔记、前辈先贤们包
括黄仁宇等人的著作与研究时，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甚至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
描述朱元璋的个性、能力与心理状态是一件极度困难的工作。事实上到
目前为止，对朱元璋的研究远远说不上是令人满意的，不歪曲或误导已经算是不错了。如
果要简单形容的话，可以使用很多最高级的形容词。如极度强悍，极度残暴，极度诡异，
极度复杂等等。我在书中曾经引用过一句话，形容朱元璋“兼具大贤之厚朴与大奸之残暴”。
在这种东西潜移默化下的治国实践、制度建设，在《皇明祖训》中对子孙的严厉训诫、帝
国恪守所谓祖宗家法的政治文化传统等等交织在一起，不但深深影响了有明一代的治理思
想与行为，对后来的清王朝乃至我们的今天，其影响都称得上至深且巨，堪称六百年来第
一人。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仿佛是专门为小人设计
的一个朝代。在这个朝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活得七扭八歪，不像人样。从宋濂、徐达、
刘伯温、方孝儒、于谦、戚继光、张居正、李贽，甚至唐伯虎、徐文长……王阳明不但生
前活得郁闷，身后，他的子孙们也不叫他省心。在那两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几乎找
不到一个活得堂堂正正、神采飞扬的历史文化人物！在这些史实中，差不多都能找到朱元
璋那“大奸之残暴”的影子。你刚才说我特别喜欢用“扼腕叹息”这个词。真的，读明代
史料越多，就越是无法不扼腕叹息。
刘：朱元璋极其讨厌太监、宦官，可有明一代问题恰出在此一方面，这
不是绝大的讽刺？先是英宗朝的王振，接着是宪宗朝的汪直。刘瑾便是在武宗朱厚照一朝
得势、祸国殃民。武宗之后，世宗继位，曰嘉靖。严嵩此朝弄权，内阁获得巨大权力，宦
官弄权现象得以遏止。此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首辅渐露水面。水平高的首辅们争权
不断，酿成明代中后期持续严酷的政治斗争局面。居正之后，内阁的地位大为下降。不幸
的是，熹宗年，魏忠贤勾结浙党，卷土重来，为患深重。（此朝幸有孙承宗和袁崇焕，与清
人周旋，才保住北边境，否则多尔衮进京的日期可能不是１６４４年，而要提前１０年）
书中很大篇幅写到宦官为害朝政，但还是觉得有些遗憾：明代统治的许多问题正出此处，
但书中于宦官问题缺少一种连贯，希望在此听到你的解释和考虑。
李：这的确是一个软肋。我曾经犹豫过是不是专门辟出一章来写这些宦
官们。事实上，从郑和开始，王振、汪直、刘瑾、钱宁这些大太监颇有些可写的东西；好
太监，比如万历、泰昌、天启前期的王安，不但人品高，而且学养也深，就连高层士大夫
们都十分尊敬他。如你所说，明代的太监是一个特别引人瞩目的群体与政治现象。后来，
两个原因使我没有这样做：
其一，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１１２７年大宋实录》中，我侧重展
开的是帝国制度之下，皇家与军人之间的关系，试图说明：在这种制度之下，军人既是国
家的捍卫者和皇家的鹰犬，也是君主无药可医的“心病”。那些优秀而杰出的军人，鲜有良
好结局者。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而在《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中，我着力想要展开的是，在
帝国制度之下，皇家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因此，才用了大量篇幅交待几位士大夫阶
层的主流代表们的生前身后。而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得不把宦官们扯进来，否则会说不清
楚当时的情形。于是，便陷入了一个写作技术上的两难境地：详细写，害怕枝杈太多，冲
淡了上述主旨；不详细写，就成了软肋。
其实，我曾经有一个打算：用某一个朝代专门交待皇家与宦官之间的关
系。不知能不能做好？请苏里兄不吝赐教。
第二个原因，则纯粹是篇幅上的考虑，害怕篇幅太大，读者会不耐烦。
刘：我下面的问题比较复杂，说实话，提给你未必恰当，但郁积胸中，
不吐不快。我先开个头，是关于明代治权的分散与集中问题。
朱元璋开国之初，采取一系列措施，撤中书省，政务悉归六部……朱元
璋理政的特点之一就是专断多疑，师心自用，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而崇祯帝勤于政务，有
励精图治之心。但该帝确像乃祖，专断多疑，师心自用。这一开国一丧国，不正是一个轮
回么？像是黑色幽默的段子，更像朱家天下的宿命——始于此，止于此也。想有为，如太
祖，留下了一套“祖制”；想有为，如崇祯帝，最后丧国。奇怪的是，国，为何未丧在不理
朝政的万历手上？反倒丢在朱由检的手里？我隐约觉得，这个问题是理解晚明命运的节点，
而书中语焉不详。你大概已猜到我的疑问，这是有意为之，还是可以理解的疏忽？
李：或许两个原因都有。
自从乾隆皇帝说出明王朝不是亡在崇祯皇帝，而是亡在万历之手这一段
有名的评论之后，后世大体上认同。事实上，像大明王朝这样一个巨系统，其崩溃是要有
一个过程的。或者说，凭着巨大的惯性，这个庞大的实体会滑行好长一段距离后，才会解
体。而且，这一解体是在多重因素交织的作用下才能实现。
翻一翻我国历史，大凡大一统帝国崩溃之前，都会有长达三五十年的破
坏性能量积累期。届时，上下离心离德，贪官污吏遍地横行，法纪道德荡然无存，人民痛
苦不堪，衣冠禽兽们则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庙堂之上。这时，只有在这时，秩序外的力量才
会像电脑病毒一样大量繁殖，等到它们的破坏性能量达到足够大并相对顺利地突破了“防
火墙”时，崩溃便轰然而至。
我体会，所谓大明王朝亡在万历手上，指的是万历时期加剧了这种破坏
性能量的积累，几乎达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而足以摧毁这个王朝的其他因素还没有完全
形成。用一句文绉绉的话说，就是万历皇帝为帝国的崩溃准备好了必要条件，而摧毁这个
帝国的充分条件还不具备。比如：按照人们的习惯说法，到万历死前一年，满清和大明之
间的战略态势才真正变得很难扭转，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当时的“萨尔浒之战”。而与此配合
起来要了帝国老命的张献忠、李自成们，还要再过七八年才开始折腾事儿。然后，还有并
非不重要的大面积自然灾害的发生。
对于乾隆皇帝这个说法的潜台词，我一直深怀疑虑。原因是，我始终认
为，在帝国历史上，一切跌宕起伏下面，最强有力的那根杠杠是皇帝的素质与能力。这个
因素甚至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在政治上，这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不幸。这方面的例子很
多，如我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所谓“中兴”现象——
——汉武帝后期，这位在历史学家和文人口中雄才大略的皇帝，把国家
折腾得国敝民穷、“盗贼蜂起”，社会极度动荡。紧接着下来，就实现了“昭宣中兴”，汉宣
帝刘询也成了历史上口碑很不错的一位皇帝；
——宋高宗赵构因为用秦桧、杀岳飞、对金媾和，被后来的人们骂得体
无完肤。殊不知，他是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甚至是一片废墟之上，开创了南宋一百五十
多年的基业。由此，才被当时的人们颂为“中兴之主”。我国历史上，欲求苟安一隅而不可
得的事例太多了。
——明成祖朱棣也被称为“雄才大略”。在他的好大喜功、恣睢暴虐之下，
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大明王朝的国民经济差点走向崩溃的边缘，各地暴动不断。以至于他
的子孙两代皇帝要拼命收缩，连郑和的所有航海资料都要烧掉，害怕后来者继续这种“壮
举”；居然也在十年之间，形成了“洪宣之治”；
——张居正在皇太后与万历皇帝的倾心委倚下，也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实
现大明朝的中兴，这也是人们较能接受的一种说法。须知，张居正接手的也差不多是个烂
摊子；
——甚至就在慈禧老太太秉政之初，在恭亲王和曾、左、李、胡辈的齐
心协力下，也曾经有过一个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同光中兴”。
上述事例至少说明，中国历史常常围绕着最高权力人格化的综合素质发
生变化。再说一遍：这才是中国人的最大不幸！
因此，一些在历史上特别喜欢用“规律”、“必然”之类全称判断的说法，
特别令人感到可疑。
事实上，如果把崇祯皇帝和朱元璋做一下比较的话，崇祯皇帝实在不仅
仅是太嫩了。在排除了善恶之类判断之后，他的综合素质中的缺陷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因
此，明王朝亡在他的手里，真叫是“气数”。
刘：仔细审视，明太祖开创了一个权力分散的家天下格局，这假不了，
但权力的集中也是真。分散权力的设计，真为的是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么？防范之需也。
集中才是根本。集中，便生出后世的诸多祸患，此为历朝之通病，非有明一代独有。但明
代的集中过于离谱，乃至撤中书，罢宰相，遇到弱君执政时，内廷势力膨胀，宦官弄权，
或外廷（内阁）坐大，其首辅权力有时甚至大于宰相，披着党派外衣的谋权者争权，几无
可免也，以晚明尤甚。而当遇到有为的君主，专权自用，几成惯例，到头来还是躲不过一
塌糊涂之结局。姜德成在他的《徐阶与嘉隆政治》中总结了一条线索，即，明初的洪永政
治——无丞相的皇帝专权，嘉隆政治——内阁专权，到了明末政治——党争不断；再加上
此前我们已讨论的有明一代政治的宦官因素，在朱元璋的设计中，这严丝合缝的死保政权
千万代的措施，怎么就弄成了后来的样子？我也觉得，书中对此有省略，你是否愿意借此
机会就此多说几句？
李：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间接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
都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专制主义的最大特点是蔑视人，不拿人当人。
在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制度设计中，人性的因素可能是最少被考虑到
的。即便有所考虑，也是儒家思想和帝制传统结合后高度扭曲的人性，从而渗透了对治下
人民的深切蔑视。因此，那些制度设计，对于皇家之“私”的考虑远远超过了对于天下之
“公”的顾及。明代皇帝尤其如此。这样的制度设计与建设看似严密，其实漏洞百出，国
家、社会、人民要为此付出极为高昂的成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我特别厌恶钱
穆津津乐道中国没有皇帝说过“朕即国家”这句混帐话；在他看来，这种情形表明了中国
帝制政治传统中悠久的“自由”、“平等”和天下为公。就我的读史体验，中国数千年的帝
国政治史，根本就是一部朕即国家史。因此，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那所有疯狂与残暴。
扭曲的人性也是人性的一种，它不可能不发挥作用，不可能不在时间与
空间中膨胀发酵。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拿人当人的人也作不成人，不是报应在现世，就是
报应在来世；不是报应在本人，就是报应在子孙。于是，朱元璋做的孽也就报应在他那些
乖戾的子孙身上，如崇祯皇帝一家。
刘：明太祖一介布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布衣皇帝”。元末群
雄并起，中原逐鹿，最后胜出的不是别人，是朱元璋的一班人马。远的不说，只看明的前
后两朝，成吉思汗的早年经历，只比朱元璋更悲惨，衣食还不是主要问题，他真是时时有
生命之虞，但在兄弟之间尤其与他人的竞争中，胜出的也是他。努尔哈赤，虽说生于殷实
之家，相当于今天的中产，但１０岁丧母，成年之前，所历艰辛非寻常人能比。他的四个
兄弟个个是人尖，但开创满清基业的正是他。元、明、清三朝一路下来，统治中国大陆近
七百年，创业、奠基者皆为布衣或准布衣之族。再加上此前的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只是
军人出身也算不上高贵，这华夏千年的历史，终归是这样一个底牌。你能否以朱元璋为例，
谈谈这底牌翻过来时对整个牌局的影响么？
李：我没有完全理解您所提的这个问题。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都是“贵
族”出身，赵匡胤也是中高级军人世家出身。虽然经过变乱，他们的处境大变，但其血统
“高贵”，应该是不必怀疑的。只有朱元璋是“雇农”——布衣出身，几代赤贫。
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一
二本书都不一定能够说清楚。事实上，它已经涉及到了社会条件、政治文化传统、民族集
体性格和集体心理素质问题；并且和我们前面谈到的问题有一些相关性。秦始皇开创的帝
国制度、汉武帝时代确立的儒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是特别严丝合缝地切合古代农业社
会与农民理想的。这种制度与意识形态是公开提倡不平等与不公正的。于是，在攫取权力
的过程中，必定会是实力加暴力加不择手段。这种东西和人物的综合素质密切相关。种种
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会培育出强人崇拜和心口不一的文化品格。
中国人特别喜欢标榜自己不以成败论英雄。其实，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
们这样更喜欢跪拜在“成”者面前。从历史记载上，我们会不断地看到，有时这种文化品
格已经到了下贱的程度。
黄仁宇先生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一书中提到，我们以往的政治文化传
统并非完美。我理解，在面临李鸿章口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事实上更加
需要反省这传统中的重大缺陷，而不是一味地自娱自乐。
只有这种东西整个翻转过来，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否则无非是谁来
坐下一个庄而已。所以，我说和上一个问题有相关性，就是指的这一点而言。
刘：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每每藩王作乱，从燕王朱棣，到安化王
朱寘鐇、宁王朱宸濠。仁宗朝亦有作乱的藩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朱元璋写了无数告诫
子孙的文字，立了无计其数的规矩，怎么还会不断出现这样的事情？还有，江山社稷兴衰
存亡系于一人之喜怒哀乐，就从未有人反思过？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怎么到这时候都像
是白痴了呢？我读中国政治、历史将近三十年，搞不懂，所以请教你。说实在的，我深厌
大而无当之论，也不喜欢皮里阳秋之议。老兄读史为“野路子”，就此“野说”一次无妨。
李：这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曾经有人问黄仁宇，为什么没见他谈
论过朱熹？黄仁宇说了一番话，核心意思就是一句：他对朱熹不感兴趣。恰好也有人问过
我这个话题。我说，我是想对朱熹说点什么，但每每想起，心中却更多的都是凄凉，让人
不知说什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