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媒的过程似乎并不十分顺利。福芝芳生在北京的一个旗人家庭，父亲逝世很早，与母亲相依为命。福母福苏思以削卖牙签等小手艺维持生活，虽然守寡多年，却依然保持了满族妇女自尊自强的性格，当她听说梅兰芳已有一个妻子，便道：我家虽然贫寒，但我女儿不做姨太太。梅家得到回话急忙商议，再至福家禀报：正好梅兰芳是肩祧两房，福芝芳入门后，梅家将把她与前边那位太太等同看待，不分大小。福母这才允诺了这门亲事。1921年冬，梅兰芳与福芝芳结为秦晋之好。
王明华原知梅兰芳对梅家香火所负责任，只会深悔自己当时的冒失及叹息命运的作弄，不会反对梅兰芳与福芝芳的婚事，更不会对梅兰芳有怨怼。她也知道梅兰芳是有情有义之人，不会嫌弃她。细心的梅兰芳很是洞察王明华的复杂心理，为不使她难过，新婚之夜，他先在王明华的房里陪着说了些话，而后说：“你歇着，我过去了。”王明华本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又见梅兰芳如此体察她的心情，自然很是感激，便道：“你快去吧，别让人等着。”
据梅家后人回忆，福芝芳生下大儿子后，立即提议过继给王明华，还亲自把儿子抱给王明华。王明华给婴儿缝了顶小帽子，又将孩子送回给福芝芳，她对福芝芳说：“我身体不好，还请妹妹多费心，照顾好梅家后代。”王明华因肺痨病经治不愈，身体很弱。后来为养病，她独自去了天津，最终病逝于天津。当福芝芳得悉后，叫儿子赴津迎回其灵柩，将她葬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北麓万花山。
梅兰芳与福芝芳的感情很好。为支持丈夫的事业，福芝芳嫁入梅家后便放弃了演戏，专心相夫教子。闲时，她在丈夫的帮助下读书认字。梅兰芳又特地为她请了两位老师教她读书，使原来识字不多的她文化提高到可以读古文的程度，也足见她的聪明。于是，她不再仅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像王明华一样日渐成为丈夫事业的好帮手。她常伴梅兰芳看书、作画、修改整理剧本，也常到剧场后台作些化妆服装设计方面的工作，甚至演员之间有了矛盾，她还帮助梅兰芳一起从中说和。
演出之余，梅兰芳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万花山，或许是因为“万花”与他的字“畹华”谐音之缘故吧。他在山脚下买了一块地，然后种树盖房，取名“雨香馆别墅”。早年，这里是他躲避世俗纷扰修身养性之地，后来这里又是前夫人王明华的安葬之地。五十年代末的一天，他与夫人福芝芳又一次游于此地。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说：“我想我死后最好就下葬在这里吧。”福芝芳以为丈夫随便一说，便接口道：“您老百年后还不是被请进八宝山革命公墓。”梅兰芳不无担忧地说：“我如进了八宝山，你怎么办呢？”一听此言，福芝芳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她这才知道梅兰芳是为了能和她永久在一起，才有如此想法的。后来，梅兰芳的墓地就在此处，他的两边是他的两位夫人。
在王明华、福芝芳之外，在孟小冬之前，梅兰芳生命中还出现过一个女人，常被忽视，她是刘喜奎。曹禺在1980年的时候，著文这样说：“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然而在一、二十年代，她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坤伶，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她比梅兰芳小一岁，1895年出生于河北，自小学习河北梆子，后来兼学京剧。在梅兰芳大量排演时装新戏时，刘喜奎在天津也参与演出了不少新戏，有《宦海潮》、《黑籍冤魂》、《新茶花》等。
就目前现存资料，梅兰芳和刘喜奎初次同台演出，大约是在1915年。当时，袁世凯的外交总长陆徵办堂会，几乎邀集了北京的所有名角儿，其中有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以及刘喜奎。四人的戏码分别是《洪羊洞》、《水帘洞》、《贵妃醉酒》、《花田错》。此时的谭鑫培年事已高，而梅兰芳已经崭露头角。因此，演出后，谭老板感叹道：“我男不如梅兰芳，女不如刘喜奎。”
的确，这个时候的刘喜奎，已经唱红了北京城。据说有她演出的包厢，大的一百元，小的五十元。有的戏院老板跟她签演出合同，不容讨价还价，直接开出每天包银两百的高价。她的个性很独特，视金钱为粪土，她说：“我一生对于钱，不大注重，我认为钱是个外来之物，是个活的东西。我又不想买房子置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的兴趣是在艺术上多作一点，并且改革一下旧戏班的恶习。”
对钱如此，面对权势，她则不卑不亢。初入北京，她曾被袁世凯召去唱堂会。袁二公子对她百般纠缠，她嗤之以鼻；袁世凯想让她陪客打牌，她严辞拒绝；袁三公子扬言：“我不结婚，我等着刘喜奎，我要等刘喜奎结了婚我才结婚。”她不加理睬。身处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她坚守着自尊，保持着纯洁。她公开自己的处事原则：不给任何大官拜客；不灌唱片；不照戏装像，也不照便装像；不做商业广告。她特立独行、自尊自强的个性，受到梨园界人士的尊重，更受到梨园前辈老艺人的喜爱。田际云和票友出身的孙菊仙就是其中之一。
田际云和孙菊仙很为刘喜奎的处境担心，不约而同地认为应该尽快让她嫁人，以便摆脱不怀好意的人的纠缠，但他们又不愿意看着年纪轻轻又有大好艺术前途的她过早地离开舞台。想来想去，他们想让她嫁给梨园中人。田际云想到的人，是昆曲演员韩世昌；孙菊仙想到的人，就是梅兰芳。相对来说，刘喜奎更倾向梅兰芳。事实上，他俩的确有过短暂的恋爱经历。
关于两人恋爱的时间，据刘喜奎自己回忆，是在她20岁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在1915年左右。她说：“我到20多岁的时候，名气也大了，问题也就复杂了，首先就遇到梅兰芳，而且他对我热爱，我对他也有好感。”这时，梅兰芳在经过两次赴沪演出，又创排了几部时装新戏后，名声大震。一个名男旦，一个名坤伶，在外人眼里，是相当般配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分手了呢？
显然，这个时候的梅兰芳是有家室的。他们的分手，有没有这个原因呢？刘喜奎在事后的回忆录中说到他俩的分手时，并没有提及这个原因。事实上，尽管这是刘喜奎的第一次恋爱，恋爱对象又是名旦梅兰芳，最终却是她自己提出了分手。之所以如此，她这样回忆说：“我经过再三地痛苦地考虑，决定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别人。”
撇开刘喜奎不谈，孟小冬面对的，是尚有两个妻子的梅兰芳，如果她嫁梅兰芳，能够像当年福芝芳那样，如愿成为梅兰芳第三个妻子，而不只是梅大师金屋藏娇的一个妾吗？她不免有些担心。不过，担心归担心，她终究没有抵挡得住奔涌而至的情感洪流。于是，梅、孟相恋了。
梅孟之恋若在常人，其实就是一件很寻常的事，只不过他二人皆是京城名角，连起居衣着芝麻大的事情都为众人所关注，恋情自然更是街谈巷议的好话题，报刊当然无例外地特别起劲，两人恋情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引人入胜的好新闻。
恋爱总是两个人的事儿，梅、孟产生恋情，虽然当事人特殊情况种种，也总不外乎两情相悦、两性相吸而已。对艺术的共同的热爱与追求，两人同台演戏配合默契，台下互相倾慕对方的才华，经常交流艺术，如此产生感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然而，事实似乎并不那么单纯。有人说，他俩走到一起，是他身边的朋友为了某种目的有意撮合的。
“他身边的朋友”指的是梅兰芳的专职编剧齐如山，以及站在齐如山这边的其他人。那么，他们是为了何种目的撮合梅、孟呢？据说，他们之前是支持王明华的，而对福芝芳有些不满。在他们看来，王明华之所以以养病为由避走天津，都是因为福芝芳。他们又抱怨福芝芳将梅兰芳管得太死，梅兰芳不如以前自由了。也就是说，梅兰芳不能随心所欲地跟他们“混”在一起了。因此，为了气福芝芳，他们有意将梅、孟拉在一起。这是说法之一种。
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梅、孟结合，是身患沉疴的王明华一手安排的。比如署名“傲翁”的作者曾在天津《北洋画报》上写的一篇文字中就说：梅娶孟这件事，“最奇的是这场亲事的媒人，不是别人，偏偏是梅郎的夫人梅大奶奶。据本埠大陆报转载七国通信社消息说道：梅大奶奶现在因为自己肺病甚重，已入第三期，奄奄一息，恐无生存希望，但她素来是不喜欢福芝芳的，所以决然使其夫预约小冬为继室，一则可以完成梅孟二人的夙愿，一则可以阻止福芝芳，使她再无扶正的机会，一举而得，设计可谓巧极。不必说梅孟两人是十二分的赞成了，听说现在小冬已把订婚的戒指也戴上了。在下虽则未曾看见，也没得工夫去研究这个消息是否确实，只为听说小冬已肯决心嫁一个人，与我的希望甚合，所以急忙地先把这个消息转载出来，证实或更正，日后定有下文，诸君请等着吧！”
傲翁这样写文章，写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很不负责任的，而且在未曾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单凭道听途说，就把梅兰芳发妻王明华说成一个死之前还要设计害人的狠毒女人，如此随意败坏他人名誉，实在过分。其在文章中，不止一处说“听说……”，挑明消息来源不实，连题目都写的是“关于梅孟两伶婚事之谣言”，似乎并未以假充真，蒙骗读者，实则玩的是“春秋笔法”，一面说明是谣言，一面却将谣言传播出去了，自己却又不用负责，逃掉了干系，委实危害不浅——不仅对于梅兰芳及其家人，对于读者也会产生误导。因为他把“梅大奶奶”为梅孟做媒一节，写得绘声绘色，不怕人不信。
1926年8月28日的《北洋画报》上，“傲翁”又撰文说“小冬听从记者意见，决定嫁，新郎不是阔老，也不是督军省长之类，而是梅兰芳。”当天的《北洋画报》上还刊发了梅、孟各一张照片，照片下的文字分别是“将娶孟小冬之梅兰芳（戏装）”、“将嫁梅兰芳之孟小冬（旗装）”。这可能是媒体最早一次对梅孟恋情作肯定报道。
那么，傲翁在这篇文章中，为什么特别提到“新郎不是阔老，也不是督军省长之类”呢？孟小冬曾经得罪过一个权势之人，这人为了报复，在小冬于某戏院演出时，放出话来，要包下这家戏院，然后清空戏院，让小冬面对空无一人的戏院，唱独角戏。当然，他最终没有那么做，但对孟小冬来说，还是有被羞辱了一番的感觉，自尊心大受伤害。于是，她也放出话来，以后要么不嫁人，要嫁就嫁更有权势之人。她嫁梅兰芳，实则没有实践她当初的豪言——梅兰芳是艺术家，有名望，但和“督军省长之类”相比，应该不算有权势之人。在那个年代，唱戏的没有社会地位，何来权，何来势？因此，孟小冬最终选择嫁梅，而没有左挑右选“督军省长之类”，还是感情上了上风。
梅孟分手-1
对孟小冬嫁梅兰芳，最反对的，不是孟鸿群、张云鹤，而是师傅仇月祥。起初，孟鸿群夫妇很担心女儿为妾可能任何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给人做小。但是，有人信誓旦旦地在他们面前保证：王明华病重，恐怕不久于人世，而且她长住天津，梅家实则只剩下一房，即福芝芳。也就是说，小冬嫁过去，就梅兰芳肩祧两房之责，她也是可以和福芝芳平起平坐的，即两房都是夫人，没有太太、小妾之说。简单地说，就是两头大。
与此同时，孟氏夫妇又听说此婚事是王明华做的主，她是认可小冬的，而且她就是为了阻止福芝芳扶正，才撮合兰芳和小冬的。干脆地说，她有意让小冬做大。他们也许不知道，福芝芳嫁梅时，梅、福两家就已经谈妥，福芝芳是以夫人身份嫁的，谈不上扶正不扶正。不管怎么说，孟氏夫妇认定女儿是去当夫人的，而不是做小，又从媒人那里收到梅家送来的一笔巨款，自然答应得很爽快。
无论如何，仇月祥都反对这门婚事。有人认为，他反对的原因，是他舍不得放弃孟小冬这棵摇钱树。他知道，小冬一旦嫁给梅兰芳，自然是不能登台唱戏了伶界大王梅兰芳怎么可能让妻子粉墨登场如此招摇呢。小冬一旦不唱，他这个师傅就没了经济来源。嫁了人的小冬是可以不唱的，身为梅太太，没有经济负担，而他仇月祥，可就没那么好运了。这样的说法，对仇月祥很不公平。其实，他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事后证明，也是极其英明的。
在仇月祥看来，孟小冬先天条件太好了，这样的条件，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另外，她天资聪慧，接受能力强，又好学向上，加上名师指点，她的艺术前途光明一片。事实上，她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无锡，以至后来到济南，抵天津，唱到哪儿，就红到哪儿。最后她进入京剧人才荟萃的北京城，仍然一炮而红。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她天生就应该是唱戏的，甚至可以说，她为戏而生。何况这时，她二十不到，年纪轻轻就脱离舞台，岂不太可惜？就算仇月祥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不为过。他一手将孟小冬培养出来，倾注了大量心血，弟子成名走红，师傅脸上有光，同时有了经济保障，也不是不能理解。
孟小冬似乎不能体会师傅的良苦用心，或者说，她体会到了，但还是不顾师傅的强烈反对。此时，她情窦已开，她被梅兰芳所吸引，特别是当她消除了做小的担忧后，完全没有了顾忌。在舞台上，她扮着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大英雄，或者是豪情万丈、激情澎湃的大男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的骨子里具备了自我独立永往直前的气势。
她还是女人，有着女人固有的崇尚爱情、依俯男人，甘愿做男人背后小女人的传统观念。也许，她登台唱戏，本就不是她对生活的主动选择，而是生活所迫家庭所逼，她只是将唱戏当作挣钱养家糊口的手段，而不是因为她对京剧艺术的热爱，从而视唱戏为一种事业，一种争取女人独立自主的方式。因此，当不需要她养家糊口时，她很自然地决然抛弃了唱戏。何况，她将嫁谁？梅兰芳！一个女人，能够嫁给这样一个人，怎么能不感到心满意足？
仇月祥伤心极了，也痛心极了。事已至此，他唯有无可奈何。他选择离开北京，重返上海。不知道孟小冬有没有亲自送师傅离开。即便相送，师徒俩此时必定相对无言。多少年的师徒情份，终究抵不过男女之情。
一个要嫁，一个不想她嫁；一个不想唱了，一个还想让她唱，这一切，原本并非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然而不知为什么，这对师徒似乎从此脱离了关系并且恩断义绝。许多年以后，孟小冬自京返沪。此时，已六十高龄的仇月祥晚景凄凉。很多人都以为孟小冬会去看望恩师，并给予他生活上的接济。但是，她没有。有人不甘心，直接进言孟小冬，明确告知她仇月祥生活困顿，希望她念及师恩加以救济。孟小冬是何态度？上海某报在一篇题为《孟小冬冷淡开蒙先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小冬含糊其辞，好像没有这样一位授业师一般。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媒人承诺两头大，也就是说，梅兰芳娶孟小冬，是准备像他当年娶福芝芳一样，也给予夫人名份的，那么，他俩的婚礼为什么不公开呢？没有花轿，没有迎亲，没有吹吹打打。实际上，他俩从恋爱到结婚，都是避人耳目神神秘秘地。就连新房，也只是设于冯（幼伟）宅之中。据说，梅、孟婚礼，举行的时间是在1927年农历正月二十四。参加婚礼的，只有梅党成员，如冯幼伟、李释戡、齐如山等。又据说，冯幼伟任证婚人，冯的小姨子任伴娘。如果此说的确属实的话，那么，梅、孟关系是由齐如山等梅党成员一手促成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春暖花开时节，具体说，大约4月份，梅、孟从冯宅迁出移居东城内务部街，原因是不知谁走漏了风声，有人打听到久不露面的孟小冬早已被梅兰芳藏在冯宅，而且两人还秘密结了婚。这一来，冯宅是待不下去了，于是搬家。
无论居于冯宅，还是住在新居，孟小冬总也脱不了被梅兰芳金屋藏娇的感觉。既是秘密成婚，她就不能公开登台，也不能公开以梅夫人的身份露面。她的生活很单调。住在冯宅时尚好，冯宅人多，她可以串门闲谈；住在新屋，身边除了陪伴她的冯幼伟小姨子，一个做家务的老妈子，一个看家护院的男佣外，别无他人。梅兰芳不能天天陪着她，他还要唱戏，还要接待外国友人，还要创排新戏，还要交际，最重要的是，他有他的家，有夫人和孩子，他还要回家。1928年1月，福芝芳又诞儿，取名绍斯（即梅绍武）。由此推测，梅兰芳在随孟小冬搬迁新居时，还是时常回家的。
为解小冬寂寞，梅兰芳购置了一台手摇唱机，又捧回来一叠唱片。白天，孟小冬靠听唱片打发时间，回味她在舞台上的辉煌，感慨逝去了的唱戏时艰辛又美好的岁月。在梅兰芳的鼓励下，她还读书认字，习画临字。她那么早就学戏登台，自知文化欠缺，一直有心要补足这一课。
不过，两人毕竟新婚，生活总是温馨而甜蜜的。这从后来公开的一张梅兰芳游戏照片上可窥见一斑。照片上，梅兰芳身着家居装，右手插腰，左手做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在灯光的映衬下，投射在他身后的白墙上，显出一个鹅头的影像。在照片的右侧，是孟小冬的笔迹：你在那里作什么啊？在照片的左侧，梅兰芳回答道：我在这里作鹅影呢。梅兰芳难得如此活泼幽默充满生活情趣，看得出来，此时，他的心情是极其轻松和愉悦的。
的确，1927年上半年的梅兰芳，好事连连，和孟小冬的婚事是一桩，还有一件事，对他来说，也极具意义，那就是北京《顺天时报》举办的一次活动。这次活动涉及到四大名旦称谓的由来。
关于四大名旦称谓的来历，时至今日，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误区，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称谓来自于一次观众投票活动。换句话说，四大名旦是投票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次投票活动，就是为了选举名旦。
这种说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有权威性，很普遍，也就被广泛引用。实际上，这次投票活动的全称是：为鼓吹新剧，奖励艺员，现举行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顺天时报》1927年6月20日第五版）。也就是说，投票活动主要针对的是五大名伶的新剧，并不涉及对他们五个人个人艺术的全面评价。五大名伶是梅兰芳、程艳（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徐碧云。更准确地说，活动规则是要求投票者从五个人所演新剧中分别选出最佳的一出戏。
为缩小范围而使选票相对集中，主办方从五人所演新剧中各选出五部作为候选，也就是一共有25部候选剧目。它们分别是：
梅兰芳：《洛神》、《太真外传》、《廉锦枫》、《西施》和《上元夫人》；
程砚秋：《花舫缘》、《红拂传》、《青霜剑》、《碧玉簪》和《聂隐娘》；
尚小云：《林四娘》、《五龙祚》、《摩登伽女》、《秦良玉》和《谢小娥》；
荀慧生：《元宵谜》、《丹青引》、《红梨记》、《绣襦记》和《香罗带》；
徐碧云：《丽珠梦》、《褒姒》、《二乔》、《绿珠》和《薛琼英》。
一个月以后，投票活动结束。7月23日，《顺天时报》揭晓了投票结果。从收到的选票来看，这次活动很受读者支持。主办方共收到选票14091张，五大名伶各自的最佳剧目分别是：
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得票总计1774票；
程砚秋的《红拂传》，得票总计4785票；
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得票总计6628票；
荀慧生的《丹青引》，得票总计1254票；
徐碧云的《绿珠》，得票总计1709票。
这次活动，从开始刊发启事，到投票过程，以至最后揭晓结果，都只用了五大名伶这个名称，而没有用五大名旦。这就造成两个后果：
一，有人因此推断，在这之前，还没有四大名旦（或五大名旦）的说法，否则，主办方应该用五大名旦，而不是以五大名伶之名；
二，正因为如此，有人得出结论：四大名旦的称谓，就是在此次投票活动结束后确立的，即被选举产生的。
很明显，这样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
首先，此次投票选举活动，针对的只是五个人的新戏，并不是评选孰强孰弱。也就是说，只将他们各自的新戏做纵向比较，而并不将他们五人做横向比较，更不是在五个候选人中，选出四强；
其次，如果四大名旦之说是因为此次投票选举活动而产生的，那么也应该是五大名旦，为何漏掉徐碧云而只说四大名旦呢？
除此之外，如果以得票多少排列，位列第一的是尚小云的《摩登伽女》，6628票，其次是程砚秋的《红拂传》，4785票，然后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1774票，接着是徐碧云的《绿珠》1709票，最后是荀慧生的《丹青引》，1254票。假使这次活动的目的确是为了选举四大名旦，那么，按照票数，排在前四位的，也应该是尚小云、程砚秋、梅兰芳、徐碧云，缘何荀慧生最终位列四大名旦之一，而缺了徐碧云呢？仅从这个角度上说，四大名旦是由戏迷、读者选举产生的论断，就是错误的。
投票选举，是确立四大名旦称谓的其中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最终被事实所推翻。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更加没有说服力，不值一驳。
据说，在1924年到1925年期间，在军阀张宗昌家的堂会上，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合作了一出《四五花洞》。这次演出《四五花洞》，梅、尚饰演两个真金莲；程、荀饰演两个假金莲。由于四个人的表演各具特色，艺术水平难分高下，便从此有了四大名旦的说法。
这样的说法十分含糊，没有明确到底是由谁最先喊出四大名旦这个名称的。民间曾经有这样的流传，四大名旦同台演出过多次，但合作演出一部戏，只有《四五花洞》。实际上并不尽然。1918年5月26日，中国银行总裁冯幼伟在家里举办堂会。在这次堂会上，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与其他京城名角儿合作演出了《满床笏》。这次，可能是四人初次同台、初次合作的一场演出，颇具纪念意义。只是那时，还没有四大名旦的说法。
就目前现存资料而言，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四大名旦的称谓是由天津《天风报》社长沙大风率先提出来的。沙大风（19001973）原名沙厚烈，笔名沙游天。因为沙游天中的天，英名是sky，而俄文人名中的斯基，也是sky，所以，又有称他沙游斯基。他早年在《天津商报》任戏剧版主编，后得到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中原公司的资助，于1921年创办《天风报》，自任社长。
据沙大风之子沙临岳回忆，四大其实是借用当时流传甚广的四大金刚之名。四大金刚指的是直系军阀曹辊的内阁大臣程克等4人。有人说，由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朱琴心的名气不亚于四大金刚，所以有人称他们为伶界四大金刚。后来，荀慧生取代了朱琴心，伶界四大金刚又指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沙大风对伶界四大金刚这个称谓颇不以为然。他觉得金刚怒目与四旦的娇美英姿不相吻合，所以提笔一改，改称为四大名旦。
整个1927年，梅兰芳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上半年，他春风得意，新婚燕尔，身边有佳人相伴；在艺术上，四大名旦的称谓逐渐被叫响，而且开始深入人心，这是他在继伶界大王之后的又一个美称。然而下半年，他却被卷入一场血案之中，给他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直接关系到他和孟小冬的关系。
关于这件血案，当时京、津大小报刊纷纷在显要位置予以报道，天津《大公报》的标题是：诈财杀人巨案；北京《晨报》的标题为：北京空前大绑票案，单枪匹马欲劫梅兰芳，冯耿光宅中之大惨剧，更几乎用了整幅版面，详细报道事件经过；《北洋画报》配以罪犯被枭首的相片
这桩案件的过程虽然有些离奇，可是就案件本身来说并不复杂，警方不仅当场将罪犯击毙，案件也很快处理完毕。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案件，却又因了不为人知的缘故，竟变得扑朔迷离。
这桩血案的真凶底是谁，迄今仍有两个版本，一说李志刚，一说王惟琛，令人难下结论。
版本之一来自报刊对案件的报道。各报刊的报道虽然略有出入，但大体情节相差不大：
1927年9月14日下午两点多钟，有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开始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梅兰芳住宅门口徘徊，晚上9点左右，梅兰芳的司机发动了停在门口的汽车，到东四9条35号冯幼伟家，去接与众友人在那里为黄秋岳祝寿的梅兰芳。年轻人见了，拼命在后面追赶。
司机到了冯宅，便将这个奇怪的年轻人的举止说给其他来宾的司机及冯宅看门人听。大家便到门口去向年轻人问究竟，答是家里有急事，来向梅老板求救。大家见他衣着整洁，面目清秀，不像是一个无赖，问他姓名，答叫李志刚。便有一位仆人去上房通报梅兰芳。梅兰芳说，我并不认识此人。坐在一边的绰号夜壶三的《大陆晚报》经理张汉举便起身走出来察看。
李志刚见到张汉举，脱帽鞠躬后说，他与梅兰芳的确不认识，但他祖父与梅兰芳有旧，现已逝世3天，停尸在床，无钱入殓，因此求助于梅兰芳。一边说着，唏嘘不已。张汉举说，你与梅兰芳既不相识，他怎么帮助你呢？如果找个介绍人，或者把情况写清楚，这样比较有效。李志刚便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交给张汉举，同时又挥泪跪下，样子十分可怜。张汉举把他扶起来，读了信后，便拿了信到上房给梅兰芳及在座的人看。
众人读了信，起了恻隐之心，于是凑了约两百元，由张汉举转交。张汉举也并不是个见不得眼泪的人，并未轻信李志刚，他拿钱在手，嘴里道，我要到他家去看一看，如果是真的，我再把钱交给他。说着，他来到门外，把李志刚叫到门内的走廊下，问他住址。答是东斜街。张汉举说，好极了，我住在西斜街，你稍等一会，等宴席散了，我同你一道到你家去看看。李志刚说，我肚子很饿。张汉举便给了他5元的钞票一张。李志刚却不肯收，只说，从早晨到现在，粒米未进，现在只想吃东西。张汉举便叫仆人拿了些残羹剩饭，给李志刚在门房吃。
夜里11点，席终人散，张汉举与画家汪蔼士及李志刚一同乘汽车往西城驶去。汪系搭便车顺路回家。当车行至东斜街口时，李志刚忽然凶相毕露，从腰间掏出一把旧式左轮手枪来，向张汪二人明言他前面的话都是假的，他的目的是要向梅兰芳索要5万大洋。命张汪尽快为他设法，否则手枪侍候。在他的逼迫下，汽车重又开回冯宅。此时梅兰芳已经回家去了。
李志刚不让张汪下车，只命车夫进去报告。冯幼伟拿了5百元给车夫，李志刚不收，说，5万元一块钱也不能少。车夫重又入内，如此往还几次，终未谈妥。这时，适有两个巡警由西口走来，李志刚以为是冲着他来的，于是挟持张汪二人进入冯宅。后在与闻讯赶来的军警对恃中，汪蔼士借机得以逃脱，而张汉举则被李志刚开枪打死，李志刚也丧命军警枪下，随后李志刚被枭首示众。
各报刊都说劫匪叫李志刚；将罪犯枭首示众的京师军警联合办事处在张贴的布告中也称其为李志刚。该布告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本月十四日夜十二日，据报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住户冯耿光家，有盗匪闯入绑人勒赎情事，当即调派军警前往围捕，乃该匪先将被绑人张汉举用枪击伤，对于军警开枪拒捕，又击伤侦缉探兵一名。因将该匪当场格杀，枭首示众，由其身边搜出信件，始悉该犯名李志刚，合亟布告军民人等，一体周知。
几年后，孟小冬在刊登的《启事》里也说是李某。看来罪犯姓李名志刚无疑。实则未必，因为有人言之凿凿地说，案犯叫王惟琛，发案的地点不是冯宅，而是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家！
说这话的人是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薛也住在无量大人胡同。那天，袁世凯的三公子袁克良（字君房）偕如夫人孙一清来访薛观澜，薛观澜回忆当时情景：
是日君房来到无量大人胡同，和我一见面，就很紧张地对我说：这儿胡同口已经布满军警，我刚才遇见了军警督察处派来的人，他们说梅兰芳的家里出了事，我们一同出去看过明白再说。于是，我和君房，速即走出大门口一看，只见梅家瓦檐上站着几个佩枪的军士，看来形势极其严重，胡同两头更布满军警与卡车，如临大敌的一般。因此君房的神经格外紧张起来，他在街头大声喊道：畹华是我们熟识的人，他有性命危险，等我赶快去拿一管枪，把他救出来。我们知道君房为人是说做就做，并非徒托空言。大家便赶忙上前拦阻，君房才慢慢镇静下来。不久我们就听得枪声如连珠
薛观澜笔下的案犯穿着浅灰色西装,文质彬彬,面色渗白,年约20岁左右。后经他打听来的消息是，案犯的名字叫王惟琛，是京兆尹（相当于市长）王达的儿子，于北京朝阳大学肄业。
王惟琛是纨裤子弟，一直单恋孟小冬，始终得不到小冬回报，正在百般愁苦之际，听说小冬已被梅兰芳抢了去，一时想不开，一天突然闯入梅宅，欲找梅兰芳理论。当时已近正午，梅兰芳和冯幼伟等几个朋友正在吃午饭，佣人进来通报，说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要见梅大爷。在座的张汉举自告奋勇，对梅兰芳说他先出去看看那人有什么事，然后便离座随佣人走出餐厅往客厅走去。
张汉举矮矮胖胖，由于记者出身，颇善词令，平时热衷于交际，喜欢管三管四，所以才有夜壶张三的绰号。他来到客厅，以为找几句托词就可以把王惟琛打发掉，谁知还未等他开口，就见王惟琛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抵住张汉举，叫道：我不认得你，你叫梅兰芳快些出来见我，他夺了我的未婚妻，我是来跟他算账的，与你不相干。
张汉举到底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没有被吓住，很快稳定了情绪，笑着对王惟琛道：朋友！你把手枪先收起来吧，杀人是要偿命的，我看你是个公子哥儿，有什么事尽好商量。然后，他又说梅兰芳出去了。王惟琛自己也很紧张，听说梅兰芳不在家，突然手足无措起来，恼羞之下，忽然改口要起钱来：梅兰芳既敢横刀夺爱，我可不能便宜了他，我要梅兰芳拿出10万块钱来，由我捐给慈善机关，才能消得这口怨气。张汉举与他讨价还价，钱数降到了5万。张汉举大声呼唤佣人，让他们转告冯幼伟，赶快去筹款。
其实，早在王惟琛掏出手枪的那一刻，就有佣人忙不迭地奔到餐厅通知了梅兰芳、冯幼伟。此时，听王惟琛说要钱，冯幼伟一面打电话通知军警督察处，一面通知银行迅速提出五万元现款。
钱送到时，军警也已包围了梅宅。当佣人将钱扔进客厅后，王惟琛将张汉举挟作人质，好使他安全离开梅家。走到大门外，王惟琛这才发现军警不仅包围了梅宅，连周围屋顶上都有荷枪实弹的军警。因为过于紧张，他手中的枪响了，张汉举重重地倒在了地上。一见人质已死，军警们众枪齐发，顷刻间，王惟琛被打成了蜂窝状，当场毙命。
以上两种说法，一个是各报所载，一个是亲眼所见，到底哪一个是事实呢？有人一见当年报道案件的报纸，就武断地以为王惟琛一说是错的，殊不知警方若是为维护王达的名声，玩一个李代桃僵的把戏，骗过记者与公众，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事实上，似乎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否则，明明是一个事实清楚的案件，何以连凶犯姓名、发案地点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呢？有人因此猜测，难道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件，被混为一谈了？
罪犯的死算是咎由自取，张汉举却死得冤枉。他上有七十老母，下有幼子小女，子不过13岁，女才只有6岁，还有一妻二妾。张家人闻讯惨剧，悲痛不已，也有些迁怒梅兰芳。那些天，梅宅天天传出张家人的号哭。梅兰芳对张汉举之死深感歉疚，他不仅包揽了张汉举的后事，而且还赠送给张家位于麻草园的房屋一幢，现金二千元。
这场血案对于梅兰芳的刺激，并不只于对张汉举之死的歉疚，他还承受了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公众对于明星的态度向来如此，见男女台上般配，便热望及乐见其成为生活中的伴侣，也不管是否使君有妇，罗敷有夫，而一旦出现事端，则又横加责备。梅兰芳天津的一位友人来信慰问，梅兰芳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寒夜事变，实出人情之外。兰平日初不吝施，岂意重以殃及汉举先生，私心衔痛，日以滋甚。廼以戏院暨各方义务约束在先，不能不强忍出演，少缓即当休养以中怀惨怛，不能复支也。兰心实况，先生知之较深，正类昔人所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此时岂有置喙之地！已拟移产以赙张公，惟求安于寸心，敢（？）申于公论。至于流言百出，终必止于智者。兰在今日，只以恐惧戒省为先，向不置辩。
后来梅孟分手，有人便将这两件事说为因果──梅兰芳受血案的刺激而离开孟小冬。还有人说，因为福芝芳说了句：大爷的命要紧，使梅兰芳痛下决心离开孟小冬，回到福芝芳身边去。事实上，他俩分手，是在四年之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件血案，不可避免地给梅孟关系蒙上了阴影。
血案本身，和孟小冬没有关系，但是，制造血案的李某（王某？）却和孟小冬有关系。尽管孟小冬始终不承认她和该人有关系，甚至发誓她根本不认识他，然而事实是，他是她的戏迷，更是她的追求者，也许郎有情，妹无意，但他们的确见过面，而且不止一次。他是因为孟小冬，才欲绑架勒索梅兰芳的，从而造成血案。因此，如果有人说，血案的发生和孟小冬不无关系，似乎并不为过。
既然如此，心有余悸的梅兰芳不得不重新审视他跟孟小冬的关系。他俩结合，固然有朋友的撮合，但更重要的还是两情相悦。然而，男女相爱不是一切，特别是爱会淡，情会逝。当爱淡了，情逝了，剩下的又都是流言、麻烦、困扰、压力，那么，两人逐渐疏离，便是自然的。
对于梅兰芳来说，血案没有伤及他肉体，但却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份压力，是外界给予的不利于他名声的议论，甚至指责。他是爱惜羽毛的，他那么多年来精心打造了温和、大度、善良、谦恭、义气、责任等等好名声，他一直细致地维护着。如今，如此血惺味浓重的惨案，因他爱的孟小冬而发生，使他险些遭遇不测，又使张汉举做了他的替死鬼，无疑对他一贯的好名声和一贯的良好形象造成极大的破坏。
也许是为了及时挽回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为了给自己的家庭一个交代，血案之后，梅兰芳很少回他和孟小冬的爱巢了。尽管外界对梅兰芳、孟小冬的关系议论颇多，但他们结合，毕竟从来没有公开过，始终处于保密状态。不知梅兰芳此时的心理如何，他是想就此重返夫人身边，而淡化他和孟小冬的关系，用事实平息对他俩关系的猜测？不得而知。
总之，梅兰芳不仅回家了，而且常和夫人福芝芳出双入对。不仅如此，1928年初，天津《北洋画报》突然刊发这样一条消息：梅兰芳此次来津出演中原，仍寓利顺德饭店。但挈其妾福芝芳同行，则系初次。也就是说，他赴天津演出，陪在他身边的不是孟小冬，却是妻子福芝芳，而正如报上这条消息所说，他携福同行，还是第一次。这实则向外界传达出一连串信号：他的妻子是福芝芳，他们夫妻关系甚笃，他们家庭幸福。
捧读这则消息，孟小冬气极。在她看来，福芝芳在向她示威，或者说，梅兰芳在向她表明一种态度。这让她无法接受。之前，她也觉察到梅兰芳的转变。因为他俩的关系，她不得不深居简出，被藏在金屋里，不敢轻易露面。这是为什么？无非是为保护梅兰芳，保护他的好名声，保护他的好形象。为了他，她这样的牺牲自己，消融自我，别离了舞台辉煌，抛弃了艺术追求，过着一种金丝雀般孤寂无聊的生活。想想自己也是有才华的，为了爱一个男人，却不得不忍受这样的生活，她越想越觉得委屈，越想越气。
这个时候像孟小冬这样处于如此地位的女人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凭什么你们夫妻公开地逍遥自在，让我一个人独吞苦酒独守空房，哪有这样的道理？于是，一气之下的孟小冬收拾了一些简单行李，离开爱巢，跑回了娘家。这个时候像孟小冬这样处于如此地位的女人的娘家人一般也都会站在女方这一边，指责男方忘恩负义或者背信弃义。孟鸿群夫妇也不例外，在为女儿的遭遇鸣不平的同时，提议：他们夫妇能去天津，你为什么不能去天津？
孟小冬想想也是，他梅兰芳可以去天津唱戏，我为什么不可以也去天津唱戏。他能唱，我也能唱。也不知道是出于报复心理，还是久不登台，嗓子发痒很想过过戏瘾，或者是两者兼有。孟小冬决定即刻赴天津。
一番联系之后，孟小冬准备在天津春和戏院登台。她很久没有露面了，戏迷们早就饥渴万分，突然获悉她又唱，无不欢欣鼓舞。率先唤小冬冬皇的沙大风，本就是孟迷，他曾很肉麻地称她为小冬吾皇，还连呼万岁，如今得知吾皇将抵津，连日在其主办的《天津商报》上开辟孟话专栏，大捧特捧，极力宣传。
这次，和孟小冬合作的是有坤旦领袖之称的雪艳琴（本名黄咏霓），她俩之前有过合作，感情尚可。不过，孟小冬和梅兰芳结合，她是瞒着雪艳琴的。对此，雪艳琴有些不满。但是，当孟小冬去找她，想请她一起组班赴天津演出时，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在天津的三天打泡戏，分别是第一天，合作《四郎探母》；第二天，孟小冬演压轴《捉放宿店》，雪艳琴演大轴《虹霓关》；第三天，雪艳琴演压轴《贵妃醉酒》，孟小冬演大轴《失空斩》。两人合作，配合默契；两人分演，又各自精彩。
虽然孟小冬在天津只演了十来天，但受欢迎程度丝毫不逊于当年。她的艺术才华固然令人称道，她特立独行的行为举止，也引人关注。唱戏时，她着男装，戴髯口；生活中，她也着男装，而且不施脂粉。小女子的娇美，衬上帅气逼人的装扮，为她平添了英武之气。听完她的唱，看完她的演，戏迷们过完了戏瘾，很自然地将注意力转向她和梅兰芳的关系。对此，她拒不吐露一星半点。联想到不久前梅氏夫妇抵津，如今孟小冬孤身一人抵津，他们的关系显得更神秘了。
梅兰芳万万没有料到孟小冬会不告而别独赴天津，而且还粉墨登台大唱了一把。原本，他喜欢她，除了美貌、才华，还有就是较强的个性。然而这时，他认识到，个性有的时候是和倔强任性耍态度使性子等联系在一起的。他很无奈。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能够体会到孟小冬内心的怨气。他知道，他无意中的行为，伤了她。于是，待孟小冬返京，而且没有返回爱巢直接回了娘家后，梅兰芳主动去把她接了回来。
人是接回来了，但不可否认，他俩关系的那片阴影又扩大了一些。梅兰芳刚刚安顿好后院，前院又失火了1928年春，他遭遇了《凤还巢》禁演风波。这让他因家事而有些阴郁的心情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