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向以历史题材为主，且多是悲剧，喜剧偏少。有喜剧色彩的戏多是以三小（即小生、小旦、小丑）应工的玩笑戏，而闺门旦应工的喜剧就少之甚少了。梅派代表剧目之一《凤还巢》就是一出闺门旦应工的喜剧。该剧情节曲折，妙趣横生，执笔者仍是齐如山。
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有京剧《凤还巢》曾被刘哲禁演的传说。《舞台生活四十年》（1986年再版）最后一节的按里这样说：
《凤还巢》就是在中和园首次上演的。当时正是张作霖当大元帅的时期，奉系人物因奉凤同音，忌讳这出戏，当时的教育总长刘哲曾托人带话最好不演《凤还巢》。
许姬传、刘松岩、董元申着《梅兰芳》（1987年版）一书里有关《凤还巢》这样写道：
1928年4月6日，《凤还巢》在北京中和园上演。当时奉系军阀们因《凤还巢》剧名与奉还巢同音，竟由奉系教育总长刘哲出面，以所谓有伤风化的罪名禁演了这出戏。喜剧变成了禁戏。后来《凤还巢》在人民的支持下，终于恢复了演出，那风趣的剧情和优美的唱腔，也才得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为各剧种竞相移植的喜剧剧目。
1994年出版的《梅兰芳年谱》也有类似说法，作者在1928年条下写道：
4月6日，在北京中和戏院首演《凤还巢》。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因《凤还巢》剧名与奉还巢谐音，竟由教育总长刘哲以有伤风化的莫须有罪名禁演。
除了几种文字记载外，还有口头传说，都说《凤还巢》曾遭禁演。无论是口头传说还是文字记载，依据的恐怕就是《北洋画报》1928年5月2的一则消息，该消息称：梅兰芳新排之《凤还巢》，教育总长刘哲认为有伤风化，有实行取缔说。这则消息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几条消息并列，其他几条消息分别是袁寒云被张宗昌、孙传芳委任何南安辑使、着名建筑家关颂声远赴美国、南开女中举行春季游艺会，这四条消息的总标题为《据说》。
很清楚，总标题之所以为《据说》，是因为那四条消息都没有得到证实，只是据说。所以，《凤还巢》问题也只是据说，有实行取缔说，却并没有明确告知已被取缔或被禁演。当然，既然有此说，那么的确有这种可能。如果人们只看到这《据说》就作被取缔或被禁演的推断，倒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仅隔了一周时间，《北洋画报》于5月9日发表了署名朱弦的文章，题目为《〈凤还巢〉问题》，文章说：
近传教育部对于梅兰芳新排之《凤还巢》认为有伤风化，拟加以取缔，但非事实。《凤还巢》一剧，在昆曲名《丑配》，在秦腔名《循环序》，梅易为乱弹，命名之由。因剧情中程雪娥之婚姻，几经变幻仍如其故，原拟名《换巢鸾凤》，既因并未尝换巢，乃易今名，此剧来历如此。或谓宜名《三洞房》，似较原名为佳。
如果朱弦的文章到此为止，那么远不能令人信服，所以，他在明确指出但非事实后，又详细谈到此说究竟因何而来。原来，《凤还巢》初演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的确亲临中和戏院，观看该剧。戏过半，他突然想起询问身边的教育部某司长：这出新戏我们审查过否？司长说：尚未。刘哲便说：可调取原本来略加修正。
当时，刚出笼的新戏是要经教育部审查的。次日，司长命通俗教育会给梅兰芳发去一函，要求将原剧本尽快送至教育会审查。通俗教育会是教育部的一个分组织，司长兼任该会会长。函发出十日，教育会并未收到梅兰芳的回复，更不见剧本，便有些恼火，遂将原函全文刊登在报纸上。报纸披露此事后，日本某评论家即抓为题目，加以评论，教育会又致函某日本评论家，与之辨正，遂致问题。
这位日本评论家与教育会辩争的焦点在于审查和取缔的区别，可能他的意思是教育会名为审查，实则找茬取缔，而教育会则反驳，称审查就是审查，与取缔是两回事。如此热热闹闹的辩来争去，传言便纷纷而起，说梅兰芳有意对抗教育部之命，教育部因而将取缔《凤还巢》，甚而取缔《思凡》、《琴挑》等剧。
梅兰芳没有回复，并非他致教育部之命于不顾，就他的性格与处事原则，他也绝不会有意那么做。根本原因是他压根儿就没有收到教育会的函。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此函后，大惊失色，忙叫人四下找寻，却在中和戏院找到了原函。原来此函被误投到中和戏院，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封公函，而梅兰芳此时已移师开明剧场演出，所以没有及时收到该函。
找到公函后，梅兰芳立即回复教育会，说明原因，并表示道歉。同时，他让人将剧本送到了教育会。仅三天后，教育会就将审查过的《凤还巢》剧本交还给了承华社，上面只对程雪雁的台词作了小小的修正，其余均未加改动。有人随即问梅兰芳如何看待教育会的修改，梅兰芳说：此戏慈先生的丑小姐，跟《凤筝误》差不多，没有什么。
朱弦在文章中最后说：通俗教育会改得也好，盖所谓有伤风化，殆慈瑞全打诨太过，梅所饰为贞女雪娥，谈不到有伤风化也。
如果说因为《北洋画报》的主持人是冯幼伟的侄子冯武越，而有意偏袒梅兰芳，特地请人出面辟谣的话，那么，不要忘记该报的经济资助人是奉系的张学良将军。从该画报里既有梅兰芳这边的人，又有奉系那边的人来看，《〈凤还巢〉问题》这篇文章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及公正性。
梅兰芳这样一个名人，教育总长刘哲不会不知道，他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就禁演梅兰芳的戏。当然，凤与奉的确是谐音，奉军在北京的军纪也的确很坏，北京人的确是很想让他们还巢，即退回到关外去。从这个角度看，刘哲也可能的确有取缔、禁演的想法，但到底没有真凭实据。不过，梅兰芳的确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克服了内忧外患，连续平息了几场风波，梅兰芳不免心力交瘁。好在他有超人毅志力，更想以事业掩藏烦恼。随后，他创排了两出新戏，即全本《宇宙锋》（这出戏日后成为梅派代表剧目之一）和《春灯谜》。这两出戏都是从开台一直演到散戏。无论是对于梅兰芳，还是对于戏院而言，这样的演出方式都是一种创新，也是梅兰芳京剧舞台实践方面的一次改革尝试。
然而，下半年，梅兰芳又遭生活打击，发妻王明华不幸病故于天津。在她病危时，梅兰芳闻讯即刻赶到天津。据说，孟小冬随即也抵津，见了王明华最后一面。王明华故后，梅兰芳亲书挽联：
三年病榻叹支离，药灶茶炉，怜我当时心早碎；
一旦津门悲永诀，凄风苦雨，哭卿几度泪全枯。
王明华是9月下旬去世的。两个月之后，梅兰芳、孟小冬相携出现在香港。这年年初，梅兰芳携福芝芳赴天津演出；这年年末，梅兰芳携孟小冬赴香港演出。人们将两事结合在一起，不由这样揣测：梅兰芳此次让孟小冬公开露面，而且不顾众人疑虑目光，公然携孟小冬赴港，一是为了补偿亏欠她的，一是为了就此公开他俩的关系。事实上，梅兰芳此次赴港，是演出，而不是个人游历，因此，随他同行的，还有承华社诸成员。孟小冬时时相伴在梅兰芳左右，实则映证了外界对他俩关系的猜测。
结束香港演出，梅、孟并未即刻返回北京，而是先去了上海。据报载，他俩是在次年2月中旬才回到北京。也就是说，这次，他俩单独相处了长达近三个月。之所以说是单独，是因为梅兰芳不必像在北京一样，一会儿这个家，一会儿那个家的两头跑，而只守着孟小冬一个。不仅如此，1929年的新年，梅兰芳似乎也没有回家过。这或许是他俩第一次，也许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过年。
这一切，都让孟小冬心情大好。从1927年初两人结合，她一直处于地下状态。这样的生活，让心高气傲的她着实感到不舒服，也常常报怨不被尊重。如今，她有重见天日之感。她终于如愿修到梅花了回京后，报上刊登了她的一幅玉照，标题是修到梅花之孟小冬自沪北归后最后造像。
紧接着，2月9日，《北洋画报》上又刊登了孟小冬不同表情的一组照片，有迎吻、送吻、斜睇、凝思，还配发了一篇题为《写于小影之后》，文章说：谈起孟小冬，她现在哪里？现随何人？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恐怕正在问题，而不成问题之中。有的说已经做了梅妻。小冬踪迹，据传现在上海，然而现在本报竟得了她最近的妙影多幅，津门倾倒小冬的人很多，大可看看。然而也不过看看而已可也。至于她迎吻是迎谁的吻？送吻是送给谁？斜睇睇谁？凝思思谁？都在似乎可以不必研究之列
如果说，这篇文章对梅、孟关系还在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话，那么，一周之后《北洋画报》上的一则新闻，则更加做实了两人关系。新闻称：孟小冬业已随梅兰芳倦游返平，有公然呼之梅孟夫人者可以说，至此，梅、孟关系算是彻底公开了。
此时，梅兰芳似乎处理好了家务事，然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赴美演出的准备工作中。他没有料到，关于是携夫人福芝芳，还是携孟小冬赴美，又引发风波。
早在1919年和1924年两次赴日演出大获成功后，梅兰芳就萌生了赴美演出的念头。不过，相比去日本，梅兰芳对去美国有很深的顾虑。日本无论如何与中国同属亚洲，肤色相近，文化背景相仿，中国戏剧与日本歌舞伎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古典戏剧直接受到中国唐朝歌舞《兰陵王入阵曲》的影响，在中国失传的唐朝古舞在日本却被完整地保存着。日本著名的能乐就受了中国元曲的影响，而狂言则受了唐代参军戏的影响。因此，梅兰芳在日本演出了《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千金一笑》、《嫦娥奔月》、《游园惊梦》等以中国古典文化为背景的戏，日本人完全能够看得懂。
然而中国对于美国人来说，则完全是陌生的。那个时期的美国人，如果说对中国人的态度还算友善的话，那也绝不是出于尊敬，对中国人嗤之以鼻的美国人大有人在。他们不认为中国有文化，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有文化的话，何以会如此遭人掠夺而沦为世界弱国？中国人又何以会陷入如此悲惨的困境？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人只会做杂碎和杂碎面。至于中国戏剧，是他们用来讥讽中国的又一有力武器。有位名叫伦伯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完全缺乏艺术美感，原因是所有演员的吐字都是单音节的，没有一个音不是从肺部挣扎吐出的，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惨杀时所发出的痛苦尖叫，更有人说那唱腔高到刺耳以至无法忍受，尖锐的声音如同一只坏了喉咙的猫叫声。
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去美国演出，能就此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是给美国人进一步讽刺挖苦的机会？连梅兰芳自己都难以设想。另外，单靠梅兰芳的表演就能拉近如此巨大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谁也不敢这么肯定。
因此，梅兰芳虽然有心赴美，但时机尚不成熟，他一直在等待，在准备，直到华美协进社向他发出了邀请，赴美计划这才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华美协进社，这是个美国的民间团体。梅兰芳即便成行，也是以私人名义出访，因此一切经费自筹。尽管梅兰芳此时身价不菲，演出酬劳也高，但他并非出身豪门，没有祖产，只靠演出所挣戏份不但要养活一家大小，又因乐善好施，常常接济贫寒的同业人士，在家接待国际人士所产生的高昂的外交费，他也得自掏，所以面对赴美所需经费时，他颇有点一筹莫展之感。
不得已，他只能四处借贷，却一因数目太大，二因对他赴美能否成功能否挣到还债的钱表示怀疑，最终毫无收获。幸亏齐如山的亲威兼世交李石曾联合了银行界友人，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溥泾波等人四处奔走，在北平募捐到5万美元。同时，冯耿光和吴震修、钱新之等人在上海又募捐到了5万美元，总算筹齐了旅资。
然而，就在梅兰芳动身前两天，从美国传来消息，说美国正值经济危机，市面不振，要么缓来，要么多带钱。此时，梅兰芳赴美宣传等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此时如果缓来，声誉势必受损，但如果强行前往，又有可能血本无归而破产。梅兰芳犯了难。
左右权衡，思来想去之后，梅兰芳最终还是下了决心：冒险一拼。于是，冯耿光凭中国银行董事的身份，又筹来5万美元。梅兰芳便怀揣着15万美元，冒着破产的危险，战战兢兢地跨洋过海去了美国。
那么，梅兰芳为什么一定要去？早在他第二次访日归国后，美国驻华公使约翰#8226;麦克慕雷去梅宅拜访他时，就曾建议他去美国演出，说如果能够成行，则可使美国人民增进对中国戏剧艺术的了解，更可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或许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类的理由过于含有官方色彩而略微显得虚，对于梅兰芳而言，到一个与中国、日本完全不同的国度展示中国文化，尽管难度颇大，但却也极具挑战性。如果说十年前他第一次去日本是试水的话，如今的他，演艺已臻成熟，名望也大了许多，一切都水到渠成。
更使梅兰芳下决定的，是另一位美国公使保尔#8226;芮恩施。他在卸任回国前，在徐世昌总统为其举行的饯别酒会上，说了一番和约翰公使所说大同小异的一段话，他说：要想使中美人民彼此的感情益加深厚，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芮恩施所说并非心血来潮，他与梅兰芳彼此并不陌生。早在梅兰芳初演《嫦娥奔月》时，一次，留美同学会在当时的外交大楼公宴芮恩施，梅兰芳应邀演出《嫦娥奔月》后半出。芮恩施对梅兰芳的表演大加赞赏，次日还特地到梅宅拜访梅兰芳，与梅兰芳有过相当愉快的会晤，此后他又陆续看过几次梅兰芳的表演。
因为是官方宴会，在座的都是官方人士，他们异常惊讶于芮恩施的话，他们想不到一个中国演员竟然在美公使心里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根本不相信一个京剧演员能实现中美亲善，他们以为芮恩施在和他们开玩笑。芮恩施看出这些人的疑虑，于是补充说：这话并非无稽之谈，我深信用毫无国际思想的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并且最近有实例可证：从前美意两国人民有不十分融洽的地方，后来意国有一大艺术家到美国演剧，竟博得全美人士的同情，因此两国国民的感情亲善了许多。所以我感觉到以艺术来融会感情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何况中美国民的感情本来就好，再用艺术来常常沟通，必更加亲善无疑。
大多数人对芮恩施的话仍然将信将疑，唯有当时的交通总长叶玉虎（恭绰）心有所动。当齐如山、梅兰芳从叶玉虎那里得知芮恩施所说后，异常振奋，联想到约翰公使曾经的提议，以及这几年的外交活动，使相当的在华美国人熟知了梅兰芳与中国戏剧，他们预感到赴美计划必能得以实现。
赴美的决定是下了，那么，该取何种方式赴美呢？梅兰芳一时无法做出抉择。有人提议，通过经纪人介绍。这固然是个办法，但有人反对，说吃经纪人这行饭的都相当狡诈不好对付，很容易受他们的骗、上他们的当。比较之后，他们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对方来邀请，就像赴日、赴港演出一样。对方邀请又分两种方式：一由官方发出邀请，这里由外交部承接；一由民间团体发出邀请。官方邀请比较麻烦，特别是北洋政府外交部官员并非愿意倾力支持。这样一来，由民间团体发出邀请是最为合适的。
1932年，北平出版了由齐如山撰写的《梅兰芳游美记》，较详细地介绍了梅兰芳在美演出情况。在谈到梅兰芳何以能去美国的原因时，该书说确因与哈布钦斯君有约，否则赴美的心愿，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达到呢。哈布钦斯是美国的剧作家，在纽约有一家剧场。当他从司徒雷登那里得知中国名伶梅兰芳想到美国演出时，当即表示梅兰芳到美国来，可以在我的剧场里出演。虽然哈氏对梅兰芳赴美表现得很积极，但梅兰芳最终能赴美接受的并不是他的邀请。
齐如山在《梅兰芳游美记》里没有提到华美协进社，但偏偏就是华美协进社最终促成梅兰芳的愿望得以实现。该社成立于1926年，由胡适、张伯苓、梅兰琦、杜威（johndewey）等几位中美学者共同发起在美成立。这是一个得到联邦政府教育部门拨款，接受美国一些基金会资助，并由纽约州立大学系统董事会发给执照，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主旨的非牟利性团体。华美协进社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请梅兰芳访美。
出于对赴美的结果不可预知考虑，梅兰芳在决定赴美后一直到动身前，和智囊团成员做了大量的几乎是面面俱到的铺天盖地的准备宣传工作，意图先让美国观众对中国文化、中国戏剧有个初步认识。
首先，他们与美国的新闻界、各大戏院剧场联系，寄去照片、剧照并配以文字说明。齐如山临时编撰了几本书以加大宣传力度，其中有详细介绍中国京剧知识的《中国剧之组织》、专门介绍有关梅兰芳这个人的《梅兰芳》和《梅兰芳歌曲谱》以及对梅兰芳准备演出的戏加以逐一说明的《说明书》。似乎还嫌不够，他们又画了两百幅图，涵盖了剧场、行头、扮相、脸谱等十五类，可谓详尽细致到无可挑剔。
对于剧场和舞台的布置，存在着几种意见：完全中国式、中西合璧式和完全西式。梅兰芳和齐如山都倾向于完全中国式，理由很简单，他们是中国人，演的是中国文化背景的戏，自然需要中国式的舞台作为载体。另一方面，他们这次赴美，目的就是全面展示中国戏剧，无论美国人是否接受，但他们看到的毕竟是纯味中国戏，如果舞台是西式的，何以突显中国模式？
因此，齐如山在用纸板比划了几十次之后，最后决定采用中国故宫里的戏台模式。舞台布置完全是中国特色：第一层是剧场的旧幕，第二层是中国红缎幕，第三层是中国戏台式的外帘，第四层是天花板式的垂檐，第五层是旧式宫灯四对，第六层是旧式戏台隔扇。至于剧场，门口满挂中国式宫灯、梅剧团特有的旗帜；剧场内也挂着许多中国式纱灯，上面绣有人物故事、花卉、翎毛；壁上挂介绍中国戏剧的图画；所有剧场人员包括检场、乐队、服务人员都着统一的中国式服装。这样一来，观众从靠近剧场开始就将被中国文化所包围，也有助于他们对中国戏的理解。
除此，赴美成员还接受了一些规矩训练，包括在火车轮船上的规矩、外国街道上的违警标志、旅馆里的章程、吃饭穿衣的习惯等。光为吃西餐时，如何拿刀叉、怎样吃面包，名种菜怎么吃，汤怎么喝等，他们就排练了几十次，一会儿到德国饭店、一会儿到英国菜馆。
为慎重起见，梅兰芳遍访在华美国人和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以做可行性研究，频频与熟知美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接触，一方面了解美国文化以做到知己知彼，一方面也在寻求他们的帮助，其中出力最大的，除了胡适，是张彭春。
张彭春是一个兼通中西方戏剧文化的学者。和胡适一样，毕业于美哥伦比亚大学；也和胡适一样，同时受业于教育家杜威门下。其实，华美协进社之所以愿意出面邀请梅兰芳赴美，正是接受了张彭春的建议。
张彭春自幼爱好京剧，留美期间因为哥伦比亚大学与著名的百老汇剧场相邻而有了很多观西方戏剧的机会，尽管他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但对戏剧也颇有研究。回国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后，他便被推选为南开新剧社副团长兼导演。这位既熟悉西方戏剧，又深谙中国京剧，还精通话剧；既有文学、哲学做底子，又进行了比较戏剧的研究的才子，连胡适都对他的学识及戏剧造诣推崇不已，称他是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
多年以来，张彭春在美国开设中国戏剧课，在中国开设西方戏剧课，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传播，成绩斐然。他相信：东方戏剧和西方戏剧只要相遇，非但不会相互排斥，必然是从相遇、相知乃至相辅相承。因此，在他看来，梅兰芳作为中国戏剧的领军人物，如果能去美国演出，让崇尚眼见为实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中国的确存在着虽然与莎士比亚、易卜生不同但同样是精美绝伦的戏剧艺术，将会极大地改善中国戏剧在西方的地位。
有齐如山等智囊团成员在细枝末节上的充分准备，有胡适的鼓励、出谋划策和积极参与，有张彭春的戏剧理论做基础。如此种种，梅兰芳尽管仍然对赴美前景心存忐忑，但毕竟不是黑暗一片，他甚至能隐约看到不远处的曙光。于是，他也就甘心冒着破产的危险，出发了。正如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所说，这一次，是梅兰芳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把握的演出，如履薄冰。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在梅兰芳出发赴美前，身边的两个女人明里暗里地进行了一场赴美之争。
在进行大量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中，梅兰芳他们预备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小礼物，有梅兰芳亲自绘制的扇面、印有梅兰芳名字的绢绣等，还有笔盒、墨盒。其中有的墨盒上刻着梅兰芳的名字，以及梅兰芳的古装妇女头像，还有的墨盒上是孟小冬反串《游龙戏凤》的李凤姐和反串《黛玉葬花》中的黛玉的剧照。对此，齐如山儿子齐香曾这样回忆说：
我父亲一直为梅剧团到美国演出而从事繁忙的准备工作。记得我姐姐齐长也用心
地描绘脸谱。准备到美国送人的礼物种类很多，梅先生自己画了很多扇面，我姐姐也
画了些，以备万一不够分配临时使用。还有小巧的工艺品，如墨盒、砚台等。墨盒上
都刻有图像。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孟小冬扮的古装像。她本是演老生的，这幅画面
却是扮的古装妇女，十分漂亮。
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揣测，起初，梅兰芳是打算带孟小冬一同赴美的。如果他携孟同行，那么又该如何对福芝芳交代？所以，他不免有些犹豫。毕竟福芝芳是公认的梅夫人，孟小冬的身份算什么呢？如果到了美国，有人问起来，他又如何解释？也说是梅夫人吗？再说了，年初，他携孟小冬赴广州，赴香港，又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连年都在一起过的，也算对得起她了，这对福芝芳，多少有些愧疚。如今，他是不是应该携福同行呢？这样，也算端平了一碗水。
福芝芳和孟小冬都争取随梅同行，谁也不相让。福芝芳的理由，她是正宗的妻子，何况梅兰芳刚刚和孟小冬同游了香港，这次无论如何也该轮到她了；孟小冬的理由，她和梅兰芳赴港，原本就是梅兰芳补偿她的，因为之前，他带福芝芳去了天津。同时，她还说了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福芝芳此时已有孕在身，不适宜长途旅行，何况梅兰芳此次赴美，演出任务重，时间也长，身边有个孕妇，怎么说也不太方便。
有孕，这是福芝芳赴美最大的障碍，也可能就是梅兰芳最终下决心弃福取孟的最主要的原因。于是，墨盒上便有了孟小冬的头像。
福芝芳也知道挺着个大肚子随梅在美，的确不便，但她又很不甘心。既然孕这个问题是个障碍，那么，消除这个障碍不就行了嘛。如何消除？堕胎！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梅兰芳还能说什么？他横下一条心：谁也不带。
孟小冬仍然不甘心，她继续在努力。然而，梅兰芳决心已下，执意不肯回心转意。孟小冬气不过，又独自跑回了娘家。她以为梅兰芳会像上次那样，等到事过境迁后来接她回去。可是，她左等右等，只等来《北洋画报》上的一则梅兰芳、福芝芳夫妇同游北戴河的消息。这则消息这样写道：
台上的梅兰芳是人人看得见的，下装的梅兰芳是人人想一看的，穿着海水浴背心，
曲线美毕呈的梅兰芳，更是人所不得见而极希望见的。当梅氏与其夫人到北戴河作海水
浴的时候，海滨居民旅客，空巷往观，真有眼福。
此时，孟小冬知道，事情恐怕已经不能挽回了。反过来想，我孟小冬没能赴美，她福芝芳也一样去不成。两败俱伤无所谓，总好过我输你赢。这样一想，她的心里略微好过一些。
梅孟分手-2
梅兰芳完成赴美的全部筹备工作时，已经是1929年10月了。11月，梅剧团正式对外发布了赴美消息。消息一传开，立即得到内行、外行及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李石曾约请商学界在北平齐化门大街世界社举行公宴，对梅兰芳赴美表示勉励；美国大学同学会在天津召开欢送会，各国领事和绅商参加了该会，天津市长崔廷献及同学会会员颜俊人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很赞赏梅兰芳赴美的目的，并号召“全国人对这种举动，都应该帮助”；河北省政府举行宴会，政府委员和北平市政府委员会及李石曾、周作民、李服膺、楚清波等50多人参加，省政府主席徐次辰在训词中说：“有人说这次出去怕要失败，但就我个人想来，只要能够出去，就是成功，无所谓失败！”；刘天华、郑颖孙、杨仲子、韩权华及教授学者数十人也组织了一次欢送会，对梅兰芳寄予厚望。
各式欢送会开过，1930年元月初，梅剧团离京赴沪。成员包括：
演员：梅兰芳、王少亭（老生）、刘连荣（花脸）、朱桂芳（武旦）、姚玉芙、李斐叔（二旦兼秘书）。
乐队：徐兰沅（胡琴）、孙惠亭（月琴）、马宝明（吹笛）、霍文元（三弦）马宝柱（吹笙）、何增福（司鼓）、唐锡光（小锣）、罗文田（大锣）。
化妆：韩佩亭。
管箱：雷俊、李德顺。
顾问：齐如山。
翻译：张禹九。
庶务：龚作霖。
会计：黄子美。
由于人员少，好些人要身兼数职，如琴师徐兰沅还要在《打渔杀家》里串演教师爷；姚玉芙有时还要扮演《打渔杀家》中混江龙李俊；化妆师韩佩亭、雷俊有时还要跑跑龙套。
这份名单中，没有福芝芳，也没有孟小冬。然而，梅剧团从北平出发，先到天津，然后乘船赴上海，福芝芳一直陪伴在梅兰芳的身边。也就是说，福芝芳将梅兰芳送到了上海。在梅兰芳由上海登上“加拿大皇后”号后，福芝芳这才返回北平。这就意味着，孟小冬没有送行，她独自留在了北平。
梅兰芳赴美前的准备工作不可谓精心和充分，但难免有疏漏。这个疏漏几乎是致命的，那就是“演出剧目”问题。
1930年元月底，梅兰芳率团到达美国。2月14日，应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的邀请，梅兰芳率先到华盛顿参加伍公使特意安排的演出招待会。当晚参加招待会的有除总统胡佛外的其余政府官员、各国大使、地方官绅、社会名流，在美的最高级别的头头脑脑能去的几乎都去了。正在外公干的胡佛总统甚至还颇为遗憾地派人嘱咐伍朝枢，希望梅兰芳能在华盛顿再待两天，等他回来。
在如此高规格的赴美后的首场演出中，梅兰芳的剧目是《晴雯撕扇》。不知为什么，梅兰芳在演出时就预感到这场戏对于美国人来说，实在不易懂得。这个故事发生在端阳节，而外国没有这个节日，由此发生的一系列细节，外国人自然也就无从理解。果不其然，张彭春在观剧后就直言：“他们看不懂。”
这时，梅兰芳才意识到剧目的选择至关重要，而只有像张彭春这样精通中西戏剧差异，又熟知西方观众心理的人，才会准确地挑选剧目。同时，张彭春所具有的丰富的现代戏剧知识和西方戏剧的表演程式以及多年导演话剧的经验，都使善于博采众长的梅兰芳感觉到，他不能缺失有着深厚传统戏剧底蕴的齐如山，也需要张彭春的帮助，特别是身处异国，面对的又是完全陌生的文化和观众，张彭春的作用似乎更大。
于是，在梅兰芳的恳请下，张彭春加入进来。首先，他重新选定了剧目，以为外国人对中国戏的要求，希望看到传统的东西，因此必须选择他们能够理解的又含中国传统的故事，同时，由于外国人听不懂中国话，所以又要选择那些做、打多于唱、念的戏。在这种前提下，梅兰芳后来在美国的演出剧目，多集中在《刺虎》、《汾河湾》、《贵妃醉酒》、《打渔杀家》等剧目上，以及《霸王别姬》里的“剑舞”。果然，《刺虎》最受美国人欢迎。
其次，张彭春不仅作为梅兰芳的顾问从旁辅佐，更担负了导演的职责。严格算来，张彭春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京剧导演，京剧导演制也由此成立。这其实是梅兰芳的最聪明之处，是他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又一佐证，也是他从善如流的又一表现。从此意义上看，梅兰芳的成功是必然的。
2月17日，梅兰芳在纽约四十九街戏院公开演出。按照导演张彭春的布署，演出次序是：开演之前，张彭春身着燕尾服上台，用英文作总说明，说明中国剧的组织、特点、风格以及一切动作所代表的意义。然后由剧团邀请来的华侨翻译杨秀女士用英文作剧情介绍、说明。接着，梅兰芳才正式亮相。考虑到美国人的时间观念较强，张彭春严格限定时间，包括说明、介绍和每场戏的演出时间，整台演出绝不超过两小时。时间之准，甚至连美国剧院也不常见。
当初张彭春在梅兰芳和“华美协进社”之间架起了第一座桥梁，从而促成梅兰芳访美。如今，他又在梅兰芳和美国观众之间架起了第二座桥梁，从而缩短了中西方的差异，有助于美国观众理解看懂梅兰芳的戏。观众在理解剧情的情况下，又见绚丽的中国红缎湘绣幕布，耳听清亮悦耳可听的东方管弦乐声，再看那“东方美人”身着华丽彩服，迈着柔柔的碎步扭着纤纤细腰摆动着变化万千的手势，伴随着悠悠扬扬的唱腔，浑身洋溢着无以伦比的美丽和高贵，他们震惊了：遥远的中国果然有如此曼妙的音乐、动人的舞蹈和感人泪下的故事。于是，他们能够给予的，便是无穷无尽的掌声和喝彩。
可以说，梅兰芳在美国的首场演出便大获成功，这从他在每出戏后不得不谢幕多次可见一斑。最后一出《刺虎》结束后，他谢幕竟达15次之多，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起初他穿着戏装到台前，低身道“万福”。待他卸妆后，观众的掌声仍然不断，他只得穿着长袍马褂再次出去鞠躬。观众发现原先的那个柔声细语、婀娜多姿的美女果然就是男人所扮时，更加疯狂。
梅孟分手-3
其实观众并不仅仅惊奇于男人演女人，这种艺术形式在西方戏剧舞台上也并不鲜见。让他们感叹的是，梅兰芳并非单纯地摹仿女人的一姿一态，而是艺术地再现了妇女的本质和意象。从他的表演中，他们能实实在在地接改到他刻意传达的女姓端庄、温柔、秀丽、高雅等艺术特征。因而，他的表演完全超越了男人演女人的表象而更具深层次。
从此，随着梅兰芳继在纽约之后，又移师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地，一股“梅兰芳热”在美国本土弥漫开来。一些商店将京剧的华丽行头摆在橱窗里展览；在鲜花展销会上，有一种花被命名为“梅兰芳花”；一位女士在三星期之内，共看了16场梅兰芳演出，犹嫌不足，闻梅兰芳那年正好36岁，便特地买了36株梅树，在自家的大园子里辟出一块地专种梅树，并请梅兰芳破土，还把那块地命名为“梅兰芳花园”。
在纽约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有人提议上台和梅兰芳握手告别。梅兰芳欣然应允。于是观众按顺序从右边上来，从左边下去，秩序很好，可是梅兰芳握了十几分钟仍然不见观众减少，心里很是纳闷。细一看，原来是很多人握过一次手，下去后又重新排队，又上来握一次。就这样，梅兰芳握手握得没完没了。
美国的普通观众对中国京剧前未所有的狂热，着实让梅兰芳感动不已，他那悬于心口的石头如今终算落了地。同时，美国的新闻界、评论界等专业人士以其职业需要试图冷静和客观，但言语间却也按捺不住对中国京剧和梅兰芳个人的偏好，于是，溢美之辞褒扬之声层出不穷。
梅兰芳成功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功，更是中国戏剧的成功。
在美期间，梅兰芳与美国“影坛三杰”的交往最为人称道。“影坛三杰”指的是以演武侠片而闻名全美的道格拉斯#8226;范朋克和有“美国的大众情人”之美誉的他的夫人玛丽#8226;璧克福以及喜剧大师卓别林。
自梅兰芳抵达旧金山之日起，就接二连三地接到范朋克的邀请信，信中恳切期盼他在洛杉矶演出期间一定要去他的别墅小住数日。起初，梅兰芳考虑到住在别人家里多有不便，再三婉拒。范朋克却无论如何不肯放弃，一再去信。盛情难却之下，梅兰芳只好应允，却不曾想他到达洛杉矶后，方知范朋克去了伦敦，而出面接待他的是玛丽。原来，范朋克早有去伦敦的计划，又不敢直言相告梅兰芳，担心梅兰芳因此更加不会去他的别墅了。
欢迎仪式过后，梅兰芳坐上范朋克提供的汽车在市府特派警车的护卫下，先到市政府拜访市长波耳泰，然后直驶范朋克的别墅“飞来福别庄”。因为“飞来福”别庄曾经接待过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而声名显赫，据说曾有人戏言“飞来福别庄”和“白宫”是20年代美国的两个最有名望之家。
梅兰芳住进“飞来福别庄”后，玛丽将整栋楼的钥匙都交给了他，她自己则住到别处去了。不仅如此，玛丽还精心安排饮食，嘱咐厨师每天变换花样。于是那段时期，梅兰芳足不出户却尝遍了世界各地美食。闲时，他还在别墅的游泳池里畅游。即将结束在洛杉矶的演出前，范朋克从伦敦赶了回来。两位艺术家除了交流电影和戏剧外，更多时候是在一起打高尔夫球，范朋克亲自教梅兰芳如何挥杆。
范朋克在见到梅兰芳后的第一句话是问：“我妻的招待还满意吗？”梅兰芳笑言：“怎么能不满意。太满意了，我们因此而有些不安呢。正想着什么时候有机会报答呢。”范朋克幽默地说：“这个机会一定不太远。”果然，在梅兰芳结束访美归国后的第二年的2月份，范朋克为拍摄纪录片《八十分钟遨游世界》和导演维克多#8226;佛莱明来到北京，真的给梅兰芳提供了“报答”的机会。梅兰芳事先特为范朋克借了一所典型的老北京建筑风格的房子，并请人重新布置，摆上明清两代紫檀雕刻的家具，挂上明清的书画，还聘了一位厨师，专为范朋克做中国菜。
范朋克访华期间，由佛莱明导演，梅兰芳和范朋克合演了两组有声电影。第一组是两人见面的情形，由梅兰芳先用英语说了几句欢迎词，再由范朋克用中文说：“梅先生，北平很好，我们明年还要来。”第二组镜头是范朋克穿上梅兰芳送的戏装，装扮成武松的模样，然后做了几个由梅兰芳现教的武生动作，有模有样的。梅兰芳笑言范朋克“是有史以来头一名外国武生扮演一名中国武生”。
又到了分别的时候，梅兰芳除了送给范朋克一些中国土产、文房用品、一套中国式的黑缎团花马褂、蓝缎团花夹袍及武松的全套行头外，还请范朋克转交给夫人两套旦角服装。七十年代初，在好莱坞的一次电影界宴会上，玛丽身着中国古装惊艳四座。玛丽去世前，又将此服装转赠给了华裔演员、梅兰芳的义女卢燕女士。
梅兰芳一直未与范朋克夫妇断了联系，在他迁居上海后，还曾收到过范朋克寄来的照片和刻着他名字的香烟盒，但他俩从此再未见过面。
梅兰芳与卓别林的见面因为事先不知情而颇有点戏剧性。那是在梅兰芳抵达洛杉矶的当晚，他应剧场经理之邀到一家夜总会参加酒会，刚刚坐下，便看见不远处走过来一个人似曾相识，正思量着在哪儿见过此人时，剧场经理过来向他介绍说：“这位是卓别林先生。”梅兰芳恍然大悟，立即起身。这时，经理又向卓别林介绍说：“这位是梅兰芳先生。”两位艺术大师的两双手紧紧相握。卓别林说：“我早就听到您的名字，今日可称幸会。啊！想不到您这么年轻，就享这样的大名，真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可羡慕的人了。”梅兰芳则说：“十几年前我就在银幕上看见您。您的手杖、礼帽、大皮鞋、小胡子真有意思。刚才看见您，我简直认不出来，因为您的翩翩风度和舞台上判若两人了。”
于是，这次的酒会成了梅兰芳和卓别林的私人聚会。他俩一边品着美酒，一边畅谈戏剧。梅兰芳说他在卓别林的无声电影里学习到了如何依靠动作和表情来表现人物内心，卓别林则向梅兰芳请教京剧中丑角的表演艺术。这虽然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却由于有对戏剧的共同追求而彼此毫无陌生感，反而是无拘无束相谈甚欢。
一别六载，两人再度见面是在上海。当时，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刚刚杀青，又逢新婚，便携妻子宝莲#8226;高黛（在《摩登时代》里扮演妇女主角）蜜月旅行到达上海。梅兰芳欣欣然参加了由上海文艺界人士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招待会。老友重逢分外亲热，卓别林丝毫不见外地搂住梅兰芳的双肩，感慨道：“记得六年前我们在洛杉矶见面时，大家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你看，现在我的头发大半都已白了，而您呢，却还找不出一根白头发，这不是太不公道了吗？”他的话语中不免幽默调侃，但梅兰芳还是从中感受到卓别林颇为不顺达的坎坷境遇，便安慰道：“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当晚，梅兰芳陪同卓别林夫妇先观看了上海当时十分流行的连台戏，又马不停蹄地带他们到新光大戏院观看了马连良的《法门寺》。
卓别林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一天，梅兰芳几乎陪了他们一天。也仅仅是这一天，中国永远留在了卓别林的记忆中，以致他回国后在范朋克的招待晚宴上，完全用中文与范氏家的华裔仆人交流，着实令人震惊。
梅兰芳也难忘卓别林。当他于抗战期间退避香港后，经常以看卓别林的电影打发难捱的日子，一部《大独裁者》，他居然陆续看了六次，仍意犹未尽，又催促着两个儿子葆琛和绍武也去看。过后，他还耐心地分析场景，以使孩子们了解其中的政治含义。
1954年，周恩来出访日内瓦时宴请了正在此地的卓别林，还请他观看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盛赞中国传统文化，当然特别提到了中国京剧和梅兰芳。梅兰芳闻讯，盼望着与卓别林再有见面畅叙的机会，却因两人先后离世而未能如愿。
长期以来，梅兰芳除了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人，始终不忘他背负的责任，那就是拯救濒于衰落的京剧、提升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不断地创新赋予京剧新的内容，但他又从不丢弃传统，他很好地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找到了平衡点。看他的戏，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京剧，但却又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全新的京剧，他的艺术功绩有目共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