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的前辈艺人只将眼光聚于梨园只将精力放在自身的“玩意儿”上而疏于关注梨园之外的世界懒于结交圈外朋友不同，梅兰芳是最早与知识分子结交的京剧演员。当然，社会对戏曲艺人的轻视、戏曲艺人卑微的社会地位是梨园界艺人之所以难以跳出小圈子的主要原因。梅兰芳却以为，越是如此就越难摆脱处于社会底层的局面，追求平等是人的权利，而权利又不是天赋的，是需要自己去努力的。于是，他大胆跳出框框挣脱枷索，主动结交方方面面人士。他以他谦逊的为人、温和含蓄的性格、不断的创新精神、大度而不计较的处事态度，日渐赢得友谊和尊重。但是尽管如此，有人在对他的称呼上仍然遵循旧例，如：“梅郎”、“小友”、“艺士”、“戏子”、“老板”等，听着实在不大顺耳。
在美国演出期间，梅兰芳从称呼上就感受到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不再随处都听到“梅郎”或“小友”之类的不雅称呼，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艺术家”、“罕见的风格大师”、“最杰出的演员”、“艺术使节”等等。他很渴望在自己的国度，也能受到如此尊重。
然而，当梅兰芳得知洛杉矶市波摩拿学院鉴于他的艺术成就，欲授予他“文学博士”荣誉学位时，他以其一贯的谦虚，说“实在不敢当”而婉言谢绝了。最早称呼梅兰芳“先生”的齐如山，却本能地以为这个机会有可能成为改变对戏曲演员不雅称呼的质的飞跃，因而他以此为理由再三劝说梅兰芳勇敢地接受。梅兰芳联想到与他交谊不错的樊樊山在赠给他诗文书画时也不愿称兄道弟，更不愿意称呼其“先生”，却又知道戏界忌讳“伶人”“小友”等称呼，权衡之下后使用了“艺士”这么个有点怪异的称呼。这多少让梅兰芳有些不舒服，只是他的脾气不似谭鑫培、陈德霖暴烈。传说谭、陈二人曾经收到一幅书画，只因为上面有“小友”二字，便当场撕毁，以表明自己坚决不接受这样不恭敬的称呼。如此想来，加上齐如山又说“如今你有了博士衔，则大家当然都称博士，既自然又大方”，梅兰芳终于有些心动。
其实，“博士”这个称呼虽然是授予梅兰芳个人的，但在梅兰芳看来，它更像是一种标志，标志着西方人士接受了中国京剧，标志着他个人已不仅是个京剧演员，而已跻身于世界文化名人之列。同时，这也不但为自己、为京剧，更为祖争得了荣誉，也将给其他戏曲演员以自信，让他们明白，京剧演员一样能以自己高超的技艺赢得世界性的荣誉。如此，客观上也提升了京剧演员的社会地位。
这时，提议授予梅兰芳博士学位的波摩拿学院院长晏文士知道梅兰芳素来谦虚，又亲自来做工作，赞扬梅兰芳此行宣传了东方艺术，联络了美中人民之间的感情，沟通了世界文化，被授予“博士”荣衔是当之无愧的。
于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在波摩拿学院礼堂，在千余师生和来宾的见证下，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被戴上了“博士帽”、穿上了“博士服”、披上了“博士带”，欣然从晏文士院长手中接过文学博士学位证书。数日后，他又到南加利佛尼亚大学，接受了由该校颁发的文学博士学位证书。
美国驻华使节袭林#8226;阿诺德早在1926年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赞扬梅兰芳，首先由于他那卓越的表演天才，其次由于他在提高中国戏剧和演员在社会上的地位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梅兰芳这一次赴美演出，历时半年，先后访问了西雅图、纽约、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城市，共演出70多场，大多数满座，其余上座率也有七、八成，可见其盛。他与美国各界的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因此，有美国观众说：“梅这次演出是1930年美国‘戏剧季’的最高峰，也是自意大利著名演员爱丽奥诺拉#8226;杜丝的演出，和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契柯夫戏剧以来，任何一个‘戏剧季’的最高峰”。所以，他的这次访美是取得巨大成功的。
结束在檀香山的演出后，这年7月，梅兰芳一行乘“浅间丸”号轮船回到上海。一来为了答谢上海各界朋友对他这次访美的支持与帮助；二来也是为了休养，毕竟在美奔波数月，既要演出又要会见各界人士，实在是疲惫不堪。因此，他没有及时返回北平，而是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
次月月初，梅兰芳返平途中经过天津时，接到噩耗，他的伯母（即梅雨田之妻）去世了。因为他肩祧两房，伯母也就是他的祧母。尽管幼时，伯母对他很严厉，但他始终感念伯母的养育之恩。得到消息后，他马不停蹄，立即赶了回家。随后，梅家办丧事，一切陷于悲凄之中。
正是这次的丧事，引发了孟小冬戴孝风波。可以说，这是他俩分手原因之一。
对此，自称跟梅兰芳交情深厚的吴性栽（笔名槛外人）这样回忆道：
当时梅跟孟小冬恋爱上了，许多人都认为非常理想，但梅太太福芝芳不同意，跟梅共事的朋友们亦不同意。后来梅的祖老太太去世，孟小冬要回来戴孝，结果办不到，小冬觉得非常丢脸，从此不愿再见梅。有一天夜里，正下大雨，梅赶到小冬家，小冬竟不肯开门，梅在雨中站立了一夜，才怅然离去。所以梅孟二人断绝来往，主动在孟。
这段回忆中，有一个错误，那就是并非“梅的祖老太太去世”。梅孟之恋发生于1926年，而梅兰芳的“祖老太太”，即祖母早在1924年就去世了。老太太去世后不久，梅兰芳应邀赴日，在抵达门司后曾经公开发表谈话，讲了来日演出的目的，其中一句话是：“今年夏天，我祖母去世了，目前我还在服丧期间，但我还是特地到日本来了。”
关于戴孝风波，吴性栽只说了一句：“孟小冬要回来戴孝，结果办不到。”据说，当时的情况是，梨园艺人们纷纷前往梅家吊唁，有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还有“五大名旦之一”之称的名旦徐碧云，以及王蕙芳、姚玉芙、魏莲芳、王少楼、王少卿、王幼卿等。每个人都身着孝服，进了灵堂，烧了香，磕了头。可是，当孟小冬头插小白花，神情哀伤地来到梅家大门口时，却被人拦了下来——连门都不让进。
这个时候，孟小冬自认身份和其他人不一样，她是梅兰芳的妻（她不可能承认她是妾），死者是梅兰芳的祧母，而她孟小冬就应该是祧母的媳妇，媳妇给婆婆戴孝不是理所当然的嘛。然而，正是因为她的身份，所以她才不能像其他梨园艺人那样进梅家吊唁。这是她想不通的地方，也是她万分气愤的理由。她认为，是梅兰芳正宗的妻子福芝芳从中作梗。
尽管孟小冬自以为她嫁梅兰芳，有媒人，有婚礼，有证婚人，也拜了天地，算得上是明媒正娶，但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在福芝芳的眼里，他们的这个所谓婚姻，从来没有被承认过——否则，他们为什么躲躲藏藏了那么长时间，而不敢将关系公开？孟小冬所期望的“两头大”，更没有被肯定过。既然福芝芳始终没有认可孟小冬的身份，又如何能让她以梅兰芳妻的身份为祧母戴孝呢。
一向心高气傲的孟小冬被堵在梅家大门口，又引来不少人的围观，自觉面子大失。她福芝芳可以不承认，他梅兰芳难道可以不承认吗？又急又气的孟小冬不是暂且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而是选择了反抗：她厉言要求面见梅兰芳。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梅兰芳没有站在她一边为她拒理力争——他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他性情温和，从来不做撕破脸皮的事儿，更主张息事宁人。
梅兰芳好言相劝，让孟小冬离开。他的本意可能是为了不让福孟双方争锋相对，这应该是当时处理事端的最佳方式。但是，在孟小冬看来，梅兰芳不帮她说话，也让她难堪。这使她倍受打击，自尊心也受到极大伤害。她突然发现，她最心爱的男人，其实也没有把她当回事。她开始怀疑，她在他的心目中，究竟是怎样的身份，妻？妾？她也终于有所醒悟，此时的她，别说是梅兰芳身边最亲密的人，甚至连一般人都不如，他们都能进门参加吊唁，唯独她不能。
绝望啊！孟小冬满脑子都盘绕着“绝望”两个字。她走了，不单单是离开了梅家，而是走出了北平，一下子就走到了天津。她在天津的一个姓詹的朋友家住了下来。詹夫人是个佛教徒，每天烧香念佛。孟小冬想起了她小时候曾经常常跟母亲进庙烧香拜佛。此时，她还不是佛教徒，但是，现在也只有青烟香烛能够平复她心烦气燥的阴郁心情了。于是，她投入佛的世界，以寻求心灵慰籍。
至于吴性栽所说，后来“梅兰芳在雨中站立了一夜”，似乎不太可信，倒更像是小说家言。就梅兰芳当时的年龄、身份和地位，他会那么做吗？
又两个月后，天津闻人朱作舟主办辽宁水灾赈灾义演，邀请了包括梅兰芳、杨小楼等在内的京城名伶。还在天津的孟小冬得闻梅兰芳将来津，并无欣喜之情。有好事者有意撮合他俩，拟让两人再次合作，孟小冬冷冰冰地拒绝了。因为是赈灾义演，孟小冬不好回绝，但只同意和尚小云合作。梅兰芳唯有无可奈何。
不久，孟小冬之母也到天津，再三劝和，两人似乎又重归于好，孟小冬随梅兰芳返回了北平。但是，破镜是难以重圆的，他俩之间的裂隙早已难以弥合。重归于好，只是假象，半年多之后，两人终于正式分手。
感情总是两个人的事儿，梅、孟之间关系究竟如何，外人很难真正辨得清楚。于是，关于他俩分手的确切原因，便有了许多猜测。
有人说，是“血案”造成的。“血案”发生在1927年，他俩正式分手，是在1931年年中。这么说来，“血案”和分手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有人说，是“戴孝风波”引发的。严格说来，这次事件更多的是在两人分手的天平上增加了砝码，似乎也算不上是直接的原因，毕竟在此之后，他俩又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多。
有人将原因归结于孟小冬“是个涉世不深、不足20岁的单纯幼稚姑娘，对一切事物都看得不深不透”。可以将这样的说法理解为：单纯幼稚的孟小冬被梅兰芳骗了。这个说法更加牵强。孟小冬自幼学戏，六、七岁时就开始“跑码头”，是个在复杂混乱的梨园行摸爬滚打长大的姑娘，而非一位养在深闺、菽麦不辨的温室花朵。
还有人说梅兰芳在访美期间，孟小冬不耐寂寞，又生出新的恋情。梅兰芳得知后，斩断了情丝。此说，很多“孟”派大不以为然，甚至根本不予承认。如果说支持此说的人因为没有公开“新的恋情”的确凿证据而不那么理直气壮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因此授人以柄的话，那么，反对此说的人也不能因为如此就义正辞严地断然否认，因为他们也不可能了解事实的全部。“新的恋情”是什么？显然不是结婚、公开同居，有的只可能是情愫暗生、眉目传情。既然如此，不明真相的人又如何能武断地说“是”或“不是”呢。
可以确定的是，此说显然暴露出泾渭分明的“梅”、“孟”两派。“梅”派出于保护梅兰芳，将两人分手的原因归于孟小冬；“孟”派却不甘如此，不能容忍心中的女神名誉受损，而奋起反击。在没有利益关系的外人眼里，孟小冬到底有没有新的恋情，很难说，或者说，不知道，或者说，不清楚。
有史料说，1931年，在孟小冬聘请的郑毓秀律师和上海闻人杜月笙的调停下，梅兰芳付给孟小冬4万块钱作为赡养费。也有人说，梅兰芳给孟小冬钱，是他访美后回到北京时，得知孟小冬在天津欠了债，于是给了她几万块钱。不管怎么说，给钱是事实。孟小冬收了钱，却似乎并不领情。
在两人分手两年之后，即1933年——他们是1931年分手的，也就是梅兰芳访美归国后近一年——且早已一个生活在天津、一个迁居到上海，孟小冬竟在天津《大公报》头版，连登3天“紧要启事”，似乎因为不堪忍受别人针对她的“蜚语流传，诽谤横生”，为使社会“明了真相”，而略陈身世，并警告“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淆或视听”的人，不要以为她是一个“孤弱女子”好欺负，她不会放弃诉之法律的“人权”云云。
本来孟小冬的这一公开声明，应是针对那些败坏她名誉的人的，可大概是那些人在她看来，是站在梅兰芳一边的，因此迁怒于梅兰芳，将他视作冤头债主，《启事》中，也就有点儿出言不逊了：
……经人介绍，与梅兰芳结婚。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虽经友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概置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冬自叹身世苦恼，复遭打击，遂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之赘言。
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梅、孟分手，乃孟小冬自认为梅兰芳“负”了她。也就是说，她当初同意嫁给梅兰芳，是因为梅兰芳答应给她名份，但是后来，梅兰芳“不能实践其言”。换句话说，她嫁了之后，没有如愿得到名份。也看得出来，她是有些怨恨梅兰芳的。那么，梅兰芳该不该给她名份呢？究竟是不是梅兰芳出尔反尔呢？不论其他，但从法律上说，无论梅兰芳内心愿望如何，他都不可能给孟小冬名份。
民国时，法律虽然并不禁止纳妾，但反对重婚，推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既然娶妾并非婚姻，所以纳妾行为并不构成重婚。也就是说，在婚姻存续阶段，一个男人只能纳妾，而不能另外娶妻，否则，构成重婚。王明华去世后，福芝芳扶了正，成为梅兰芳法律上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又娶孟小冬，孟小冬的身份从法津上说，只能是妾，而不可能是妻。
梅兰芳是一位爱惜羽毛的人，也一直努力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何况他当时，名气、地位都如何了得，如今却被人公开骂作“毫无情义可言”，应是如何恼火；孟小冬这一来,将给他的名誉带来自怎样程度的负面影响，应是如何气愤；而破口骂他的人，乃是自己曾经深爱过的，这又使他如何尴尬，都不难想见。他完全可以从维护自己的名声出发，撰文加以驳斥，可是他却没有那样做。由此即便不能足见他对孟小冬的情义，也足见他的涵养与宽容了。
孟小冬在《启事》里，加重语气说到那桩劫案：
数年前，九条胡同有李某，威迫兰芳，致生剧变。有人以为冬与李某颇有关系，当日举动，疑系因冬而发……冬与李某素未谋面，且与兰芳未结婚前，从未与任何人交际往来……冬秉承父训，重视人格，耿耿此怀，惟天可鉴。今忽以李事涉及冬身，实堪痛恨！
她说她“与李某素未谋面”，并非事实。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他们不但谋过面，而且李某还曾数次出入孟府。也许李某是单恋孟小冬，孟小冬对李某并无其他想法。但是，为解脱自己与“血案”的关系而杜撰“素未谋面”，显然不合适，也无论如何不能以事过境迁早已忘记了此人作为借口。
看得出来，孟小冬在此，只知自己怒不可遏，却不顾甚至不知梅兰芳也同样在为那桩劫案承受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她是如此任性与烈性，也使人略窥两人不得长久的部分原因了。
与杜月笙
在与孟小冬重归于好到正式分手的这半年多时间里，梅兰芳没有被感情所牵绊。换句话说，感情问题只是他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他更愿意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1931年，他遭遇了情感挫折——跟孟小冬分手，但也就在这年，他参与创办了国剧学会、他第三次赴香港演出、他以他无可争辩的艺术成就，在四大名旦中位列首席。
众所周知，京剧四大名旦是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其中的程砚秋曾经是梅兰芳的弟子，拜过梅兰芳为师，因此，他俩的关系且师且友。程砚秋是难得的非常有思想有头脑肯钻研的京剧演员，他关注局势，关注社会，非常注重在剧目中引入政治思想。所以，“程派”戏极具思想性。与此同时，他也很重视将实践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他是第一个有明确戏剧观的京剧演员。之所以如此，固然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也因为受到周围朋友的影响。
程砚秋周围的朋友，李石曾是很重要的一个。他和梅兰芳的编剧齐如山一样，也是高阳人，原名李煜瀛，石曾是他的字，笔名真民、真石曾，晚年自号扩武。他出生于晚清的一个显赫官宦人家，其父李鸿藻在清同治年间任军机大臣。他6岁时即熟读诗书，有很深的国学基础。据传他年幼时曾被父亲带到慈禧太后面前，慈禧见他行礼如仪，还夸他日后必有出息。也不知道是不是慈禧料事如神，李石曾果然在中国历史上留得一名。
如今提起李石曾，人们有两个方面的记忆：他与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四人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他是第一个留法学生，并和蔡元培开创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程砚秋与李石曾交往，在思想上和政治主张上都深受其影响。不仅如此，也因为李石曾给予的难得的机会，使他由原先单纯地戏剧实践，开始转向戏剧理论方面的研究，以及对戏剧教育方面的探求。这个“机会”，就是出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的副院长。
李石曾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了一系列教育场所，其中有温泉中学和中华戏曲音乐院。他自任中华戏曲音乐院院长，邀请金仲荪、齐如山担任副院长。该院分北平戏曲音乐分院、南京戏曲音乐分院。北平分院的院长由齐如山兼任，副院长是梅兰芳；南京分院的院址设在北平，院长由李石曾兼任，副院长是金仲荪和程砚秋。李石曾之所以聘请程砚秋为副院长，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俩有相近的政治主张，他看中的是程砚秋对于戏曲音韵方面的独特见地和研究。
北平分院成立后，仅设立了一个院务委员会，由冯幼伟任主任委员，梅兰芳、余叔岩、李石曾、张伯驹、齐如山、王绍贤为委员。但是，该分院却没有实施任何具体的计划。因此，收藏家、诗词家、书画家、著名票友张伯驹事后回忆说，北平分院实际上“徒具空名”。
南京分院的工作却卓有成效。在音乐院设立南、北分院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隶属南京分院，首任校长是焦菊隐，教务长是林素珊（焦菊隐之妻）。后来接替焦菊隐担任校长的是金仲荪。最早创办的培养京剧人才的专门学校是1919年张謇、欧阳予倩在南通设立的伶工学社，在它之后，就是中华戏曲专科学校。
与南通伶工学社不同的是，该校男女生合校，这是戏曲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与南通伶工学社的教育模式相近的是，该校也以教授京剧为主，兼授文、史、算术、英文等文化课。京剧老师有迟月亭、高庆奎、王瑶卿、朱桂芳、郭春山、曹心泉等知名京剧演员；文化课教师有著名学者华粹深、吴晓铃和剧作家翁偶虹等。在平时的教学中，学校一方面破除梨园的陈规陋习，一方面大量排演新戏，并给学生更多的演出实践机会。作为南京分院的副院长，程砚秋自然很关心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建设，也很关心学生的成长，经常“让戏”给戏校学生。
南京分院下设的第二个机构是戏曲研究所，地点设在中南海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曾经居所“福禄居”。程砚秋时常和徐凌霄、王瑶卿、陈墨香、曹心泉等在这里研究戏曲，锐意改革。
第三个机构是《剧学月刊》社。这是一本戏曲理论研究的专门刊物，被称为是我国现代最有影响的戏曲理论刊物之一。主编是徐凌霄。程砚秋和金仲荪、陈墨香、刘守鹤、王泊生、邵茗生、焦菊隐等都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出于研究的需要，刊物分设论文、专记、研究、曲谱、古今剧谈、京剧提要等栏目，每期登载大量有关京剧历史、剧目、舞台艺术、角色分析、脸谱阐述等方面的文章，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性。程砚秋最著名的一篇论文是《话剧导演管窥》，就刊登在《剧学月刊》1933年第2卷第7、8合刊及第10期上。
南京分院工作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给“徒具空名”的北平分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梅兰芳的支持者因为对程砚秋的不满，对李石曾的不满，替梅兰芳大鸣不平之下，又有为梅兰芳保全面子、以壮梅兰芳声势的意思，鼓动张伯驹约梅兰芳、余叔岩合作，发起组织了北平国剧学会。学会经费来源于募得而来的各方捐款5万元，于1931在虎坊桥45号成立。
据梅兰芳之子梅绍武先生回忆，为创立国剧学会，梅兰芳曾一连三次分批宴请各界人士，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当他向张伯驹商议该请哪些人来主持会务活动时，张伯驹以自己和余叔岩均不善于经营为由主张请办事认真、又老成持重的人来做。梅兰芳便又邀请了齐如山、傅芸子等人共同商议。
“国剧学会”这个名称到底是由谁提出的，是由张伯驹约梅兰芳、余叔岩出面组织的，还是齐如山自己所说是由他约他俩的，现在已经无法得到求证，但可以说，国剧学会的创办人应该包括梅兰芳、余叔岩、张伯驹、齐如山、傅芸子等。经过大家商议，学会下设四个组：
教导组：由梅兰芳和余叔岩负责主持教学工作；
编辑组：由齐如山、傅芸子负责主持文字整理和印刷工作；
审查组：由张伯驹和王孟钟负责主持研究提高工作；
总务组：由陈鹤孙、陈亦侯（一说白寿之）负责主持联络工作。
北平虎坊桥45号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内建戏台一座，四周墙上挂着梅兰芳收藏的数十幅清廷升平署扮像谱。学会成立那天，到会祝贺的有李石曾、胡适、袁守和、于学忠、溥西园、刘半农、刘天华、梁思成、焦菊隐、王泊生、王梦白、管翼贤、徐凌霄等各界人士数十人。成立大会选出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张伯驹、李石曾、冯幼伟、周作民、王绍贤、陈亦侯、王孟钟、陈鹤荪、白寿之、吴震修、段子均、陈半丁、傅芸子为理事，王绍贤为主任。
为祝贺学会成立，当天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演出开始还是沿用旧办法，从跳男女加官开始，接着跳财神，再跳魁星，最后跳灵官。剧目有《庆顶珠》、《捉放曹》、《芦花荡》、《阳平关》、《铁笼山》、《女起解》，大轴是《八蜡庙》。在《八蜡庙》里，诸角皆反串，梅兰芳戴上白胡子，反串武老生，饰老英雄褚彪，这是他首次戴髯口。演出虽然很轰动，但也遭来非议，有人责问梅兰芳：“你们闹什么？都是反串，学会成立第一天，不严肃。”梅兰芳很平静地解释了他们的初衷：“一来是为学会成立助兴，大家一乐；二来是从反串中可以看出，一个角儿并非单会本行，对各行当的基本功都掌握了，可以为后学者做个榜样。”
果然，一次反串戏给国剧学会带来了好名声，大家议论说：“国剧学会是提倡练真功夫的，连票友都功底不错。”
与程砚秋任副院长的南京分院附设一个戏校，一个戏曲研究刊物这两个机构相仿，国剧学会也下设一所介于科班和票房之间的教学组织“国剧传习所”和两种戏剧理论刊物《戏剧丛刊》、《国剧画报》。
国剧传习所是国剧学会里教导组的一部分，招收的学员有一定的演戏基础、年龄在16、7岁以上且过了倒仓期。传习所主任由徐兰沅担任。1932年5月12日，国剧传习所举行开学典礼，梅兰芳致开幕词、闭幕词，鼓励学员“一要敬业乐群、二要活泼严肃、三要勇猛精进”。该所共收了70名学员，分为老生组、青衣组、小生组、丑行、净行、音乐组。其中青衣组的负责人就是梅兰芳。他不但是负责人，还亲自参与教学。
为贯彻国剧学会的“以纯学者之态度、科学方法，为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期发挥吾国原有之剧学”的宗旨，以达到“阐扬吾国戏剧学术”的目的，国剧学会还编辑出版了《戏剧丛刊》和《国剧画报》。
《戏剧丛刊》的发起人有梅兰芳、齐如山、胡伯平、段子君、黄秋岳、傅芸子、傅惜华。原定每年出4期，可始终没有按期出过。论及原因，齐如山说：“一是写这种文章的人太少，很难得写一篇；二是订的办法太讲究，必须用连史纸，且用线装，因此用钱较多，经费更难筹划。”因此，该刊继继续续一共出了4期后就停了。
考虑到《戏剧丛刊》虽然也有些图片，但主要还是以文字为主，因此，国剧学会又编辑出版了《国剧画报》，以“刊登有研究价值的戏曲文献资料图片为主，附以戏曲评论文章”。
“九-一八”后，形势日紧，次年春，梅兰芳被迫南下，迁往上海，国剧学会因此停止活动，只在虎坊桥会址陈列一些戏剧资料。国剧学会虽然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多时间，但对戏剧理论研究工作的推动是毋庸置疑的。
早在1928年，上海创刊了一本杂志，取名《戏剧月刊》（一共出了36期），主编刘豁公。《戏剧月刊》一经面世，即引起广泛关注，并且深受剧界好评。1930年，该刊举办了一个关于“四大名旦”的征文活动，这个活动的全称是“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征文活动正式起始于1930年8月。为此，主编刘豁公在《戏剧月刊》第2卷第12期的“卷头语”中，刊发了一则征文启事，首次以文字形式明确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为“四大名旦”。
所谓“之比较”，说穿了，就是一个论高低、排座次的问题。《戏剧月刊》的那则征文启事，因为是第一次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公开称呼“四大名旦”，因此“梅、尚、程、荀”被认为是最早的排序。其实并非如此，最早为他们四人排序的，是剧评家舒舍予。在1928年的时候，他在《戏剧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梅荀尚程之我见》。这里，他没有用“四大名旦”这个词，但实际上已经为大众提供了“四大名旦”的信息。
从舒舍予的那篇文章题目中，可以发现，他的排序是：梅、荀、尚、程。但是，这不是他的最终排序结果。他实际上是以不同的情况，进行了多种排序：
以年龄大小论，就是梅、荀、尚、程；
以成名先后论，改为梅、尚、荀、程；
以声誉名望论，又成梅、程、尚、荀。
这也就意味着，《戏剧月刊》的“梅、尚、程、荀”就属于第4种排序。
无论是舒舍予，还是《戏剧月刊》，他们对四大名旦的排序，有“一厢情愿”的意思，都是出于个人的理解，比较主观。“征文活动”之后，四大名旦的排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在理性分析之后产生的，因此多了些科学性。
征文活动历时数月，1931年1月，刘豁公在《戏剧月刊》第3卷第4期的“卷头语”中，这样写道：“梅、程、荀、尚四大名旦的声色技艺，究竟高下若何，那是一般的顾曲周郎都很愿意知道的。我们编者本可以按着平时观剧的心得，做一个忠实的报告，但恐个人的见解，不能代表群众的心理，为此悬赏征文，应集诸家的评论，择优刊布，以示大公。本期刊布的共计3篇……。”细心一些的话，可以发现，《戏剧月刊》对四人的排序已经由征文前的“梅、尚、程、荀”转变为“梅、程、荀、尚”了。这新的排序，来源于什么呢？
《戏剧月刊》是研究性很强的京剧专业理论刊物，读者群并不广泛。“研究之比较”这样的征文，带有研究论文的性质，所以参与的读者也不多。杂志社共收到70余篇应征稿件，热闹程度远不如三年前，即1927年《顺天时报》主办的“五大名伶新剧投票活动”。
经过戏剧评论名家的审阅，最终确定了10位获奖者，分别是苏少卿、张肖伧、苏老蚕、丁成之、朱子卿、王之礼、朱家宝、陈少梅、张容卿、黄子英。刘豁公对前三位作者的作品，尤为喜爱，说它们“言论持平、文笔老练为最佳”。不久，《戏剧月刊》公布了获奖名单，并全文刊发了前三名，即苏少卿、张肖伧、苏老蚕的获奖文章。
实际上，苏、张、苏三人的排序方法，与舒舍予相似，即从不同方面，按照不同情况，在进行分析比较之后，得出结论。与舒舍予只从“年龄、成名先后、声誉名望”这三个方面分析不同，他们的分类更为细致，评论得也更加详细。
一、苏少卿从8个方面，对四个人的艺术进行了全面评述。即唱工、做工、扮相、白口、武工、新剧、成名先后、辅佐人才之盛，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嗓音：首推梅兰芳；唱工：首推程砚秋；扮相：首推梅兰芳；做工：首推梅兰芳；白口：首推梅兰芳；武工：首推荀慧生；新剧之多：首推梅兰芳；成名之早：首推梅兰芳；辅佐之盛：首推梅兰芳。
从这份列表来看，梅兰芳被“首推”得最多，在9项中占有7项，他位列第一，当无异议。
不管怎么说，苏少卿为四大名旦的排序是：梅、程、荀、尚。这是继舒舍予、《戏剧月刊》之后的第5种排序。
二、征文的亚军获得者是张肖伧。与苏少卿的比较方式相似，张肖伧也是从多个方面入手，全面地评价了四旦的艺术。与苏少卿不同的是，他以列表量化的方式，按照主办方公布的“梅、尚、程、荀”的排序，分别给四人打分，最后得出各人的总分，梅兰芳为1230分，程砚秋和荀慧生同为1200分，尚小云为1140分。这样的方式，当然更直观更清晰。
巧的是，分数出来以后，人们发现，这个结果与苏少卿的极为相似，都是尚小云被排在了最后，而荀慧生和程砚秋因为分数完全一致，不得不放在一起进行二次比较，最后的排序结论也是：梅、程、荀、尚。
三、征文季军的作者是苏老蚕。他的比较方式，与张肖伧相似，也是列表，只不过他只是从扮相、嗓音、表情、身段、唱工、新剧这6个方面进行了打分。最后的结论是梅兰芳575分，程砚秋和荀慧生同为530分，尚小云为505分。
又是一个巧合。除了梅兰芳得分最高，尚小云得分最低外，荀慧生和程砚秋的分数又完全一致。不过，苏老蚕并没有将他俩进行二次比较，而是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客观态度，说：“程之唱工绝佳，哀情独步；荀之多才多艺，新剧优，平衡论之不可轩轾，好在第二第三差别有限，姑作悬案可也。”
除了这三大获奖“征文”外，上海剧评家怡翁也有类似比较。他在《荀慧生面面观》一文中，说：“慧生在四大名旦中成名最晚，而进步极速，以资质论，慧生花旦人才，跻身名旦之班，差有微词，然其艺术之博，探讨之深，新剧之名贵，令誉之孟晋，致造成独帜一军之机，亦自有其必然也。……四大名旦中，色以兰芳；唱推小云；格属玉霜；做则推慧生。”
对于四大名旦的排序，北方、南方也有所不同。北京观众比较理性，习惯上以成名先后排序，即梅、尚、程、荀。后来，又有所变化，即梅、程、尚、荀。上海观众更感性一些，他们的排序，以苏少卿、怡翁等为代表，更多地从观感出发进行排序，即梅、程、荀、尚。
实际上，无论怎样排序，将梅、程、荀、尚四大名旦进行硬性比较，并不妥当，也不公平。客观地说，他们四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四大名旦共同的老师王瑶卿曾经有一个很形象的“一字评”：梅兰芳的“相”（一说“样”，又一说“象”），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据说他说这4个字的时间，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就是社会上广泛为四大名旦排序的时候。按道理，他对四人相当了解，也可以为他们排出一个他心目中的顺序，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用一个字分别概括出他们各人的特点。这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最值得称道。不过，不管如何排序，梅兰芳始终位列首席。
1931年6月，上海闻人杜月笙为庆祝“杜氏祠堂”建成，遍邀包括四大名旦在内的全国京剧名伶汇聚上海，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堂会。
杜氏祠堂建于上海浦东高桥，建筑十分考究。杜月笙极尽奢华，不仅大摆宴席，更点名南北各行名角儿齐聚上海，大办场面浩大、持续时间长达3天的堂会戏。当时，杜月笙是法租界的帮会组织“青帮”头目，在上海广收门徒，势力很大，约角儿的邀请书直接由门徒送到角儿的手上。除了余叔岩称病未参加外，其他人无一缺席。
操持杜家堂会戏的是麒麟童（周信芳）、赵如泉、常云恒。在堂会正式开幕的前一天，即6月8日，上海伶界联合会（上海的梨园自治组织，相当于北京的“梨园公会”）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会上，周信芳等人又为《跳加官》节目拟定了四条新的加官条子。可见，此次堂会前的准备工作，何等细致。
除了周、赵、常外，还有三位总管，即虞洽卿、袁履登、王晓籁。他们都与杜月笙交谊深厚，所以大小事宜，事必躬亲。另外，洪雁宾、乌崖臣任总务主任；张啸林、朱联馥任剧务主任。孙兰亭、周信芳、常云恒、俞叶封、金廷荪等都是剧务部成员。
那段时期，所有人员无不竭尽所能，卖力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因为祠堂建在浦东，参演的演员、看热闹的百姓和众戏迷都得由浦西赶往浦东，而通往浦东的交通工具，只有渡轮。渡轮不够用，一时间，码头上等待过江的，有近千人之多。人太多，包括梅兰芳、荀慧生、杨小楼、程砚秋、姜妙香、王又宸等在内的名角儿，很多人竟险些过不了江。
比如，梅兰芳遍寻汽车不得，最后不得不坐上小独轮车，由一个老汉推着来到杜氏祠堂。程砚秋、姜妙香都是乘人力车而来。杨小楼、王又宸连人力车、独轮车都没有机会乘坐，只有步行。因为路太窄，一辆汽车竟翻入江中，落水一人，还有人被汽车撞伤了腿。有一艘渡轮因为挤上了太多的乘客，行至江中，竟不堪重力，翻了，等等。
因为如此，原本下午3点开演的戏，不得不延迟。
杜家祠堂的内外都设有一个戏台。9日，祠内的戏正式上演。10日、11日两天，祠内、祠外的戏同时上演。祠外戏，以小杨月楼、林树森、赵君玉、王虎辰、高雪樵等上海本地演员担纲，浦东农民和一般上海市民都可进入。
祠内有三进，第三进门前有巨型石狮子两座，内即神龛所在。右边的十余间房子，陈列着各界所送贺礼，多达数千件。因来宾众多，祠内四周搭席棚百余间。西首便是祠内戏台。戏台异常宽大，台下设席二百余，用以招待上海工商界巨子、帮会中人及各界贵宾代表。之后的会场，可容纳数千人，但那天实际进场的戏迷，达至万人。从荀慧生花了几个小时方由浦西到浦东，就可以感受到那天拥入杜氏祠堂的人，多到什么程度了。就连舞台两侧，也站满了观众。甚至有些观众，站到了戏台上，令维持秩序的张啸林、王晓籁百般规劝、驱赶，正值初暑，忙乎得汗流浃背气喘如牛。
据资料记载，6月9日的戏码，按照演出顺序排列，分别是：
徐碧云、言菊朋、“芙蓉草”赵桐珊的《金榜题名》；荀慧生、姜妙香、马富禄《鸿鸾禧》；雪艳琴的《百花亭》（即《贵妃醉酒》）；尚小云、张藻宸（票友）的《桑园会》；华慧麟、萧长华、马富禄的《打花鼓》；李吉瑞、小桂元的《落马湖》；程砚秋、王少楼的《汾河湾》；梅兰芳、杨小楼、高庆奎、谭小培、龚云甫、金少山、萧长华的《龙凤呈祥》。
第二天的戏码，分别是：“麒麟童”周信芳、赵如泉合作的《富贵长春》；刘宗扬的《安天会》；谭富英的《定军山》；李万春和蓝月春合作的《两将军》；李吉瑞的《独木关》；王又宸的《卖马》；杨小楼、雪艳琴、高庆奎合作的《长坂坡》；程砚秋、贯大元合作的《贺后骂殿》。最后一出大轴是全本《红鬃烈马》，其中，徐碧云唱《彩楼配》；尚小云唱《三击掌》；周信芳和王芸芳唱《投军别窑》；郭仲衡和赵桐珊唱《赶三关》；梅兰芳、谭富英、言菊朋合唱《武家坡》；谭小培和雪艳琴合唱《算军粮》；谭小培、荀慧生、姜妙香合唱《银空山》；梅兰芳、荀慧生、龚云甫、马连良合唱《大登殿》。那天观看的观众，据荀慧生自己说，“约近万人”。演出时间也从傍晚一直演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
第三天的戏，最轰动的便是四大名旦以及高庆奎、金少山等合作的《四五花洞》。有人说，这出戏是杜家堂会最精彩的剧目。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天，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专人前来拍摄戏照，其他剧目，他们只拍摄一、两个片段，却将《四五花洞》的末场，完整地拍摄了下来。荀慧生回忆说：当时，“台上置炭精灯八座，摄片时八灯全启，光线射人不能逼视。”
据推测，这次合作《四五花洞》极有可能是他们四人第一次以“四大名旦”的身份合作演出一出剧目。也许正因为如此，长城唱片公司的老板张啸林从中看到了商机，促成他们合灌了《四五花洞》的唱片。
从杜家堂会三天的戏目中可以看出，孟小冬没有参加演出。这跟此时她尚未和梅兰芳分手是不是有关系呢？其实，她是认识杜月笙的。那是在1925年，她刚刚由沪迁居北京时。
当时，黄金荣已和露兰春分了手，按理说，露兰春的一切都和黄金荣没了关系。但是，有一天，黄金荣突然又想起了露兰春。此时，露兰春早已离开了上海去了天津。黄金荣却不知露兰春真实去向，隐隐打听到她可能去了北京，便委托杜月笙前往北京寻找。临走，黄金荣特地交代杜月笙，说孟鸿群一家刚刚迁去了北京，孟家闺女小冬在北京也唱红了，到北京后可以去找他们，看他们是不是知道露兰春的下落。
其实杜月笙知道露兰春去了天津，当初，还是他在为黄、露处理好分手事宜后，为露争取了一笔分手费，然后安排她去天津的。但是，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他也不能保证露兰春一定还在天津。再者，黄金荣告诉他露兰春有可能去了北京，他必须先去一趟北京才有所交代。于是，他带着两个手下，没有去天津，而是直接去了北京。
杜月笙手上并没有孟小冬在北京的住址，不过，他自有办法。首先，他看报纸，在演出广告中找到孟小冬正在开明戏院演出。晚上，他让手下人事先雇好车停在戏院门外，他自己先去看孟小冬的戏。散了戏，孟小冬照例乘车返家。杜月笙乘车跟在后面，一路跟到孟小冬位于东四的家门口。
隔了几天，杜月笙在北京实在打听不到露兰春的下落，便直接去找孟小冬。这是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孟小冬自然也不知道露兰春在哪里，在找寻露兰春这件事上，杜月笙自然无功而返，但他因此结识了才貌双全气质独特的孟小冬，又觉得此次进京，还有很有收获的。
盛大的杜家堂会之后，梅兰芳和孟小冬分了手。分手之后的孟小冬，也像那些遭遇感情挫折而成弃妇的女人一样，悲痛欲绝悲愤难抑，一时想不开，决定绝食自尽。一连几天，她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只等着死神的降临。父母家人当然不能任由她抛弃生命，规劝、苦劝，又是流泪，又是下跪，总之，想尽了种种办法。最终，她缓了过来。虽不再寻死觅活，但对生活失却了信心。于是，她决定暂且离开伤心地，又一次前往天津，仍居詹姓朋友家以吃斋念佛的方式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