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纪事：帝国政界往事
作者：李亚平
引 子
这是两幅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朱元璋画像。据说，围绕着这两幅画像，曾经死过不少人。
这副尊容，曾经被当时的人们称颂为龙形凤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明史》太祖本纪一）按照今天的眼光看去，朱元璋的长相如果不能说是丑陋，至少应该算是相当怪异了。
当时，为了给朱元璋画标准像，一些功底应该算是很不错的画家被召到宫廷。他们兢兢业业，以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专业水准，一丝不苟地照着皇帝本人的相貌画出——就是这副尊容——丝毫不敢走样。结果，这样的画家都被皇帝砍掉了脑袋。
后来，一位聪明人悟出了其中道理，于是，对朱元璋的脸型加以较大规模的修饰，着力于眉目传神，侧重于理想表达，便有了这幅据称是不怒而威的皇帝像。朱元璋见了这幅与自己本来面目没有太大关系的画像后，十分欢喜，认为其“谀而不佞”，就是马屁拍得恰到好处的意思。（陆容《菽园杂记》）于是，我们眼前这位经过呕心沥血、苦心加工、几乎凭空创作出来的慈眉善目的富贵老人，就成了朱元璋的标准像。那位善解人意的聪明人也受到了奖赏与表彰。
不过，今天的人们从史料中可以知道，这幅画画的基本不是事实。或者用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说：画中所描绘的内容和被描绘对象的实际存在之间，存在着较为巨大的差距。想像一下，一个不了解这两幅画的人，若突然被告之这上面画的是同一个人的话，他很有可能会丧失真实感，无法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
刘伯温是朱元璋的首席谋士——军师。此人精通阴阳数术象纬之学，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名气极大，被认为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神仙一流人物。
在《明史》中，他被朱元璋称为，“吾之子房”。一如在《史记》中，刘邦认为，有三个人在帮助自己打下大汉江山的过程中，发挥了绝大的作用，他们是：萧何、韩信与张良，号称“汉初三杰”。子房就是这位张良的字。朱元璋将李善长、徐达和刘伯温看成是自己的三杰。
有一种说法，说是刘伯温第一次见到朱元璋时，曾在心中大吃一惊，深深为朱元璋那怪异的相貌所震撼。高额细眼，凹鼻阔唇，耳虽小廓却厚，颊虽突而颏硕；身长而背弓，腿长而膝弓，腰粗而肩窄，手阔而指细；行动如虾在水，声音则鹰鸣而猿啼。据说，刘伯温一见之下，便据相术得出结论：此人之相，兼具大贤之厚朴与大奸之残暴。结果，后来的朱元璋，果然以自己的行为，准确地证明了刘伯温所言之不虚。
对这段说辞，我们不必追究其真假。事实上，它是后人附会发挥的可能性很大。不过,至少在刻画朱元璋其人的容貌与作为上，相当传神。这里对相貌的描述，显然更接近未经艺术加工的那幅标准像。
史家一般倾向于认为，由朱元璋所创建的大明帝国，将中国的帝制文化传统推到了极致，是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的集大成者。其对于中国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巨，以至于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见。
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同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如果我们同意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延续的话，那么，对于今日中国人生活影响最大的那一部分，很有可能就来自朱元璋的大明帝国，而不是后来离今天更近的大清朝。
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对朱元璋与大明帝国了解的渐次加深，我们会发现，围绕朱元璋两幅画像所发生的故事，相当意味深长，具有宿命般的象征意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两幅画所揭示出来的东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明帝国的未来命运及其对于中国人集体性格的强力塑造，在这里，已经可以部分地窥见端倪。
朱元璋祖籍沛县，与一千七百年前的汉高祖刘邦勉强可以攀上同乡。（《明史》太祖本纪1）朱元璋与刘邦还有一样相同的地方，在中国所有创建大一统帝国的开国皇帝中，只有这两个人是彻底的平民出身，其他人则基本上是以豪门世族起家。这可能是刘邦对朱元璋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
与刘邦比较起来，朱元璋的出身更加卑微。刘邦起兵前，还有一个亭长的头衔。（《史记》高祖本纪第8）亭长是始于战国时期的一个官名。当时，在国与国之间的邻接地区设亭，置亭长，以备边事。秦统一六国之后，以十里为亭，设置亭长，负责管理乡村间十里方圆的治安警卫、过往人等，并治理民事，属于帝国最低一级的小吏。其管辖范围，可能略小于我们今天的乡镇。他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常常能够影响普通百姓们的祸福荣辱。因此，至少在百姓面前，他们可以神气十足。
比较起来，朱元璋则恰好是受帝国这些最基层干部管制的平头百姓。（《明史》太祖本纪1）
按照今天的概念，朱元璋的家庭成分应该是雇农，属于乡村赤贫阶级。他的祖先，几经逃荒流浪，到他父亲一代，方才定居在濠州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靠租佃耕种别人的土地为生。这个濠州，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县。公元1328年，即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这里。（《明史》太祖本纪1）
朱元璋父族一系世代务农，值得表彰的事迹不多。他的母族一系，特别是他的外祖父却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朱元璋的外祖父姓陈，早年曾经在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从军，并且参加了南宋与元朝铁骑的最后殊死一战——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是次大战，以南宋宰相陆秀夫仗剑令自己的妻子儿女跳下大海，随后，背负6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而告终。就此宣告南宋帝国的正式覆灭。激战之际，朱元璋的外祖父，这位陈氏老先生在血肉横飞中，被打落海中，在一团混乱下居然传奇般地被人救上岸，并历尽千辛万苦逃回了老家。此后，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与看风水为生，并且一口气活到99岁方才谢世。（《明史》卷300,外戚陈公传）
至今，我国各地仍然可以见到许多此类人，他们虽然蜗居一地，却能量颇大，常常是当地声名远播的知名人士。相当多的人们远离千山万水前去请教吉凶祸福，是为常事。
按照时间推算，朱元璋出生时，距离那场大战过去了五十年。朱元璋童年甚至少年时，这位老人应该依然健在。我们可以想见，这么一位见多识广的老战士，对于少年朱元璋的心智影响想必不会小。
朱元璋的母亲是陈家二姑娘，据说，此女自幼开朗大方，深得乃父喜爱。于是，饱经沧桑的老先生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历史掌故和各地风土人情。长大后，陈二娘能歌善舞，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常常大受欢迎。这些还不算重要。重要的是，生下朱元璋后，尽管家境千难万难，母亲还是勒着省着将他送进私塾，读了大约一年多将近两年的书。随后，生活实在艰难，为割草放牛、补贴家用而辍学。在母亲的教导下，朱元璋继续学完《百家姓》、《千字文》等发蒙读物，为他打下了文字根底。（《明史》卷300,外戚陈公传）并且，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位母亲，打开了他的眼界与心胸。
公元1344年，即元顺帝至正四年，淮河流域遭遇大旱、蝗灾与瘟疫，半月之间，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大哥与大哥的儿子先后死去。一个虽然贫穷但不无温馨的家庭，霎时变成人间地狱。
当时的情形极为悲惨，朱元璋与活下来的二哥身无分文，没有棺木，没有寿衣，没有墓
地，兄弟二人用门板抬了草席裹着的亲人，走到村外的一个山坡下时，下起霹雳暴雨，抬着门板的绳子断了，二人躲雨并找人借绳子。结果，回来后大吃一惊地发现，山土崩塌，已经将亲人埋在一个新的山包之下。当时，为了得到一块立锥之地以便埋葬亲人，他们兄弟二人曾经苦苦哀求一个大户，遭到断然拒绝。此时，幸亏这块山坡地属于一个积德行善的人家，他们才就此千恩万谢地葬下亲人。（王鸿绪《明史稿太祖纪》）
这段往事，对于朱元璋创巨痛深。以至于数十年后，他已经当了皇帝，然而每每触及此事，仍然号啕痛哭，不能自已。并且多年不许臣民为自己庆贺生日，原因是会令他想起父母死时的惨状。（徐祯卿《翦胜野闻》）
这一年，朱元璋16岁。
不久，十里八乡之内，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光，朱元璋走投无路，出家做了和尚。在此后的八年佛门生活中，至少有三年以上，他是在云游四方、托钵化缘中度过的。这种和沿街乞讨差不多可以等量齐观的生存方式，可能是在中国观察人间冷暖、体会世态炎凉、领略人类各色嘴脸的最好方式。很久以后，朱元璋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经万分感慨地形容自己：“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明太祖实录》卷1）
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具体遭遇，而其饥寒交迫、身体与心灵备受煎熬的情形却可见一斑。
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青春成长期的经历，于人类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古人似乎亦可作如是观。我们找不到更多资料证实朱元璋在此期间究竟遭遇到了什么。当时的史料过于简略，朱元璋自己的回忆，则以形容居多，具体事例太少。后世的传记作品涉及到此处时，或一笔带过，或多为想像。好在从古至今同类的事例堪称触目皆是，从这些事例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倘不是身陷绝境，一般人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其次，走上这条道路之后，将人逼上新的绝境的概率大大增加。
一个或许不需要怀疑的情形是，经历过这种残酷生存方式打磨的人，比较起来，更容易出现两种极端的情形。
用今天的事情形容，那些为了讨回自己的工钱甚至不惜自戕的民工，大约是他们之中最为良善的一端；而那些于绝望之中铤而走险，充斥于当今各类传媒的犯罪报道，则告诉了我们另外一端的情形。这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那些缺少人文主义情怀的城里人，为什么会更多地成为这些犯罪的牺牲。
由上述种种回到朱元璋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肯定在他心理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深藏于他的潜意识当中、终其一生都无法解开的心结。这是一个不能碰的死结。它不停地释放着巨大而可怕的能量。至高无上的皇权与帝国政治制度，则使这种能量变得无法阻挡，一路横扫过去，邪恶而且畅通无阻，令一切触及者必遭塌天大祸。
这可能是我们理解这位大明帝国开国皇帝诸多行为的背景与心理基础之一。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一再有机会看到，太多的帝国施政与此相关，太多的人为此稀里糊涂地丢掉了性命。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是为公元1352年。这一年，天下已然大乱。朱元璋24岁，投奔造反的郭子兴部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
四年后，即公元1356年，已经成为这支部队副元帅的朱元璋，率兵攻下集庆，更名应天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又过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创建大明帝国，建年号为洪武元年，将应天府改名为南京，此后六百多年一直叫到今天。这一年，朱元璋40岁，是为洪武皇帝，史称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明史》太祖本纪）
描述朱元璋夺得天下的过程，是一件相当乏味的事情。与历朝历代遍地血腥和杀戮的改朝换代比较起来，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无论如何，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游方和尚也就是流浪汉，经过短短的十六年，便坐上大一统帝国的皇帝宝座，在这惊险的一跳中，总会有一些耐人寻味之处。
从秦朝末年的天下大乱开始，西汉末，东汉末，隋朝末年，唐朝末年，都曾经发生过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其间，小型起义与暴动不计其数。用一个肯定不够严谨的笼统说法形容，这些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当时中央政权举措乖戾人心丧尽、贪官污吏遍地横行的结果。就是所谓官逼民反的意思。元朝末年，除了蒙元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些特殊之处外，情况也大抵如此。
此时，谈论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的光荣与梦想，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他那些不成器的子孙们，肯定会令他的在天之灵痛心疾首寝食难安。
当年，这位海洋般的大汗横刀立马，注视着中原万万里江山时，他手下的大将别迭曾经仰天长啸，提议：杀光这些毫无用处的中国人，使那广袤土地变成丰美牧场，用来牧放征服世界所需要的战马。（《蒙古帝国史》，《元史》）
如今，假如能够俯视这里发生的罪恶，成吉思汗的心头定会掠过阵阵悔恨，若知道这块土地能够让自己的子孙们腐烂堕落如斯，当初真就该听了那位勇猛战将的建议。以长生天恩赐给他们的手段与力量，这不是不可能的。在他们手下，种族灭绝之类的事情，在中西亚地区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世界征服者史》）
然而，甚至在忽必烈还没有逝世时，那持续了近百年的狂风霹雳已经悄然停息，大元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从生机勃勃向腐烂发臭的衰退。讨论这一意味深长的过程是另一本书的任务，我们现在只要知道，几十年后，到元朝末年，就是朱元璋的时代，这个帝国几乎烂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就足够了。
此时，那总是站在他们一边的长生天似乎也已经厌烦，不再赐福给他们，而是频繁地降下天灾人祸。终于，大元帝国这匹百病缠身的老骆驼轰然倒地。最后压垮它的，肯定不是一根稻草，而是真正的泰山压顶。
翻检元帝国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下列两个由客观条件形成的心理因素可能对其施政产生了重要影响。
征服世界的赫赫武功，大约使这些蒙古武士们很难不蔑视那些被征服的人们。既然能够在马背上打下天下，凭什么就不能在马背上治理之？从东海之滨到伏尔加河畔，那亿兆之民难道是跪在别人面前的吗？全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相当长时间里都不知华夏政治传统与儒家文化为何物的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诸如此类的古老智慧。在这些凶猛的战士眼里，那些满口之乎者也仁义道德的儒生们，既虚伪又没用，繁琐啰唆，令人无比厌烦。——世界上居然有人将读书作为终身事业，而且还能据此专业做官？这样的事实，曾经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蒙古帝国史》，《元史》）
其次，与其治下庞大的汪洋大海般的人口比较起来，蒙古骑士的人口实在过于稀少，满打满算也才一百多万人口，哪怕加上那些早期臣服的色目人也是如此。不管他们多么凶猛，这种似乎被淹没了的情形与感觉都实在太不好，令人十分不安。何况在那潮水般的浸润下，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勇猛。
这些，可能构成了元帝国坚定地打压这种文化及其人民的理由。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的刻意打压，都没有可能使被打压者心悦诚服，从而也就找不到成功的先例。
据说，当时在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曾经流传着一个段子，很是曲折有致温文和婉地表达了这种情形。
明人陆容在他那本相当有名的著作《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个段子：
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华以后，下令华人必须梳胡人亦即蒙古人的发式，穿蒙古人的衣冠。有一次，他去太学就是国立大学视察，发现孔子及其圣子贤孙们的塑像还都是冠冕堂皇的中华样式，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全部将其改成蒙古式。这令孔子的弟子子路大为恼火，立即动身到昊天上帝那里去投诉。上帝听完子路的苦恼后，“扑哧”一笑，开导他说：你怎么如此不识时务？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管我叫天，现在，连我的名字都被改成了蒙古话，叫腾吉理，我也只能答应他。此乃时势使然。别着急，小伙子，耐心点儿，肯定有一天会翻过来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倍感痛苦的人们开始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情形。
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所有中国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府”，“他们视中国人如奴隶，令人无法容忍”，致使在这个国家里，“经常有谋反的趋向”。（《马可波罗游记》）后来，这些“谋反的趋向”，变成越来越多的敌对行动。关于这些行动的记载，则遍布于元帝国中后期的编年史册。到朱元璋的时代，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燃它的那一点星星之火。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宿命般的来自大自然的地理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着特别重大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尽管被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一种相当可耻的忽视，但它们真实地存在着。并且，事实上，正是它们，而不是别的什么，在我国古代社会整体塑造上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这两个因素——一个是裸露在北方的万里边防线，一个就是越来越黏稠混浊的黄河。
如今，在这些来自北方大草原的骑士们心中和头脑里，一再出来发挥那梦魇般作用的，则是黄河。
从元代的纪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黄河决口的十数次记载。届时，几万、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城镇村庄顿成“平地水二丈”的汪洋泽国，肥田沃土霎时沦为鱼鳖之域。公元1344年即元至正四年，在黄河又一次大决口，淹没河南、山东数州县后，帝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治河。这不是元帝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元史纪事本末》卷13，治河）
在做出治河的决定之前，帝国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反对一派认为：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聚众于此地治河，“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元史纪事本末》卷13，治河）此种高论，显然只能出自缺少人类心肝情怀的政治动物之口。不幸的是，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原因是，那些遍地横行的贪官污吏们，已经不容许自己的政府施行此类善举德政。
果然，史料记载说，17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集起来，开始这个造福社会的宏大工程后，“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元史纪事本末》卷13，治河）也就是说，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管理者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只能得其余唾。由此引发的憎恨可以想见。
这种情形导致了两个结果——
其一，主持这次工程的贾鲁是一位优秀的水利专家，此次工程也堪称中国黄河治理史上的杰作。然而，因为上述原因，此人遂在中国民间传奇中变成了一个阴险、奸诈的恶棍，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虽然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其二，终于，星星之火被擦燃，干柴烈火刹那间腾空而起。
事情起因于治河工地上的一个怪异发现。
公元1351年，即元至正十一年四月底，在今天山东曹县西南黄陵岗工地上，民工们突然在河道底下挖出了一个独眼石头人，石人背部刻着一句话，曰：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一石人的出现，与几年来流行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的一句童谣完全吻合：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史纪事本末》卷13，治河）
此种手段，从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就在使用，到朱元璋的时代以及朱元璋后六百年的今天，仍然被人们甚至连手法都不变地在广泛使用着。在中国，其越用越烂却常用长鲜之功效，实令人目瞪口呆。中国历史一再证明该方式之屡试不爽，在人心浮动之际，其功效远胜过任何堂皇说教千万倍。
一时间，人心大骚动。
几天后，五月初三，河南颍州，也就是今天安徽省阜阳县白鹿庄发生了韩山童、杜遵道、刘福通等领导的白莲教暴动。是次暴动虽被镇压，其登高一呼之效应却也彰显无疑。几个月后，到该年八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已然烽烟四起。到第二年朱元璋投奔红巾军时，今日中国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差不多到处都可以看到头上包裹着红布的造反农民了。他们分属十数个甚至更多小山头，遥相呼应，势成燎原。（《明史》卷122，韩林儿传）
此时，导致朱元璋等坐大一方的宏观因素，可能有下列四点：
其一，公元1260年忽必烈打败自己的弟弟、自称大可汗之后，构成蒙古大帝国的、远在中西亚地区的几个蒙古汗国并没有归服他的领导，甚至在理论上和名义上都是如此。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后，其势力范围也基本局限于以中国为主的远东地区。（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13章；另见《蒙古帝国史》）事实上，直到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他与他那些同宗兄弟间的冲突都没有停息。因此，长期以来，元帝国精锐的主力部队主要部署在北方与西北地区。这种情形，可能是红巾军能够在黄河以南四处蔓延的重要原因。
其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元帝国手握重权、重兵的权臣武将们相互攻伐内讧，极大削弱了这个政权的力量。
其三，帝国各级政府与军队已经腐烂，其曾经有过的排山倒海般的攻击力量早已无影无踪。当时，一位相当于今天国防部副部长的帝国大将，率领号称精锐的十数万大军开赴前敌，镇压暴动。敌人的旌旗刚刚遥遥出现，此人便连呼“阿卜、阿卜”挥鞭策马而逃，导致大军溃散。阿卜阿卜，乃快走快走之意。（《庚申外史》卷上）宰相脱脱的弟弟率三十万精兵###汝宁红巾军，军需钱粮堆积如山，后勤保障可谓充足。汝宁的治下在今天的河南省汝南一带。当日，汝宁城下，尚未交战，大军先发生夜惊。这位统帅上马就跑，一位地方官拉住他的马缰绳不让他走，他大叫：“难道我的命就不是命？”拔刀便砍，遂扬长而去。三十万大军就此星散。而此君逃回北京后，他的宰相哥哥向皇帝报告的是——汝宁大捷。（《草木子》克谨篇）
其四，刘福通领导的东系红巾军，在黄河以北地区一度声势浩大，曾经令帝国的心脏惊惶失措，狂跳不已。因此，他们承受了元帝国的主要打击力量，使南方红巾军得到了相对从容的环境。
值此八方烽火，群雄并立之际，朱元璋能够脱颖而出，并最终一统天下，其中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按照古人的总结，这些过人之处大体包括了诸如最重要的谋略与用人，还有胆识、才干、心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运气等等。
上述诸方面，朱元璋在当时的割据群雄中，是做的最好的。这可能是他的帐下谋士群集猛将如云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读书人朱升给朱元璋的忠告。（《明史》卷136，朱升传）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朱元璋对此遵循不渝，生聚发展，埋头自强。从极度容易膨胀的国人心理考察，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六百年后，20世纪下半叶，这九个字曾经被毛泽东主席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遂成为当时的国家战略而广为人知。
在此前后，割据群雄山头林立，其中最成气候、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是张士诚与陈友谅。张士诚所占据的地盘是东南——江浙膏腴之地，是当时乃至今天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号称天下最富；陈友谅占据的则是荆湖——即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大片土地，号称土地最广，国力最强。
朱元璋的绝大多数部下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希望先拿下张士诚，以便过上好日子。事实上，这种念头对于朱元璋也有相当大的诱惑。但是朱元璋听从了谋士们的建议，张士诚富裕而不思进取，陈友谅凶悍而雄心勃勃，若先打张士诚，则陈友谅必定乘虚而入；若先打陈友谅，则张士诚可能坐山观虎斗。于是，朱元璋终于制定了一个相当具有眼光和魄力的战略规划，舍近在眼前、富裕而相对软弱的张士诚于不顾，先对付凶悍而强大的陈友谅。（《明太祖实录》卷8）表明了此人善于克制自己的贪欲，不为蝇头小利所动，对对手肺腑和战略态势具有极强的洞察力。
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方略的正确。这样的战略头脑、眼光和气魄与其他那些目光短浅的草头王们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考察一下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的之间的消长，可能有助于我们窥见大明帝国创立过程中的玄机。
其中，有一些中国特有的因素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因素中，一个现象相当引人注目，这就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江湖义气。
中国的江湖义气，在其早期，表现为侠义道所倡导的扶弱抑强、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行侠仗义行为。太史公笔下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那些重义轻生、“以武犯禁”的好汉，便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郭解。他们“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史记》刺客列传第26，游侠列传第64）意思是说，这些人的行为虽然不符合正统亦即官方的行为规范，但是他们言必信，行必果，对于自己作出的承诺，必定全力以赴地去做，不惜牺牲性命也要急人所难。而且，游侠们还有一个极令人钦佩的重要特点，施恩不图报。有的曾经被他们救过命的人当了大官之后，他们会远走他乡，终身不复相见。其格调着实令人赞叹。他们一诺千金，舍生取义，他们的故事每每一唱三叹回肠荡气，至今常常仍然会让人情不能自禁地热血沸腾。一句让人无法理解的题外话是，翻一翻他们的事迹，我们会很容易感到莫名其妙，今天那些试图表现他们的充斥在银幕与电视屏幕上的影视作品，何以竟会如此猥琐、如此不堪？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愿意改变自己、以便使社会相对公平一些的统治阶层注定会越来越不安地发现，这种令他们无比厌烦的江湖义气，正在逐渐由一种个体行为，转化为一种群体或者集体行为，而且，在日益组织化、制度化与意识形态化。
这相当可怕，却实在不难理解，其起因有时简单得惊人。其情形，正如我国古代那句著名格言所说：胸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这是《水浒传》出现几百年间，人们读到打虎英雄武松在鸳鸯楼一口气杀掉十几口人，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相当痛快的原因。
于是，当这种不平积累出当量足够大的破坏性能量时，替天行道的梁山泊好汉便出现了，明教出现了，弥勒教出现了，白莲教出现了，青红帮、哥老会等等等等一一出现。它们的出现，常常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先声。一旦统治者应对失当，中国社会就将由此进入到一种暴烈的激荡之中。
到朱元璋的时代，江湖义气已经带有了浓厚的帮派、团伙色彩。其特点在于，立身处世只论交情，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而不问是非善恶。之所以会如此，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元末明初史料中，很容易找到答案。
叶子奇是元末明初与刘伯温、宋濂齐名的大学者。甚至有今人认为他的思想、见解远比刘、宋高明。在其著作《草木子》一书中，叶子奇告诉我们，当时的官吏完全不知廉耻为何物，想出了极多敲诈勒索的名目。比如——
部下第一次见领导要交“拜见钱”，没有理由也跟人索要钱财叫“撒花钱”，逢年过节需有“追节钱”，过生日时必收“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迎来送往叫“人情钱”，审计追账曰“赉发钱”，论诉是非曰“公事钱”；弄钱顺利叫做“得手”，得了美差叫“好地分”，补上好缺曰“好巢窟”。
叶子奇记载说，当时的人们已经将这些官吏看作衣冠禽兽，与土匪强盗等而视之。（叶子奇《草木子》卷之四下《杂俎篇》）
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监察、审计、司法、风纪部门都是维护这个社会健康秩序的最后一道关口，有如人体中的免疫系统，这一系统若失去效用，在当代医学界使用的专业术语就叫——艾滋病，表明已经无药可救。据叶子奇记载，当时，监察、审计、司法、风纪部门的官员到下面去办案或处理问题时，其随从中常带有关于金银珠宝和财务方面的专家级私人顾问甚至司库。其职能是在第一时间检验被处理对象所奉献物资的品质、分量、成色与价值，以便为决策者们提供决策参考——这些来自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员们，在处理问题时，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与分寸，是需要上述那些数据作为依据的。（叶子奇《草木子》卷之四下《杂俎篇》）
从历史记载中判断，此种情形可能已经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普遍现象。
人类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个社会鼓励追逐利益，又缺少健康的秩序手段时，江湖义气甚至比它更坏的东西就会大行其道。届时，国家公器、权力与社会公共、公益事业全部变成了一切以家族、帮派是否受益为前提。翻检我国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这种东西的出现常常表明，该社会的道德与秩序底线已经被击穿，其发展已经没有限度，其社会后果，一般都是极度的凶险。
事实上，读一读《水浒传》，再将此书与元末社会两相比较，我们会很容易看出，这样一部通篇描写社会黑暗景象与梁山泊好汉江湖义气的巨著，在此时出现，绝非偶然——梁山泊好汉的出现，与北宋王朝的覆灭之间脚跟着脚；而《水浒传》出现时，大元帝国已然天下大乱。
朱元璋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
他的行为方式，基本没有脱出这一历史背景所给出的条件。
朱元璋的江湖义气，在许多史料和传记作品中都有记载。
公元1949年以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以明史权威著称的吴晗先生，在其《朱元璋传》中，曾经对此绘声绘色地作过描述：
朱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有一次与同村的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一干小伙伴，在山上玩饿了，又找不到吃的，于是，朱元璋提议，将自己替人家放牧的一头花白小牛犊宰了来吃。大家欢呼雀跃，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们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一个人拍胸脯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想出的主意是：将吃剩下的小牛尾巴插进山上的一个石头缝里，然后告诉牛主人，说是小牛钻进石洞里，拉不出来了。最后，事情以朱元璋挨了一顿痛打并丢掉放牛的差事而告结束。
吴晗先生评论道，朱元璋虽然吃了苦头，丢了饭碗，“却由此深深得到伙伴们的信任，认为他敢作敢为，有事一身当，大家心甘情愿把他当作自己的头目。”（吴晗《朱元璋传》，第416页）这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误差，《明史》“徐达传”中说，比朱元璋小4岁的徐达，在朱元璋成为造反部队的部帅时，“往从之”，与朱元璋“一见语合”。如果此处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徐达应该是在参加红巾军之后才认识的朱元璋并且意气相投。由此看来，他似乎没有参加这次分吃小牛肉的恶作剧。
朱元璋投奔扯旗造反的红巾军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都保持和发扬了这个特点，这可能是他能够迅速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元璋识文断字，见多识广，机智果断，敢作敢为，轻财重义，而且打仗不怕死，这使他在基本上属于乌合之众的造反部队里，可能相当引人注目。
为此，这支部队的大头目元帅郭子兴很是赏识他，才几个月时间，就将他提拔到了自己的亲兵卫队里担任小头目，并且很快亲自主婚，把自己的养女——就是后来名声很大的那位马皇后——嫁给了他。（《明太祖实录》卷1）
但是，使他能够真正团结起一批死党并得到死心塌地拥戴的，除了才干能力等因素，他的胆识与江湖义气所起的作用恐怕不小。
当时，在这一伙造反部队中，分成几个不相统属的山头，相互间时常发生摩擦与内讧。有一天，郭子兴一个人上街，撞上了冤家，结果被对方绑架后关进了地窖。他的所有亲信、亲属包括两个儿子都被吓坏了，纷纷躲藏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朱元璋是人们公认的郭子兴心腹，肯定也是被打击的对象。此时，他恰好领兵在外，躲过了此劫。得到消息后，出乎人们意料，朱元璋立即动身，准备返回去营救郭子兴。有人力劝他不要自投罗网，白白送死。朱元璋回答得大义凛然：“郭公有大恩于我，现今有难，我若只顾自己不去搭救，还能算个人吗？”结果，他回去后，利用那几派之间的矛盾，又打又拉，竟然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派系残杀。朱元璋自己则爬墙上房，身蹈险地，最后纵身跳进地窖，砸烂枷锁，将郭子兴背将上来。（《明太祖实录》卷1）
在这次危机处理中，朱元璋表现得有勇有谋、有情义有担当，可圈可点。
后来，当郭子兴被其他造反好汉挤兑得很难受、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根据地投奔朱元璋时，朱元璋甚至将自己实力已经发展得很大的数万人马，拱手交给他，然后一如既往地辅佐这位并不成器的末路英雄。幸亏，不久后这位郭子兴一病不起，否则，后面的故事极有可能会演变得特别复杂。（《皇朝本纪》，《国初群雄事略》）
朱元璋曾经做过一件事情，酷似当年李世民收服尉迟恭。
尉迟恭，字敬德，是一位传奇人物，中国民间神话中百邪不侵的两位门神之一。
他曾经是李世民的敌人刘武周手下的一员猛将。归降李世民后很受重用。后来，与他一起投降的其他人反叛李世民。有人认为他也不可靠，劝李世民杀掉他。尉迟敬德陷入惶恐不安之中。
这时，李世民把他请到自己的卧室，拿出一笔钱说：
“大丈夫相交以意气相许。如果你不想在这儿干了，这笔钱不多，权当是感谢你过去对我的帮助，咱们今后还是朋友；如果愿意留下来，我决不会做辜负你的事情。”
然后，解下佩剑扔到一边，就和尉迟恭在同一间卧室里呼呼大睡。
从此，尉迟恭死心塌地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并在玄武门事变中下死力帮助李世民，亲手杀掉了世民的弟弟李元吉。成为凌烟阁上24位开国元勋之一。（事见《新唐书》卷89，尉迟敬德）
朱元璋则在打败一支曾经背弃他的部队后，俘获了数万名将士。这些人极度不安，害怕遭到报复。朱元璋下令在其中挑选了500名勇猛壮士，担任自己的宿卫。当晚，星汉灿烂。朱元璋蒙头大睡，原有的警卫全部撤换成这500人。灯火通明之中，这500人静听着朱元璋鼾声大起，相当感佩。（《明太祖实录》卷4）从此，全军死心塌地，极大扩充了朱元璋的实力，并成为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基本队伍。
我们知道，我国古代社会缺少多元化的、理性的政治理论、信念与选择，因此，这种榜样性的江湖义气，其心理上的示范作用应该不可小觑。
有一个细节，透露出了许多信息，相当值得注意。
汤和比朱元璋大3岁，是当年一起分吃那只小花牛肉的小坏蛋之一。
《明史》记载说，汤和“幼有奇志”，村里的孩子们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时，他总是扮演指挥官的角色。（《明史》卷126，汤和传）这个情节和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的描述略有出入。在吴晗先生的笔下，相当细致地描写了朱元璋在游戏中扮演皇帝的过程。（吴晗《朱元璋传》，第5页）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描写是否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想想古代社会足可以灭族的十大恶罪名，当时的成年人是否敢于让孩子们玩这样的游戏很值得怀疑。就像今天50岁以上的人们，根本无法想像童年时会在游戏中扮演毛主席一样。倒是《明史》中骑马打仗的说法似乎更靠谱一些。
《明史》中说，汤和长大后，“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沉敏多智数”。表明此人高大魁梧，换算成今天的尺度，其身高大约在一米九十以上，而且十分洒脱，富有谋略，沉着、敏捷、颇有才智。汤和比朱元璋更早投奔了红巾军，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汤和写信给朱元璋，劝诱这个游方和尚也来投奔了红巾军。当时，由于战功，汤和已经官居千户，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县团级干部了，但他对朱元璋却相当恭敬。史书记载说：朱元璋受到郭子兴的信任，从一个马弁迅速崛起为部帅后，军中诸将以同辈视之，没有人肯做低服小，唯独年龄与资历都胜过他的汤和，很是奉命唯谨地遵从他的约束与指挥。这使得朱元璋“甚悦之”，感觉特别愉快。（《明史》卷126，汤和传）
这种情形，显然不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我们找不到更多细节说明何以会如此。从常理推断，发生这种情形的原因，一定应该到朱元璋本人的素质、品性、才干、谋略中去寻找才对。
稍微用心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上述故事和朱元璋参加红巾军之后的一系列故事中，已经具备了古代江湖义气的全部要素和现代黑手党故事的一些最重要特点。朱元璋显然也具备了成为团伙老大的基本素质。翻一翻历朝历代史料，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攫取权力和利益的故事，大抵都是以这种“有肉大家吃，有事一身当”的动人情节开始的，但是其结局具有同样喜剧效果的却并不多。原因在于，这种所谓义气之中，实际上包含着反人性的悲剧基因，这种基因与我国帝制文化传统中天性凶残的基因结合后，其果实通常都很难赏心悦目。
后来发生的一切，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这些分吃过小牛犊肉和后来在红巾军中受过朱元璋恩惠的伙计们，大多成为朱元璋武装集团中的重要战将，出生入死地跟着他打天下。据说，这种同乡人共有24位，其中一部分是和朱元璋一起“撒尿和泥”长大的。大明帝国建立后，他们全部成为帝国的开国元勋，享有崇高的荣誉、地位、权利与待遇。比朱元璋小4岁的徐达甚至成为这些武将中的首席功臣。最后，这些人除了早死的之外，只有一位中风后不停地淌口水的汤和算是逃脱了洪武皇帝的荼毒，其余无一善终，有的还死得极其悲惨。这些都是后话。
而在打江山的过程中，无论如何，朱元璋的舍生忘死、“有肉大家吃”的义气、才干及其对未来的预期，可能是相当多的好汉死心塌地跟着他的重要原因。
显然，江湖义气这玩意儿，既不是争夺江山手段的全部，也不是朱元璋的专利。对于大凡想要建立自己班底、笼络人心的中国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必用的基本手段而已。
朱元璋最重要的对手之一张士诚也是深暗个中三昧的老手。
张士诚是泰州地区的一个私盐贩子。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很难想像，从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开始，食盐这种基本民生用品就一直垄断在国家手里，由官府所专卖。由此，有效地培养起了一个专门从事食盐走私的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