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绍兴年间，松江税粮只有18万石，朱元璋时期一家伙增到了98万石，加上其他杂费，总计达到了120多万石。当时，全国年税粮总计2900多万石，苏州一个府需要交纳的是290万石左右，占全国的10％。松江虽然不到苏州的一半，但号称天下赋税最重之地。原因是苏州府管辖着七个县，松江府只辖两个县，从农田面积上看，松江只有苏州的四分之一。（谈迁《国榷》卷7）
这样重的负担，仅靠土地种粮已经完全无法支撑。于是，心灵手巧的苏州人向丝绸发展，成为全国的丝绸制品中心；聪明能干的松江人则向棉制品进军，以此，“上供赋税，下给俯仰”，并进而形成了松江棉制品“衣被天下”的局面。（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木棉”）
后来，我们在大明帝国军队装备清单上经常能够看到的“胖袄”一款，指的就是那肥大臃肿却温柔舒适的军用棉衣裤。
至此，朱元璋为我国乡村建设所倾注的心血，称得上是至矣尽矣。这可能是他虽然大批量杀人、却在当时与后世能够受到广泛赞誉的原因之一。
但是还不行。
作为农民，这些已经足够了，作为皇帝却还远远不够。朱元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走，终于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才叫皇帝的心思。
朱元璋在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引凭制度。这套制度将身份证、通行证、许可证、各种执照之类熔于一炉又分别打造，对于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活动方式及其范围作了严格甚至是严厉的规定，其管理可谓细致入微。
——商人有商引，无引以奸盗论处。
——贩盐有盐引，卖茶有茶引，无引以走私论，处死刑。
——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无官府发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奖，纵容者问罪。
——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
——人民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有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皆“迁之化外”——流放到边远地区；藏匿者同罪；对于此类人士，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若坐视不问，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连坐。
——百姓邻里必须互相“知丁知业”。就是说，凡成年男子，各人从事何种职业，每人现在何处高就、何地发财、何种营生，必须彼此知晓，否则人们可以以奸人——就是坏分子论处报官。
——农民则被要求“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就是说，农民只允许在一里地范围内活动，早出晚归。何时睡觉，何时起床，必须互相知道。（以上均见《大诰续编》之松江逸民为害第2，再明游食第6，互知丁业第3）
此处透露出的信息，味道很糟，它是如此的乖戾不祥，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气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经广受讥讽的诸如“小脚侦缉队”者流的历史渊源。而若从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层面判断，“小脚侦缉队”之类，可能是由此导致的诸多丑陋罪恶里，最为轻微的一种。从此以后，太多让人笑不出来的东西，由此演变着，生发着，弥漫在大明帝国及其以后的岁月里。譬如锦衣卫、东厂等特务组织的大规模出现与泛滥，显然与此种思路，同出一炉。
于是，我们知道，事情开始变得不好玩儿了。
这个国家已经和牧歌、田园诗之类不沾边儿了。它根本就使整个国家底部演变成了一个大型集中营，活泼泼的社会变成了弹性甚少、具有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被分割成无数个独立单元，相互间本来就少的联系，又被强力掺进互相监视的关系因素，于是基本沦为生产与生殖机器。期待着其间还会有多少生机、活力与创造力，是为奢望。
诚如我们所知，上述情形中的一部分在后来一口气持续了六百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方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就这样，朱元璋在大体完成对帝国社会底部形态理想化塑造的同时，也完成了他自己从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流浪汉——争夺天下之豪杰——帝国皇帝这样一个心理人格的塑造。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一再有机会看到，他的这种帝王人格塑造，还将在他对帝国社会中部与上部形态进行理想化塑造的过程中，惊心动魄地展开。与他已经做过的上述事情一样，其过程、结果和对后世中华民族的影响，至深且巨，创巨痛深。其许多方面，甚至到了今天，都令人无法不扼腕叹息。
这里所谓的帝国底部，如上所述，指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匠即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而言。诚如朱元璋曾经做过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每当社会动荡之际，这一部分人便自然成为动荡的载体。将他们牢牢钉死在土地、职业与有限的活动半径内，是帝国安详、宁静、和谐的前提与保障，也是朱家天下万世一统的前提与保障。这肯定是皇家最高利益之所在，也肯定是朱元璋的最高理想、出发点与目的地。
所谓朱元璋的帝王心理人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相当淋漓尽致地展开的。
事实上，此时，就如资本家是人格化了的资本一样，朱元璋其人也已经变成了人格化的帝王。其他我们曾经熟知的一切，诸如昔日的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流浪汉，造反者等等，已经全部退到了这位帝王的背后和心底，变成了一种背景，一种在暗中或者潜意识里发挥作用的因素。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盖此之谓也。
人格化的资本，必须按照资本的本性，寻求资本增值即利润的最大化，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资本家。因此，当我们面对这种人时，经常会惊异于人类情感在他们身上的缺失——真善美的一切对他们不发生作用，只有面对钞票图案时，他们才会两眼放光，一副色迷迷的表情。为了将这些钞票攫取到手，他们常常敢于冒上绞架的风险并不惜做出下贱的举动。用人性的标准，通常很难理解这一切；但若放在资本的性格之下，则立即可以大体了解此类人形经济动物。
同样，人格化的帝王，也同样必须按照帝王的逻辑，寻求皇家利益的最大化，否则他也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帝王。因此，应用人性的标准判断这些帝王时，通常会出现的一个情形是：不是帝王，而是进行这种判断的人显得可笑无比。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自己的工作对象实际上已经距离人相去甚远。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句骂人的话：那个家伙，原来是好端端的一个人，一做了官儿有了点儿权——或者，一发财有了点儿钱——就不是人了。大体指的就是此种情形，完全可以从人格职业化的角度予以理解。
朱元璋对帝国底部形态的塑造，在其思想最深处，显然包含了对皇家利益最大化——帝国长治久安，皇家万世一统的深切追求。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朱元璋所做的努力称得上是不遗余力。
首先，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问题并不仅仅出在农民身上。还有比他们更重要的社会力量需要关注。这更重要的社会力量，由帝国的另外两个阶层构成。只有像搞定农民一样搞定了这两个阶层，高高在上的皇帝才能够将自己的阳光雨露洒向人间的芸芸众生，从而真正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
相对于生活在社会底部的农民，我们姑且把这两个阶层称呼为帝国的中部社会与上部社会。
所谓帝国中部社会，指的是传统上所说的士绅阶级，包括了城乡豪门富户、地主，和享有一定帝国特权的读书人。而所谓帝国的上部社会，则指的是占有了国家权力、社会公器的贵族及各级政府文武官员。用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定义，可以理解为帝国的下层士大夫和上层士大夫。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阶层之间关系复杂。譬如，官僚退休——当时的术语叫做“致仕”——回到家乡，就会变成当地的士绅，他们常常是真正的豪门富户；而士绅和读书人，经过荐举或者科举考试，经常一变而为官僚。假如他们触犯了皇帝或法律，可能沦入社会最底层；而底部社会的农民，又有可能经过寒窗苦读，进入士绅阶层，甚至成为官僚贵族皇亲国戚。由此可以知道，帝国内部存在着一种以皇权为中心的流动。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社会结构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状结构，广大的底部是农民，向上逐层缩小，依次为士绅，官僚，金字塔的顶部是皇亲国戚勋贵，塔尖上坐着半是神格半是人格的皇帝。在这个结构里，至少在人们有效地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之前，各个阶层之间一级压一级的等级就像我们一眼看上去那样分明而森严。
显然，这里的每个阶层都有他们各自需要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这是导致帝国内部充满冲突与搏杀的根源。
一般说来，生活在社会底部的人们，其利益诉求最简单，也最容易满足。有人曾经把他们比喻成马铃薯，从里到外都很相似，彼此间却没有什么关系。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大家都是土豆，然后被装进帝国这个大麻袋里，仰望着赐给他们阳光雨露的皇帝。他们追求的阳光雨露并不多，大凡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就可以了。哪怕仍然要承受官吏与大户的盘剥欺压，只要不是过分凶狠地无法忍受，他们就会对万岁爷充满感激之情。假如万岁爷竟然还会为他们撑腰做主，从而减轻了这种欺压，那简直就是圣人的世道，俨然就是盛世了。我们经常在各类官员们口中听到一句充满感慨的赞美：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太好了！此话真诚洋溢，大约就是缘此而发的。其中所包含的意味，深长已极。深究起来，令人寒彻肺腑骨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