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曾纪泽》
作者:郑凤霞【完结】
曾纪泽（1839.12.07—1890.04.12），字劼刚，号梦瞻，清代著名外交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位驻外公使 ，与郭嵩焘并称“郭曾”。
曾纪泽是曾国藩次子，1877年（光绪三年）袭侯爵。1878年（光绪四年）出任驻英、法大臣。在出使期间，深入了解各国历史、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诸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1880年（光绪六年）兼驻俄大使，与俄谈判收回伊犁事宜，于1881年（光绪七年）2月24日签订《中俄改订条约》，收回伊犁特克斯河流域土地及部分利权，被认为是晚清一次较为成功的外交行动。1883年（光绪九年），中法战争爆发，主张“与法人辩，始终不挠”。又疏陈“备御六策”。1886年（光绪十二年）归国。1890年（光绪十六年）去世，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惠敏”。
翻开中国近代史册，在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曾涌现出众多的爱国志士、 民族英雄，他们的事迹已被广为流传。青少年朋友，你们知道吗？在他们当 中，还有为了捍为国家利益，在充满剑拔弩张气氛的谈判中，不懈抗争的爱 国志士，而曾纪泽就属这样一位。他是我国清朝末年卓越的外交家。 一、严格的家庭教育 曾纪泽，字劼 （jié）刚，湖南湘乡人，出生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 — — 1839年。曾纪泽的父亲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曾国藩。在他出 生时，其父已是进士，入翰林 （官名，清朝设翰林院，一部分在科举考试中 中了进士的人可入翰林院）。曾家书香门第极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所以曾纪 泽不到四岁半就入私塾 （shú），师从湘中名士冯树棠，开始习读经史诗文。 对于曾纪泽的读书、写字以至做事、做人，曾国藩都有谆谆教诲，严格 督导。比如读书，曾国藩告诉他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 可缺一。”他还为曾纪泽选择了除 《四书》、《五经》外必须熟读的若干种 书籍，其中尤为要熟读的有 《史记》、《汉书》等。关于读书的好处，他教 诲曾纪泽 “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为了让子女用心读书，曾国藩提 出“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 嘱！” 曾纪泽喜欢写字，他摹写的书法习作，多次受曾国藩好友的称赞。曾国 藩亦对他提出，写字 “既要求好，又要求快”。并以自身“因作字迟钝，吃 亏不少”作为一耻，鼓励曾纪泽多写多练。 “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 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字写得又好又快，对人的一生会有很 大的用处，曾纪泽从小就受到父亲这样的教育。 曾国藩要求曾纪泽做事情必须“有恒”，也就是说要有始有终，只有这 样才能有所成就。至于做人，更是严格要求他不能犯世家子弟最易犯的“奢” 字和 “傲”字。也不希望他将来做大官，希望他做个“读书明理”的人，而 且要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不能奢华懒惰。 由于家规严格，加上曾纪泽本人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所以他诗文书画俱 佳，以后又自学英文，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 曾纪泽年轻时两次到京城应试都落了榜。他也曾因不能通过科举考试而 心中闷闷不乐，而一想到他父亲的教诲：“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而应“以 后穷经读史……光阴难得，一刻千金！”也就慢慢从低落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历史上有才华而未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很多，只有勤奋学习，并有一颗报效祖 国之心，就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从此，曾纪泽放弃了科考，潜心钻研对 社会有用的典籍。他除了研读经史诗文外，还学习天文、地理、数学、音乐、 骑术等，成为了博学多才的人。 二、研究西学，步入外交生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再也保持不了闭门锁国的状态，西方的商品和文化 借助洋枪、洋炮的力量涌入中国。看到西方列强国力的强大，以曾国藩、李 鸿章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近代的军事 工业，从而掀起了一场洋务运动。自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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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后，洋务派创办的局厂逐步增多，需要大量掌握近代科学和技术的人材， 于是选派文武学员分赴欧美学习，并购置新式枪炮和铁甲兵船，以增强中国 陆海军备，所有这些都对多年追随其父的曾纪泽产生了巨大影响。 起初，曾纪泽对西洋的物品很感兴趣，收藏有西洋的寒暑表、望远镜、 照像机、洋棋、八音匣等。有时客人来访，曾纪泽便将收藏的物品展示于人， 并一一讲解。不仅使客人大开眼界，也使曾纪泽从这些小物品上，一次次感 受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和中国技术落后的强烈对比。有一次，他的母亲突 然得了重病，被英国人马格里用西药治好了，使他对西方的医疗技术有了新 的认识。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广泛阅读欧洲的各种书籍，包括数学、物理、 医学、化学等学科。对西方科学的广泛涉猎，使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中国要 富强，必须改弦更张，学习西方科技。他不满当时守旧的人士，一味地死守 传统的经儒学说而拒斥西方先进技术，他认为： “先圣昔贤”的论述，云经 典籍的记载已不能适应五千年来巨大变化，也无法解决今人面临的问题。他 说：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没去过外国，更来不及研究当 今世界的问题，对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只能由我们自己去研究。” 为了深入研究西学，探索中国自强之路，32岁的曾纪泽开始学习英文。 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社会了解很少，通晓西方语言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处理外 交事务大多要借助于通商口岸的买办以及北京同文馆和上海同文馆出身的翻 译，或者各国在华传教士。曾纪泽在当时是 “以世家大员子弟而存志学习西 方语言的第一人”。他的学习环境很不好，那时湖南境内精通英语的人才很 少，曾纪泽只能采取自学的方式，手中常备英文字典，每天常读不懈。他学 习英语很刻苦，从小其父教导的做事要 “有恒”已深入行动之中。在他的日 记中总是连日有读英文 （有时还读法文）的记载。就是曾国藩去世，曾纪泽 在家守孝的三年中也没有中断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曾纪泽开始能 用英文写作了，只因受环境限制口语不太准确。为了提高英文水平，曾纪泽 与英国人马格里建立了密切关系，常用英文给马格里写信向他请教。以后在 北京等待清政府委任职务期间，他与同文馆主持美国人丁越良常在一起研究 欧洲政治、地理、历史，同时要求丁越良校正他用英文写的文章。艰苦的学 习，换回了丰硕的成果，他成为人们赞誉的“通四夷之学，宏伟奇特之材”。 精通外文是做为外交工作的必要条件。曾纪泽后来出使英、法后仍然孜 孜不断的学习，不仅可以用英文写作，英文交谈，译拟外交文件，甚至用英 文写诗赠扇给外国友人。 曾纪泽的外文水平已经很高了，达到可以流利地与外国人交谈甚至发表 演说的程度。但他并不炫耀，尤其是外交场合，他非常慎重地使用外语，目 的是维护国家利益。比如1878年9月驻法公使白罗尼来访，由于彼此的礼仪 风俗不同，许多问题白罗尼带来的翻译无法解释清楚，曾纪泽才用英语加以 说明，使双方的意思得以表达清楚。至于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他主张多多利 用翻译进行传达。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曾纪泽离京赴欧前表明过他的观点： “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 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可见曾纪泽在处理外交事务 时很谨慎。 曾纪泽从小国学基础打得好，长大后又广泛涉及西方文化，精通外语， 是清朝少有的学贯中西之人，他对如何认识中国文化与西学有着独到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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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他认为学外文必须先 “通华文”，只有精通中国的文化，才能掌握中华 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才能成为有民族气节利于国家的人材，如果 “专 攻西学，不通华文，鉴其貌则华产也，察其学术情性，无异于西洋之人，则 其无益于国事”。对于有学识有民族气节的人不学外文，他认为也不应该， 那样 “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贤士大夫折冲尊俎（zǔ）之才而用之，则降而求 诸庸俗驵 （zǎng）侩之间，礼义诗书无闻焉，唯货利是视。”这意思是：一 旦朝廷有事，得不到有学问品德好的，能够在谈判中制服对方的人材，就会 寻找那些庸俗的只会做买卖的人，这样的人不懂礼义诗书，唯利是图，极不 利于国家外交事务。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到曾纪泽的一片爱国之心。 曾国藩在世时，不希望儿子从政，曾纪泽恪守父训，年轻时大多时间在 军营随侍父亲。至直他父亲调任直隶总督，才得入京应荫生的考试，获得员 外郎之职，分在户部。但当差不久，因他父亲患病，需要他照顾，即请假离 京，未能就任该职。其后曾国藩调回江南，曾纪泽又随侍到两江。1872年曾 国藩病逝，纪泽在家守孝三年。三年之后，曾纪泽再次来到京城，补授太常 寺少卿 （掌管祭祀事务），开始从政。1878年8月，曾纪泽继郭嵩焘出任中 国驻英、法公使 （1880年后又兼任驻俄大臣），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和外交 生涯。 曾纪泽出使英、法的任命发表后，各国驻华使节和在华洋人对他进行了 评价。美国公使何天爵向美国国务卿详述了曾纪泽自力学习英语的经过：“据 我所知，他实在是清廷高官中唯一学习外国语文的人。他在丁优（父母之丧） 家居的时候，己专力攻读英文，虽无师授，却很有进步，现在已具相当基础。” 他还强调： “我认为是最适宜的一项选择，对于未来的中外关系，必有良好 的效果。”丁越良也说曾纪泽虽然外表随和，体格羸弱，但性格和胆略都极 稳而卓越。此外，曾纪泽的精通英文，对他以后从事的外交事业，极有帮助。 英国在华官方性质的 《北华捷报》特别发表社评，认为“曾侯之被派使英， 实为最佳人选”，又说 “就他个人的业绩而言，他固然尚无表现，但从他温 婉率真的性格来看，可以预料，他将能成功地应付未来的难题”。 可以说各国对曾纪泽出使英、法反映很好，但这并不妨碍在以后的外交 事务中，曾纪泽为了中国的利益与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1878年到1886年，在曾纪泽八年半的外交生涯中，主要进行了三次 重大的外交活动，即签订中俄伊犁改定条约的谈判；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中 英鸦片加税免厘谈判。在这几次重大外交活动中。充分显示出曾纪泽的卓越 外交才能，拳拳的爱国之心和不畏艰难的精神。特别是中俄伊犁改定条约的 谈判，最艰苦，也是他面临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三、沙俄争夺我国伊犁的卑劣行径 清朝末年，国势衰弱，内忧外患，危机重重。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严重地动摇了清朝统治者的政权。外部，以英、法、俄、美等国为首的西方 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他们通过侵略和签订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的 土地，划分势力范围，妄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沙俄是最早的侵华国之一。早在17世纪初叶，沙俄就开始觊（jì）觎（yú） 我国西北边疆，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加入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 以武力威胁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 （júe）取了一系列权益，割占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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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领土，仅 1860年的中俄 《北京条约》、1864年的中俄 《勘分西北界约 记》就吞并了中国西部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沙俄并不满足，把侵略矛头继 续指向我国新疆南部，并于1871年占据边疆重镇伊犁。 沙俄之所以急于想吞并我国西部和新疆等地有着以下几个原因：第一， 沙俄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与欧洲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生产力落后， 俄国的工业产品没有力量与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竞争，而只能在经 济落后的东方，特别是包括中国西部地区的中亚细亚地区才能找到销路。第 二，中亚不仅是沙俄商品的倾销地，同时也是巨大的原料基地。俄国纺织业 兴起后，在其工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纺织业所需要的棉花长期向美国进 口。一但有任何情况，就会影响双方贸易，进而影响纺织工业的发展。中亚 是著名的棉花产地，同时与俄国接壤，运费低廉，这一切都驱使沙俄政府吞 并中亚。第三，英、俄在中亚的争霸愈演愈烈，促使俄国迫不急待地占领伊 犁。 早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便企图从印度和波斯湾向中亚渗透。而沙俄在 1864年占领了通往我国新疆南疆的必经之地浩罕，后来又宣布浩罕并入俄 国。几乎在同一时间，浩罕的统治者得到新疆一个封建主的军事求援消息， 便派阿古柏率军队去支持，而阿古柏在 1867年基本控制了南疆后，自己登 上汗位，宣告成立“哲德沙尔国”。阿古柏政权同时得到英、俄两国的支持， 俄国还同阿古柏政权签订通商条约，双方互利。但阿古柏虽然与俄国勾结， 却并不唯命是从，俄国为了控制阿古柏，经常对他进行军事威胁。事情的结 果却是阿古柏转而求助于英国，与英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来对抗沙俄的巨 大压力。而英国也力图通过操纵阿古柏，把南疆纳入英国势力范围，英国对 阿古柏采取种种拉拢手段，诸如：派使者进行 “友好”访问，赠送枪支弹药 和物资，英国女王接见阿古柏等，促使阿古柏与英国关系更亲密，在双方签 订的通商条约中，英国获得了比俄国更多的利益。英国与阿古柏的关系日益 密切，阿古柏得到英国的扶持，势力日渐膨胀，虽然阿古柏政权还没有伸手 伊犁，但已经引起了俄国政府的猜疑和嫉妒。 伊犁地区由九座城镇组成，其中最远最大，是伊犁的军政中心。整个伊 犁地区气候宜人，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物产丰饶，集市贸易发达，是我国 西部边境的一块宝地。沙俄政府早就盯住这个地方，因为伊犁是沙俄从中亚 进入我国新疆北部的大门，战略地位、商业地位都很重要，沙俄视它为嘴边 的肥肉，岂肯让它落入他人之手？于是1871年俄国派兵向伊犁进犯，到1872 年已经占领伊犁地区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西北边疆出现危机，是否应进兵新疆收复失地，清政府内部引起了激烈 的争论。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他出兵新疆。1876 年左宗棠率军出关，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清军在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配合下， 势如破竹彻底平定了阿古柏叛乱，阿古柏兵败势穷，走投无路，服毒而死。 尔后，左宗棠率领军队长驱直入开进南疆。英、俄两国欲把南疆变为殖民地 的幻想化作泡影。 自1871年5月，沙俄攻占伊犁后，清政府多次要求沙俄归还伊犁，沙俄 开始曾假惺惺地表示：俄国只是代替中国守卫边疆，一旦中国军队收复了南 疆，俄国就归还伊犁。他们认定清政府永远也收复不了南疆，做着永远霸占 伊犁的美梦。后来沙俄又凶恶地提出： “若要交还伊犁，必须修改《勘分西 北界约记》所划定的中俄两段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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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柏叛乱平定后，新疆大部分土地已收复，唯有伊犁地区仍处于沙俄 军队的非法占领之下，因此，收回伊犁成为国人瞩目之事。然而，清朝政府 的软弱，清朝官员的无能，早已给各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沙俄因与中国接 壤对中国的领土要求最热切，对于俄国熊已吞到嘴里的肥肉，让其吐出来谈 何容易！ 1878年，伊犁已被俄国侵占6年之久，清政府决定派一向认为很有外交 经验的崇厚为钦差大臣与俄进行谈判。 崇厚曾担任过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职务，是当 时中国派出的外交官员中职务最高的人。对崇厚的重用实在是个错误。虽然 他在满大臣中号称精通洋务，有不少与外国人交往的经历，但他的才能平庸， 没有过人的主张见地。两江总督刘坤一这样评价他 “居官为人，畏洋人如畏 虎”，曾纪泽认为他生性怯弱 “善结主国之欢”，李鸿章也说他是“软弱无 识”。一个人如果才能平平，但是肯于学习，刻苦钻研，就能够做个有益于 国家的人。而崇厚才能平庸还不注意学习研究，连国际外交的一般法则，和 外交运用方面的许多策略都知道得非常少，不仅如此，他还不肯吃苦，不接 受有人提出的取道新疆、去了解当地的形势而后到俄谈判的意见。用这样的 人去为中国争得利益，必然会失败。 崇厚到了俄国，俄国人对他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提高接待他的规格， 允许他乘坐皇家马车，但时时又让他感到俄国的强悍态度，使他面对俄国人 谈判就不敢坚持自己的立场。 1879年3月谈判开始，沙俄提出了割地、赔款、通商等苛刻条件。明明 是他们无理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应当无条件归还，却还提出那么多条件。在 持续半年多的谈判中，沙俄代表不断使用欺骗手段，逼迫崇厚步步退让。清 政府曾多次训令崇厚 “必当权其轻重，未可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 但是崇厚没有放在心上，在开议之初，就擅自答应了与俄通商的一些条件和 交给俄国代守伊犁的兵费。关于割地问题，清政府明确表示反对，但崇厚充 耳不闻，对沙俄提出的各项要求“不牢察利害轻重，贸然许之”。1879年10 月崇厚未经清政府的最后同意，在俄国的里瓦几亚与俄方代表签订了 《里瓦 吉亚条约》、 《瑷珲专条》、《陆路通商章程》。 这几个条约的签订，换回的仅是伊犁地区的首要城镇，而失去了中国更 多的利益。条约规定：伊犁首城的西面和南面几百里地割给俄国。这里将首 城通向南面的八个城镇的两条道路也割去了，首城成为弹丸之地，很难守住。 条约还规定了中俄在新疆的南疆和北疆的边界都作了有利于俄方的修改；还 规定了俄国可在嘉峪关、哈密等多处地方设置领事和贸易机构；并在蒙古和 天山南北贸易不纳税；俄商的货物可以经过张家口、通州、西安等地到达天 津、汉口；准许俄国人在松花江行船远到吉林内地；交俄国代守伊犁费用500 万卢布。 条约的摘要寄回北京后，清朝官员无不震惊，中国用诸多的权益、土地、 钱财换回的仅是伊犁地区的首城那弹丸之地！官员们群起反对，一向力主以 兵力收复伊犁的左宗棠愤慨地说： “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 间皆俄属部”， “伊犁西南之地划归俄国，自此伊犁三面俄部环居，官军接 收，堕其度内……虽得必失。”一向对外妥协的奕也认为此约丧权太多， 不能接受 “收还伊犁与不收同，或尚不如不收之为愈”。张之洞上奏表示： 如果按照签订的新约办，得到的仅是伊犁两个字的空名，失去的不止新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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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二万里，认为 “不改此议，不可为国”。 崇厚卖国丧权的行为激起了广大人民愤慨，已经到了不杀崇厚不足以警 天下的程度，如果不治崇厚的罪，天下忠臣会为此而寒心。在全国舆论的影 响下， 1880年1月2日清政府决定将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3月份崇 厚被定为斩监侯，待秋后处决。 正在为取得巨大权利而欣喜的沙俄，听说清政府拒绝 《里瓦吉亚条约》 并将崇厚治罪恼怒起来，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来到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责问 中国惩处崇厚“是何用意”，当时奕婉转地回答：这是中国的内政，与俄 国没有什么关系。凯阳德听后不仅专横态度没有改变，反而暴跳如雷，说什 么：此事对未来的中俄关系，将有直接的影响。就中国方面讲，崇厚是代表 中国同俄国签订条约，就俄国方面讲，纯粹是为了中俄之间的友好才诚心诚 意与你们订约，可你们却把订约的代表开除了，还要治罪，这不是让我们下 不来台吗？ 此番话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俄国要与中国 “友好”，而且是“诚心诚 意”，却侵占中国领土不说，还要中国拿出更多的利益去换取伊犁地区的一 座城镇 （共有九座城镇），这样的“友好”是世界任何国家和人民都不需要 的。 可是清政府害怕与洋人闹僵，为了缓和紧张的情绪，两天后奕亲自赴 俄国公使馆作解释。凯阳德再次搬出那套谬论： “俄国遇事每有和好之意， 中国遇事每有阻拦之心。以前中国边界大臣办理交涉事件，俄国国家多不满 意，适中国派钦差到俄，俄国以为中国有和好之意，将从前不满中国之处姑 置勿论。”俄国本着与中国友好之心，才派代表与中方谈判，在谈判中 “所 让中国之处不少”，其中不少是俄国百姓以及欧洲舆论都认为不该让的东西， 然而就是为了“友好”，我们才“特排众论，将不应让与中国之处全行相让， 岂知愈让愈不见好”。简直就是一个强盗在向人表白他是如何的仁义，不过 表白仁义之后还是暴露强盗本性，搬出了俄国惯用的伎俩，以战争相威胁说 “俄国并非无力量，至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当时崇厚的处罚 由革职拿问变成斩监侯后，凯阳德马上表示要下旗返回俄国，断绝外交关系。 这时在俄国彼得堡的驻华公使布策对中国驻俄使节邵友濂威胁说：如果中国 真将崇厚治罪，则中俄关系将就此了结了。 沙俄认为外交方面的恫吓，还不是足以达到使清政府乖乖屈服，就开始 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1880年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受命做好对华战争 的一切准备。他将大批军队和枪支、弹药调往伊犁附近，驻防伊犁的俄军很 快达到1．5万多人，比 1871年至1877年驻伊犁的俄军总数还多六七倍。他 们在这一地区修筑工事，构筑堡垒并铺设了一条军用道路，以便随时向东进 发。考夫曼还致函给西西伯利亚总督，让他调集军队协同作战。不出几个月， 协同作战的部队集结了1．2万多人，配备62门大炮。考夫曼仍感到力量不 足，又亲自接见阿古柏的儿子，煽动他积极复国，协助他对华作战。中俄西 部边界的情况如此紧张，东部边界也是充满火药味。沙俄紧急调运了大批军 队 “补充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海参崴的兵力。并计划增筑炮台于黑 龙江西岸”。紧接着在远东海面，出现了沙俄军舰，沙俄扬言要封锁渤海、 黄海，直接威胁北京。 沙俄对中国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一时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面对沙俄 的武力威胁，清政府不得不加强战备。命令左宗棠赴西北统筹战守；调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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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到东北充实边防；由李鸿章统筹渤海到黄海的海防；并且整顿长江水师。 中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 四、受命危难——中俄伊犁改定条约谈判 中俄双方虽然都做了战争准备，但并非不存在以谈判解决争端之心。而 且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害怕战火燃起会对他们国家在华利益造成损失。但 是让中国接受 《里瓦吉亚条约》，英国又不甘心，一向与俄国争夺在华利益 寸步不让的英国，采取了暗中支持清政府修改《里瓦吉亚条约》以箝制俄国， 同时压迫清政府不要 “走极端”，通过对俄的让步以求和平解决争端。就这 样，在西方列强，尤其英国的影响下，中俄两国确定了重开谈判，改订前约 的方针。 清政府中了解国外情况又善长外交谈判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李鸿章 一向是清政府在外交事务方面重用的大臣、但他极力主张接受崇厚所签条 约，不能委派。在出使外洋的官员中郭嵩焘资望最高，但因出使三年受到诬 谤，归国后不问朝政。历史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曾纪泽身上。 曾纪泽当时任英法公使一年多了，以临事谨慎，不惧不燥，了解西方情 况而著称。当他于1880年2月接到了清政府任命他为出使俄国的钦差大臣， 赴俄谈判改定 《里瓦吉亚条约》时，感到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向他袭来。他 深知担当此任的艰巨和处境的困难。 困难之一， 《里瓦吉亚条约》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虽然清廷没有最后 批准，但作为中国的谈判代表已签字，俄国沙皇已签字，并且俄国民众及其 它国家都已知道。现在要废除不用，重新讨论，对一向狂妄自大的沙皇将是 沉重的一击，使他感到受了侮辱，他岂能善罢干休。困难之二，英、俄两国 一向表面友好而背后相互猜疑，两国在华利益之争越来越厉害。现在曾纪泽 以英、法公使兼任使俄大臣身份前去谈判，凡事不顺利时，俄国人亦会怀疑 是英国在背后指使，无形中增加了谈判的难度。困难之三，对于派曾纪泽出 使俄国担此重任，清朝官员褒贬不一。有支持他的人，如左宗棠、张之洞， 更多的是表示怀疑，如李鸿章认为派他去是“殊欠斟酌”。还有人甚至提出， 曾纪泽平日与西方关系好，总是宣传西学，让他去谈判怎么能胜？只有杀了 崇厚才能使曾纪泽畏惧。 面对来自各方的困难和压力，曾纪泽没有逃避，毅然接受了任务。他决 心克服重重困难，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不辜负国家对他的重望。 伊犁改定条约的谈判是否能取得成功，谈判前的准备工作是关键的一 环。曾纪泽将英、法公使的各项工作做了妥善安排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中 俄谈判前的准备工作中。 曾纪泽首先仔仔细细地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俄、英、法三个国 家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俄国因前一段时间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虽然取胜但人力财力都有很大 损耗。尽管它对中国作了战争准备，一般不会贸然发动战争。为了探听俄国 的虚实，曾纪泽想方设法利用他在巴黎、伦敦的各种关系收集情报。他从伦 敦政府官员那里得知，对已经签订的 《里瓦吉亚条约》重新议订，俄国的内 部有分歧： “布策诸人虽坚持各条不肯放松，而俄国皇帝与其外部丞相吉尔 斯实有和平了结之意。”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新疆，左宗棠手握重兵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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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沙俄感到，既使打起仗来，他们也不一定会胜利，那样既丢了伊犁也丢了 许多在华利益。 英国与俄国在新疆长期竞争，不希望俄国在华势力过度膨胀。清政府拒 绝 《里瓦吉亚条约》符合英国利益，但不希望中俄开战，英国对华贸易占它 整个对外贸易的75．5％，如果发生战争，必然会使英国受到严重影响。 法国也不希望发生战争，因为中俄战争会使俄国将兵力从欧洲调向中俄 边界，从而放松了对法国宿敌德国的牵制。 曾纪泽了解到这些情况，就巧妙地利用英、法、俄三国之间的微妙关系， 借助英、法制造舆论，使当时国际舆论都倾向于谈判桌上解决中俄争端，使 俄国感到无形的压力，不愿招来各国的不满，同意接待曾纪泽，重订新约。 使事情向着有利于中国方面发展。 曾纪泽的第二步工作是仔细研究有关伊犁问题的资料，确定谈判的具体 方案。 曾纪泽找来有关伊犁地区所有地图、资料，中俄有关伊犁交涉的文件， 仔细研究了伊犁的历史和地形地貌。经过反复的思考，他认为这次谈判主要 在划界、通商、赔款三个方面进行。在三方面中权衡利弊 （bì），划分边界 是最重要的，边界一旦划分将永久不变，因此应当特别慎重，并当全力以赴， 百折不回地争得利益。通商条款次于划界，因为通商条款可以随着形势改变， 只需要将中国权益过分丧失的部分加以修改。与前两条相比，赔款所占份量 最轻，如果更改边界对中国有利，只能对赔款适当增加。深入研究了谈判内 容，曾纪泽对谈判的结果大致有了估计：“此事纵办得顺遂，大约界务稍有更 改，则兵费不能不加。商务系俄人所最看重者，必不能全行驳改。”经过曾纪 泽的多次反复说服，清政府基本确定了收回伊犁、酌情允许通商、增加赔款 的方针。其目的就是在对俄国作一些让步的基础上，减少损失，收回伊犁全 境，换回部分主权。 曾纪泽的第三步准备工作是尽量减少谈判的障碍。 曾纪泽建议清政府对崇厚的治罪不要太重。因为“惩使愈重，则辱俄愈 甚，改约愈难”。谈判的目的是争取改约，而缓和中俄之间过于紧张的关系， 有利于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清政府听从了曾纪泽及英、法等国的建议，在 曾纪泽到达俄国之前，将崇厚“暂免斩监侯罪名，仍行监禁”。为中俄谈判 扫除了一点障碍。 曾纪泽授命于危难之际，可是他勇于克服困难，在短短的三四个月中， 积极筹划谈判准备，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为他最终出色地完成使命奠定 了基础。 对于曾纪泽出使俄国谈判，总理大臣们没报太大希望。他们承认，曾纪 泽赴俄改定条约的谈判难度超过崇厚数倍，即使总理大臣处理该事，也未必 得心应手。因此，在曾纪泽赴俄谈判出发前密电他：假如谈判不顺，可以暂 缓讨论，待以后再商议。可是曾纪泽并不同意，他认为，这样做俄国也不会 默然的废除 《里瓦吉亚条约》，并且对中国不利，中国重兵屯在伊犁边境， 进退不能，边界一天定不下来，国防就一天不能稳固。主张在通商条款上酌 情让步，争取收回伊犁全境。他满怀信心地赴任，曾给即将离任的公使邵友 濂写了一首送别诗，表示自己要 “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河山。”曾 纪泽知难而上，是何等伟大的爱国精神！后来在谈判改定条约的日子里，他 就是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挽回了部分损失，维护了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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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7月，曾纪泽带领一行人到达俄国。到俄后的第一件事，是向沙 皇递交国书，以便确定他的驻俄公使地位，然后才能开展重订条约之事。俄 国对曾纪泽的到来态度冷淡，俄国外交部长格尔斯对递交国书一事，直拖了 两个星期才安排曾纪泽与沙皇会面，与接待崇厚相比差之千里，可是曾纪泽 并不放在心上。 作为外交官曾纪泽不仅谨言慎行、不卑不亢，而且还思维敏捷，能言善 辩。 中俄双方代表在初次会谈中，俄外交部长格尔斯、驻华公使布策等人“面 冷词横”，用带着轻蔑的神情说崇厚是 “特派头等使臣，全权使宜行事”， 你曾纪泽只是二等公使，不称全权大臣，那么“头等所定，岂二等所会改乎？” 俄代表用这样的语言拒绝与曾纪泽商谈。曾纪泽义正词严地回答： “使臣无 论头等二等，均无可以故违其国家之意而专擅自便者。订约必侯批准，自是 天经地义。”布策等人被驳得哑口无言，又开始历数中国加罪崇厚，增兵设 防都是错误的，声称“势难再议新约”。对于这样的开端，曾纪泽早有准备， 他料到会谈开始肯定要为难他一番，但只要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和平改约 是能够实现的。 曾纪泽善于在艰难的谈判中灵活地运用策略，以重订条约减少损失，侧 重边界问题为原则。 在会谈之初，曾纪泽了解到俄国认为中国对崇厚治罪，是 “引为大辱”， 以后将崇厚的罪由 “斩监侯”减轻为监禁，“疑为暂缓论决，更不满意”。 曾纪泽感到赦免崇厚的罪名，与他谈判能否成功密切相关。为了能在谈判之 初营造一个较好的气氛，他在三天内三次电告总理衙门，清朝廷准许赦免崇 厚。8月12日，清政府宣布将崇厚免罪开释，顾全了俄国的颜面，对会谈起 到了作用，俄国同意正式与中国就 《里瓦吉亚条约》的修订举行会谈。 在正式会谈之初，曾纪泽没有把在国内与总理大臣们商议的改约条款和 盘托出，他想了解俄国对和谈的真正意向后，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谈判。因 此对中国改约的内容中最重要的，也是谈判起来不容易达成协议的内容全部 提出，比如：全部交还伊犁；塔城、喀什噶尔边界按照原来的边界划分；领 事只能增加嘉峪关一处等。但是在措辞上有的地方稍有改动，比如：塔城和 喀什噶尔边界，虽然照原来的划分，如果确实有不能确定的地方，两国派官 员去勘察确定。对于有些内容，在国内商量时没有涉及的，为了有利于谈判， 曾纪泽就自行添上，比如：俄国在 《里瓦吉亚条约》中侵占伊犁以西等地是 为了安置移民，曾纪泽就提出准备与俄商量安置移民的方法。另外，还有许 多运用灵活的策略的地方，比如：有的改约内容，在开始会谈时暂时不提出， 而笼统的以 “其余小处，应俟大端商有头绪再议”，而埋下伏笔。 尽管曾纪泽很有策略地提出了中国对修订条约的意见，格尔斯等俄方代 表还是非常不满意，说：“如此是将从前之约全行驳了。”8月25日俄政府 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新的对华政策，会议确定三条原则：一，保持 《里瓦吉 亚条约》的基本原则，只能就其中的部分谈判；二，俄国可以放弃特克斯河 流域，但中国必须增加赔款或调整另外地区的中俄国界；三、坚决要求中国 人尽快了结一切争端，限一个月内结束谈判。谈判一开始，曾纪泽就陷入困 境。格尔斯指责说：先前派头等钦差签订的条约，中国都不重视，这样的行 为使俄国难堪而且受了损失。因此，拒绝和曾纪泽谈判，另派布策到北京直 接与清政府谈判。沙俄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给 “中国政府一个教训，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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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拒绝批准在这里缔结的条约的惩罚”。于是，沙俄单方面中断了彼得堡谈 判。 沙俄的行为，给曾纪泽在俄谈判增加了新的困难。当时，清政府得知布 策要到北京谈判，惊恐万分，他们最怕那些带着枪、坐着船直接到北京的外 国代表，中国的官员是 “谈洋色变”，列强们看准了清政府的致命弱点，就 用这点来进行威胁，使清政府妥协。果然，清政府为了达到在俄进行谈判的 目的，大大降低条件，指示曾纪泽，只要与俄国议定的条款内容在 《里瓦吉 亚条约》的十八条之内，将来报奏清政府就能批准。而这样一来，使曾纪泽 原来设想的通过谈判收回伊型全境及尽量减少中国损失的初衷难上加难。 曾纪泽的坚韧不拔精神，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品格在这场艰难的谈判 中充分显示出来。 1880年9月，曾纪泽到俄外交部要求召回布策，并让俄放心“但有可让 之处，我必酌量相让”。看到曾纪泽的新姿态后，俄外交部官员热梅尼认为 “侯爵（指曾纪泽）和他的政府确实有和解的希望”。陆军大臣米留金也认 为： “清政府真是被我们的作战准备和外交家们的建议吓坏了，非常愿意在 彼得堡结束谈判，并赋予曾公使以最广泛的权力，只求不把谈判移到北京。” 俄政府见对清政府的讹诈奏效，就同意召回布策恢复彼得堡谈判。 10月，中断了2个月的谈判复会，沙俄代表非常清楚曾纪泽的处境，不 时地以曾无缔约全权，派使者到北京谈判作为讹诈手段，妄图使曾纪泽屈服， 作实质性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换回已失去的权益，谈何容易，每谈一步对 他都是巨大的考验。 首先谈判的是划界问题，这也是诸问题中双方分歧最大、争议最多的问 题。 根据 《里瓦吉亚条约》，俄国将得到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以 及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斋桑湖以东地区，使伊犁成为三面环俄，难以守卫的孤 城。这次曾纪泽要争的，是伊犁南部的特克斯河流域。布策首先提出，不能 白白交还伊犁，要以“相抵之地”作补偿，逼问曾纪泽“中国沿海地方何处 可让”，热梅尼也屡次提议 “应由中国设法补偿”。沙俄强占了中国领土， 交回时还要中国补偿，真是典型的强盗逻辑。曾纪泽坚决反对割让沿海土地 作为沙俄交还伊犁的补偿，只同意让伊犁西边的一些地方酌情让给俄国以便 安置从伊犁迁出的居民。俄国代表见曾不肯退让，就使出惯用伎俩，声称如 果曾纪泽拒绝，那么谈判只好停止，改由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在京与总理衙 门交涉，等一个月期满，将命目前在日本海指挥着23艘军舰的俄海军上将勒 索夫斯基到北京会同凯阳德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并且还气势汹汹地威 胁说谈判 “若再迟延，不如打仗”。 面对强盗们赤裸裸的威胁，曾纪泽不失外交家的风度，既态度平和又语 气强硬地说： “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 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获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余 年亦能支持，想俄国不能无损。”沙俄想利用交还伊犁进行敲诈的计划落了 空，也不得不缓和了对曾纪泽的态度。 曾纪泽在谈判中还表现出思维敏捷，善于利用机会为国争得利益。 他与格尔斯的谈判，开始时强调帖克斯川盆地 （伊犁南面）对于中国的 重要性，当格尔斯接受了他的要求后，他又列举其它3项，如嘉峪关设领事、 松花江行船等也说是极重要的。当被布策拒绝后，他利用格尔斯在谈判喀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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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划界时不接受他提出的 “原定界限，不必改，无定界处，由两国分界大 臣勘定”的建议，而提出要缓商这段划界的事实，立即要求，如果喀什噶尔 划界缓商谈，松花江行船事也应缓商量，并援用互惠互利原则，周旋于格尔 斯和布策之间，随时寻求空隙，相机反驳。最后，格尔斯允许将松花江行船 专条撤废。 整个谈判过程，基本符合原来曾纪泽预期的结果，尽量挽回我国领土、 主权，适当增加对俄的赔款。 在谈判赔款问题时，曾纪泽不轻易松口。俄国提出要中国赔偿兵费1200 万卢布，（崇厚签约时提出赔偿500万卢布）曾纪泽坚决拒绝赔偿这笔巨款， 说：“倘要1200万卢布，中国情愿打一仗，再出此款。”又说：“中国与其 无故出此巨款，不如打仗。”并且欲擒故纵地说： “与其出巨款，不如不要 伊犁。”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争执，最后赔偿900万卢布。 谈判的最终结果，远远超出清政府的预料，不仅收回了伊犁南面战略要 地和其它土地约5万平方公里，还减少了在喀什噶尔，塔城的边界损失和删 除部分崇厚签约的通商条款。 为了使谈判结果最大限度地益于中国，曾纪泽可以说做到了呕心沥血。 众所周知，外交无小事，尤其在两国谈判时，面对面地争得利益，稍有不慎 就会丧失权益。曾纪泽深知责任重大，不敢有一丝松懈，他认认真真地对待 每一次具体会谈。 在谈判伊犁、塔城和喀什噶尔边界时，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所有中俄 有关这段边界的界图，经过反复地研究，做到胸中有数，避免了在决定界址 时发生错误。中俄伊犁条约大纲基本确定后，曾纪泽又在各条款内力争加入 有利中国的详细字句，比如：中国应付俄国赔款折合英镑的汇率；从中国汇 到俄国的汇费问题；赔款中请由中国给票折付商货的问题。他还对条款内的 一字一句，悉心斟酌，力求明确翔实，以预防将来履行时可能发生的流弊。 因为伊犁条约以法文为正本，他就亲自督导工作人员，仔细地校对。当时中 国驻俄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不够，他不顾谈判的疲劳，亲自誊写汉文本的条约 大纲。 曾纪泽在谈判过程中，既有态度强硬之时，也有语言风趣之时，比如他 对重新订约是这样比喻： “一张白纸已涂了墨，现中国另换一张纸写字。” 对于谈判中一些细节问题，布策坚持不同意时，他笑着对布策说： “有许多 事原来没有多大关系，可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只是看表面。比如吃咖啡 时，或有人先放牛奶，后斟咖啡，在明白人眼里没有什么区别，而固执的人， 就以为大错特错了。”这番话说出后，布策也不由得笑了。 对于曾纪泽的外交才干，与他谈判的对手也不得不叹服。热梅尼说他“甚 为骄傲，且对一般政治，甚为通晓”。格尔斯这位俄国的外交部长，自称从 事外交活动42年，对曾纪泽的评价很高，说这次改约“实在是最难的事，而 贵爵商议办理这件事，竟成功了，可见贵爵才智兼优能办大事”。他不仅称 赞曾纪泽办事谨慎的态度，还说他的才智 “不仅在中国出众，在欧洲也是少 见”。 曾纪泽以他的聪明才智、坚韧毅力、严谨作风和报效祖国之心，奠定了 他在外交界的位置。 五、中法越南交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