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蔡锷》
作者:周汉萍【完结】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邵阳人，近代伟大的爱国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另一件是四年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
蔡锷在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
一、少年英才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生于1882年12月18日。湖南是近代中国人 文荟萃的地方，这里曾涌现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蔡锷就出生在湖 南中部略偏西南的宝庆 （今邵阳）县城东的亲睦乡。这里山青水秀，潺潺的 流水、密密的林丛、巍峨的山岭，如画的风景伴他度过幼年的时光。正像不 平凡的人物大都是从平凡的家境中陶冶出来的一样，名垂青史的护国大将军 蔡锷也是从旧中国一个极其普通和相当贫寒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 蔡锷的祖辈世代务农，种田 口，生计一向艰难。蔡锷的父亲蔡政原先 也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勤奋好学的他在躬耕之 余，还掌握了一些缝纫手艺和文化知识，兼以裁缝为业，经常到宝庆之西的 武冈、洞口一带接点针线活，补贴家用。后来，因为他粗通文墨，又在黄家 桥镇上办起了一所简陋的私塾，教授儿童，收取菲薄的学费维持全家生计。 蔡锷兄妹5人，母亲王氏，除了在家照料他们之外，还要下地务农。生长在 这样清贫的农村家庭的蔡锷，从小就得帮助父母做一些简单的农业劳动，因 此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和生活节俭的习惯，这对他成年后的从政治军、保 持廉洁简朴作风有一定的影响。 蔡锷6岁那年，为了让他学点文化，便于将来立身处世，蔡政让他进了 自家私塾，亲自教授。小蔡锷聪颖异常，且沉静刻苦，所以进步很快。仅用 三、四年，他就将 “子曰”“诗云”之类的“四书”“五经”通读完毕。10 岁时他已能写出比较流畅的文章，因而有 “神童”之称。据说，小蔡锷有一 次去小店买作文格纸，店主见他活泼伶俐，便想出条对联考考他。店主搜肠 刮肚也想不出一个适当的上联，忽然看见作文格纸中缝间印有 “三元及第” 四个字，便信口说到： “小学生三元及第”，岂料小蔡锷应声对出“大老板 四季发财”。听到这对仗工整的恭维话，店主心花怒放，当场免费赠送小蔡 锷一叠作文格纸。从此，小蔡锷便以才思敏捷而闻名乡里。 小蔡锷虽有 “神童”之称，但他不自恃聪明，学习相当勤奋刻苦。在湘 西至今还流传着他童年时代勤奋好学的佳话。那时他白天帮家人做农活，晚 上便点上油灯，常常独自读书学习到深夜。为了能多学一会儿，他瞒着父亲 在灯碟里盛满油，等油燃完了才不得不睡下。蔡锷非常喜欢读书，但因为家 贫，无钱买自己喜欢的书，所以每听到亲友有藏书，即便相距数十里，他也 要翻山越岭去借阅。他不但乐于读书，还善于读书。他喜欢边读边亲手抄录， 边写边记，因而能够深刻理解书中内容，能够融会贯通。 随着小蔡锷年龄的增长和学业上的突飞猛进，蔡锷的父亲渐渐地感到不 能承担对儿子的教育了。为了使孩子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他便将儿子送到 当地的一位知名学者樊锥的门下继续攻读。樊锥不但学识渊博，而且还是远 近闻名的善于奖掖后进的学者。他免费收蔡锷为弟子，悉心加以教诲。在名 师的指点下，蔡锷的学业进步更快，除先秦诸子之学外，他还 读了 《孙子》、《吴子》、《司马法》之类的兵法书。 1895年春，正逢县里举行童生考试，13岁的蔡锷便在父亲的陪同下前去 应考。这次应试还传出了这样一段佳话：当考生们进入考场时，蔡政怕孩子 太小中途挤丢了，索性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送进考场。监考的知县看见这 位可爱的小考生，好生奇怪，忙将蔡氏父子拦住，想当场试试。知县即景说 了一句上联 “子将父作马”。蔡锷连忙应声对答：“父愿子成龙”。知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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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的敏捷才思既惊又喜，连连大声称赞道： “神童！神童！”。这次考试 之后，蔡锷被补为县学生，考中了 “秀才”。 就在蔡锷考中秀才的这一年，神州大地面临着一场新的震憾，腐败的清 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 日本不仅侵占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大片中国领土，而且还攫取了二亿两白银的 巨额赔款。凡是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对清王朝丧失了最后一点信心，为救 亡图存，纷纷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大批维新人 士，积极倡导维新变法运动，希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民富国强。 这时，湖南的维新派在长沙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新式学校——时务学堂，以谭 嗣同为学堂总监，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由黄遵宪、唐才常等轮流教授， 积极宣传维新变法主张。 1898年3月，年仅16岁的蔡锷，在湖南督学徐仁铸的亲自推荐下，来 到长沙投考时务学堂，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为头班学生。从此，他 不仅与恩师梁启超结下了终身不解的师生之缘，而且，在一大批知名维新人 士的教诲、陶冶和影响下，学业和思想觉悟都得到了更大长进。蔡锷在头班 的40名学生中年纪最小，但他通过认真学习和刻苦钻研，每月月考皆名列前 茅，因而受到同学们的敬慕。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南学会的活动，常在 《湘报》上发表文章，锋芒初露，引人注目，是梁启超门下的高材生。 湖南时务学堂倡导人人平等，形成了师生共同切磋、探求真理的学风。 这在蔡锷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学校，每当与同学谈到当时 的腐败政治，他总是声情激越。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他逐步确立了自己的 报国志向，期待有朝一日，能像自己的导师梁启超、谭嗣同那样，在救国救 民的运动中成为一名勇士。 二、求学东瀛 在腐败的清王朝的统治下，要在中国闯出一条革新救国之路是困难的。 1898年秋，康有为、梁启超等在辅助光绪皇帝进行了历时103天的维新变法 后，即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势力的镇压，这次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因 此失败。谭嗣同等6人殉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湖南时务学堂也被 解散。 求知心切的蔡锷，在愤疾、茫然和失望中，漂泊江汉，后来辗转来到上 海，欲投考南洋公学。这时，在日本的梁启超已经得悉蔡锷等人行踪，于1899 年7月来函召蔡锷等人东渡日本。在日本的唐才常又给他们寄来路费。于是， 蔡锷和其他11位意气风发的同窗友好，便从上海启程，东渡日本，开始了留 学生涯。 蔡锷到日本后，先进入梁启超和日本华侨共同创办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学习日语，研究政治、哲学，补习普通学科，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耳目为之一新。学校的条件虽然简陋，但蔡锷十分珍惜 时间和这难得的机会，认真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哲学著作。后来，蔡锷又进 入了横滨的东亚商业学校，继续刻苦地探求新知。学校的生活尽管十分艰苦， 但蔡锷在勤奋学习的同时，时刻不忘关注自己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积 极投身于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并加入了唐才常创立的 “自立会”。 唐才常是维新改良派中思想比较激进的，他在上海成立自立会后，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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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发展自立会成员并组织自立军，目的是 “保国保种”。自立会与当时在 海外策动革命的孙中山有紧密联系，企图联合当时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共同 实现已破产的变法维新。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日俄等八国 联军乘机发动了侵华战争，清政府内外交困。唐才常认为这是发动反清革命 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决定返回祖国，在武汉成立自立 军总部，策动武装起义。蔡锷与同学杨述堂、李虎等11人闻迅回国参加起义。 由于起义的计划泄漏，准备不够充分，起义遭到了失败，唐才常等20多名志 士被捕遇难。蔡锷因被派往湖南执行联络任务而幸免于难。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蔡锷得知唐才常和许多其他同 学不幸殉难的消息，悲痛欲绝，恨不能也像同学一样壮烈捐躯。经过这一事 变，蔡锷又一次目睹山河破碎、国势危亡的景况，不得不再次东渡日本。在 东渡的船上，他挥笔赋诗，倾吐了自己的激愤心情： “拳军猛焰逼天高，灭 祀由来不用刀。汉种无人创新国，致将庞鹿向西逃。” “而今国士尽书生， 肩荷乾坤祖宋臣。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字里行间，凝结着 蔡锷强烈的爱和恨，更抒发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无限希望。回到日本， 他毅然决定将蔡艮寅的名字改为蔡锷，取其 “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意， 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在未来的征途上，像锷刀那样光芒四射、锋利无比，为 国为民，勇往直前。 同时，蔡锷对自己的前程作出了重要的抉择：投笔从戎，弃文习武，改 学陆军，以实现自己 “流血救民”的宏伟抱负。蔡锷向他的老师梁启超谈起 了自己想改学军事的想法，征询老师的意见。梁启超看着蔡锷那文弱单薄的 身子，不禁笑道： “你以一文弱书生，恐怕难以担当军事重任。”蔡锷坚决 而自信地回答说： “今日讲救国，拿枪杆子比拿笔杆子重要，只须先生为我 设法学得军事，将来不做一个有名的军人，不算先生门生。”梁启超见蔡锷 习武之志如此坚定，不禁频频点头，表示首肯。在梁启超的帮助下，蔡锷以 私费进入东京陆军成城学校学习。 蔡锷是抱着 “图强雪耻”、“流血救民”的志向而弃文学武的。在学习 军事科学的同时，蔡锷一面关注着祖国的安危，一面悉心考察日本的政俗民 情，了解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目睹日本举国上下蒸蒸日上、繁荣昌 盛的景象，蔡锷陷入了沉思：中日两国，同样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为什么 30年间却产生了一强一弱的巨大差距呢？思虑再三，他终于悟出了其关键在 于 “国体精神”的差异。一个善学西法，励精图治；一个则因循守旧，固步 自封。作为“文明之祖邦”的中国，如果不在国体精神方面进行彻底变革， 很难由贫弱转为富强，走出落后挨打的困境。蔡锷进而认为，救国必须先从 军事入手，先把握领导和训练国民的实权，再寻求拯救中国的方法。 为了实现自己的救国抱负，蔡锷在课余之暇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活 动。1902年，蔡锷追随黄兴等人，办起了 《游学编译》杂志和湖南编译社， 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宣传革命和民族独立思想。1903年，为了抗 议沙俄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蔡锷与黄兴等人在留学生中发起并组织 “拒俄义 勇队”，进行定期训练，准备为国赴难。不久，拒俄义勇队更名为 “军国民 教育会”，成为中国最早参加革命的学术团体。为了唤醒国人，蔡锷还积极 发表革命文章。1902年，蔡锷在 《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1.5万字、 题为 《军国民篇》的文章，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军事救国思想。 在 《军国民篇》中，蔡锷首先回顾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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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后的震颤、奋起及其结局。他痛心地指出中国仍处于毫无生气的病弱状态。 要改变这种 “生气销沉”的局面，就要实行军国民主义。在蔡锷的心中，军 国民主义就是发端于古希腊的斯巴达，而为近代各个列强所继承并加以发扬 的 “刚武不屈之气”和尚武精神。进而论述了中国之所以缺乏军国民主义而 落下致弱的病根的八大原因。在蔡锷看来，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中国由弱变 强的关键在于 “陶铸国魂”，“建造军国民”，最后达到国家的富强。什么 是 “国魂”呢？他说：“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 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如枪炮之照星， 如星辰之北斗。”但是，蔡锷并没有指出中华民族的国魂是什么。 蔡锷的 《军国民篇》是中国较早宣传军国民主义的文章，不仅在中国国 内引人瞩目，而且在日本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章发表后，日本人下河边 五郎曾将此文和蒋百里所写的 《军国民之教育》一文，合编为《军事篇》一 书，先后印行7版。蔡锷所宣传的军国民主义，是戊戌革新后呼吁改革声音 的继续。蔡锷把军国民与国魂联系在一起，其实，这国魂就是这一时期青年 眼中的 “祖国主义”，即提倡民主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蔡锷的军国民思 想具有民主、爱国主义的内容。但是，无论 “军国民”还是“国魂”，如果 离开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这一根本问题，只是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 那么，无论从军事入手，或者是从教育、科学入手，都是无济于事的。在20 世纪初年，军国民主义虽然是爱国青年为了拯救祖国的一种呼声，然而却不 可能真正地挽救中国的危机。 1903年1月，他还写了一封 《致湖南绅士书》，向故乡父老恳切地汇报 了自己在日本的见闻和观感，并呼吁故乡有志之士 “报国家而酬万民，御外 族而结团体”，表示自己身处异域而心系祖国，时时 “瞻望乡关”，“憾不 能插翅鹏飞”，与祖国同胞共同担负改造中国的时代重任。 在日本留学的几年中，蔡锷由成城学校的预科生而至兵营的入伍生再至 东京士官学校的骑兵科，这一系列的经历大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随着思想 的进步和成熟，他终于觉悟到必须探索出一条新的救国道路，这就是要救亡 图存，必须革命；要革命，就要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1904年 11月，蔡锷从东京士官学校毕业了，在100多名毕业生中，他 和蒋百里、张孝准的成绩名列前茅，被誉为 “中国士官三杰”。年底，归心 似箭的他便身着戎装踏上了回国的航程。 三、弃学治军 1904年冬，蔡锷乘坐的邮轮开进了上海的黄浦江，上岸后，他立即与在 上海的革命团体取得了联系，加入杨笃生、章士钊等人发起的 “爱国协会” 中去，并与黄兴等革命党人相互联络，待机策动起义。第二年春天，他回湖 南省亲。闲暇之余，常登临岳麓之巅，面对湘江流水，赋诗明志。他的 《登 岳麓山》就抒发了精诚爱国的宏伟抱负： “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 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这首诗表明了这位青年爱国志士 为了祖国安危、民族命运立志横刀跃马，搏击在时代漩涡的峰巅的决心。 蔡锷回国前后，正处各省掀起编练新军、创办军事学堂的热潮之际，急 需懂得近代军事知识的人才。因此蔡锷刚一踏上国土，各省的聘书便纷至沓 来。江西巡抚夏时首先聘请他担任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负责培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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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新式军事人才。1905年初，湖南巡抚端方为了罗致人才编新军，聘请蔡锷 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当时的蔡锷，已经放弃了他 老师梁启超的改良主张，积极赞成排除满清的革命。8月，广西巡抚李经羲 又奏调蔡锷为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和总教习官，兼随营学堂总理官。蔡锷见李 经羲对自己如此器重又如此诚恳，于是带领自己的学生雷飙等赴广西任职。 到广西不久，又相继兼任新练常备军总教练官、巡抚部院总参谋官，成为广 西新军建设的核心人物。 广西地处南疆，防务重要，亟待建设，但广西又是一个财政支绌、人际 关系复杂的省份。在这样的形势下，要在军事上作出重大的成效，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蔡锷到广西后，凭借自己的声名和才干，在开始阶段是一帆风顺 的，他带去的学生也成为他左右的军事骨干，担任了学堂区队长或教官。然 而，当蔡锷在广西军界声名鹊起之后，种种矛盾也就接踵而来，许多人冷眼 旁观，蔡锷为此发出 “孤掌难鸣”的叹息。 1906年秋，清政府在河南举行规模盛大的新军会操，蔡锷奉令前去观 操，并被派为中央评判官。这时，他本想借机辞去在广西的各职，但新任广 西巡抚张鸣歧说什么也不同意蔡锷辞职。为了表示对蔡锷的信任，他又委派 蔡锷任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蔡锷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仍然兢兢业 业地投身于广西的军政事业。 蔡锷在广西悉心考察和研究边境防务，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在此期 间，他写出了两部军事著作 《越南重塞图说》和《桂边要塞图说》。1907年 春，他陪同张鸣歧视察边防各地，巡行约4000余里，逐一记下了边关地区的 山势和风土，并亲手草绘略图，还提出修建沿边炮台、整顿边防军备等建议， 最后酝酿出关于加强广西防务的完整计划。除此之外，蔡锷在广西的重要活 动是为当地培养军事人才。他在广西的主要职责就是训练新军。在担任广西 陆军小学总办时，更是对学生进行严格训练和严格要求。广西陆军小学共办 了四期，先后毕业的学生有数百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后来名噪一时的人物， 就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 创办陆军小学，是蔡锷回国初期所从事的军事活动中耗费精力最大的一 项事业。陆军小学是培养陆军军官的预备学校，他认为陆军小学的学生都是 有为的青年，是将来编练新军的骨干，决心尽全部心血将它办好，为军事救 国培养人才。开办陆军小学时他只有26岁，但立志坚决，办事认真。他聘请 的教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具有进步思想，德才兼优。陆军小 学是当时的一流学堂，生活待遇优厚，投考陆军小学的条件十分严格。蔡锷 不循私情，严格把关。据说李宗仁考上了第二期陆小，仅因为入学报到时迟 了10分钟，即被取消了资格，延至第二年，考取了第三期，才得以入学。一 位姓唐的学员由湖南来投靠第一期陆小，途中耽搁了十几天，误了考期。其 父与蔡锷的父亲是世交，请求通融入学，但蔡锷坚持按规章制度办事，拒绝 通融。由于蔡锷严格办学，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使广西陆军小学成绩斐然， 名声大振。学生毕业后，多考入各地的陆军中学。 关于蔡锷在广西陆军小学任总办的情况，李宗仁回忆说：我们的总办蔡 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敬若神明。蔡将军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 骑马时，不一定自马身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 出十几步时，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住马臀，一纵 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起来已够威风，而蔡将军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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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蔡锷为人处事一向比较沉着冷静，对重大问题，不轻易表态，也不任意 行动，但广西政界军界的复杂情况，使蔡锷的工作进行颇为不易，也曾遭受 挫折。1911年春，蔡锷受已调至云贵任总督的李经羲的聘请，启程赴滇，继 续激流勇进，揭开了自己戎马生涯的新篇章。 四、云南革命 蔡锷来到云南以后，目睹云南人民革命情绪高涨、云南革命生机勃勃的 形势，心情为之一振。 当时，由于英国于1910年公然派兵侵占滇缅边境的片马等地区，挑起事 端，云南爱国军民奋起抗争，群情激愤。与此同时，云南当政者从留日的士 官生中聘请了大批人员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职，这批教员中有许多是同盟会 会员，或者是倾向革命的热血青年，这就为云南发动革命准备了人才和重要 的活动场所。同盟会还在云南不断传播革命的种子，扩大革命的影响。 为了站稳脚跟，蔡锷与云南军政界的当权人物竭力周旋。在任新职之初， 受云南第19镇统制钟麟同之托，编写一份向官兵进行 “精神讲话”的文稿。 于是蔡锷伏案著书，编成了一本颇有影响的兵书 《曾胡治兵语录》。在书中， 蔡锷分将才、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 战守等12章，将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治兵格言，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整理，每章 之前加按语，着重阐明这一章的主旨和它的现实效用，实际上是抒发蔡锷本 人的治军思想。蔡锷编撰 《曾胡治兵语录》的目的，是为了“厉兵秣马”， 对付外国的侵略。此书 1917年在上海出版后，对中国军界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1924年，蒋介石将此书增辑“治心”一章，加序言再版印行，作为黄埔 军校学员的军事教材。1943年八路军曾将这本书翻译成白话文，作为八路军 将士的军事读物。蔡锷在此书中阐述的许多军事思想，是中国军事文库中的 宝贵财富，对后来的新式军人的成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11年7月，蔡锷担任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后， 开始按自己的主张和思想进行新军的改造和训练工作。同时，更是想方设法 同云南的革命势力保待联系。蔡锷任职的云南第19镇，由于大部分中下级军 官都接受过讲武堂的训练，官兵的素质比较好，武器精良；而且军中弥漫着 革命的情绪，军官中许多人是同盟会会员，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都参加了辛 亥云南起义。在全国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第19镇的军官中的问盟会会员态 度更加激进，活动越来越频繁。全国革命的形势和新军中酝酿的革命情绪感 染和影响着具有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思想的蔡锷，蔡锷对革命力量的同情和支 持，也使他在云南中下层官兵中建立了威望。但是蔡锷仍然十分沉着，不露 声色地等待着革命时机的到来。当时在蔡锷手下供职的朱德同志后来回忆 说： “蔡锷虽不是同盟会会员，也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 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清朝政府对革命 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1911年10月10日，蔡锷盼望已久的革命时机终于来到了。辛亥武装起 义在湖北武昌爆发，风声所播，全国震动。昆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经过秘 密策划，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蔡锷参与了4次秘密会议，并审时度势，坚决 主张迅速举旗。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参与会议的同志的赞同。在10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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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深夜举行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决定10月30日深夜 （即农历重阳节的 晚上）发动起义，蔡锷被推举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于是，蔡锷以总司令的 身分，同大家最后商定了比较严密的暴动计划，对起义部队作了详细部署： 蔡锷统帅37协所属步兵第74和73标，以及炮兵第19标为起义的主力。73 标负责攻占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地区，以军械局和五华山为主要目标； 74标负责攻占省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的地区，以巡防营、南门城楼、督署 等为主要目标；炮标轰击目标为督署、五华山和军械局；讲武堂的学生则负 责打开省城各个城门。此外，还规定了革命军的口令和标志。 10月30日晚8时许，昆明北较场73标第3营的官兵在抬子弹为起义作 准备的时候，被北洋派的值日队官追究，群情激昂的士兵开枪打死了几个反 动军官，于是起义提前几小时发动起来。73标的起义官兵立即攻破北门，进 攻玉华山和军械局，并向其他起义部队举火为号。当时蔡锷正在昆明城外巫 家坝的74标本部召集军官会议，部署起义的行动。会议还没有结束，只见昆 明城内大火冲天，形势突变。蔡锷见形势发生变化，立即传令鸣号，集合74 标和炮标军官，果断地宣布起义。蔡锷发布了进攻的命令后，为严肃军纪， 临开拔之前，还明确规定： “各军不得妄杀一人，不得妄取民间一物，必须 保护居民，防辑霄小。”再三叮嘱之后，蔡锷帅起义将士迅速向昆明城内跑 步前进。 重九之夜，昆明的战斗异常激烈。云贵总督等企图顽抗，在城内层层设 防，组织力量进行反扑，作困兽之斗。起义官兵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蔡锷 率领起义军以强大的攻势，终于在午夜1时30分攻进了南门。进入省城之后， 蔡锷在江南会馆设立起义军司令部，亲自指挥战斗，把矛头直接指向敌军盘 踞的五华山和军械局等。战至第二天中午，起义军终于攻上昆明城内的制高 点五华山，占领了总督署，重九起义宣告成功。在这场彻夜激战中，先后有 150多名革命志士献出了生命，300多人负伤，以巨大的代价，迎来了胜利。 重九起义的成功，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昆明光复的第二天即11 月1日，革命将士及各界代表在昆明五华山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组织成 立了 “大中华民国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起义军总司令蔡锷为云南军都督， 负责云南的军政大计。蔡锷在一片欢呼声中，郑重地宣布了云南起义的宗旨 以及军政府的施政纲领，声明云南起义的宗旨是 “铲除专制政体，建设善良 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 民权，恢张国力”。同时，云南军政府发表了 《讨满洲檄》，重申了同盟会 的十六字纲领： “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并声明： “有渝此盟，四万万同胞共击之。”可见，蔡锷是按照孙中山所制订的中国 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从事云南的革命与建设的。 云南军都督府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省政权机构，组织上比较完备和稳 定。在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各省政权中，是比较具有权威的。新的政权成立 以后，没有出现过大的乱子，更没有出现其他地方发生的 “政变”事件。省 都督府内部机构的变化和官员的更替，都是通过正常的手续，或由会议决定， 或由都督和有关部门任命。从蔡锷在这时期留下的诗中，可以看出他兴奋的 心情： “东风吹彻万家烟，迎面湖光欲接天；千载功名尘与上，碧鸡金马自 年年。” 蔡锷在成立了云南军都督府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带有民主色彩的改革。 他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涉及的范围也很广，大到军政措施，小至规定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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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的时间，但其重点是改革内政、财政、教育和振兴实业。 改革内政，更新人事。为了根除封建专制恶习，倡导民主风气，切实提 高行政效率，蔡锷设置了军都督府政务会议，共同协商筹划省内一切重大事 宜；对全省的军政人员进行调整，重要的地方行政官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都 基本上换上了同盟会会员或在革命中做出贡献的进步人士；在军队中，也大 胆任用一批年轻有为的军官以改造和提高军队的素质。 整理财政，开源节流。财政的拮据是蔡锷治理云南的一个重大课题。为 了解决财政问题，蔡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整顿厘税，废除陋规，确 保厘税收入点滴入公。其次，开设富滇银行，保证纸币的信用和流通。第三， 设立会计检查厅以监督全省的财政制度。此外，精简机关，遣散军队，蔡锷 自己还曾两次带头减少薪金。 改良私塾，普及小学。蔡锷当政后，极力进行教育改革，以图改变云南 教育落后的面貌。他下令为小学发掘经费，并劝导地方绅士，使他们明了教 育的重要性。除大力兴办小学和初级师范学校外，还强调对青年进行外语教 学，以培养高级人才。数年间，选拔了100多名优秀青年分送欧美及日本留 学。 振兴实业，规划交通。蔡锷根据云南的特点，从振兴盐务和矿务入手， 充分利用云南的自然资源，大力提倡农田水利和工艺制造事业，恢复和扩大 生产，增加百姓收入。同时，针对云南交通闭塞的情况，对发展交通事业也 作出了规划。 蔡锷执政云南期间，为治理滇省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采取了种种措施， 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体现了他励精图治的决心和蓬勃向上的活力。 五、援川援藏 蔡锷在云南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同时，更关注着全国政局的发展，先后派 遣大军援助四川等地，支援邻省的革命。 昆明重九起义后，云南全省旋即光复，蔡锷的军都督府迅速控制了全省。 而同一时期，西南乃至全国，还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革命的发祥地武 汉，革命军和清军正在激烈战斗，形势急迫。武汉的安危，关系到全国的大 局；而地处武汉上游的四川能否稳定，又直接关系到武汉地区的战局。 四川的形势比较复杂。在武昌起义前夕，四川人民便开展了反对清政府 出卖路权的爱国保路运动，并迅速发展为反清武装暴动，奏响了辛亥革命的 序曲。然而，武昌起义之后，四川响应起义的革命力量却在反动势力的严酷 镇压和破坏下发生了分裂，到11月22日，同盟会才在重庆掀起暴动，成立 了以张培爵、夏之时为首的蜀军军政府；但他们仅仅控制着川东和川南的部 分地区，四川省会成都仍在清政府的手中。此后，川北广安、川东万县、川 南泸州等地也先后宣告独立。四川军政府林立，社会秩序混乱。以四川总督 赵尔丰等为首的清政府势力又屯重兵于川内，四川的形势十分危急。如果四 川稳定，对武汉地区的革命将是一个巨大的支持。所以，解决好四川的问题， 成了革命的燃眉之急。 许多革命人士都把迅速解决四川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蔡锷身上。著名的革 命党人黄兴、黎元洪，以及张培爵等四川军政界知名人士，都请求蔡锷派滇 军援蜀。其实，这些要求正和蔡锷的愿望不谋而合。在云南光复之后，蔡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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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曾想派兵北伐，支援武汉地区。他认为，四川地处长江上游，若让清政府 得逞，挟其兵力财力，北连陕西、山西，东下武汉，则足以置国民革命于死 地；所以，要北伐，必先保四川。1911年11月11日，云南军都督府讨论了 “援蜀案”，旋即以军务总长韩建铎为师长组成了援川军一师，下辖两个梯 团，分路进军四川。进军计划是第一梯团经叙府 （今宜宾）进攻成都，打垮 赵尔丰的军队；第二梯团经泸州向川东进击。 然而，当滇军先后抵达叙府和泸州时，四川的形势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11月27日，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在资州被杀，同一天，赵尔丰在逃亡的途中 又被击毙，成都成立了大汉军政府。12月8日，成都又发生兵变，形势非常 复杂。蔡锷立即命部队 “暂住叙泸，协商川中军府，镇慑地方，安抚人民， 无庸前进，免起猜疑”。事实证明，蔡锷的做法是正确的。当滇军入川之时， 就有人怀疑他们的意图，暗中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为了排除猜疑，蔡锷 通电陈述滇军入川的动机，一面和成都军政府方面协商，以大局为重，妥善 地解决了问题。由于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援川滇军于第二年3月返回了云 南。 蔡锷派兵入川，主要目的是帮助四川荡平匪乱，恢复治安，抱着安定四 川社会秩序、巩固反清成果的良好愿望，但他没有认清四川局势的复杂性， 客观上造成了空耗兵力、延误北伐的后果。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屡遭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蔡锷从政云南以后，一 直把加强西南防务，保卫边疆安全，警惕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自己的神圣 职责。1912年6月，蔡锷组织滇军进行了抗击英国侵略西藏的战斗，表现了 这位年轻的爱国将领的军事胆识和爱国精神。 辛亥革命前夕，英国和俄国加紧了对我国西藏地区的侵略活动，清政府 曾派川军入藏，英国公然表示反对；西藏的三大领主也发动叛乱。1910年2 月，川军在江孜粉碎了叛军的抵抗，进入拉萨，达赖在英国侵略者的唆使下 逃往印度。武昌起义后，达赖与英国驻印度总督密谋，派人潜回拉萨策划武 装叛乱。西藏大农奴主则组织 “勤王军”，并以达赖的名义发布驱逐汉人的 命令，围攻拉萨、日喀则和江孜的川军，进扰西康 （今四川省内）的藏区， 妄图将西藏从祖国的版图上分割出去。蔡锷接到来自西藏的告急文书后，于 1912年4月30日和5月6日两次急电四川和北京，呼吁中央政府和邻近的 四川早作布置，恳切地表示云南不愿坐视西藏的危机，请求派兵出师西藏。5 月29日，蔡锷致电北京，具体剖析了滇、川、藏边界的地理形势，提出了滇 军进军拉萨的最佳路线，沿中缅边界，直取拉萨。但目光短浅的袁世凯没能 同意蔡锷的计划。 接到北京政府要滇军从巴塘进军西藏的电令后，蔡锷任命都督府参谋厅 总长殷承献为滇军西征司令官，率兵进藏。8月15日，滇军西征军左纵队与 西藏叛兵相遇于溜筒江附近，该地叛军依险据守，滇军发起进攻，打死打伤 叛军70余人，滇军无一人伤亡。叛军逃到江的对岸，砍断江上的溜索，企图 阻止滇军前进。滇军派人在江面上急架溜索，命四个排溜渡过江，占领了对 岸的军事要地。19日，滇军抵达丽江，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于26日夜突 袭占据盐井的叛军，收复盐井。 攻克盐井之后，本应乘胜追击，但滇军的胜利又引起了川军的猜疑，四 川都督尹昌衡前后三次发电，阻止滇军前进。袁世凯又电令滇军回师，致使 平叛作战半途而废。蔡锷赴西藏平乱的宏伟计划，终遭搁浅。但是，蔡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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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统一遭到破坏的时候，挺身而出，抵御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镇压叛乱分 子，他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六、奉调进京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蔡锷热烈欢呼中华民国的 诞生。可是，到了3月，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却玩弄手腕，篡夺了辛亥革命 的胜利果实，孙中山被迫辞职，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 时，蔡锷以为“国权”已经统一，并为袁世凯的“民主共和”的外衣所迷惑， 对袁世凯抱着极大的希望和幻想，甚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支持袁世凯。例如， 当袁世凯窃踞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为了维护共和制度，约束袁世凯的专断 独裁，企图迫使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而袁世凯不愿离开自己的北洋老巢，坚 持在北京建都，这样便发生了一场关于建都北京还是南京的争论。在这场争 论中，蔡锷两次通电全国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认为 “建都燕京，可以控御 中外，统一南北”。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蔡锷有感于内忧外患的煎迫，迫切希望看到一个国 家统一、人民富强的中国。他的基本思想倾向是加强 “国权”，以对付虎视 眈眈的外国侵略者。因而，他对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不切实际地抱着莫 大的企望。在袁世凯公开恢复帝制活动之前，蔡锷对袁世凯一直是抱有很大 希望的，他基本的政治态度也是倾向于袁世凯的。 1913年3月，在新的国会召开之前，袁世凯派特务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 事长宋教仁，妄图建立独裁统治。4月，又与英、法、德、俄、日5国银行 团签定借款协议，准备发动内战。孙中山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从日本 回到国内，竭力主张武装讨袁。袁世凯得到这一情报，先发制人，派兵南下。 国民党人被迫起兵，组织讨袁军。黄兴在江苏南京被推为江苏讨袁总司令， 其后，江西、广东、上海、安徽、福建、四川等先后宣布独立。这时，蔡锷 内心矛盾重重，尽管他口头上宣称保持“中立不偏”的态度，主张“两方休 兵，凭法理解决”，但实际上却是偏向于袁世凯的。因为在他看来，袁世凯 就任临时大总统，是合理合法的，是中国统一的象征；中华民国才成立1年 多，全国统一的局面来之不易，应该加以珍惜。对袁世凯的心怀叵测、倒行 逆施、不断地挖人民用生命和鲜血铸成的共和国的根基这一切，蔡锷是不可 能一下子认识清楚的。袁世凯有一个暴露的过程，蔡锷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蔡锷仍然在思考，在探索。 1913年9月，蔡锷奉调赴京。他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绕道越南河内， 经香港和上海，于 10月4日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这时，名震全中国的蔡锷 只有31岁。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这时，袁世凯正在导演着一场强令国会“选举” 他为正式总统的丑剧。他强迫宪法会议通过 《大总统选举法》，派军警包围 国会，要挟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又 公开承认英、俄、法等13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0 月10日，袁世凯和黎元洪公然在太和殿正式就任正副总统。接着，袁世凯下 令解散国民党，撤消国会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北京城里笼罩着袁世凯独裁、 专横的妖雾。 蔡锷一到北京，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表面上对他处处表现得敬重、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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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袁世凯调蔡锷入京，使的是调虎离山计。尽管蔡锷还没有反对过他， 但为人奸诈的袁世凯仍然对蔡锷存有戒心和猜疑。他曾对人说：蔡锷有才干， 但有阴谋；我早已有所防范，所以调他来京。所以，袁世凯表面上是热情笼 络，暗地里是严加防范。袁世凯任命蔡锷为陆军部编练处副总裁，并加昭威 将军头衔，随后，又任以全国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员、 政治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等要职，这些头衔只是徒有其名，基本上没有实 权。 蔡锷对袁世凯委以的职务还是比较热心的，他尤其热心于军事教育。他 不仅与一些留日归来的年轻军官组织军事研究会，讨论和演讲各种军事问题 军事计划，还请外国军事专家讲演，图谋改进军事教育和提高军事学术水平。 蔡锷对军事学术素有研究，他还利用这段时间，修订了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 事计划》一书，作为呈献给袁世凯的国防计划的纲要。蔡锷对自己的工作总 是采取一贯的兢兢业业的态度，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但是，国内和国际的形 势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蔡锷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5月，废除了孙中山南京政府制定 的 《临时约法》而代之以其御用机构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取消了责任 内阁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辛亥革命所取得的一点点资产阶级形式上的民 主，被袁世凯统统砍掉了，剩下的只是一块“民国”的招牌。就是这块招牌， 袁世凯也觉得刺眼，非把它扔掉不可。对内独裁的同时，袁世凯对外还进行 了大量的卖国活动。为了实现其当总统、当皇帝的野心，他把国家主权和祖 国的大好河山当做礼品，奉献给他的帝国主义主子。据不完全统计，在袁世 凯当政的几年内，先后和俄、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100多个不 平等条约。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因忙于西方战事，唯恐已霸占的 胶州湾被日本等国夺去，就表示愿意把胶州湾归还中国。蔡锷认真分析了战 争形势，认为德国这样做是迫不得已，而对中国来说则是机不可失，于是多 次建议袁世凯派兵驻守胶州湾，以遏止日本军队的入侵。但袁世凯并未采纳 蔡锷的主张，结果，日本帝国主义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山东，占领德国租 借的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沿线各地。蔡锷在日本出兵之后，又向袁提出派兵到 山东与日本交战的要求，袁世凯仍然置之不理。日本对山东实行军事侵略之 后，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无理要求，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日本提出的无理条件和要求，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国的广大地区和中国政府置 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蔡锷对这个丧权辱国的 “二十 一条”感到异常痛心，他在一次参政院会议上，发表了1个多小时的演说， 竭力反对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主张要有最后作战的决心和准备。 中日双方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下，袁世凯政府终 于在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条件。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和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怒和反抗，各地群众纷 纷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具有民主爱国思想的蔡锷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对 袁世凯的幻想也被铁一般的事实所粉碎。他开始从幻想中清醒过来，走上反 对袁世凯的道路。 七、智脱虎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