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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野心勃勃，蓄谋复辟帝制。他对内搞独裁，对外卖国，寻求帝国 主义的支持，都是为达到登上皇帝的宝座这一目的服务的。有了帝国主义的 支持，袁世凯认为自己登基做皇帝的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授意参政院 参政杨度等，发起组建 “筹安会”，以学术研究为名，宣传君主制比民主制 优越的谬论，公开策划恢复帝制的活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筹安 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各省派代表进京，讨论 “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的问 题。袁世凯的复辟行动一公开，广大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 一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蔡锷对袁世凯的复辟行径是无法容忍的，他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 就匆匆赶到在天津的老师梁启超处。这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人看到 袁世凯的帝制活动越演越烈，已经一反过去拥袁的主张，公开反对袁世凯； 梁启超跑到天津，在津京各大日报发表长文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宣布 与袁世凯决裂。梁启超和蔡锷的政治态度是相互影响的，他们积极筹划反对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决定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以云南、贵州为 基地，在适当的时机发动军事讨袁。之所以选定云南和贵州为讨袁基地，是 因为这些地方原是蔡锷的势力范围，许多军官经过辛亥革命的战斗洗礼，觉 悟较高；士兵的战斗力也比较强；而且云、贵远离北京，袁世凯政府的影响 较小，鞭长莫及，难以控制。由于受到袁世凯的镇压，一些著名的国民党人 逃亡海外，留在国内的军人大多被袁世凯收买，蔡锷决定由自己担当起讨袁 的重任，以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华民国。此后，他差不多每周都要到天津与梁 启超密商。 但是，蔡锷在暗中进行反袁活动的同时，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蔡锷 和梁启超的亲密的师生情谊是人所共知的，当梁启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 反袁以后，蔡锷作为梁启超最亲密的学生，他的行动开始受到袁世凯及其爪 牙的监视。蔡锷为了蒙蔽袁世凯，故意在北京到处对人说： “我们先生是书 呆子，不识时务。”表面上与梁启超 “划清界限”。 阴险狡诈的袁世凯一面派出密探监视蔡锷的行动，一面故意寻找时机对 蔡锷进行考验。袁世凯时常借故找蔡锷问话，蔡锷只得处处小心。他有时谦 虚地表白自己年纪轻、阅历浅，不识大体，不知世故；有时又故意一问三不 知，词不达意。袁世凯对他还是不放心，认为蔡锷是故意作出大智若愚、大 巧若拙的样子。1915年 10月4日早上，蔡锷的住所突然闯入了八、九个歹 徒，他们手提手枪，翻箱倒柜，搜了一阵子，什么也没有搜到，便扬长而去。 这些袁世凯派来的特务，企图在蔡宅搜出有关蔡锷和梁启超联合反对袁世凯 的证据，但蔡锷早有准备，已经把密码本等转移到了天津，让这些特务扑了 个空。事后，蔡锷打电话质问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雷只是连声说： “误会，误会！对不起，对不起！”袁世凯对蔡锷的这一突击抄家，震动了 朝野。蔡锷尽管义愤填膺，但为了顾全大局，仍然忍气吞声。袁世凯没有搜 到什么证据，又走漏了风声，气急败坏，于是故作姿态，令警察当局捕拿歹 徒，算是对蔡锷的抚慰。 正是在这一时期，蔡锷一改以往一贯的严肃的生活作风，开始涉足京城 的一些声色犬马之地，装出无所作为的样子。蔡锷为了日后方便地逃离京城， 解除后顾之忧，借故和夫人刘氏大吵大闹，砸甩家什，闹得满城风雨，甚至 还惊动了袁世凯。由于蔡锷和夫人吵闹不休，蔡夫人借此带着母亲和孩子回 湖南去了。蔡锷家眷离开北京之后，袁世凯觉得事情不妙，更加紧了对蔡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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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戒备。袁世凯登基称帝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形势迫人，蔡锷决定尽快逃出 北京。 为了顺利地逃出北京，蔡锷煞费苦心，作了十分谨慎周密的安排。临行 之前，他先是和一班朋友彻夜打牌赌博，麻痹那些密探以躲过监视。然后， 一大清早，他就上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签到。在平常，蔡锷一般是上午 11点到办事处签到，这天，他把手表往前拨了两小时，赶到办事处。由于办 公时间还没到，值班员看到蔡锷诧异地说：“将军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蔡锷故意把自己的手表和办公室的时钟对了对，说： “我的表错了，可能是 晚上停了，既然来了，先签个到吧。”他在办公室踱来踱去，又打了个电话 给熟人，约好中午在某某地方等他一起吃饭，然后，他离开办公室，直奔火 车站，乘车逃往天津。 蔡锷到天津后，住进日本人办的共立医院，向袁世凯称病请假，同时， 加紧与孙中山、黄兴一派的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时，东京、上海、 香港、昆明等地聚集的大批革命党人几乎都派人与蔡锷进行了接触。蔡锷在 天津与梁启超商定，由梁先去广东和广西，并派人到云南通知蔡锷即将回滇 的消息，蔡锷则转道日本，秘密赴云南。 12月初的一个深夜，寒风凛冽，蔡锷改名换姓，手提简单的行李，登上 了日本商船 “山东”丸，东渡日本。行前，蔡锷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请假 赴日本医治喉疼等症。袁世凯接信后知道大事不妙，急电催促蔡锷返京，但 这时蔡锷已经东渡日本了。蔡锷到东京后，与前来迎接的革命党人张孝准等 商议，决定与石陶钧互换服装，让石携带自己的行李去箱根，假装就医；自 己则秘密赶往横滨。同时，他还准备了一些亲笔信件，请在日本的朋友隔几 日寄一封给袁世凯身边的高级官员。这些信大多是介绍蔡锷在日本的游历情 况和养病的情形。后来，当蔡锷已经回到昆明时，这些信还没有寄完呢！所 以，袁世凯后来得知蔡锷已经回到云南的消息时，大吃一惊，还不愿相信呢。 蔡锷在日本不顾旅途的劳累，处理好一些具体的事务后，改乘另一艘日 本船经上海吴淞口转赴香港，取道越南河内，一路经过许多艰难险阻，躲过 袁世凯的爪牙的追杀，终于在12月19日抵达昆明。 八、护国讨袁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导演的复辟帝制的活动达到了高潮。继组建筹安 会之后，袁的爪牙、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又组织了什么“全国请愿联合会”， 要求立即恢复帝制。在他们的鼓动和收买下，一时间，全国各地各色各样的 “请愿团”闻风而起，演出了一幕幕令人作呕的闹剧，当时甚至还成立了什 么“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纷纷上书，要袁世凯当皇帝。紧接着， 袁世凯装作尊重 “民意”的样子，授意参政院迅速征求国民的“公意”。参 政院立即炮制了 “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3天之内，全国共选出1993名代 表，进行所谓的 “国体投票”。投票结果，1993名代表全部同意把中华民国 改为 “中华帝国”，实行君主制，义由各省的“国民代表大会”写出了内容 完全相同的 “拥戴书”，恭敬地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于是，袁 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制，摇身一变，当起“中华帝国”的“皇 帝”来，接着又明令取消 “民国”，改用“洪宪”年号，完成了复辟帝制的 全过程。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恨。蔡锷等在云南首先对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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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凯发出通电，宣布进行护国起义，打响了护国讨袁的第一枪。 蔡锷之所以选定在云南发动讨袁护国的起义，与云南当时的革命形势有 着密切的关系。在蔡锷回到云南之前，云南已经在酝酿着反袁斗争。当袁世 凯复辟帝制的活动进行得正热闹的时候，滇军中的一些中下级军官如邓泰 中、董鸿勋、罗佩金等已经在策划发动讨袁。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 人也派出了密使前往云南积极活动。尽管云南地处边陲，但云南人民有着光 荣的革命传统。滇军中的军官，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袁世凯篡夺辛 亥革命的果实、背叛 “共和”，极为不满。蔡锷在云南当政3年，滇军中的 许多军官与蔡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军事实力上说，尽管滇军人数只有 袁世凯军队的十分之一，但是云南陆军素质较好，军械大部分为德国制造， 枪炮火力较强，因而曾有 “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说。云南当政的唐继尧 等，许多是前同盟会员或倾向革命的人，具有一定的民主共和思想，加之受 到梁启超和蔡锷的影响、鼓动和催促，他们反对帝制的态度越来越明朗。当 蔡锷回到昆明的时候，云南的反袁斗争已到一触即发之际。 蔡锷从北京回到昆明的消息很快就在滇军和昆明的老百姓中间传开了， 几天前的人心浮动的情形大为改善。蔡锷回来之前，昆明气氛紧张，谣言四 起，老百姓对讨袁之战存有疑虑，纷纷到银行提取存款，粮食也突然涨价。 蔡锷回来之后，与唐继尧坦诚相交，互相在反袁的思想上很快取得一致，老 百姓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米价也开始下跌。老百姓对蔡锷充满了信任，寄 予了莫大的希望。 12月21、22日，滇军上校以上军官、省级各机关长官以及其他爱国反 袁志士，在蔡锷和唐继尧的召集下在都督府举行秘密会议。会议的第二天， 有个别军官害怕袁世凯的力量，觉得以这样少的军队去讨袁是以卵击石，有 畏惧情绪。蔡锷同大家耐心地回顾了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形势，分析人心向 背，指出反对帝制的人在十之八九，袁世凯的力量只会越来越小。最后，他 慷慨激昂地说： “我们兴师讨袁，所争者为我四万万同胞的人格，而绝非个 人权力地位之私。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他相信： “反对复 辟，一定成功！”会场上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大家举手宣誓：“拥护共和， 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共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 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为了旗帜鲜明地突出讨 袁军队的护国性质，蔡锷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决定采用中华民国护国军这 一名称。 12月23日，蔡锷等以云南都督唐继尧、云南巡抚任可澄的名义致电袁 世凯，要求取消帝制，并责令袁世凯于24上午10时答复，以此拉开了反袁 斗争的序幕。同一天，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李烈钧等又照录此 电，联名电知各省。第二天，蔡锷等再次致电袁世凯立即取消帝制。12月25 日，蔡锷和唐继尧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庄严宣告云南独立，讨伐袁世凯，并 宣布蔡锷为讨袁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护国军云南都督。消息传出 之后，昆明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全市各界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游 行集会，高呼打倒袁世凯。拥护共和的口号，全城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 至此，轰轰烈烈的护国讨袁战斗打响了。 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举行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发布讨袁檄文， 历数袁世凯 “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19大罪状，昆明人民喜气洋洋， 踊跃捐款支援护国军，报名参军的青年络绎不绝，几天就达五、六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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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蔡锷亲自率领护国军主力中路军，从昆明向川南进发。护国 军有着严明的军纪和军风，要求士兵“一律严守军纪，保持秩序，勿失严整”； 不得 “乱入民家”；“购买须得公平，不得依势估压”；“官长须要身先士 卒，为部下之表率”。蔡锷素来生活简朴，行军途中，他和战士们同甘共苦， 风餐露宿，自己背着饭盒，用树枝作筷子，伙食非常简单。这样的正义之师， 这样良好的军纪，使得蔡锷的部队沿途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蔡锷因 长期为国事操劳，四处奔波，积劳成疾。尽管当时他只有34岁，但身体已经 显得十分虚弱。特别是在北方时染下的喉疾，由于在昆明策划反袁事宜，一 直没能好好诊断医治，时好时坏，有时声音微弱得说不出话来。据朱德同志 后来回忆，当朱德遵照蔡锷的计划率领士兵驱逐帝制派军官宣布起义后，赶 到蔡锷的司令部报到时，看到蔡锷 “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 眼还在闪闪发光。结核正在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很微弱，我们 必须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 出来。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我们坐下来后， 他说明了全国各地起义的计划，并说云南必须挑起重担，等待其他各省共和 派力量组织起来。”听完蔡锷的报告，朱德关切地劝蔡锷注意自己的身体， 不要再带队出征了，但是蔡锷说： “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找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他不顾自己的疾病和大家的劝告，置自己的病 痛生死于不顾，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讨国贼的征途。 尽管蔡锷拖着病痛的身躯，但他仍然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昂扬的斗 志。他在行军途中赋诗道： “蜀道崎岖也可行，人心奸险最难平。挥刀杀贼 男儿事，指日观兵白帝城。”蔡锷率讨袁大军北进，直指川黔边界，道路越 来越崎岖，寒冬腊月，气候也越来越坏。当蔡锷率中路军抵达川黔边界的雪 山关时，阴云密布，大雪纷飞。第二天一早雪停后，蔡锷立马关口，遥望一 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崇山峻岭银装素裹，不禁心潮汹涌，豪情横溢，兴 致勃勃地撰写了一副对联：“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 将军夜渡；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这 气势磅礴的长联，抒发了蔡锷非凡的胆略和宽广的胸怀。后人将这副对联刻 在雪山关两侧的石柱上，以纪念这位护国英雄。 九、泸纳战役 蔡锷挥师北上，其主攻方向是四川泸州。早在蔡锷率领大部队离开昆明 之前，护国军左翼军第一梯团在团长刘云峰的带领下，已经进入滇川交界的 新场地方，准备攻占叙州。 第一梯团到达新场时，新场及其附近的燕子坡、黄坡耳和捧印村等地已 经被北洋军伍祥帧占领，到处都有重兵把守。1月17日晨，护国军和敌军在 新场和燕子坡展开激战。护国军士气旺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势如破竹， 先后占领了燕子坡、黄坡耳等地，并继续挥师北进，所向披靡，打得敌人溃 不成军，4天后攻克了川南重镇叙州。护国军首战告捷，袁世凯气急败坏， 下令伍祥祯戴罪立功，反攻叙州。四川将军陈宦悬赏50万元，调兵四路围困 叙州。叙州人民踊跃参加战斗，自动组织义勇军配合护国军的正面进攻，他 们潜至敌后，为护国军作引导，袭击敌人的炮兵阵地。护国军奋勇冲杀，敌 人腹背受敌，一片混乱，敌军纷纷逃窜。接着护国军又先后粉碎了敌军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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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各个方向的进攻，陈宦想四路攻克叙州的计划未能得逞。后来因为蔡 锷所率的第二和第三梯团准备攻打纳溪、泸州，但兵力单薄，调刘云峰的部 队增援。留守叙州的护国军总共只有四、五百人，在敌军的夹攻下，寡不敌 众，退出叙州，北洋军冯玉祥的部队趁机进驻叙州。冯玉祥在镇压护国军的 过程中，眼见全国人民的反袁浪潮越来越高，而冯玉祥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 也有所不满，于是采取骑墙观望的态度，对袁世凯催促他进攻的命令推三阻 四，暗中与蔡锷取得联系，所以，在叙州附近，北洋军和护国军实际上处于 休战状态。 1月 26日，蔡锷率领的赵又新第二梯团和顾品珍第三梯团抵达贵州毕 节。蔡愕命董鸿勋与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联系，秘密商定刘军策应护国军 的办法。刘存厚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云南讲武学堂的教官，辛亥革命 时参加云南重九起义。与蔡锷联系密切。董鸿勋将蔡锷准备攻打泸州的消息 向他通报，以求配合、支援。董鸿勋支队于1月31日到达四川永宁，2月2 日，刘存厚在与泸州一江之隔的纳溪宣布独立，2月4日董鸿勋的队伍与刘 存厚在纳溪会师，从而拉开了决定护国战争命运的、打得极为艰苦和激烈的 泸 （州）纳（溪）之战的序幕。 在泸州方面，北洋军曹锟已经聚集了张敬尧一师、吴佩孚一旅和川军熊 祥生旅，死守泸州，总兵力约1.5万人，装备齐全，士兵的战斗力较强。而 蔡锷的中路主军人数只有3130人，刘存厚师约1500人，再加上川边义勇军 张煦支队约900人，总共仅5000余人。为了完成从泸州突破的计划，蔡锷不 得不抽调西面刘云峰的兵力前来增援助战。 2月5日，董鸿勋和刘存厚的部队合力进攻泸州对面的蓝田坝和月亮岩。 月亮岩雄峙长江，如果占据它，可以在上面布置炮兵，居高临下地俯击泸州。 2月7日，护国军攻下了月亮岩并把它和蓝田坝一起交刘存厚部的陈礼门团 驻守，阻止敌人渡江。董鸿勋不等主力部队到达，自己率两个营的兵力从下 游的泰安场渡江，攻击泸州的侧背，占领了泸州郊外的军事要地五峰顶等， 眼见泸州指日便可攻破。但是，由于驻守月亮岩的陈礼门麻痹大意，放任士 兵赌博，9日，驻泸敌军熊祥生旅一面死守泸州城，一面利用夜幕偷渡长江， 突袭月亮岩，使守军猝不及防，惊惧溃逃，陈礼门羞愤自杀。董鸿勋得知月 亮岩失守，恐自己孤军深入而遭不测，只好退回纳溪。12日，泸州的敌军倾 巢而出，渡过长江，把董鸿勋和刘存厚包围在纳溪富安街一隅，形势十分危 急。13日晚，何海清支队赶到纳溪并立即投入了战斗，蔡锷又紧急电令其他 各部支援，总参谋长罗佩金率禄国藩和朱德支队也赶赴纳溪前线，攻克泸州 的战斗演变成了保卫纳溪的战役。 战斗开始，双方的炮火都异常猛烈，昼夜不息，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朱 德这时接替了董鸿勋的第六支队长的职务，担负起对敌作战的最艰巨的任 务。他忠于职守，机智勇敢，指挥有方，与敌军在棉花坡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棉花坡是纳溪通向泸州的咽喉要地，双方争夺十分激烈，敌军在那里构筑了 坚固的防御工事，凭借险要地势，死守，战斗陷入胶着状态。棉花坡一战是 护国军泸纳之战的最重要的阶段，双方在此相峙了近1个月，战斗引起了全 国人民的关注，对全国各地的影响时间最长；护国军的英勇顽强，在阵地战 中处于不败的地位，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对全国的号召作用也最大； 敌人在此役中兵力损伤很大，元气大伤。当时，北洋军依仗枪械多弹药足， 昼夜不停地向护国军阵地倾泄炮弹，连阵地前后的松林都被击倒了大半，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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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在地上的松针达几寸厚。但护国军将士们在枪林弹雨面前没有退缩，表现 出为正义而战的大无畏精神。 蔡锷看到曹锟的军队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川，双方相峙在棉花坡，而敌军 的工事坚固，负隅顽抗，护国军处于向上仰攻的形势，胜败难分。为了击破 北洋军的进攻，蔡锷指挥全军分三路向敌军反击。2月23日，蔡锷不顾自己 身体虚弱，带病从设在永宁的总司令部奔赴纳溪，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将士 们得知蔡锷来到前线，士气大振，勇猛杀敌。蔡锷到纳溪后，与总参谋长罗 佩金日夜筹划，准备大反攻。反攻前夕，蔡锷身着士兵服到前线巡视，午后 经过朝阳观敌军阵前时，行进间被敌军发现，敌机枪猛烈扫射，弹密如雨， 蔡锷进退两难，不得不和军士一起从田埂滚入水田隐蔽，在水深及胸的水田 中躲到天黑，才爬上田埂回到指挥部。即使在这样的艰难险境，蔡锷仍然保 持着革命的豪情，他在诗中写道： “绝壁荒山二月寒，风尖如刃月如丸。军 中夜半披衣起，热血填胸睡不安。” 经过几天的修整和部署，蔡锷在2月28日命令发起总反攻，反攻的主攻 部队是何海清支队，朱德、王秉钧支队和刘存厚部作为助攻部队。反攻开始 以后，护国军冒着绵绵的细雨，在绵亘20余里的战线上，与敌军连续激战了 几天几夜，多次与敌军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朱德在回忆这场战役时说：“川 南全部化为战场，一连激战了45个日日夜夜，毫无间歇。”蔡锷也曾说：“此 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在这次战役中，叙府得而复 失，纳溪三易其手。由于战事旷日持久，部队官兵过于疲劳，而敌人的增援 部队还源源不断地到来，护国军却无援兵可供补充，军需、弹药也快要用尽。 蔡锷在前线多次呼吁请求增援，却没有得到应有响应，只好采纳罗佩金、刘 存厚等人的意见，于3月7日凌晨分左、中、右三路撤出纳溪。此次撤退， 并不是溃败而退，而是有计划的周密的行动。当队伍开始撤退时，敌军用猛 烈的炮火进行轰击，炮弹落在蔡锷的总司令部所在地周围，弹片纷飞，炮声 震耳，蔡锷却泰然自若，坚持指挥部队有条不紊地撤退，直到护国军全部撤 出纳溪，他和司令部的成员才缓缓离开。蔡锷的司令部行营撤至永宁大洲驿， 司令部就设在永宁河边的一条船上。 这次战斗历时较长，蔡锷虽然身患重病，但却始终坚持战斗，和士兵们 一起日夜寝食于风雨之中，出生入死。尽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护国军 人数有限，以劳攻逸，地势不利，但是军中士气坚定，上下一心。尽管伤亡 惨重，并没有削弱将士的斗志，士兵勇猛顽强，以一当十，所以虽然屡涉险 境，都能够绝处逢生。蔡锷退驻大洲驿后，疾病日趋加重，两个星期喉病重 得不能发音，每到夜间，喉间痒痛，随后剧烈地咳嗽。这时，敌我双方暂时 处于休战状态，蔡锷才得以利用这么一点空隙休养一下。 1916年2、3月间，正当蔡锷指挥护国军与北洋军在川南激战时，梁启 超积极策动广西起义，以减轻北洋军对四川的压力，支援蔡锷的护国战争。3 月15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在柳州行营正式通电全国，宣布广西独立，以广西 都督的名义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接着，出兵广东和 湖南，将护国战争向东扩大了。广西的独立对正在四川艰苦作战的蔡锷和护 国军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经过一段时间整顿队伍，休养兵力，蔡锷抓住广西独立的大好时机，于 3月17日下达了总反攻令。护国军从几路发动进攻，连战告捷，一举拿下了 江安、南溪等地，兵临纳溪城下，直逼北洋军张敬尧的大本营泸州。护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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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出击中乘胜追击，敌人的精锐部队遭到重创，元气大伤，不得不和护 国军停战议和。 蔡锷等人掀起的护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敲响了袁 世凯复辟帝制的丧钟。袁世凯原定的在1916年元旦的登基大典也没能如期进 行，一再拖延。眼见全国的反袁风潮越演越烈，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 冯国璋也与他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了，他们暗中和蔡锷、唐继尧等人互通情 报；帝国主义各国也在袁世凯的江山摇摇欲坠的时候改变了态度，多次对袁 世凯政府提出警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迫使袁世凯于3月22日下令撤消帝 制，废除 “洪宪”年号，这样，他做了102天的皇帝梦成了泡影。 十、逼袁退位 袁世凯出于无奈取消了帝制，但他仍然想力图保住自己的大总统的职 位。他在撤消帝制的申令中，已经以 “本大总统”的名义发号施令了， “本 大总统”这几个字是袁世凯亲自加上去的。这是他 “点睛传神”之笔。3月 25日，袁世凯以黎元洪、段祺瑞和徐世昌的名义，致电蔡锷、唐继尧和陆荣 廷等，称大家取消帝制的目的已经达到，可以停止干戈，一起进行善后工作 了，同时又命令四川将军陈宦和蔡锷谈判停战事宜。4月6日，袁世凯又向 护国军提出了6项议和条件： （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 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 （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派驻战地 的所有兵士退回原驻地点；（五）三省官兵从即日起不再和官兵交战；（六） 三省各派一个代表来京，筹商善后事宜。这显然不是什么议和条件，而是以 战胜者的姿态图谋解除护国军的武装，施以缓兵之计，以便日后卷土重来。 这种条件护国军方面当然是不会接受的，蔡锷不为窃国大盗的阴谋所动，决 心将护国战争进行到底，迫使袁世凯退出政治舞台。 针对袁世凯的6项条件，蔡锷和唐继尧等立即发出通电，拒绝承认袁世 凯的总统地位，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6条议和条件：（一）袁世凯立即退位， 可以免于一死，但必须逐出国外；（二）诛除帝制祸首杨度等13人以谢天下； （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6000万元，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的财产加以赔 偿； （四）袁氏子孙三世均应剥夺公民权；（五）按照约法，由黎元洪继任 大总统；（六）除国务员外，所有文武官员一律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 须接受护国军的指令。 不仅是护国军决心反对袁世凯继续担任总统，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也在 继续进行。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坚决主张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他再次 发表了 《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以爱国主义的精神，团结起来，共同对 敌。各省的国民党人奋起响应，全国各阶层人民亦纷纷声讨，形成了对袁世 凯的强大舆论攻势。4月6日，袁世凯的爪牙、广东将军龙济光在梁启超等 的苦劝下，为形势所迫，宣布广东独立；4月12日，浙江也宣布独立。袁世 凯企图作最后的挣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拉拢北洋势力，组 织 “战时内阁”，准备以武力打开新局面。 蔡锷清醒地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他在要求袁世凯下台的同 时，又呼吁继续作好战争的准备，不要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护国军以及反袁 独立的几省为了对抗袁世凯及其独裁政权，联合南方各省的反袁力量，积极 筹建统一的机构，以便处理军政大事。5月8日，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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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蔡锷、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起、刘显世、 岑春煊、李烈钧等为军务院抚军，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护国军军务院成立 以后，发表宣言，取消袁世凯的总统资格。军务院的成立表明了护国军袁退 位的决心，进一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反袁斗争的信心，对形势起到了积极的推 动作用。 随着全国范围内反袁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袁世凯的一些心腹和爪牙也 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改变对袁世凯的态度。5月9日，陕南镇守使陈树 藩宣布 “独立”，驱逐了陕西将军陆建章，自任陕西都督；5月22日，四川 将军陈宦慑于军民的要求，不得不宣布四川 “独立”，同时“与袁氏个人断 绝关系”。5月29日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宣布湖南“独立”。袁世凯的日子越 来越不好过了，在一片众叛亲离声中，垂头丧气，从此一病不起。6月6日， 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终于一命呜呼了。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卖国求荣， 企图复辟帝制，最后落得个历史罪人的下场，为世人所不齿。蔡锷等发动的 护国战争，维护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维护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在反对复辟封建帝制方面，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 的支持。蔡锷作为护国军的主要领导人，在发动和指挥战争的过程中坚决果 断，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带病坚持在前线战斗，其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尽管 护国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它却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 民地社会的性质。战争虽然打垮了袁世凯，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北洋军阀的 反动统治。 十一、魂归故里 袁世凯死后，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黎元洪继位当上了大总统，以段 祺瑞为国务卿组织新内阁。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军阀各据一方，拥兵自重。 蔡锷早就敏锐地预见到，袁世凯死后 “争权夺利者，必蜂拥而出”，所以， 他于1916年6月9日致电北京政府各省都督，呼吁他们搁置成见，“收束兵 事，保故治安，维持财政”。声明自己俟 （Sì）局势稍一稳定，将“抽身引退， 或避居山林，或游海外”， “终身为一太平百姓”，表现了他洁身自好、正 直高尚的气节。这种不为个人谋权夺利的精神，令人钦佩。梁启超认为这是 蔡锷 “所以与今之军人异者”。 唐继尧与蔡锷的态度截然不同，在护国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之后，他却 仍借护国之名，大肆扩军，并加紧了派兵出省的部署。显然，唐继尧打算利 用护国战争胜利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地盘，实现占领四川的野心。蔡锷对唐 继尧的目的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在6月下旬接受四川陈宦的求援，派兵赴成 都帮助消灭袁世凯在四川的余孽周骏部，接着致电梁启超，要求按照军务院 第十条宣言，撤消护国军军务院，力图遏制唐继尧的军事图谋。 为了缓和南北矛盾，段祺瑞政府于6月24日发布命令，委任蔡锷为益武 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其实，段祺瑞欲以高官显爵笼络蔡锷，实在完全看错 了这位为国为民，视爵禄为敝屣的护国将军。战争结束之后，蔡锷的喉病日 益加剧，亟需静养。他常常驾舟沿着永宁河缓缓而行，川南的大好景色使他 胸怀激荡，写下了著名的 《护国岩铭》： 护国之要，惟铁与血。精诚所至，金石为裂。 嗟彼袁逆，炎隆耀赫。曾几何时，光沉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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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厌凶残，人诛秽德。叙泸之役，鬼泣神号。 出奇制胜，士勇兵骁。鏖战匝月，逆锋大挠。 河山永定，凯歌声高。勒铭危石，以励同胞。 后来，蔡锷命人将此铭刻于永宁河畔的一块巨石上，作为对护国军的纪 念，以激励后人。 7月6日，北京政府又委任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成都人民听到这个 消息，急切地恳求蔡锷西上成都。此时，蔡锷正在泸州治病，由于从重庆赶 来的德国医生误诊和用药不当，蔡锷的病情陡然加重，不但声音嘶哑、喉部 剧痛，而且又开始不规则地发烧，身体越来越虚弱。7月29日，蔡锷乘轿从 泸州抵达成都，数万老百姓到40里外的地方夹道欢迎，都想一睹这位护国英 雄的风采。全城悬挂国旗，场面十分壮观。蔡锷目睹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声音却一点也发不出来。 四川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地势险要。 但由于连年战事不断，元气大伤，已经变得满目疮痍，百姓穷困。蔡锷到成 都后，很希望能够迅速处理好善后问题，有所作为，然后再请假养病。蔡锷 在成都的10天里，大刀阔斧，整顿了在四川的军队，统一财政收支，制订军 队、官吏奖惩条例等。他曾经设想在两三年内，以雷霆万钧之力，根除积弊， 推行便民养民政策，振兴四川的经济和实力。但是，他的身体却不允许这样， 他的病情在成都经过检查之后，确诊为喉头结核，而四川没有良好的医疗设 备和药品，四川的气候也不利于治疗。如不尽早离川医治，病情会越来越恶 化。 由于病情已经恶化到无法再进行工作，蔡锷只好请求北京政府准予辞职 治病，在到成都10天后，蔡锷终于不得不离开成都。在蔡锷离去的那一天， 成都人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涌向街头，有人甚至烧着香、拦着路不让他离 开。蔡锷被成都人民的深情厚意深深地感动了，他热泪盈眶，心中有千言万 语，却只能请人代为致答谢词。他当时撰写的 《告别蜀中父老文》，情词真 切，动人心弦，为四川人民传诵一时，读者无不感泣。 蔡锷离开成都，在朱德家中休息了几天，然后从泸州改乘轮船，沿长江 而下，于8月28日到达上海，与梁启超见面。这时蔡锷病情已经很严重，住 在医院，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了。黄兴获悉蔡锷到上海的消息，立即派儿 子黄一鸥代表他前往迎接。9月9日，蔡锷东渡日本，住进福冈大学医院治 疗。 10月31日，黄兴突然病逝于上海，蔡锷得知这一消息，悲痛欲绝，哀 悼终日，拖着病情日益加重的身子，含着泪亲自写下了一副挽联： “以勇健 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 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这副挽联，竟成了蔡锷绝笔。 1916年11月8日上午4时，年仅34岁的蔡锷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 不幸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这位咤叱一时的年轻将军临终前，想到的不 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而是挂念着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安危，他感慨地对身 边的人说： “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 国家做更大的贡献，自觉死有余憾。”又口授随行人员写下了四点遗嘱并致 电全国： （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同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现 在各派意见多乖，竞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此次在川阵 亡及出力人员，垦饬 （ch@）罗佩金、戴戡，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四） 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
蔡锷逝世的噩耗传到国内，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悲痛和哀悼。北京政府慑 于舆论的压力，立即派驻日公使章宗祥前往治丧，决定追赠蔡锷为上将军， 并举行国葬典礼。北京政府发出蔡锷的讣告后，北京设立了灵堂，前来吊唁 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梁启超闻噩耗后，心情十分悲痛，在上海与旅沪人士 举行公祭，手撰祭文伤情至极。
1917年4月12日，蔡锷的国葬典礼在蔡锷的故乡湖南长沙举行，会场 上充满了庄严、肃穆的气氛，许多知名人士送去了挽联，其中孙中山先生的 挽联写道： “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他以班超、马援这两个 历史上智勇双全的名将作比喻对蔡锷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赞颂。
蔡锷的遗体葬于长沙岳麓山万寿寺之后山，北京政府随后又定 12月25 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蔡锷所走过的光辉而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 贵财富，他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凭吊和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