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作者：李洪岩【完结】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1940年3月3日，香港九龙。一位73岁的老人突然摔倒在家中，鲜血 从口中吐出。家人惊慌异常；急忙请来医生诊治。
老人躺在病床上，神情安详，脉搏正常，仿佛是睡着了。周围的人默默 祈祷，祝愿老人能够起死回生，尽快康复。国家、民族正需要他呀！
但是，第二天午后，老人的病势突然转危，排血不止，精神骤衰，神志 开始模糊。一直持续到5日上午9时45分，有几位自愿给老人输血的志愿人 员刚刚赶到，老人已经溘然长逝了。
一代宗师，就这样在那个新旧交替、风起云涌、跌荡起伏的岁月与世界 中，走完了他丰富曲折、不断追求的光明人生之路，带着他富国强兵的理想， 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的满腔仇恨，离开了人世。 他就是被后人赞誉为垂范士林、楷模后世、以通人而兼学人的中国近现 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爱国主义者、文化知识界的革命先驱 蔡元培。
蔡元培生活在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 命、五四运动，直到抗日战争中期。他的生命历程横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 穿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充满了丰富复杂的传奇色彩。他所 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充满内忧外患、横遭外国侵略者蹂躏的悲愤时代，也 是中华民族前仆后继、勇猛斗争的英雄时代。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古老的 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治舞台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在这样一 个变化多端的年代里，蔡元培积极投身于时代洪流，在惊涛骇浪的历史大河 中，在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的多次较量中，上下求索，不断实践，走过 了光辉灿烂的人生之路。
一、刻苦学习、富有爱心的早年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我国东南部的历史名城浙江绍兴。 在历史上，绍兴是浙江东北部的文化中心，曾经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文学 家、美术家、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家。蔡元培就是他们当中承前启后的一 位。绍兴又是出产酒的地方，所以蔡元培从小就能喝酒。 蔡元培的乳名原本叫阿培，进私塾读书后取名元培，字鹤卿，又改字仲 申，别名鹤庼 （qing）。后来，他自号为民友，意思是老百姓的朋友。再后 来，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怎么能叫 “民友”呢？于是就改 号为孑民，意思是 “遗留下来的老百姓”。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 中的 《云汉》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讲周朝剩余的老百姓，没有一 个存留。蔡元培自号为孑民，是说人民杀不绝、除不尽，含有反对清王朝专 制统治的意思。蔡元培出名后，人们都很尊重他，就叫他孑民先生。 蔡元培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商人。10岁的时候；蔡元培的父亲病死了，家 境也因此衰落下来。蔡家的亲戚朋友凑在一起商量，打算集一笔钱资助他家。 但是，蔡元培的母亲非常刚强，就是不肯要，宁愿典押衣物，克勤克俭，也 不依赖他人生活。母亲认为，这样做不只是给亲戚们减少了负担，而且还能 培养孩子自强自立的精神与生活能力。就这样，少年时代的蔡元培，在母亲 含辛茹苦的培养下，艰难度日。后来，蔡元培曾经说过，他自己宽厚待人的 性格来自父亲，不拿人家东西、不随便讲人家坏话的美德则得力于母亲的垂 教。
从5岁时起，蔡元培就进入家塾读书了。他所接受的启蒙课本，全是《百 家姓》、 《千字文》、《神童诗》等儿童读物。接着，开始读“四书”（《大 学》、 《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 《周易》、《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学习写作八股文。他读书特 别用功，但家里穷，点不起油灯，只好借着炉灶中的火光照明。有一次，他 在楼上念书，房子起了火，家里人急忙叫他下楼，可他一心一意读书，竟然 听不到呼喊。他这种刻苦学习的劲头，经常受到老师表扬，也受到同学们钦 佩。 十几岁时，蔡元培在叔父指导下阅读了不少古代的史书和其他名著，例 如司马迁的 《史记》，班固的《汉书》，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清代 章学诚的 《文史通义》、俞正燮的《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朱骏声的 《说文通训定声》等，他读得非常熟。通过这些书，他不但得到好多知识， 而且思想也受到影响。特别是传统的孝道，对他影响特别深刻。有一次，母 亲病倒了，他每天都在母亲身边侍奉，煎药喂饭，非常认真。而且，他听说 人身上的肉能延年益寿，就毫不犹豫地从自己手臂上刮下一块肉，和在汤药 中，给母亲服用。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可取的，但在当时人们的 心目中，却是孝敬父母的最高表现，因而深受左邻右舍的赞赏。 母亲去世后，他悲痛欲绝，号啕大哭。为表达对母亲的哀思，他不顾家 人劝阻，坚持尽完孝道，睡草席，枕土块，以寄托悲哀。他的兄弟看到这种 情形，便把床设在灵堂，陪他一同守灵。不久，哥哥张罗着要给他娶媳妇， 他一边哭，一边恳求哥哥取消婚事。理由是，在母亲死后没有尽完孝道的时 候，他决不能结婚。同时，他用更加刻苦的读书学习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在学习上，他本来天份就很高，加之勤奋，有上进心，所以，进步非常快。 他写古文总喜欢用些通假字和奇特的句子，普通人都读不懂，可老先生们却 很欣赏。 通过上面说的事情，可以看出，蔡元培自小就有孝敬父母的深深爱心。 这种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国家，就变成对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并成 为读书上进、长本领报效国家的动力。蔡元培认为，一个爱国家的人，在家 里必然爱自己的父母。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知道爱的人，怎么会爱自己的祖 国呢？但是，蔡元培虽然主张孝敬父母，却不主张忠君。我们今天虽然不赞 成蔡元培割肉和药那种孝敬父母的不科学的做法，但他孝敬父母、努力学习 上进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本来，父母亲让他读书，是希望他“学而优则仕”。读好书，取得功名， 好当官。这是封建时代家长们让孩子念书的普通心态，蔡元培的父母也不例 外。而蔡元培的青少年时期，也的确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在科举致仕的阶 梯上艰难攀登。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蔡元培的运气似乎特别好，在原本很 艰险的科举道路上步步登高，一帆风顺。1883年，16岁，考中秀才；1889 年，22岁，考中举人；1892年，25岁，考中进士，被点为清政府最高学府 翰林院的庶吉士 （一种文职官员的名称）；1894年，27岁，又提升为翰林院 的编修。连中三元，可谓少年得志，科场生涯圆满完成。至此，父母对他的 期望完全实现了。 据说，蔡元培考进士的文章广征博引，有些字句连主考官都不懂。所以， 科举致仕后，蔡元培的学识立即受到大名鼎鼎的户部尚书、学问家翁同和赏 识，赞誉他是“年少通经，文极古藻”的“俊才”。这时，不足30岁的蔡元
培已经是 “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名人士大夫了，更诱人的政治前景 在向他频频招手呢！如果蔡元培迷恋荣华富贵，满足现状，或者沿着这条路 继续走下去，完全有可能青云直上，跻 （jī）身于达官显宦之列。但是，那 样的话，他就会被时代的风潮所荡涤，所抛弃，最终成为清王朝的殉葬品。 时代风潮，汹涌澎湃，何去何从，亟须把握。在中国历史的转型关头，蔡元 培也面临着决定他今后生命轨迹的关键选择。 事实是，蔡元培选择了一条跟随时代不断前进、不断进取的光明大道， 成为封建统治阵营里反戈一击的 “叛臣逆子”，成为为新时代呐喊开道的先 进人物。
二、 “翰林革命”的日子
1894年，农历甲午年，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发生了中 日甲午战争。古老的东方泱泱大国，竟败在东邻小邦日本手下。接踵而来的 《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更使举国为之震惊。同正直的中国人 一样，蔡元培也震惊了。他悲愤交加，心如刀割，转而激昂奋起，与其他忧 国爱土之士一齐，联名上书清政府，反对议和，力主抵抗。他感到， 《马关 条约》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聚铁铸错，一至于此， 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中国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字，深深刺痛了 这位爱国学子之心。两年后，德国人又占领了胶州湾。他感到，要想挽救国 家，已经不能依靠那个给予他功名然而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必须向西方先 进国家学习救国救民的道理。于是，他开始从故纸堆中走出来，从熟读勤写、 孜孜研求的经史子集古典著作中走出来，转而以极大的热情，去阅读西方的 新式书籍。这种阅读，几乎是没有选择的。举凡史地政教，声光化电；自然 人文，数学物理，无不恣意披阅，以满足自己救国救民、寻求知识的强烈欲 望。一些先进的中国启蒙人物，如郑观应、马建忠、梁启超的著作，不但阅 读，还特别给以评注。他还自修日文，在翰林院内钻研那些被封建顽固派骂 为 “奇技淫巧”、“左道旁门”的西方科学知识。此情此景，正像他北京寓 所书房中悬挂的十个大字所说： “都无做官意，惟有读书声。” 几年后，蔡元培已经具有相当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到 1898年（农历戊戌 年）前后，改革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波及全国的戊戌维新运动， 思想已经发生变化的蔡元培深表赞同。本来，他与大才子梁启超具有己丑 （1889年）同年的关系，对豪气纵横、敢于“冲决一切网罗”的谭嗣同更是 格外佩服。但那时梁启超与谭嗣同在社会上知名度很高，他不愿让人家说自 己“攀龙附凤”，便没有前去结交。但是，在思想感情上，他与维新党人却 是相通的。所以，当 “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的噩耗传来，他再也没有心 思在北京当官了，断然于同年秋天离开北京南归。这种举动，使同乡人怀疑 他是康梁同党，他也丝毫不作辩解。 回到家乡，恰好绍兴成立了一所中西学堂，他便被推荐为这所学堂的监 督 （校长）。当时，他身材短小，文质彬彬，儒雅风流，时常与朋友喝酒聊 天，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他觉得，康梁变法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预 先培养革新人才，致使以少数人夺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归于失败。所 以，他接受监督这一职务，就是想利用学校储备革新人才，以满足国家的需 要。
本来，学校里只有英、法两门外语课，他上任后，又新增加了一门日语， 并且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提倡民权、女权，讲授进化论。这样一来， 便把学校中的旧派保守人物惹怒了。特别不能让旧派人物容忍的是，1900年 6月，他的夫人不幸病逝，人们都很关心这位年轻翰林的婚事，帮忙介绍对 象的人踏破门槛。而他居然公开征婚，并提出五项非常 “苛刻”的原则：第 一，女子必须不缠足；第二，必须识字；第三，男人不许纳妾；第四，丈夫 死后，女人可以改嫁；第五，夫妇如果感情不相合，可以离婚。这在当时那 个封建时代，简直就是吓人。结果，给他介绍对象的媒人纷纷沮丧而去。经 过一年选择，他终于得到了意中人。结婚那天，蔡元培还变革婚礼习俗，不 搞闹房，只请一般好朋友来家演讲男女平权、男女平等。有一位客人当场说： 假如你的夫人比你学问高，那你就应该把夫人当做老师，以对待老师的礼节 对待夫人。蔡元培笑着回答：学问总是有大有小，但从人格上看，却无所谓 大小，而是平等的。 由于类似的举动，所以旧派人物恨他，便去告状；他的顶头上司拿皇帝 “正人心”的“上谕”来压他，让他恭敬书写下来，挂在家中的大堂里，每 天反省。他不服，一气之下，干脆辞职不再干什么 “监督”了，任期只有一 年左右。 通过上面的事情，可以看出来，蔡元培已经变了一个人。他已经不是先 前那个一心一意在科举道路上攀登的蔡元培了，而是转变成为开时代风气的 先进人物了。这种变化，主要得益于时代的激荡，同时，也与蔡元培卓尔不 群的胆识相关。在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统治人们思想的旧时代、旧环境下， 蔡元培敢于提倡男女平权，并且能够以身作则，需要有非凡的胆识，这是值 得人们赞誉的。 辞职后，蔡元培在1901年秋又得到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的职务。所谓南 洋公学，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896年由大官僚盛宣怀开办于上海的徐 家汇。这所学校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科技人才，所以在教育史上非常有 名。蔡元培上任后，便教学生阅读翻译日文书，尽一切机会培养学生的爱国 心。例如，他尽给学生出这样的作文题目： “试列举春秋战国时爱国事实而 加以评论”、 “论刑逼招供之非理”、“论监禁与流放两刑用意之异同”等 等，通过学生的作文，让学生们了解，中国人一向具有爱国的好传统，应该 尊重人民的权利。他还通过给学生日记与作文写评语的方式，向学生们灌输 民权思想。每天早晨5点来钟，他必起床，步行十几里，到马相伯先生那里 学习拉丁文。有时去得太早，马老先生便要他8点以后再来，他便按时再来。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如邵力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 都是蔡元培这时期教过的学生。 第二年4月，蔡元培又与叶浩吾、蒋观云等近代有名的人物一起，在上 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爱国学社，并被推举为会长、总理。 教育会 “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革命团体 之一，发展会员达到100多人，蔡元培的革命活动也由此开始。但是，没有 钱办不成事。为筹措经费，他前往南京筹款。当他来到码头，正准备上船时， 忽然得知：大儿子在家中病死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作为父亲的蔡元培 心如刀割。然而，他没有回家，义无反顾地毅然登船，向着古城南京驶去。3 天后，借得6千元而归。 有了钱，蔡元培与师生们便轰轰烈烈地干开了。他们开办了科学仪器馆、
镜今书局、 《中国白话报》、军事讲习会、同川学堂、女子俱乐部等，还在 常熟办了小学。对南洋公学退学的同学，便在爱国学社重新开课。但是，他 们不是不问世事的书呆子，而是积极参加政治，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紧 连在一起。他们参加拒法运动、拒俄运动，大唱 《爱国歌》，举行演讲会， 进行军事训练。蔡元培剪掉辫子，脱掉长袍，换上操练衣，与学生们一起进 行军训。他们还把 《苏报》变成机关报，发表文章，宏扬爱国主义精神。同 时，与人合作出版 《俄事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号召革命。蔡 元培在上面发表政治小说 《新年梦》，痛骂清朝统治者“厚脸皮”，是“糊 涂东西”，提出要推翻封建专制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收复被侵占的国 土，造就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在革命活动中，蔡元培总是吃苦在前，勤勤恳恳，不怕艰难。办 《警钟 日报》的时候，他不仅早已剪掉辫子，而且也不再穿旧式的长袍马褂，而是 改穿新式的德国装 （即中山装），外套一件蓝色棉大衣。天气非常寒冷，编 辑室既大又空，没有火炉。他右手冻疮溃裂，肿得像个大馒头，只好在右手 上套一个半截露指的手套，左手放在大衣口袋，一边发抖，一边写作。每天 晚上，他必须赶写两篇论文，一篇文言的，一篇白话的。而且，编辑所的伙 食、印刷、开支、发行等繁琐事情，他都要管。到过年的时候，所里一分钱 没有，蔡元培只好向人借了一串珠子，让同事拿到典当铺子去抵押，结果典 当铺的老板说那珠子是假的，只能当一元钱，因此年也就只好不过了。但最 让蔡元培着急的还是报纸的销路。为扩大销路，他让一位同乡的工人背一面 旗子，上面写着爱国标语，或画上爱国漫画，手里敲着一面小锣，带着报纸 到街上叫卖，每天居然能够多卖出一二百份，蔡元培非常高兴，用绍兴话夸 奖这位工人说： “真弗错气”（真不简单的意思）。但没有多久，就有人来 干涉，不能再继续叫卖了。 特别令人钦佩的是，蔡元培还参加了谋杀清朝官吏的暗杀团，租房子， 造炸弹，饮鸡血，发誓言，搞暗杀。本来，暗杀并不是进行革命的正当手段， 不宜提倡。但是，它表现了蔡元培当时大无畏的好汉精神。为制造暗杀工具， 他找来懂化学的朋友，还弄来一只猫进行试验。开始，他们造出一种液体毒 药，给猫服下，只几滴便毒死。但蔡元培觉得，液体毒药使用起来不方便， 也容易被人发现，必须改进为固体的毒药粉末。于是，他向日本邮购了一批 药物学、生药学、法医学方面的书，从头进行研究。随后，就进入对炸药的 研制与试验。制造炸药的工作庄严而神秘。在秘密工厂，供奉着中华民族祖 先黄帝的牌位，志士们写好誓言，书于纸上，人手一纸，签上自己的名字， 神情严肃。有人宰掉一只鸡，将鸡血洒在纸上，又滴在酒碗中，人们跪下宣 誓，尔后将鸡血酒一饮而下。仪式过后，人们将宣誓纸条揣入怀中，制造炸 药的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清政府非常害怕，两次开列逮捕名单，蔡元培的名字都排在第一位。但 由于爱国学社设在租界里，租界当局尽管连续六次传讯蔡元培，他每次也都 留下住处地址，清政府想抓他的目的还是没有达到。 1903年夏，清政府逮捕章太炎和邹容，查封 《苏报》，制造了轰动一时 的 “《苏报》案”。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每月都到监狱去探望邹容和章太 炎。邹容在监狱病死以后，蔡元培又积极参加办理丧事，举行追悼大会，并 在墓地建立邹容纪念塔。他还迎接章太炎出狱，并送章先生上船去日本。 那时，有个叫沈荩的爱国志士，在北京得到消息，清政府同沙俄相勾结，
准备让沙俄独占中国的东三省，当即在日本报纸上发表文章，将这一阴谋披 露出来。留学生们听说此事，立刻组织了拒俄义勇队，上海的爱国学社也召 开拒俄大会。清朝廷又害怕又恼怒，便把沈荩逮捕，用竹鞭子抽打，达4个 小时之久。沈荩全身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但并没有被打死。最后，刽子手 用绳索勒沈荩的脖子，才把他勒死。消息传出，上海的革命志士异常悲愤， 在愚园举行追悼会，蔡元培当众演说，痛骂清朝廷政治暴虐，蔑视人权，听 众全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1904年 11月，暗杀团在上海扩大改组为反清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 会，他被推举为会长。入会仪式上，蔡元培佩带金牌徽章，中间用篆文刻一 个 “复”字，举手宣誓：“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光复会成立后，继续从事暗杀和暴动，成为清末最著名的革命团体之一，为 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 日本东京成立，蔡元培经何海樵介绍，在上海加入这一革命组织，并被孙中 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此后，蔡元培便在上海设立了同盟会的秘密 机关，为辛亥革命建立了坚固基础。 在革命洪流中，蔡元培日益成熟，留下一串串传奇式的英雄故事。他不 但对清王朝再不抱任何幻想，而且极力要推翻这个封建王朝。他所从事的各 种社会活动，都是从反封建的革命需要出发的，与当时整个革命的发展形势 相一致，成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自己 曾经回忆说：“自组织爱国学社，我已离开公学为学社教员。那时候同任教 员吴稚晖、章太炎诸君，都喜言革命，并在张园开演说会，凡是来会演说的 人，都是讲排满革命的。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 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热烈环境的影响，遂以公言革命无所忌。” 又说： “自36岁 （1902年）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自有 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 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正 因为他的这种革命气概，人们称赞他，佩服他，说他是 “翰林革命”。
三、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首届教育 总长 （即部长）。当了大官，许多身穿笔挺礼服的人纷纷前来拜访、道贺。 正当这些人准备进门时，只见蔡元培身穿短袄，双手沾满肥皂泡沫，一边擦 抹，一边急步迎出来，连说： “没关系，有劳诸位了，请里边坐。我闲着没 事，就旧事重做，随便洗洗衣服。”来宾都觉得不好意思，窘状满面，蔡元 培却满不在乎。 教育部刚刚成立的时候，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而且加上蔡元培，统共 才有3个人。为找寻办公地点，蔡元培穿大街，过小巷，最后总算找到了三 间房子。接收下来的档案材料，也都是他亲自雇车运到教育部的。甚至教育 部的大印，都是他亲自跑到孙中山的大总统府领回来的。后来，教育部由南 京迁到北京铁匠胡同，人员扩大，加上具体办事人员在内，也只有30多人。 而其他各部，有的达100多人。部里每月全部开支只有千元，从总长到文书， 不分等级，大伙拿一样多的薪水，每人每月30元。但是，从每天上午9时到 下午4时半，大家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分工办事，工作效率非常高。在这些
工作人员中，就有著名文学家、也是蔡元培同乡的鲁迅，主管科学、美术馆、 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方面的工作。鲁迅与蔡元培之间的深厚 友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此外，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著名人士 蒋维乔、许寿棠、王云五等，都是蔡元培亲自请来的干练之才。 蔡元培本人工作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没有丝毫懈怠。以后中华民 国历届政府所颁行的各种学制、课程设置、管理规程等法案，大都是这一时 期草就的。这种快捷的办事效率，与清末学部机构重叠、冗员众多、办事拖 沓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位主管中央教育部门的最高 官员，像蔡元培那样，在那么短的时间里 （前后只有半年）办了那么多有益 于中国教育事业进步的大事。蔡元培既雷厉风行又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革 命精神，为全面推行新式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在以后的长期教育实践 中，不断加以补充、改进、完善，因而建立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 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蔡元培本来就非常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现在做了中国教育界的最高官 员，觉得自己更应该为全国的老师、学生做表率，于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就 更加严格了。在蔡元培的书房中，挂着一幅他本人的画像，上面写着： “其 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书桌旁还摆放着他书写的 六字条幅： “学不厌，教不倦。”这可以说正是他的人格写照。在实际生活 中，他不乘轿子，不坐人力车，同朋友们组织“进德会”，主动以道德修养 相约束，几乎没有一天不读书、不写作，周围的人对他都非常佩服。特别是 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一成立便列出各种道德规范，供参加者参考选择， 从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这些规范包括：不赌博， 不受贿，不送礼，不迷信，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污物，不骂人，不喧闹，不 粗暴，不早婚，不歧视妇女，不多生小孩，不轻视普通人，等等。当时有人 在报纸上评价蔡元培等人的举动说： “此举似微，然于个人之精神、社会之 风气，关系甚大，果能鼓吹实行，可一扫从前政界之恶习。” 在这一时期，蔡元培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就任教育总长之后， 他发表了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为新式教育方针的制订奠定了基础。尔后， 他又发起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进一部充实自己的教育思想。蔡元培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采撷西方文明的优点，融合哲学、科学、美学于一体， 从而使他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与科学价值，迥然不同于封建时代 的旧思想。他主张废除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认为 “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 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并且停止祀孔，废除读经，代之以军国民主义和实 利主义相结合、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支柱的新式教育。为此，他还提出，必须 使公民具备一种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这种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又 建立在美感教育的基础上。什么是美感呢？美感是美丽与尊严的统一，是从 现象世界步入实体世界的桥梁，是使人的精神升华的动力。他举例说，人们 看到真正的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就会感到害怕，而在图画中看到此情此景， 反而觉得美。美感教育就是要提高人的审美能力，使人们摆脱杂念，进入纯 洁、高尚的境界。后来，蔡元培又进一步提出，要德、智、体、美四育并重， 全面发展。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受到守旧势力的强烈批评。有人写文章，说他不祭祀 孔子的主张是 “祸我国民”，是想把数千年流传的道德学术伦理“拉杂而摧 烧之”。但后人却给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以极高评价，认为它是中国教
育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章，特别是他的美育思想，发聋振聩，是对封建迷信 与宗教教育的有力一击。
四、留学与领导勤工俭学运动
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之前，曾经受人资助，于 1907年，当中国在欧洲的 留学生还寥若晨星的时候，就以一位 “名翰林”的身份，随同中国驻德公使 孙宝琦一道，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去德国自费留学。 到德国后，他先在柏林住了一年，学习德语，并且编书、给人做家庭教 师，换钱 口。第二年秋天，进入著名的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文学、文 明史和人类学。不过，他下工夫更多的，还是实验心理学和美学。他曾经到 实验心理学研究所，在老师指导下试验人体各种官能的感觉迟速程度。这对 一个来自东方封建国家的年轻学子来说，是要有相当胆识的。他还到世界文 明史研究所专门研究比较文明史，并在课余时间请老师到寓所来讲授德国文 学。4年里，他编著了5册 《中学修身教科书》、1册 《中国伦理学史》，还 翻译出一部 《伦理学原理》。《伦理学原理》曾经对青年毛泽东发生过很大 影响。毛泽东在这本书上写了一万多字的批语，还写了读书心得 《心之力》， 受到老师杨昌济先生高度赞赏。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时， 曾经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唯物论的说 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 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 在莱比锡，他听一位朋友说吃肉很有害处，又在阅读俄国大作家托尔斯 泰的作品时，见其中描写打猎的情形非常残酷，于是决定不再吃肉，只吃蔬 菜。他还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蔬食有三大好处：卫生、戒杀、节用。他本人 所以不吃肉，则主要是出于 “戒杀”的缘故。在生活上，他从来就没有任何 多余的欲望。 1912年7月，蔡元培为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觉得当官可耻，便约宋 教仁等几位同盟会员一同退出内阁，他本人因而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辞职 那天，他和宋教仁等人来到总统府，袁世凯一方面假装好人，一方面想继续 利用他，便说： “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回答：“元培也对于 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意思是说，他的辞职是为了对得起全国的老百姓。 这时，他听说有一个留学生的空缺名额，出于不断充实自己的考虑，便写信 请求教育部把这个名额留给他。教育部的人非常为难，觉得蔡元培是前任教 育总长，怎么好去做留学生呢？可蔡元培又非常穷，如果不给予资助，他本 人根本就去不起。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为蔡元培筹集到一些钱，对外 只说是让他到欧洲去游览，实际上依然是留学。窃国大盗袁世凯占据着大总 统的宝座，也正有意把蔡元培赶到国外，免得他在国内 “捣乱”。因此，蔡 元培便在这年秋冬，以46岁的年龄，第二次来到德国东部名城莱比锡，仍在 大学听讲，并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讨学问。转年3月，袁世凯派人在上海 刺杀了革命党人宋教仁，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孙中山决心与袁世凯决裂， 便召蔡元培回国一同斗争。6月，他一回到祖国，就发表文章大骂袁世凯恣 行暗杀、蹂躏人权、祸国殃民，鼓动群起讨袁。还为国学大师、他的老朋友 章太炎先生与汤国梨女士充当了证婚人。但他的主要活动，是参加了孙中山、 黄兴等人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 “第二次革命”。不久，“第二次革命”遭到 失败。蔡元培决定带着家属去法国。 1913年 10月，蔡元培来到法国，一住就是3年。这是他第三次到欧洲 研究学术，主要学习法语，进行写作和翻译。为筹措出国费用，他与商务印 书馆定有协议，到达欧洲后，必须每日以半天时间为商务编写书籍，商务则 每月给他200元钱作为稿费。但是，尽管他认为自己的性格最适合搞学问， 却没有完全关在书斋里，而是与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人一起，发起一 项重要活动——留法勤工俭学，从而揭开近代中国留学史上别具风采的一 章，他本人也以崇高的声望和教育家的务实精神，众望所归地成为旅法学界 的一面旗帜。 就当时而言，不留学，就不能真正学习并体会到西方的先进知识；要留 学，费用又太高。勤工俭学是克服这个矛盾的有效办法。 “勤于工作，俭以 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知”就是所说的勤工俭学及其宗旨。蔡元培同吴玉章 等朋友一起，为留学生做了许许多多好事。 初到法国，蔡元培对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的状况进行了考察，并经常 为同学们作学术演讲。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焰燃及法国，同学 们的国内汇款难以寄达，许多学校被迫关闭，学生们纷纷要求回国。为劝说 同学留下，蔡元培与李石曾等人组织了 “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蔡元培亲 自撰写该会的通告，劝导学生完成学业，并帮助同学们进入没有战火的法国 西南部，找寻学校，筹措学费，总算平复了这次危机。 战争使法国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因此，有许多中国工人被招到法国工作， 称作 “华工”。华工大多文化水平低，加上来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所以 往往受法国人欺负，而且明明被欺负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讲理、如何去讲 理。为维护同胞的利益，也为了中国人的尊严，蔡元培又担负起对华工的教 育工作。1916年6月，他与吴玉章及法国朋友等人一起，发起组织留法运动 的权威组织 “华法教育会”，并担任中方会长。在这个组织的领导协调下， 蔡元培给华工争回一些权利。例如，干一样的活儿，中国人拿钱少，法国人 却拿钱多。蔡元培与大家经过努力，华工与法国工人实行了同工同酬。蔡元 培还创办并主编了 《旅欧杂志》，建立了华工学校，为在法国工作的中国工 人编写教材，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大大推动了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华工学 校里开设法文、中文、算术、图画、工艺、卫生、修身等课程，蔡元培亲自 讲授德育和智育课。通过学习，工人们增长了知识，提高了素质，许多人回 国后成为有文化有见识的优秀技术工人，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其后，蔡 元培虽然回国，但对勤工俭学的领导组织工作并没有停止，而是更加大规模 地开展起来。留学工作的组织机构也随着他与李石曾的回国而转回国内。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伟大的贡献，是为中国工人阶级造就了一批坚定的 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培养出一大批新中国的杰出领导人。比如， 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吴玉章、向警予、蔡和森、赵世炎、陈延 年、王若飞、李富春、蔡畅等人，都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重大贡献，也都 是留法的。革命老人吴玉章曾经饱含深情地说： “这也应归功于孑民先生倡 导勤工俭学之力！” 没有人能说清蔡元培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做了多少事，付出了多少心 血。然而，在繁忙琐碎的工作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忘记学习，没有忘记写作。 他本人学习起来特别刻苦。夏天，天气酷热，他把房门关起来，脱掉衣服， 埋首苦读。朋友来访问，从门缝中一瞅，见他独坐室中，袒胸露背，专心读
书，便轻步退回，不再敲门。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他编著了 《哲学大 纲》一书，还编著了 《欧洲美学丛述》、《欧洲美术小史》等著作的若干部 分。最有名的，是他撰写了 《石头记索隐》一书，专门考证古典名著《红楼 梦》的历史真实成分，使他成为 “红楼梦研究”史上有名的索隐派代表。说 起所谓 “红学”，人们总要提到这部《石头记索隐》。
五、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6年6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乎。许多人 给蔡元培打电报，希望他回国。蔡元培回电表示：回国可以，但不愿做官。 这时，著名学者马叙伦等北京大学教授推荐他做北京大学校长，黎元洪政府 的教育总长范源濂也发来正式邀请电。正在他考虑是否接受这一职务的时 候，来了一批朋友，发表许多看法。有的说，北京大学太腐败，进去后若不 能治理好，对自己的名声有害处，还是不去为妙。但也有人说，既然知道它 腐败，就更应该回去整顿，即使失败，也算尽了责任。蔡元培本来就有教育 救国的信念，对兴办高等教育又一向兴趣浓厚，于是，便接受朋友中的后一 种意见，并得到孙中山支持，与吴玉章一道，于 10月2日由法国马赛乘轮船 启程回国，走马上任北京大学校长。 说北京大学腐败，真是一点不假。那时，穷人家的孩子大都上不起学， 北京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官僚子弟，一心想升官发财，没有半点钻研学问的兴 趣。平时，学生们抽大烟，搓麻将，逛戏园，抄讲义，几乎无所不为。只要 是能够让他们当官的老师，不管有没有学问，他们都欢迎。反之，则起哄闹 事，以赶跑老师为快。这些老爷学生上学还都带着佣人。上课铃响后，佣人 便过来说一声： “请老爷上课。”老师也都是些没有学问的官僚。所以，当 时人说北京大学是 “官僚养成所”。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蔡元培从1917年1月4日上任第一天，就开始进 行整顿。那天，学校的工人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 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摘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 地向工人们回鞠了一个躬，使在场的人大吃一惊。不久，他发表演讲，明确 对师生们指出：大学是 “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学生 “当以研究学术为天 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勉励学生要做到三件事：一要为求 学抱定宗旨，二要在行为上砥励德行，三要敬爱师友。总之，希望学生们转 变一心当官的旧观念，确立研究学术的新观念。学生毕业时，他送每人一把 铜尺，上面刻 “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10字，以表示他的期望。 蔡元培的就职演说，是他整顿北京大学校风教纪、改造旧北大为新北大 的宣言书。尔后，他便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 大学能正常运转，教师是关键。蔡元培在抓紧学生教育的同时，也抓紧 教师队伍建设。那时，北京大学的教师中有许多不合格，蔡元培毫不客气， 全部辞退。有个法国教员，被辞退后不服气，要控告他，他不予理会。还有 3个英国教员，被解聘后请英国公使朱尔典来说情，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朱 尔典离开后，恼羞成怒，就威胁说： “看来蔡元培是不想当北大校长了。” 蔡元培一笑置之，根本就不放在心上。随后，其中一个叫克德莱的英国教师 还不甘心，提出上诉，英国公使也通过外交途径向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伍廷 芳施加压力。伍廷芳给蔡元培写信，劝他向外国人低头。蔡元培回了一封信，
不客气地对这位外交部长说：本校辞退教员全是照规矩办事，丝毫没有什么 不妥；要是克德莱想打官司，那就悉听尊便。结果不但没给外交部长面子， 而且还连续辞退好几个走后门进来的不合格外国教员。 对那些有崇洋媚外心理的教师，蔡元培也不客气地给以批评。当时，有 些中国教员上课时不说中国话，却只说外国话。蔡元培明确规定，除了外语 课，其他课程的教学一律使用中国话。 那么，该让什么人来大学任教呢？蔡元培在北京走访了一些朋友，有人 向他推荐陈独秀做文科学长。他听后精神为之一振：陈独秀，不就是经办《新 青年》杂志的那位鼎鼎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吗？他立刻跑到前门外一家 旅馆，找到陈独秀，与他商定做文科学长。此时，蔡元培到北大还不足 10 天。接着，文科方面，他请了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君 默、周作人等一大批思想先进的著名学者，李大钊并任图书馆馆长。理科方 面也聘请到一批有真工夫的科学家，其中有李四光、丁巽甫、王抚工、颜任 光、李书华等。法科教员则有马寅初、陶孟和、高一涵，周鲠生、陈启修等 知名学者。这些人聚在一起，可真是不得了，北京大学一下子成为新文化运 动的摇篮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发源地，成为带动全国的思想中心。蔡元培则被 誉为新文化革命的开国元勋，近代中国思想界首屈一指的卫兵与保姆。 不过，对那些思想很旧但挺有学问的人，蔡元培也并不排斥，而是同样 网罗到学校里来。这就是常常被后人所称赞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义。 他认为大学是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无论为何种学派，倘其言 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 发展。”这就叫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因此，他对教师 只问学问能力，不问资格年龄，也不过问个人信仰。从复辟党到共产党都可 容纳；从国学到西学，一律注重。但是，老师们必须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不允许把与学校制度相违反的个人信仰向学生灌输。人们称赞他 “具有容纳 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 十属罕见。”表面上看，他的做法似乎是在搞无原则的调和，实际上，是对 新兴但还幼小的革命势力的一种最可行、最有实效的保护策略。 蔡元培不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兼容并包”并不是什么都“容”， 什么都 “包”，并不是无主张的杂凑。他不允许在大学里尊孔祀孔，不允许 设置经学科目，不允许开设宗教课。当时，北京大学里有两位老顽固，一位 叫辜鸿铭，英文水平很高，但主张效忠清室、尊王尊孔，到民国时还留着小 辫子；另一位叫刘师培，是年轻的国学大师，学问很大，但在历史上有不少 污点，曾经叛变革命，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因为两人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所以进步的学生很反感他们。有学生就问蔡元培，为什么要请这种守旧的老 顽固做教授？蔡元培回答说：我只希望你们学习辜鸿铭先生的英文和刘师培 先生的国学， “并不要你们也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此外像文史学家黄季 刚、陈汉章、崔适等人，思想都比较保守，但是有学问，蔡元培全都予以留 任。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有一技之长，蔡元培就任用，并不因那人有缺点、 有污点就否定那人的长处。这种风范，就是中国古人说的美德： “爱而知其 丑，憎而知其美。”正因如此，有人说蔡元培能在 “无所不包”之中“有所 不为”，以达到 “有所为”的目的，说他不因宽容大量而不趋新，于人无所 不容而自身却具有定力。还有人称赞他能在许许多多凳子的夹缝中坐稳坐 牢，并且表演自如，具有非同凡响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