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北大的新面貌与 “蔡林之争”
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蔡元培已经51岁了。他抱着为国家培育人才 和改革旧教育体制的雄心壮志，劳碌半生，终于有了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 用武之地。他大刀阔斧地改造北京大学，使腐化堕落的旧北大焕然一新，一 举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新型大学，从而展示出蔡元培教育生涯中最光辉灿烂 的一章。 在蔡元培的直接领导与扶持下，各种各样的社团成立了。例如，新闻研 究会、地质研究会、孔子研究会、雄辩会、化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音乐 会、数理学会、世界语学会、体育会、进德会、国民杂志社、新潮杂志社、 平民教育讲演团、阅书报社等等，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而起，活跃一时。 蔡元培或参加活动，或到会致词，或兼任社团职务，等等，总是极力促进社 团活动的开展。各社团不仅传播知识、交流学术，还讨论政治、交流思想、 创办刊物，形成一个个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策源地。社团中的许多老师、 学生，也在交流与斗争中不断充实与成熟起来，有的成为大科学家，有的成 为大文学家，有的成为大思想家，有的成为大政治家等等，为祖国的发展壮 大作出了贡献，在现代史上留下令人敬仰的足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也参加了北大一些社团的 活动，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原来，1918年8月，毛泽东因为家乡湖南新 民学会的会员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事情，来到北京，住在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 老先生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的家中。后来，杨老先生把他介绍给李大钊，李 大钊把毛泽东安排在自己管理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工作之余，毛泽东经 常在北大旁听课程，充实自己。由于毛泽东喜欢看报纸，又喜欢哲学，便参 加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的活动，还得到过听讲半年课程期满的 结业证书。新闻研究会定期请大名鼎鼎的名记者邵飘萍来讲课，给毛泽东留 下很深刻的印象，曾经回忆说： “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会，为的是能够在 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会的讲 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毛泽东还说：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 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蔡元培还改革旧体制，建立民主治校的大学评议会，组织各系教授会， 使整个学校充满自由、民主、活泼的气氛。他认为，学校不能校长一人独揽 大权，有事情应该大家商量，并把这种民主作风通过规章制度固定下来，不 因校长的去留而改变。这种改革，发挥了教授、职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 根本上克服了一长制的传统和官僚衙门作风。有些改革措施，一直为今天的 大专院校所沿用。 除此之外，蔡元培还招收女生入学，带头提倡平民教育；宣传白话文， 反对文言文；宣传科学与民主，攻击旧思想与旧道德，提出“以美育代宗教” 的著名口号。特别是招收女生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但更了 不起的是，他公开喊出 “劳工神圣”的口号，庄严宣告：“此后的世界，全 是劳动的世界。”在他笔下，像什么凭借遗产过活的纨 （wán）绔 （kù）儿， 卖国营私的坏官僚，克扣军饷的贪军官，操纵股票市场的奸商人，拿钱不做 事的顾问、咨 （zī）议、议员，等等，全都原形毕露，受到猛烈抨击。他还
把新思潮比作洪水，把军阀比作吃人猛兽，认为对洪水要用疏导的方法，使 其自由发展，去冲卷淹没 （mò）那吃人的猛兽。在蔡元培的支持带动下，北 京大学成了全国的思想中心。有人甚至说，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为中国学 术界开创了新纪元。 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者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发现，蔡元培在“兼容并包” 的旗帜下，实际上暗中支持新文化的代表陈独秀、胡适等人，并且就是一伙 的。于是，按捺 （nà）不住心头的恼怒，起而攻击蔡元培。 当时，有一位很有名气又很会写古文的封建旧文人，名叫林纾 （shū）， 字琴南，带头向蔡元培发难。他先是写了两篇叫 《荆生》、《妖梦》的小说， 含沙射影地攻击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人。在小说 《荆生》中，林琴南瞎编乱 造，说陈独秀、钱玄同、胡适3个人在北京陶然亭公园相互议论，大骂孔子 的纲常伦纪，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正在他们谈得热闹的时候，猛然听到 一声巨响，墙壁崩塌，从里面出来一个 “伟丈夫”，名叫荆生，手持一把铜 简，重18斤，指着3个人大声喝道：你们这些畜生，居然在此胡说八道，该 当何罪？陈独秀刚想辩解，只见荆生捻起二指，在其头顶一按，陈独秀立刻 头痛倒地，宛如锥刺。接着，荆生一脚把胡适踹倒，疼得胡适仿佛腰都断了。 钱玄同是近视眼，荆生把他的眼镜扔到地上，吓得钱玄同急忙磕头，仿佛刺 猬似的。荆生冷笑一声，说道：你们这些怪物，给我滚。3人屁滚尿流被赶 下山，荆生在山上发出长长的狞笑！小说 《妖梦》则骂蔡元培是“鬼”，最 后被一个能吃月亮的妖精吃到肚子里，然后又被变成大粪排泄出来，臭不可 近。这两篇小说把封建顽固派对蔡元培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仇恨心理淋漓尽致 地暴露出来了。 但是，林琴南发觉自己的小说并没有发生效果，于是，撕下伪装，摆出 一副“拚我残年，竭力卫道”的架势，用文言文发表一封致蔡元培的公开信， 气势汹汹地向蔡元培兴师问罪。他怪里怪气地攻击新文化运动倡导者 “覆孔 孟，铲伦常”， “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叛亲蔑伦”，“人头畜 鸣”；咒骂蔡元培凭借校长的位子和势力施行 “趋怪走奇之教育”，要求蔡 元培安守本分，不要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同流合污。 在林纾发表公开信的前后，一些封建顽固人士也都蠢蠢欲动，活跃一时。 他们写文章，搞串联，甚至勾结军阀政府，恨不能把新文化运动一把掐死。 针对林纾的公开挑战，蔡元培没有屈服。一天晚上，有两个人在蔡元培 家对他说，应该把陈独秀解聘，同时约束一下胡适，只有这样才能平息对北 大的各种不满。蔡元培等他们唠唠叨叨把话说完，站起来说： “这些事我都 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 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鲁 迅等人的积极支持与配合下，他也回敬给林纾一封公开信，摆事实，讲道理， 把林纾的指责与北京大学的实际情况逐一对照，使人们明白，林纾对北大的 指责全是造谣污蔑。至于林纾对他所作的人格污蔑，蔡元培表示，自已平生 不喜欢讲骂人的话、轻薄的话，对林的“失德”言语置之不理。对传播谣言、 败坏学校名誉、与林纾里应外合的坏学生，蔡元培则根据校规，给予开除。 这个学生被开除后，无话可说，就去拜见林纾。林纾赠给他文章，给他安慰， 希望他回家去读孔孟之书，而自己心里却不免有些悲凉。就这样，林纾被批 驳下去，这场被人们称作 “蔡林之争”的论战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 展。
七、在五四运动中
1个多月后，1919年5月4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 大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现代史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拉开了。这场运动正是从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校园开始的。 原来，1918年 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侵略者德国战败投降。 消息传来，蔡元培非常兴奋，心想，作为战胜国，中国可以收回被德国人侵 占去的主权了。他早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了。 第二年1月，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 “和平会 议”，讨论战后的有关问题。中国军阀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 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取消 “二十一条”，收回中国山东的一切 被日本夺去的权利。为配合中国的正当要求，蔡元培等人发起 “国际联盟同 志会”与 “国民外交协会”，并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维 护国家领土的完整，把中国失去的权利要回来。 但是，蔡元培的希望落空了，全国人民的希望落空了。巴黎和会竟然拒 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并且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不是 还给中国，而是让给日本。就是说，中国虽属于战胜国，而待遇却同于战败 国。消息传来，群情激奋，全国人民无不愤慨。1919年5月2日这天，蔡元 培寝食难安。就在刚才，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江大燮来到他家，偷偷 告诉他，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已经秘密命令在巴黎的中国代表，答应帝 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准备在条约上签字。经过考虑，他决定把真实情况告诉 北大学生代表，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大会，商讨挽救办法。当他把这一消息告 知师生后，人群立刻炸开了。大家当即决定，5月3日晚上召开北京大学全 体学生大会，同时邀请各兄弟大学的代表参加。第二天晚上7时，大会在北 河沿法科大礼堂召开。一名学生当场把手指咬破，用血书写了 “还我青岛” 四个字。还有人拿刀要自杀，想以此唤醒并激励国人。群情激昂，非常感人。 会议决定，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示威。 5月4日，恰好是星期天，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几千名师生愤怒地走上了 街头。他们来到天安门前，举行集会，高呼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集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北京政府 的教育总长傅增湘急忙给蔡元培打电话，希望帮助制止学生游行。蔡元培当 场表示：“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结果，杨振声、江绍原、许德珩、 潘淑等几十名学生遭到军警逮捕。蔡元培得知消息，立即设法营救。他对学 生们说： “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当天晚上，师生们 在大礼堂召开大会。蔡元培还请来法律专家王宠惠，共同商讨对付警察厅的 法律手续问题。会后，蔡元培前往军阀段祺瑞最敬重的一位孙老前辈家中， 请求孙老先生向段祺瑞说明当日学生的举动完全出自爱国，应该无条件释 放。孙老先生在蔡元培的请求下，答应去试一试。又过一天，5月5日清晨， 教育部命令蔡元培等各学校校长，把 “闹事”的学生一律开除。下午2时， 蔡元培与13所大专院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当场表示，为使学生出监狱，他 愿意 “以一人抵罪”。接着，他便率领校长代表团前往警察厅和教育部，又 去国务院及总统府，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他愿意以身家性命作担 保。6日，蔡元培又为营救学生奔波了一天。5月7日，被捕学生终于得到释 放，蔡元培亲自率领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工前去迎接，并且发表讲话，给学 生们安慰和勉励。 北京的行动轰动了全国，也传播到海外。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 的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同学。日本、法国等国的中国留学生以 及南洋的华侨学生也开展了爱国活动。反动派害怕了，他们也更加憎恨蔡元 培。 本来，人们对 “蔡林之争”还记忆犹新，现在又由他做校长的北京大学 引发了五四运动，蔡元培益发受到各种反动势力的集中攻击。他们质问：北 京大学学生 “闹事”，你做校长的该负什么责任？他们追根溯源，发现蔡元 培就是引发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谣传要暗杀他。 警备司令段芝贵说： “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国务总理 钱能训则斥责教育总长傅增湘： “你说蔡元培的校长地位不可动摇，那他死 掉又当如何？”还有谣言说军阀们要烧校舍，杀学生，在景山架炮准备轰击。 为了不给反动势力留下把柄，保护学校和学生，蔡元培决定辞职出走。 5月9日清晨，蔡元培剃掉长胡子，悄然离开北京，到达天津，准备第 二天乘车去上海。南下途中，他给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写了一封信，深情地说： 我深信同学们的举动 “纯出于爱国之热诚”。尔后，他曾经多次谈到五四运 动，认为 “一般青年学生，抱着一种空前的奋斗精神，牺牲他们可宝贵的光 阴，忍受多少的痛苦，作种种觉醒国人的工夫”，理应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 定。 师生们听说敬爱的蔡校长要辞职，全都舍不得。为此，他们特意组织了 “挽留蔡校长”运动，与政府当局严正交涉，坚决拒绝新任校长到校。这一 行动，很快得到北京各学校师生及社会各界的响应与支持。反动政府的司法 总长朱深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不禁感慨地说： “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 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他们收买了20几个内奸， 在北大法科秘密开会，想冒用全体同学的名义，通电欢迎新校长胡仁源，把 蔡元培赶走。没想到，他们的阴谋被当场识破，其中5人被学生们抓了起来。 但是，他们不甘心失败，又到法院起诉，状告北大学生滥抓无辜。结果，有 11位学生因此被关进监狱，准备判刑。蔡元培急忙给熟人写信，请他们帮忙 斡旋，以免学生吃亏。给过反复斗争，最后，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取消新 校长的任命，挽留蔡元培。9月，蔡元培又回到北京大学，直到1923年初才 离开。
八、向各种恶势力开战
同各种恶势力展开顽强斗争，无私无畏地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维护 人权，是蔡元培生命历程中的闪光一页。他所与之斗争的恶势力，既有国外 的帝国主义者，也有国内的军阀反动派，以及蒋介石、国民党等各种反动人 物与党派。 （一）向军阀开战。 蔡元培特别痛恨军阀，认为好端端一个国家，全让军阀们给糟蹋了。所 以，只要有机会，他便同反动军阀进行顽强斗争。 1922年1月，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因为领导劳工运动，被湖南军阀赵 恒惕杀害，他愤然写了 《黄庞流血感言》一文，号召国人“完成两先生没有
做成的事业”， “替两先生复仇”，“应该把赵恒惕来偿命”。他并且说： “我们后死的人，第一责任，是在劳工会里大大的尽力，叫每个劳工都有两 先生的精神，使他们杀人的知道拔去一二个眼中钉，反增加了无数。” 1923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借口金法郎案，非法要求逮捕无 罪的财政总长、北京大学兼职老师罗文干。蔡元培对这种践踏人权的行径非 常愤慨，当即发表 《不合作宣言》，并提出辞职，表示：不能与干涉司法独 立、践踏人权的教育当局再有任何关系。他当天就离开了北京，然后经上海 去了欧洲。 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许多。 （二）向帝国主义者开战。 蔡元培在国外多年，对帝国主义者的本质了解得比较清楚。他对帝国主 义的仇恨，可以通过他在五卅运动之后的表现反映出来。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 打伤工人10余人，激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30日，上海学生2000余 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帝国主义逮捕100多人。 随后，群众万余人，集中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者， 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屠杀，打死群众10余人，伤无 数，造成震惊中外的 “五卅惨案”。蔡元培在国外听到消息，愤怒的火焰填 满胸膛。6月下旬，他致电北京大学及全国各团体，表示对运动 “深以不能 亲自参加为憾”，指出：应该立即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 约。接着，他在德国汉堡撰写了 《为国内反对英日风潮敬告列强》一文，并 翻译成英、法、德3国文字，分送欧洲各国报刊发表，揭露帝国主义压迫、 剥削与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实真相，警告帝国主义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后来， 他还撰写了 《五卅殉难烈士墓碑文》，高度评价五卅运动这一反帝爱国壮举， 指出：运动使 “英人在华之商业一蹶不振，中国被压迫群众对帝国主义者之 肉搏，亦由此开始。中国民族在国际上之独立运动，五卅烈士，实开其端。” （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战。 国民党本来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政党，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作 出过伟大贡献。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在党内具有崇高地位。1924年 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经孙中山提名，蔡元培被选为候补 中央监察委员。对这一职务安排，孙中山解释说： “蔡孑民先生在北方的任 务很重大，北方的政治环境与南方大不相同，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所不 易了解的。本党此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亦不好，使他在中央的地位太显 著，对于他的工作反为不便。”尔后，在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上，蔡元培均 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当蔡元培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的时候，他正在国外。但是， 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责任，依旧积极支持并配合国内反帝反军阀的艰 苦斗争。所以， 1926年2月，他一回到国内，立即参加了讨伐军阀的北伐 战争，在江浙一带从事组织工作。由于他刚刚回国，时间很短，对国内复杂 的政治斗争形式缺乏深入了解，加之蒋介石的反动本性还没有完全暴露，所 以，他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也不太了解，曾经抱有希望，希 望他们能使国家强大起来。1927年，蒋记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他以元老身 分授印。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他又是证婚人之一。此外，他还担任 了大学院院长、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但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对内大搞专制独裁，肆意屠杀共产党人；对外 则妥协退让，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其所作所为，很快就使蔡元培觉醒过来， 对蒋介石也不再抱任何幻想，并开始分道扬镳 （biāo）。他不同意国民党当 局的对外政策，特别反对其残杀异己的特务政治，与之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顽 强斗争。 1932年12月17日，蔡元培和宋庆龄、林语堂、杨杏佛（名铨）等人在 上海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设上海分会与北平分会， 公开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对垒。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 杨杏佛为总干事。成立同盟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反 对摧残法制、蹂躏民权的法西斯专制，保障人权，援助革命者，争取言论、 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蔡元培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等所愿意保 障的是人权。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受保障的普遍人权。”他表示，人 权保障，第一没有党派的成见，第二没有国家的界限，第三对所有的人都一 视同仁。 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很快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污蔑、压制、 威胁、迫害，接连而至。他们先是对宋庆龄、蔡元培发出警告，污蔑同盟是 “非法组织”，又接二连三地向宋、蔡、杨等人投寄恐吓信，以暗杀相威胁。 蔡元培顶住了这些压力，断然驳斥同盟是 “非法组织”的谬论。不久，1933 年6月18日，反动派果然下了毒手，在上海将杨杏佛乱枪打死。 杨杏佛被害后，蔡元培痛哭失声，悲愤交加。1小时后，他即来到出事 现场视察，随即趋车转往广慈医院看望遗体。2小时后，他召开会议，商讨 善后事宜，直到傍晚才散。第二天，不顾劳累，为杨杏佛主办了一切丧葬事 宜，并亲自撰写祭文。杨杏佛入殓的当天，大雨滂沱，乌云滚滚，国民党法 西斯放出继续杀人的风声，企图阻止蔡元培参加葬礼。但蔡元培没有害怕， 没有屈服。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毫不犹豫地毅然来到万国殡仪馆，亲自主 持吊唁与祭奠仪式，表现出正气凛然的大无畏气概。致悼词时，他老泪纵横， 咽不成声。事后，蔡元培竭力妥筹对杨杏佛遗孤的抚恤工作，并推动中央研 究院成立 “杨铨社会科学纪念奖金”，作为对战友的纪念。但是，杨杏佛之 死却使得民权保障同盟不得不停止活动。 血的教训使蔡元培由一位国民党元老，转变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对者 与批判者。他曾经对人发誓说： “从此不再进南京城了。”
九、革命者的朋友
蔡元培是各种恶势力的敌人，同时又是革命者的朋友。他对恶势力充满 无限的恨，对追求真理、勇于献身的革命者与爱国者又充满无限的爱。被他 拯救、保护过的革命者与进步人士同样是很多很多。 1930年 10月，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夫人、共产党员杨开慧，因叛徒告 密，被湖南长沙警备司令部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她 60岁的老 母亲以及哥哥、嫂嫂在上海找到蔡元培，希望他帮忙营救。蔡元培立即联合 了几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打电报给湖南军阀何键，希望能保释杨开慧。但 是，反动透顶的何键收到电报后，竟采取阴险狠毒的手段，决定立即枪杀杨 开慧，然后复电，推说电报来迟了。同年11月，著名学者罗隆基因为批评国 民党，在上海被逮捕，蔡元培想法设法将他救了出来。第二年初，胡也频又
在上海被捕，文学家沈从文赶到南京，找到正在出席会议的蔡元培，请他设 法营救。不久，胡适从北京来信，告诉蔡元培： “胡也频事，承营救，他的 朋友都很感谢，但他已被枪毙了。”8月，邓演达遭被捕，蔡元培同样进行 了营救工作。像这样的营救工作，蔡元培真不知做了多少，虽然有些没有成 功，但蔡元培是尽了力的。在这样的工作中，蔡元培深深感到，中国政治与 社会的黑暗面太多，应该团结、组织起来，同各种黑暗势力做斗争。 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蔡元培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同他的同志们一起， 开展了营救左派政治犯以及因要求抗日而被捕的进步分子的活动，并派代表 视察各地监狱的情形。他们先后营救过共产国际驻中国工作人员牛兰夫妇， 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廖承志、陈赓、罗登贤、许德珩、侯外庐、丁玲、 范文澜、潘梓年、马哲民、陈藻英、余文化等著名人士。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93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日。蔡元培与陶行知、李 公朴、陈望道、黄炎培、章乃器、叶恭绰等100多人在上海发起纪念会。由 他领衔发表的纪念会缘起说：“50年中，马克思之学说所给予世界之影响至 为重大，而50年来世人对于马克思，无论其为憎为爱，为毁为誉，而于马克 思之为一伟大之思想家，为近世科学之社会主义之始祖，则殆无人否认。近 年来我国以反对共产党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寝且言者有 罪，研究者亦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 学价值。同一天，上海青年会举办科学社会主义讲座，蔡元培带头主讲 “科 学的社会主义概论”。1934年 12月，他为 《社会主义新史》一书作序，指 出：该书“使读者公认此种运动，为人类普遍的要求，而决非一学派之所杜 撰。”在当时国民党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桎梏思想，禁止宣传与 “三民主义 不相容之主义”的形势下，蔡元培带头发起纪念马克思的活动，宣传社会主 义，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过程中，蔡元培与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 革命家、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鲁迅结下了亲密友谊。“四•一二”政变后， 鲁迅由广州流亡到上海租界，蔡元培聘请他做大学院特约著作人，使鲁迅有 固定的生活收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时候，蔡元培邀请鲁迅参加，并 推举鲁迅做上海分会委员。1936年 10月19日，比蔡元培小13岁的鲁迅不 幸病逝。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亲自执绋 （fú）送 殡。在墓地举行葬礼，蔡元培致悼词，他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 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 “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 建造历史的塔尖。”他撰写 《挽鲁迅联》，写道：“著作最谨严，非徒中国 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随后，他还出任鲁迅纪念委员会 主席，积极支持出版鲁迅全集，并为《鲁迅全集》作序言，称鲁迅是中国“新 文学的开山”， “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著名文学家郭沫若曾 经评价说： “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有名的 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 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 到鲁迅的病殁 （mò），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的。”这是对两位伟人亲 密友谊的恰当评价。
十、在抗击日寇的洪流中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 并迅速占领了沈阳等地。蔡元培看到，国民党军队不但不抵抗就撤至山海关 内，而且其特务、警察机构还加紧镇压主张抗日的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因 而更加坚定了与国民党斗争的决心，更加明确地站到爱国、民主、进步的立 场上来。他采取与蒋介石截然相反的态度，千方百计保护抗日爱国力量，坚 决主张抗战到底。 蔡元培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声讨侵略者，揭露其侵略政策。 “九一 八事变”后，革命老人何香凝在上海发起 “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蔡元培 将自己书写的五副对联赠给展览会展出，为抗日筹集钱财。1933年5月，上 海青年会举办 “国耻演讲”，他主讲第一讲，题目是《日本对华政策》，从 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系统地揭露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和侵略政 策。 第二年，蔡元培从上海到南京，汪精卫请他吃饭。在饭桌上，他语重心 长地说： “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精神抵抗。只要 我们抵抗，我们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说着，两行热泪便流到了 盘子里，和着汤水一起咽下，举座无不感动，汪精卫则感到很不自在。 蔡元培抵抗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和坚决态度得到中国共产党人赞扬。 1936年9月20日，毛泽东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称赞蔡元培的爱国抗日主 张，说： “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 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 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 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侵略者开始全面进攻中国。8 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11月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迁 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不得不随同迁往内地。蔡元培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又 不愿意跟着国民政府后退，就去了香港。 到香港后，蔡元培的身体因患伤寒病尚未复元，所以非常虚弱。但是， 他仍以古稀之年、病老之身，不知辛苦地尽瘁于国事，一刻也没有忘记国难 家仇。1938年2月，他在一首诗中抒发抗战必胜的信念： 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 表明他对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坚定信心。4月，他的老朋友、共产党人吴 玉章由欧洲回国，路经香港与蔡元培晤谈时，蔡元培 “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 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5月20日，他在香港公开演讲，希 望发挥美术与美育的作用，为抗战作出贡献。第二年，他被国际反侵略大会 中国分会推举为第二届名誉主席，又填一首 《满江红》词，作为国际反侵略 大会中国分会的会歌：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不必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 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将野心军阀尽扫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 和平，摧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年，众擎无愧参全责。 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激昂慷慨，表现出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
十一、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主持中央教育院，是蔡元培继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在中国现代教育与科 学事业史上的又一盛举。 设立中央研究院的倡议，是孙中山最早提出来的。它是国家的最高学术 研究机关，聚集了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人 才，是国家科学文化水平高低的象征。1929年，蔡元培辞去国民政府一切职 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使该院成为他推行科学救国理想的基地和晚年事 业的中心。他像一位勇敢坚毅的拓荒者，将汗水和心血抛洒在中国现代科学 的荒原上，取得了在当时条件下能够取得的最高成就，为我国科学研究事业 奠定了基础。 蔡元培为什么要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呢？原来，蔡元培一生都在 不遗余力地提倡教育和科学。他认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科学是一切事业的 基础。近代西方国家所以繁荣强盛，就是由于学术人才辈出，科学昌明发达。 德国有克虏伯，使本国的军械甲于天下；法国有巴斯德，能使本国酿酒、造 丝、畜牧等事业特别稳固发达；美国有爱迪生，能为美国开辟无数利源。我 们正需要这样的发明家。他希望通过中央研究院这样的机构，为祖国的繁荣 富强作出贡献，为祖国培养出世界级的科学家。从蔡元培自己的志趣来说， 他觉得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读书、研究学问。他曾经说： “我是一个比较的还 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 校长以后，不知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 不愿意看的信，想腾出一两点钟看看书，竟作不到了，实在苦痛极了！”所 以，尽管他从事的依然是行政工作，但是能在中央研究院这样一个国家最高 学术机关任职，他觉得符合自己的脾气禀性。 基于上述认识，蔡元培在经费非常不足的艰难条件下，筚路蓝缕，艰苦 创业，终于使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尔后，他将全 部心血倾注在研究院的发展上面，直到逝世为止，共担任13年院长。 研究院成立后，在南京设立了总办事处，同时在上海也设立办事处。由 于蔡元培与蒋介石政权有矛盾，住在南京感觉别扭，所以常年在上海办公。 到1930年初，中央研究院先后成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 心理、动植物、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等十个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 网罗到一大批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学者，他们当中包括著名的科学家李四光、 翁文灏 （hào）、竺可桢、丁西林，著名学者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 陈垣、刘半农、徐中舒、罗常培、杨端六、蒋廷黼 （fú）、王云五、陈翰笙、 陶孟和、何廉等等，还有些外国专家，真是人才济济，荟萃一堂。有了这些 人，研究院的科研工作便开展起来了，并取得丰硕成果。 例如，历史语言研究所 （简称史语所）在河南安阳发掘殷墟，发现大量 殷商时代的青铜器和甲骨卜辞，取得了震惊世界考古学界的重大成果。这是 中国人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地下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 古科学的诞生。地质研究所的科学家李四光，在长江下游庐山等地找到第四 纪冰川流行的证据，发表了 《冰期的庐山》这一科学名著，获得国内外很高 评价。此外，天文研究所建造了著名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社会科学研究所 开展了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农村经济调查，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改变了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单纯跟着西方科学成就后面跑的可悲局面，使我国近代科 学事业第一次出现相对繁荣的局面，这在旧中国的恶劣环境下，实在了不起。 中央研究院实行学术自由和民主管理，具有良好的学术空气。这与蔡元培知人善任、选贤择能、宽容大度的作风是分不开的。院里还有马克思主义 者和共产党员。共产党员陈翰笙后来回忆说： “我们这些地下工作人员，在 白色恐怖下，如果没有蔡先生的掩护，我们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蔡元培主持中央研究院，还十分注意维护国家主权，抵制帝国主义的文 化侵略。这本来就是设立中央研究院的一个重要目的，即 “杜外人之觊（jì） 觎 （yù）”。中央研究院设立前，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各地借“考察”的名义随意 出没，得到的标本统统运到外国。有了中央研究院，就逐步对外国人这种无 理行径加以限制和监督。一次，有 5个日本人准备在长江一带调查水产动物， 不同任何中国部门打招呼，就出发前往四川探查。蔡元培得知此事后，就与 外交部联系，请他们与日本人交涉，让日本人讲清楚调查目的和区域，研究 院派人参加；调查得来的标本，要先送研究院，由专家审查，认为确实在允 许范围内的，才能带走，并要将标本留存中国一份。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 日本人不能在中国搞什么调查。以后，蔡元培还给交通部写信，让他们取缔 外国人在上海设立的无线电台。类似这种维护国家主权、不向外国人低头的 爱国举动，从蔡元培那里可以找到许多。 中央研究院短时间内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令蔡元培对祖国科学事业 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说： “我们民族并不是没有创造力的，如指南针，如印 刷术，如火药，我们先人曾有过伟大的贡献。我们只要肯勉力，决不是束手 无策，只吃现成的。”他经常以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句话来勉励研究 院的同事们抓紧时间，增强忧患意识。他虽然没有看到祖国科学繁荣的春天， 但他为祖国科学事业作出的开创之功，却越来越显示出不朽的、历久弥新的 价值。
十二、勤俭正直的一生
蔡元培为国家，为民族，为科学教育，为人类进步，贡献了自己的毕生 精力，却没有为自己索取任何东西。他没有积蓄，没有资财，出国留学靠的 是朋友资助和稿酬。回国后，身为社会名流，但连个藏书的房间都没有。最 后，由他的朋友和学生捐助，才使他的书有一个存放的地方。任北京大学校 长期间，每月工资600元，非常高，但因为经常捐献，所以仍不宽裕，常年 节衣缩食。有一次，某学生从校长室门前经过，见一个小饭铺伙计提着菜篮， 说是送饭给校长吃，就好奇地打开盖子看一看，见只有一碟木须炒肉、一碟 醋溜白菜、几个馒头。这个学生原以为校长每顿饭虽不是山珍海味，也会三 盘四碗，没想到竟是这样简单，不禁大为感动。实际上，蔡元培一辈子都是 这样的。 他一生为人谦让和蔼，从不对人疾言厉色，从不损害他人人格，从不与 人争风吃醋。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是对达官贵人，还是对平民百姓， 全都一样。别人着急，他就说“慢慢来”。每天从校门经过，校警向他行礼， 他也脱帽鞠躬还礼，令这些觉得自己没有身分的人直吐舌头。他还特别富有 同情心，不坐由人肩抬的轿子，也不忍心坐人力车。但是，遇到原则性的问 题，即使面对的是学生，他也绝不退让，敢于坚持到底。一次，有些学生不 肯按规定交讲义费，聚在一起，要求免费，秩序大乱。蔡元培认为学校的规 矩不能破坏，来到红楼门口，挥动着拳头，大声对学生们说： “谁破坏校规 我就跟谁决斗！”学生们见校长真的生气了，便纷纷散去。又一次，他得知
学生傅斯年等人写匿名小字报骂另一位学生，就公开给予批评。指出，同学 有缺点可以帮助改正，但不应采取写小字报的方式。这件事使傅斯年深受教 育。 做监察院长的时候，他家客堂里只沿墙放着四张靠背椅子，当中放一张 方桌，四个方凳，就没有其他陈设了。任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每月的工资 不够用，经营人员给他增加了200元，他发现后，当场把钱退回。一次，他 到南京办公，与人同住一个套间。蔡元培起床较早，而外间的同事还在睡觉。 他怕吵醒同事，就宁愿不洗脸、不刷牙，一声不响地在里间看书。到香港后， 房租贵，物价高，子女要教育，他本人要看病，常常没有钱用。甚至当地的 下层劳动者都比他生活得好。但他从不利用自己的名誉地位，去向有钱人请 求帮助。1940年过新年时，他实在没有钱过年，也只是向最要好的老朋友举 借，不麻烦他人。由于生活困难，使他得不到足够的营养，生病也不能从根 本上医治，只能敷衍了事。国家被侵略，人民遭蹂躏，他生气，伤心，更影 响到身体日坏一日。蔡元培死后，依然是无一间房，无一寸土，生前所欠医 药费1000余元，家人竟无力给付，甚至连衣食棺木的费用也是别人代筹的。 他有一个 “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人格。 对蔡元培的逝世，全国人民不分政治派别，不论天南地北，全都同声表 示深切哀悼。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唁电说：“先生为革命奋斗40余年，为发展 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 毛泽东在唁电中称他是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撰写挽联：“从排 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 自由。”革命圣地延安的各界群众举行追悼大会，并发表唁电说：“先生清 末从事革命，提倡民权；民六 （1917年）任北大校长，网罗人才，兼收并蓄， 学术思想，主张自由。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九一 八后，与宋庆龄、杨杏佛诸先生等发起人权保障同盟，从事挽救青年志士， 以图保留国家元气；虽为强暴所威胁，而气不为之沮。七七抗战以来，先生 老矣，犹谆谆以精诚团结，言信行果，训戒国人。哲人云亡，遗教不朽。”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对蔡元培一生的评价，高度概括了蔡元培的革命 历程和人格风貌，确切地表达出蔡元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功绩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