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陈嘉庚》
作者:洪水【完结】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1961年08月12日），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人（今厦门市集美区）。1913年回家乡集美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集美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等校（统称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各校师生都尊称其为“校主”。1949年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回国参加政协筹备会。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曾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90年03月11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把一颗编号为2963的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成长于郑成功抗清复明故垒的陈嘉庚一生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晚年的陈嘉庚，请人在鳌园刻录“台湾省全图”，念念不忘国家统一。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位华侨的名字受到海外侨胞和祖国人民的永久 缅怀和尊敬，这就是伟大的爱国者、成功的实业家、热忱的教育家和社会活 动家陈嘉庚。在 20世纪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数十年间，陈嘉庚把他全部的财 力与精力贡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爱国爱乡事业，毕生追求正义、明辨是非， 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为中国的教育事 业和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毛泽东誉为 “华侨旗帜，民族光 辉”。
一、少年时代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 （现属厦门市）。 这是闽南东海之滨一个山水优美的渔村，历史上有过光荣的传统。当年，收 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部将刘国轩曾在这里修筑营垒，开挖水井，留下 了 “延平故垒”和“国姓井”的遗址。陈嘉庚生在一个国难深重的时代。封 建王朝大清帝国已经走到了末路，在西方列强炮火的威逼下，打开了闭锁的 门户，豺狼入室，中国正被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从陈嘉庚出生上溯 30多年，鸦片战争将与集美一水之隔的厦门强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 一个繁荣的商港，渐渐变成了外国强盗贩卖鸦片、掠夺我财富、诱拐华工的 巢穴。陈嘉庚出生的那一年，日本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 《中日北京专约》， 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他十岁时，法国入侵福建，一场马尾海战，清朝南洋 水师全军复没。外侮日益深重，清王朝日益腐朽，陈嘉庚就在这沉重的历史 脚步中长大，目睹体验了家乡的沦落，国家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辛酸。 在西方列强和封建王朝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农村急剧破产，东南沿海一 带的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海外谋生。陈嘉庚的家乡素有海外经商 和垦殖的传统。鸦片战争以后，农村的日子越来越艰难，有更多的人抛妻别 子，漂洋过海，另寻生路。很多人在当时称作 “南洋”的东南亚一带落脚生 根，辛勤开辟着新生计。陈嘉庚的家庭即是一个华侨世家，曾祖辈就曾有人 定居海外。他的父亲陈杞柏早年只身出洋谋生，经年累月，在新加坡经营了 一家米店、一个西谷米厂，还拥有一些房地产。而陈嘉庚的少年时代却是和 母亲孙氏在家乡度过的。小时候他在家里帮忙做些农活，直到九岁才进入族 人办的一所 “南轩私塾”念书。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新式学校，幼童们认文 识字多数靠这类私塾启蒙。私塾教授的课程，不外封建传统文化，课本无非 《三字经》、四书之类。不仅课程内容陈腐艰涩，塾师教课方法也是照本宣 科，不加解说。学生跟着朗读，不知所云何物。特别是乡村私塾的孩子，因 为时常要帮助家里劳动，学习更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时断时续。就这样， 陈嘉庚随塾师学习了七年，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对古文和报刊文字仅仅一知 半解，后来他能著书撰文，全靠刻苦自学而成。陈嘉庚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 倒是家乡的生活，家乡的风情，自幼熏陶着他的心灵，使他的根深深扎在了 故土上。工余饭后，他倾听父老们谈古论今，讲述先贤们爱国报国的故事， 渐渐地孕育出一颗矢志不渝的爱国爱乡之心。他日后倾资兴学，筹款抗敌， 致力新中国建设，无一不是这种拳拳赤子情愫的体现。 1890年，陈嘉庚应父亲函召第一次出洋到新加坡，在父亲的米店学习经 商。当时，新加坡与今天马来西亚的摈榔屿、马六甲同为英国的海峡殖民地， 新加坡是殖民地首府。它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海中，地处印度洋、太平洋和
欧、美、亚、非四洲交通要冲，是东南亚贸易集散市场。早在明代，中国东 南沿海就有人迁徙到这里，辛勤开发这一荒岛。英国人 1819年夺取新加坡 后，又掠中国 “苦力”到这里从事奴隶劳动。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人民出 洋谋生人数与日俱增，新加坡是他们主要的侨居地，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用血 汗浇灌出了新加坡的繁荣。陈嘉庚来到新加坡后，勤奋学习，勤谨敬业，很 快适应了环境，熟知了业务，协助父亲把米店经营得十分兴旺，显露出经商 才能。然而，商海就像大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风急浪险。1893年到1903 年，陈嘉庚三次回乡，娶妻、奔母丧和守孝，当他在1903年7月回到新加坡 时，父亲的产业却急剧衰落了。1904年春，陈嘉庚父亲的顺安米店倒闭，负 债20多万元。面对这沉重打击，陈嘉庚并没有消沉，性格倔强的他决心从头 开始，重新发家，并立志替父亲还清债务。 二、成功的实业家 顺安米店停业后，陈嘉庚开始了他独立经商的历程。他选中了菠萝罐头 业，新加坡地处热带，盛产菠萝，质量好、采买方便，菠萝罐头远销欧美。 当时，菠萝罐头销路旺，生产周期短，采买原料可以赊账，实属有利可图。 陈嘉庚瞄准了行情，集资7000元，购买旧机器，创设“新利川”菠萝罐头厂， 不久又接管了另一菠萝罐头厂—— “日新”公司，赶在夏季菠萝罐头生产旺 季之前投产，一炮打响，办厂三个月，获利四万元。陈嘉庚是个有心人，他 在经营菠萝罐头时，十分留意市场信息，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独揽了少有 人做的小批量品种菠萝罐头的生意，并且改革了各厂流行的每个生产季节停 工后核算的结算方法，每天结算成本盈亏，以获取准确的经营信息。他还在 生产中力求减少损失和浪费，降低成本，严把产品质量关，因此很快就在竞 争激烈的同业中站稳了脚跟，替父亲偿还了债务。1911年，他已成为一年获 利四五十万元的实业家了。1913年，他在新加坡菠萝罐头业中跃居首位，产 量占新加坡全部产量的一半。 陈嘉庚初出茅庐便身手不凡。然而市场风云变幻莫测。陈嘉庚决定开辟 新的领域，进行多种经营来扩充实力。他的目光又落到了橡胶上。当时，橡 胶刚刚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陈嘉庚敏锐地觉察到它的发展前途。1906年， 他首次出资近2000元买进了18万粒橡胶种子，建起了自己第一座橡胶园， 由此开始了他的橡胶事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菠萝罐头等业因战争影 响，销路转滞。陈嘉庚适时转变经营方向，先后将自己的产业重点转到航运 和橡胶制造业上。他租用了四艘轮船，后来又购买了两艘轮船，一面承运英 国政府等官私货主货物，一面为自己运载原料和产品，既免受战争影响，又 获丰厚利润。与此同时，他开设橡胶加工厂和制造厂，生产胶布，产品大半 直销美国。陈嘉庚的经济实力迅速壮大。1918年，他的两艘轮船在地中海被 德国舰艇击沉，航运事业由此告终，但是橡胶事业仍在继续发展。特别是他 重点发展橡胶熟品制造厂，试制各种轮胎、胶鞋、卫生用品和日用品，并在 南洋、香港、国内许多地方设店自销。他的产品新颖，推销有方，畅销各地， 其 “钟”牌商标驰誉世界，成为赫赫有名的“橡胶大王”。到了1925年，陈 嘉庚的实业发展到了顶峰，共计拥有胶园一万五千英亩，橡胶加工、制造厂 以及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等30多处，还有房地产等，资 产达1200万元，约值黄金百万两，成为传奇式的华侨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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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实业成功，遇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难得机遇。大战之前，西方 列强争夺经济霸权，决不相让，殖民地华侨民族资本在殖民地垄断资本的压 迫下艰难生长。大战爆发，欧洲各交战国忙于交火，无暇旁顾，英国在海外 殖民地的经济力量削弱，华侨民族资本得以抬头和成长。陈嘉庚正是抓住了 这一机遇而迅速崛起。他的成功，也得力于他个人的才智和魄力，他比当时 的许多人更具胆识和远见，所经营的许多事业，“不是为于人初为少为之时， 便是为于人不敢为或未曾为之日”。他最早引进橡胶，成为新加坡、马来亚 橡胶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开创橡胶制造业，为华侨开办企业树立了榜样， 促进了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将橡胶制品直接输出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 一个打破英国的垄断。他还通过自己的企业，培养造就了大批企业和技术人 才，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卓有成就的实业家，在华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嘉庚的经营实践，为侨居地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说，陈嘉庚仅仅在实业上锐意进取，获得成功，那他充其量也就是 个著名的大富翁。而使他彪炳史册，并赢得后人仰慕和敬意的，却是他心系 祖国，把个人发展的全部所得投入到利国利民的事业中去的高尚情操。 还在陈嘉庚的菠萝罐头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也 日渐高涨。1906年，孙中山亲临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分会，作为南洋革命 党人活动的总机关。在革命先驱者的努力下，南洋华侨民族觉悟觉醒，爱国 热情高涨，革命思想在南洋华侨中广泛传播，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主张 逐步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也日益严重。陈嘉庚第一次 归国期间，清政府败于甲午战争，被迫签订了 《马关条约》，与家乡隔海相 望的台湾被日本霸占了去，如同福建 “被割去一臂”。第三次回国时，八国 联军攻陷北京，美丽的小岛鼓浪屿在他眼前变成了 “万国租界”。失地丧权 的屈辱使陈嘉庚感受到亡国灭族的切肤之痛。而在新加坡，华侨民族资本又 受到西方垄断资本的直接压迫和欺凌。弱国无国防，内不能保护自己的国民。 弱国无外交，外不能保护自己的侨民。陈嘉庚在家乡和居留地饱尝了主权被 践踏的国民的屈辱和痛苦，使祖国振兴和强盛是他的强烈愿望。他在经营实 业的同时，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阅读报刊，了解时事，革命党人关于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引起了他的共鸣：腐朽的清政府不倒，中国就不可能从 亡国灭族的危难中解脱。1909年，陈嘉庚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聆听 了孙中山的演讲，为孙中山的革命言论所折服，从此他追随革命，1910年春， 加入了同盟会，剪掉了辫子，以示与清政府决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地纷起响应，清政府倒台。福建 是11月光复的。消息传到新加坡，福建华侨一片欢腾，当即开会商议援助福 建革命政府。陈嘉庚被推举为福建保安筹款委员会会长，他不负众望，筹集 巨款给福建新政府以有力的财力支持。孙中山从海外归国赴南京就任大总统 职务时，财政发生困难，陈嘉庚又立即汇去五万元。从这时起，陈嘉庚就把 自己同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紧紧联在一起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南洋华侨兴高采烈。他们盼望祖 国走上了强盛之路，侨胞们有一个强大靠山，从此可以抬头挺胸做人，与世 界各民族平起平坐。陈嘉庚也同样心情激动，只是他更进一步把对国家进步 的期盼，化作自己的实际行动，他要为祖国的强盛，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1912年，急于为国效力的陈嘉庚，又一次踏上归程，返回故园，开始了他一 生中最浩大的事业——至死不辍的兴学历程。
三、倾资兴学
陈嘉庚把为国效力的方向，放在了教育上，这同他的经历有直接关系。 他幼年接受旧式教育，收获甚少，对这种教育的缺陷有切身体验。到南洋经 商后，他一直利用工余读书进修，勤奋学习，并接触到一些西方进步文化。 在经营实业的实践中，他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在南洋，他就积极赞助 当地华侨的教育公益事业。几次回国，陈嘉庚留意家乡的教育，看到的情景， 使他十分震惊，只见十多岁的孩子们成群地聚在一起游玩，许多孩子光着屁 股，像小野人似的，几乎谈不上教育。陈嘉庚非常痛心，决定回国一则兴办 实业，一则兴办教育，以尽 “国民一分子之天职”。 陈嘉庚携带着机器、资金以及技术人员回到家乡，但是兴办实业失败。 他认为教育不振兴，实业也不能发达，教育是立国之本。同时认为，自己是 一名平凡的侨商，除了有点资产外，没有什么其他本领可以贡献社会，而捐 助金钱，不如捐给教育，说到为公众服务，也最好是去办学。虽说不一定立 刻就收到成效， “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 一日”。 这时，陈嘉庚家乡的教育依然极端落后。集美一地，2000余居民，全为 陈姓，分成了六、七房，各房恩怨矛盾又分为两派，屡屡发生纠纷，曾数次 械斗，死伤数十人。集美没有小学，各房自办私塾，各塾只收男生一二十人， 女孩不得入学。当时，距清末学制改革，成立新式学校已有十几年，但是同 安县20万人口，公办县立小学只有一所，学生一百多名。可笑的是十余年来 该校竟没有一班毕业生。原来，学校的大权由县长掌握，校长由县长任命， 教师学生都由校长招来。如果县长换人，就另派校长，全校随之变动，师生 一哄而散。十多年来，县长变更多次，学校也就忽聚忽散，因此没有一个毕 业班。作为全县模范的县立小学腐败如此，其余更是可想而知。大批失学儿 童，终日嬉戏，也就不足为奇。 陈嘉庚决定在家乡创办小学校。他奔走各房做工作，劝说他们停办私塾， 全乡合作，兴办小学，他自愿承担办学经费，终于得到各房同意。1913年春， 集美小学暂借大祠堂及附近的房祠堂开学，全体子弟入学，共135人，分五 级，高小一个年级、初小四个年级，聘校长一人，教员五人。 学校办起来了，校舍还没有着落。第二步，陈嘉庚便筹划修筑校舍。校 址的选择几经周折。乡人不是因为妨碍 “风水”阻挠，就是反对迁移坟墓。 最后，陈嘉庚买下了村西一口几十亩的大鱼池，填平建起了新校舍，迁入了 集美小学。1917年又开设了女子小学，招收集美的女生。为破除陋习，鼓励 女孩子入学，学校规定每月给每个女生一到二元不等的津贴，于是招收了50 余名学生。 事业初创，困难很多，最难办的是师资。新式教育所需教员极端贫乏， 找不出几个合格人选。同安县的师范毕业生包括简易科在内一共只有四人， 被陈嘉庚聘到了两人。当时福建省福州与漳州各有一所师范学校，漳州的学 校是初办，成绩不佳。而闽南的学生要进福州的师范，却又特别困难。陈嘉 庚前往调查，才知该校原来腐败不堪。本来，福州师范的条件很好，学生学 习食宿免费，奖励优厚，所以求学的人多得打破脑袋，学校常不公开招考， 当地官僚富绅子弟早已登记占满了名额，外地学子休想挤进去。结果收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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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家子弟既没有服务教育事业的志向，又不是考试合格入选的人才，程度 高低不齐，也不管学业进步与否，只求文凭混到手，并没有几个人打算去做 月薪二三十元的教师。陈嘉庚认为，要解决小学教师缺乏的问题，只有让贫 寒家庭的子弟经考试选拔后再接受有关训练，才能收效。他决意一有可能就 举办师范学校，招收闽南贫寒子弟而有志献身教育者，加以训练，以挽救福 建教育的颓风。 1913年，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此后两年，他的实业发展顺利，赢利颇丰。 实力壮大后，他便把自己的兴学志愿付诸实施，决定创办师范和中学。1916 年，他派胞弟陈敬贤回乡修筑校舍，筹办师范和中学，并致信上海江苏第二 师范校长代聘校长和全体教职员。在陈敬贤主持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 集美建起了大礼堂、教学楼和电灯厂、自来水塔、餐厅、温水房、浴室、大 操场、贮藏室等公用设施。1918年3月，师范和中学同时开学，招收学生196 人，师范三个班，中学两个班。中学生免交学宿费；师范生学宿膳费全免。 学校还供给全体学生所需被席蚊帐。为防止出现福州省立师范招生中的弊 端，陈嘉庚实行了新的招生办法，他函告闽南30多县的劝学所，请他们代为 招选愿意从事小学教育的贫寒子弟，每大县选五六人、小县选三四人，入校 复试，合格者录取，保证了生源的质量。后来学生质量稳定后，才取消了这 种做法。在中学，还对华侨子弟规定了优待制度。各南洋华侨小学毕业生， 愿意回国念中学的，只要有陈嘉庚新加坡本店的介绍，都可入学。如果到校 时考试不合格，可先入补习班学习。这一规定体现了陈嘉庚对华侨教育的重 视，他希望以此加强华侨和祖国的联系，增进华侨子弟的祖国观念。出于同 样目的，他也积极赞助发展侨居地的华侨教育，担任过新加坡道南学校的第 三届总理，先后协同侨胞开办了爱国学校、崇福女校等华侨学校。特别是1918 年6月，他联络新加坡、马六甲16所华侨学校总理，筹办了东南亚华侨第一 所不分地域、不分帮派的华文中学——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培养了众多华 侨人才。他热心教育的兴学业绩，提高了他在新加坡华侨中的威望。 这段时间，陈嘉庚的实业发展迅速，然而国内政治经济，依然黑暗。陈 嘉庚忧心忡忡，深感祖国贫穷落后，民智未开，各种专业人才奇缺，他认为 要改变祖国面貌，非有大批专门人才不可。此外，在创办集美学校过程中， 他总是为聘任合适、称职的校长、教员费尽周折，体会到大学的重要作用。 而当时福建没有一所大学，不但专门人才稀缺，中等教师也无处可以造就， 遂又萌发了创办大学的念头。他把大学比作机器中的发动机，中等专门学校 和中小学好比是它的附属品， “欲求附属品之发达，非赖有完全之发动机不 可”。1919年5月，陈嘉庚第五次回国，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亲自筹办 厦门大学并扩充集美学校。他把他在新加坡的不动产橡胶园 7000英亩和货 栈、店屋等房产地皮面积150万平方英尺，捐作集美学校永远基金，并申明： “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外，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 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是乃余之 所大愿也……” 陈嘉庚回到国内，便立即着手筹办厦门大学。他亲自勘察校址，看中了 郑成功演武场遗址附近的山麓，这里背山面海，北面是古刹南普陀寺，南临 浩淼东海，风景秀美，地场广阔，有日后发展的余地。由于这里是官地，选 好地点后，陈嘉庚向政府提出了拔地办学申请，亲自起草了筹办厦门大学的 通告，道出了他倾资兴学的肺腑之言：“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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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 专门学识，不足以踖 （jí）等而达。吾闽僻处海隅，地瘠民贫，莘莘学子， 难造高深者，良以远方留学，则费重难艰；省内兴办，而政府难期，长此以 往，吾民岂有自由幸福之日耶？且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于眉 睫，吾人若复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奚堪设想！鄙人久客南洋，心怀祖 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不揣见昧，拟倡办大学校并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 7月13日，他邀集各界人士在厦门浮屿召开特别大会，倡办厦大，他在会上 慷慨陈词，倾诉了倡办厦大的动机和打算： “窃吾人欲竟存于世界而求免天 演之淘汰，非兴教育与实业不为功。”“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得， 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 “民心未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民族 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他指出， 中国的大学，国立仅有北京大学，其余多为外国人所办，科目不过神学、文 学、医学而已，为实业所需各科稀少，高等师范仅有5所。他呼吁各方支持 厦大，并表示 “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当场认捐厦大开办 费100万元，当年交清；经常费300万元，分12年支出，每年25万元。厦 门大学就在陈嘉庚的积极努力和慷慨捐助下，在闽南矗立起来，成为唯一一 所华侨创办的、也是唯一一所个人独资创办的大学。 1921年，厦门大学创建伊始，先设师范 （分文理两科）、商学两部，在 厦门及南洋各地招收学生近百名，聘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邓萃英为校长。4 月6日，尚无校舍的厦门大学暂借集美新校舍“即温楼”正式开学，这一天 就成为厦门大学的校庆日。 厦大开学后，陈嘉庚又主持了厦大校舍的建设。他否认了邓萃英委托上 海美国洋行的设计方案，亲自规划了厦大的蓝图，既考虑到建筑布局的雄壮 合理，建筑形式的美观实用，又注重节省，当前先满足各科学生不多的需求 即可，但同时要为将来学校的发展扩建留有余地。他以自己经营实业的勤劳 和精细，亲临工地指导，当场解决问题，克服了不少阻碍和困难，建筑工程 得以顺利进行。1922年2月，第一批校舍落成，厦大从集美迁到新址上课。 这时，厦大校长改由曾留学英国的林文庆担任，厦大很快便走上正轨。 根据陈嘉庚的设想，厦大要办成一个能容纳三四万名学生的大学。这样 宏伟的目标，由他一人包办，实有困难。于是在厦大开办两年后，他开始尝 试向南洋富商们募捐。当时南洋富商资产在百万以上千万以上的大有人在， 甚至有亿万富翁。但是陈嘉庚前后三次向几位富商劝募，都遇到了拒绝。陈 嘉庚并不因此气馁，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独自勉力支撑，倾尽自 己的力量，支持厦大，在厦大陆续修建校舍，10年后，建成40多座，3000 余间，面积5.6万平方米，全校师生的学习、生活需要基本上得到满足。学 校不断添置图书和仪器设备，图书从开办时的几百册，增加到147000多册（包 括期刊）。拥有各种标本18000多件。还有各种实验仪器、机器、药品等。 设立了动物博物院、植物院、气象台、生物材料处、物理机器厂、煤气厂、 制革厂等，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学校陆续增设科系，到 1930 年，扩展为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分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 学、史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政治学、经济 学、法律学、教育学、银行学、会计学、工商管理学等17个系。厦大注意聘 请、罗致著名学者，充实教师阵容，国学家、文学家鲁迅、陈衍、林语堂、 沈兼士、孙伏园、台静农、余謇；语言学家罗常培、周辨明；哲学家朱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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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史学家张星烺、顾颉刚、陈万里、郑天挺、郑德坤；教育学家孙贵定、 朱君毅、杜佑周、姜琦、邱椿；化学家刘树杞、丘崇彦、张资拱、刘椽；生 物学家秉志、陈子英、钟心煊、钱崇澍；数学家姜立夫等都在厦大创办初期 来校讲过课。陈嘉庚经营厦大兢兢业业，逐步建立起面向华侨，面向海洋， 注意实用，注重研究的特色，并且高度重视办学质量。一次，集美校长应学 生之请向陈嘉庚提出，让集美毕业生免试升入厦大，被他拒绝，他坚持必须 考试合格才能录取的原则，不为照顾同乡子弟降低厦大的入学资格。因此， 厦门大学越办越好，到三十年代，便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学之一。 在创办厦大的同时，陈嘉庚还致力于扩充集美学校，着重建立培养国家 民族建设所需专业人才的专门学校。根据福建省临海，有条件发展渔业、航 海业的特点，他考虑在集美设立水产航海科，早在1917年就向上海吴淞水产 学校寻聘教师。结果该校表示，国内水产教师奇缺，他们学校师资同样缺员， 实在无处可聘。倒是有两名高材生当年毕业，如果集美需要，可以资助他们 到日本留学，两年后回国任教。陈嘉庚立即照办。1920年，水产科开课。陈 嘉庚从德国购买了全套机器，在厦门造了一艘渔船，供学生出海实习使用。 由于这是一所新式学校，陈嘉庚担心毕业生的出路，又从法国购买了一艘先 进的渔轮，来厦门捕鱼，成绩很好。但由于中国经济落后，鲜鱼销路不畅， 从经营上讲，渔轮是亏本的。1925年，水产部增设航海科，培养航运人才， 以图振兴航海业。1921年、1927年，集美又添办了女子师范和幼稚师范，待 遇和男子师范一样。又办商科，待遇与中学一样。考虑到我国是个农业大国， 但是科学不发达，水利不兴，耕作落后，收获不丰，人民生活困苦，1926年 集美又建农林部，希望以科学改良农业。同年，国学专门部开学。1927年， 女子师范改为女子中学，国专移并厦大文科。从这年3月起，集美各部改称 为 “校”，一共有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学校、男子中学、女子中 学、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稚师范学校等，形成了一个有 相当规模的教育园地。 陈嘉庚怀抱教育救国之志，百折不回，力图培养造就各种有用之材，为 国家民族的振兴昌盛出一把力。集美学校的确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尤其是 给许多家境贫寒的学生、女学生提供了受教育的难得机会，帮助许多贫苦学 生完成了学业，成为有用之材。但是清王朝倒台后，中国并没有摆脱半封建 半殖民地的桎梏，在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先后统治下，政治腐败、 经济不振、民不聊生，教育事业也是举步维艰。陈嘉庚从国计民生着眼设立 的许多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用的专业，学生毕业后竟无出路。例如水产学校的 学生就找不到可以效力之处，真是报国无门。尽管如此，陈嘉庚矢志不渝， 不论有多少困难，他认定了教育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业，耗尽毕生财力心血， 也决不后悔。他不像有些富豪巨子，捐助教育一点金钱，以为行善积德，更 有人拿资助教育来沽名钓誉，他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把兴学当作自己唯 一的心愿，虽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辞。 1926年，陈嘉庚的实业遇到了风浪。作为殖民地的民族经济，他本来就 是在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战争中冒出头角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列强 借助强权与雄厚的经济实力，重新加强了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殖民地的华 侨经济面临着强大压力，危机接踵而来。这时，英国、荷兰、美国等国家， 都因橡胶制品获利丰厚而大量投入生产，日本还佐以国家津贴廉价倾销，结 果造成供过于求，胶价猛烈下跌，陈嘉庚的橡胶业在国际资本的压迫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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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亏损。同时，由于陈嘉庚积极参与爱国侨民的社会活动，曾在1928年日本 制造 “济南惨案”后组织过募捐和抵制日货活动，被日商和亲日奸商恨之入 骨，竟雇人纵火烧毁陈嘉庚的橡胶熟品制造厂新厂，造成巨大损失。1926— 1928年，逐年亏损及支出达百余万元，资产损失过半。这时，陈嘉庚仍然极 力维持着集美与厦大的经费。1926年提供90余万元，1927年70余万元，1928 年拿出60余万元。1929年，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 厂倒闭、工人失业、资本家破产，社会生活一片混乱。殖民地也无法逃脱厄 运。陈嘉庚的实业遭到一连串打击，一蹶不振。有人劝他放弃集美、厦大以 维持营业，他坚决不干，说 “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 罪大，……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由于他长期向英国银行贷款，终 至无力偿还。1931年8月，英国政府殖民部通过新加坡银行团要求陈嘉庚改 组公司作为抵债条件，陈嘉庚被迫接受，将所有资产折价二百万元，改组成 立 “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由银行委派代表三、四人组成董事会，陈嘉庚 出任总经理。1932年，一家外国垄断集团要把他的企业作为附庸公司加以“照 顾”，条件是停止给集美、厦大的经费。陈嘉庚断然拒绝说： “企业可以收 盘，学校绝不能停办！”公司改组后，陈嘉庚在董事会的牵制下，仍然绞尽 脑汁为两校筹集经费。1933年，董事会决定把企业全部出租，陈嘉庚与几家 承租者约定，将获利的部分或全部充作两校经费，此外，又变卖了厦大校业 （橡胶园及陈嘉庚公司股本），并向华侨募捐和借债，竭尽全力维持两校。 在陈嘉庚毁家办学精神的感召下，一些爱国侨胞伸出了援助之手，陆续捐款 资助，集美与厦大得以继续生存。直到1937年，情况更加困难，陈嘉庚才致 信南京政府教育部和福建省政府，自愿将厦大捐献国家，改为国立，自己则 集中力量维持集美。 陈嘉庚的实业，再也没有复兴。此时，他已受制于英国垄断资本。当初 英国银行团之所以强迫陈嘉庚改组公司，就是为了排挤和控制华侨资本。1933 年，市场有了转机，陈嘉庚正打算扩大生产的时候，一家英国垄断公司拿着 汇丰银行的介绍信找上门来，通过新加坡汇丰银行经理，要包销陈嘉庚公司 生产的全部胶鞋，陈嘉庚一口拒绝，汇丰银行经理竟狂妄地说： “我英国的 权利不容他国人染指！”尽管陈嘉庚坚持不让步，但董事会竟越俎代庖地签 了字。陈嘉庚气愤至极，决意收盘不干。关于这件事，英国反对党曾在下议 院抨击过执政党殖民部大臣缺乏远大眼光，处理不当。一开始任由陈嘉庚在 殖民地大规模发展工业，把产品拿来同英国竞争，把盈利汇回中国办教育， 违背殖民地利益。等到它发展到很大规模时，才采取不光彩手段，趁着经济 不景气的时期，通过银行团的压力迫使陈嘉庚公司关门。这种卑鄙手段，有 损大英帝国的声誉。1934年，陈嘉庚的实业正式清盘。国际资本的竞争和排 挤虽然是他的企业衰落的主要原因，而他投入巨资办学，影响了资金周转和 应变能力，也是明摆着的事实。有人替他算过一笔帐，统计他 1904—1931 年间总支出为1321万元，其中捐资各学校教育费837万元，占总支出的63%， 加上为办学而支付的银行利息380万元，则占到了92％，大多数投给了教育。 在银行团迫使他改组股份有限公司时，陈嘉庚曾拒绝担任经理。由于公司发 生怠工现象，银行团不得不请人说情，请他出山，让他开出条件，他便索要 高薪。但在发薪时，他却要银行团把他的薪金汇给集美、厦大作经费。银行 团非常奇怪地问，你把薪金汇给集美学校，自己如何生活呢？陈嘉庚答道， 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每月只需数十元即够用了。又问将如何养家？陈嘉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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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女均已长成，能够照顾他们的母亲了。他为教育耗尽了钱财，自己过 着俭朴简单的生活。他的住所是普通的平房，陈设朴素，家俱与普通人家一 样，没有一点奢华的东西。他从不为自己乱花一分钱，平时带的现款不超过 5元，也不许家人随意浪费金钱。他一生都保持了这种俭朴的本色，在实业 鼎盛之时，虽然收入大笔金钱，却从不用于自己享乐。他倾资办学不为利也 不图名，反对别人为他歌功颂德。厦大曾打算用他的名字为新校舍主楼命名， 被他否定。他坚决主张命名不应含有私意。他出资主持修建了集美、厦大一 幢幢楼房，没有一座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集美的师生也曾捐款准备建亭为 陈嘉庚庆祝五十大寿，陈嘉庚批评这是“沽名钓誉，夸示纪念，制造虚荣”， 坚决不受。所以尽管陈嘉庚的企业衰败了，他办的学校没有标上他的姓名， 但是他在中国教育史上，在爱国华侨的心中却树起了人人敬仰的丰碑。 四、杰出的华侨社会活动家 倾资兴学体现了陈嘉庚的爱国情怀，但是他爱国爱乡并不局限在兴教上 面。他一贯积极服务华侨公益，热心华侨社会活动和慈善事业并团结侨胞支 持国内抗强敌、图生存的斗争。就在他的实业收盘后，他不但没有销声匿迹， 反而以崇高的声望被推上了南洋华侨的领袖位置，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 步伐，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带领南洋爱国华侨为挽救民族危难、反帝图 存作出了新贡献。 早在1923年，陈嘉庚实业兴旺发达的时候，他担任了新加坡百万富翁俱 乐部怡和轩的总理，进入华侨社会的领导圈，便致力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 社会的各项活动。他对怡和轩这个富翁俱乐部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吃喝嫖 赌风气一一扫除，团结各地各帮的华侨领袖，把怡和轩变成了华侨社会活动 的发源地。陈嘉庚一向持无党无派的政治立场，早年曾积极赞助过辛亥革命。 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接受国民党中央政府作为中国的代表。但是，他有一个 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自立图强。因此，他积极参与各种 爱国活动。1928年 “济南惨案”，陈嘉庚通过怡和轩，呼吁侨胞救济难民， 抵制日货。1931年 “九·一八”事变，陈嘉庚召开新加坡侨民大会，抗议日 本侵略。1932年 “一·二八”上海抗战，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并致电声援。 1935年，中国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又发生了严重水灾，陈嘉庚出任“华侨筹赈 祖国水灾会”会长，发动募捐，救济灾民。1936年，他应南京国民党政府之 请，负责募捐购买飞机为蒋介石祝寿。这时，他是把蒋介石看作中国的领袖 并希望依靠他领导抗战，抵御强敌的。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 陈嘉庚领导的华侨爱国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先是1937年8月，新加坡各地各帮华侨统一组织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 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由陈嘉庚担任会长。其后在1938年10月，南洋 各地包括英属香港、马来亚、缅甸、北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西婆 罗洲、西里伯斯，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 （越南）及暹罗（泰国）等地45 个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商会代表齐集新加坡开会，成立了 “南洋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 （简称南侨总会），推举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印尼侨领庄西 言、菲律宾侨领李清泉为副主席，设分支机构85处，各处又设分会、支会， 共有千余所。参加筹赈会的有闽、粤、潮、客、琼、三江等各帮，各行业， 工会、妇女会、同乡会、宗亲会、学生会、青年组织、文化组织等各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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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群众。南洋各地800万华侨在民族危亡之际，第一次广泛地组织起抗日 救国的联合阵线，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中去，以财力、物力、人力支 援祖国抗战，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抗日运动，取得了辉煌成就。陈嘉庚身 处这一运动的核心，以他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将这一运动开展得 有声有色，为祖国抗战做出了特殊贡献。 南侨总会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抗日立场，毫不留情地反对国民党投降派 的卖国投降行径。1939年，国内战局紧张，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这时，身 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悍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一时妥协妖氛弥漫。陈嘉 庚与汪精卫是辛亥革命时的老相识，他还曾有过聘汪精卫为厦大校长的打 算。但在抗战还是投降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坚持民族大义，不能容忍汪精卫 损害民族利益的言行。他先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致电汪精卫进行规劝，汪 精卫复电诡称 “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陈嘉庚又 连发三电，痛斥汪精卫的无耻言论，指出 “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 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随即把五封电报公之于众。这时， 正好赶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会，陈嘉庚以参政员身分致电大会，提出了“敌 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得到热烈拥护和通过，给了汪精卫之流当 头一棒。当时汪精卫以参政会议长的身分正担任大会主席，硬着头皮向大会 宣读了陈嘉庚的提案，脸色苍白，狼狈不堪。1939年12月18日，汪精卫出 逃安南 （越南）。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调整日本与新中国的基本 原则”的声明，内容有三：第一是满洲国与中国完全外交之建立；第二是中 日反共公约之缔结，附有各地之驻兵权；第三是在平等地位上中日经济合作， 附有日人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自由、华北与内蒙之资源特权。29日，汪精卫 在香港公开发表电报，赞成近卫声明之原则。陈嘉庚得讯后，立即致电蒋介 石，指出 “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 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强烈要求国民政府 “宣布其罪，通缉 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当他看到国民党除了开除汪的党籍什么也没 做时，陈嘉庚又穷追不舍：“今日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 而独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众所莫解！”接着，南侨总 会又发出通告，揭露汪精卫的罪恶。陈嘉庚坚持民族气节，奋起讨汪，打击 了抗日阵线内部的妥协逆流，振奋了民族精神，对抗日军民是有力的支持。 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募集巨款支援祖国抗战。它在 各地的机构派出义务募捐员，每天动员数千人，采取多种办法，动员群众捐 款抗日，比如有特别捐、常月捐货物助赈捐、纪念日捐、卖花卖物捐、游艺 演剧球赛捐、舟车小贩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在公共场所设救济箱等， 并且积极支持各种对筹款有帮助的各种义展、义演活动。在南侨总会的筹划 和组织下，筹赈工作深入到华侨社会各界，各阶层，开展得 “风起风涌，海 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未曾有；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 在领导南侨总会期间，陈嘉庚一心扑在救亡工作中，几个月难得回家一次。 他坚韧不拔、以身作则，为爱国华侨树立了榜样。在 1938、1939、1940三年 中，南侨总会为抗战募集的各种款项不下30亿元。以1939年为例，当年的 军费共计18亿元国币。华侨汇回祖国之款有11亿元，其中捐款大约占10％， 而南侨总会的捐款又占同期华侨捐款的70％。按陈嘉庚的计算，以一元外汇 作基金可发行四元货币的通例，华侨捐款可为国民政府增添34亿元的经费， 对于抗战是巨大的物质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