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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总会的另一项重大贡献,是招聘华侨机工回国服务。1938年广州沦 陷后,中国沿海口岸全部被日寇占领或封锁,外援通路基本都被切断,刚刚 修成通车的滇缅公路,成为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路自云南昆明 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海外华侨捐赠的军需物品、药品和各国支援的 军火武器,全靠此路输入,当时更是急需把存放在缅甸的抗日物资运回国内, 但又缺乏有经验的汽车司机和修车技工。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总处主任宋子 良致电陈嘉庚,请求支持。对于抗日救国,陈嘉庚自然当仁不让,南侨总会 发出通告,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要求各地筹赈会,各爱国侨领、侨胞切 实认真办理。华侨机工们出于爱国热忱,积极响应,许多人放弃了相对优越 的太平生活,自带工具,回国效力。几个月的功夫,就组成了3200多人的南 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从新加坡和榕城分两路出发,回到昆明,承担起艰 险重重的滇缅路运输重任。 滇缅路穿行在高山深谷之间,途经横断山脉、怒山和高黎贡山,跨越水 流湍急的漾濞江、怒江和澜沧江,全程要行驶七、八天,沿途多是深山老林, 有悬崖、峭壁、陡坡、急弯、深谷,还有野兽出没、毒虫袭人。抢修而成的 滇缅路路面为土筑,坑洼不平,遇到下雨,更是泥泞难行。装载军火物资的 卡车行驶在这样的深山峡谷中,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由于是 战时,还时常有敌机追袭。当飞机来轰炸时,机工们只能跑到山中躲避,待 敌机走后,再继续开车。遇到大风雨,就只能躲在驾驶室里等天晴。艰难险 阻并不能动摇南洋机工为国献身的决心,但是国民党官员腐败贪赃,滇缅路 管理混乱,国民党政府对他们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闻不问,却使他们心 寒,也使他们的境遇雪上加霜。他们有时在车上挨冻受饿一两天,生了病也 没人管,行车到达沿途城镇,还得自掏腰包住宿。这些情况传到陈嘉庚耳中, 他十分震惊,当即派出代表回国考察。代表回来后,汇报南洋机工待遇恶劣 情况属实。陈嘉庚因此建议:1.给每个机工赠送蚊帐、毛毯各一件,工作服、 卫生衣各一套,羊毛袜两双,运动鞋一双,奎宁一瓶,共九件物品,于 1939 年底备齐送到昆明。2.由西南运输处在沿途城镇设立机工宿舍、医疗站和停 车场。陈嘉庚将此建议电告国民党中央政府,结果却如石沉大海。陈嘉庚挂 念着南洋机工,在 1940年又第二次派人视察滇缅公路情况,发现陈嘉庚亲自 经办的慰劳机工的物品,大部分都被国民党官员们贪污占用了。1940年 11 月,陈嘉庚亲自视察滇缅路,对机工们受到的恶劣待遇十分气愤,他说,我 号召人家回国服务,想不到有这样令人痛心的事。但是他从抗战大局出发, 仍旧勉励机工努力为国服务。善始善终,坚持到抗战胜利。为了对机工负责, 他又布置了修理滇缅路狭窄陡险地段,购买新货车、柏油和保养洗车工具等 事。南洋机工们也不负陈嘉庚和南洋华侨的重托,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战 斗在抗日运输的生命线上,从1939年1月开始到1942年5月滇缅路国际运 输线被日寇切断为止,抢运了45万多吨军火物资,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 光辉的一页。 五、回国考察 1939年冬,抗日战争已坚持了两年,半壁河山遭日寇践踏,抗日烽火遍 地燃烧。由于战火阻断了华侨回乡之路,南洋侨胞更加思念祖国,关心抗战 局势,又苦于对国内情况知之不详。在此情况下,陈嘉庚发起组织 “南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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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派华侨代表回国慰劳抗战将士和遭受痛苦的民众,了 解抗战局势。1940年2月,慰劳团分批启程回国。3月下旬,陈嘉庚本人也 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 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推动募捐助祖国抗战。 由于陈嘉庚在华侨中有巨大的号召力,他领导华侨筹赈成绩卓著,国民 党政府对他回国一事十分重视。他们把陈嘉庚看作一个大财神,出动了许多 党、政、军大员来欢迎接待他,企图拉拢他为国民党政府效力。为此,国民 党当局拿出8万元经费,准备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来讨陈嘉庚的欢心。没 想到陈嘉庚对这一套极为反感。他刚到重庆机场,就声明此行不是游历应酬, 希望各界极力节省无谓宴会。到了下榻处,他听说市内有名旅馆的一、二等 房间全部都留给慰劳团住宿,认为不该这样铺张。第二天,他在报上登出启 事: “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费用已充 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愿实践新生活节约条件,且在此抗 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 望政府及社会原谅。”他托人借了两个空房,安顿代表团居住。 陈嘉庚在重庆开始了考察。他出席了各种欢迎会,参观了街市、机关、 工厂,看到大后方灯红酒绿,一派腐朽颓风。 “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 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 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 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车、客 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影响民众卫生。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 则钳制严密,致每日仅出一小张,何能模范各省。……弟就外表数事,认为 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陈嘉庚尤其 对国民党要员的贪污营私深感不满。他赴宴曾经去过的嘉陵宾馆,修建得富 丽堂皇,要不是孔祥熙亲口承认,陈嘉庚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行政院长孔祥 熙私人所开。他不解 “重庆诸人之奢费,金钱从何而来?是否民脂民膏?” 从孔祥熙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竟公然私营企业,搜刮 民财,联想到国民党高官贪污腐化当不是谣传。一次.他应邀在全国经济学年 会上演讲,大会主席马寅初最后发言,激动不已,痛斥国民党贪官: “现在 国家不幸遭受强敌侵略,危险万状。可是保管外汇的人,却不顾大局,偷窃 外汇,而且贪得无厌,获利竟达六七千万元,将留给自己子孙买棺材!”海 外华侨捐献祖国抗战的血汗钱,就这样落入了贪官的私囊,怎能不教陈嘉庚 痛心疾首。他在重庆逗留期间,拜访了自蒋介石以下的许多国民党高官,多 数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回国之前,陈嘉庚在政治上不偏不倚,一心一意 拥护国民党中央团结抗日,认为拥护抗战的统帅天经地义。这次回国亲眼看 到了当局消极抗战,人民生活悲惨,官吏贪污腐化,不禁大失所望,对国家 前途感到渺茫。他私下对人说: “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 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 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在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 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 家前途深可忧虑,但现在又不能说。”心中十分苦闷。 在重庆期间,陈嘉庚同社会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听到了许多攻击延安 解放区的话,说什么 “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榨净 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男女混杂,人伦不讲”等等,无奇不有。而中共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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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员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也专程拜访了陈嘉庚,送给他三件陕北出产的 羊毛衫,同他讨论了解决国共摩擦的问题。陈嘉庚对他听到的事情将信将疑, 决心亲往延安,看个究竟。 听说陈嘉庚要去延安,国民党蒋介石十分紧张,想方设法阻止他与中共 接近。5月5日,陈嘉庚抵达成都。此时蒋介石正好也到了成都,他请陈嘉 庚赴宴,又留他谈话。探问他的行程安排,陈嘉庚告诉蒋介石,他要去兰州 和西安。蒋介石追问他还要去什么地方,陈嘉庚明白了蒋介石的意思,便直 截了当地说,如果有车,他想去延安。听到这里,蒋介石就大骂起共产党来, 什么 “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义无信”等等等等,意图是叫陈 嘉庚不要去延安。陈嘉庚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 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 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再没理由阻止陈嘉庚,却没忘 “提醒”他切不可受共 产党的欺骗。 5月30日,陈嘉庚一行从西安出发,乘坐第18集团军办事处派出的两 辆汽车,向延安进发,临出发前,陕西省政府一个寿科长也乘一辆车赶来“陪 同”。途中,遇到一些“民众”往陈嘉庚的车上递攻击共产党的“控诉书”, 内容都大同小异。陈嘉庚不难识破这种导演出的把戏,他把“控诉书”拿给 寿科长看,然后撕碎弃置路旁。 5月31日,陈嘉庚抵达延安。在七天的参观访问中,他出席了延安各界 的欢迎会,应邀参加了讲演会,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参观了 学校、工厂,并和在延安的归侨和集美、厦大两校校友深谈,询问他们在延 安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情况。所见所闻,使他耳目一新。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共产党领导人的作风与国民党有天壤之别。 他们生活简朴。毛泽东的窑洞,布置简单,墙上一张地图,室内一张办公桌, 几把木椅、一条长凳,都是些乡村农民用的旧式家俱。毛泽东本人衣着朴素, 招待陈嘉庚的晚餐,仅仅是白菜、咸饭和一碗鸡汤。饭菜虽然简单,但是陈 嘉庚吃得非常舒心。共产党领导人与群众打成一片。在总司令部,长官与士 兵的伙食一样,食堂没有固定的座位,一台8个人坐满了就可以开饭。陈嘉 庚曾亲眼见到总司令朱德迟到,自己盛了饭,插进勤务兵中间,狼吞虎咽起 来。陈嘉庚拜访毛泽东时,谈话中朱德、王明和几个华侨学生先后很随便地 走进来,加入了谈话。又一次,陈嘉庚介绍南洋的情况,总司令部的人都来 参加,一个战士迟到了,看见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就挤进去坐下,毛泽东 也往旁边移了移,让他坐得舒服一点。这一切,都使陈嘉庚感到惊奇。回想 蒋介石接见时,好些中央大员都早早在内等候,蒋介石的座车一到,传令兵 高喊 “蒋委员长到!”全体人员立刻肃立,大气不出,等到蒋介石进来,卫 兵为他卸去大氅,他挥手请大家就坐,众人方能惶恐就坐,陈嘉庚仿佛见到 了皇帝。相形之下,延安解放区领导人平易近人、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 如兄弟。大家刻苦耐劳,从事建设,一派蓬勃向上气氛。 陈嘉庚留心观察了延安社会,发现社会风气纯朴,社会秩序安定。陕北 虽然贫困,但在延安没有见到乞丐,没有面黄肌瘦、衣着破烂的人。人们穿 着朴素,作风严肃。商店私营,营业自由。革除了缠足的恶习,鸦片也被严 禁。边区农民生活有所改善,教育也有发展,共产党人和解放区人民在埋头 苦干。 陈嘉庚在延安特别同华侨子女进行了多次晤谈,反复向他们了解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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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八路军是真的打日本还是打内战?共产党是否不讲伦理道德?毛主席关 心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陕北老百姓拥护不拥护毛主席共产党?又问他们是 怎样到延安的,生活习惯不习惯?这些华侨青年告诉陈嘉庚,只有共产党、 八路军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南洋不少青年学生在延安学习后都已经奔赴抗日 前线,有的还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当局用华侨捐献的巨款买来飞机大炮不去 打日本,却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八路军,用几十万军队包围着陕甘宁边区, 到处搞摩擦。为了抗日救国,为了解放区人民的生存,共产党号召军民开荒 种粮、养猪、种菜,解决吃穿,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粉碎了对解放区的封 锁。华侨青年们说,延安的自然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的精神非 常愉快,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男女平等,互相尊重,国民 党说什么共产党 “共产共妻”是造谣污蔑。华侨子女的肺腑之言彻底打消了 陈嘉庚的疑虑。他通过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得出了同国民党宣传相反的结 论。他相信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当毛主席拜托他见到蒋介石时,代为 表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并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向侨胞介绍时,他一口 答应,决意 “凭自己的人格与良心,决不指鹿为马,不待到南洋,就是出延 安界,如有关系人问余所见闻者,余定据实报告。” 在延安,陈嘉庚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他后来追述说,“余久居南洋, 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 面宣传,更难辨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 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 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汽,奠胜利维新之基础。 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他的心 情由郁闷失望转为欢畅,充满信心,确信中国已经有了救星。但在当时,他 并没有表露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 “未有一句话奖誉他等,虽衷心表同情 多项,然绝未轻说出口。所有发言,无非劝诫其忍耐退让,以国家为前提, 团结抗日为天职。”希望国共合作抗战到底。 6月8日,陈嘉庚一行告别了延安,赴各地继续考察。一路上国民党当 局又不断制造出一些骗局,污蔑共产党,一些党政要人也在陈嘉庚的面前对 共产党漫骂诅咒。陈嘉庚不动声色,冷眼旁观。7月中旬,陈嘉庚回到了重 庆。24日,他应邀到国民外交协会作讲演,演讲《西北之观感》。出席讲演 会的有各界人士几百人,人们对他的延安之行充满好奇,会场坐得满满的。 这时,陈嘉庚终于道出了蕴藏已久的心里话,向大后方公众公开了他在延安 的见闻,列举他在延安看到的种种新气象,并呼吁举国一致,团结抗战。陈 嘉庚的讲演说出了国民党当局最怕大后方人民了解的事实真象,引起了轰 动,也使国民党党政要人大为不满。陈嘉庚离开重庆前,又见到了蒋介石。 陈嘉庚婉转地规劝国民党要革新政治,蒋介石竟气急败坏地喊叫起来, “抗 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先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此种 事外国已多经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对外乃能胜利。此种话我未尝向 人说出,今日对你方始说出,确实如此!”盛怒下的蒋介石也说出了他把共 产党视为心腹之患,仇视共产党甚于日本侵略者的心里话。陈嘉庚不打算同 他争辩,只是直截了当地告诉蒋介石, “华侨心理,甚盼望祖国团结一致对 外,若内部事待胜利后解决,况共产党无军械厂,实力单薄。”言毕辞出。 国民党没法迫使陈嘉庚改变看法,也无力阻止他发表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观 感,便从着力拉拢陈嘉庚转为打击他。7月底,陈嘉庚取道昆明,经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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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湖南、广东、江西、浙江到家乡福建视察。在浙江金华收到朋友的信, 告知国民党当局对他实行三项阴谋,露出一付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狰狞面 孔。陈嘉庚没有被吓住,他在以后的行程中继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继续 用自己的头脑思索着,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坚持自己的 良知,依然敢怒敢言,为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百姓仗义执言,向当局,或直接 向国民党中央蒋介石呼吁,得到的只是一纸“护恶讳疾”的回电。1940年底, 陈嘉庚回到了新加坡。他离开祖国时,对蒋介石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 回国考察,是陈嘉庚一生重要的转折。虽然他希望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的初衰未改,但是显然从不偏不倚,无党无派的立场向同情和支持共产党转 变。离开祖国后,他向南洋侨胞如实报告他在国内视察的见闻和观感,使广 大侨胞了解到国统区的黑暗,了解到解放区的光明。他还针对国民党官员的 祸闽行为,发起闽侨救乡运动。陈嘉庚的直言不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忌恨。 他们派出大员到南洋策划倒陈阴谋,企图煽动华侨反对陈嘉庚,破坏华侨的 团结。这时,南侨总会即将召开第二届大会,选举新的领导机构。陈嘉庚不 愿侨胞在抗战期间自相倾轧,便提出辞职,引起侨胞广泛关注。1941年3月 29日,第二届南侨大会召开。陈嘉庚虽一再表示辞退,仍以绝对多数票额当 选,连任主席。国民党的倒陈阴谋破产了,陈嘉庚继续领导南洋华侨开展抗 日救国活动。 六、避难爪哇 1941年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凶猛地扑向西方帝国主义在 东南亚的各殖民地。战火迅速烧到风平浪静的南洋。日军在马来半岛登陆后, 新加坡遭到轰炸,形势危急。危难中,陈嘉庚应新加坡总督之请,挺身而出, 为新加坡抵抗运动和居民的安全奔忙。他布置华侨挖防空壕;成立 “新加坡 华侨抗敌后援会”,亲任会长,有组织地开展抗敌救援活动,协助英国政府 抗战。然而此时,战局正在急转直下,日寇在马来亚步步进逼,殖民地的英 国军队一败涂地,仓惶撤退,到1月底,除新加坡外,其余地方均落入日冠 之手。还在殖民政府放弃槟榔屿时,殖民当局将英国人撤退到新加坡,而对 其他居民撒手不管,卑鄙自私暴露无遗。1942年1月,英国决定放弃新加坡, 开始撤退人员,到月底已大部撤完,却秘而不宣。1月30日,陈嘉庚闻讯去 见新加坡总督,又得知蒋介石曾致电新加坡总督,要求必要时设法保证国民 政府领事馆官员安全回国。无论是殖民地当局,还是国民党政府,完全无视 华侨领袖和民众的安全。特别是被华侨视为祖国代表的国民党当局,花着华 侨用血汗换来的巨款,却在生死关头把他们抛弃,使他们再一次领受到 “海 外孤儿”的滋味,怎不让他们感到寒心和愤慨。与陈嘉庚同去见总督的另一 侨领当时就气愤地说: “蒋介石不认我们是中国人了!” 1月31日,英国炸毁了马来亚柔佛通往新加坡的大桥,切断了与马来亚 的交通。第二天,又烧掉了军港内的10个贮油池。新加坡沦陷在即。陈嘉庚 决定撤离。2月2日,他安排处理了南侨总会、闽侨总会、南洋华侨师范学 校和集美学校等项事务,来不及与家人告别,于2月3日一早,在几位友人 陪同下,乘一艘小艇,离开了新加坡。陈嘉庚清楚地知道,由于他对延安, 特别是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说了实话,因而有国不能回,国民党 要人决不容他立足。因而就近驶往荷属印度尼西亚。他先进入印尼苏门答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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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打算从巨港去爪哇岛的吧城 (雅加达)。他们还未到巨港,巨港就已被 日军占领。几经周折,2月28日抵达雅加达。可也就在这天夜里,日军在爪 哇登陆,雅加达也不可留。陈嘉庚又开始逃亡,辗转芝安士、梭罗 (苏腊卡 尔塔)等地后,在玛琅安顿下来,住巴蓝街4号。陈嘉庚化名李文雪,与厦 大、集美校友黄丹季和郭应麟、林翠锦一家同住,作为掩护。后来为安全缘 故又搬过几次家,最后在巽勿佐村,居住到战争结束。 日军侵占南洋的时候,曾四处搜捕华侨领袖,陈嘉庚陷于敌人包围之中, 以近70的高龄,东奔西走,几次遇险,由于他处惊不乱,校友们应对有方, 才得以转危为安。一天清晨,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住所,穷凶极恶地 敲门,直到冲进院子,才发现搞错了,原来他们是来抓邻院的荷兰人的。又 一次,陈嘉庚正在屋内躺椅上看书,一个日本军官闯了进来,用印尼话大声 问你是谁?陈嘉庚镇静地坐了起来,一言不发,日本人正要发作,校友黄丹 季闻声赶来,机智地示意老人耳聋,才算解了围。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不 时传出流言,什么“陈嘉庚潜入东爪哇”了,什么“陈嘉庚被逮捕了”等等, 使侨胞们深为他的安全担心。陈嘉庚却对身边的校友说:“人生自古孰无死? 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我作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 国家,有什么不得了!我这么大一把年纪,死也不算夭寿,你们千万不可为 我着急。”他自信 “生平对国家社会尚无罪恶,于财色嗜欲亦绝无污染,问 心无愧”,安危听天由命。在这样大义凛然的精神支配下,陈嘉庚身处险境 仍从容不迫,生活简朴而有规律,早睡早起,做操散步,还曾租了小块土地, 指导校友种菜,收获不菲。1943年,他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始撰写回忆录。 他记述写回忆录的缘由说: “此回忆录盖为纪念华侨参加抗敌而作。”他要 使“海内外同胞知南侨对抗战之努力,以及对祖国战时经济之关系”。他说, “个人经历虽不足道,然所见所闻多属确切事实,有裨社会观感,且使后人 知当祖国抗战时,南洋华侨之工作情况,庶不致误以为当我国有史以来所未 有之危险期间,海外南洋千万人之华侨,尚坦然置之度外而忘祖国也。”耗 费了一年的心血,一部30万字的回忆录脱稿,定名 《南侨回忆录》。陈嘉庚 在书中为我们展现了他和南洋华侨爱国爱乡抗敌报国的奋斗轨迹,记录了南 洋华侨在民国建立后为祖国作出的贡献,也坦露了老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 怀。在书末,他附诗一首以述志: 胜利未达,敌寇未败,潜踪匿迹,安危未卜,余惟置生死于度外,作俚 诗一首以见志。 领导南侨捐抗敌,会场鼓励必骂贼。 报章频传海内外,敌人恨我最努力。 和平傀儡甫萌芽,首予劝诫勿昧惑。 卖国求荣甘遗臭,电提参政攻叛逆。 强敌南侵星岛陷,一家四散畏虏逼。 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 何时不幸被俘掳,抵死无颜谄事敌。 回检平生公与私,尚无罪迹污清白。 冥冥吉凶如有定,付之天命惧何益。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嘉庚结束了避难生活,10月,安 全回到新加坡。消息传开,群情欢腾。新加坡500个华侨社团联合举行了欢 迎会。11月8日,重庆10团体发起“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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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都参加了庆祝会。毛 泽东送来了条幅,上书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王若飞送来了祝 辞: “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 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冯玉祥送来了贺诗: “陈先生,即嘉 庚,对人好,谋国忠,一言一动皆大公,闻已返旧居,远道得讯喜难名。” 大会由邵力子主持,他热情赞颂陈嘉庚的一生是 “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 事,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郭沫若更说道,中国人民正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有人要把中国人民推到深渊,希望陈嘉庚能为老百姓讲几句 诚实公正的话。情况正是如此,日本侵略者刚被赶走,中国又陷入了内战危 机,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即将来临,陈嘉庚继续为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奔忙着。 他放弃了无党无派的政治立场,公开站到了人民解放事业一边,对中国革命 的胜利,作出了新贡献。 七、投身人民解放事业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不久,国内传来了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的消息。 许多人认为国共合作,和平民主建国,前途乐观。而陈嘉庚却看透了国民党 当局独裁腐败,反共反民主的本质,断定内战一定会打起来。在香港 《华商 报》请他为 “双十协定”题词时,写下了“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 忧心如捣”十六个字,表达了他对时局与众不同的深刻见解。果然,1946年 6月,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撕毁了 “双十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 的全面进攻。美国人出钱出枪,出动军舰、飞机把50多万国民党军队运送到 前线,并派出9万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天津、青岛、北平、秦皇岛等地, 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径激起陈嘉庚的无比愤 慨。他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参众两院议长、美国特 使马歇尔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国援蒋内战,警告美国 “多方援 助贪污独裁之蒋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 二”。要求美国 “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 援助蒋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 “本人代表南洋一千万华侨,特向 贵国呼吁,请顾全国际信誉,以日本为前车之鉴,勿再误信武力可灭公理。” 陈嘉庚的电报像一颗炸弹炸响,引起了巨大震动。华侨社会掀起了 “反陈” 与 “拥陈”的轩然大波。国民党控制的马来亚、新加坡大小中文报纸,拒不 登载陈嘉庚的电文,对他百般诋毁攻击。另一方面,马来亚、新加坡数百个 华侨社团,针锋相对地召开群众大会表示 “拥陈”,又有数十万人参加了反 对美军留华的签名运动。独裁与反独裁、民主与反民主力量进行了激烈交锋, 最后民主力量占了优势。陈嘉庚后来回忆说: “马来亚各处国民党机关及报 纸,对余百般攻击,或公开集会,函电交驰,或匿名谩骂,遍贴标语。惟全 马诸民主派及劳动界、妇女界、青年人等,愤恨不平,在各处亦召集大会, 拥护余之通电,其他侨民表同情者亦众。”这一事件,使陈嘉庚和华侨民主 派深感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宣传阵地,作为民主派的喉舌,为和平民主呼吁。 在华侨民主派的推动下,陈嘉庚联络各帮侨领,创立了南侨报社有限公司, 亲任董事会主席,以胡愈之为社长。陈嘉庚为报纸确定了反蒋拥共的原则立 场。 1946年 11月21日,《南侨日报》出版发行。陈嘉庚在创刊号上发表 《告读者》一文,阐述了办报宗旨;“本爱国真诚,求和平建设,……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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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日报》,其目的在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内战早日停止, 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孙国父建国之主旨。”胡愈之在 《创刊词》中指出,“以前南侨是抗日长城,现在南侨是和平先驱,是民主 堡垒。” 《南侨日报》宣传国内新民主主义革命,促进华侨爱国团结,也就 马来亚、新加坡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看法,为侨民的自身利益服务,受 到广大侨胞的信任和欢迎。陈嘉庚本人也在 《南侨日报》上发表了许多专论 和演讲词,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必胜、国民党蒋介石必败的信念。 1949年1月,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陈 嘉庚,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陈嘉庚欣然复电应允。 6月4日,陈嘉庚抵达北京,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 李济深、沈钧儒等人的迎接。15日,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议,在会上致词欢呼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满怀希望地展望:联合政府成 立后海外华侨的地位可以提高,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期望将会实现,绝大多数 华侨都会拥护民主联合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会后,陈嘉庚离开北京,前往东北、内蒙各地观察考察,两个多月时间, 行程5000多公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对国家前途充满了信心,得出结论: “从东北看全国,国家建设的前途是一片光明。” 从东北回到北京,陈嘉庚作为政协华侨小组的召集人,参加了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 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 人从此站起来了!”海内外中国人多年的企盼终于成为现实。陈嘉庚激动万 分,无比自豪,他在会上以华侨首席代表的名义致词,热烈拥护 《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三项草案,并以其德高望重,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伟 大的历史时刻,陈嘉庚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望着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雄 壮的国歌声和礼炮声中,在万众欢呼声中同全国人民一道,欢庆中国的新生。 八、为新中国建设鞠躬尽瘁 新中国建立后,年过古稀的陈嘉庚又投身国家的政治生活,为社会主义 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光和热。为此他决定回国定居。 1950年2月,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向华侨群众宣讲介绍了他在新中国南 北各地的观感,报告了中国的新气象,解答了华侨对新中国政策的疑问,表 达了他对中国前途的自豪与自信。他把这些观感,汇集成 《新中国观感集》 一书在新加坡出版,发行60万册,成为海外人士了解新中国的宝贵资料。与 此同时,他将自己在新加坡的事务料理完毕,自己的全部款项汇回国内。5 月,在海外漂泊了半个多世纪的陈嘉庚叶落归根,回到祖国,定居集美。 陈嘉庚回国后,继续担任国家重要职务。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 务委员会委员外,还当选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委会委员,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他兢兢业业,恪尽 职守,凡有重要会议,他都亲自出席,总是带着他通过亲自考察和实地调查 得出的提案和建议,为国家重大决策,贡献自己的才智。他关心国家前途, 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到工业化建设, 他都予以支持,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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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素来痛恨尸位素餐的官僚作风,因而他自己担任重要社会职务 后,总是不辞辛苦地履行职责。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争取时间到各地旅行 考察,风尘仆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工厂、学校。他重访了 1940年回国时到过的西安、延安、兰州、贵州,又走访遥远的边陲——新疆 和海南岛。他对祖国进步、人民生活改善感到高兴。看到好经验,对人民有 利的做法,就立即建议推广;看到不好的现象,则提出批评。在新疆独山子 石油矿区,他看到新建的职工宿舍结构简单但设备齐全,实用又节约,当晚 就不顾疲劳搜集资料,亲自给周总理写信,建议作为城市住房建筑的参考。 他对长春地质学院在原皇宫基础上盖地质宫很有意见,批评是 “全国最高额 造价”, “既不美观,又不实用,实在是浪费的典型。”他将考察见闻写信 报告给毛主席、周总理,直言不讳地附上自己的提案建议。据他的友人回忆, 1957年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国内已出现 “左”的倾向,而陈嘉庚在 怀仁堂讲台上痛斥官僚主义弊端 “懈怠傲慢,……虽清白不贪污,亦难免误 国病民,例如高高在上,凡事皆向下面推诿,绝不自己动手,甚至连执笔签 名亦假手他人。……发生文件多未经亲阅,甚至自己尚不知情,所以弄权舞 弊,轻率错误诸端,皆缘此发生。又如坐在办公厅内,足不出户,外间实际 情形,属下工作情况,毫无所知。”这番言论,在今天看来也是痛快淋漓, 切中时弊。这正是他的性格,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和涉外事务,只要有不同意 见,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陈嘉庚的晚年,一面为国事奔忙,一面为改变家乡经济落后的面貌,发 展家乡教育呕心沥血。福建省境内多山,交通不便,解放前一寸铁路也没有。 解放后海峡两岸军事对峙,海上通路也被阻断,使福建经济深受影响。1950 年,陈嘉庚带着福建人民的渴望,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修建福建铁 路的提案,获得通过。这条铁路1954年开工兴建。陈嘉庚欣喜异常,对铁路 的修建,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当时铁路部门提出了三条选线方案,福建省 领导到集美与陈嘉庚磋商,向他介绍了各线的地形、地质、矿产、气候、水 文、植被、人口、政区、经济的概况和三个方案的优缺点,陈嘉庚选中了中 线,后来鹰谭到厦门的铁路,就是按这个方案修建的。他又建议填建杏林— —集美海堤,可以缩短铁路里程;可以围杏林湾为水产养殖场,能够养淡、 垦田三万亩;还可以在上头修水库蓄水,灌溉农田、增加厦门供水,是个一 举多得的方案。但是遭到苏联专家的反对。陈嘉庚针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进 行了周密的调查,作出详细分析,写报告给周总理,据理力争。经反复讨论, 陈嘉庚认真负责的建议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同和中央的批准,铁路按照陈嘉庚 的方案修建,1956年建成通车,结束了福建没有铁路的历史,对福建经济的 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建的教育,渗透了陈嘉庚毕生的心血。定居集美后,他不肯安享晚年, 依旧为扩充和发展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投入大量精力。解放后,人民政府考 虑到集美学校的悠久历史和海内外声誉,希望陈嘉庚维持私立的名义,由政 府给予部分补助。陈嘉庚不想给国家增添负担,便应承下来。他想方设法向 海外亲友筹措经费,使集美学校很快就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从 1950年到 1955年,陈嘉庚拨给集美学校353余万元,国家补助200余万元,在他的主 持和监督下,集美新建了大批校舍和公共设施,扩充了图书馆、科学馆、医 院,增设了电影俱乐部,拥有幼儿园、小学、中学、水产航海学校、财经学 校、华侨学生补习学校等6所学校,在校学生5000多人,差不多是解放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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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数最多时 (1931年)的两倍。1955年12月,陈嘉庚把集美学校董事会 改组为集美学校委员会。从1956年1月开始,除幼儿园、小学及公共机关外, 各校由人民政府全面负责。学校虽然改为公办,陈嘉庚依然牵挂着集美,亲 自计划校舍的扩建。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不避风雨寒暑,扶着手杖,每天到 工地去巡视、督促、指挥,专心致志,从来不知疲倦。就这样,数十座大楼 拔地而起,构成了一片雄伟壮丽、民族风格鲜明的建筑群,为厦门增添了一 处著名景观。学校的规模也在继续扩大,到 1960年,在校生达到了 11600 多人。 厦门大学新校舍也是陈嘉庚亲自筹集经费,设计监督建设的。他曾俯瞰 厦大校址,设想建设一片美丽的校园, “我要完成这个大业,我完成不了, 有我的儿女,有我海外的亲友,更重要的还有我们强大的新中国。”当 31 座傍山面海的厦大新建筑建成后,陈嘉庚深情地谈起了他的理想: “台湾统 一后,将有万吨十万吨的外国和本国的轮船从东海进入厦门,让他们一开进 厦门港就看到新建的厦门大学,……看到新中国的新气象。那巨大的客轮中 将载来许多来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学习的华侨子女。”他为厦大的校舍建设 操劳,也关心着厦大的办学方向。厦门大学确定 “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 洋”发展;成立南洋研究所,开展华侨问题和历史以及南洋各国情况的研究; 成立海洋研究所,为经济建设、海洋交通事业、海洋科学和教学服务;设置 东南亚经济和历史、海洋生物、物理、化学以及印尼语等专业;招收华侨学 生;设置海外华侨函授部,都征求过陈嘉庚的意见,并得到他的同意和支持。 陈嘉庚办教育,旨在为国家培养人才、振兴经济,对此他十分认真。从 他关心航海教育上可见一斑。1951年,集美增设了水产商船专科,1953年并 入大连海运学院。陈嘉庚认为福建地处海疆,需要大量航海专业人才,集美 航专有一定基础,应该发挥作用,不应并掉。尽管如此,陈嘉庚仍然希望合 并后,学校能够发展提高。1955年,他前往大连视察,发现该院实习设备不 够充实,冗负严重未能革除,他对此作了严肃批评,并向有关部门建议及时 整顿。有关部门接受了他的意见,1958年开始独立开办集美航校。 终其一生,陈嘉庚创办或资助过的学校超过百所,他花在文化教育上的 钱,按照黄金价格计算,约合80年代初人民币一亿五千万元。但他自己的生 活,一直十分简朴。他在集美故里,原有一栋二层小楼,抗战期间被日机炸 毁。回集美定居后,他主持修建了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等许多华美的大厦, 却没有给自己的旧居添上一砖一瓦,一直住在集美学校董事会的一间小屋 内。1955年,集美镇政府重修了他的旧居并借作办公用房,1958年后归还, 他才搬回,住在楼上一个小套间里。他的居室陈设十分简单,一张旧床,一 张写字桌,两个沙发。其中一个一边扶手是平面的,是托人特意从上海旧货 店买来的,因为他有腰腿病,不能长久伏桌写字,需要坐在沙发上书写。此 外,还有一口装水的小瓷缸,一个普通的洗脸盆,两只年月已久的旧皮箱和 几把凳子。他的衣服被褥除两三套较好的外出当作礼服用外,都是穿用多年, 处处补丁。他的早餐是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午餐、晚餐都是番薯稀饭,佐 以青菜、豆类、腐乳、小鱼小虾等。他待客也是这几样东西,至多添上几样 蚝煎、炒米粉和芋头等家乡风味。在闽南等地考察时,他都自备咸粥、年糕 等简单的饭食,不要当地单位破费招待。他常说, “在事业上用钱,该花的 千百万元也要花,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他担任公职,政府给他 定的工资是三级,每月390元,加上地区补贴共539.80元,他把自己的伙食
费定为15元,把节省的钱都用作建校费用。对于晚辈要求严格,教导他们“要 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单纯看重钱。我的钱是学校的钱,是国家的财富,我 的钱不能留给子孙后代。” 1958年,一向身体健康的陈嘉庚发现自己患了鳞状上皮癌,1961年又得 了脑溢血。重病中,陈嘉庚向友人交待了后事。他把在国内银行的存款 334 万多元,捐50万元作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另50万元作集美社福利基金, 剩余的234万元全部用于集美校舍建设。一分钱也没留给子孙。他最后留下 遗言: “人总要死,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中国有两派,旧的一 派是国民党,这一派很坏;新的是共产党,她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人都有一死,早死晚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国民党过去做尽坏事,他 们逃到台湾去了,那些人一生自私自利,假公济私,现在还在捣乱。我们应 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中国。”他念念不忘集美学校,嘱咐集美学校一 定要继续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