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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蔑视科举考场，实是大逆不道，弄得考官目瞪口呆。为此，邹容遭到了父 亲的严厉责打。但他并不服气，倔强地向父亲申辩说： “臭八股儿不愿学， 满场儿不愿入，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就这样，邹容宣布了同科举制 度的彻底决裂。 受了维新思想熏陶的邹容，还公开向封建主义文化挑战。孩子们必读的 《神童诗》说“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他 挥笔改为 “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贪官与污吏，尽是读书人。”指出封 建旧文化和教育制度是培养贪官污吏的大课堂，明确表示他拒绝学习的态 度。以后，这种态度他坚持不懈，毫不放松。1901年，他还在给大哥蕴丹的 信中恳切地劝告说 “切无奔走城词章帖括中，以效忠于前人；其从事于崇实 致用之学，以裨于人心世道也可”。指出： “近国家多难而必欲糜费千百万 之国帑，以于百千万帖括、卷摺、考据、词章之辈中，而拣其一二尤者，于 天下国家，何所裨益？”所以必定是 “科举路从此绝矣！” 罢科举事后，邹子璠仍然坚持用封建主义的枷锁来驯教邹容，他迫令儿 子进入重庆经学书院继续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育，但邹容仍不就范，在书院“指 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 因此，尊古重道的书院院长将邹容开除。 1900年，邹容因反对科场舞弊导致了楼外楼事件，这年重庆举行府试， 知府幕僚的义子名列前茅。榜发，议论纷纷，因为人所共知其子是个品学皆 劣的纨绔，但慑于权贵，人们敢怒不敢言，邹容闻悉，大为不平。一天，他 在五福宫的楼外楼见到那个幕僚和其义子在喝酒，便隔窗大骂。几天后，他 又找到那义子的住处进行责问。为此，幕僚向知府告状，将邹容抓获。面对 知府，邹容毫无惧色，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能徇私舞弊，我何以骂不得？” 致使知府恼羞成怒。邹容对封建文化及其科举制度益发格格不入。他像当时 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一样，开始向世界寻求新知识。他不顾家里的反对，到日 本领事馆向日本人学习日语和英语，并大量阅读介绍西方文明的书报。之后， 他写起文章，发起议论来，亦日有新意。 在此前后，戊戌维新遭到扼杀，谭嗣同等 “六君子”伏尸都门。消息传 到四川，邹容大为激动，不胜愤慨。他无限景仰烈士 “我自横刀向天笑”的 英雄气概，冒着生命危险将谭嗣同的遗像悬于座旁，并题诗一首： 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这表明年仅14岁的他对新旧事物的鲜明爱憎，他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是同 维新变法息息相通的，并决心以 “后来者”的身分，继承烈士爱国革新的事 业。 邹子璠感到无法使儿子留连在科举的道路上，于是允诺他去应官费留日 的考试。其目的在于另辟蹊径，让他留学回来获得朝廷赐予举人、进士的功 名，仍然跻身官场。因为，清王朝业经下诏 “变法”，盛传已有授予留学生 功名官职的措拖。不料，思想保守的舅父出来阻挠，说是让年少倔强的邹容 远离家门，跑到外国去，必将闯出大祸，还会连累父母。邹子璠犹豫了。邹 容知道了这个缘故，不顾一切，拿起菜刀要同舅父拼命。后经他母亲等人从 中劝解，他才得以如愿成行。1901年7月，邹容冒盛暑从重庆步行到成都参 加留学生考试，他满怀救国壮志，全不畏沐风栉雨，艰难跋涉，考场归来， 因考试成绩甚好，由考试监督引见于四川总督。总督 “勉励数语”后，命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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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准备行装，俟时与第一批留学者同行。 留学生考试的胜利，为邹容展示了一条新的学习道路，梦寐以求的理想 即将成为现实，他深深地沉醉于喜悦和憧憬之中。但是，正当他整装待发之 际，他的留学生资格被突然地取消了。原来，清政府选派留学生的目的在于 培养挽救统治危机的奴才。而思想激进、愤世疾俗的邹容被认为是 “聪颖而 不端谨”，最终未被录取。这件事，对年轻的邹容来说，是一次极沉重的打 击，但是因进一步看清了政府的伪善和反动，也更坚定了他出国留学的决心， 渴望摆脱传统桎梏、探索新知的迫切心情，促使邹容在父亲面前犯颜力争， 多次劝服，几至决裂，最终说服父亲，得以实现自费留日的愿望。 当年深秋，16岁的邹容，乘木船从重庆出发，穿过三峡，顺流东下，为 寻求救国之路，永远地离别了抚育他的巴山蜀水。 上海，是邹容去日本的第一站，为了尽快减少去日本学习的语言障碍， 他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在这里，邹容看到的是十里洋 场和外国巡捕，看到的是为奴为仆的苦难人民，他对中国人民的命运、为中 华民族的存亡更加忧心忡忡。 二、游海外 1902年春夏之交，邹容渡海到达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 还在19世纪末，日本就已经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当时求进步的中 国青年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 “唯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 国唯一之方针”。因此，20世纪初年起，留日学生人数骤增。当邹容来到日 本时，中国留学生已近千名。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 “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河山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 时报国”。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学的影响，思想较在国内活跃得多。其 中已有一部分显露了革命的倾向，“头脑新洁，志气不凡”。他们开始形成 了用资本主义改造封建主义中国的要求，并开始对改良派的保皇论调加以抨 击。 邹容在这一时代到达日本，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就将在国内被压抑 的思想情感，尽情地抒发出来。他在短短的时间里，攻读了卢梭的《民约论》、 孟德斯鸠的 《万法精理》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以及美国独立、 法国革命的历史，同时，还大量阅读了 《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等留 学生宣传革命的刊物。邹容在革命著作中找到了救国真理，无论是对民族危 机，或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了解，都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他已不再 是谭嗣同等改良派的同情者和拥护者，而是由爱国而革命，为救国而反清， 迅速成长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先锋战士，冲上民主革命的战场。 1903年春节，1000多名留学生在东京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大 会，这是一次宣传革命的大会。政治上接受了孙中山影响的留学生马君武在 会上慷慨陈词，当着清朝驻日公使蔡钧的面，历数清朝的罪恶。邹容起而响 应，发表演说，声言不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就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 这些愤激的言词，博得进步学生的热烈欢迎。会上，皇族宗室起来反驳，语 未成章，被大众呵哄而止，蔡钧之流被邹容等人搞得狼狈不堪。之后，凡遇 留学生开会，邹容必争先演说， “犀利悲壮，鲜与伦比”。他倡言对待清王 朝，“不变法当革，变法亦当革”。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激进的反清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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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沛的爱国热忱，经常见于形色，溢于言表。国难出志士，时势造英雄，邹 容在留学界，已是大家熟知的革命分子。 1903年春，邹容将他的革命激情和迫国赤诚凝聚笔端，全神贯注地撰写 《革命军》一书。 正当邹容挥笔疾书，聚精会神地写 《革命军》时，清政府派到日本管束 留学生的学监姚文甫因奸情事被揭露，准备回国。姚文甫是一个凶狠而卑鄙 的官僚，他多方箝制言论，屡屡迫害学生，为留学界所痛恨。于是大家决定 借端发难，给他以制裁，煞煞敌人的威风。3月31日夜，邹容约集几个留学 生，直入姚的寓所，历数姚的罪恶，并称 “纵饶尔头，不饶尔辫”，拿出剪 刀将姚的辫子剪断，限定他第二天早晨5时滚出东京，邹容等人又将姚的辫 子悬挂于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的正梁上示众，题曰： “南洋学生监督、留学生 公敌姚某某辫。”邹容等人疾恶如仇，不仅打击了邪恶、伸张了正义，而且 蔑视王法，同清政府作了一次正面较量， “剪刀除辫人称快”，这件事轰动 了留学界，进步学生无不拍手称快。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闻讯，大为恼火。 他不只是感到 “物伤其类”，更为惶恐的是，以为这是“犯上作乱”的开端， 照此下去，自己也将无容身之地。因此，他立即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到同 文书院索拿邹容。他们甚至煽动说： “近来留学生之宗旨变坏，应推邹逆为 祸首。”为暂时避祸，邹容遵友人规劝，离日回国。 邹容在 《革命军·自序》中叙述这段经历说：“以辛丑（1901年）出扬 子江，旅上海；壬寅 （1902年）游海外，留经年。”他在日本仅仅不过一年， 但在他成长的道路上却是关键的一年，他已从一个爱国者，成长为年轻的资 产阶级革命家，挟带着 《革命军》书稿，立志为中国“竖独立之旗，撞自由 之钟”。邹容将以全新的姿态投入于新的战斗。 三、斥保皇 20世纪初年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要推翻卖国清政府，就必须反对拥清的 保皇党，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邹容于1903年4月中旬返抵小别经 年的上海，就读于由蔡元培任总理的爱国学社。便立即开始由反清的爱国民 主斗争，进入到思想战线上对改良派的进攻。当时，学问文章已负时誉的章 太炎在学社任教，他同邹容交往几次，就发现邹容才思敏锐，胆识超群，于 是结为忘年交。并邀约张继、章士钊，四人结盟，以革命相勖勉。共同冲杀 于对保皇党的反戈之战中。 这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式学堂的兴办和留学运动的兴起， 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愿 望，在上海表现得日益明显。偕同这一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力量迅速增多的 新式知识分子，也纷纷汇聚上海。于是新旧冲突，新兴力量反抗封建桎梏的 斗争，就往往以 “学界风潮”的形式展示出来。爱国学社就是1902年11月 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产物，因此，学社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活跃。感情奔放的 青年，经常聚集一堂，在蔡元培、章太炎的启发下，意气风发，议论时政。 师生们经常在上海著名的张园集会，演讲时事，倡言革命，其无所顾忌，俨 然成了革命团体。这类引人瞩目的社会活动，也推动了一些报刊政治态度的 转变。上海一份创刊于1896年名为《苏报》的日报，就反映了这种现象。1902 年冬，它增辟 “学界风潮”专栏，支持学生进步活动，发扬民主气氛，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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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路大为改观。1903年初，《苏报》主持人陈范与爱国学社订约，由蔡元培、 章太炎等轮流撰稿，它的销售量更是日益增长。 1903年，拒俄运动在全国兴起，其后，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拒俄大会， 陈天华等组织 “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抗敌。25日，27日，上海绅、学、 商各界爱国人士两次聚集于张园，举行拒法、拒俄大会。后又与东京留学生 相呼应，在上海也组织义勇军。一时，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轰轰烈烈、急剧 高涨。邹容一到上海，立即斗志昂扬地参加了运动。他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 盟会，希望 “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拶之中。” 后虽然由于邹容被捕入狱，组织未能成立，但也充分表明了他对建立统一革 命组织的远见卓识。 随着拒俄运动因清政府的镇压而转变为革命运动，人民反清呼声大起。 但与此同时，保皇派却摇唇鼓舌，大唱反调，主张向清政府请愿立宪，以图 把运动引向歧途。保皇派的表演，使邹容对仍以 “新”自居的改良派有了更 为深刻的认识，他们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共和，其蒙蔽性、欺骗性更甚于封 建顽固势力。 “男儿自有男儿性，不到民权誓不休”。深重的民族灾难，敌 人丑恶表演，逼使革命志士邹容立即披坚执锐，杀向思想战场。他一边钻研， 一边战斗，向保皇党人散布的反革命言论猛烈开火。 1903年5月至6月间，上海 《新闻报》抛出《革命驳论》一文，力倡保 皇，反对革命。主张 “天眷中国，对主当阳，内修政治，外联邦交，中国尤 有可为”，如果闹革命，必至“内讧未已，外侮踵至”，中国必将由乱而亡。 谬论刊出后，章太炎即针锋相对写了 《驳〈革命驳议〉》。邹容在此篇末， 就革命与改良谁是谁非问题，提出了重要的观点。指出： 总之，国民与政府主于对待之地者也。革命之权，国民操之，欲革命则 竟革命；维新之权非国民操之，不操其权，而强聒于政府，亦终难躐此革命 之一大阶段也。悲夫！放弃国民之天职，而率其四万万人之同胞，以仰以异 种胡儿之鼻息，是又昌言维新者所挟以自豪乎？无量头颅无量血，即造成我 新中国前途之资料，畏闻革命者，请先饮汝以一卮血酒，以壮君之胆，毋再 饶舌，徒乱乃公意。 这段话告诉人们，革命的主动权操在国民手中，需要革命便可揭杆而起； 维新则是要向皇帝乞求的，是要看政府的意愿的，统治者若不高兴，你必万 般无奈。所以，维新断不可替代革命。这篇章太炎和邹容的文章，为后来革 命派的 《民报》和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之间的大论战打了头阵。 异常激烈的斗争和复杂的思想战线，要求革命者向人民提供全面阐述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品。于是邹容愈发以酣畅淋漓的笔墨， “宣革命之旨 于天下”，写完了在东京已经着笔的 《革命军》。他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 容”署名，请章太炎修改。章太炎阅后，不禁击节赞赏，认为无需任何修饰。 正是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生动的文字，才能够发挥广泛的宣传作用，才能具 有鼓动人心的气势。于是，提笔写就一篇序文，称许 《革命军》是“义师先 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费用，交大同书局录印。1903年5月底，《革 命军》在上海出版发行。 四、 《革命军》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凝结着邹容战斗豪情和美好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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憬的 《革命军》是他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的结晶。这本被孙中山称赞为 “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的小册子，是中国人权宣言，是中国资产阶级 反清革命运动的奠基作。 《革命军》计7章2万余言，全篇充满 “革命”二字，包括：一、绪论； 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 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 内容上 《革命军》首先揭起革命的大旗，开宗明义就以火热的激情、犀 利的笔触，谱写出革命的颂歌：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亡过渡 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 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这里，邹容把革命看成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环节，是社会进步的根 本动力。他反复强调一条真理，就是革命对于中国是事关存亡的大事，以革 命求独立，以革命争生存，中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现状，才能有其将来。 所以他说： 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 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 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20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 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 他还坚定地表示： “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 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号召人们只争朝夕地去 干革命。在民主革命兴起之时，邹容不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力，以热 烈的革命激情，提出鲜明的革命口号，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和重要意义。邹容 以前，资产阶级革命者还没有比较系统的宣传革命思想的作品， 《革命军》 是一篇革命的颂词，是一篇真正伟大的宣传品。 接着，邹容用许许多多的具体的事例，历数清朝统治者对内暴戾姿睢， 荼毒人民；对外卖国求荣，引狼入室的苛政罪行。指出： 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则见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终日劳劳而无时 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为农者乎？若辈受田主、土豪虐待之不足，而满洲人 派设官吏，多方刻之，经某官割某地之皮，而某吏吸某民之血，若昭信股票， 摊赔款，其尤著者也。是故一纳税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 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而又美名曰薄赋，曰轻 税，曰皇仁。吾不解薄赋之谓何？轻税之谓何？若皇仁之谓，则是贼盗之用 心杀人而曰救人也。 在此，邹容无情地剥开了封建统治者假仁假义的画皮。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邹容在 《革命军》中毫不含糊地指出，清朝统治者 不仅是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监牢，而且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鸦片战争以来，它 把大片大片的中国领土奉送给帝国主义， “以买一家一姓五百家奴一日之安 逸”，连他们自称为“祖宗发祥地”的东北，也听任沙俄姿意蹂躏。以致“杀 一教士而割地赔款，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如此丑事，层出不穷。致使 中华民族已处于“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强之驱迫”的危殆境地，稍有迟 疑，中国就会落入 “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万劫不复的深渊。而目前，当 务之急则在于 “欲御外侮，先清内患”，要救亡，必先反清。这样，人们读 了 《革命军》就能获得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紧迫性的结论。在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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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都曾以挽救中华为出发点，但是，都没有把打倒 清王朝作为救亡图存的关键，结果均失败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反扑和绞杀。邹 容吸取了这些教训，在争取中华民族生存斗争之时，不再维护清王朝，而是 主张坚决地推翻它。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革命军》不仅向君主宣战、向皇朝宣战，还对维护这一制度的封建意 识形态进行抨击，提出了 “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的思想革命任务。 邹容把 “国民”和“奴隶”作为两个对立的名称，指出：中国人长期在 黄龙旗下，“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 不能叫国民，只能叫奴隶。奴隶不敢思考，不敢行动，更不敢反抗，只有逆 来顺受，永远做封建主义的奴隶，做帝国主义的奴隶。 邹容揭示这种奴隶根性，指出 “秦汉以后无国民”。因为中国长期在封 建统治之下， “数千年来，名公巨卿，教师大儒，所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曰 忠、曰孝，更释之曰忠于君，孝于亲”，均是做奴隶的信条，是 “中国人造 奴隶之教科书也”。这些就是束缚中国人民的最大的精神枷锁。他引用一首 《奴才歌》，辛辣地讽刺这一不许革命的奴隶哲学： 奴才好！奴才好！不管内政与外交， 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今有句常言道： 臣当忠，子当孝，大家且勿胡乱闹！ 因此，邹容号召人民，要争当国民，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制度，拔 去奴隶之根性。把 “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听之微物”， 统统进行革命的洗礼。他的这种认识，触及到了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对当 时反封建有重大意义。 中国所要进行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呢？邹容介绍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学说，明确地答复： “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 “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对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 他尤为倾慕，以为美国独立是革命的最高榜样，所以，他着重 “模拟美国革 命独立主义”，提出了在中国革命建国的二十五条纲领，并以此做为奋斗的 目标。这些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先推翻满清朝野蛮政府； 诛杀清朝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敌对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 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 定名中华共和国； 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 这些纲领充分体现了 “主权在民”的思想，指出如果政府“日其弊端暴 政”，人民就应起而颠覆之，这不仅是人民的权利，而且是人民的义务。它 浸透了革命民主主义精神，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具有深刻的革 命意义。 《革命军》第一次把“中华共和国”的名称公之于世、并在全文末充满 信心地呼唤：“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以激昂慷慨的口号表达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切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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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革命军》出版以后，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是建立共和国也就 成为了定论。 五、 《苏报》案 清王朝对革命的镇压，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日益加紧， 《革命军》的问 世，使心惊胆颤的统治者再也按捺不住，于是，于1903年6、7月间，制造 了震动中国，亦为外国注目的苏报案。 《苏报》在蔡元培等人轮流投稿时，就已成为爱国学社发表政论的园地。 章士钊接任主笔后，于6月1日宣布“大改良”，自是言论更趋向激进，仅 清的文词，连篇迭出，直言放论，无所忌惮。从6月1日到7月7日报馆被 封，仅37天中就刊登革命论谈40篇。其中有 《读〈革命军〉》《介绍〈革 命军〉》等文章，盛赞 “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 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又刊登《读 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感》、 《贺满洲人》、《杀人主义》等文，6月29日，《苏 报》摘登章太炎的 《驳康有为书》，该文不仅驳斥了康有为的谬论，论证了 革命是最大的权威，还大胆地把保皇党人奉为“圣上”的光绪斥为“载小丑， 未辨菽麦”。这使清政府大为恼火，开始了对革命党人的迫害。 清政府曾因张园集会事，已传出将予查禁，以免蔓延的企图，但因爱国 学社和苏报馆都设在上海的租界，而清政府还没来得及同租界的殖民机构— —工部局串通好，所以一时尚未发作。及 《革命军》的《驳康有为书》相继 出版，清政府即电令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查，禁爱国学社的活动和《苏报》， 饬令 “严密查拿，随时惩办”。之后，上海道与工部局勾结起来，策划由租 界工部局巡捕房抓人。 6月30日，巡捕和警探闯入爱国学社，气势汹汹地指名要捉蔡元培、章 太炎、邹容等人。蔡元培已事先到了青岛，报社老板陈范亦连夜走避。章太 炎当时正在帐房里，他面对凶神恶煞的警探，当即起身从容不迫地说： “余 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于是他被扣上手铐，带入巡捕房。邹容 此时正避在一个外国传教士家中，得到章太炎的函召，他不愿置身事外，让 章太炎一人承担牢狱之灾，便以生死与共的态度，在7月1日自动到巡捕房 投案。 《苏报》一案，连邹容在内，前后一共被捕去6人。7月7日，《苏 报》和爱国学社被封。 按清政府的意图，是要求租界当局将所捕诸人引渡出界以便惩办，意欲 将章太炎、邹容押解南京加以杀害。但能否引渡，并不取决于清方代表的要 求，还要看帝国主义愿不愿意。对于这一案件，帝国主义各国各怀鬼胎，态 度不一。美、法、德、俄赞成引渡，沙俄公使称：邹容等人 “欲在中国行革 命之事，废去满洲王室，实为大逆不道”。竭立主张 “将此数人交与华官”。 英租界当局虽也愿意协助清政府镇压革命，但又要维护租界的殖民主义权益 —— “租界治权”，所以说苏报案是“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声称“外 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应得之权利”，不答应清政府的引渡要求。官府怕 洋人，洋人不同意，清政府也万般无奈，束手无策。 这时，清朝统治者秘密将革命志士沈荩鞭死一事已宣泄于外，引起国内 外舆论的极大愤慨。因此，苏报案一发生，舆论界就一致反对租界当局将章 太炎、邹容等移解南京。这样，帝国主义对引渡一事就更有所顾虑了。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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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由会审公厅审讯在押各人。 7月15日，租界公审公廨组织了所谓的额外公堂，对章太炎、邹容等进 行非法审讯。会审一开始，章太炎、邹容的辩护人就指出：根据法规，有被 告而无原告，狱案不能成立。并质问，此案的原告到底是谁？会审官突然被 问，不知所措，只得勉强答曰：中国政府。于是清政府便不惜有辱国体，自 当原告，章太炎、邹容则作为被告，构成了政府和私人的官司的怪事。法庭 上，清朝政府的代表，摘引 《苏报》的反清文章，指控章太炎、邹容“故意 污蔑今上，心怀叵测，谋为不轨”。章太炎、邹容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在法 庭上进行坚决的斗争。邹容大义懔然、威武不屈，大声宣称： “因愤满人专 制，故有 《革命军》之作。”他同章太炎一道，异常自豪地以“汉种四万万 人之代表”的身分，同清王朝的官员和雇请的律师公庭对簿，义正词严地驳 斥清政府的起诉，为革命申辩，一再使作为 “原告”的清王朝贻羞出丑。邹 容、章太炎代表正义的中国人民，反客为主。 “纵使不成头被砍，也教人间 称好汉。”通过这桩苏报案，邹容向全社会控告了清王朝丧权辱国、残害人 民的罪行，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经过几次会审，后又拖延至1904年5月，法庭才最终宣判章太炎监禁3 年，邹容监禁2年，并罚作苦工。 “压力愈大，质量愈坚；磨练愈深，锋锷愈锐。”自被捕入狱起，邹容 就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他与章太炎在法堂上，怒斥清庭，正义凛然；在 铁窗内，又赋诗明志，互相砥励。这些抒发革命感情的战斗诗篇，先后秘密 传出，刊载于革命报刊上，成为支支利箭，继续发挥反清爱国的战斗作用。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7月22日，章太炎吟哦此《狱中赠邹容》一诗，回忆邹容为追求真理、 赴日留学的往事，并希望与其紧握双手，并肩前行，为革命慷慨献身。邹容 随即赋诗作答：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他庆幸自己有章太炎这样一位学博节高的师长作为 “知己”。且在诗中 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勇于献身、临危不惧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概。即使身陷囹 圄，依然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在诗中展望了与章太炎 “同兴革命军”、 驰骋 “扫妖氛”的壮丽前景。 31日沈荩被秘密鞭死的消息传到狱中，邹容和章太炎无比愤慨，立即同 声谴责清政府的滔天罪行。邹容写出了题为 《和西狩〈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的诗句： 中原久陆沈，英雄出隐沦。 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门。 一瞑负多疚，长歌召国魂。 头颅当自抚，认为墨新坟。 诗中的沈禹希即沈荩，西狩是章太炎的署名。通过这首诗，邹容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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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悼念烈士，痛恨清王朝的感情，表明了为革命牺牲的壮志，呼唤人民继 续他们的革命事业。全诗爱憎分明，从容慷慨。 邹容、章太炎 “相延入狱，志在流血”，他们既敢绝命，便不惜命，便 把革命者高尚的理想，坚强的信念，视死如归的精神，均赋于诗句，跃然纸 上。 “愿力能生千猛士”，邹容在狱中一心关心革命，憧憬着以自己宏大的 “愿力”，唤起千百万个猛士，高举共和的大旗，不避艰险，勇敢作战。因 为邹容在狱中坚持斗争，经常遭受狱吏的侮辱，加上伙食差，情绪激愤，身 体状况越来越差。经年累月的折磨，使他在离 “刑”满出狱只有两个多月时 不幸病倒了。章太炎再三向监狱长交涉，要求找医生为邹容治病，竟被无理 拒绝，直到病情十分险恶，才允许保释就医。1905年4月3日凌晨，邹容突 然死于狱中，年仅20岁。死时口吐鲜血，人们都怀疑他是为中外反动派毒杀 致死。 邹容死后，监狱把他的遗体弃置墙外，后由他的同乡收殓，停放在四川 义庄里。噩耗传出，中国教育会立即为他召开追悼会。上海和日本的一些革 命刊物也纷纷刊载诗文，悼念死者。革命者的血，是战斗前进的最好旗帜。 这些哀悼活动，正是代表千百万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烈抗 议。次年3月，邹容的遗骸由同盟会会员、革命志士刘三 （季平）冒着毁家 杀身的危险运出，完葬于上海县华泾乡黄叶楼旁。 清政府把 《革命军》视作眼中钉，妄图连人带书毁之而后快，为之勾结 帝国主义制造了苏报案。但形势的发展同清统治者的愿望恰好相反，经过这 一案件，清王朝愈益遭到人民的憎恶，革命的浪涛更加澎湃高涨。 六、革命潮 “建共和、革命之两大旒，撞钟伐鼓满天地。”邹容以短暂的年华，揭 起革命和共和两大旗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建立了不朽 的勋业。他的功业主要有两大端：一是撰写了 《革命军》一书，“以宣布革 命之旨于天下”。二是他和章太炎一道，在清政府制造的苏报案中，以凛然 不可侵犯的气概、沉毅果敢的胆略，挫败了清政府妄图遏抑革命潮流的预谋。 事实表明他是如愿以偿的。 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先生曾说： “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 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 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的 《革命军》。”事实如 此， 《革命军》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于海内外。 上海一学堂的学生，借到一本 《革命军》，竞相传阅，甚至连夜燃烛轮 抄。 1903年，四川革命者卞鼒倾家筹资赴上海购买 《革命军》，携回重庆散 发。 黄兴由日本回湖南组织华兴会，翻印 《革命军》4000余本，“散发到军 商各界”。 孙中山携带部分 《革命军》到檀香山向华侨宣传革命，被华侨索取一空。 1904年孙中山在旧金山，刊印 《革命军》1.1万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 1906年，孙中山致书张永福，并寄 《革命军》一本，要求照此版式“从 速印之，分派各处”， “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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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章太炎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合刊称《章邹合刊》，刊印20多版，销 售达110万册。在清末革命书刊的销行数中位居第一。 在 《革命军》的鼓动下，资产阶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直至 武昌一役，推翻清朝政府，最终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 了邹容在 《革命军》中呼唤的共和国。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邹容在《革命军·自序》中引述的这两 句别人讴歌法国近代思想家卢骚的诗句，也正是他的 《革命军》宣传功绩的 写照。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峥嵘岁月中， 《革命军》掀动的革命之潮，最终收 取了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巨大功绩。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剪刀除辫人称快，铁槛捐躯世不平。 风雨巴山遗恨远，至今人念大将军。 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的这首 《纪念邹容烈士》诗，概括了邹容革命的 一生，也道出了人们的怀念。邹容有生的短短20年，如炬火，如明星，划破 中国近代的暗黯黑夜，虽陨尤灿。1911年，邹容为之奋斗、牺牲的资产阶级 的中华民国终于成立，翌年，身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为表彰邹 容的功勋，追赠他 “大将军”荣衔。从生前自称“马前卒”，到死后被追赠 为 “大将军”，邹容的功绩彪炳史册，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