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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妃的恋爱故事做线索，以当时的唐代历史和文化做背 景，来写一部历史小说《杨贵妃》。 但在西安并没有 逗留到预定的日期，在七月底，鲁迅当小说史讲授到 一段落，就提前回北京了。 《晨报副刊》的编者孙伏园，由于一件事，他愤 然辞职，准备自办刊物，并得到了鲁迅的赞成和竭力 赞助。 原来，在１９２４年前后的北京报纸和刊物上， 出现了一些荒凉的景象，失恋诗风行一时。对于这些， 鲁迅早以厌烦，于是就故意作了一首用“由她去罢” 收场的，题作《我的失恋》的“新打油诗 ”，又故意 用了“某生者”笔名投到《晨报副刊》上，来和当时 的“诗人”们开开玩笑。孙伏园很熟悉鲁迅的字体和 笔迹，所以他一看，就知道是鲁迅用“某生者”的笔 名投来的稿子，于是他便立刻拿去付排了。恰巧，这 时一位新从欧洲回来的留学生，他和晨报馆的关系很 深， 并对《副刊》颇不满意， 决议对《副刊》加以 “改革 ”。这时，他看到了鲁迅以“某生者”笔名写 的《我的失恋》这首打油诗，于是他就以“不成东西” 为理由，未经编者同意，就把稿子抽掉，于是事情闹 开，才有了孙伏园辞职自办刊物的事情。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７日，《语丝》出版了，每 周出版一次，撰稿人最初是１６位，都是孙伏园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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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来的。由于各种原因， 到了后来，《语丝》的固定投 稿者，至多只剩了五六个人，其中最勤快的就是鲁迅。 从最初的发刊起，几乎是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收集在 《野草》里的散文诗，就全部都是在《语丝》上发表 过的；此外，还有后来收集在短篇小说集《彷徨》内 的《高老夫子》和《离婚 》，和收集在杂文集《坟》 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 》，《论睁了眼看》、《说胡须》 等许多杂文、短评，以及其他的创作和翻译，也 都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鲁迅成为这个刊物实际上 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语丝》的创办者，自跑印刷厂，自当校对，自 折报纸，自己拿到大众聚集的场所去兜售。由于他们 的努力，使这份原本影响不大的刊物，逐渐风行起来， 销路一天比一天好。以这刊物为中心，在鲁迅的影响 下，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的队伍，逐渐地形成并发 展起来。 １９２５年４月，鲁迅又帮助了另一些青年成立 了莽原社。这些青年大都是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 他们对于现状都是很不满的。鲁迅很早就希望一些青 年站出来，对于旧中国的旧社会、旧文明，加以毫无 忌惮的批评。这些就是成立莽原社的目的。莽原社最 主要的活动是出版《莽原》这个刊物。它最初是借用 北京《京报》副刊的地位，并随着《京报》发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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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始是周刊。 后来又改为独立出版的半月刊。《莽原》 的篇幅虽然不多，但却费去了鲁迅的不少心血。重要 的批评论文由他写；青年们写的稿子也要由他亲自来 看；排版的格式如何，怎样装订，为了使这小小的刊 物美观，甚至于一个标点的位置，他都放在心里。为 了支持这个刊物，鲁迅把自己全部身心都投入了战斗。 鲁迅在《语丝》上已经发现和培养了一些青年作家， 现在他又继续在《莽原》上竭力推荐一批新的作家和 翻译家。 继莽原社成立之后，在１９２５年，鲁迅又帮助 了另外一批青年们成立了未名社。它和莽原社不同的 是，更加着重于文学创作和翻译介绍方面的工作。鲁 迅还帮助青年作家编辑和出版了两种丛书：一种是专 收文学创作的《乌合丛书 》，另一种是专收翻译作品 的《未名丛刊》。鲁迅自己的著名创作， 短篇小说集 《呐喊》，就是收入《乌合丛书》里的一种。鲁迅的 作品和青年作家的一些作品并列在一起，这件事本身， 对于青年作家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通过他们的劳动， 更多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苏联的革命文学理论，现代 苏联作家的作品，开始更广泛地在中国读者中间流行 起来，象征着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的友谊的“中俄文 字之交 ”，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自从《新青年》这个团体散掉了之后，原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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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了这团体的人们起了很大的分化，“有的高升”，“有 的退隐 ”，“有的前进”，最后剩下来的， 只有“敢 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 猛士”了，鲁迅便是其中最坚定的一个。 这一次，鲁迅“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 还是会这么变化 ”，这曾经使他感到很失望。他后来 在一首《题彷徨》的小诗里，描写当时的心情说： 寂寞新文苑，平安回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戈独彷徨。 鲁迅对这种生活十分不满意，他怀着迫切的心情， 再去寻求并肩作战的伙伴，继续和旧社会进行斗争。 寻求的结果是，他在青年群众中找到了支持他的战斗 力量，即便如此，他那彷徨和苦闷的心情却没有减轻， 反而更加苦闷了。当时鲁迅的思想和情绪，在他的散 文诗集《野草》和短篇小说集《彷徨》中也有表现。 《野草》写于１９２４年９月到１９２６年４月， 《彷徨》写于１９２４年１月到１９２５年１１月。 在《野草》中，作者当时思想上的矛盾，是采取抒情 的散文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而它蒙上了一层朦胧 的色彩。在朦胧中， 有许多美好的人和事，“错踪起 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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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开去，以至于无穷 。”鲁迅也描绘了他的空虚。在那 曾经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 报仇的心里，忽而感到了空虚；而在这空虚中却又填 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 ”，“ 用这希望的盾，抗拒 那空虚中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 暗夜 。” 总之， 鲁迅当时的思想情绪中是充满矛盾的 ：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大有欢喜，因 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 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 而他这种思想上存有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 — 他不明 确他的出路在哪儿，不知道该走到哪里去。 《彷徨》这部作品，鲁迅是以极沉重的心情写出 来的。例如他的《祝福》和《伤逝》。 祥林嫂是《祝福》里的女主人公，她的命运是悲 惨的。她孤立无援，深深地陷在封建社会的罗网之中。 她在第二次结婚之后，“似乎交了好运了”，但不久， 不幸的事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伤寒病夺去了丈夫， 狼吃掉了她的孩子阿毛，在她的心上便永远留下了不 可弥补的创痛。她把她的痛苦编成了一个故事 ：“我 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 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 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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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 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要蒸豆。 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 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 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 寻去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 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 草窠里，肚子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 捏着那只小篮呢。 ” 这个凄惨的故事，起初也会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 和同情，但到后来， 不料竟成为人们的笑柄。“她未 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渣 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 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她单是 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 。” 她感到了悲哀和孤独。然而，可悲的还不在这里。 可悲的是她的再嫁，“落了一件大罪名”，“将来来到 阴司去， 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 ”， 阎罗大王把 她锯开来，分给他们！当她听到这话时，她脸上立刻 便冒出恐怖的神色来，她千方百计地设法，把自己血 汗的积蓄送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替身，给 千人踏，万人跨，赎这一批的罪名。可是，当她的这 一个赎罪的希望破灭了，她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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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但是，对于祥林嫂，作者也并未完全绝望，她并 没有把这一个可尊敬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遭受到重重 压迫和蹂躏的妇女，描写成为仅仅是一个消极的人物。 在她的生命即将毁灭的一刹那，她对于那代表着封建、 迷信的权威— — 阎罗大王也发生了怀疑。她怀疑那地 狱是否存在？灵魂是否存在？这样的发自最受压迫的 妇女祥林嫂内心深处的声音是动人心魄的！ 在写作《伤逝》时，作者的心情又复是沉重的。 对于涓生与子君，作者抱着批判的态度，而在批判中 也分明流露出一些同情。他们受了“五四”新思潮的 激荡而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理想，有希望， 也曾有过一些微弱的反抗； 他们不满意现状，“谈专 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勃生，谈 泰戈尔，谈雪莱 ”特别是子君，这个中国的“娜 拉 ”，当她的封建家庭干涉她的婚姻自由时，她竟分 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这样的话 ：“我是我自己 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的一种思想， 在当时是有它的很大的进步意义的。她的那种蔑视旧 社会对于恋爱自由的歧视，蔑视那一些谈笑和猥亵的 眼光的勇气，她“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 慢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的无畏的精神，以及为 了爱情不惜和封建家庭决裂的决心，都是令人尊敬的。 可惜的是，她和涓生的爱情是缺乏坚实的基础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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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者借着涓生的嘴批判道 ：“只为了爱，— — 盲目的爱， — — 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 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这里所说的“全 盘疏忽了”“别的人生要义”的爱情，是注定要失败 的。婚后不久，子君就失去了她先前的勇气，更是在 生活的压迫之下，这位从家庭中出走的“娜拉 ”，又 不得不回到她的“烈日一般的严威”的父亲那里去， 她“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出所谓人生 的路，这是怎样可怕的事啊！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 过是— — 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 — 这样的结局是 脱离现实斗争、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然 的悲惨的结局。作者在这篇小说里，对于涓生和子君 虽然充满着同情，笔端不时流露出感伤的情调，但是， 同时却并未失去对于他们的批判。 从整个的情况看来，在《仿徨》中所流露出来的 作者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是，在这一时期的作者的思 想情绪并不是完全低沉下去的，这中间也有着高低和 起伏。他在这部小说集的扉页上，引用了屈原《离骚》 中的诗句，以表达自己的心情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可以肯定：鲁迅思想上的这种波动，只是发生在 这一时期的暂时的现象，而不是他的思想中的主流方 面。如果我们把鲁迅的文学创作的两个重要部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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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说和杂文，联系起来看，那么就不难理解。在鲁迅的 思想和生活中，坚强不屈的战斗仍是它的主要的方面。 《呐喊》和《仿徨》虽然是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 写出来的，有着一些差别；但是，它们也有某些共同 的地方。 鲁迅的创作的背景， 不论是在《呐喊》或 《仿徨》中，他所描写的最常见的典型环境大约总离 不开他的故兴绍兴农村的环境；他所描写的典型人物 和事件，也大都在这样的环境里发生的。在自然景色 方面，大抵也是如此。在这两本书中的许多描写细节 的地方，大体也都是绍兴或是绍兴附近的农村人民的 生活风尚和习俗。总之，他所最熟悉的绍兴农村生活， 在他的作品中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 其次，从创作思想上来分析，在《呐喊》和《仿 徨》中，也有其一致的地方。贯穿着这两本书的中心 思想，如作者在谈到自己作品时屡次表明的，是在于 “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来揭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和 下层社会的不幸 ”。作者以锐利的讽刺的笔锋，刺破 了“上流社会 ”的腐朽的黑暗， 描绘出了“上流社 会”中人物的丑恶的嘴脸和灵魂，他们的卑劣和无耻， 一句话，彻底地揭露了他们的“堕落 ”。而对于“下 层社会”中人们的“不幸 ”，作者则怀着深切的同情。 鲁迅把现实生活中的两种敌对的社会力量，他们之间 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纠缠和斗争，表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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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十分鲜明。他把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东西描写得淋漓尽 致，把他们的虚伪的面目揭露无遗，这就更加强了艺 术效果，唤醒人们对于一些丑恶的东西的鄙弃和憎恶。 这两本书在客观上，反映了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 失败之后直到１９２４— —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前这一 历史时期的封建阶级的没落和农民的革命情绪的增长。 鲁迅的革命文学活动的真正开始的时代，已是在 新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时代，中国人民已经觉醒的时代， 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且起着决定性作 用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已经在中国传播开来， 并且生根、开花、结果。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 动相结合，在１９２１年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 共产党从它诞生的最初时刻起，就站在民族的和阶级 的斗争最前线，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贡献出自 己全部力量。当广大的农民和工人阶级结成了联盟， 找到了工人阶级这样的领导者的时候，他们就发挥出 无穷无尽的力量，就将改变他们的历史的命运。党领 导着整个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前进。当然，党也领 导着中国人民的新的文化革命事业前进。“五四”以 来的鲁迅的革命的文学活动，就是遵循着党的马克思 主义的总的方向进行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在中国知识 界发生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事。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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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的代表胡适、陈西滢之流的人物，日益显露出了他们 的充当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官僚的走狗的真面目。 鲁迅便率领着一支年青的文化新军和他们这一班御用 的走狗文人，展开激烈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 女师大原来是一所由初级师范改成女子高等师范 的学校。它的校长原是鲁迅的老朋友许寿裳。许和北 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从北京 大学请得许多教师来女师大兼课，鲁迅也是其中之一。 许校长辛苦经营，使学校有了一番新气象，这正惹起 了代表封建势力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及其爪牙的嫉恶， 反动当局对许校长制造了许多流言，以致使他愤而辞 职，接替的是由教育总长派来的杨荫榆女士。这位女 校长和反动教育当局勾结起来，排除异己，极力压迫 学生，为了中饱私囊，她又违反章程，向学生们征收 额外的费用。这种种劣行，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 于是就起来反对她做校长。由于有章士钊的背后支持， 她有恃无恐，一面在学校外奔走活动，一面在校内布 置爪牙。当她这些都准备布置就绪后，就向学生们下 手了。 １９２５年５月７日的“国耻纪念日 ”，北京学 生界召开纪念大会。杨荫榆就借此机会在校内布置了 一个讲演会，邀请了校内校外的人士前来演讲，并以 校长资格出面主持。这是一个阴谋：她想利用这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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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会，把学潮平息下去。如果有学生反对她，她就以不 守秩序为名，给予严厉惩罚；如果没有学生反对，那 就是说，默认她继续当校长。这天早晨，当杨荫榆陪 着讲演者进入会场时，学生们就迎上去，劝她不要出 席。但是，她未听从劝告，混进了会场。于是，她在 会场的一片嘘声中，没趣地走开了。这时，她事先布 置好的一位教员讲话说，学生们在“国耻纪念日”是 不应该捣乱的，因此大约要有几个人将会遭到开除学 籍的处分；不过，事情还不是完全没有挽回余地的。 他的意思是在暗示，学生们应该趁此向杨荫榆妥协让 步，否则，她就要用开除学籍的手段来对付学生了。 他的这一番讲话，不打自招地把杨荫榆的阴谋暴露出 来了。这个威胁自然是吓不倒学生的，学生们干脆地 拒绝了他。 杨荫榆因为有北洋军阀政府教育当局的支持，她 既定的阴谋正一步步开始进行着。第二天，学校公布 了许广平、刘和珍 等六个学生自治会代表被开除。 全校的学生都被激怒了，她们立刻到操场上集合，整 队走向校长办公室，抗议杨荫榆开除学生的无理措施。 全体学生都一致表示拥护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和她们的 总干事许广平，并且支持着她拿封条把校长办公室封 掉。斗争从此更尖锐化了。杨荫榆的阴谋虽然并未得 逞，但整个的学校却被迫陷于停顿状态。求学心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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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学生们于是不得不向各方寻求援助，并且首先求助于 平日关怀与爱护她们的校内教师们。鲁迅和许寿裳， 还有其他的几位教授，就在这时参加了支持学生的正 义的斗争。 自“五七”以后，杨荫榆在校外更加大肆活动， 她和当时北京的黑暗势力：反动的教育总长、北洋军 阀的走狗“现代评论派”以及教育界的一些所谓“名 流 ”，勾结了起来，加紧对于学生的迫害。学生自治 会也发出了通告，吁请学校里的教师和社会上的人士， 出来维护学校和学生们的正当利益。 鲁迅和许寿裳等几个教员在５月２７日的《京报》 上发表了宣言，声明对于女师大事件的态度。在３０ 日发行（其实２９日已经出卖）的《现代评论》上， 陈西滢等人也发表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装出公正的嘴 脸，无耻地散布着流言，故意隐约其词地说 ：“以前 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 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 信 。”他所说的“某籍”“某系”就是暗指鲁迅等人， 这些话也就是用来诬蔑鲁迅等人的。鲁迅的答复则是 很坚决的，不管这班“正人君子”怎样散布无耻的流 言，他说 ：“‘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的。” 正在女师大事件发展过程中，１９２５年５月３ ０日，因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而引起的“五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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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事件在上海爆发了；英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南京路开 枪残杀参加游行示威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 斗争于是在全国各地展开；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和全 国群众的爱国运动结合起来了。使得为帝国主义和封 建军阀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大为惶恐。他们纷纷 出来为反动势力辩护。鲁迅立即予以痛斥，并指出， 枪杀中国人民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者，还有国内的封 建统治阶级。他得出结论，那就是中国人民为了自己 的解放必须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和国 际帝国主义者与国内的封建军阀进行坚决的斗争，在 文化战场上，必须和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服务的买 办资产阶级文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不是一条由资产 阶级来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的老路子。 自８月１日起，由“女师大”事件而引起的斗争， 更加尖锐起来了。这日早晨，大批武装军警包围了女 子师范大学的正在开会商讨支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的 三十多人。围困到下午四点钟，由于学生们不屈服， 杨荫榆就下令停止一切供给，并雇用流氓驱逐学生， 冲突更加尖锐起来，刘和珍等几个人被打伤。后来， 杨荫榆下令割断电线，封锁校门，实施她的“坚壁清 野主义 ”。 第二天，学生自治会发出紧急宣言，邀请北京５ ０个学校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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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大等３３个学校的学生会联名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 要求撤换杨荫榆。７日，以鲁迅和许寿裳为中心的女 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会宣告成立。女师大正式宣告和 章士钊的教育部脱离关系，北京的学校和教育团体也 发表了一致否认章士钊继续担任教育总长的声明。在 １７日教育部会议上 ， 章士钊宣布把女师大改组为 “北京女子大学”，并且由他自己出面兼任筹备处长。 会后三天，他委派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军警，雇女 流氓，闯进学校欧打学生。除了打伤学生之外，还捕 去１４名学生。２６日，段政府公布压迫学生的“整 顿学风”命令。这时，陈西滢等人组织了一个“教育 界维持公理会 ”，出来维持“公理 ”，— — 不久又改 称“女子大学后援会 ”，作为章士钊后援女师大被非 法解散了，原女师大学生们在宗帽胡同自租校舍，重 新开学，聘请同情她们的教师，义务授课。鲁迅就是 其中之一。 鲁迅是反动统治者眼中的“眼中钉 ”。章士钊以 他参加女师大的校务维持会为借口，非法免除鲁迅的 教育部佥事的职位。鲁迅严厉地斥责章士钊、杨荫榆、 陈西滢等人诬蔑、压迫青年的罪恶行为，并向“平政 院”提起诉讼，控告章非法免职。 由于在广大的社会力量声援之下，学生终于获得 了胜利。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３０日，女子师范大学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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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告复校，章士钊逃往天津，杨荫榆被撤职，女子大学 取消， 学生们回原址上课，“女师大”事件至此就取 得了完全胜利。 １９２６年１月１３日，女师大新校长易培基到 任，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表示欢迎，同时宣布校务维 持会胜利结束。 林语堂在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４日《语丝》第５ ７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插论语丝的文体— — 稳健 ·骂人，及费厄泼赖》的文章，提出了“ 对于失败 者不应再施攻击 ”。他认为“费厄泼赖”的精神，在 中国最不易得，现在应该努力提倡， 他又说， 不打 “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鲁迅在《论“弗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坚 决主张“打落水狗”的。他认为：对于“狗 ”，人们 是不应该加以怜悯的，尤其是那一些以伶俐的皮毛获 得贵人豢养的叭儿狗，当中外娘儿们上街的时候，它 们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人们后面跑更是可恶。它 们虽然是狗，却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 之态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 “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对于一些叭儿狗，鲁迅主张 应该先行把它们打落水中，又从而打之；因为，如果 对于叭儿狗宽容了，则别的狗也就可以不打。当他谈 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文章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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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狗性总是不大会变的，假使一百年之后，或者 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 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 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 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 鲁迅坚决主张：必须打落水狗；必须和一切的恶 势力进行不妥协不调和的斗争；必须坚持韧的战斗。 “女师大”事件胜利结束了，“正人君子”们所 制造出来的流言彻底破产了，他们又变换了另一个方 式。陈西滢在１ ９２６年１月２日出版的《现代评论》 三卷五十六期的《闲话 》里， 宣布他们从今年起， “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了，同时又大谈其“做学问 的工具”问题，规劝有志于做学问的人，不可不博览 群书。其实，这是一个烟幕。 鲁迅把这一些比作小学生玩的“七色板”— — 用 七种颜色涂在一块圆板上的玩具，— — 它不动的时候， 倒也是很好看的，可是转不得，一转，它就变成灰色 的了。这灰色，就正是“现代评论派”的保护色。这 一班“正人君子”把群众领上妥协和屈辱的道路，也 就是死亡的道路，安分守己地做着外国侵略者和国内 封建军阀官僚的“顺民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但这 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 在陈西滢声明“不管闲事”之后，他们不敢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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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地对鲁迅加以攻击了。他们于是就从侧面弯弯曲曲、 鬼鬼祟祟地以私人通信的方式，散布流言，诬蔑鲁迅。 鲁迅在杂文《不是信》里，给予驳斥，指出这些绅士 们的“跳踉丑态 ”，是无法掩饰的。鲁迅说：正因为 他的笔锋刺痛了社会上某一些神似“叭儿狗”的人物， 因此，那些以“叭儿狗”自命的人，就出来表示十分 悻悻不平了。绅士们说：鲁迅是爱放冷箭的。鲁迅说： 不错，冷箭是放过几枝的，但所放的总是对准先“放 冷箭”的陈西滢之流才放的，这叫做“即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这“冷箭”在以后也还是要放的， 并无悔祸之心。 这个笨拙的战术被击破后，他们又改变了花样。 由徐志摩等人出面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叫 做《结束闲话，结束废话！》的文章。 他装出一副貌 似公正的面孔，说 ：“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 猛喝一声， 带住！”同时他还声明说 ：“本刊此后不 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了。不用说，这仍是一骗局。 鲁迅说：不行！现在不能“带住”！ 须先揭露出 来绅士服包起来的丑态和假面具的“负有指导青年重 责的前辈 ”，才能“带住 ”。鲁迅只要求他们，不再 摆臭架子，忘却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 将“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绅士衣装抛到 “臭茅厕”里去，除去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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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句真话就够了。鲁迅的斗争艺术是十分高明的。他知 道得最清楚，通过当前的现实问题，抓住了某种思想 类型的代表人物，予以彻底的和坚决的打击；这不仅 直接打击了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全体，而且打了“叭儿 狗 ”，在事实上，也就是打击了它的主人。要打倒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首先， 把他们的 “叭儿狗”打落水，在水里又从而打之，这是十分必 要的。 这个更加笨拙的缓兵之计又被击破了，他们于是 再改变一个花样，那就是比流言更阴险和毒辣的诱杀 手段了。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在北洋军阀段祺瑞 政府的国务院门前，屠杀徒手请愿的群众和青年学生 的“三·一八惨案”就是这一个罪恶阴谋的铁证。 在３月１２日，两艘日本军舰开进了大沽口，开 炮向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轰击。 １３日，日本政府就 向段政府提出抗议；１６日，英、美、德、意、荷兰、 比利时、西班牙和日本等８个帝国主义国家，对段政 府又提出了最后通牒，限定１８日正午以前答复。１ ８日，北京民众三万多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群众大 会，会后开始游行示威。当一部分青年学生和各界代 表走到段政府门前请愿时，段命令卫队开枪。霎时间， 血肉横飞，当场４０多人遇难，２００余人受伤。枪 声后，手拿大刀铁棍的散兵冲过来，他们向中枪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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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尚有生气的人，用铁棍大刀当头打去。女师大学生自 治会主席刘和珍和她的几个女同学就在这时被虐杀。 革命领袖李大钊头部也受了伤，但他仍镇定指挥群众 撤离。 第二天，段卖国政府通缉“暴徒”的领袖李大钊 等人；接着又通缉了鲁迅。 于是，“不管闲事”的陈 西滢又站出来了。 他诬蔑学生们是“ 受人利用”而 “自蹈死地”，以此种腔调来为他的主子竭力辩护， 这也越发显露出他的真实的政治面目。 鲁迅针对陈西滢的“诬蔑 ”，写道 ：“三月十八 日段政府残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 道断，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各种评论 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魂者在。这就 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那就中 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 ‘没齿而无怨言’。 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 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 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写了一篇《记念刘和 珍君》。他写道： “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们周围，使我艰于呼吸 视听，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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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 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 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 使他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 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 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 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 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 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从“三·一八”惨案中，鲁迅深刻认识了三种人 物 ：“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 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 又从此得到了一种教训：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许 褚赤膊上阵的战法不可再用，而应改用别种方式进行 战斗。 惨案发生后，传说鲁迅被列在通缉的人之中，于 是鲁迅出外避难。避难生活很不安定，加之写作的疲 劳，使鲁迅回到自己的寓所后，胃病发作，经过短时 间的修养，身体状况有了些改善。但不久后，北京的 情形起了变化，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来到了北京， １９２６年８月，鲁迅与许广平不得不离开北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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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津浦路乘车南下，再次来到了上海。 鲁迅到了上海后，就和许广平分手了；他们互相 约定，两年之后再相见面。许广平由海路去了广州， 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鲁迅离开上海，前往厦门， 应厦门大学的聘请，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国学院研 究教授。他所教的课程是— — 《中国文学史》和《中 国小说史略 》。 他本来打算在这里住一两年， 编写 《中国文学史》稿，同时把厦大的文科振作一下，可 是相信“有钱人说话”的校长— — 英国籍的中国人林 文庆博士，是一个尊孔的买办，既不懂得鲁迅，也不 懂得中国文学，他所要求的只是学者的皮，奴才的骨。 这里的同事们也多是油滑浅薄、语言无畏、面目可憎 的人物。下课之后，鲁迅住在图书馆的楼上，同事们 无可与交谈者。现实的芜杂状态使他看了很难过，整 天面对大海或翻开古书，四近毫无生人气息，自不免 感到孤独寂寞，便开始了生活的回忆。北京未名社正 在此时向他催稿，他便写下了一些回忆童年生活的散 文，后收入《朝花夕拾》。 在一次会议上，大家讨论着文科的预算，校长主 张削减经费，最后，竟搬出他的买办式的格言来说： “现在是有钱人说话的时候。”鲁迅听了，摸出一枚 两毛的银角子来往桌子上一拍，说 ：“我有钱，我也 要说话！”在这样的环境中， 鲁迅的一切言行，自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