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清）陈宝箴著，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华书局，2003、2005年版。
4.陈寅格，《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8.叶绍荣，《陈寅恪家世》，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9.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10.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
“徐徐云尔；陈陈相因”
“徐徐云尔；陈陈相因。”
“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徐氏父子，陈氏父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以这样的对联嘲讽被革职查办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徐致靖、徐仁铸父子。陈家几代人杰，徐家则被称为“父子三翰林”（徐致靖和儿子徐仁铸、徐仁镜都是翰林）。
自1897年徐仁铸于南下长沙，接替江标出任湖南学政，陈家与徐家的命运就已经呼吸相关，密不可分。徐仁铸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合力推动湖南新政。徐致靖与整个百日维新关系很深，他先后上折子保举的六个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袁世凯，他之所以获罪就是因为举荐了康有为等五人，差一点成了刀下鬼，但对此他终生不悔。对于保荐袁世凯，他一生痛悔不已。他的余年，就在这样的不悔与悔之间度过。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鲜为人知的是慈禧太后最初要处斩的不是6个人，而是7个人，第七位“君子”就是当时官至二品的礼部右侍郎徐致靖。因刀下仅存，所以他晚年在杭州，别字“仅叟”。
刀下何以仅存？
“戊戌七君子”怎么成了“戊戌六君子”？徐致靖何以能不死？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9月24日，九门提督署到徐府抓人时，正值徐致靖外出，一回家，他就自行到刑部投案，并无惊慌失措。
他的官职比“军机四卿”要高，又保举了康、梁、谭等人，还上过许多变法改制的奏折。入狱之后，他自以为必死，9月28日，他得知要处决一批犯人，穿好官服等候上路，几个子侄也准备带上棺材在菜市口等候。因为侄儿徐仁录去路上迎接从长沙北来的徐仁铸，徐仁镜呆了，不能说话，只有侄儿徐仁铨一人赶到菜市口：
看见人山人海，纷纷谈说：差使（按为当时口语，即处决人犯的官卒）出来，头一辆车一定是徐致靖。霎时间，听炮声，远望顺治门洞里，涌出一支人马，街上人喊道：差使来了。又听见有人喊道：很奇怪，怎么头一个斩犯是谭大人呢？（许姬传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35页。本文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来自此书）
只见第一辆囚车上是谭嗣同，第二辆是杨深秀，第三辆是杨锐，第四辆是林旭，第五辆是刘光弟，最后一辆是康广仁。
徐仁铨目睹大刀王五收了谭嗣同的尸。人散了，也没见伯父被绑出来，只好把棺材先寄存在原来的店中。回了家，见仁镜还瞪着眼呆立在门口，赶紧把他拉进家，告诉他今天没有事。
这一史无前例的惊天大案刑部不敢审，奏请派大臣会审，结果突然下旨处斩，越过了当时所有的法律程序，刑部官员都很惊讶，连《大清律例》都不顾就要杀人。
徐致靖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原来是李鸿章“重托荣禄”，才保住性命。徐、李两家渊源很深，外人不知。他幸免在狱，读书养性，并没有后悔自己卷入维新运动，对前去探监的侄婿言謇博说：“我们主张变法改制，效法明治维新，可谓对症下药，虽然没有成功，但我相信，将来还要走此路，这是大势所趋，少数人阻挠不住的。”狱中，《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的腹稿都打好了，等他到杭州住下，才默写出来。在狱两年，精通中医的他常为犯人治病，救活了不少人。八国联军进京，全部犯人释放，他不愿走，“我是大清国的犯官，判我绞监候，现在外国人开监放囚犯，我不能听他们的命令”。一直等到监狱的伙食都停了，他才肯出来，并请刑部尚书贵恒代奏请命，两个月后，得到西安来的赦旨，才经天津航海南下，在杭州姚园寺巷定居。这个房子是徐仁铸在戊戌事败母亲病故，扶柩南归后的定居之所。这年8月等到父亲出狱南下时，他已患肺病去世，“徐徐云尔”，父子终于未能见面。当时有人集一联：“不孝男徐仁铸，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昧死臣谭嗣同，末学新进，罔知忌讳，干冒宸严。”
徐致靖晚年常说：“我应该跟六君子一起走，留下我有什么意思？”
在他外孙许姬传的回忆录出版前，他何以不死长期都是个谜。戊戌事发，他被捕当天，李鸿章在院子里转圈子，最后决定找荣禄帮忙：“年侄徐子静，是个书呆子，好唱昆曲，并不懂新政，你给讲个人情。”荣禄表示为难，因为徐是要犯。李再三重托“保住他的性命”。第二天，荣禄面见慈禧太后，看到判罪名单，第一名就是徐，“斩立决”，下面是谭嗣同等六人。荣禄进言：“太后英明，这些人都是罪有应得，不过徐致靖听说是个书呆子，整天在家里唱昆曲，吹笛子，他并不懂新政，恐怕是上当受骗。”慈禧太后面带怒容说：“徐致靖不是好东西，他离间我母子，你为什么袒护他？”荣禄忙跪下说：“奴才不敢，不过据奴才知道，徐致靖升了礼部右侍郎后，皇上没有召见。”太监奉命去查档，果然，光绪帝三个月内都没有召见过徐，她这才辞色缓和下来，对荣禄说：“看你的面子，叫他老死狱底吧。”动笔把“斩立决”改为“斩监候”。荣禄为表示自己费了大力才保住徐的性命，所以对李鸿章说得很详细。是李的后人亲口告诉徐的后人的。光绪帝为什么三个月没有召见过徐？其实是因为徐“耳朵重听”，身为皇帝，还不得不防隔墙有耳。这一点张元济应召时就感觉到了。
原来，李鸿章与徐致靖的父亲徐伟侯1847年同时在考棚应考，李得了疟疾，文章未完成，徐去隔壁探病，李叹息“今科无望，完了”。徐问：“你做了几篇？”李说只誊清一篇，还有两篇是草稿，来不及修改就病了，拿笔哆嗦，无力完篇。徐说给我，我代你整理抄写，递进去试试。结果李一举中了进士。日后李鸿章位极人臣，徐总是当个知县，但两家的渊源非同寻常，不为外人所知。至于荣禄为什么会买李鸿章的账，在当时波诡云谲的复杂时局中，他也离不开懂洋务、会办外交的李鸿章支持、帮助。我前面提及他对陈宝箴也曾力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直隶总督，奉旨推荐人才，开列过一个31人的名单，其中就有陈三立、黄遵宪这样的维新派，还有袁世凯。
不悔的《密保人才折》
徐家杰（伟侯）与李鸿章同榜中进士，一直在山东等地做知县，晚年任北京金台书院山长，但因为受了洋务派影响，“主张开铁路、种牛痘，和李提摩太是朋友，向他打听英国何以能够富强的道理。他教育子弟，着重研究中国历史，还主张研究外国历史”。徐致靖从小受父亲教诲，“治经学、史学之外，留心洋务及经世之学”。1895年，父亲病故，他回宜兴住了27个月，“看到外来侵略频繁，政府官吏贪贿成风，非常气愤，常说要出几个张江陵（居正）、海刚峰（瑞），才能扭转风气，不打算再做官”。急公好义、有乡望的叔叔徐憩泉劝他，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可以专折奏事，“当国家危急之秋，应该有所建树，岂可倦勤”。
年轻的光绪帝在甲午战后励精图治，试图有所作为，朝野内外志士主张变法维新、挽救危亡的呼声日益高涨。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以翰林院侍读学士（正四品）身份上《守旧开新请明示从违折》，提出“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开新守旧，两无依据，请乾断特申，以一众心而维持时局”。（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是百日维新前夕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片，史称“请定国是疏”。
三天后，即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在此后的103中，徐致靖至少还上过7个重要的折子，对变法进程有或大或小甚至关键的影响：6月22日的请废除八股折，7月7日的《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折》，8月14的《请开编书局折》，9月5日的《请酌置散卿折》，9月11日的保袁世凯折，9月14日保举人才折等。有人考证他的这些重要折子几乎都是康有为代草的，其实这一点并不重要。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他6月13日上的《密保人才折》，荐举了工部主事康有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共五人，建议光绪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
光绪帝当天下旨，预备三天后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据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日记，光绪帝5月26日曾向他索要康有为“所进书”，他回答自己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为何？他回答“此人居心叵测”。问他以前为何不说，他说最近看了康的《孔子改制考》才知。其实，6月15日，康、张还和已被开缺的翁同龢一起吃晚饭。16日，康有为第一次见到了光绪帝。同时，光绪帝下旨召黄遵宪、谭嗣同进京，安排梁启超在各国总理衙门。康、谭等能直接参与新政，徐致靖功不可没。也正是这一折子导致他入狱几乎丧命，“一门三翰林”统统革职。
政变发生后，徐仁铸请求代父坐牢，具折陈情：
臣父一生忠厚笃实，与康有为素不相知。臣去岁入湘以来，与康有为之门人梁启超晤谈，盛称其师之品行才学。臣一时昏聩，慕其虚名，谬谓可以为国宣力，当于家信内附具节略，禀恳臣父保荐。臣父溺于舐犊之爱，不及博访，遂以上陈。兹康有为获罪，臣父以牵连逮问，推原其故，皆臣妄听轻举之所致也。
徐仁铸为父开脱，要代父入狱，其情可嘉，他说的既有事实，又非全是事实。当时，他对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十分器重，认为梁的《幼学通议》“切实晓畅，实为蒙养之要”。徐仁铸与陈三立、黄遵宪、谭嗣同在湖南共同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徐仁铸的幕僚周善培回忆说他与谭嗣同、梁任公、黄公度“最为投契”。推荐康有为是因为谭嗣同在他面前称道。湖南新政因受保守势力的反对，阻力很大，他有“改变方针向中枢发展”的想法，他寄给父亲康、黄、谭、梁的简历，由此推动了这份《密保人才折》。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中说，徐仁铸“密疏梁、谭及康有为、黄遵宪”，“求父致靖荐达于朝”。但，徐致靖与康有为并非“素不相知”，而是早有所知。
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家汤志钧认为，徐致靖的“请定国是疏”很可能就是康有为草拟、经徐致靖修润的，除康有为自编年谱外，梁启超的《致夏曾佑书》也说到此事。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徐仁镜、徐仁录都参加了，参与其事的李盛铎也曾向徐致靖称道康的才识。徐致靖的保举人才折上去后，康有为住到徐家附近，一天三次到徐家谈维新变法的计划。当时他听康大谈《春秋》《公羊》，“非常投契”。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
吾以开会，由金顶庙迁至上斜街，与徐宅相望，日夕过从。徐君老而好学，乃至请吾说《春秋》，侧座听之，近古所无也。
徐仁镜对外甥许姬传说：“康主张君主立宪，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与你外祖的意见相同，所以很谈得来。”
9月4日，由于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受阻，引发光绪帝罢免六堂官，王照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第二天，徐致靖升礼部右侍郎（二品）。谭嗣同等四人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是百日维新的最高峰，也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举对旧大臣、慈禧太后的刺激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危机日迫之时，康有为、谭嗣同除了推动徐致靖上书光绪帝，保举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还建议光绪开懋勤殿，起用顾问官十人，请王照和徐致靖等具折保举，徐保的人以康有为为首，王保的人以康广仁为首。9月12日宋伯鲁上《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折》，9月13日，宋伯鲁上《选通才以备顾问折》，9月14日，徐上《遵保康有为等折》、王照上《遵保康广仁等折》，折子都是康有为起草的。当天，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第十二次去颐和园请安，请示开懋勤殿议新政，被慈禧太后严厉驳回，这是变革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172页）这才有了光绪帝向军机四章京等问计的那份密诏，其中并未提及康有为的名字。
新政风雨飘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矛盾开始激化。9月17日，光绪明发上谕命康有为迅速出京，去上海办报，不得迟延。（早在7月31日，光绪帝就命康到上海办《时务报》，康曾具折谢恩，却迟迟不愿离变法旋涡的中心北京。）当天，康到徐家吃饭，大家都劝他南行，癖好昆曲的徐致靖还唱了《长生殿?弹词》一折，苍凉动人，康说有“变徵之音”。很多年后，徐和少年外孙叙述往事，还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慨，“虽然知道新政已败，大祸将临，却都慷慨激昂，没有畏缩之态。但谈到光绪帝处境，则相对流涕，一筹莫展”。
1914年春天，徐致靖和康有为劫后余生，终于在杭州重逢，此时离戊戌年已近16个年头。他外孙许姬传看到的康有为是一个头带方顶缎帽、红结子、身穿蓝宁绸袍子、方面大耳黑须的中年人。两人眼光一对，康自称小侄，抢先几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两人抱头痛哭。康说杭州当道朱瑞是袁世凯的人，怕隔墙有耳，建议笔谈。康从戊戌年得到英国军舰保护安全抵达香港说起，再谈海外的流亡岁月。徐谈的是六君子被杀，刑场情况，并写道：“在狱中得年侄乔茂萱的照顾，可以读书养性，曾作《祭六君子文》《续正气歌》等，是腹稿，下次来时，抄给你看。”说到出狱抵杭州，仁铸已逝时，康写道：“研甫年兄是我党通达时务的杰出人才，与谭复生可称双杰，如他在京，当不致如此惨败。”康说，戊戌年海外误传年伯被害，曾遥为祭奠。庚子年，听说年伯获释，曾托人带银奉赠，并有几首怀念诗，回上海后，当抄寄。徐写道：“钱未收到，诗颇思一观。”
接下来，两人谈到光绪帝之死，在谈到辛亥革命时，两人渐有分歧，康留恋清室，徐则认为满人多昏庸贪贿，不亡何待。
一刀尺白纸，两人手谈了80多张。临睡前，康把纸全烧了，还怕烧不透，用铜尺检查全是黑灰才罢。是夜，康有为与少年许姬传同睡。以后，康从上海来信，用的是日本手卷式的信纸，每封信就像一个手卷，书和文都很精彩，平均每个月有四五封。有便人来，康还托人带些广东的盐鱼、香肠、鲜荔枝等土产。有一次，康派人送来四首诗，其中有徐还在狱中时写的：“愁云惨雾何时解，正气歌成壮更悲。”有徐获释“喜而泪下”时写的：“冤狱两年悲党锢，维新元老纪新猷。”另两首中有句：“黑劫飞灰历几年，当时同补女娲天。”“万年青史纪维新，功罪如何说党人。”徐要外孙送到店里去装裱，并一直挂在外孙的书房里。
1916年夏天，袁世凯死后，浙江督军吕公望、警务处长夏超迎康有为到西湖避暑，住在刘庄，康邀徐同住。第二天在酒席上，康对吕、夏说徐老是度曲名家，今天大家可以一饱耳福。徐唱了《骂曹》，康欣赏唱腔，并琢磨徐文长原著的词意，不断地叫好。那天，徐兴致特别高，说：“坐在小划子（西湖的小船）里唱曲，更为清越好听。”于是大家分别上船，在湖心荡漾唱曲，盛夏之时，西湖游船很多，闻声纷纷靠拢，直到11点，才曲终人散，尽兴而归。康带了女儿和女婿，徐带了两个外孙，在刘庄住了一个月，这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天旋地转沧桑变，世异时移流水悠。”徐作了一首七古长诗《七月既望夜宴刘庄酒后狂歌为南海寿》送给康有为，倾诉19年来的政变风云，壮怀激烈和流亡入狱之苦，其中有“贼臣卖主终卖国，甘心湛沉吾神州”之句，这个“贼臣”就是他曾密保、后半生耿耿于怀的袁世凯。
刘庄的夏天让康有为生出了住在杭州的念头，1917年他买下西湖丁家山一带三十多亩地，耗银四五万两，历时四年，在1921年建成了“一天园”，杭州人习惯叫“康庄”。正是在这里，年过花甲的康有为娶19岁的农家女张阿翠为六姨太，成为茶楼酒肆的谈资。他自题“康庄”联曰：
割据湖山少许，操鸟兽草木之权，是亦为政；
游戏世界无量，极泉石烟云之胜，聊乐我魂。
附近的山崖上题词，现在看到的“蕉石鸣琴”等都是他的手笔。1927年康在青岛去世后，“康庄”逐渐衰败。
徐致靖上折子保举谭嗣同，谭因病迟迟未能进京，徐去电催促，到农历七月才姗姗来迟，从那时起，谭几乎天天到徐家，或商量变法的事，或听昆曲，常请徐唱《长生殿》的《酒楼》一折，康有为则喜欢听《单刀赴会》中的“大江东去浪千叠”。
变法事败，康有为出走，谭嗣同和梁启超、徐仁录乘一辆骡车到了日本使馆，谭与日本参赞笔谈：“梁启超君应避死，留为大用，托君重义，使之不死”，自己则“义不应避死”。
“与谭最投契”的徐仁录说，“谭浏阳侃侃而谈，神态坚定”，“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联袁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被捕前一天，谭嗣同去看林旭，林问：“你走不走？”谭回答：“我不走。”林说：“我亦不走。”谭到徐家，徐致靖留他吃饭、喝酒，谭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问：“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
徐后来告诉外孙许姬传：“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并自责：“我对不住谭浏阳，如不保他内调，不致被害。”
垂老之年，徐致靖向外孙许姬传解释谭嗣同的绝命诗时，还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因为他的保荐，1898年8月11日，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候补出使日本（此前曾任驻日使馆参赞）。光绪帝被幽禁，黄在上海被捕，因日本的抗议两天后获释，从此隐居著书写诗，留下了《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对他当年的举荐，黄始终难以忘怀。《人境庐诗草》中有十四首《己亥怀人诗》，第一首是陈宝箴，第二首即是徐致靖：
纷纭国是定维新，一疏惊人泣鬼神。寻遍东林南北部，一家钩党古无人。
第十一首是写徐仁铸，前两句为：
臣罪当诛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
说的是徐仁铸上书愿代父入狱的事。
在徐致靖保荐的5人中，与梁启超关系最远。光绪帝也没有召见过梁，他后来解释其中的原因是由于梁“粤音太重”。徐仁铸与梁启超关系则要密切得多，请梁到时务学堂就是在他任湖南学政时。
许姬传回忆，进入民国，继康有为到杭州之后，梁启超也来了，身穿黑缎团花马褂，蓝缎团花袍子，头戴美式呢帽，手拿文明棍，坐的是四人抬的绿呢大轿，还有四个警察保护。那天外公也不在家，等外公一进门，梁就下跪。他们的谈话从徐仁铸说起，当梁问及他有没有回故乡宜兴，看看亲友，他的声音提高了，很激动地说：“戊戌变法我们失败了，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梁说：“年伯何必如此，我们都是为国家，不能以成败论。”语气中有点窘。梁启超临走前，拿出一把扇子，请他写字留作纪念。送走了梁，他还自言自语：“梁卓如前呼后拥，跑到这里来摆架子，刚才我一句话说得他脸都涨红了。”第二天他作了一首七律写在扇子上，后面还有跋：“任公年世兄自京来杭，别十余年矣，不胜沧桑之感，因赋俚句，留作纪念。”
1915年梁启超有一次杭州行，在刘庄停留了10日，当地官僚殷勤招待，热情甚至超过了广东故乡。6月11日，他在杭州给女儿梁令娴写信，说自己在西湖边不忍离开，甚至想在西湖边买十多亩地，种茶、种乌桕，躬耕自得，做个“千户侯”。当时袁世凯称帝在即，他还要挥动如椽大笔去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雄文，躬耕西湖的梦终究做不成，没能像他的老师康有为那样在西湖“割据湖山少许”。
悔之晚矣的密保袁世凯折
1898年9月，百日维新朝夕不保之际，康有为、谭嗣同等曾想依赖小站练兵、手握新建陆军，对新政表示支持的武人袁世凯，先让康门弟子徐仁录去小站看操（因为其哥哥仁铸与袁是盟兄弟）。由仁铸推荐在袁幕府的言敦源回忆，徐仁录到天津后，袁盛宴招待，看操时就坐在袁的身边，“词锋甚利，口若悬河”。仁录回京后，盛赞袁的治军才能，康、谭主张由徐致靖上密折保袁，这就是9月11日上的《密保练兵大员疏》：
臣窃见督办新建陆军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臣闻新建陆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额，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举，一举枪则万枪同声。……
这才有光绪帝两次召见袁，赏侍郎候补的事。调袁进京，招慈禧太后之忌，一也。袁不可靠，二也。徐致靖谈起此事，“非常悔恨，似乎是终身遗憾”。当时，徐仁镜曾劝他们慎重，“交浅言深，是一种轻举妄动。因为袁是荣禄的部下，虽小站所练新军，博得称誉，但人数不过七千。袁是个看风使舵的人，他曾赞成办新政，那是趋时。”徐仁录后来也承认，“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绪、诛荣禄，乃谭浏阳、康南海与我合谋，诚为孤注一掷”。可惜徐仁铸当时远在湖南，他如果在京，也许会力阻，毕竟他“深知袁之为人”，他是青年翰林中熟悉时务的后起之秀，受到李鸿章的欣赏，也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他被革职后曾说：“保袁最为失策，此人居心叵测，如不保袁则维新变法虽失败，六君子或不致全部被害，一着错，满盘输。”他说林旭有见识，林有诗：“本初健者莫轻言”，对袁是有警觉的。
1916年6月7日一早，远在杭州的徐致靖得知袁世凯的死讯，脸上露出了戊戌以来18年从未有过的笑容，前来姚园寺巷报信的人络绎不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气氛，他说：“我垂暮之年居然赶上这一天。”他预备酒菜，对亲友说出了自己从未说过的心里话：
戊戌政变，屈指算来，已经十九年了。维新派在中国积弱的局面中，想要变法图强，可是没有清楚当时的局势，操之过急，以致昙花一现，终于失败。我们觉得光绪帝在甲午战败后，有变法图强的意思，想依靠他实行君主立宪。而慈禧是一个阴狠毒辣的暴君，光绪四岁登基，是她的傀儡，后来表面上归政，实际大权还在她手里，在这种恶劣环境中，我们的想法是太天真了。至于想借用袁世凯的兵力保护光绪，扭转垂危的局面，则是病急乱投医的举动。我是密折保袁世凯的人，徒然给他一个出卖维新，扶摇直上的机会。
他还说，“戊戌变法，因袁世凯告密，而慈禧再垂帘，囚光绪，捕杀维新党人，成为千古奇冤。”（《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14-115页）好在打倒袁世凯家天下的蔡锷，是当年徐仁铸办的长沙时务学堂学生，梁启超的得意门人，戊戌党人不仅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报仇雪恨，终于吐出了多年郁积于胸的怨气。他希望中国从此能上下一心，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共和政体。
1917年，他得知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愤怒地写了一封长信力劝康离京。原信未保存下来，他外孙记忆的要点有：“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我们变法维新的主张是对的。我们对清政府的腐败贪污，表示不满，所以要除旧布新，这一点也是站得住脚的。”“我们对光绪皇帝有知遇之感，是因为他能够听我们的条陈，进行变法，而不是因为他是清朝皇帝，所以捧他。”“我们主张君主立宪，并不赞成专制，宣统我们毫无所知，岂可跟着别人胡闹。”（《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19页）他听说康即将出任弼德院副院长，院长是袁的死党徐世昌，“你做他的姨太太，我替你难受。”复辟虽然12天就完蛋了，他却为此痛心不已，认为康有为此举有损维新派声誉，心中愤懑，经此刺激，第二年春天，他在杭州一病不起，以75岁而终。病中他还在打听康有为的下落，为这位曾共患难的老友而惋惜。
开吊之日，康有为寄来挽联，沉痛亲切。多年后康女同壁对他外孙说，她父亲一生最敬重徐致靖，“有知己之感”，还告诉他一件事，当年慈禧太后派兵舰飞鹰号追重庆轮，追捕康有为，中途油不够，开回天津，舰长以办事不力被监禁。后来才知是这位舰长刘冠雄（做过民国海军总长）故意放走康有为的。当时有识之士赞成变法，对康有为抱有同情。
史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戊戌政变的发生起源于袁世凯的“告密”。也有史家根据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袁乃至荣禄都是想保全光绪帝的。这一日记直到袁死后10年（1926年）才公布于世，其可靠性受到质疑。袁的告密也许从时间上晚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但无疑告密扩大了政变的残酷性。无论从毕永年日记《诡谋直记》，还是徐家后人许姬传的《戊戌变法侧记》来看，袁都难逃告密的嫌疑。前者是当事人当时的记录，后者是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可以相互参证。
“我不是遗老”
1900年，徐致靖出狱后去见李鸿章，李的第一句话“你是忠厚之报啊。”他答以“国事如此，万念俱灰。”李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劫后余生，并无打算。”
辛亥革命后，徐致靖不仅让外孙、孙子剪了辫子，自己也剪了辫子。上海租界的遗老见他剪辫，很是惊讶。一位军机大臣的儿子问：“年伯世受皇恩，是遗老，何以剪辫？”他回答：“我不是遗老，也不拥护清朝廷，但我非常怀念光绪皇帝。因为他和我们志同道合，主张维新变法，可惜被慈禧和狡猾昏庸的大臣折磨致死。我认为慈禧是中国的罪人，也是满洲的罪人。请你们以后再不要称我为遗老。”
李鸿章说他整天唱昆曲，他的性命可以说是昆曲保住的。他晚年在杭州以课孙读书、唱昆曲为乐，下午常到茶馆，与茶友唱昆曲、下围棋（或象棋）。慈禧太后从西安回京后，天津的严修打算邀集顺天、直隶的同乡京官，为他谋开复，他写信婉拒。他当年曾在河南任乡试主考，河南的士绅酝酿为他官复原职，他也谢绝了。他说：“我不能伺候那拉氏，虎口余生，等死而已。”
前些年，有人在杭州的收藏品市场找到过“谭嗣同赠徐致靖”的墨宝扇面，南山公墓有徐致靖女儿和女婿的墓，墓志出自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手笔。徐致靖于1901年南下，一直住在杭州姚园寺巷，改名徐仅叟，可惜这位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戊戌第七君子”的故居，在修建城站火车站时被拆毁，早已无处寻觅。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许姬传著，《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汤志钧，《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5.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
6.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7.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汤寿潜与晚清立宪运动
自陈三立、徐致靖们梦断河山，维新变革的壮志成空，归宿西湖之后，无论是晚清立宪派的代表之一汤寿潜，还是站在南高峰上对江赋诗、踌躇满志的宋教仁，都曾为从制度层面告别“衰世”，将中国从古代带入近代，而苦心焦虑过，拼命苦干过，热血澎湃过，甚至不惜送一颗头颅（黄花冈起义前夕宋教仁对于右任说的话）。徐致靖郁郁而终，陈三立后半生以诗酒自娱。戊戌之后，政局黑暗，民气消沉，万象凋零，直到庚子惨变，慈禧太后被迫推行新政，拾起染满谭嗣同等志士热血的戊戌变革纲领，试图挽救气数将尽的王朝命运，社会才重新出现一点生机，立宪运动就是在这一气候下展开的。以张謇、汤寿潜等为中心的江南立宪派在当时负有社会重望，他们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立宪与革命的这场赛跑，因为权贵集团始终难以割舍既得的庞大利益，背上因袭的包袱太重，私欲太深，最后输给了革命。
国会没来得及召开，武昌的枪响了，就连立宪派的中心人物张、汤也给他们曾寄予希望的这个王朝投了有力的反对票。辛亥前后，西子湖头，那些把热血洒在自己土地上的仁人志士，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还有铜像巍然的章太炎，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出现，那个时代也许不会令后人不断怀想。
湖南新政勃兴之际，宋教仁只是一个湖南桃源乡间的孩子，混沌未开，但自少年时代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求学时代起，他就选择了一条与上一辈陈三立等读书人不同的道路。在日本的那些岁月，宪政共和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从主持《民立报》到组织国民党，他从论坛到政坛大显身手，所向披靡，他是新一代的新人物，受到举世的注目，他要把中国带入一个洒满阳光的共和时代，他身上有一种阳光般的因子，他是透明的政治人物，用的是阳光手段，他的宪政理想诚然不是中国古老传统中固有的，他的性格放在民族的政治史上也是罕有的，你可以说他天真，不够世故，为自己考虑得太少，对自身的生命安全毫无顾忌等。然而，这正是那个龙旗落地的时代的特征。他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迅速成长起来，生吞活剥地大量学习西方宪政成果、制度文明知识。这是龚自珍、魏源们无法想象的，也是陈三立、康有为们在戊戌年想不到的。魏源在他的书中赞美了英、美的政制，只是对相隔遥远的异邦政治文明的一种朦胧、模糊的向往，宋教仁脑子中的宪政蓝图却是清晰的，民国初生，时代的浪潮终于把年轻的他推到风险莫测的浪尖上。宋教仁横遭暗杀，宪政民主的曙光在民国的天空一闪即逝，依然是长夜难明的赤县天。南高峰上松涛依旧，而他1913年初春在杭州的演讲已成人间的绝唱。
维新梦破了，君主立宪梦破了，民主宪政梦也破了，在失败的浩歌中，我们看到了古老文明在制度层面转型的艰难。
上距戊戌变法不足10年，又有立宪运动勃兴。在享有全国声望的立宪派领袖中，江苏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和浙江争路权、办铁路而受到普遍敬重的汤寿潜以“张、汤”并称。
汤寿潜（1856-1917）是杭州萧山（当时还属于绍兴山阴）人，原名汤震，字蛰先（或叫蛰仙），早在1890年他就写出了著名的《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早了4年，提出过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维新变法思想，包括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官，提倡采用西法，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废除捐官制度，迁都长安，刷新吏治，严惩贪官，废除武举，设立武备院，加强海军等，更值得重视的是广造铁路、兴修水利、改革税制、开发矿藏、整治道路、改善环境卫生、实行晚婚等主张，他在《议院》一篇中倡议设立议院，其中对西方议院赞美有加，认为可以仿效并且变通，第一步先以王公大臣、四品以上翰林组成上院，由军机处主持，以其他官员组成下院，由都察院主持，地方上则由绅士、贡生、监生、农工商代表人物组成议院，每有大事，进行集议。同时他提出兴新学、植人才作为议院之本，以开议院作为开风气之先。这是他立宪思想的初次表达，他设想的议院本身还有很多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相去甚远，但他提出的议院这个思路本身仍是超前的。《危言》的出版使年轻的汤寿潜赢得了维新思想家之名，当时人们将他和唐甄、冯桂芬等相提并论。可以说，他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之前已基本成熟，后来他的办铁路、参与立宪运动，都可从这里找到思想的起点。
1892年，汤寿潜中进士，在翰林院待了三年，1895年3月到安徽青阳县上任，离京前夕，读过《危言》的翁同龢召见他，二人促膝长谈一番，翁在日记中评价他“于时事极有识”，在私下以为他“必为好官”，然而不过三个月他就辞官回乡了。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两次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召他进京，以备任用，他因为母亲有病，请求缓行，躲过了戊戌一劫。谭嗣同写给汪康年的信里惋惜，汤是自己素来欣慕之人，“而不曾一见”。
汤寿潜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应该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时，他和张謇等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起“东南互保”运动，确保了江南的秩序和经济繁荣。张謇说汤是最初的倡议人，当年6月18日是他率先到南京与张謇等合力游说推动此事。然后，他们奔走于武汉、南京之间，说服了张之洞、刘坤一两位封疆大吏。也就是在这一年12月，他在南京和张謇等人初次议论立宪之事。1901年7月7日，他应张謇的邀请，到南京与刘坤一共商立宪之事，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当年9月，他写出了《宪法古义》三卷，对元首的权利、议院的权利、行政大臣及法院的权利作了区分，对大臣责任、法院独立、法官选任、刑官终身、陪审制度等都有论述，已有三权分立的初步认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第三卷“国民之权利”，列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尊信自由、产业自由、家宅自由、书函秘密权、赴诉权、鸣愿权等十几种自由权。在《宪法古义叙》中，他在《尚书》《周官》等古书中寻找立宪的依据，认为宪法不仅在西方实行，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其实是想把立宪的理想与古老传统嫁接在一起。这是他立宪思想的一次集中表达。这些思想、言论、行动上接1890年《危言》中的开议院主张，而有了很大的突破，下启1906年成立立宪团体，直接推进立宪的行动。
1903年，清廷任用汤寿潜为两淮盐运使，这是一个肥缺，他竟托词辞谢。从1895年到1904年，他先后出任金华丽正书院、上海龙门书院（龙门师范学堂）的山长，他相信“教育为文明之导师”。在民智未开的中国，他想以教育事业来启迪民智，作为立宪的先导。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他就极力赞成。这是他写作《危言》以来一贯的看法。但是，教育的推动毕竟是缓慢的，要真正推动立宪，还得有赖于实际的政治行动。
自从留日学生出版的《浙江潮》上首次出现“立宪派”这个新名词以后，“维新派”一词渐被“立宪派”所取代。立宪运动的呼声从体制外渐渐蔓延到体制内。当时声势最大、最用力的无疑是江浙的立宪派，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就是在他们着力推动下成行的，其中汤寿潜的作用不可忽略。从那时以来，他持续地通过游说、上书等方式，呼吁清廷走上立宪之路。
1904年5月起，张謇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还为他们代拟了立宪奏稿，汤寿潜也参与了包括拟稿在内的这些活动，张之洞没有应承，而是要他们去探询袁世凯的意思。张謇一方面写信给袁世凯请其赞助立宪，同时和汤寿潜、张元济等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禨及其他达官显贵。6月，他们通过张美翊给瞿鸿禨转呈了一个说帖。9月，汤又通过章梫接连带两封信给瞿，第一封信鼓动瞿挺身倡导立宪，“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如果事成，后世将为其树铜像，即使不成，也可以奉身而退，此举光明正大。他在第二封信中建议，考求宪法和保卫主权有“一笔两用之策”，可作为出国考察宪法的主题。他恳切希望瞿以一片愚公、精卫之心，“独为其难”。瞿为之心动。当时深受慈禧信任的瞿鸿禨，其态度直接影响慈禧的决策。他不断地写信给瞿推动此事，瞿除了面奏派员出洋，甚至希望自己亲到欧美去考察政治。有瞿鸿禨这样的军机重臣受到立宪派的影响，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其他封疆大吏、王公大臣的态度也都发生了变化，各种因素终于促成了1905年冬天的五大臣出洋。
1906年7月，戴鸿慈、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从日本、美国到欧洲考察，一回到上海，张謇、汤寿潜等就四次谒见，竭力劝说他们迅速奏请立宪，不可再延宕。就是在这一年，汤寿潜向朝廷递了一份《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要求维持舆论，制定报律是用来保障而不是摧残报纸，以合乎宪政之名。在当时推动立宪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端方等抵达天津时，有8万名学生上书要求颁布宪法、更改官制、重定法律。可以说，这年9月1日颁布的“仿行宪政”上谕只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呼声，其中确立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到处奔走相告，认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有人甚至喜极而泪下。“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就是当时普遍的心声。预备立宪诏书在全国许多省份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商界、学界、报界，纷纷开会庆祝。这一切完全都是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自治组织和新兴的学校、报纸，成为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
汤寿潜写信给瞿鸿禨：“以五千年相延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他内心的欣喜毕露无遗。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善良的人们，在专制暗夜中生活了多少个世代，真的以为清朝要踏上宪政轨道了，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的、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906年的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只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的改动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11个部的13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体制大致上确立以后，当年11月5日厘定官制大臣通电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体制的方案，计划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级，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应办之事，设立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之事，逐步推广，设立下级自治机关，另外设立地方审判厅，受理诉讼。现在来看，以“地方自治”为内核的这一方案，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大约到1907年2月17日以前，各地封疆大吏虽众说纷纭，看法不一，但都表示推行难度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