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还是民间宪政派的自发组织应运而起，它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这是1906年慈禧接受宪政改革主张的最大成果，以铁铸的事实证明了国人对宪政的热忱。最具影响力的立宪派团体就是“预备立宪公会”，从1906年9月上旬开始密商、讨论，12月15日在上海愚园正式开成立大会，投票选出15名董事，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成员以江、浙、闽为主，逐渐拓展到国内十多个省及港、澳、海参崴、南洋各地，江西、安徽、山西、四川、吉林等省的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后来也都加入进来，特别是在上海，大致上囊括了工商界、新闻界、教育界的精英，比如李平书、荣氏兄弟等实业家，《时报》的狄平子、《中外日报》的叶瀚、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张元济等报人和出版家，创办浦东中学堂的黄炎培、杨斯盛，以及孟森、孟昭常、雷奋、杨廷栋等年轻才俊。“预备立宪公会”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活动，做了大量推动宪政的工作，首先是出版书刊、普及宪政知识，仅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就发行了13万册，其次是开办法政讲习所，第三是推动地方自治及咨议局的成立，第四是编订商法。这个重要的立宪团体，每年选举一次，汤寿潜多次当选为副会长，他在1908年、1909年力辞，1910年还是当选了。
其他各省的各种立宪、自治团体也相继诞生。在海外，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留学生杨度在日本组织了“宪政公会”，梁启超组织了“政闻社”。从上海到日本东京，民间立宪团体的破土而出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换，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在1895年甲午战败的泪水和屈辱中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那么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代表则从1906年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施展身手，在这一波推动宪政变革的浪潮中，他们的声光盖过了康、梁一辈，这已经是他们的时代。他们与江南新型工商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士绅、读书人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汤寿潜和张謇一样，在立宪派中属于温和派，他认识到立宪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民权的伸张，二是法律的制订，三是舆论的监督，法律不仅约束人民而且约束君臣，凡事取决于公论，“尤为宪政之本”。1906年，他们两次联名发出请速开国会电，要求以两年为限，在他加上去的文字中有“时不可失，敌不我待”二语。结果当然都是被搁置了。他已看出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在《拟上摄政王书》中指出“今则预备立宪，形式是而精神非”，但他还是没有放弃立宪的立场。
在投身立宪运动之时，汤寿潜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了铁路上面。“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这是张謇为他作传时的概括，他在晚清之所以赢得很高的声望，就是因为全身心地投入保卫路权、兴建铁路的实践中，并取得显著成效。早在1898年，英国银公司与清政府就有《苏杭甬铁路草约》，此后便一直没有动静，连勘测都没有做过。20世纪初，江浙民间要求收回路权的呼声很高。1903年，在晚清新政改革中，新生的商部准许各地设立路矿公司，1905年春天，正好有美商到上海活动，试图得到浙赣铁路的修建权。年近半百、素怀实业兴邦之志的汤寿潜就在这时站了出来，当年7月，他和张元济、夏曾佑等浙江籍名流在上海发起“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他被推为总理，决议向全省人民集资办铁路，获清廷批准，授予他四品卿衔，总理全浙铁路事宜，责成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交涉收回苏杭甬路权。
从1906年到1909年，浙江境内修成铁路328.2华里，沿路筑桥144座，平均每里铁路的造价只有13400银元（不计建桥及车辆），当时浙江旅沪学会评价“中国商办铁路，其成效以我浙为最速，其经费以我浙为最省”。这与汤寿潜芒鞋徒步、风尘仆仆、不计劳苦奔走于杭、沪之间，而且不受薪金、不支公费的作风是分不开的。期间，他还创办了浙江高等工业学堂（铁路学堂），为管理大笔集资款，还于1907创立了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浙江兴业银行。然而当铁路开工之后，英国银公司不肯废约，通过驻华使馆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向英方借款，实际上就是将铁路抵押给他们。消息传来，浙江铁路公司于1907年10月发起“浙江国民拒款会”，汤寿潜多次致电军机处抗争，路潮汹涌，清廷一度想动用武力，军队都已集结。为了把他支走，1909年，清廷先后几次任命他为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每一次他都再三辞谢，坚持留下修路，到1910年8月他还致电军机处反对盛宣怀为邮传部侍郎。清廷指责他“狂悖已极”，将他革职，不准干预路事。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浙江各界、浙江旅居外地的同乡纷纷请愿、集会、抗议，电文雪片般飞向北京，甚至有一个工程师、一个工头以身殉路。一时舆论汹汹，上海《天铎报》《申报》《文汇报》《民呼日报》及各英文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报道，浙江咨议局乃至浙江巡抚都出面请求朝廷收回成命。8月25日，当清廷下令严禁上海、浙江、江苏各地为汤寿潜革职而集会，他在两天后只身前往山东，登泰山、谒孔林，放松身心。而杭州商务总会于8月28日、9月5日两次举行集会，9月9日旅沪同乡几千人乘专列到杭州，冒雨前往巡抚衙门请愿，秩序井然。至10月1日杭州还在举行集会声援。汤寿潜为了争路权弹劾大臣，顶撞朝廷，不惜冒杀头危险，因此而成为维护主权、艰苦创业的代名词。
在一波又一波捍卫路权的声浪中，混合着要求速行立宪、召开国会的呼喊。1908年颁布的《结社集会律》，毕竟在法律上确立了老百姓结社集会的权利。
1907年12月，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公会、政闻社、宪政研究会等团体决定成立“国会期成会”，作为领导全国请愿运动的临时团体，派人到浙、苏、皖、湘、赣、粤、豫等省活动串联。当年12月、1908年1月，张謇、汤寿潜两度和人讨论国会问题，1908年2月，在预备立宪公会一次会员常会上，讨论了创办私立法政大学（即上海政法学院前身）、请求开国会、设立“宣讲研习所”等事项，张、汤等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同年4月，他们决定派代表到北京请愿。6月7日，他们以“预备立宪公会”的名义邀请全国各省的立宪团体，共同赴京请愿，敦促召开国会，7月12日，“国会期成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目标是速开国会，拉开了晚清国会请愿运动的大幕。浙江的运动就是在汤寿潜直接促动下开展起来的。借助办铁路赢得的社会声望，在推动立宪运动中，他起到了旁人难以起到的作用。这年6月，他在上海电促浙江各团体行动起来，8月10日推出代表，会上通过了由他执笔起草的《代拟浙人国会请愿书》，再次阐述了他的立宪思想，其中指出：“汲汲需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得以增长其智力。”他认为，国民程度不是实行立宪、民权的必要前提，而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可以让人民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议员应是“有才能者，有学识者，多额纳税者”，要给予“天下通才参政的机会”。这些思路即便今天读来还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这份请愿书由前礼部侍郎朱祖谋领衔，8千人签名，包括了不少旗人，还有500多名天主教徒。8月20日，由三名代表到都察院递，呼吁“国会迅速成立”。此次国会请愿有18省参与，8个立宪团体还有留学生、海外华侨，签名人数可查的达15万人，各省人民集体向朝廷要权利，“极千古未有之奇观”。清廷的回应是查禁“政闻社”，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立宪，一年内各省先成立咨议局，再成立资政院。在接下来的咨议局议员选举中，各地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纷纷当选。
1909年3月，汤寿潜在杭州发起“自治筹备处”，受他影响，商业繁荣的湖州南浔小镇也成立了自治局。1910年，在立宪派的推动下，以各省咨议局为中心，接连掀起了几波国会请愿浪潮。先是1909年10月，张謇决定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召开国会。11月，汤寿潜在杭州与张謇会面，他同意张的意见。当月28日，他给朝廷上了一份《为国势危迫敬陈存亡大计》，提出治标之策4条：提早开国会、急筹公债、联盟美国以分日本之势、锐意断发以易短便之服。同时有治本之策4条：注重典学，以培植经国的基本；事必独断，要有真正负责任的内阁；统筹财政，以解燃眉之急；议决币制，以定国币之价。1910年，他到广州等地活动，发起集资自办东南铁路，上海《时报》4月25日发表了他在广东向各界呼吁“请开国会”的演讲全文。1910年1月21日，王公大臣在请愿代表见面时，庆亲王向代表问及汤寿潜、张謇对此事的意见如何。各代表回答，汤、张都极力主张。这次对话，上海的《申报》有详细报道。可见他们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廷，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分量。
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笼，汤寿潜等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遭到拒绝，至此，立宪运动走到了尽头。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包括张、汤在内有影响的立宪派头面人物最终都对清廷投了反对票，汤被推为浙江都督，随后他和张謇一起成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总长。浙江革命党人黄元秀回忆，辛亥之前，他“常与民党中人往还，虽未参加革命，行动早有默契”。正是立宪派和革命派联手把绵延数千年的王朝政治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汤的理想本来是君主立宪，为立宪奔走多年，然而当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面对清廷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赞同以美国制度为模范。他在写给赵凤昌的信中，要赵运动法国政府承认中国的民主共和制，“法亦民主，能与美同时承认，他国宜不至为梗，庶中国从此不亡。”从他给张謇、张元济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已超越君主立宪的信仰，皈依共和。几年后袁世凯称帝，他就坚决反对。
当他出任交通总长，辞去浙江都督时，陈布雷在上海发表评论说，“求浙江都督于今日，汤氏外实难其选”，认为只有他的“德望足以震慑异议”。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
汤寿潜一生对于做官、敛财毫无兴趣，曾一再辞官。1903年4月瞿鸿禨保举他应经济特科，他不去。同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不干。1904年，他坚辞两淮盐运使。1906年，学部任用他为头等咨议官，他不受。1909年，他连辞浙江署财政议绅、云南按察使、江西提学使等多项任命。在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一职被革除前，他至少十几次提出辞职。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论辞官次数之多，也许无第二人。
1917年6月6日，他在杭州萧山临浦牛场头的家中谢世，终年61岁，葬于桐庐的青山绿水之间。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1993年印。
2．陈志放主编，政协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研究》，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3．《汤寿潜档案史料选》，《浙江档案》，1991年第1期。
4．侯宜杰著，《20世纪初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王遂今著，《汤寿潜和浙江铁路》，《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曹聚仁著，《我和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宋教仁登南高峰
一首《登南高峰》把宋教仁当时的心迹演绎得淋漓尽致。近百年过去了，南高峰上的栎松依然，脚下的西湖依然，远处的钱塘江滚滚东去，只是多了些污染、变得更浑浊了些。“村市沉云底”依旧，“江帆走树中”已变得奢侈。南高峰与北高峰，在西子湖畔遥遥相对，合称“双峰插云”，早就被患有“十景病”的文人、王侯称为“西湖十景”之一。晋代就有人在山顶建造了七级砖塔，内藏高僧舍利子，夜夜燃灯，可指示江面的航向，直到明代毁于雷击。南高峰离产茶的龙井村、产桂的满觉陇都近在咫尺，山上有山，有烟霞洞等洞穴，春花烂漫，秋桂飘香，虽然宋教仁来的不是时候，春寒时分，雪后初晴，山道上还有残留的积雪，天冷路滑，树枝上尚未长出新叶。不过一旦登上峰顶，视野开阔，俯瞰西湖，美得让人不忍下山，远望钱塘江，水波浩淼，帆影点点。如此景致，他自然会心有所动。1913年即民国二年，当年轻的宋教仁站在这里时，正是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其时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两院选举已近尾声，他代表的国民党胜局已定。
出生于湖南桃源的宋教仁大概是第一次来到杭州，看到了被多少世代数不清的诗人墨客赞美过的妩媚西子。当他登上南高峰，听松涛阵阵，看竹林摇弋、茶园隐约、江波起伏。他内心有许多与他人不同的感受，这才有了上面这首诗。
这年年初，身为国民党实际领袖的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出发，从长沙到武汉，顺江东下，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到处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这个早春，长江流域刮起的“宋教仁旋风”是中国史上明亮的一刹那。3月，选举揭晓，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在这次选举中获胜，如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在参议院获132席，占48.2%，在众议院269人，占45.1%，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在参、众两院相加都不及国民党的2/3，选出的议员平均年龄36岁，其中2/3以上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
此次选举，虽然有选举资格的一些限制（受教育程度和财产等），全国确认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只有4000多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10（真正参加投票的人数更少，有些研究说只有400万人左右，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而且有贿选等不正常的现象，但大体上不失公平，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公开、直接的国会选举。国民党的获胜固然与当时的时势有紧密关系，但离不开青年宋教仁的运筹帷幄、苦心经营。
当年2月21日，当宋教仁与于右任等一起到杭州时，选举结果即将揭晓，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已没有问题，作为党魁，他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务总理，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当天，他曾主持笔政的上海《民立报》发表来自浙江、署名“崇拜英雄”的一篇稿件，对国民党三大领袖孙中山、黄兴和他作了比较：
听孙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此前，徐血儿在1月26日的《民立报》发表《当今之政治家》一文，认为宋教仁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直言他是“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
2月22日，宋教仁一行抽空游览了西湖名胜，登临南高峰，同行的还有南社诗人、他的老朋友陈去病。23日，他和于右任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的欢迎会，他在演讲中着重提出建设问题，强调“责任心”，并区分国民的责任、政党的责任和党员的责任：
民国虽已底定，然百事不能满意，缘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即守成亦不易，即政府虽立而邦基未巩，尚不能高枕无忧；况目下大局岌岌，除三五报纸外，无一人顾问其事。如此次政府奖赏功位勋章，皆属不应为而为，而窥其用意，仅求表面。今中华民国政策，无非除旧更新，前年革命起义，仿佛推倒一间腐败房屋，此后之事岂不更难？然房屋拆而重建，责在工人，而政治改革，则责在国民也。
前岁九月至今忽焉半岁，其于财政外交国民生计丝毫未有端倪，凡为国民，能不赧然？总之，政策不良，国民以建设政府为入手，建设政府全藉政党才识。若其他政党有建树之能力，则本党乐观成局，倘或放弃，则本党当尽力图维，此皆吾国民党员所应共负。试问国民党员不救国民，国民尚有噍类乎？愿天下同志同胞时时存责任心也。
两天后，也就是他从杭州返回上海当天，这篇演说词刊登在《民立报》上。3月2日，《民立报》又公开发表他的《登南高峰》诗，一句“我欲挽强弓”，将他当时的心态毕露无遗，可见他内心的坦荡。确实，根据民国的《临时约法》，由他组成责任内阁，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刻就要到了。今天南高峰顶上有一个“骋望亭”，极目远眺，钱塘江就在眼底，柱子上镌刻着对联：“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乃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诗句。在宋教仁之后很多年，“红军之父”朱德登南高峰时吟诵的就是这两句诗。这和宋教仁当时向往的境界完全不同。宋教仁生处转型之际，已摆脱古代的传统型人格，具备了万里无云的阳光性格，他对政治、对权力的理解也都是近代化的，他选择的是阳光下的政治，所以他的内心才会那么坦然，他的灵魂才会那么透明。他深信，他的地位只能通过合法的选举取得，只能采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不可能依靠策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更不可能仰仗铁与血的暴力。此前，他在2月1日国民党湖北支部欢迎会上演讲时说得清楚：
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此后，3月18日他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上演说时进一步表示，革命党与政党虽然都是过政治的生活，牺牲进取的精神也始终一贯，但从事政治的方式毕竟大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和平手段谋建设。”他解释说，“建设”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恶习惯，呼吸文明的新空气，最终达到真正共和的目的。他当时力主“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和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如意算盘针锋相对。他认为自己的主张光明正大，“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宋教仁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男儿，曾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他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有莫大关系。（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为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夜，他在上海《民立报》主持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不涉及，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所钦服。了解他的挚友于右任在1912年如此评价：“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昔日为国南走粤而北走辽，无时或息。”称许他对国不可谓不忠。黄花岗起义前夕，他应黄兴之召奔赴香港，参与筹划。在上海登船前，于右任对他说：“以大义言，何敢阻君？以私交言，则甚不愿君行也。”他回答：“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个头颅已矣！”两人在码头含泪而别。
宋教仁从来都不是畏缩不前的懦夫，但他有的不是匹夫之勇，在同盟会领导层中他是最重视建设的。初到日本，他本来想学陆军，后来还是选择了法政。他之“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就是“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的革命者还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日本留学6年，他研究各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他的日记有详细的记录。在日本留学生当中，每次讨论这些问题，只有他能“本末悉举”，大家都很服气。在这方面他确实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忆，宋教仁在回国前夕说过：“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工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你以为如何？”宋死后，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挽联中有“破坏易，建设难，勉为其难，遂死于难”句。
辛亥革命之时，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发表宣言评点当世人物，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1911年12月1日）这不只是章氏一家之言，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中也如此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还有一句：“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许。”
众口悠悠，几乎都说宋教仁以总理“自许”。一时舆论对他误会很深，以为他主张内阁制就是想自己当总理，乃是出于私心。经过数千年的君主专制高压，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片乡愿气息，似乎特别看重谦让，凡事都不能出自本人的口中，惺惺作态，假意退避，流弊所及，一时难以纠正，所以当时人们对宋教仁以建国大任自许，嫉妒、讽刺远多于赞助支持。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半月没能产生一个领导全国的中心机构，就与这些因素有关。他固然自信可以施展经世的长才，但他自知在年龄、声望、资历等方面，当时还不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黄兴。一年后，时势变化，他才有总理自任的念头，这一点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相告。
自辛亥革命以来，有关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说法一直没有断过。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曾两次公开在报纸上驳斥这样的攻击。一次是1913年3月12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驳某当局者》，针对外间谣传他之所以批评袁世凯政府，是因为当不成总理之故，他说：“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第二次是3月15日，他在《民立报》发表《答匿名氏驳词》：“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实不解。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
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到武汉时，这样的谣言已甚嚣尘上，时为长江巡阅使的谭人凤劝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希望他留下来载酒同游，饱览长江风景。他的回答是：“总理我无冀望之心，载酒游江亦诚乐事，惟责任内阁实应时势之必要，未便变其主张也。”
对宋教仁而言，权位金钱不能淫，政见则不可牺牲，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骨。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总长、总理的位置，而是政见能否得到实施。当初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临时参议院中有人反对，宋教仁没当成内政总长，只做了法制局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回答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说白了，他的从政实在是因为怀有一种责任心，建设这个生养他的祖国的责任心，这不是做官、抓权者所能理解的。阳光人物在一片缺乏阳光制度、阳光规则的土地上，注定了被黑暗的力量吞噬，这也是宋教仁的热血给予历史的启示。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32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挚友于右任于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才、学、识”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们柔媚的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激烈、于谦的“石灰吟”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好山色”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鹜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登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登临南高峰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他被小小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之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记住了这一时刻：1913年3月20日，3天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从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
举国同悲，普天共愤，眼泪和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悲痛，包括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小学生都在班上传观他被刺的照片印本。当时只有11岁，在常州冠英高等小学读书的程沧波回忆，国文教员给他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就是《祭宋渔父先生》。多年以后他还觉得老师真荒唐，怎么叫小学生作祭文，他根本无法体会老师那一刻内心的怆痛。
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就连流连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后称《讨袁宣言》）。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之喜欢苏曼殊，先是这位“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诗句，以后看到他那些感怀身世的小说，在新旧文学的交汇点上，他哀怨动人的伤感文字，他悲剧的故事，无疑吸引并影响了年轻的一代。我把他的诗和小说都看成农业文明走向衰落时的挽歌，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如画，也不是革命的高歌猛进、慷慨激昂，他的调子常常是忧郁的，仿佛有着无尽的惆怅，以后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依稀能找到一点苏曼殊的影子。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苏曼殊在文学史上、乃至辛亥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富有个性的痕迹。
1898年，苏曼殊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求学，先后进过横滨的大同学校、东京的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等学校，过着清苦生活。为了节省火油费，他晚上不点灯。在日本，他参加过“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踏上了反清革命的路。为此他不惜与资助自己的表兄闹翻。1903年9月，他回到上海，写信给表兄，表示“今日黄浦投江死”，实际上是与表兄决裂。此时正是“苏报案”发不久，他在苏州吴中公学教书，给章士钊等人办的《国民日日报》写稿，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成为最早将雨果作品译成中文的中国人。他一直有两面，一面是“芒鞋破钵何处去”的自我流放的心态，一面又敢于反抗社会黑暗、向强权说不，留下了“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的诗句。他不断地流浪、自伤，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出路，与他同时代的好友陈独秀、冯自由、柳亚子他们不同。当苏曼殊死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已大放异彩，其本人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举国青年的偶像。
这当中诚然有苏曼殊自身的性格原因，比如敏感、脆弱、自卑等，这些都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坎坷的身世、后娘的苛待、畸形的家庭环境对他的伤害太深，他摆脱不了那种阴影。
1903年冬天《国民日日报》停刊，苏曼殊带着好友到香港找《中国日报》的陈少白，受到冷遇，生计无着，愤而削发为僧，从此以和尚自称。其实，他的血未冷，1904年春他还曾决心用手枪暗杀康有为，表达对保皇派的强烈不满。因陈少白等人力劝，才没有实施。也是这年秋天，他在长沙参加华兴会，起义流产后，他在上海还参加过华兴会的秘密会议。毫无疑问，他也是那个时代的热血少年。
苏曼殊身上的病态显示了一个转型尚未完成的非常态社会特征，时代之病通过一个诗人、僧侣的人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五四”前夜的中国，他四处飘零的短暂人生，不幸的身世，让人羡慕的才华，处处都能打动人心。他写的是旧体诗、文言文，但他的诗文清新可读，有了“一脉清新的近代味”，字缝当中已是晨光熹微，长出了近代意识的几瓣嫩芽，预示了新文学黎明期的到来。
1918年5月2日，当苏曼殊在上海离世时，只有35岁。这位诗僧对杭州怀有独特的情感，他在灵隐寺、凤林寺边上的陶庄住过，一度在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庵昼伏夜出。他在西湖写过许多美丽的诗篇，其中有一首《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始建于宋代的白云庵，清末民初的主持意周和尚是个革命志士，因此小小的白云庵成为秋瑾、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出没的地方。意周和尚说苏曼殊在五、六月间，白天老是睡觉，到夜里则披了短褂子，赤足，拖着木屣，在苏堤、白堤上到处跑，尽享湖山夜色，不到天亮不肯回去。他以酒当茶，诗画自娱，风流洒脱，手头窘迫，常常向庵里借钱，然后汇到上海的一个妓院。过不了几天，就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的糖果、香烟，他则躲在楼上吃糖、抽烟，饭也不吃了。
直到1924年6月，由孙中山出资，柳亚子等友人将苏曼殊葬在西湖的孤山北麓、西泠桥畔，还建了“曼殊塔”，与其遥遥相对的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苏姓美女苏小小之墓。生也匆匆的诗僧若有知，也许感到欣慰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浪漫、颓废，在诗书画酒中将青春消磨殆尽的诗僧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1913年，面对宋教仁的血，苏曼殊写下的《讨袁宣言》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复从而吊之曰：
（希腊！改换了你的主人，你的情况仍旧这般！
你的光荣日子过去了，但你的耻辱岁月还是存在。）
呜呼！衲等临瞻故园，可胜怆恻！
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蓟冤鬼，无帝可诉。……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昏；新造共和，固不知今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
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
宋教仁遭暗杀，文人苏和尚持钵而起，书生任鸿年悲痛绝望，选择了在西湖边投井自杀。1947年10月25日，一个阴霾的日子，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老友任鸿隽步行来到白云庵即月下老人祠遗址。他当天的日记中说，任鸿年就是任鸿隽的弟弟，当年只有24岁，因宋教仁之死，“觉中国之无望，于烟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同志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丛生。月下老人寺既废，寺僧亦不能照顾矣……”（在任鸿隽的记忆中，他弟弟“发愤投葛洪井死”。）
又是两个30年过去了，任鸿年之墓早已无处寻觅。中国有重官的传统，西湖边上那些达官贵人乃至红粉佳人的墓都纷纷重建，比如王文韶、陈夔龙等明清做过大官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点，“慕才亭”中虚拟的苏小小墓更是成了芸芸游客“摸财”的去处。而像任鸿年这样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彻底遗忘。宋教仁是谁？今天的许多红男绿女尚且一无所知，何况任鸿年、苏曼殊。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版。
3．徐血儿等，《宋渔父》，民立报馆，1913年版影印本，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三编之84
4．吴相湘，《宋教仁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5．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影印本），中国书店，1985年版。
6．《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宋教仁登南高峰
1898年的春天，19岁的安徽秀才陈独秀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功课有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没有多久，他即因反清言论受到追捕，逃往南京。1909年底，他再到杭州，在浙江陆军小学当了两年国文、史地教员，与马一浮、谢无量、沈尹默、刘季平等徜徉山水，诗酒往还。几年以后，他在上海手创《青年》（《新青年》）杂志，或许包括他本人在内都没有想到一本民刊竟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改写了历史。在摆脱“衰世”的努力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可以把那个时代叫做“五四时代”，或者干脆叫做“《新青年》时代”。陈独秀唱的不是独角戏，他也不是这方小小舞台上的唯一主角；《新青年》更不是一花独放，但他无疑是当时引领潮流的人物；《新青年》无疑是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杂志，许多新人物都在这个小杂志上破土而出，进入历史的视野：胡适、鲁迅、周作人、陶孟和、高一涵、李大钊、吴虞、傅斯年、钱玄同、刘半农……他们的名字是读者所熟悉的。
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梁启超是一个引领风潮、造成时势的新人物，从《时务报》到《清议报》《新民丛报》，他以带有感情的笔锋风靡了一个古老民族，直到“五四”之前无人可以代替，辛亥革命后围绕在他身边的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蓝公武等一批知识分子，也都代表了当时最优秀的一群人。这个群体在“五四”时代仍非常活跃，他们主办的《时事新报》《晨报》等报刊，永远留在那一代读者的心中。
梁启超故后，杭州人张东荪坚持书生议政，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两极对峙的夹缝之中的“中间势力”。时代的洪流浩浩荡荡，已非晚清民初的大势和格局。张东荪构想的民主政治、计划经济蓝图，曾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许多中间知识分子的共识，即中间偏左，与胡适走的路不一样。生死成败转头空，是非功过却不能不认真，也许今天还不到从头细说的时候。
“五四”成就了年轻的胡适，作为新思潮的代表、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一生以思想、言论、学术影响社会，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学冠中西的优秀知识分子，包括丁文江、傅斯年、梁实秋、徐志摩、王世杰、叶公超、丁西林、蒋廷黻、任鸿隽、陈衡哲等（一度也包括罗隆基、王造时、闻一多等人），他们的思想容或有分歧，但在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上，在民族前途等问题上他们有着基本的共识，以胡适为中心的这个知识分子集团曾先后通过《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以及《大公报》等平台发出他们清醒、理智、独立的声音。（胡绳晚年也承认胡适“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胡适反复强调，要在思想文艺上面努力，为新社会造一个基础，1948年冬天离开大陆之前还含泪对司徒雷登说，自己战后回国把精力耗费在《水经注》等考据上，没有尽到应尽的思想言论方面的责任，深为愧疚。
从梁启超到胡适（这中间也包括了许多其他人的努力），晚清、民国当然是个动荡的乱世，却是王纲解纽、思想开放的半个世纪，中华民族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在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和民初军阀的刺刀，乃至蒋介石的一党制下，文化思想的多元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止，其开放程度是我们今天不容易想象的，虽然其中也伴随着杀戮和流血。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梁启超、胡适这些公认的思想领袖。思想领袖只能建立在人们内心的广泛认同之上，和千千万万普通人同命运、共呼吸，他生活在普通人当中，而不是游离在社会之外；他的力量是一种和风细雨，是空气，阳光，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而不是雷霆，不是暴风骤雨，不具有任何外在的束缚。他们在权力格局之外对青年、对世道人心产生某种内在的影响，哪怕不能左右时局的变迁，王朝的更迭。
胡适曾在西湖烟霞洞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三个月，寂寞的烟霞洞旁边埋葬着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师复的遗骸，火一样的理想燃尽了师复年轻的生命。师复追求的无政府主义梦和中国固有的古老“桃花源”之梦并不一样，这个梦不是出世的、宁静的，悠然见南山的，而是入世的、灼热的，带着强烈的改造世界的冲动，与胡适信奉的自由主义强调点滴、渐进等原则不同，他寻求一种彻底的解放，一种纯粹的理想境界，他的梦注定了在现实世界中碰得粉碎，他依然无所反顾、毫不犹豫地前行，不怕任何的阻力，宁折不弯，平静地面向死亡。他要以道德的自我完善、整个生命的奉献去为理想殉道。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主义，却难以否认他身上的那股子气，那种理想的情怀。当我的目光落在永远年轻的师复身上，我想到了活过100岁的巴金，他们是精神上的同道，我也想到了许多与师复不是同道的早凋者或长寿者。在历史的天平上，生命的长短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无论他们最后选择了怎样不同的道路，在他们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异质的光，那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光，一旦汇入我们的心中、汇入我们的梦中，这光也就属于了我们。如果说中国缺乏自由主义的传统，胡适出现了，傅斯年出现了，这就是传统。确实，传统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
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
离西湖烟霞洞不远，有一个“师复墓”，墓志铭就刻在摩崖上，字迹依稀可辨：
师复为人道主义者，生平谋炸悍将，厉行革命，被锢三年，出而组织东方暗杀团。辛亥而来，舍其单纯破坏，转而为自由社会主义宣传，创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及心社。旋发刊《民声》杂志，淬厉自刻，尽瘁其主义，呕血而死。死年才三十有一，不终其纪。痛矣！君于公历1884年6月27日生于东亚之广东香山县，以1915年3月27日殁于上海，同年葬于浙江西湖之烟霞洞，越八年而修其墓，以志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