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复本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清，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信仰无政府主义之后，他连姓氏都废弃不要，改名师复。三个名字代表了他短暂一生的三个不同阶段。1923年，他的生前好友重修其墓，将郑佩刚撰文、王思翁书写的这个墓表镌刻在崖石上。
安那其主义思潮在中国
“无政府主义”本是日本的译法，高一涵主张译为“无治主义”，辜鸿铭主张译为“无王主义”，师复的墓志铭称为“自由社会主义”，巴金等人干脆用译音“安那其主义”。无论叫什么，都不能否认那曾是19世纪的一股世界性思潮，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慷慨悲歌，伴随着他们流放西伯利亚路上的漫漫风雪，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理想曾激动过几代青年，《面包与自由》等都成了传世的经典，也是几代年轻理想主义者的口号，活了104岁的小说家巴金就是他们在东方的传人。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亲口对斯诺说，他年轻时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20世纪这一思潮初传中国，打动了一些正在寻找精神出路和民族出路的读书人，李石曾、吴稚晖、张继、刘师培、张静江等一度都热衷于此，《天义报》《新世纪》《衡报》《人道》等中文期刊先后在日本和巴黎问世，那时无政府主义思潮和“驱除达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浪潮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包括蔡元培、马君武、马叙伦、杨笃生等人都曾写过一些绍介文章。（直到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中，还包含了许多无政府主义式的梦想。）
民国初创，多元格局出现，各种政党、报刊蜂起，中国社会党以太虚等人代表的一派就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出版过《社会世界》《良心》月刊等，并另组社会党，很快被袁世凯取缔。师复创立“晦鸣学社”与《民声》周刊，系统介绍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被看作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五四”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各种刊物应运而起，《进化》《劳动》《自由录》《民风》《新生命》《闽星》《奋斗》《劳动者》《自由》，等等。《民国日报》著名的“觉悟”副刊也发表过太朴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毛泽东等人热衷过的新村运动、匡互生在上海创立的立达学园都带有无政府主义实践的痕迹。就是在那个时候，少年巴金在四川皈依这一主义的。（他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办了《半月》，1921年4月1日，当他在这个杂志17号发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时，他只有17岁。杂志被军阀查封，是他第一次尝味到专制的滋味，但他没有丧气。当年9月1日，他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又在新办的《警群》上发表，开篇提出“现在中国的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一般的青年人处在这种势力下面，被他弄得全无生气，力量薄弱的只能顺世堕落，不敢稍有反抗，稍有血气的也只有忍气吞声，听天于命”。他说这个主义最令他满意的就是“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种正式的、严密的组织”。他远去巴黎就是要去取安拿其主义的真经，他的《爱情三部曲》贯穿着安拿其主义追求与幻灭的淡淡忧伤，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不时怀念早年的那些同伴。在《我的幼年》中有深情而无奈的回忆，这是他百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影。）
师复虽然早逝，但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们一直忘不了他，他的筚路蓝缕之功，他的坚忍不拔的意志，他的苦行僧作风，他的大刀阔斧、冲锋陷阵的勇气，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都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闯开了一条路。虽然这一思潮最终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洪流中渐渐枯竭了，但我们否定不了包括师复在内那些青年的热情、热血和理想情怀。那一激动过无数热血青年的思潮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更不是见不得阳光，而毋宁带有更多理想主义色彩，其核心其实是人道主义，尽管其中包含了很多幻想成分。今天，我们可以不认同他当年的信仰，却也不能不佩服他身上那种人格力量。《民声》周刊上有师复的大量文章，可见其战斗的豪情，他为主义牺牲生命的那股子劲。他生前的文章，有1927年出版的《师复文存》。在整个安拿其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中，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回溯这股思潮，就不能回避这个人物。
也曾热血侠少年
刘家在广东香山是个大家族，被称为“水楼刘家”，师复的父亲就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在维新运动期间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新式学校，组织了“天足会”，允许其女儿留天足，带头下河游泳，还每年印赠小册子，宣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筑路，被看作香山县第一个新派人物。
师复15岁中秀才，名列全县第一，到广州应乡试，亲眼目睹科场黑暗，产生厌恶心理，后来他对弟弟刘石心说：“看到考场的黑暗情景，才使我认识到政治非改革不可。”
从此，他开始独自研究小学和诸子，作了大量的笔记，对中国古代的数学，如天元、八线等，尤其有深入研究。1904年，他先赴香港，再到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和汪精卫成为好友，两人结识了一位俄国的虚无党员，学会了造炸弹，并相约从事暗杀活动，汪北上暗杀摄政王，他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凶狠残暴的李准当时成了广东革命的一个大障碍，1907年，他在广州等待暗杀李准的机会，不料在一次制造炸弹时发生了意外的爆炸，他的头、胸、手到处是伤，血流如注。幸亏隔壁的医生、也是革命党人的伍汉持赶来，他请伍医生将两颗制成的炸弹扔进屋后的水井里，并在警察赶到前烧毁了违禁的物品。他被送进医院后，没有吐露真实姓名，自称“三水李德山”，做化学实验不慎爆炸，却被原在他家乡香山做知县、时为广东营务署总办的郑荣认出。他回国之初，在香山创设演说社、阅书报社，暗中提倡革命。那时风气未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盛行，不准女子读书，他借助清廷鼓励兴新学的机会，不顾种种反对和非议（包括知县郑荣和人称“何老虎”的大乡绅何玉铭在内），私人集资在香山创办了第一所女学校——隽德女校，使当地女子有上学的机会，因此与郑荣发生过冲突。他曾在公堂上大骂郑荣反动。他左手伤势虽重，本来是可以保下的，但郑荣令医生锯掉了他的左手，使他终身残疾。（可别小看他一只手，以后办《民声》印刷部，他一只手排字、印刷、摇机，什么都能干。有人担心他做事不便，想帮他，他总是婉拒。有朋友作了一联：“稚晖五体投地，师复只手回天。”前一句，是吴稚晖写给师复信中的话。）故乡香山的绅士父老上千人联名保他，朋友郑彼岸（原名云鹗）只身上北京告御状，结识了京师的一些达官贵人，为刘师复说话，最后他被以嫌疑犯身份而移往故乡香山县监狱监管。
这个敢于暗杀清廷大员的热血少年，在狱两年多，始终不屈，以读书自娱，写了《粤语解》《佛学大意》《狱中笔记》等文章，有些曾在郑彼岸主办的《香山旬报》上发表。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起草了《改良监狱议》，呈给正在筹划改良狱政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受到赞赏。闻他的事迹而怀仰慕之心的香港安怀女子学校教师丁湘田（他后来的女友），赶到香山探监，在他家住了五十多天，他始终不同意见面，只愿书信往来。为救他出狱，上下疏通，他家因此破产。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即位后大赦天下，香山绅士上千人联名保释，他才于1909年底获释。
他出狱后，即到香港结合有志于单独行动的个人，组织暗杀团，以反抗暴政，成员中包括陈炯明、谢英伯、高剑父、林冠慈、丁湘田等。这个时候他主张单纯的破坏主义，认为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波兰亡国记》一书对他影响很大。1911年，暗杀团团员林冠慈在广州双门底炸李准，李沛基在大南门炸死广东将军凤山的行动，都是他精心策划的，炸死凤山的炸弹还是他亲手制造的。这都是当时轰动视听的大新闻。
心社?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
辛亥革命爆发，他与刘兆槐在靠近香港的新安组织革命军，名为“兆军”，和他一同发起和赞成“心社”的莫纪彭、郑彼岸、林君复等则策反驻扎香山与澳门交界处的一支清军，组织“香军”，有咨议局议员身份的陈炯明由惠州起兵，称“惠军”，纷纷进驻广州。当他领军进城时，莫纪彭还不认识他，“却看见前头一个马上人，高提青天白日旗，一只手提得高高的，另一只手垂在马背，垂得低低，又套上雪白的丝手套。旁的朋友告诉我：‘这一位就是炸李准不死的刘思复了！’”因为陈炯明要他们主持协调各路民军而成立的“军团协会”，二人从此成为好友。不过，师复没有像其他革命党人那样从此踏上从政之路，而是踏上了另一条永远看不到尽头的不归路。
师复的弟弟、受他影响参加过无政府主义活动的刘石心说，从思想上来说，他哥哥是受托尔斯泰、《新世纪》的影响。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内部争权夺利，一片乌烟瘴气。为寻找出路、探求未来，他从热烈的民族主义急先锋转向无政府主义信仰。广州独立之后，胡汉民与陈炯明之间，以及其他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开始凸现，他与莫纪彭等居间调停无效，深为失望。他把军队交给陈炯明，准备北上去刺杀摄政王载沣（后来改变计划想杀袁世凯）。到达上海，师复正遇到汪精卫出狱南下，汪告诉他南北和议即将实现，他们的暗杀计划就此作罢。一路上，他耳闻目睹湘、浙、赣、皖等地同样争权夺利的事实，包括湖南独立后的第一任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等的惨死，都让他深为失望。
他和丁湘田、郑彼岸等人到了杭州，游览西湖之胜，在白云庵一住一个月。在美丽宁静的西湖边，他思考辛亥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认为任何官府和官吏都是不好的，要从根本入手，也就是从个人品德的修养做起，而解决这些弊病的良方就是无政府主义，“心社”之约由此萌发。他以为民国已经告成，单纯的破坏时期已经过去，从此可以一门心思传播无政府主义。这是师复初次与西湖结缘，他怎么也不会想到3年后自己将归葬在西湖。
1912年5月，他在广州发起成立“晦鸣学舍”，加入者多为他的朋友和亲属。他有兄弟姐妹13人，受他的影响，或多或少几乎都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的活动。陈炯明对他的选择表示同情。7月，他将自己的姓名“刘思复”易名为“师复”，从此废姓，并与郑彼岸、莫纪彭联名发表“心社”社约十二条：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做官吏；九，不做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做陆海军人；十二，不奉宗教。同年2月，李石曾、张继、汪精卫、吴稚晖等发起“进德会”会约，也是相约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这些“会约”曾在上海影响很大的《民立报》上公开发表。哪怕其中有许多空想、不切实际的成分，却都折射出社会大转型时期部分中国人对个人操守德行的一种追求，旨在为社会树立新风气，为新社会创造前提。
严格地说，“心社”和“晦鸣学舍”不一样，那只是个人道德修养与精神上的结合，不是一个有形的团体。1913年8月，在《晦鸣录》第二期发表的《师复启事》说：“师复去年与同志发起心社，取绝对自由主义，无章程，无规则，亦无一切组织，各凭一己良心以相集合。”师复自己清心寡欲，淡薄名利，很仰慕托尔斯泰的为人。“心社”的十二戒条，他无不躬身实践，丝毫不肯放松。他只肯与丁湘田恋爱，却不愿有婚姻，他们有一个女儿，也不知后来情况如何。即使病重时，医生多次劝他吃肉，补充营养，他也迂执地不破戒。与他来往的亲朋无不受他感化。他反对抽烟，有一天朋友们在广州东园聚会，有个朋友正在吸烟，听说他到会，马上把香烟藏在衣袋里。有一政客乘轿来拜访他，到了离“晦鸣学舍”还有一截地的街口，即自觉地下轿步行。他绝不强求别人，但他自身的行为在无形中对周围的人起了些感化作用，使不拘小节的人们在良心上会感到一种不安。
他认为都市太繁扰，想约同志去乡村居住，半耕半读，建立一个大同村。他们在广东新安县的赤湾找到了一块地方，由香港航行2小时可到，面临文天祥叹息过的零汀洋，挨着宋帝陵，枕山面海，风景天然，有水田近百亩，能结果的荔枝四五百株。莫纪彭回忆，1913年春天，他们第一次找到这里，归程时回望，“早熟的荔枝，已垂垂如大小红紫玻璃球，弥漫悬空。”他们就叫做“红荔湾”，试图在这里开辟一小块无政府主义的实验基地，推行新村计划，郑彼岸提议取名为“红荔山庄”，但终因“二次革命”爆发、政局骤变而未成。
在“晦鸣学舍”，大家一起劳动、学习、生活，相互帮助，人人平等，把这个学舍看作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经费来源则是当初为暗杀团募集的。师复经常给他们讲无政府主义理论，有时出题目让大家作文章。丁湘田教语文，圣约翰毕业的李希斌教数理化和英语。“晦鸣学舍”的藏书中有英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节本，有法文版的《傅立叶传》等。当时他们的主要劳动是排字和印刷，他们选印《新世纪》上的文章，发行《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等小册子，重印了《新世纪丛书》，每种都印了5千册，免费赠送读者，邮寄到国内各报馆、会社、各省议会、县议会，“无政府主义”这个名词才渐渐广为人知。此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传播对国内影响甚微，虽然李石曾、吴稚晖早在1907年就在巴黎编辑《新世纪》周报，介绍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但很少传入国内。直到“晦鸣学舍”创立，无政府主义的种子才开始在国内撒播。
“心社”十二条社约也是这个时候才正式对外公布的。莫纪彭回忆，“知识分子，看见十二条条文，多数是莫逆于心。短时间广州市上，茶座酒楼，有闲谈必谈心社。谈心社十二条条文，有闲的人们，谈心社是最新鲜、最时髦，又最好不过的谈话资料了！”
期间，他偶尔接触到刚刚传到中国的世界语，认为世界大同，应该以语言统一为先导，所以对提倡世界语非常热心，发起“广州世界语学会”，曾被推选为“环球世界语会广州分会”会长。每天他从西关步行到东堤会所，到夜深二三时才回家，即使刮风下雨也是如此。短期内，广东参加世界语会的有三四百人，世界语学会成立大会有上千人参加。这与他的努力号召是分不开的。
《晦鸣录》到《民声》
1913年8月20日，正值干戈不息、扰攘不安的袁氏当国之时，“晦鸣学舍”创办的《晦鸣录》周刊问世，20开本，16页，标举反抗强权、实行社会革命、谋取平民自由幸福的宗旨。只出版了两期，他们就被袁氏在广东的死党龙济光查禁，“晦鸣学舍”也被封闭，袁世凯政府通电全国各省缉捕师复。他举家迁到澳门，将《晦鸣录》改为《民声》继续出版，也只出了两期，袁世凯下令外交部照会葡萄牙公使、广东当局照会驻澳门的葡领事，禁止《民声》出版。广东当局甚至派人要将他从澳门劫持，幸得他闻讯有了戒备。他在勉同志文中说：“杀戮囚辱，固无政府主义党之乐乡。”
1914年元宵节后，他们几经周折，转往上海（后安顿在法租界），以“世界语传习所”为掩护，恢复出版《民声》。《民声》成为传播无政府主义最有力的刊物之一，包括克鲁泡特金、格拉佛、大衫荣等在内的世界各国无政府主义先驱都给予鼓励。吴稚晖曾劝师复去法国留学，但他认为，中国只有他最熟悉安那其理论，又有决心传播，还能筹款维持刊物，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他，终于没有出国。（他故后，刊物勉强坚持到1916年，出到第29期就停刊了。1921年区声白等又在广州复刊，出至第34期停刊。）
他在《晦鸣录》的编辑序言中指出，办刊就是要传达“平民之声”，不限于一家之学说，不囿于一党之见解，独立不倚，表达自己良心上的是非，说出人人心中想说的话，以真理为目标。他理解的无政府主义首先就是反抗强权，反对军国主义等许多形形色色束缚人类自由、妨碍人类幸福的教条，出路是万国大同、语言统一，人道主义、人类自治是核心。为此，他写了大量文章，阐明无政府主义的正确和可行性，苦口婆心地进行解释，有时同一期刊物上就有他的多篇文章。1914年4月18日，他在《民声》六号发表《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一文，从学理角度认为孙、江所言只是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之后，他还发表过《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等文，对“中国社会党”创立者江亢虎的观点多有驳斥。
师复离世12年后，1927年5月30日，郑佩刚等在上海出版《师复文存》，梅定成执笔的序言中说：“师复本无政府主义党健全分子，为同志中前辈后生所共倾服，以其有毅力，有勇气，有热情，有道德，有品格，所谓‘一点不留余渣十分成全自身’者，是固一模范实行家。”他虽不以文字知名，但读他的文字，无不深入浅出，语重心长，“说高尚之主义，如数家珍，能令阅者忘疲，听者兴奋。”他的文章能破、能立，三寸铁管，洞察幽微，有缚马伏虎的笔力，对某些主义、信仰之祸害尤有先见之明，赞同他的人称其文字为“降妖伏魔之法宝”，“足令举世妖孽，望影惊避”。
1914年6月，师复致函无政府主义万国大会，报告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历史和现状，并向大会提议：1.组织万国机关；2.注意东亚的传播；3.与工团党联络一致进行；4.万国总罢工；5.采用世界语。此前，他就在《民声》特设了一个世界语部作为通讯机关，与世界各团体、同志相互联系，交换杂志，讨论问题。
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纠结在一起，所以又称为“无政府社会主义”或“无政府共产主义”。这年7月，师复在上海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起草成立宣言，发表《无政府共产党目的与手段》等文，主张经济上、政治上的“完全自由”，一切生产要件归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废除钱币，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废除一切宗教，人人劳动，不要政府、军队、警察、监狱，不要一切法律规条，人人受平等的教育，自由组织各种公会，“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等等。这些主张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他的主张中比如世界大同，重视人道，反对强权，废止家族，反对迷信等，即使今天看来也都还有价值。与此同时，师复在广州的弟弟刘石心与黄凌霜、区声白等一起成立了“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常熟等地也有人成立类似的社团，他们相互联系，讨论学理。
师复的《无政府浅说》讲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无私产，无家族，……人人为社会尽力工作，所获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与人共享受之，所作所为，无一非为己，亦无一非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表述几乎一致，可以说，这股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后来社会主义的传播埋下了伏笔。
《民声》的编辑几乎由师复一个人负责，从写稿、校对、处理来信到排字、印刷等，工作繁忙，结果把身体拖垮了，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无钱医治，友人多劝他把唯一值钱的印刷机器卖了，他坚决不干。好不容易有朋友借钱送他进了医院，医生说他身体衰弱，须补充营养，要多吃肉类、蛋类和牛奶等，但他要恪守“心社”社约，宁死不破戒。病重之时，他还写了《上海之罢工风潮》的评论，对社会民生耿耿不忘。1915年3月27日，他在铁道医院病亡，临终之前留下一封给友人的信：“文明科学本为富人之专利品，托尔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绝之也。现在《民声》垂危，几将易箦，余之忧《民声》，比忧病为更甚。倘《民声》呜呼，余又真成为不治之痨病，则师复将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之黄土而已！”
师复之死，大大削弱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像他这样坚韧卓绝，知行合一，既有探索学理的热忱，又有实践能力的人物可谓后继无人。从“心社”、“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到“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从《晦鸣录》到《民声》，短短三、四年间，他的生命如同火一般熊熊燃烧，最终燃尽了自己。他编印《民声》，劳神竭虑，每出一期，就要卧病几日，但病稍好，他又照常风风火火地干开了。在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阵营中，他确实只手撑起了一片天空，在他的努力下，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开始播在古老的大地上。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书中说，师复因为目标的严肃性并致力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而受到广泛的尊敬，他去世后，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楷模。“师复之所以闻名不是因为思想的独创性而是因为宣传这些思想时的热情。”在他弟弟石心看来，他短短的一生不妥协、生活严肃、求知专一、有雅量、爱美。莫纪彭在《回忆师复》长文中称，这五点正是他建立安那其信仰的个人人格，以人格感召，是和平革命一条最稳健的路线。
1927年3月，《民钟》杂志继1923年的“克鲁泡特金”专号之后推出“师复”专号，吴稚晖等许多重要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纷纷撰文纪念。毕修勺如此缅怀师复：“如果信仰主义的人有大无畏，百折不挠，以主义为第二生命，甚至于列主义于生命之前，于主义有益的事，虽粉身碎骨亦所不却”，“说到这层，我就想到师复，想到我所敬爱的师复的精明，以身殉道，以主义为第二生命的可羡可慕，尤其是在乌烟瘴气的中国，有这样纯洁的人格。他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在中国只有他可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无时无地不以主义为自己人生的目的，殚精竭力，使之实现于世。”1930年，巴金从法国回来，第一次到杭州，即上烟霞洞为师复扫墓，相隔70多年，这一幕仍留在93岁高龄的巴金记忆中。
师复去世的噩耗传到美国，挚友郑彼岸曾写下两副沉痛的挽联，概括其生平和他们理想无成的悲怆：
春梦断江南，红荔湾头虚宿约；
夜盟记湖上，白云庵里痛前尘。
继秋璇卿女士分占湖上青山，他年三竺重经，感旧应添一付泪；
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黄土，此日重洋怅望，哭君宁为十年交。
主要参考书目：
1．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4．莫纪彭，《回忆师复》，《莫纪彭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
5．（美）阿里夫?德里克著、孙宜学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李喜所，《略论民国初年的社会主义思潮》，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1983年第6期。
烟霞洞中日月短——“新思潮”的代言人胡适
山门外摆摊的老头子，
拿着两大杆密密累累的桂花，
一大早来敲我的房门，
喊道：“胡先生，桂花开了！”
我接过这样热诚地送来的礼物，
我感谢他带来这样可喜的消息。
前天出门还没留意到那些细小的花苞，
想不到今天便满山都是桂花香了！
……
1923年9月29日，胡适写下了这首《烟霞洞杂诗之一》。每次到烟霞洞，我总是会想起胡适，想起他的《山中日记》，那段“神仙”生涯已永留在他飘逝的梦中。那年10月3日，在离开烟霞洞的前夜，胡适辗转难眠，在日记中说：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10月6日，他在上海忆及杭州的日子，写诗一首，记下了游玩花坞、西溪路上看到的“竹叶青”（靛青花）之美。当月19日，他在离开2周后又重回杭州，住在里西湖边上的新新旅馆，尽情地玩了半个月，荡舟湖中，爬葛岭，登初阳台，吃“楼外楼”，重游西溪，看西湖日出，到湖心亭看月，枕在徐志摩身上唱诗高谈。他说，湖上，自己最爱的是平湖秋月，湖边最爱的是葛岭。10月30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之后的二十几年中，他有很多重来杭州的机会，直到1948年10月20日，他最后一次来杭州，到浙大演讲，这才是真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来去匆匆，他竟没有为永别而感慨一番。
胡适在西子湖畔留下的身影、声音已如晨雾暮霭般远去，但他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播撒的种子，如同他喜欢的《圣经》中的这句话：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胡适其人，历史将留下怎样的一段空白，将会有怎样的一种遗憾。胡适生前温文尔雅，即使是批评北洋军阀、国民党当局的尖锐言论，也不是怒目金刚式的，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生平教书、演讲、做学术、写时评、钻故纸堆，但他留下的影响在20世纪却只有少数几人可以与他比肩。
1953年1月17日，举国上下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王若水等纷纷操笔上阵，批胡文章漫天飞舞。有记者在美国访问胡适本人：“你对这个批判运动怎么看？为什么中国大陆把你定为反动思想？你这个敌对思想是什么思想？”胡适想了一下回答说：“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就反对独断，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些话就是他所理解和倡导的新思潮，他曾经是“五四”新思潮最重要的代言人、解释者。1923年6月22日，他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写《一师毒案感言》中说得明白：
“新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度。
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曾拿出来给叶公超看，说自己想写一篇总答复，叶公超劝他不必，“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1948年，在南京的一个私人场合，钱昌照当面问胡适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这样回答：“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1949年，钱到北京，曾把这些话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周恩来说：“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
这些对话记在《钱昌照回忆录》当中。
大陆发起批评胡适的运动，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响，其实毛泽东也很清楚胡适不是一无是处。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中回忆，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转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页）
用不着等到21世纪，胡适的形象就开始恢复，“胡学”也渐成显学，李慎之生前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
胡适常常感叹自己书生的“天真”。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我常望胡适能够像他30年前一样，成功卓越地领导一场在自由与民主基础上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胡也表示，战后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华回归到与他相宜的学术领域，对此他后悔莫及。”时间已经不等胡适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但他播下的那些小小的种子没有在大地上灭绝，春风吹过，又会复活。
多少年后，人们蓦然回首，胡适还微笑着，站在历史中。
养病烟霞洞
胡适第一次来杭州是在1907年3月，他和中国公学的全体同学到西湖旅行，写过一首《西湖钱王祠》：“步出涌金门，买舟钱祠去。潋滟西湖水，惨淡前朝树。江潮尚依然，盛业归何处？”发表在1908年6月9日的《竞业旬报》上。多年以后，他在《四十自述》中还为自己当时全不懂“诗韵”，只依故乡安徽的方言顺口而写不无惭愧。
1922年底，胡适身体不太好，北京的政治气候也很坏，包括丁文江等朋友在内，都劝他到南方休息一些日子，银行家徐新六还帮他借了西湖金沙港一个吴姓的庄园。1923年4月21日，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北京，暂时告别北大的讲台和他自办的《努力周报》。4月29日夜，他从上海抵达杭州，住在开窗即是西湖的新新旅馆，一直住到5月3日，期间任鸿隽夫妇、朱经农来杭州，也都是住在新新旅馆，杨杏佛、唐擘黄等来，住在环湖，他在西湖游玩时，还加上他表妹曹珮声、诗人汪静之等。有两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杨杏佛曾送他一首《西湖纪痛》诗。他自己在5月3日写的一首白话诗《西湖》（发表他自己办的《努力周报》）中有这样几句：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得更利害了！
……
我没有气力去爬山，
只能天天在小船上荡来荡去，
静瞧那湖山诸峰从容地移前退后。
也就是这一天，他的脚痛稍好，感到走路不很吃力，动身去了上海。6月8日，他再次来到杭州，下榻在新新旅馆，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也在，还有晚清杭州知府林启的儿女。那天是个阵雨天气，午饭后，雨停了，他们一行坐船出游，到过三潭印月等处，天又下起了雨，只好回到旅馆，和高梦旦聊天。等雨停了，他们一起到“楼外楼”吃晚饭。15日，他与蔡元培、高梦旦一行游了龙井、九溪等处，在烟霞洞吃午饭，那里的风景竟打动了他的心，他说：“我爱其地风景很好，房屋也清洁，有久住之意。”蔡、高两位前辈于是力劝他在烟霞洞避暑，此时北京军警罢岗，时局乱哄哄的，他也不愿回去。5天后，蔡元培去了故乡绍兴，他再次到烟霞洞，定下移居的日期，高梦旦已与管洞的居士金复三商定价钱。22日，他先让侄儿把行李搬上山，23日蔡元培回杭州，在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们拟定了蔡先生与军阀政府不合作主义的几个宣言。24日，蔡前往上海，他搬上烟霞洞来，从此一住三个多月，烟霞洞成为他一生中难得清闲的一段休息时间，可惜他的《山中日记》是从9月9日开始的，6月9日起有三个月的空缺，没有留下记录，好在还有《山中杂记》《我的年谱（1923）》可以稍微补充。
6月24日，胡适移居烟霞洞的当天就和同来的客人上了南高峰，登顶俯瞰西湖全景，还能远远地看见钱塘江，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望见海，他认为西湖的风景以此最为壮美。当时，他正患着严重的痔疮，出脓、出血、肿痛，但山中的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7月29日早晨，他曾和任伯济、曹表妹爬南高峰看日出，两天后写了白话诗《南高峰看日出》。9月11日，“桂花开了，秋风吹来，到处都是香气。窗外栏杆下有一株小桂树，花开得很繁盛。昨天今天的早上，门外摆摊的老头子折了两大枝成球的桂花来，我们插在瓶中，芬香扑人”。9月13日是个好天气，他和曹表妹下午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花盛开，桂香迎人，他们到龙井喝茶，在一个亭子里，还借了象棋，下了一局，然后讲莫泊桑的故事给曹表妹听，到黄昏渐近，循着原路走回烟霞洞。当夜，他写了一首白话诗《龙井》。9月14日的上午、下午，他都和曹表妹到山中最高的那个亭子闲坐，讲莫泊桑的小说《遗产》给她听。9月18日，“夜间月色甚好，在月下坐，甚久。”19日，他与曹表妹出门，坐在树下的石头上，讲莫泊桑的故事给她听，夜间月色不好，他俩下棋消遣。9月22日，他们坐轿去云栖，出山后就是钱塘江，“我十七年不来江上了，今年见了，如见故人，精神为之一爽。此时无潮，江滨沙泥地平软可行，轿子沿江行了好几里，风景很好。”他们在云栖寺吃了饭，下山沿江步行，过之江大学，到了六和塔，登临塔顶，极目远眺，心情愉悦。
9月23日，他见烟霞洞前梅树憔悴，在《烟霞洞杂诗之一》发出感叹。26日，他和高梦旦、陶行知、曹表妹等一行游花坞，先乘船到松木场，再雇人把船抬到河里，继续上船，两岸有着动人风致的靛青花开得正盛。走进花坞，路边全是大竹林，不止几万株竹，“风过处，萧萧作声，雄壮不如松涛，而秀逸过之。杭州名胜，多竹之地，韬光不如云栖，云栖不如花坞。我游此三处，一处胜于一处，可谓渐入佳境。”花坞出来，他们又乘船到西溪，在秋雪庵上岸，四望都是芦花，他想象芦花盛开时，一片飞花满空的“秋雪”奇观，不无向往。28日，他们应徐志摩之约前往海宁看潮，当天回杭州，晚上在湖上荡舟看月。这就是胡适一生中最快乐的“神仙”日子。
当然，他仍时时关注着山外世界的脉动，他在日记本上贴剪报的习惯没有改变，对于方方面面的变化，经济、政治、外交等消息他都很注意，对学术、文学更是没有放下。在烟霞洞，他曾写过几篇序，译过契诃夫的小说，校阅过张慰慈的《政治概论》书稿，还有两册中学历史教科书，他还想和徐志摩一起翻译曼殊斐儿，不过只开了个头，就放弃了。
从1907年到1923年，转眼17年过去了，33岁的胡适已是名满天下，誉满天下，他的身体也牵动着无数关心他的知识界朋友。他在西湖烟霞洞休养，交游并没有中断，不仅书信往还不绝，还有不少人登山造访，各方面的人都有。
瞿秋白曾远道从广州来看他，谈及广东和陈独秀的近况。9月20日上午，浙江第二师的军官祝绍周等带士兵上山野习，知道胡适在这里，特地来访问。胡适在日记中说：“这几个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颇有思想。他们问我他们应该怎样做，我说，组织同志，做个中坚，做个参谋本部。他们问应以什么为目标，我说，抽象一点就是‘替社会造一种顺从民意，适应时代潮流的实力；具体一点就是’要使浙江真做到自治的省分‘。”9月23日，高梦旦从上海来，著有《天乎帝乎》（胡适为此书写序）的越南人潘是汉和四个同胞到烟霞洞造访，胡适劝他们提倡越南白话，造成国语文学，作为新国家的基础。9月24日，报人陈景韩（冷血）游山，说自己和狄平子都想请胡适去主办《时报》，希望把《时报》办成一个全新的报纸。那张老报纸曾深刻地影响过胡适的少年时代，但他还是婉辞谢绝了。25日是中秋节，陶行知、高梦旦等上山，陪他一起过节。
他一度想永远脱离教育生活，从事著书的事业，但终于没有成真。在烟霞洞住了三个多月，他内心很是不安：“一来因为我在大学的功课无人担任，二来因为《努力》久累朋友，三来因为离家日久，所以我决计’下山‘来了。”10月4日，天也凉了，病也好了，他决定下山，5日夜到达上海，“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7日晚，他与任鸿隽夫妇、徐新六等商量，决定暂时停办共出了75期的《努力周报》。10月9日，他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四人的信中说：“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他以烟霞洞写的梅花诗来祝福新《努力》的生命，有一天，他看见憔悴的梅树在秋风中苦撑，曾写下这样几句诗：
我们不敢笑他们早凋；
让他们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先开放罢！
在《一年半的回顾》文中，他说：“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但我们并不悲观。我在《努力》第53期上曾说：我们深信，有意识的努力是决不会白白地费掉的。”《努力周报》最终没能复刊，但后来的《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我们依稀能看见《努力》当年的影子。胡适说，将来的新《努力》要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他这样想，大致上也是这样做的。
小住烟霞洞时，胡适曾送了一首《烟霞洞》的诗给善于烹饪的金复三居士，金烧的素菜在西湖一带有名，竺可桢说烟霞洞“以素肴清洁闻名湖上”。十多年后，竺可桢等16人来为胡明复扫墓时，亲眼看到堂中挂着胡适当年养病烟霞洞时这首白话诗的手书。胡适的这幅手迹，在抗战期间好不容易保存下来了。1947年，已是80高龄的金复三思念胡适，希望能亲手烧几样素菜给胡适吃，托阮毅成转告，胡适很是感动，给金写了一封长信，说要到杭州看他。可惜，等到1948年10月胡适再到杭州时，他已离世。
今天我们到烟霞洞，胡适住过的老屋仍在，却再也看不到胡适的白话诗手迹了，只有廊柱上的对联：“四大空中独留云住，一峰缺处还看潮来。”
讲演浙大
1948年10月18日，胡适在离开大陆之前应竺可桢之邀到了杭州，下榻在里西湖边的新新旅馆。他俩同为庚子赔款余额的留美学生，分别做了南北两个大学的校长。胡适此来杭州，故地重游，也许他没想到这是最后的一次。19日是个雨天，他在雨中游西湖，然后到浙大访竺可桢，见到竺夫人陈汲等人。竺可桢约他20日中午在家里吃饭，因为其夫人多次说要在家里招待胡适。
10月20日上午，杭州天晴，胡适雇小船在西湖上荡了一会儿，再到孤山纪念林启的“林社”，去看辅佐林启办学的高啸桐遗像。在竺可桢家吃中饭时作陪的还有苏步青、阮毅成等人。下午二点钟，他在浙大体育馆讲“自由主义”。这是他自己在日记中记的。虽有浙大学生唐为根后来回忆，胡适在浙大大礼堂讲话，由于讲话“不得人心”，“台下学生不断地出现哄声四起”。但第二天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报道：“胡先生谈笑风生，记取古今中外诗文史事，如数家珍，杂以诙谑，亦谐亦庄，听之如饮醇醪。凡历一时有半，掌鸣有如春雷声中而毕。”（转引自段怀清《胡适1948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8月上半月期，75页）如果说校刊说的是客气话，不可完全采信，那么竺可桢当天的私人日记则是可信的，那天听讲的浙大师生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着听讲的，“但终一小时二十分，鲜有退者，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适之小余一岁，近来人甚肥硕，但演讲时已汗流浃背矣，因下午相当热也。”他从二点一直讲到三点廿分，演讲结束，回到校长办公室稍坐，即由竺夫人陈汲亲自送往车站，乘四点的快车回上海。胡适对此次演讲印象深刻，直到1961年12月30日，离世前不久，吃晚饭时他还和秘书胡颂平说起竺可桢的第二个太太是陈源的妹妹，“这位陈小姐，面孔圆圆的，长得很甜。我的太太对我说，如果她死了，她劝我娶这位陈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对她的喜欢。胜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学去演讲，可桢是浙大的校长，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礼堂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