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讲演没有发现完整的记录稿，竺可桢日记只记下大致的内容，胡适说自由主义为中国固有产物，明代浙江余姚出生的三位大师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都提倡自由主义，东汉王充也是自由主义。但他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缺乏政治的自由，而且缺少容忍的精神，所以自由终不能达到，人民也没能得到解放。
好在10月21日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留下了较为详细的报道，确切的讲题是《自由主义与中国》，胡适说：
……本人向所提倡，皆在解决问题，非讲主义，今此虽道主义，仍在问题索解。自由为义，在于由自，我国盖有悠久之传统。在希腊为自由为字，亦同中国，兼有名词动词两用。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自衣食住行以至思想信仰，皆求自由作主，不须仰人。浙大三馆，纪念阳明、黎洲、舜水三先生。阳明之反朱子，黎洲明夷待访之录，与舜水去国，老死日本，皆争自由之表现。东汉，上虞王充（仲任）当神权之世，撰《论衡》八十余篇，一言以蔽之曰：“疾虚妄”，亦皆在求自由。综之，中国史中，自老庄孔墨，中经阮籍、嵇康、范缜、韩愈，以逮宋明诸儒，为争自由而仗义执言，虽一人而往矣，精神皆至伟大。所惜者已往贤哲，过于漠视政治自由，遂致虽倡君主无为之治，而无术以致之。西洋史中，有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者，去今不过百年，为政治自由，树之范畴，于今世界受其利，一曰代议制度，一曰成文而可修宪法，一曰不记名投票。此虽浅近之论，而古今中外之人，忽之久矣。得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而明之，自由之义，得以大彰。抑即在美，访即夙昔尝著自由历史之教师者，行年八八十，谓除自由之外，近更得一字，其重要相若，斯曰容忍（tolerance）。而当今之世，实自由与不自由之争，容忍与不容忍之争。浙大于阳明、黎洲、舜水争自由传统之精神下，对此当前重大问题，应三思之……（转引同上，75页）
10月22日的《申报》也有《胡适在浙大演讲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报道：
胡氏首先解释自由主义为当今世界一种最伟大的运动，继则详述中国古代儒者之自由主义思想，自孔孟以下如王充、王安石、朱舜水、黄梨洲等先贤，其遗著中无不富有自由主义思想，故今之所谓“自由主义”者，实为中国之“土产而非舶来品”，惟虽有“自主义思想”或“自由主义哲学”，而无政治环境上之自由，则社会仍无自由可言，中国即缺乏此种政治上之自由也。然而欲求得政治上之自由，则必须有一种容忍的精神与之相配合。然后自由主义始能有最完美的发挥。故今天中国要求自由主义之胜利，主要在争取政治上之自由，与培养一般社会之容忍精神。（转引同上，75-76页）
综合竺可桢日记、《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和《申报》的报道，胡适这次演讲的内容大体上就清晰了。此后1949年3月27日，他在台湾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或《中国文化传统的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古代就有的，史官制度、谏官制度都是批评自由、思想自由的一种标志，老子、孔子都是自由主义者，孟子二三千年前提出的“民为贵”，更是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传统。秦始皇之后思想一尊，自由受到限制，但仍然有人在万难中不断追求，王充、范缜、韩愈等身上都有自由主义精神，王阳明批评朱熹，颜李学派反对帝王推崇的朱子学派，都是在争取思想自由。结论就是中国有自由思想的传统。他之所以一再将自由主义解释为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用意无非是想在中国的传统老树上嫁接自由主义的新枝丫，将他信奉了大半生的自由主义本土化，希望更多的人都能接受这一理念。
此前1948年9月4日，他在北平电台演说《自由主义》，在讲了“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后，他话锋一转：“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他列举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中国古代虽也有“民为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思想，有文官考试制度，但始终没有解决君主专制问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限制无限权力、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来。为什么会如此？胡适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号，但他概括了自由主义的四个基本内涵：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容忍，四是和平、渐进地改革。他强调指出西方自由主义包含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反对派的容忍，对少数人权利的保障，从而养成容忍异己的度量和风气，这才是近代自由主义当中“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内容。他进一步说明，自由主义到了近代以后还有和平改革的意思，可以和平地转移政权，以立法手段，达到一点一滴地渐进改革的目的。而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容许不同声音、反对党派的存在，人民拥有选择的权利和机会，这一切不仅是和平改革的前提，也正是自由主义的生命所在。接下来，他在浙大和台湾的几次演讲，都以自由主义为主题，如此密集地讲述同一主题，在他一生中罕见。他一辈子致力于将自由主义引入中国的努力，至此已接近尾声，即将失去的痛苦已萦绕在他的生命周围。
胡适这次到浙大演讲，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几个月后，他就将与大陆永远告别，开始“根株浮沧海”的最后余生。
当年胡适养病西湖畔，与他交往密切的朋友有诗人徐志摩，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一脉，在古老的土地上植下的是新种子，并不像胡适说的是中国传统中固有的，恰恰是传统中所缺乏的。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个更年轻的身影，就是几年后在西湖边寄一袋桃花给诗人的储安平，若干年后，他成为自由主义的重要传人，《观察》周刊的创办人，继《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之后赓续了这一新的传统。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同属于自由主义，胡适与储安平也很不相同。他们的书生论政并不一样，胡适不同意储安平对国民党彻底否定的姿态，他始终没有在《观察》周刊发表过一篇文章。另一个也属于自由主义这一边、与他们差距更大的杭州人张东荪，属于中间偏左，或自由的左翼。胡适走了，储安平和张东荪选择了留下。在变幻莫测的20世纪前半叶，他们都曾参与创造摆脱“衰世”的历史，他们的肉身却一个接一个被历史的阴云吞噬了。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4．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5．《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6．《竺可桢全集》第11卷，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7．段怀清，《胡适1948年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8月上半月期。
8．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
留在储安平记忆中的徐志摩“就像一架火炉，大家围着他感到有劲”。油画家陈丹青曾以“好看”、“好玩”来解读他心仪的鲁迅，“好玩”这个说法用在徐志摩身上恐怕更为合适。储安平在《悼志摩先生》文中说到，1930年春天，他编《今日》，向徐志摩要稿子，时在北平的志摩来信还惦记着江南的妩媚，“我在西湖时，曾装了一袋桃花寄给他过。”遥望当年，西子湖畔，桃花满天，年轻的储安平用袋子装桃花，寄给徐志摩的情景，我们只剩下了羡慕的分。
西湖边的桃花固然令徐志摩心喜，桂花、梅花，乃至红叶、芦花也都是他爱的。他的家乡海宁硖石离西湖那么近，在短短的一生中，他一次次地来饱餐西湖风色，并多次与喜欢的老大哥胡适相约在西湖，1923年9月那次，他还留下了一本名为《西湖记》的日记。当时胡适正在烟霞洞养病。中秋节，他们本来相约一起在烟霞洞赏月，因为他从海宁到杭州太晚了，没有去成。徐志摩在日记中说：
那晚在湖上也玩得很畅，虽则月儿只是若隐若现的。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满天堆紧了乌云，密层层的，不见中秋的些微消息。我那时很动了感兴——我想起了去年印度洋上的中秋！一年的差别！我的心酸得比哭更难过。一天的乌云，是的，什么光明的消息都莫有！
我们在清华开了房间以后，立即坐车到楼外楼去，吃得很饱，喝得很畅。……到九点模样，她到底从云阵里奋战了出来，满身挂着胜利霞彩，我在楼窗上靠出去望见湖光渐渐的由黑转青，青中透白，东南角上已经开朗，喜得我大叫起来。我的喜欢不仅为是月出，最得我痛快的，是在于这失望中的满意。……
我们站在白堤上看月望湖，月有三大圈的彩晕，大概这就算是月华的了。
然而，月亮不久又被乌云吞没了。不死心的徐志摩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雇了船，往湖心而去。“三潭印月上岸买栗子吃，买莲子吃；坐在九曲桥上谈天，讲起湖上的对联，骂了康圣人一顿。”回头听到桥上有一个老翁“涩重的语音听来很熟”，定眼一看正是他老师的老师康有为。一个又一个的“很”字，将他的性格、面容、心情仿佛全都勾了出来。
次日，徐志摩动身去烟霞洞，路上先逛了雷峰塔，感叹其“神秘的庄严的美”，不过他已发现塔里面四根大砖柱已被拆成“倒置圆锥体形”，“看着危险极了”。塔下，“有七八个鹄形鸠面的丐僧”，张开破袈裟，念佛要钱，他却认为颇有诗意。也许那就是我们今天习见的假和尚，也说不定，诗意是没有了。还有人拿着蛇，说是白娘子神话中的“小青蛇”，叫着放生，让游人出钱。随后，他用杭白作诗一首，由多情的妖魔白娘娘被压在雷峰塔底，感慨在南屏晚钟声里，只剩下残败、凄凉的古塔。
等徐志摩到了烟霞洞，胡适和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他们却游花坞去了，他喝了一碗茶，捡了几片大红叶，匆匆下山，以香蕉、月饼代饭。
9月底，徐志摩约了任鸿隽、陈衡哲伉俪，胡适和他的曹表妹，还有汪精卫、马君武、陶行知（那时还叫陶知行）等名流，到他的故乡看一年一度的钱塘潮。10月1日，他又被胡适他们拉到了杭州。在“楼外楼”吃蟹，他发现“美男子”汪精卫是个大外行。“湖心亭畔荡舟看月。三潭印月闻桂花香。”大约补了中秋夜的遗憾。
10月20日，他又一次和胡适、朱经农等相约在西湖“寻快活”，他们下榻在新新饭店，夜深，二更时分，他和胡适远眺湖、堤和倒影在湖中的堤影，“清绝秀绝美绝，真是理想的美人，随她怎样的姿态，也比拟不得的绝色”。一时动了心，想出去“拿舟玩月”，最后还是辜负了湖光、月色，不曾去偷尝“西子”的梦情。
第二天，他们先是游湖，上了湖心亭，“湖心亭看晚霞看湖光是湖上少人注意的一个精品——看初秋的芦荻，楼外楼吃蟹，曹女士贪看柳梢头的月，我们把桌子移到窗口，这才是持螯看月了！夕阳里的湖心亭，妙；月光下的湖心亭，更妙。晚霞里的芦雪是金色；月下的芦雪是银色”。胡适和他讨论起莫泊桑对月光的描绘，曹表妹唱起了“婉曼得狠”的《秋香》歌。他说在三潭印月，他不爱九曲、三潭之类，而爱在月光下看雷峰塔静极了的影子——“我见那个，便不要性命。”还有晚上雾霭苍茫中的阮公墩。他用一个“嫩”字来形容中秋的西湖。
那几天，他们还到过西溪、花坞，花坞的竹林、西溪的芦荻，他说是“数大”之美。对于花坞的竹子和那一带的风色，他无不叫绝。但他说与其白天去西溪看芦花，不如月夜泛舟湖心亭看芦花，近便又经济。有一天晚上，他们还爬葛岭，上初阳台。而今物是人非，虽然我常爬宝石山，上初阳台，逛西湖，可是再也找不到胡适之、徐志摩当年的踪迹，更不用说他们当年的感觉了。
1924年4月14日，徐志摩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西湖游玩了两天，1925年他似乎没来西湖，却接连写了《再不见雷峰》《烟霞洞看桂》等多首诗。1926年2月中旬，一个有风有雪的雪天，他来到杭州，也不忘去灵峰探梅，坐在轿子里，“脚冻如冰，手指也直了”，《梅雪争春》诗所写的就是他的亲历。当天，他和胡适一起去肺病医院看望了郁达夫。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折一枝梅花，寄一封“没字的梅花信”给爱得死去活来的陆小曼。
这年夏天，徐志摩再到西湖，那正是与陆小曼发生婚外恋，难分难舍又遭遇阻力时，他盼望着情人的到来，焦虑，不安，心里升起了许多的凄凉。在“楼外楼”微醉时他尝到了凄凉味，他到满觉陇寻访桂花，村姑告诉他，几天的连绵风雨，早桂都完了。触景生情，他的诗中就有了花也憔悴、人也憔悴的意味。在烟霞洞和朋友闲谈，一句“红蓼红蕉都死了，紫薇也叫虫咬了”，竟也使他“怅触”，写了难得的一首旧体诗，其中有“秋雨横斜秋风紧”“有人独立怅空溟”等句子。
他独自去灵隐，直挺挺地躺在石头凳上寻梦，脸上有意盖了陆小曼送他的小红绢，妄想着他们在那里相会。
即使对西湖，他也有满腹的牢骚，雷峰塔倒掉已有两年，“楼外楼”翻新了，原来一楼一底斜对着湖心亭的旧房子已翻新为带屋顶、洋式门面、新漆光亮的三楼，老酒、鱼虾、盐水花生，还有滑齐齐的莼菜依旧，然而再难觅三年前吃蟹的旧踪，和胡适等满座高朋谈天游玩的乐趣。对于揩抹得发白光的旧桌子换成新桌子，他不满；对于能随便聊聊湖上风光、鱼虾行市的老堂倌换成穿着西崽长袍的新人，他不满。他要移一张餐桌搬到楼下马路边，在湖边的水光荡漾中喝酒，竟觉得连小菜都变了。8月9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丑西湖》一文，西湖的“俗化”令他伤心。他写诗哀悼倒掉的雷峰塔是“一座大荒冢”，他诅咒这塔是“镇压”，是“掩埋”，他感叹“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三年前，他来西湖，最喜欢的正是“雷峰塔影”，他的诗《月下雷峰影片》柔和而美丽。风景有时确实就是心境。
等到1927年春天，徐志摩偕陆小曼同到西湖，心境又完全不同。无论是到三潭印月，走九曲桥，吃藕粉，月下游湖，登峰看日出，还是吊雷峰遗迹，白云庵拜月老求签，上烟霞洞吃素餐，抑或龙井、九溪，在他眼里西湖处处都变得可人起来了，即便是在孤山后面发现一个水潭，在他笔下也是——“浮红涨绿，俨然织锦，阳光自林隙来，附丽其上，益增娟媚。”在九溪，“尤可爱者则满山杜鹃花，鲜红照眼，如火如荼”，陆小蔓不禁狂喜，急呼“采、采”，爬上山坡，连跌倒也不顾，采了一大束，“插戴满头”。1928年，他和陆小曼又两次来游西湖。
在后人眼中，徐志摩常常只是一个浪漫的诗人，而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比他的诗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比他的散文更重要的，却正是他的那种性格、热情，他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层面，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最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一个人。有些人不喜欢他，认为他“肉麻”，鲁迅甚至骂他是“流氓”。但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叶公超认为“胡适之跟徐志摩完全是两种人。适之自然淳厚、冷静幽默，志摩却是风趣爽快，全然追求’美与爱与自由‘的性格。”胡适的《追悼志摩》一文引用叶公超评价徐志摩的另一些话，说徐志摩真正领略到了人生的趣味，短暂的一生都“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是爱一切生活的人”，“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他那本性的纯真似乎总不容他去追究人家的罪恶。”这确是知人之论，如果不是徐志摩的热心奔走，整天呼朋唤友，还不知道“新月社”会不会聚起那么多欧美留学回来的年轻知识分子，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等都是一回国就参加了“新月社”。新月书店的诞生，也是他奔走最力。叶公超说过：“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为团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所以梁实秋有一句话：“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徐志摩的性格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他们办《语丝》，他不识好歹就去投稿，当然登不出来，还被鲁迅在文章里嘲讽了一番。1925年，《晨报》主笔陈博生邀他接编《晨报副刊》，特意设宴，邀请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改良副刊的办法，张奚若开口便说：“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随后，还写了一篇短文《副刊殃》给《晨报副刊》，其中说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徐志摩一样照登不误，而且配了一段长长的编者按，说张奚若“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其身体、品行、意志、说话都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这是徐志摩的本色，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气质，可以说他是英美教育结出的果子。他于1897年生在浙江海宁，从1918年起，徐志摩就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之后他又先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剑桥就是他诗中美丽绝伦的“康桥”。剑桥岁月对诗人徐志摩一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在留下《再别康桥》一诗后，他于1922年8月起程回国。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外情，从离婚到结婚乃至婚后，都曾闹得沸沸扬扬，颇遭舆论厚非，也为一些亲友所不理解。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本来想请胡适做证婚人，胡太太气得不得了，当着叶公超的面就骂胡适。再加上胡适7月份就要出国，所以他出面再三请求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做证婚人。为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事，胡太太一天到晚骂胡适。有一次叶公超在胡适家里，她又当面骂胡适，骂《新月》的这些人，用很粗的话骂，骂得他们都不说话。她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胡适好几次和叶公超谈起陆小曼的事，“觉得徐志摩不应该这样放任自己的去追求陆小曼。”
了解徐志摩的人都知道，“其实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颓废，在几年之内他发表了许多的著作，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戏剧、有翻译，在语言文字上更独树风格，是一般人难望其项背的。”（叶公超语）这一点，我们哪怕读一则当年他在《晨报副刊》为青年沈从文作品写的“编者按”就够了：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缣缣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最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问世，发刊词出自徐志摩的手笔，那时（1928、1929年之际）“新月派”的那批朋友云集上海，几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饭局，每次两桌，经常参加的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张滋闿、叶公超，这大约就是《新月》的基本阵营。“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欢喜不置，他从不谈文学，谈的都是吃、穿、头发、玩……”，徐志摩爱神聊，上天下地聊。叶公超记得，1927年之后，徐志摩在光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见面的机会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个通宵，“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版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1923年10月13日的徐志摩日记中记着他和胡适的聊天，也是无所不谈，“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
《新月》从创刊号到第2卷1期，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三人编辑，从2卷1期到5期，编辑是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5个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新月》曾由学政治学出身的罗隆基主编，发表了许多批评时政、倡导人权的文章，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交锋，大致上以这个时期为多。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对此都有微词，好长时间不给《新月》写稿，罗隆基几次写信向胡适抱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正是这位“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也曾为《晨报诗镌》的“纪念三一八”专号写下《梅雪争春》：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在《自剖》一文中，他直接谴责了那一场“屠杀无辜”的“空前的血案”——“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像。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他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
1927年4月20日，上海街头，“四一二”的血腥气还未散尽，他写下了《残春》一诗：
昨天我瓶子里斜插着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边挂；
今儿它们全低了头，变了相：
红的白的尸体倒悬在青条上。
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
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
“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
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敛？”
虽然，从他当天的日记，我们看不出这诗和“四一二”有任何的关系。但恰好此刻，“红的白的尸体”、“艳丽的尸体”出现在这位常以“一片云”自许的诗人笔下，究竟还是值得寻味，留待后世研究徐志摩的专家去考证罢。他是一个骨子里的诗人，唯美，唯爱，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当然即使愤怒也是那么美，那么诗化。1923年10月23日，他和胡适、朱经农，对着西去的夕阳，在西湖边一家茶楼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他为金链似的夕晖余影，为湖光中的小船……而醉，“疯癫似的醉了”。饭后他们再到湖心亭，他横卧在湖边的石板上，论世间的不平事，愤怒极了，呼喊、诅咒、顿足都发泄不够。后来，他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着桨破水波声，才勉强压下了无名火。我更喜欢这个入世的、愤怒的徐志摩。他的笔下向来不是只有空灵、美丽、轻盈和飘逸，还有愤怒、反抗、呼喊的另一面，《婴儿》《毒药》等都可以为证。
1923年1月28日，他在《努力周报》第39期发表短文“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就是血性文字，他同意“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说法，批评当时的社会政治走的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他赞美蔡元培不忍同流合污的“不合作主义”，在他的心目中，蔡元培不是“憨大”，不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而是“卑污苟且社会里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他在蔡身上看到的正是理想的火星，他呼吁：“要保全这点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1924年，面对一个“一团漆黑”、“沉闷的时代”，他在写下《毒药》等诅咒诗之后，“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1928年，他痛骂国民党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1929年冬天，他在苏州女中演讲，痛斥当道的“妖魔”——“他们的贪，他们的毒，他们的野心，他们的威灵，他们手擎着全体民族的命运当作一掷孤注。”
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徐志摩没能用头颅撞开地狱之门。1931年11月19日，他乘坐的飞机不幸在山东济南附近的党家庄上空撞上了一座山，刹那之间，一代诗人化鹤归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年仅33岁。
面对徐志摩的死，他的朋友们无比沉痛，他们忘不了那个生气勃勃的志摩，忘不了那个浑身有使不完劲的志摩。1931年底，《新月》的“志摩纪念专号”刊出朋友们对他的怀念文章，算是永久的告别。但他的朋友又如何能忘得了他的热忱和活力。叶公超总是想起志摩生前闪烁的眼睛，嘴唇两端的曲线，稍微前倾的头部，想起他的灵敏和同情的幽默，特别是他的风趣，认为他和雪莱一样，一面对自己不满、对人生不满，一面却仍然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志摩与人认识十分钟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什么人都是朋友，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挫折和痛苦的人，永远充溢了蓬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因此，没有了他，《新月》也就失去了灵魂；《新月》原本固定每次两桌的饭局，在他死后也就没有了。”
徐志摩自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他所信仰的“德谟克拉西”在他看来就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1923年10月28日，徐志摩即将离开西湖，吃蟹，喝酒，大夸冬笋真好吃。他在日记中写下：“一天的繁星，我放平在船上看星。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摸住了我的伤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张着这样讥讽的眼，倍增我的难受！”他短短的一生，上下求索，反复折腾，写诗作文，办刊结社开书店，他所求的在根本上就是“灵魂的自由”，这是他生命的理想，他使尽所有的力气生活，想做一个“平常人”，他全身心地追求“美与爱与自由”，去拥抱那天边的一钩新月。在他的生命中，生活本身是高于诗，高于散文和一切艺术、一切学问的。“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其实已经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回答这个问号，他已实现了“他可能的色香”。
春去春又来，今天，就算我们想再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也已无处可寄。一如二十多年前，海峡对岸，一盏孤灯之下，衰迈病弱的叶公超谢世前夕，再次想起永远年轻的志摩时所说的——
“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2．来凤仪编，《徐志摩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顾永棣编，《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徐志摩全集》，香港文化图书公司，1983年版。
5．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6．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