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礼记》：清儒于《礼记》，局部解释之小书单篇不少，但全部笺注，尚未有人从事。其可述者，仅杭大宗世骏之《续礼记集说》。其书仿卫湜例，为录前人说，自己不下一字。所录自宋元人迄于清初，别择颇精审，遗佚之说多赖以存。例如姚立方的《礼记通论》，我们恐怕没有法子再得见，幸而要点都采撷在这书里头，才能知道立方的奇论和特识，这便是杭书的功德。次则郭筠仙嵩焘的《礼记质疑》，对于郑注所匡正不少。将来有著《礼记》新疏的人，这两部书总算最好的资料了。朱彬的《礼记训纂》未见，不敢批评
《礼记》单篇别行之解释，有皮鹿门锡瑞之《王制笺》，康长素有为之《礼运注》，刘古愚光蕡之《学记臆解》，各有所新发明。
(4)《大戴礼》：《大戴礼》旧惟北周卢辩一注，疏略殊甚，且文字讹脱亦不少。乾嘉间戴东原、卢抱经从事校勘，其书始稍稍可读。阮芸台欲重注之，未成，而孔巽轩广森著《大戴礼记补注》，汪少山照著《大戴礼记补注》，二君盖不相谋，而其书各有短长，汪似尤胜也。孔书刻于乾隆五十九年，有自序及阮元序。汪书年代无考，然有王昶序自称同学弟，则汪年辈或稍先于孔也
《大戴礼》单篇别行之解释，则有黄相圃模之《夏小正分笺》《夏小正异义》。
书中《曾子立事》等十篇，清儒以为即《汉书?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中之遗文，阮芸台元把他抽出单行，为《曾子注释》四卷。
(5)礼总：礼学家往往不专一经，因这门学问的性质本贯通群经也。通贯群经的礼学著作有几部书应该论列者，最初的一部徐健庵乾学的《读礼通考》，百二十卷，这部书是健庵居丧时编的，为言丧礼最详备之书，虽题健庵著，其实全出万季野，所以甚好。健庵为亭林之甥也，有相当的学问，礼学尤其所好。观《儋园集》论礼制诸篇可知中间的一部是秦味经蕙田的《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这书为续补《读礼通考》而作，我很疑心有一大部分也出万季野手，但未得确证，不敢断言。看第八讲论万季野著述曾涤生大佩服此书，说他“体大物博，历代典章具在；三礼之外，得此而四”。俞荫甫则说他“按而不断，无所折衷，可谓礼学之渊薮，而未足为治礼者之艺极”。俱见《礼书通故》俞序此书之短长，这两段话尽之了。此书成于众手，非味经自著。分纂的人确实可考者有戴东原、王兰泉，也许钱竹汀、王西庄都在里头，其余二三等学者当更不少。所以全书各篇价值不同，有很好的，有较次的，不如《读礼通考》之画一谨严。依我看，这书是一部很好的类书，价值在《文献通考》上。专指礼制一部分言，《文献通考》范围比它更广，所无的门类，自无从比较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国礼制史的长编。“按而不断，无所折衷”，固然是它的毛病，但我总觉得“折衷”这句话是空的，自己以为折衷，别人看来不过多一重聚讼的公案。汉代的石渠奏议、白虎观讨论，何尝不是想折衷？况且在场的人都是第一流学者了，你看算不算空论？所以按而不断，或者也是此书的最好处理。最后的一部是黄儆季以周的《礼书通故》一百卷。儆季为薇香式三之子，传其家学，博而能精；又成书最晚草创于咸丰庚申，告成于光绪戊寅，先辈所搜辑所考证，供给它以较丰富的资料。所以这部书可谓为集清代礼学之大成。他对于每项礼制都博征古说而下以判断，正和《五礼通考》的性质相反，他的判断总算极矜慎极通明，但能否件件都算为定论，我却不敢说了。
以上三种，是卷帙最浩博、材料最丰富的。此外，礼学重要著作，在初期则有惠天牧士奇的《礼说》，江慎修永的《礼书纲目》，算是这门学问中筚路蓝缕的书。《礼书纲目》的体例，为后来秦、黄两家所本，虽后起者胜，而前人之功万不容没。在中叶则任幼植大椿、程易畴瑶田、金辅之榜、凌次仲廷堪都有精到的著作，檠斋的《礼笺》，易畴的《通艺录》最好，他们纯粹是戴东原一派的学风，专做窄而深的研究，所选的题目或者是很小的，但在这个题目的范围内，务把资料搜齐。类书式的案而不断，他们是不肯的，但判断总下得极审慎。所以他们所著虽多属小篇，但大率都极精锐。《东原集》中考证礼制之文有十几篇，正是如此又焦里堂之《群经宫室图》，虽标题“群经”，而所重在三礼，考证宫室最通赡之书也。此外则孔巽轩的《礼学卮言》，武虚谷亿的《三礼义证》，金城斋鹗《求古录礼说》，凌晓楼曙的《礼说》，陈朴园的《礼说》，性质大略相同，都各有独到处。又如凌晓楼之《公羊礼疏》，侯君模之《谷梁礼证》等，虽择他经，然专明彼中礼制一部分，亦礼学之流别也。其余各家文集笔记论礼精核之专篇极多，不能具录。
试总评清代礼学之成绩，就专经解释的著作论，《仪礼》算是最大的成功。凌、张、胡、邵四部大著，各走各的路，各做到登峰造极，合起来又能互相为用，这部经总算被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尽了。《周礼》一向很寂寞，最后有孙仲容一部名著，忽然光芒万丈。剩下的就是《礼记》，我们很不满意。《大戴礼》本来是残缺的书，有好几位学者替他捧场，也还罢了。
就通贯研究的著作论，有徐、秦、黄三部大著，分量总算很重；其余碎金式的零册数篇，好的也不少。用从前经学家的眼光看，成绩不能不算十分优良了。但这门学问到底能否成立，我们不能不根本怀疑。头一件，所根据的几部经，先自有无数问题。《周礼》之难信不必说了，《仪礼》成立的时代，也未有定论，《礼记》则各篇之真伪及时代，亦纠纷难理。万一所凭借的资料或全部或一部分是假的，那么，所研究的岂非全部或一部分落空？第二件，就让一步说都是真的，然而几部书成立年代有很大的距离，总不能不承认。如说《周礼》《仪礼》是周公作，《礼记》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首尾便一千多年了然而里头所记各项礼制，往往东一鳞西一爪，非互勘不能说明。互勘起来，更矛盾百出。例如五等封建的里数，井田的亩数，《孟子》和《周礼》和《王制》何等矛盾。五帝的祀典，《月令>和《帝系姓》何等矛盾。国学、乡学的制度及所在地，《礼记》各篇中相互何等矛盾。此类悉举，不下数十事学者对于哪部经都不敢得罪，只好四方八面弥缝会通。根本不能全通的东西，越会通越弄到一塌糊涂。议礼所以纷如聚讼，就是如此。从古已然，墨守汉学的清儒为尤甚。解释专经时稍为好些，《仪礼》问题比较少，所以《仪礼》独多好书所以他们的成绩虽然很好，我恐怕这些成绩多半是空的。
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宫室、衣服、饮食之类，制度井田、封建、学校、军制、赋役之类，礼节冠昏丧祭之类，劳精敝神去研究它，实在太不值了。虽然，我们试换个方向，不把它当做经学，而把它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史、××史的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所以这门学问不必人人都学，自无待言。说它没有学问的价值，却大大不对。清儒的工作，最少也算替后人把所需要的资料搜集在一处，而且对于各种资料相互的关系，和别择资料的方法，有许多意见足供后人参考，这便是他们不可没的功劳。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
(戊)《春秋》三传：《春秋》是孔子惟一的著作。孟子、董仲舒、司马迁说得如彼其郑重，这部书地位之尊不待言了。但文字简单到如彼，非传不能明白，所以治《春秋》不能舍传而专言经。西汉博士，只有《公羊》底下严、颜两家，也可以说《春秋》只有一传。后来《谷梁》出来，又后来《左氏》出来，东汉时便三传并行，各有专家，然终以《公羊》为最盛。六朝以后，《公》《谷》日废，《左氏》孤行。唐代便渐渐的“《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了。啖助、赵匡之流，把三传都攻击得一钱不值。自此以后，纷纷奋臆作传，而宋人胡安国的传盛行。明永乐将胡传立于学官，三传真皆废了。间有治《左传》者，不过拿来做策论的资料。清以前《春秋》学的形势，大略如此。清儒刻意复古，三传之学渐渐的都恢复转来。今分论之。
(1)《左氏传》：《左传》的真伪及著作年代很有问题，等到辨伪条书下再说。这部书本是史的性质而编在经部，所以学者对于它也有“史的研究”、“经的研究”之两派。史的研究派有一部极好的书，是顾震沧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其内容及价值前文已经说过。看第八讲末段经的研究派，大抵对于杜注、孔疏摭拾纠补。乾隆以前未有专治此传之人，到嘉、道间刘孟瞻文淇、伯山毓崧父子继续著一部《左传正义》，可惜迄未成书。当于新疏条下别论之。
(2)《公羊传》：清儒头一位治《公羊传》者为孔巽轩广森，著有《公羊通义》，当时称为绝学。但巽轩并不通公羊家法，其书违失传旨甚多。公羊学初祖，必推庄方耕存与，他著有《春秋正辞》，发明公羊微言大义，传给他的外孙刘申受逢禄，著《公羊何氏释例》，于是此学大昌。龚定庵自珍、魏默深源、凌晓楼曙、戴子高望都属于这一派，各有散篇的著述。而陈卓人立费毕生精力，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实为董、何以后本传第一功臣。其内容及价值，别于新疏条下论之。晚清则王壬秋闿运著《公羊笺》，然拘拘于例，无甚发明。其弟子廖季平平关于公羊著述尤多，然穿凿过甚，几成怪了。康先生有为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
(3)《谷梁传》：谷梁学自昔号称孤微，清中叶以后稍振，其著作有钟朝美文烝之《谷梁补注》，有侯君谟康之《谷梁礼证》，有柳宾叔兴恩之《谷梁大义述》。柳书较佳。
综校清代春秋学之成绩，《左》《谷》皆微不足道。刘氏《左传正义》若成，则左氏重矣惟《公羊》极优良，诸经除《仪礼》外，便算它了。今文学运动以公羊为中心，开出晚清思想界之革命，所关尤重。
(己)四书：“四书”之名，是朱子以后才有的。明人及清的理学家关于四书的著作颇多，清的汉学家却很少。最著名的，前有阎百诗之《四书释地》，后有翟晴江灏的《四书考异》，但都是局部的考证，无关宏旨。清儒有价值的著作，还是将《大学》《中庸》璧回《礼记》《论语》《孟子》各别研究。
(1)《论语》：《论语》有一部名著，曰刘楚祯宝楠、叔俛恭冕继续著成的《论语通义》，其价值及内容，在新疏条下别论之。今文派有戴子高的《论语注》，引《公羊》为解，虽多新见，恐非真义。别有焦里堂的《论语通释》，虽寥寥短册，发明实多。而简竹居之《论语集注述疏》，则疏解朱注。宋人经注之有疏，此为创见云。
《论语》单篇别行之解释，则有江慎修之《乡党图考》，盖礼学之流。
(2)《孟子》：《孟子》也有一部名著，曰焦里堂循的《孟子正义》，别于新疏条论之。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为清代第一流著述，但其目的不专在释《孟子》，别于戴氏学专篇论之。
(庚)诸经新疏合评：现在之《十三经注疏》，其注出汉人者六，《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孟子》出魏晋人者五，《周易》《左传》《谷梁传》《论语》《尔雅》伪托汉人者一，《尚书》出唐人者一；《孝经》其疏出唐人者九，自《周易》至《谷梁传》出宋人者四。《孝经》《论语》《孟子》《尔雅》清代提倡经学，于是注疏之研究日盛。然愈研究则愈发见其缺点。就疏的方面论，唐人孔、贾诸疏，本成于众手，别择不精，牴牾间出。且六朝经学，本分南北两派，北尊实诂，南尚空谈；初唐诸疏，除三礼外，率宗南派，大为清儒所不喜。宋人四疏，更不足道了。就注的方面论，除汉人六种外，其余七种，皆大为汉学家所不满意。以此之故，他们发愤另著新疏，旧注好的便疏旧注，不好的便连注一齐改造。自邵二云起到孙仲容止，作新者十余家。十三经中，有新疏者已得其十，这些新疏的作者，都是竭毕生之力，熔铸几百种参考书才泐成一稿，真算得清朝经学的结晶体了。今列举各书，稍为详细点说明，备将来汇刻《新十三经注疏》者采择焉。(一经有两部以上之新疏者，只采一部，余部附论。)次第以著作年代先后为序。
《尔雅正义》二十卷。余姚邵晋涵二云著，乾隆四十年属稿，五十年成。凡经十年
附：《尔雅义疏》二十卷。栖霞郝懿行兰皋著
邵二云是头一位作新疏的人。这部《尔雅正义》，在清学史中应该特笔记载。旧注疏本《尔雅》，为晋郭璞注，宋邢昺疏。“邢疏多摭拾《毛诗正义》，掩为己说。南宋人已不满其书，后采列诸经之疏，聊取备数而已。”原序语二云此书，仍疏郭注。但旧本经文有讹舛，注亦多脱落。二云先据唐石经及宋椠本，详为增校，又博采汉舍人、姓名也，旧认为官名，误刘歆、樊光、李巡、孙炎，梁沈旋，陈顾野王，唐裴瑜诸君佚注，以郭为主，而分疏诸家于下。郭注云未详者，则博征他经之汉人注以补之。《尔雅》缘音训义者颇少，二云更取声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说。书凡三四易稿乃定。《郝氏义疏》成于道光乙酉，后邵书且四十年，近人多谓郝优于邵。然郝自述所以异于邵者不过两点，一则“于字借声转处词繁不杀”，二则“释草木虫鱼异旧说者皆由目验”。胡培翚撰郝墓表引然则所异也很微细了，何况这种异点之得失，还很要商量呢。因前人成书增益补苴，较为精密，此中才以下尽人而可能。郝氏于发例绝无新发明，其内容亦袭邵氏之旧者十六、七，实不应别撰一书。其有不以邵为然者，著一校补或匡正误等书，善矣《义疏》之作，剿说掠美，百辞莫辨。我主张公道，不能不取邵弃郝。
《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阳湖孙星衍渊如著，乾隆五十九年属稿，嘉庆二十年成，凡经二十二年
附：《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吴县江声艮廷著
《尚书后案》三十卷。嘉定王鸣盛西庄著
《尚书集注述疏》三十五卷。顺德简朝亮竹居著
自《伪古文尚书》定案之后，旧注疏里头的《伪孔传》跟着根本推翻，孔颖达疏也自然“树倒猢狲散”了。于是这部经需要新疏，比别的经更形急切。孙、江、王三家和段茂堂的《古文尚书撰异》，都是供给这种需要的应时著述。但这件事业甚难，因为别的疏都是随注诠释，有一定范围。这部经现行的注既要不得，而旧注又皆散佚，必须无中生有造出一部注来，才可以做疏的基本。孙、江、王、段年辈相若，他们着手著述，像是不相谋，而孙书最晚成。四家中除段著专分别今古文字，罕及义训外，余三家皆诠释全经，纯属疏体。江氏裁断之识较薄，其书用篆体写经文，依《说文》改原字，其他缺点甚多。王氏用郑注而兼存伪传，又不载《史记》及《大传》异说，是其所短。孙书特色，一在辨清今古文界限，二在所辑新注确立范围。他认定《史记》为古文说，因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尚书大传》及欧阳、大小夏侯为今文说，因皆伏生所传马融、郑玄为孔壁古文说。因出自卫宏、贾逵他名之曰“五家三科”。这些人的遗说都升之为注，其余先秦诸子及纬书、《白虎通》等之今古说，许氏《说文》中之古文说，皆附之疏中。取材矜慎，树例谨严，故最称善本。据钱衎石《记事稿》(卷十)说，渊如的经学书大半由李次白贻德续成，此书当亦在其列
现在《尚书》新疏中诚无出孙著之右，但孙著能令我们满足否？还不能。汉人注也有许多不对的地方，我在前段《尚书》条已经论过。但这一点姑且不管，即以汉注论，马、郑注和欧阳、夏侯遗说，孙氏搜集未到而再经后人辑出者也很不少。所以我想现在若有位郝兰皋，倒有一桩买卖可做。试把孙、江、王以后续辑的《尚书》古注重新审定一番，仍区画今古文，制新注新疏，一定可驾诸家之上而不算蹈袭，可惜竟无其人哩。
简竹居就是想做这桩买卖的人。可惜他学问不甚博，见解又迂滞一点。他的《集注述疏》，枝辞太多，还不能取孙渊如而代之哩。
《孟子正义》三十卷。江都焦循里堂著，嘉庆二十年始为长编，二十三年属稿，二十四年成
《孟子》有赵岐注，实汉经师最可宝之著作。惟今注疏本之孙爽疏，纯属伪撰，钱竹汀及《四库提要》已辨之。其书芜秽踳驳处不可悉数，与孔、贾诸疏并列，真辱没杀人了。所以新注之需要，除《尚书》外，则《孟子》最为急切。里堂学问方面极多，其最用力者为《易学三书》。注《易》既成，才着手做此书，已经垂老，书才成便死了。他说：“为《孟子》作疏者十难”。见本书卷末，文繁不录但又说生在他的时代，许多难工夫都经前人做过，其难已减去七八。他备列所引当代人著述，从顾亭林、毛大可起到王伯申、张登封止，凡六十余家，可见他搜采之勤与从善之勇了。他以疏解赵注为主，但“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卷三十，叶九是于唐人“疏不破注”之例，也并未尝墨守。这书虽以训释训诂名物为主，然于书中义理也解得极为简当。里堂于身心之学，固有本原，所以能谈言微中也。总之，此书实在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价值是永永不朽的。
《诗毛氏传疏》三十卷。长洲陈奂硕甫著，嘉庆十七年属稿，道光二十年成，凡经二十八年
这部书和并时胡、马两家书的比较，前在《诗经》条下已略为说明。孔颖达《毛诗正义》，合毛传郑笺而并疏之。硕甫以为郑康成本治《韩诗》，后改从毛，而作笺又时杂鲁说，实为不守家法。他自序虽未明斥郑，言外实含此意所以舍郑而专疏毛。他自述撰著方法，说道：“初仿《尔雅》，编作义类。凡声音训诂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宫室衣服制度之精，鸟兽草木鱼虫之细，分别部居，各为探索，久乃铲除条例章句，揉成作疏。”原书自序可见他这部书，先有一番分类的草稿，后来才通贯成书，所以全书没有一点矛盾罅漏。硕甫是段茂堂弟子，最长于训诂，毛传是最古最好的训诂书，所以此书所疏训诂，最为精粹。至于礼数名物，则毛传阙而不详，郑笺所补，以这部分为多。而硕甫不满于郑，他“博引古书，广收前说，大抵用西汉以前之说，而与东汉人不苟同。”原书条例十九这一点是他很用力的地方，但成功如何，我却未敢十分相信。总之这部书，硕甫“毕生思虑，荟萃于兹。”自序语其价值与《毛诗》同悬天壤，可断言也。
《仪礼正义》四十卷。绩溪胡培翚竹村著。此书属稿及告成年月难确考，惟卷首有道光己酉十月罗惇衍序，称“先生力疾成书，书甫成，而遽归道山”。己酉为道光二十九年，竹村正以其年七月卒，然则书亦成于其年也。罗序又言此书“覃精研思，积四十余年”。然则嘉庆十年前后已属稿矣
竹村为胡朴斋匡衷之孙。朴斋著有《仪礼释官》，甚精洽，故《仪礼》实其家学。竹村又受业凌次仲，尽传其礼学，所以著《仪礼》新疏的资格，他总算最适当了。他以为“《仪礼》为周公所作，有残阙而无伪托。郑注而后，惟贾公彦疏盛行，然贾疏疏略，失经注意”，于是发愤著此书。自述“其例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旨，义可旁通，广异闻祛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胡培系著《族兄竹村先生事状》引，见《研六室文抄》卷首我们看这四个例，就可以知道此书内容大概了。
《春秋公羊传义疏》七十六卷。句容陈立卓人著。此书著作年月无考。因我仅见《经解》续编本，序例皆失载，无从考定。惟据《句溪杂著》卷六《论语正义序》云：“道光戊子秋，立随刘孟瞻、梅蕴生两师，刘楚桢、包孟开两先生赴乡闱。孟瞻师、楚桢先生病十三经旧疏多踳驳，欲仿江氏、孙氏《尚书》，邵氏、郝氏《尔雅》，焦氏《孟子》，别作义疏。孟瞻师任《左氏传》，楚桢先生任《论语》，而以《公羊》属立……。”则是书发意著述当在道光八年，时卓人年仅二十耳。惟《杂著》有刘文淇(孟瞻)癸卯七月叙，语意全在敦促卓人之著此书，则似癸卯时尚未有端绪。《杂著》自序称庚申出守滇南，不克履任，以后蹀躞道路，不能著述，又遭乱，藏书尽毁云云；《论语正义序》又言“近甫辑成稿本，复橐笔游楚越”。刘叔俛为作墓志铭，则其游楚越，正在授云南曲靖府不克到任之后。然则是书当成于癸卯(道光二十三年)之间，前后可十八年。惟戊子至癸卯间，预备工夫亦当不少耳
注《公羊》的何邵公与郑康成齐名，自然是诸经注中之最好者。但徐彦的旧疏空言敷衍，毫无发明，因为唐时公羊之学久绝，也难怪他。然疏之当改造，则学界所同认了。凌晓楼尝锐意以此自任，晚年病风，精力不逮，仅成《公羊礼疏》十一卷。据刘孟瞻《句溪杂著序》。孟瞻，晓楼外甥也卓人为晓楼弟子，继师志以成此书。此书严守“疏不破注”之例，对于邵公只有引申，绝无背畔，盖深知公羊之学专重口说相承，不容出入也。其所征引，自董仲舒、司马迁以下，凡汉儒治公羊家言者，殆网罗无遗；清儒自孔、庄、刘以下，悉加甄采，而施以严正的裁断；礼制一部分，则多采师(凌)说而笃宗郑氏，程易畴、金辅之驳正最多。其余公羊家三世九旨诸说——邵公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阐发无余蕴，不独非巽轩所梦见，即方耕、申受亦逊其精锐。在公羊学里头，大约算登峰造极的著作了。此书序例失传，不能知其义例要点。我是二十七八年前曾读过一遍，久已忘记，这段批评总不能写出原书的特色
《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宝应刘宝楠楚桢著，子冕恭叔俛续。叔俛后序云：“道光戊子，先君子与刘先生文淇、梅先生植之、包先生慎言、柳先生兴恩、陈丈立，约各治一经。先君子发策得《论语》。先为长编数十巨册。次乃荟萃折衷之。……既而精力就衰，后所阙卷，畀恭冕使续成。咸丰乙卯，将卒业，而先君子不起。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后写定。”某某部分有叔俛所续，难确考。李莼客《越缦堂日记》谓所续为《雍也篇》以后，当有据。然莼客又指出，《公冶篇》以前所引书，有为楚桢未见及者。然则全书殆皆经叔俛增订矣
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十卷。顺德简朝亮竹居著
《论语》学在汉有齐、鲁、古三家，自张禹合齐于鲁，郑康成复合齐、鲁于古，师法不可复辨。何晏集解，自言“集诸家之善，其不安者颇为改易”。然去取多乖，意蕴粗略，皇、邢二疏，益无所发明。皇疏近人已疑其伪刘氏此书，仍疏何注。叔俛所述凡例云：“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晋人著录之旧。而郑君遗注，悉载疏内。至引申经文，实事求是，不专一家。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其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据此可知，他对于何平叔集解实深致不满，不过不得已而用之。故各章之疏，破注居半，在诸疏中算是最例外的了。陈卓人说：“视江、孙、邵、焦诸疏义，有过之无不及。”我未细读，不敢多评，大概总不错吧。
竹居疏晦翁集注，当然与汉学家不同调。但平心而论，晦翁集注实比平叔集解强。若把汉宋门户搁在一边，则疏他也何尝不可？只是竹居的疏，我总嫌他空话太多一点。
《左传旧注疏证》八十卷。仪征刘文淇孟瞻著，于毓崧伯山、孙寿曾恭甫续，末成
这部书始终未成，真是学界一件憾事。孟瞻、伯山父子之学，我们读青溪旧屋、通义堂两集可以想见一斑。这部书之发起，据陈卓人说是道光八年和《论语正义》《公羊义疏》同时动议的。见前据伯山说“草创四十年，长编已具，然后依次排比成书”。《通义堂集》卷六《先考行略》但《左传》卷帙如彼其繁重，卒业自属大难。孟瞻未及写定而卒，伯山继之，时值乱离，年仅五十卒，迄未能成，恭甫又继之，年四十五卒，至襄公而绝笔。三世一经，赍志踵没，可哀矣！据《国史儒林传》稿此书既未得见，自无从妄下批评。但据伯山所述，知道他是革杜注的命。《左传》自刘歆创通义训后，贾逵、服虔两注盛行，自杜预剽窃成今注，而旧注尽废。预助司马氏篡魏，许多诐邪之说夹在注中，所谓“饰经术以文讦言”者，前人论之甚多，大概不为冤枉。这些且不管它。至于盗窃成书，总不能不说是破坏著述家道德。孟瞻父子，就是要平反这重公案。此书体例，“先取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亦一一疏记。他如《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亦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实左氏一家之学。又如经疏史注及《御览》等书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亦是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称为旧注而加以疏证。其顾、惠补注及洪稚存、焦里堂、沈小宛等人专释左氏之书，以及钱、戴、段、王诸通人说，有可采，咸与登例。末始下以己意，定其从违。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佐。期于实事求是，俾左氏之大义炳然复明。”伯山《先考行略》此事若成，价值或为诸家新疏之冠，也未可知。今既不得见，所以我不嫌繁重，把伯山的话全录如前。刘家子弟闻尚有人，不审能把家藏稿本公之于世否？就是缺了昭、定、哀三公，也无妨呀！
《周礼正义》八十六卷。瑞安孙诒让仲容著，同治季年草创，光绪二十五年成
此书和黄儆季的《礼书通故》，真算得清代经师殿后的两部名著了。此书重要的义例有如下诸点：其一，释经语极简，释注语极详。就这点论，和刘楚桢的《论语正义》正相反。盖楚桢本不信任何氏集解，仲容则谓“郑注详博渊奥，注明即经明，义本一贯也”。其二，多存旧疏，声明来历。盖贾疏在诸旧疏中本较好，原非《孟子》伪孙疏、《公羊》徐疏、《尚书伪孔传》之孔疏等可比也。唐疏多乾没旧义，近儒重修，时亦不免。如胡竹村《仪礼正义》袭用贾疏处盖不少，而每没其名。仲容则绝不攘善，于著述家道德守之最严。其三，虽极尊郑注，而不墨守回护。他说：“唐疏例不破注，六朝义疏家原不尽然”。且康成对于杜(子春)、郑(众)亦时有纠正。所以他窃比斯义，“寻绎经文，博稽众家，注有牾违，辄为匡纠”。其四，严辨家法，不强为牵合。清儒治礼，嗜博太过，每揉杂群书，强事会通。仲容谓“《周礼》为古文学，与今古师说不相同，曲为傅合，非惟于经无会，弥复增其纷纠”。所以他主于以本书解本书，他书不合之处，疏通别白使不相淆。就这点论，最合守约之法。综而论之，仲容斯疏，当为清代新疏之冠，虽后起者胜，事理当然，亦其学识本有过人处也。《周礼》本书价值问题，迄未解决。仲容极端的尊信，是否适当，原很有商榷的余地，但这部书最少也是西汉末一种古籍，就令出于汉人理想的虚构，也很值得细心研究。仲容这部疏，总算替原书做一个大结束了。
以上所举九部新疏，附见四部十三经中已得九经了，余下四经，还要附带一讲。
一、《孝经》：有善化皮鹿门锡瑞的《孝经义疏》，但我未见，不敢批评。《孝经》价值本来仅等于《礼记》之一篇，我想有无不甚足为轻重的。
二、《谷梁传》：这部传可谓“数奇”。据我所知，邵二云曾著一部《谷梁正义》，像是未成。洪稚存《邵学士家传》说他著有《谷梁古注》；钱竹汀《邵君墓志铭》说他著有《谷梁正义》。我想或是古注已成，正义正在属稿。盖二云以五十四误药暴卒，著作多未成也其后梅蕴生植之又拟著《谷梁集解正义》，亦未成而卒。薛寿《学诂斋文集》卷下《嵇庵集后序》云：“丁亥、戊子间，先生欲仿孙氏《尚书》、焦氏《孟子》例，撰《谷梁集解正义》，草创疏证而书未成”。案蕴生为刘孟瞻、刘楚桢之友，陈卓人之师。卓人述道光戊子与蕴生、二刘及包孟开赴乡闱时，相约著各书(看前文《公羊义疏》条注)。当时，楚桢任《论语》，孟瞻任《左氏》，卓人任《公羊》，蕴生则任《谷梁》。蕴生《嵇庵集》中有赠薛子寿诗云“泛舟及包、刘，遂结著书约”，即指此事也。蕴生中年咯血，寿仅五十(见孟瞻所为《梅君墓志铭》)，故此书独不成
大概邵著拟另集古注，如孙氏《尚书》例梅著拟仍疏范宁集解，如焦氏《孟子》例但都未成，不必多讲了。
三、《礼记》：这部书始终未有人发心做新疏，总算奇事。
四、《易经》：做这部书的新疏，我想怕是不可能的。因为疏王、韩旧注，不独清儒所不肯，且亦没有什么引申发明的余地，除非疏李鼎祚的集解或另辑一注。但汉儒异说纷歧，遍疏亦穷于术。在我们看是“一丘之貉”，在尊崇汉学的清儒看是“两姑之间难为妇”所以，或如焦里堂之空诸依傍，独抒己见；毛奇龄之《仲氏易》，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学》等亦近此类或如张皋文之专释仲翔，抱残守缺。皋文之《周易虞氏义》亦全经通释，但非疏体若要作一部“惠氏《易汉学》式”之新疏，恐怕谁也没有这种勇气。
以上所举诸家新疏，是否算已经把这几部经完全弄明白？这几部经是否值得下恁么大的工夫？都是别问题，我不敢轻下判断。但和现行的《十三经注疏》比较，最少有两种优异之点：第一，每一部疏由一人独力做成，不像旧疏成于众手；第二，每人只做一部疏，不像孔、贾辈之“包办的”、“万能的”。此专指唐疏言，几部恶劣的宋疏更不足齿论我们对于几位著作家不能不十二分感服，因为他们的忠实和努力是很不容易学的。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学问而学问，把全生涯费在一部书，卒能贯彻初志。他们的学问有用无用另一问题，但他们做学问的方法真可学。做一门学问便要把他的内容彻底了解，凡一切关系的资料搜集一无遗漏。着手著述之时，先定计画，各有别裁。每下一判断，必待众证都齐之后。判断对不对另一问题，也许证甚博而断仍错，但待证乃断，便是忠实于学所以这几部书，无论如何，总是在学术史上有纪念的价值。至于他们所以能著成这几部书，也非专靠他们个人之力。九部之中，两部成于乾隆末年，七部在嘉、道以后，实由先辈已经做过许多工作，他们才利用而集其成。倘使他们生于明代或清初，也不能有这种成绩。所以，我名之为“清代经学的结晶体”。有好事者能把诸书汇刻为一编，亦一佳话也。
(辛)其他通释群经之著作：清儒以经学为学问中心。凡笔记类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东塾读书记》……等，文集类如戴、段、阮、钱……诸集等，说经之文占大部分。想完全了解清人经学，这类书实极重要，但内容既不尽属于经，我只得别标一题评它们的价值。这里有几部书，应该特提：
一朱竹垞彝尊的《经义考》三百卷。这部书把竹垞以前的经学书一概网罗，簿存目录，实史部谱录类一部最重要的书，研究“经史学”的人最不可少。还有谢蕴山启昆的《小学考》，也是踵朱书而成，其内容价值当于谱录条下论之，今互见于此。
一臧玉林琳的《经义杂记》三十卷。这书若出在乾、嘉以后，并不稀奇，因为它是康熙初年作品，而饶有乾嘉学派精神，所以要另眼看待。这书久藏于家。嘉庆间，才由他的玄孙臧在东庸刻出。有人说，内中一部分是在东所著，归美先人，但无确据，不敢遽认为事实
一王伯申引之的《经义述闻》三十二卷。王石臞、伯申父子，为清学第一流大师，人人共知。这书名为“述闻”，盖伯申自言闻于石臞者，其实他们以父子而兼师友，此书亦可称父子合作也。这部书最大的价值，在校勘和训诂方面，许多难读或前人误解的文句，读了他便涣然冰释。王氏父子理解直凑单微，下判断极矜慎，所以能为一代所宗。试留心读嘉、道以后著作，罕有能引《经义述闻》而驳之者世所称“王氏四种”者，乃此书与《经传释词》《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合称。实则四种合起来，才见得出王氏经学之全豹。今为叙述方便起见，那几部在小学及子书两条下别论。
一俞荫甫樾的《群经平义》十卷。此书全应用《经义述闻》的方法，继续有所发明，价值也仅下《经义述闻》一等。
平心论之，清代风尚所趋，人人争言经学，诚不免汉人“碎义逃难”、“说三字至二十余万言”之弊。虽其间第一流人物尚或不免，承流望风者更不待言。所以，在清末已起反动，现在更不消说无人过问了。他们若能把精力和方法用到别的方面，成就或者可以很大，仅用之几部古经，已觉十分可惜。即以经学论，讲得越精细，越繁重，越令人头痛，结果还是供极少数人玩弄光景之具，岂非愈尊经而经愈遭殃吗？依我看，这种成绩，只好存起来算做一代学术的掌故，将来有专门笃嗜此学之人，供他们以极丰富的参考。至于整理经学，还要重新辟一条路，令应读之经，非全数都应读也。注意！人人能读而且乐读。我虽然还没有具体方法，但大概在用简明的方法解释其文句，而用有趣味有组织的方法发明其义理。义理方面且另说，文句方面则清儒替我们做过的工作实不少。大约清儒经学诸书，名物制度一类，聚讼不结者尚很多；训诂一类，工夫已经做到八九成。这便是各位经师对于一般人最大的贡献了。
二 小学及音韵学
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为大国”了。方才说他们最大的贡献在训诂，他们为什么能有这种贡献？就因为小学音韵学成为专门之业。今为叙述方便起见，所以于经学之外，别立一节论他。
“小学”是袭用汉人的术语，实际上应该叫做文字学。这门学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研究一个字或一个词的意义，二是研究字和词的连缀用法。我为下文说明便利起见，杜撰两个新术语：第一类叫做“字义学”；第二类叫做“字用学”。音韵学也是字义学的一部分。所有的小学书，什有九是字义学。“字用学”现在还幼稚得很哩。
字义学即是字典之学。我国古来之字典有三种组织法：一、以各字(或辞)所含意义分类组织，《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书便是。二、以各字的形体及所从偏旁分类组织，《说文》《玉篇》等书便是。三、以各字的读音分类组织，《切韵》《集韵》《广韵》等书便是。本书所讲，以第一二类归入小学，以第三类归入音韵学。
崇祯十五年出版之方密之以智《通雅》五十卷，实为近代研究小学之第一部书，体例略仿《尔雅》，而门类稍有增减。看第十二讲方密之条此书有许多新理解，先乾嘉学者而发明，但后来人征引很少，不知何故。《尔雅》一类书之专门的研究，盖始于戴东原。他著有《尔雅文字考》十卷，其书成而未刻，今恐已佚。据自序所说，原系随手札记之书，大约于舍人、刘歆、樊光、李巡、郑康成、孙炎旧注多所搜辑，补郭注之漏，正邢疏之失，至于“折衷前古，使《尔雅》万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群经、传记靡所扞格，则俟诸异日”。据此，知东原对于整理《尔雅》尚有许多计划，此书尚非满意之作也。其此类书现存者则有：
《方言疏证》十三卷。休宁戴震东原著。互见本节音韵条
扬雄《方言》为西汉最好的小学书，东原首先提倡他。但这部书虽名为疏证，然而注重校勘，诠释的工作尚少。自序说：“广按群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交互参订，改正伪字二百八十一，补脱字二十七，删衍字十七，逐条详证之。”盖自得此校本，然后《方言》可读。《四库》所著录，聚珍板所印行，即此本也。段茂堂著《东原年谱》，称“东原曾将《方言》分写于《说文》每字之上”，亦是一种整理法次则：
《尔雅正义》二十卷。邵晋涵著，见前
《尔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嘉定钱坫献之著
《尔雅义疏》二十卷。郝懿行著，见前
此为疏释《尔雅》之专书，皆乾、嘉间作品。《尔雅》这部书，清儒认定他是周公所作，把他捧得很高。依我们看，不过西汉末刘歆一派人将汉儒传注采辑而成，年代也许在《方言》之后。但他把各字的性质意义分类排纂，又不但解释单字，而且兼及二字以上连缀而成的“辞”，在当时确是一种很进步的字典或辞典，价值当然不朽。清儒提倡小学，于是这部书的研究日盛。邵二云的《正义》，就是把戴东原所计划的事业赓续成功，在这门学问里头算是创作。郝兰皋补缀一番，愈益精密。这两部书的比较价值，前节已论过，不再赘了。钱著未细读，不敢妄评此外有专释《尔雅》名物之书，如程瑶田《通艺录》中释宫、释草、释虫诸小记，任大椿之《释缯》，洪亮吉之《释舟》，刘宝楠之《释谷》，钱大昕之《释人》等有专辑《尔雅》古注之书，如臧庸之《尔雅汉注》、黄奭之《尔雅古义》等有释《尔雅》著作体例之书，王国维之《尔雅草木鸟兽虫鱼释例》甚好，惜仅限于一部分这部书经二百年学者之探索，大概已发挥无余蕴了。又次则：
《释名疏证》八卷，《补遗》一卷，《续释名》一卷。镇洋毕沅秋帆著
《释名》为汉末刘熙撰，时代较《说文》稍晚。这书体例和《尔雅》略同，但专以同音为训，为以音韵治小学之祖。《释名疏证》题毕秋帆著，实则全出江艮庭声之手。旧本讹脱甚多，毕、江据各经史注、唐宋类书及道释二藏校正之，复杂引《尔雅》以下诸训诂书证成其义。虽尚简略，然此二书自是可读。其最博洽精核者，则：
《广雅疏证》十卷。高邮王念孙石臞著
《广雅》为魏张揖著，出《尔雅》《方言》《释名》之后，搜集更博。石臞本著，先校正其讹舛，继诠释其义训。校正讹字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自序其著作宗旨及体例云：“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其或张君误采，博考以证其失；先儒误说，参酌而寤其非。”所谓“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实清儒治小学之最大成功处。而这种工作，又以高邮王氏父子做得最精而最通。《广雅疏证》实为研究“高邮学”者最初应读之书。读了他，再读《读书杂志》《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可以迎刃而解。石臞76岁才着手著此书，每日限定注若干个字，一日都不旷课，到临终前四年才成，石臞年89所以这部书可算他晚年精心结撰之作。昔郦道元作《水经注》，论者咸谓注优于经。《广雅》原书虽尚佳，还不算第一流作品，自《疏证》出，张稚让倒可以附王石臞的骥尾而不朽了。以石臞的身分，本该疏《尔雅》才配得上，因为邵疏在前，耻于蹈袭，所以走偏锋，便宜了张稚让。然和郝兰皋相比，兰皋也算笨极了。此外应附记者有：
《小尔雅疏》八卷。上虞王煦汾原著
《小尔雅训纂》六卷。长洲宋翔凤于庭著
《小尔雅疏证》五卷。嘉定葛其仁铁生著
《小尔雅义证》十三卷。泾县胡承珙墨庄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