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为第一部史书，其价值无俟颂扬。然去古既远，博采书记，班彪所谓“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多不齐一”。此实无容为讳者。加以冯商、褚少孙以后，续者十余家。孰为本文？孰为窜乱？实难辨别。又况传习滋广，传写讹舛，所在皆是。故各史中最难读而亟须整理者，莫如《史记》。清儒于此业去之尚远也。然梁、崔二书，固已略辟蚕丛。用此及二钱二王所校订为基础，辅以诸家文集笔记中之所考辨，汇而分疏于正文之下，别成一集校集注之书，庶为后学省无数迷惘，是有望于今之君子！
《汉书》《后汉书》有吴枚庵翌凤《汉书考证》十六卷，未见惠定宇《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侯君谟、沈铭彝各续补惠书一卷钱晦之大昭《汉书辨疑》二十二卷、《后汉书辨疑》十一卷、《续汉书辨疑》九卷，王石臞《读汉书后汉书杂志》，共十七卷，陈少章景云《两汉订误》五卷，沈文起钦韩《两汉书疏证》共七十四卷；周荇农寿昌《汉书注校补》五十六卷、《后汉书注校正》八卷，王益吾先谦《汉书补注》一百卷、《后汉书集解》九十卷、《续汉书志集解》三十卷……等。诸书大率释文、考异、订误兼用，而《汉书》则释文方面更多，因其文近古较难读也；《后汉书》则考异方面较多，以诸家逸书谢承、华峤、司马彪等遗文渐出也。王益吾《补注》《集解》最晚出，集全清考订之成，极便学者矣。
《三国志》，有杭大宗《三国志补注》六卷，钱竹汀《三国志辨疑》三卷，潘眉《三国志考证》八卷，梁茞林章钜《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陈少章《三国志举正》四卷，沈文起《三国志注补》《训故》《释地理》各八卷，侯君谟《三国志补注》一卷，周荇农《三国志注证遗》四卷……等。此书裴全属考异补逸性质，诸家多广其所补，沈则于其所不注意之训故地理方面而补之也。
马、班、陈、范四史最古而最善，有注释之必要及价值，故从事者多，《晋书》以下则希矣。其间欧公之《新五代史》最有名而文句最简，事迹遗漏者最多，故彭掌仍元瑞仿裴注《三国》例，为《五代史记注》七十四卷，吴胥石兰庭亦有《五代史记纂误补》四卷《纂误》为宋吴缜撰，则纠欧之失也。而武授堂亿、唐春卿景崇亦先后以此例注欧之《新唐书》。武书似未成，唐成而未刻云。其余如洪稚存之《宋书音义》、杭大宗之《北齐书疏证》、刘恭甫寿曾之《南史校议》、赵昭祖之《新旧唐书互证》等，琐末点缀而已。
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治《金史》者莫勤于施研北国祁之《金史详校》十卷。其《元史》部分已详前节，不再论列。惟李仲约文田之《元秘史注》十五卷，盖得蒙古文原本对译勘正而为之注，虽非正注史，附录于此。
注校旧史用功最巨而最有益者，厥惟表志等单篇之整理。盖兹事属专门之业，名为校注，其难实等于自著也。最初业此者，则宋王应鳞之《汉书艺文志考证》。清儒仿行者则如：
孙渊如《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未刻
梁曜北《汉书人表考》九卷。《古今人表》之注也。从古籍中搜罗诸人典故殆备，可称为三代前人名辞典。又翟文泉(云叔)有《校正古今人表》
全谢山《汉书地理志稽疑》口卷。又段茂堂有《校本地理志》，未刻
钱献之坫《新斠注汉书地理志》十六卷，《汉书十表注》十卷。表注未刻
汪小米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二卷。
吴顼儒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百零三卷。顼儒尚有《汉三辅考》二十四卷，亦《地理志》之附庸也
杨星吾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二卷。
陈兰甫《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
洪筠轩《汉志水道疏证》四卷。
徐星伯松《汉书地理志集释》十六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
李恢垣光廷《汉西域图考》七卷。此书实注《汉书西域传》也
李生甫赓芸《汉书艺文志考误》二卷。未刻
朱亮甫右曾《后汉书郡国志补校》口卷。未刻。钱晦之有《后汉郡国令长考》，实释《郡国志》之一部分
钱献之《续汉书律历志补注》二卷。未刻
毕秋帆《晋书地理志新校正》五卷。
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一卷。
张石洲穆《延昌地形志》口卷。此用延昌时为标准，补正《魏书地形志》也
章逢之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此书虽注重辑佚，但各书出处多所考证，亦不失为注释体
杨星吾《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
张登封宗泰《新唐书天文志疏正》口卷。未刻沈东甫炳震校正《唐书方镇表》《宰相世系表》。此两篇在《新旧唐书钞》中，但全部校补，重新组织。全谢山谓当提出别行，诚然又《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此书单行
董觉轩沛《唐书方镇表考证》二十卷。似未刻
以上各史表志专篇之校注，与补志表同一功用。彼则补其所无。此则就其有者，或释其义例、或校其讹舛，或补其遗阙也。顾最当注意者，上表所列，关于地理者什而八九，次则经籍，次则天文律历皆各有一二，而食货、刑法、乐、舆服等乃绝无。即此一端，吾侪可以看出乾嘉学派的缺点。彼辈最喜欢研究僵定的学问，不喜欢研究活变的学问。此固由来已久，不能专归咎于一时代之人，然而彼辈推波助澜，亦与有罪焉。彼辈所用方法极精密，所费工作极辛勤，惜其所研究之对象不能副其价值。呜呼！岂惟此一端而已矣。
(己)学术史之编著及其他
专史之作，有横断的，有纵断的。横断的以时代为界域，如二十四史之分朝代，即其一也。纵断的以特种对象为界域，如政治史、宗教史、教育史、文学史、美术史等类是也。中国旧惟有横断的专史而无纵断的专史，实史界一大憾也。《通典》及《资治通鉴》可勉强作两种方式之纵断的政治史内中惟学术史一部门，至清代始发展。
旧史中之儒林传、艺文志，颇言各时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然在正史中仅为极微弱之附庸而已。唐宋以还，佛教大昌，于是有《佛祖通载》《传灯录》等书，谓为宗教史也可，谓为学术史也可，其后儒家渐渐仿效，于是有朱晦翁《伊洛渊源录》一类书。明代则如周汝登《圣学宗传》……之类，作者纷出，然大率借以表扬自己一家之宗旨，乃以史昌学，非为学作史，明以前形势大略如此。
清初，孙夏峰著《理学宗传》，复指导其门魏莲陆一鳌著《北学编》，汤荆岘斌著《洛学编》，学史规模渐具。及黄梨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学史，盖读之而明学全部得一缩影焉。然所叙限于理学一部分，例如王弁州、杨升庵……一辈之学术在《明儒学案》中即不得见而又特详于王学，盖“以史昌学”之成见，仍未能尽脱。梨洲本更为《宋元学案》，已成十数卷，而全谢山更续为百卷。谢山本有“为史学而治史学”的精神，此百卷本《宋元学案》，有宋各派学术——例如洛派、蜀派、关派、闽派、永嘉派，乃至王荆公、李屏山等派——面目皆见焉，洵初期学史之模范矣。
叙清代学术者有江子屏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有唐海镜鉴之《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子屏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然乾嘉以来学者事实上确各树一帜，贱彼而贵我，子屏不过将当时社会心理照样写出，不足为病也。二书中汉学编较佳，宋学编则漏略殊甚，盖非其所喜也。然强分两门，则各人所归属亦殊难正确标准，如梨洲、亭林编入“汉学”附录，于义何取耶？子屏主观的成见太深，其言汉学，大抵右元和惠氏一派，言宋学则喜杂禅宗。观《师承记》所附《经师经义目录》，及《渊源记》之附记，可见出。好持主观之人，实不宜于作学史，特其创始之功不可没耳。唐镜海搜罗较博，而主观抑更重。其书分立“传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别设“经学”、“心学”两案，示排斥之意。盖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不足以语于史才明矣。闻道咸间有姚春木椿者，亦曾著《国朝学案》，其书未成，然其人乃第三、四流古文家，非能治学者，想更不足观也。吾发心著《清儒学案》有年，常自以时地所处窃比梨洲之故明，深觉责无旁贷；所业既多，荏苒岁月，未知何时始践夙愿也。
学史之中，亦可分析为专门，或专叙一地学风，或专叙一学派传授分布。前者如《北学编》《洛学编》等是，后者如邵念鲁廷采之《阳明王子及王门弟子传》《蕺山刘子及刘门弟子传》即其例。学派的专史，清代有两名著：其一为李穆堂绂之《陆子学谱》，貌象山之真；其二为戴子高望之《颜氏学记》，表习斋之晦，可谓振裘挈领，心知其意者矣。
文学美术等宜有专史久矣，至竟阙然。无已，则姑举其类似者数书。一、阮芸台之《畴人传》四十六卷，罗茗香士琳《续畴人传》六卷，诸可宝之《畴人传三编》七卷，详述历代天算学渊源流别。二、张南山维屏之《国朝诗人征略》六十卷，网罗有清一代诗家，各人先为一极简单之小传，次以他人对于彼之论评，次乃标其名著之题目或摘其名句。道光前作者略具焉。三、卞永誉之《式古堂书画汇考》三十卷，其画考之部，首为画论，卷一次为收藏法，卷二次论前代记载名画目录及评论之书，卷三至卷七次乃遍论三国两晋迄明画家，卷八至三十颇有别裁，非等丛抄，俨具画史的组织，宜潘次耕极赏之也。有鲁东山骏《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三十六卷，以韵编姓，实一部极博赡之画家人名辞典。此数书者即不遽称为文学史、美术史，最少亦算曾经精制之史料，惜乎类此者且不可多得也。
最近则有王静安国维著《宋元戏曲史》，实空前创作，虽体例尚有可议处，然为史界增重既无量矣。
(庚)史学家法之研究及结论
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学诚三人而已。兹事原非可以责望于多数人，故亦不必以少所发明为诸儒诟病。顾吾曹最痛惜者，以清代惟一之史家章实斋，生乾嘉极盛时代，而其学竟不能为斯学界衣被以别开生面，致有清一代史家仅以摭拾丛残自足，谁之罪也？实斋学说，别为专篇，兹不复赘。
七 方志学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惟封建与郡县组织既殊，故体例靡得而援焉。自汉以降，幅员日恢，而分地纪载之著作亦孳乳浸多，其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则有下列各类：
一图经之属。如《冀幽齐三州图经》及罗含《湘中山水记》、刘澄之《司州山川古今记》……等。
二政记之属。如赵晔《吴越春秋》，常璩《华阳国志》，失名《三辅故事》……等。
三人物传之属。如苏林《陈留耆旧传》，陈寿《益都耆旧传》……等。
四风土记之属。如圈称《陈留风俗传》，万震《南州异物志》，宗懔《荆楚岁时记》……等。
五古迹之属。如失名《三辅黄图》，扬衒之《洛阳伽蓝记》……等。
六谱牒之属。如《冀州姓族谱》，洪州、吉州、江州、袁州诸《姓谱》……等。
七文征之属。如宋明帝《江左文章志》……等。
自宋以后，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方志之著述，最初者为府志，继则分析下达为县志，综括上达为省志。明以前方志，今四库著录者尚二十七种，存目亦数十。《四库》例：宋元旧志全收，明则选择綦严，仅收五种，清则惟收当时所有之省志而已。然道、咸以后，学者搜罗遗佚，《四库》未收之宋元志续出重印者不少，以吾所见尚二十余种入清，则康熙十一年曾诏各郡县分辑志书，而成者似不多，佳构尤希。雍正七年因修《大清一统志》，需省志作资料，因严谕促修，限期蒇事。今《四库》著录自李卫等监修之《畿辅通志》起至鄂尔泰监修之《贵州通志》止，凡十六种，皆此次明诏之结果也。成书最速者为《广东通志》，在雍正八年；最迟者为《贵州通志》，在乾隆六年旋复颁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之令。虽奉行或力不力，然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及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计今所存，恐不下二三千种也。
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虽然，以吾侪今日治史者之所需要言之，则此二三千种十余万卷之方志，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良著固可宝，即极恶俗者亦未宜厌弃。何则？以我国幅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淆杂，各不相侔者甚伙。而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而无复遗，犹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
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吾家方志至少，不能悉举，顾以睹闻所及，则可称者略如下。
康熙《邹平县志》。马宛斯独撰，顾亭林参与
康熙《济阳县志》。张稷若独撰
康熙《德州志》。顾亭林参与
康熙《灵寿县志》。陆稼书为知县时独撰
乾隆《历城县志》。周书昌(永年)、李南涧(文藻)合撰
乾隆《诸城县志》。李南涧独撰
乾隆《宁波府志》。万九沙(经)、全谢山参与
乾隆《太仓州志》。王述庵(昶)独撰
乾隆《鄞县志》。钱竹汀参与
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俱戴东原参与
乾隆《松江府志》《邠州志》《三水县志》。俱孙渊如主撰
乾隆《偃师县志》《安阳县志》，嘉庆《鲁山县志》《宝丰县志》《郏县志》。俱武授堂(亿)主撰
乾隆《西宁府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平阳县志》。俱杭大宗(世骏)主撰
乾隆《庐州府志》《江宁府志》《六安州志》。俱姚姬传(鼐)主撰
乾隆《宁国府志》《怀庆府志》《延安府志》《泾县志》《登封县志》《固始县志》《澄城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俱洪稚存主撰
乾隆《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俱章实斋独撰
乾隆《天门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俱章实斋参与
乾隆《富顺县志》。段茂堂为知县时独撰
乾隆《朝邑县志》。钱献之(坫)主撰
嘉庆《广西通志》。谢蕴山(启昆)为巡抚时主撰
嘉庆《湖北通志》。乾隆末毕秋帆为总督时主撰，章实斋总其事，但今本已全非其旧
嘉庆《浙江通志》，道光《广东通志》。皆阮芸台主撰。《广东志》，陈观楼(昌齐)、江子屏(藩)、谢里甫(兰生)等总纂
嘉庆《安徽通志》。陶云汀(澍)主撰，陆祁孙(继辂)总纂
嘉庆《扬州府志》。伊墨卿(秉绶)倡修，焦里堂、姚秋农(文田)、秦敦夫(恩复)、江子屏等协成
嘉庆《徽州府志》。夏朗斋(銮)、汪叔辰(龙)合撰，龚自珍参与
嘉庆《凤台县志》。李申耆(兆洛)为知县时独撰
嘉庆《怀远县志》。李申耆主撰，董晋卿(士锡)续成
嘉庆《禹州志》《鄢陵县志》《河内县志》洪幼怀(苻孙)主撰
嘉庆《长安县志》《咸宁县志》。董方立(祐诚)主撰
嘉庆《郯城县志》。陆祁孙主撰
道光《湖广通志》。林少穆(则徐)总裁，俞理初(正燮)总纂
道光《陕西通志》。蒋子潇(湘南)参与
道光《雷州府志》《海康县志》。陈观楼独撰
道光《兴文县志》《屏山县志》《大足县志》《泸溪县志》。张介侯(澍)为知县时独撰
道光《武冈府志》《宝庆县志》。邓湘皋(显鹤)独撰
道光《南海县志》。吴荷屋(荣光)主撰
道光《河内县志》《永定县志》《武陟县志》。方彦闻(履篾)主撰
道光《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邹叔绩(汉勋)主撰
道光《新会县志》。黄香石(培芳)、曾勉士(钊)合撰
道光《济宁州志》。许印林(瀚)独撰
道光《泾原县志》。蒋子潇主撰，刻本多改窜
咸丰《邳州志》《清河县志》。鲁通甫(一同)主撰
咸丰《遵义府志》。莫子偲(友芝)、郑子尹(珍)合撰
同治《江西通志》。董觉轩(沛)总纂
同治《苏州通志》。冯林一(桂芬)主撰
同治《南海县志》。邹特夫(伯奇)、谭玉生(莹)主撰
同治《番禺县志》。陈兰甫主撰
同治《江宁府志》。汪梅村(士铎)主撰
同治《湖州府志》《归安县志》。陆存斋(心源)主撰
同治《鄞县志》《慈溪县志》。董觉轩、徐柳泉(时栋)合撰
光绪《畿辅通志》。黄子寿(彭年)总纂
光绪《山西通志》。曾沅甫(国荃)总裁、王霞举(轩)总纂
光绪《湖南通志》。郭筠仙(嵩焘)、李次青(元度)总纂
光绪《安徽通志》。何子贞(绍基)总纂
光绪《湘阴县图志》。郭筠仙独撰
光绪《湘潭县志》《衡阳县志》《桂阳县志》。俱王壬秋(闿运)主撰
光绪《杭州府志》《黄岩县志》《青田县志》《永嘉县志》《仙居县志》《太平续志》。俱王子庄(棻)主撰
光绪《绍兴府志》《会稽新志》。俱李莼客(慈铭)主撰
光绪《湖北通志》《顺天府志》《荆州府志》《昌平县志》。俱缪小山(荃孙)主撰
宣统《新疆图志》。王晋卿(树柟)总纂
民国《江阴县志》。缪小山主撰
民国《合川县志》。孙亲石(森楷)独撰
以上诸志，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吾不过随举所知及所记忆，挂漏盖甚多，然亦可见乾嘉以降，学者日益重视斯业矣。
方志之通患在芜杂。明中叶以后有起而矫之者，则如康海之《武功县志》，仅三卷，二万余言；韩邦靖之《朝邑县志》，仅二卷，五千七百余言，自诧为简古。而不学之文士如王渔洋、宋牧仲辈震而异之，比诸马班。耳食之徒，相率奉为修志模楷，即《四库提要》亦极称之。又如陆稼书之《灵寿县志》，借之以昌明理学，而世人亦竟誉为方志之最良者。乾隆以前一般人士对于方志观念之幼稚误谬，可以想见矣。注意方志之编纂方法，实自乾隆中叶始。李南涧历城、诸城两志，全书皆纂集旧文，不自著一字，以求绝对的征信。后此志家，多踵效之。谢蕴山之《广西通志》，首著叙例二十三则，遍征晋唐宋明诸旧志门类体制，舍短取长，说明所以因革之由。认修志为著述大业，自蕴山始也。故其志为省志模楷，虽以阮芸台之博通，恪遵不敢稍出入，继此更无论。余如焦里堂、李申耆集中，皆有专论修志体例之文，然其间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
实斋以清代惟一之史学大师，而不能得所藉手以独撰一史，除著成一精深博大之《文史通义》，及造端太宏未能卒业之《史籍考》外，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毫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
实斋关于斯学之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前此言方志者，为“图经”之概念所囿，以为仅一地理书而止。实斋则谓方志乃《周官》小史、外史之遗，其目的专以供国史取材，非深通史法不能从事。概念扩大，内容自随而扩大。彼乃著方志书三，谓：“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彼晚年应毕秋帆聘，总鄂志局事，即实行其理想，分泐《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书，彼又以为志须继续增修，而资料非随时保存整理，则过此将散失不可复理，于是倡议各州县设立志科，使文献得有所典守而不坠，而国史取材，亦可以有成式而免参差芜猥之患。又晰言省志与府志、府志与县志地位之差别，大旨谓府县志为省志资料，省志为国史资料，各自有其任务与其组织；省志非拼合府县志可成，府县志非割裂省志可成。
实斋所改造之方志概念既与前不同，则其内容组织亦随之而异。今试将旧志中号称最佳之谢氏《广西通志》，与实斋所拟《湖北三书》稿，比较如下。
嘉庆《广西通志》目录：
训典四表：郡县沿革 职官 选举 封建
九略：舆地——疆域图、分野、气候、户口、风俗、物产。山川——山、川、水利。关隘建置——城池、廨置、学校、坛庙、梁津。经政——铨选、恤助、经费、禄饷、恤政、田赋、盐法、榷税、积贮、祀典、土贡、学制、兵制、马政、邮政、承审土司事件、口粮、盐仓、刑具、鼓铸、陂河、经费、船政。前事艺文——经、史、子、集、传记、事记、地记、杂记、志乘、奏疏、诗文。金石胜迹——城池、署宅、冢墓、寺观。
二录：宦绩 谪宦
六列传：人物 土司 列女 流寓 仙释 诸蛮
《湖北三书》目录：
《湖北通志》七十四篇
二纪：皇言 皇朝编年(附前代)
三图：方舆 沿革 水道
五表：职官 封建 选举 族望 人物
六考：府县 舆地 食货 水利 艺文 金石
四政：经济 循绩 捍御 师儒
五十三传(目多不载)
《湖北掌故》六十六篇
吏科——四目：官司员额、官司职掌、员缺繁简、吏典事宜。
户科——十九目：赋役、仓庾、漕运、杂税、牙行等。
礼科——十三目：祀典、仪注、科场、条例等。
兵科——十二目：将弁员额、兵丁技艺额数、武弁例马等。
刑科——六目：里甲、编甲图、囚粮衣食、三流道里表等。
工科——十二目：城工、塘汛、江防、铜铁、矿厂、工料、价值表等。
《湖北文征》八集：
甲集上下——裒录正史列传。
乙集上下——裒录经济策画。
丙集上下——裒录词章诗赋。
丁集上下——裒录集人诗词。
约而言之，向来作志者皆将“著述”与“著述资料”混为一谈。欲求简洁断制不失著述之体耶？则资料之割舍者必多。欲将重要资料悉予保存耶？则全书繁而不杀，必芜秽而见厌。故康之《武功》，韩之《朝邑》，与汗牛充栋之俗志交讥，盖此之由。实斋“三书”之法，其《通志》一部分，纯为“词尚体要”，“成一家言”之著述；《掌故》《文征》两部分，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既别有两书以保存资料，故“纯著述体”之《通志》，可以肃括闳深，文极简而不虞遗阙。实斋所著《方志辨体》自述其《湖北通志》稿之著述义例内一段云：“《通志》食货考田赋一门，余取《赋役全书?布政使司》总汇之册，登其款数，而采用明人及本朝人所著财赋利病奏议详揭及士大夫私门论撰，联络为篇。为文不过四五千言，而读者于十一府州数百年间财赋沿革弊利洞如观火。盖有布政司以总大数，又有议论以明得失，故文简而事理明也。旧志尽取各府州县赋役全书，挨次排纂，书盈五六百纸……阅者连篇累卷。但见赋税钱谷之数，而数百年利病得失则茫然无可求。……”
其保存资料之书，又非徒堆积档案谬夸繁富而已，加以别裁，组织而整理之，驭资料使适于用。《湖北掌故》中有《赋役表》一篇，《方志辨体》述其义例云：“志文既撷其总要，贯以议论，以存精华，仍取十一府州六十余州县《赋役全书》，巨帙七十余册，总其款目以为之经，分其细数以为之纬，纵横其格排约为《赋役表》。不过二卷之书，包括数十巨册，略无遗脱。……”观此可见《掌故》书体例一斑实斋之意，欲将此种整理资料之方法，由学者悉心订定后，著为格式，颁下各州县之“志科”，随时依式最录，则不必高材之人亦可从事，而文献散亡之患可以免。此诚保存史料之根本办法，未经人道者也。实斋所作《州县请立志科议》云：“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
实斋之于史，盖有天才，而学识又足以副之。其一生工作，全费于手撰各志，随处表现其创造精神。以视刘子玄、郑渔仲，成绩则既过之矣。今和、毫二志，传本既甚希，吾侪仅在《文史通义》外篇见其叙例；《湖北通志》，则毕秋帆去职后，全局皆翻；嘉庆官本，章著痕迹渺不复存，幸而《遗书》中有检存稿及未成稿数十篇，得以窥其崖略。然固已为史界独有千古之作品，不独方志之圣而已。吾将别著《章实斋之史学》一书详论之，此不能多及也。
吾于诸名志，见者甚少，不敢细下批评。大约省志中嘉道间之广西谢志，浙江、广东阮志，其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同光间之畿辅李志、山西曾志、湖南李志……等，率皆踵谢、阮之旧，而忠实于所事，抑其次也。而宣统新疆袁志，前无所承，体例亦多新创，卓然斯界后起之雄矣。各府州县志，除章实斋诸作超群绝伦外，则董方立之《长安》《咸宁》二志，论者推为冠绝今古；郑子尹、莫子偲之《遵义志》，或谓为府志中第一；而洪稚存之《泾县》《淳化》《长武》，孙渊如之《邠州》《三水》，武授堂之《偃师》《安阳》，段茂堂之《富顺》，钱献之之《朝邑》，李申耆之《凤台》，陆祁孙之《郯城》，洪幼怀之《鄢陵》，邹特夫、谭玉生之《南海》，陈兰甫之《番禺》，董觉轩之《鄞县》《慈溪》，郭筠仙之《湘阴》，王壬秋之《湘潭》《桂阳》，缪小山之《江阴》，皆其最表表者。而比较其门目分合增减之得失，资料选择排配之工拙，斯诚方志学中有趣且有益的事业。余有志焉，而今病未能也。
昔人极论官修国史之弊。盖谓领其事者皆垂老之显宦，不知学问为何物；分纂人员猥滥，无所专责，虽有一二达识，不能尽其才。故以刘子玄之身具三长，三入史馆，而曾不得一藉手以表所学，徒发愤于《史通》，此其明效矣。方志地位，虽亚于国史，然编纂之形式，率沿唐后官局分修之旧，故得良著甚难，而省志尤甚。必如谢蕴山、阮芸台之流，以学者而任封圻，又当承平之秋，史事稀简，门生故吏通学者多，对于修志事自身有兴味，手定义例，妙选人才分任而自总其成，故成绩斐然也。然以乾隆末之湖北志局，以毕秋帆为总督，而举国以听于章实斋，亦可谓理想的人选矣。全书已成未刻，毕忽去位，而局中一校对员陈增者构煽其间，遂至片迹不存。若非实斋白录有副本之一部分，则数年间努力之结果，皆灰飞烬灭矣。始未见《章氏遗书》中《方志略例》及各散篇又如乾隆初年之《浙江通志》，其经籍一门出杭大宗手，而卒被局员排挤削去。大宗虽别录单行，然今竟不可得见矣。看《道古堂集?两浙经籍志序》州县志规模较小，责任转专，故得良著亦较易。或绩学之长官亲总其事，如陆稼书之在灵寿，段茂堂之在富顺，李申耆之在凤台；或本邑耆宿负重望居林下，发心整理乡邦文献，如王述庵之于太仓，武授堂之于偃师、安阳，陆存斋之于归安，邓湘皋之于宝庆，缪小山之于江阴；又或为长官者既物色得人，则隆其礼貌，专其委任，拱手仰成，不予牵制，如永清之得章实斋，长安、咸宁之得董方立。三者有一于此，斯佳志可成。虽然，犹有难焉。以郭筠仙之通才博学，官至督抚，归老于乡，自任本县《湘阴图志》总纂，书已告成，而为李桓所扼，卒历若干年，仅得以私赀付刻。始末见本书后序蒋子潇受聘修《泾阳志》，体例一仿实斋，及全书刻出，凡例仍其原文，而内容已窜改无完肤矣。见《七经楼文集》“关中志乘”条夫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瞑目其理想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斯固非一手一足之烈，而且非借助于有司或其他团体，则往往不能如意。故学者欲独力任之，其事甚难，而一谋于众，则情实纠纷，牵制百出。此所以虽区区一隅之志乘，而踌躇满志者且不一二睹也。
虽然，以乾嘉以后诸名志与康雍以前各志相较，乃至与宋元明流传之旧志相较，其进步既不可以道里计，则诸老之努力固未为虚也。
官修之外，有私家著述，性质略与方志同者。此类作品，体制较为自由，故良著往往间出。其种别可略析如下：
一纯属方志体例而避其名者。例如嘉庆初师荔扉范之《滇系》；实私撰之《云南通志》，因旧通志极芜略，且已七十年失修，乃独力创此又如刘端临之《扬州图经》，刘楚桢之《宝应图经》，两书吾未见，疑实具体之州志、县志许石华之《海州文献录》。亦未见，刘伯山《通义堂集》有序，极称之
二专记一地方重要史迹者。其体或为编年，例如汪容甫之《广陵通典》，此书极佳，实一部有断制之扬州史董觉轩之《明州系年要略》。此书未见，当是一部好宁波史或为纪事本末，例如冯蒿庵苏之《滇考》。此书甚佳，能言云南与中原离合之所由
三专记人物者。此即《隋志》中《某某耆旧传》《某某先贤传》之类，实占方志中重要部分。例如潘力田之《松陵文献》，此书为极用心之作，详其弟次耕所序刘伯山毓崧之《彭城献征录》，马通伯其昶之《桐城耆旧传》，徐菊人世昌之《大清畿辅先哲传》等。
四专记风俗轶闻者。此即《隋志》中“风土记”、“异物志”之类，亦方志之一部。例如屈翁山大均之《广东新语》，田纶霞雯之《黔书》等。
五不肯作全部志，而摘取志中应有之一篇，为己所研究有得而特别泐成者。例如全谢山之《四明族望表》，实《鄞县志》中主要之创作。前此各方志无表族望者。谢山此篇出，章实斋复大鼓吹之，同光后之方志多有此门矣孙仲容之《温州经籍志》，实将来作《温州志》者所不能复加。此书佳极，仿朱氏《经义考》，搜罗殆备刘孟瞻之《扬州水道记》，林月亭伯桐之《两粤水经注》，即扬州或两广志中水道篇之良著。陈静庵述之《补湖州府天文志》，即府志之一部。
六有参与志局事而不能行其志，因自出所见私写定以别传者。例如焦里堂之《刊记》，伊墨卿修《扬州图经》，里堂主其事。墨卿去官而局废。里堂乃出所考证，私撰此书吴山夫玉搢之《山阳志遗》等。《淮安府志》志山阳事颇多漏略。山夫躬在志局心不慊焉，别为此书
七有于一州县内复析其一局部之地作专志者。例如张炎贞之《乌青文献》，乌青为苏州一镇，炎贞为潘力田学友。此书效《松陵文献》，三十年乃成焦里堂之《北湖小记》，北湖为扬州乡村，里堂所居。此书凡六卷四十七篇，阮芸台谓足觇史才乃至如各名城志，例如朱竹垞之《日下旧闻》，专记京师事各名山志，例如徐霞客之《鸡谷山志》，体倒精审独绝等。
凡此皆方志之支流与裔，作者甚多，吾不过就所记忆，各举一二种以为例。此类书自宋以来已极发达。有清作者，虽无以远过于前代，然其间固多佳构，或竟出正式方志上也。
以文征列方志三书之一，此议虽创自章实斋，然一地文征之书，发源既甚早，实斋文征体例与诸家所辑不尽从同历代集部所著录，若《苏州名贤咏》《浙东酬唱集》《河汾遗老诗》《会稽掇英集》《宛陵群英集》，其最著名而范围较广者如元遗山之《中州集》，皆是也。然多属选本，或专为一时少数人酬唱之荟萃，含史学的意味盖尚少。清代学者殆好为大规模的网罗遗佚，而先着手于乡邦。若胡文学之《甬上耆旧诗》三十卷，李邺嗣补之为若干卷，全祖望之续为七十卷，又国朝部分四十卷。沈季友之《槜李诗系》四十二卷。若张廷枚之《姚江诗存》若干卷。若汪森之《粤西诗载》二十五卷、《粤西文载》七十五卷。若费经虞及其子密之《剑阁芳华集》二十五卷。明代蜀人诗此皆康雍以前所辑也。中叶以后，踵作滋繁。若卢见曾之《江左诗征》、王豫《江苏诗征》，吴颢及其孙振棫之《杭郡诗辑》，吴允嘉之《武林耆旧集》，阮元之《淮海英灵集》、辑扬州及南通州人作《两浙輶轩录》，督浙学时所辑刘宝楠《宝应文征》，温汝适之《粤东文海》《粤东诗海》，罗学鹏之《广东文献》，郑珍之《播雅》辑贵州遵义府人诗，邓显鹤之《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夏退庵之《海陵文征》《诗征》，沈<舟仑>翁之《湖州诗摭》，朱祖谋之《湖州词录》……等。悉数之殆不下数十种，每种为卷殆百数十。其宗旨皆在钩沉搜逸，以备为贵，而于编中作者大率各系从小传。盖征文而征献之意亦寓焉。
亦有不用总集体而用笔记体，于最录遗文之外再加以风趣者。如戴璐之《吴兴诗话》，朱振采之《江西诗话》，莫友芝《黔诗纪略》……等。
亦有不限于乡邦人所作，而凡文章有关乡邦掌故皆最录之，如焦里堂之《扬州足征录》等。
亦有簿录乡邦人之著述作，记其存佚为之提要者，如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朱振采之《豫章经籍志》，廖平之《井研艺文志》……等。
更有大举搜集乡邦人著述汇而刻之者，如《畿辅丛书》《岭南遗书》《豫章丛书》……等，别于论丛书章，胪举其目。
凡此皆章实斋所谓方志三书之一也。语其形式，实等类书，除好古者偶一摩挲，更无他用。虽然，深探乎精神感召之微，则其效亦可得言。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诗文之征，耆旧之录，则亦其一工具而已。
八 地理学
中国地理学，本为历史附庸，盖自《汉书》创设地理志，而此学始渐发展也。其后衍为方志之学，内容颇杂，具如前章所述。现存之古地理书，如唐代之《元和郡县志》、宋代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其性质可谓为方志之集合体。盖皆以当时郡县为骨干，而分列境界、风俗、户口、姓氏、人物、土产等。后此明清《一统志》，皆仿其例也。其专言水道之书，则有如《水经注》等；专言域外地理之书，则有如《大唐西域记》等。
晚明有一大地理学者，曰徐霞客宏祖所著《霞客游记》，成于崇祯十三年，一般人多以流连风景之书视之，不知霞客之游，志不在选胜而在探险也。潘次耕序之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先审山脉如何去来，水势如何分合，既得大势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实中土人创辟之事。……山川条理，胪列目前。土俗人情，关梁阨塞，时时著见。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遂初堂集》卷七盖以科学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实测为基础，如霞客者真独有千古矣。
清康熙间复有一实测的地理学家，曰南昌梁质人盼，著有《西陲今略》。刘继庄记其事云：“梁质人留心边事已久。辽人王定山为河西靖逆侯张勇中军，与质人相与甚深。质人因之遍历河西地，因得悉其山川险要，部落游牧，暨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如观火，著为一书，凡数十卷，曰《西陲今略》。历六年之久，寒暑无间，其书始成。余见其稿，果有用之奇书也。”《广阳杂记》二继庄极心折此书，尝于逆旅中费二十二日之工，昼夜不停，手录其稿。余考质人盖习与李恕谷游，好颜习斋之学者。见《恕谷年谱》徐霞客为西南探险家，质人亦西北探险家矣。惜其书久佚，并继庄复写本亦不可见，不获与霞客《游记》同受吾曹激赏也。
航海探险家，则有同安陈资斋伦炯，所著书曰《海国闻见录》。资斋以闽人，幼为水手，其游踪东极日本，西极波斯湾；中国沿海岸线，周历不下数十次。后袭父荫，康熙末官至提督。其书虽仅两卷，然于山川阨塞，道里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变化，无不凭其实验，纤悉备书。其论海防主要地点，曰旅顺，曰胶澳，曰舟山，曰金厦二岛，曰台湾，曰虎门，曰钦州。至今沦没殆尽，夫谁识二百年前，固早有高掌远蹠，目营而心注之者耶？噫！资斋之论渤海，谓登州、旅顺，南北对峙，而以成山为标准。是知胶、威、旅大失，而北洋门户撤矣。其论南海，谓金厦二岛，为闽海咽喉；虎门、香山，实粤东门户，廉多沙，钦多岛，据天然之保障；海南孤露，地味瘠薄，不及台湾澎湖沃野千里，可以屏捍内地。是知台湾、广州湾之失，而南屏坏矣。其论东海，谓定海为南海之堂奥，乍浦滨于大海，东达渔山，北达洋山，某处水浅可以椗舶，某处水深可以通航。是知舟山为中部最良之军港矣。其远见硕画，大率类此
以上三家，吾名之曰探险的实测的地理学者。其有本此精神而更努力于地理学观念之全部改造者，则手抄《西陲今略》之刘继庄其人也。
继庄之言曰：“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极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广阳杂记》卷三叶十其对于一切学术，皆以此为评判之鹄，故同时顾景范、万季野之地理学，彼虽表相当的推许，然终以“仅长于考古”少之。其自己理想的新地理学则略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