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人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以简平仪正切线表为一，则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烂漫。无论梅矣，若吴下，梅则开于惊蛰，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确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几句，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见北风起，地即潮湿，变而为雨，百不失一，询之土人，云自来如此。始悟风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吴下，水皆东南流，故必东南风而后雨；衡湘水北流，故须北风也。然则诸方山川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当案志而求，汇成一则，则风土之背正刚柔，暨阴阳燥湿之征，又可次第而求矣。诸土产，此方所有，他方所无者，别为一则，而土音谱合俚音谱共为一则，而其人情风俗之征，皆可案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发其凡，观厥成者望之后起之英耳。”《广阳杂记》卷三叶四十九
继庄书除《广阳杂记》五卷外，片纸无存，其地理书恐亦未成一字。然观以上所论，则其注意于现代所谓地文学与人生地理学，盖可概见。彼盖不以记述地面上人为的建置沿革为满足，进而探求“人地之故”——即人与地相互之关系，可谓绝识矣。继庄好游，不让霞客。《鲒埼亭集》有记刘继庄遗事一则云：“……万先生(季野)与继庄共在徐尚书(健庵)邸中。万先生终朝危坐观书，而继庄好游，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归而以所历告之万先生。万先生亦以其所读书证之，语毕复出。……”而所至皆用实地调查之功，《杂记》中所记气候、地形、物产，影响于人类生活之实例，是自亲历目验者颇多，皆所谓“人地之故”也。要之，继庄之地理学虽未有成书，然其为斯学树立崭新的观念，视现代欧美学者盖未遑多让。惜乎清儒佞古成癖，风气非一人能挽，而三百年来之大地理学家，竟仅以专长考古闻也。
清儒之地理学，严格的论之，可称为“历史的地理学”。盖以便于读史为最终目的，而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地理学仅以历史学附庸之资格而存在耳，其间亦可略分三期：第一期为顺康间，好言山川形势阨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第二期为乾嘉间，专考郡县沿革、水道变迁等，纯粹的历史地理矣。第三期为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活。
顾亭林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实为大规模的研究地理之嚆矢。其《利病书》自序云：“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是其著述动机，全在致用；其方法则广搜资料，研求各地状况，实一种政治地理学也，惜其书仅属长编性质，未成为有系统的著述，且所集资料，皆求诸书本上，本已不甚正确，时过境迁，益为刍狗，即使全部完整，亦适成其为历史的政治地理而已。
清代第一部之考古的地理书，端推顾景范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百三十卷。景范著此书，二十九岁始属稿，五十岁成，二十余年间，未尝一日辍业。其书前九卷，为历代州域形势；后七卷为山川源委及分野；余百十四卷则各省府州县分叙。每省首冠以总序一篇，论其地在历史上关系最重要之诸点，次则叙其疆域沿革，山川险要，务使全省形势了然。每府亦仿此，而所论更分析详密。每县则纪辖境内主要之山川关隘桥驿及故城等。全书如一长篇论文。其顶格写者为正文，低格写者为注，夹行写者为注中之注。体裁组织之严整明晰，古今著述中盖罕其比。
景范与徐霞客异，其所亲历之地盖甚少。然其所记载，乃极翔实而正确，观魏禧、熊开元两序，可见其概。魏序云：北平韩子孺时从余案上见此书，瞪目视余曰：“吾不敢他论。吾侨家云南，出入黔蜀间者二十余年，颇能知其山川道里。顾先生闭户宛溪，足不出吴会，而所论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见而足履之者，岂不异哉！”……熊序云：余楚人，习闻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履其地，考往事得失。及令崇邑，知海外一区，为三吴保障。……罔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筹一室，出入二十一史，凡形势之险阨，道里之近遥，山水之源委，称名之舛错，正其讹，核其实，芟其蔓，振其纲。……专凭书本上推勘考证，而能得尔许收获，可谓异事！固由其力精勤，抑亦有通识、能别裁之效也。然此种研究法，终不能无缺憾。故刘继庄评之曰：“《方舆纪要》诚千古绝作，然详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读史，固大资识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须历练也。”《广阳杂记》二景范自论其书，亦曰：“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言：“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愦愦焉，则见闻与传闻异辞者之不可胜数也。”彼盖深有感于地理之非实测不能征信矣。嘉庆间济宁许云峤(鸿磐)著有《方舆纪要考证》，辨正顾氏之舛漏颇多。凌次仲称许之。惜其书已佚
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而其价值在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序所言，深有隐痛焉。序中首述顾氏得姓之由，引《商颂》“韦顾既伐”文而申之曰：“后有弃其宗祀，献符瑞于仇雠之庭者，是则顾之罪人也。”又述其父临终遗命云：“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称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何怪今之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及余之身，而四海陆沈，九州腾沸。……嗟乎！园陵宫阙，城郭山河，俨然在望，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征，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矣。”上所述著作动机，可知其非徒欲垂空文以自见云尔盖其书经始于顺治十二三年间。时永历尚存，闽郑未灭，仁人志士，密勿奔走谋匡复者，所在多有。此书之作，则三年畜艾之微意也。在今日海陆交通状况，迥异三百年前，其书自强半不适于用，然国内战争一日未绝迹，则其书之价值，固一日未可抹煞也。
若离却应用问题，而专就研究方法及著述体裁上评价，则在今日以前之地理书，吾终以此编为巨擘。若仿其成规，而推及军事以外各方面，斯可为踌躇满志之作矣。本书凡例末条言：“《周官》职方，兼详人民、六畜、土宜、地利。……余初撰次历代盐铁、马政、职贡……等，寻皆散轶，病侵事扰，未遑补缀。其大略仅错见篇中，以俟他时之审定，要未敢自信为已成之书也。”据此知景范所欲撰著，尚不止此。彼卒年仅五十七，晚岁多病，未终其业也
景范尝与万季野、阎百诗、胡朏明、黄子鸿等，同参徐健庵在洞庭山所开之《大清一统志》局事。盖景范、子鸿属草最多云。其后乾隆八年，统志始告成，其中一部分实采自《方舆纪要》，对勘可知也。乾隆末，洪稚存著《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五十卷，则《一统志》之节本，稍便翻览而已。
部州郡县之建置，代有革易，名称棼乱，读史者深所患苦。有两书颇便检阅者，一为康熙间常熟陈亮工芳绩所著《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一为道光间武陵杨愚斋丕复所著《舆地沿革表》四十卷。陈书按古以察今，杨书由今以溯古。陈书以朝代为经，地名为纬。杨书以地名为经，朝代为纬，两书互勘，治史滋便，陈杨两氏皆无他种著述。陈之祖父为顾亭林友。《亭林集》中有赠亮工诗其书至道光间始刻出，上距成书时百六十余年。杨书亦光绪间始刻出，上距成书时三十余年。而李申耆之《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二十卷，不用表体，纯依韵以编为类书，尤便检查。郑渔仲有言：“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后之史家，主于州县；州县移易，其书遂废。……以水为主，……则天下可运诸掌。”地理书如《元和郡县》《太平寰宇》，以至《方舆纪要》《一统志》等，皆所谓主于州县者也。
以水为主者，起于郦道元《水经注》，然其书太鹜文采，泛滥于风景古迹，动多枝辞，且详于北而略于南；加以距今千载，陵谷改移，即所述北方诸水亦多非其旧。于是清儒颇有欲赓续其业而匡救其失者。最初则有黄梨洲之《今水经》，惜太简略，而于塞外诸水亦多舛讹。次则有戴东原之《水地记》，造端甚大，惜未能成。洪蕊登谓已成七册，今孔葓谷所刻仅一卷，自昆仑之虚至太行山而止次则有齐次风召南之《水道提纲》二十八卷，号称精审。其书以巨川为纲，以所会众流为目。其源流分合，方隅曲折，统以今日水道为主，不屑屑附会于古义，而沿革同异，亦即互见于其间。以上《四库提要》语乾隆间修《一统志》，次风实总其成。总裁任兰枝。凡勘定诸纂修所分辑之稿，咸委诸次风此书即其在志局时所撰，盖康熙朝所绘内府舆图，经西士实测，最为精审，而外间得见者希。次风既有著述之才，而在志局中所睹资料又足以供其驱使，故为书特可观也。其专研究一水源委者，如万季野之《昆仑河源考》，阮芸台之《浙江考》……等名著尚多。
河防水利，自昔为国之大政，言地理学者夙措意焉。然著作价值，存乎其人。顾景范《方舆纪要》凡例云：“河防水利之书，晚近记载尤多，浮杂相仍，无裨实用。”其最有名者，则归安郑芷畦元庆之《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是书题傅泽洪撰，盖芷畦在傅幕府为之纂辑，而遂假以名，如万季野之《读礼通考》假名徐氏矣。《四库提要》谓：“有明以后，此类著作渐繁。大抵偏举一隅，专言一水。其综括古今，胪陈利病，统四渎分合、运道沿革之故，汇辑以成一编者，莫若此书之详且善。……”盖芷畦与万九沙、李穆堂、全谢山为友，其于学所得深也。道光间黎世垿有《续行水金鉴》百五十八卷。董士锡亦有《续行水金鉴》，详今略古戴东原亦有《直隶河渠书》百十一卷，盖赵东潜所草创，而东原为之增订。后为无赖子所盗，易名《畿辅安澜志》，刻于聚珍板云。自余类此之书尚多，其在学术上有永久价值者颇少，不具录。
清儒嗜古成癖，一切学问皆倾向于考古。地理学亦难逃例外，自然之势也。故初期所谓地理学家，胡朏明之得名，则以《禹贡锥指》；阎百诗之得名，则以《四书释地》；自余如亭林、季野，皆各有考古的地理书。雍乾以降，则《水经注》及《汉书?地理志》实为研究之焦点。《水经注》自全、赵、戴三家用力最深外，综前清一代治此者，尚不下二三十家，其人与其书已略见校勘章。《汉地理志》之校补注释，亦不下二十家，略见史学章表志条，今皆不具述。若钱竹汀，若洪稚存，皆于研究郡国沿革用力最勤。自余诸名家集中，关于考证古水道或古郡国者，最少亦各有一二篇，其目不能遍举。其成书最有价值者，则如江慎修之《春秋地理考实》，程春海之《国策地名考》……等。
因研究《汉书?地理志》，牵连及于《汉书?西域传》，是为由古地理学进至边徼及域外地理学之媒介。边徼地理学之兴，盖缘满洲崛起东北，入主中原。康乾两朝，用兵西陲，辟地万里。幅员式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借。故东自关外三省，北自内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卫藏，渐为学者兴味所集，域外地理学之兴，自晚明西土东来，始知“九州之外复有九州”。而竺古者犹疑其诞。海禁大开，交涉多故，渐感于知彼知己之不可以已，于是谈瀛之客，颇出于士大夫间矣。盖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
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学名其家者，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而仁和龚定庵自珍、黟县俞理初正燮、乌程沈子敦壵、固始蒋子潇湘南等，其疏附先后者也。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
边徼地理之研究，大率由好学之谪宦或流寓发其端。如杨大瓢宾之《柳边纪略》，为记述黑龙江事情之创作，盖其父以罪编置此地，大瓢省侍时记其间见也。洪北江亦以谴谪成《伊犁日记》《天山客话》等书，实为言新疆事之嚆矢。此等虽皆非系统的著述，然间接唤起研究兴味固不少。祁鹤皋、徐星伯皆夙治边徼地理，皆因遣戍伊犁而其学大成。鹤皋于乾隆季年在史馆创撰《蒙古王公表》，凡阅八年，成书百二十卷；中国学者对于蒙古事情为系统的研究，自此始也。嘉庆十年，鹤皋以公罪戍伊犁，则于其间成《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西域释地》二卷，归后又成《藩部要略》十六卷，《西陲要略》一卷。其云西陲者则新疆，云藩部者则诸部蒙古也。星伯以嘉庆十七年戍伊犁，续补鹤皋之《总统事略》，即其后进呈、赐名《新疆识略》者是也。其在戍也，复成《新疆赋》二卷，《西域水道记》五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复有《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未刻。内《西域水道记》最为精心结撰之作，盖自为记而自释之，其记以拟《水经》，其释则拟郦注也。而李恢垣光廷著《汉西域图考》，虽未历其地，而考证有得者颇多。
张石洲著《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北魏地形志》十三卷。《游牧记》盖与鹤皋之《藩部要略》相补，《要略》为编年史，此则专门地志也。属稿未竟而卒，何愿船补成之。
龚定庵著有《蒙古图志》，为图二十有八，为表十有八，为志十有二，凡三十八篇。其《像教志》《水地志》《台卡志》《字类表》《声类表》《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册降表》《寄爵表》《乌梁海志》《青海志》等，皆有序文，见本集中，盖深通史裁之作品也。定庵复有《北路安插议》《西域置行省议》等篇，言新疆事颇中窾要。同时魏默深亦治西北史地之学，而其精力萃于《新元史》一书，考证地理盖其副业云。
何愿船稍晚出，寿亦最短，然其学精锐无前，所著《北徼汇编》八十六卷，咸丰间赐名《朔方备乘》。其书为“圣武述略”六，东海诸部内属述略、索伦诸部内属述略、喀尔喀内属述略、准噶尔荡平述略、乌梁海内属述略、哈萨克内属述略为“考”二十有四，北徼星度考、北徼界碑考、北徼条例考、北徼喀伦考、北徼形势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学考、雅克萨城考、尼布楚城考、波罗的等路疆域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罗斯亚美里加属地考、北徼城垣考、北徼邑居考、艮维窝集考、库叶附近诸岛考、北徼山脉考、艮维诸水考、包楞格河源流考、额尔齐斯河源流考、北徼水道考、北徼教门考、北徼方物考、乌孙部族考为“传”六，汉魏北徼诸国传、周齐隋唐北徼诸国传、辽金元北徼诸国传、元代北徼渚王传、历代北徼用兵将帅传、国朝北徼用兵将帅传为“纪事始末”二，俄罗斯互市始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为“记”二，俄罗斯进呈书籍记、俄罗斯丛记为“考订诸书”十五，“辨正诸书”五，目多不具举为表七，北徼事迹表上下、北徼沿革表、北徼地名异同表、俄罗斯境内分部表、北徼世次表、北徼头目表而以“图说”一卷终焉。其书言蒙古最详，而尤注重中俄关系；有组织，有别裁，虽今日读之，尚不失为一名著也。
同光间治西北地理者，有顺德李仲约文田著《元秘史注》《双溪集注》等，所注专详地理；有吴县洪文卿钧著《元史译文证补》，末附考数篇，皆言地理。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学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其大部分工作在研究蒙古，而新疆及东三省则其附庸也。
此类边徼地理之著作，虽由考古引其端，而末流乃不专于考古，盖缘古典中可凭借之资料较少。而兹学首倡之人如祁鹤皋、徐星伯辈，所记载又往往得自亲历也。其专以考古边徼地理名家者，在清季则有丁益甫谦。
益甫以乡僻穷儒，交游不广，蓄书不多，而所著《蓬莱轩舆地丛书》六十九卷，探赜析微，识解实有独到处，除各史之蛮夷传咸分别考证外，其余凡关于边徼及域外地理之古籍，上自《穆天子传》，中逮法显、玄奘诸行传，下迄耶律楚材、丘长春诸游记，外而《马哥波罗游记》，皆详细笺释。成书凡数十种，皆互相钩稽发明，绝少牴牾。其中不能无误谬处，自是为时代及资料所限，不能苛求可谓释地之大成，籀古之渊海也已。其学风与益甫略相近而学力亦相埒者，则有钱唐吴祁甫承志，著有《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五卷。
言世界地理者，始于晚明利玛窦之《坤舆图说》，艾儒略之《职方外纪》。清初有南怀仁、蒋友仁等之《地球全图》。然乾嘉学者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之而已。嘉庆中林少穆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鸦片战役后，则有魏默深《海国图志》百卷，徐松龛继畲《瀛环志略》十卷，并时先后成书。魏书道光二十二年成六十卷，二十七年刻于扬州，咸丰二年续成百卷。徐书作始于道光二十三年，刻成于二十八年魏书不纯属地理，卷首有筹海篇，卷末有筹夷章条、夷情备采、战舰火器条议、器艺、货币……等。篇中多自述其对外政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然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徐书本自美人雅裨理，又随时晤泰西人辄探访，阅五年数十易稿而成，纯叙地理，视魏书体裁较整。此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故略述其著作始末如上。其晚近译本，不复论列也。
制图之学，唐代《十道图》今已不存，而元朱伯思之图，在前代号称最善，盖所用者阿拉伯法也。清圣祖委任耶稣会士分省实测，于康熙五十三年成《内府舆图》，为后此全国地图所本。乾隆平定准回部及大小金川后，使用新法测量，成《西域图志》，益精善矣。详官书章然皆属殿板，民国罕见。道光间，李申耆创制《皇朝一统舆图》一卷，《历代地理沿革图》二十二幅，其沿革图用朱墨套印，尤为创格，读史者便焉。同治间，胡文忠林翼抚鄂，著《大清一统舆图》三十一卷，凡海岸、山脉、河流、湖泽、道里、城邑、台站、关塞，无不详细登录。其开方之法，则准以纬度，一寸五分为一方，方为百里。各行省及外藩皆作专图，可分可合，实当时空前之作也。光绪间杨星吾守敬著《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因李氏之旧，稍加精密。邹沅帆代钧自制中国舆地尺一华尺等于百万分米特之三十万又八千六百四十二，以绘世界全图。凡外图用英法俄尺者，悉改归一律，无论何国何地，按图可得中国里数分率之准焉，此清代制图学进步之大凡也。
九 谱牒学
方志，一方之史也；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章实斋语意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而年谱之效用，时极宏大。盖历史之大部分，实以少数人之心力创造而成。而社会既产一伟大的天才，其言论行事，恒足以供千百年后辈之感发兴奋，然非有严密之传记以写其心影，则感兴之力亦不大。此名人年谱之所以可贵也。
年谱盖兴于宋。前此综记一人行事之著作见于著录者，以《东方朔传》《李固别传》等为最古，具体殆类今之行状。其有以年经月纬之体行之者，则薛执谊之《六一居士年谱》、洪兴祖之《昌黎先生年谱》、鲁訔之《杜甫年谱》、吴斗南之《陶潜年谱》，其最先也。自明以来，作者继踵，入清而极盛。
第一类，自撰年谱。欧美名士，多为自传，盖以政治家自语其所经历，文学家自语其所感想，学者自语其治学方法，……令读者如接其謦欬，而悉其甘苦，观其变迁进步，尚友之乐，何以加诸？中国古代作者，如司马迁、东方朔、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王充、刘知几等皆有之，而迁、充、知几之作附于所著书后者，尤能以真性情活面目示吾侪，故永世宝焉。年谱体兴，自谱盖鲜。明以前靡得而指焉，所见者仅有明张文麟自撰《端岩年谱》清人自谱之可称者如下：
《孙夏峰先生年谱》。夏峰七十岁时自撰大纲，门人汤斌、魏一鳌、赵御众、耿极编次而为以注，并续成后五年
《毋欺录》。朱伯庐(用纯)著此书，自记其言论、行事、感想，皆系以年，实等于自撰年谱也。光绪间金吴澜汇刻《归顾朱三先生年谱》，即以此当朱谱
《魏敏果公年谱》。魏环溪(象枢)口授，子学诚等手录
《蒙斋年谱》。田山薑(雯)六十岁时自著，子肇丽续成后十年
《渔洋山人年谱》。王贻上(士祯)自著，小门生惠栋补注
《漫堂年谱》。宋牧仲(荦)自著
《恕谷先生年谱》。李恕谷(塨)自为日谱，五十二岁时命门人冯辰辑之为年谱，实等自撰也。凡恕谷友已下世者，皆附以小传。则全出辰手
《尹元孚年谱》。尹元孚(会一)自著
《瞿木夫自订年谱》。木夫名中溶，钱竹汀女婿
《言旧录》。张月霄(金吾)自撰年谱
《病榻梦痕录》《梦痕余录》。汪龙庄(辉祖)自撰年谱。本录记事，余录记言
《敝帚斋主人年谱》。徐彝舟(鼒)自撰
《退庵自订年谱》梁茞林(章钜)自撰
《骆文忠公秉章年谱》自撰
《葵园自定年谱》王益吾(先谦)自撰
此外自撰年谱有刻本者尚十数家，以其人无足称，不复论列。黄梨洲、施愚山皆有自撰谱，已佚自撰谱谱中主人若果属伟大人物，则其价值诚不可量，盖实写其所经历所感想，有非他人所能及者也。惜以上诸家能餍吾望者尚少，内中最可宝者厥惟《恕谷年谱》。其记述自己学问用力处，可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彼又交游甚广，一时学风藉以旁见者不少。其体裁最完整者莫如汪龙庄之《梦痕录》。惜龙庄学识颇平凡，不足耐人寻味耳。章实斋、邵二云皆龙庄挚友。若彼二人有此详细之自叙，岂非快事！葵园谱下半述其刻书编书之经历颇可观。月霄、彝舟皆质朴有风趣。木夫谱最可见乾嘉学风印象，且钱竹汀学历多藉以传。夏峰谱原文虽简，得注便详，明清之交“北学”、“洛学”之形势见焉。其余则“自郐以下”矣。
此外亦有自撰墓志铭之类者，以吾记忆所及，则屈翁山、张稷若、李恕谷、彭南畇皆有之。又如汪容甫有自序，则文人发牢骚之言，所裨史料仅矣。其仿马班例为详密的自述，附所著书中者甚少，吾忆想所得，惟顾景范《读史方舆纪要序》颇近是。
第二类，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此类年谱价值，仅下自撰一等，因时近地切，见闻最真也。但有当分别观之者。其一，先问谱主本人价值如何？若寻常达宦之谱，事等谀墓，固宜复瓿。其二，谱主人格虽可敬，然丰于所昵，人之恒情；亲故之口，虑多溢美。其三，即作谱者力求忠实，又当视其学识如何？“相知贵相知心”，虽父师亦未必遂能得之于子弟。以此诸因，此类谱虽极多，可称者殊寥落，今略举如下。
《孙文正公(承宗)年谱》《鹿江村先生(善继)年谱》。门人陈鋐著
《刘蕺山先生(宗周)年谱》。门人董瑒著，子汮录遗
《漳浦黄先生(道周)年谱》。门人庄起俦著。尚有门人洪恩、郑亦邹两本在前
《申端愍公(允佳)年谱》。子涵光著
《申凫盟(涵光)年谱》。弟涵盼著
《顾亭林先生(炎武)年谱》。子衍生著。后人续者尚数家，见第三类
《李二曲先生(颙)年谱》。门人王心敬著
《魏石生先生(裔介)年谱》。子荔彤著
《颜习斋先生(元)年谱》。门人李塨、王源合著，以习斋自撰日谱为底本
《汤文正公(斌)年谱》。门人王廷灿著
《查他山先生(慎行)年谱》。外曾孙陈敬璋著
《陆稼书先生(陇其)年谱》。子宸征、子婿李铉合著
《施愚山先生(闰章)年谱》。曾孙念曾著
《全谢山先生(祖望)年谱》。门人董秉纯著
《汪双池先生(绂)年谱》。门人金龙光著
《戴东原先生(震)年谱》。门人段玉裁著
《阮尚书(元)年谱》。子长生著
《孙渊如先生(星衍)年谱》。友人张绍南著
《洪北江先生(亮吉)年谱》。门人吕培著
《弇山毕公(沅)年谱》。门人史善长著
《方植之(东树)年谱》。从弟宗诚著
《吴山夫(玉搢)年谱》。友人丁晏著
《养一子(李兆洛)年谱》。门人蒋彤著
《陈硕甫先生(奂)年谱》。门人管庆祺、戴望著
《阿文成公(桂)年谱》。孙那彦成、门人王昶同著
《曾文正公(国藩)年谱》。门人李瀚章、黎庶昌等著
《左文襄公(宗棠)年谱》。湘潭罗正钧著
《罗忠节公(泽南)年谱》。《王壮武公(錱)年谱》。湘潭罗正钧著
《丁文诚公(葆桢)年谱》。门人唐炯著
《刘武慎公(长佑)年谱》。友人郑辅纶、王政慈同著
上所列，除他山、愚山两谱时代稍后外，其余皆作谱人直接奉手于谱主闻见最亲切者。然价值亦有差等。最上乘者应推蕺山、习斋、东原三谱，次则双池、养一两谱，盖皆出于其最得意门生之手，能深知其学也。蕺山谱记谱主学行外，尤多晚明时局史料自余诸学者之谱，亦皆有相当价值，须改造者亦不少，若亭林谱即其例也。诸大学者中，如胡朏明，惠定宇，江慎修，李穆堂，钱竹汀，段茂堂，王石臞、伯申父子，焦里堂，庄方耕，刘申受，魏默深，陈兰甫，俞荫甫，……皆无当时人所撰年谱，亦未闻有谋补作者，甚可惜也。
学者之谱，可以观一时代思想，事功家之谱，可以观一代事变，其重要相等。阿文成谱为卷三十有四，可谓空前绝后之大谱，其中繁芜处当不少，吾未见但作史料读固甚佳也。曾文正公谱十二卷，亦称巨制，余如陶文毅、林文忠、郭筠仙、李文忠等，似尚未有谱(？)，颇可惜。
篇幅极长之行状事略等，往往详记状主事迹之年月，虽不用谱体，其效力亦几与谱等。如王白田之子箴昕所作《先府君行述》，洪初堂榜所作《戴东原先生行状》，焦里堂之子廷琥所作《先府君事略》，王石臞为其父文肃公安国所作《先府君行状》……之类，名篇颇多。后此作谱者可取材焉。
第三类，后人补作或改作昔贤年谱。此乃当时未有谱而后人补作，或虽有谱而未完善，后人踵而改作者。此类作品，其一必谱主为有价值的人物，得作谱者之信仰，故无下驷滥竽之病。其二时代已隔，无爱憎成心，故溢美较少，此其所长也；虽然，亦以时代相隔之故，资料散失或错误，极难得绝对的真相，此其所短也。为极勤苦极忠实的考证，务求所研究之对象得彻底了解，此实清儒学风最长处。而此类补作或改作之年谱，最能充分表现此精神，故在著作界足占一位置焉。今将此类作品分两项论列如下。
(甲)清人或今人补作或改作清人名人年谱。以卒于清代者为限，以谱主年代先后为次
《张苍水(煌言)年谱》。咸丰间赵之谦著。旧有一谱，题全谢山著，赵氏辨其伪，别撰此本
《黄梨洲(宗羲)年谱》。(一)同治间梨洲七世孙炳垕著。(二)薛风昌著
《顾亭林(炎武)年｛普》。(一)吴映奎著；(二)车持谦著；(三)胡虔著；(四)徐松著；(五)周中孚著；(六)张穆著。此谱最初本为亭林子衍生作，吴氏因之，车氏又因吴氏。徐氏未见诸本，孤意创作，已写定，未刻。张氏乃综合车、徐两本，再加厘定，道光二十三年著成。胡氏本见张本自序，周氏本见其所著《郑堂札记》，想皆已佚
《王船山(夫之)年谱》(一)刘毓崧著。(二)王之春著。刘本同治乙丑年成，前无所承，创作至难，故名曰初稿，而自序称其未备者有七。之春为船山八世从孙，据家谱及他书以正刘本之讹而补其阙。书成于光绪十八年壬辰
《朱舜水(之瑜)年谱》。梁启超著
《吴梅村(伟业)年谱》。道光间顾师轼著
《傅青主(山)年谱》。(一)张廷鉴著，阙存。(二)同治间曹树谷著。(三)宣统间丁宝铨著
《徐俟斋(枋)年谱》《万年少(寿祺)年谱》。俱今人罗振玉著
《阎古古(尔梅)年谱》。(一)道光间鲁一同著。(二)今人张慰西著
《冒巢民(襄)年谱》。冒广生著
《陈乾初(确)年谱》。嘉庆间吴骞著
《张杨园(履祥)年谱》。苏惇元著
《阎潜丘(若璩)年谱》。道光间张穆著
《戴南山(名世)年谱》。道光间戴钧衡著(？)。此谱为戴作抑徐宗亮作，待考
《章实斋(学诚)年谱》。今人胡适著。日本人内藤虎次郎创作，胡氏订正扩大之
《黄荛圃(丕烈)年谱》。光绪间江标著
《龚定庵(自珍)年谱》。(一)吴昌绶著。(二)宣统间黄守恒著
《徐星伯(松)年谱》。光绪间缪荃孙著
(乙)清人或今人补作或改作汉至明名人年表或年谱。以谱主年代先后为次
《贾生(谊)年表》。汪中著
《董子(仲舒)年表》。苏舆著
《太史公(司马迁)系年要略》。王国维著
《刘更生(向)年谱》。(一)梅毓著，(二)柳兴恩著
《许君(慎)年表》。陶方琦著
《郑康成(玄)年谱》。(一)沈可培著，(二)洪颐煊著，(三)陈鳣著，(四)袁钧著，(五)丁晏著，(六)郑珍著。王鸣盛《蛾术编》有《高密遗事》，卷三中亦有年表
《郑司农(玄)、蔡中郎(邕)年谱合表》。林春溥著
《孔北海(融)年谱》。缪荃孙著
《诸葛武侯(亮)年谱》。(一)张澍著，(二)杨希闵著
《陈思王(曹植)年谱》。丁晏著
《王右军(羲之)年谱》。(一)吴浔著，(二)鲁一同著
《陶靖节(潜)年谱》。(一)丁晏著，(二)陶澍著，(三)梁启超著。陶谱旧有宋人吴斗南、王质两家，丁作似自创，陶作名曰年谱考异，订正旧说，加详。梁作又加订正
《庾子山(信)年谱》。倪瑶著
《魏文贞公(征)年谱》。王先恭著
《慈恩法师(玄奘)年谱》。梁启超著，仅成略本
《王子安(勃)年谱》。姚大荣著
《张曲江(九龄)年谱》。温汝适著
《李邺侯(泌)年谱》。杨希闵著
《王摩诘(维)年谱》。赵殿成著
《陆宣公(贽)年谱》。(一)丁晏著，(二)杨希闵著
《白香山(居易)年谱》。汪立名著。白谱旧有宋陈振孙本，汪氏改作
《玉溪生(李商隐)年谱》。(一)朱鹤龄著，(二)冯浩著，(三)张尔田著，名曰会笺
《韩忠献公(琦)年谱》。杨希闵著
《欧阳文忠公(修)年谱》。华孳享著
《司马温公(光)年谱》。(一)顾栋高著，(二)陈宏谋著
《王荆公(安石)年谱》。(一)顾栋高著，(二)蔡上翔著
《东坡先生(苏轼)年谱》。(一)邵长蘅著，(二)查慎行著。苏谱旧有南宋施元之、宿父子，王宗稷三家，及傅藻《纪年录》。邵作重订王谱。查作为年表式
《苏文定公(辙)年谱》。龚煦春著
《黄文节公(庭坚)年谱》。徐名世删补。黄谱旧有南宋末山谷诸孙闒所撰，徐氏删补之
《二程(颢、颐)年谱》。池生春著
《米海岳(芾)年谱》。翁方纲著
《稷山段氏二妙(克己、成己)年谱》。孙德谦著
《元遗山(好问)年谱》。(一)翁方纲著，(二)凌廷堪著，(三)施国祁著，(四)李光廷著
《洪文惠(适)年谱》《洪文敏(迈)年谱》。俱钱大昕著
《岳忠武王(飞)年谱》。梁玉绳著。岳武孙珂《金陀粹编》有简谱，梁氏补之
《李忠定公(纲)年谱》。杨希闵著
《朱子(熹)年谱》附考异。王懋竑著。朱谱旧有门人李公晦所著，明嘉靖间李默改窜之，全失其旧。康熙初有洪璟删补。李默本亦不佳，王氏作此订正之
《陆子(九渊)年谱》。李绂著，陆谱旧有其门人袁燮、傅子云所著，其后附刻全集之末，删汰失真。李氏作此订正之
《陆放翁(游)年谱》。(一)赵翼著，(二)钱大昕著
《深宁先生(王应麟)年谱》。(一)钱大昕著，(二)张大昌著，(三)陈仅之著
《谢皋羽(翱)年谱》。徐沁著
《王文成公(守仁)年谱》。(一)毛奇龄著，(二)杨希闵著。王谱旧有其门人钱德洪所著，后经李贽窜乱。毛、杨皆订正之，但亦未见佳
《弇州山人(王世贞)年谱》。钱大听著
《归震川(有光)年谱》。(一)汪琬著，已佚。(二)孙守中著
《戚少保(继光)年谱》。戚祚国著
《杨升庵(慎)年谱》。简绍芳著
《左忠毅公(光斗)年谱》。马其昶著
《徐霞客(宏祖)年谱》。丁文江著
右两项数十种，实清代年谱学之中坚。大抵甲项几无种不佳，乙项之佳者亦十而六七。此类之谱，作之实难，盖作者之去谱主，近则百数十年，远乃动逾千岁。非如第二类之谱，由门人子弟纂撰者，得以亲炙其言行，熟悉其时日。资料少既苦其枯竭，苦其里漏，资料多又苦其漫漶，苦其牴牾。加以知人论世，非灼有见其时代背景，则不能察其人在历史上所占地位为何等，然由今视昔，影像本已朦胧不真，据今日之环境及思想以推论昔人，尤最易陷于时代错误。是故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专就学者或文学家言，别方面则又有别当注意之资料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不宁惟是，凡与其人有关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语及其人者，悉当留意。不宁惟是，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忽视。故用一二万言之谱，往往须翻书至百数十种。其主要之书，往往须翻至数十遍。资料既集，又当视其裁断之识与驾驭之技术何如，盖兹事若斯之难也。吾尝试著一二谱，故深知其甘苦，然终未能得满意之作。吾常谓初入手治史学者，最好择历史上自己所敬仰之人，为作一谱。可以磨炼忍耐性。可以学得搜集资料、运用资料之法优为此者，厥惟清儒，前代盖莫能及。
上列诸谱中，其最佳者，如王白田之《朱子年谱》。彼终身仅著此一书，而此一书已足令彼不朽。朱子之人格及其学术真相皆具焉。李穆堂之陆谱，价值亦略相埒也。如顾震沧之温公谱，其意欲使不读温公集之人，读此亦能了解温公人物真相之全部，在诸谱中实为一创格。震沧意谓有附集之谱，有单行之谱。附集者，备续集时参考，故宜简明。单行者，备不读集人得有常识，故宜详尽再以与彼所著荆公谱合读，则当时全盘政局，若指诸掌矣。如蔡元凤之荆公谱，虽体裁极拙劣，而见译绝伦。如陶云汀之《渊明谱考异》，张孟劬之《玉溪谱会笺》，最注意于谱主之身世，观其孕育于此种环境中之文艺何如。如张石洲之顾、阎两谱，刘伯山之船山谱，罗叔蕴之徐、万两谱……等，于谱主所履之地位、所接之人等，考核精密，细大不遗。如翁覃溪、李恢垣之遗山谱，孙益庵之二妙谱，资料本极乏，而搜罗结果乃极丰富。如丁俭卿之陈思谱，鲁通甫之右军谱，姚俪桓之子安谱，于谱主之特性及其隐衷，昭然若揭。如胡适之之实斋谱，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吾尚嫌其未尽并及时代思潮。凡此诸作，皆近代学术界一盛饰也。
第四类，纯考证的远古哲人年表。此类性质，与前三类皆不同。不重在知其人，因其人为人所共知而重在知其确实之年代。故不作直行之详赡年谱，而惟作旁行斜上之简明年表。然而考证辨析，有时亦甚辞费焉。列其作品如下。
《周公年表》。牟庭著
《孔子年表》。(一)江永《孔子年谱》，黄定宜为之注；(二)狄子奇《孔子编年》；(三)胡培翚校注、宋胡仔之《孔子编年》；(四)崔述《洙泗考信录》；(五)魏源《孔子编年》；(六)林春溥《孔子师弟年表》
《卜子年谱》。陈玉澍著
《墨子年表》。(一)孙诒让《墨子年表》；(二)梁启超《墨子年代考》
《孟子年表》。(一)黄本骥《孟子年谱》；(二)汪椿《孟子编年》；(三)任启运《孟子考略》；(四)周广业《孟子四考》；(五)曹之升《孟子年谱》；(六)任兆麟《孟子时事略》；(七)狄子奇《孟子编年》；(八)崔述《孟子事实录》；(九)魏源《孟子编年》；(十)林春溥《孟子时事年表》
《荀子年表》。(一)汪中《荀卿子通论》附年表；(二)胡元仪《郇卿别传》
《董生年表》。苏舆著。在苏著《春秋繁露义证》内
以上诸作，皆考证甚勤。夫非有问题，则不必考证。问题取决于纸上资料，恐终于“以后息者为胜”耳。虽然，经过若干人严密之考证，最少固可以解决问题之一部分也。至如墨、孟、荀等生卒年既无法确定，则欲编成具体的年表，总属徒劳。
族姓之谱，六朝、唐极盛，宋后浸微，然此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
清代当承平时，诸姓之谱，恒聘学者为之修订。学者亦喜自订其家之谱。观各名家集中殆无一不有“某氏族谱序”等文，可见也。吾尝欲悉荟萃此项文比而观之，则某地某姓有佳谱，盖可得崖略。惜今未能，故亦不克详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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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