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方面，中国所传旧学，本为非科学的。清医最负盛名者如徐洄溪大椿、叶天士桂，著述皆甚多，不具举。惟有一人不可不特笔重记者，曰王勋臣清任，盖道光间直隶玉田人，所著书曰《医林改错》，其自序曰：“……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本源一错，万虑皆失……著书不明脏腑，岂非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盲子夜行？……”勋臣有惕于此，务欲实验以正其失。然当时无解剖学，无从着手。彼当三十岁时，游滦州某镇，值小儿瘟疹，死者甚多，率皆浅殡。彼乃不避污秽，就露脏之尸细视之，经三十余具，略得大概，其遇有赴刑之犯，辄往追视。前后访验四十二年，乃据所实睹者绘图成脏腑全图而为之记。附以“脑髓说”，谓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气血合脉说”，斥《三焦脉诀》等之无稽，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论。其人之求学，亦饶有科学的精神，惜乎举世言医者莫之宗也。
吾叙带科学，而供吾论列之资料仅此。吾阁笔且愧且悲焉。虽然，细思之，未足为愧，未足为悲。西方科学之勃兴，亦不过近百年间事耳，吾乾嘉诸老未能有人焉于此间分一席，抑何足深病？惟自今以往仍保持此现状，斯乃真可愧真可悲耳。呜呼！此非前辈之责而后者之责也。后起者若能率由前辈治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又安见所收获之不如欧美？虽然，非贵乎知之，实贵乎行之。若如今日之揭科学旗帜以吓人者，加减乘除之未娴，普通生理心理之未学，惟开口骂“线装书”，闭口笑“玄学鬼”，狺狺于通衢以自鸣得意。顾亭林有言：“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吾得易其语曰：“今之清谈谈科学。”夫科学而至于为清谈之具，则中国乃真自绝于科学矣！此余之所以悁悁而悲也。
十一 乐曲学
昔之言学者，多以律历并举。律盖言乐之律吕也。其所以并举之故，虽支离不足取，吾为叙述便利起见，姑于述历算后次论焉。可纪者少，等于附庸而已。
但吾仍有须郑重声明者：吾之无乐曲学常识，一如其于历算。吾绝无批评诸家得失之能力，且所叙述亦恐不能得其要领。希海内明治斯学者有以教之。
中国音乐，发达甚早。言“六艺”者两说，《周官》大司徒之“礼、乐、射、御、书、数”；《汉书?艺文志》之“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皆与居一焉。儒家尤以之为教育主要工具，以是招墨氏之非议。惜无乐谱专书，其传易坠。汉魏以降，古乐亡，以至于尽。累代递兴之新乐，亦复阅时辄佚，而俗乐大抵出伶工之惰力的杂奏，漫以投里耳之好，故乐每况而愈下。乐之研究，渐惹起一部分学者之注意。固宜然矣。
清儒所治乐学，分两方面：一曰古乐之研究，二曰近代曲剧之研究。其关于古代者复分两方面：一曰雅乐之研究，二曰燕乐之研究。关于近代者亦分两方面：一曰曲调之研究；二曰剧本之研究。
清儒好古，尤好谈经。诸经与乐事有连者极多，故研究古乐成为经生副业，固其所也。清初自诩知乐者首为毛西河，著有《竞山乐录》——一名《古乐复兴录》《圣谕乐本解说》《皇言定声录》等书；而李恕谷从之游，著有《学乐录》以申其说。此四书者可称为毛氏一家之学。西河自称得明宁王权家所藏唐乐笛色谱，因据之以推得古代之七调九声，谓“自春秋迄明，千年长夜，一旦尽举而振豁之”，其自负可谓至极。然所谓宁王之笛色谱，始终未尝出以示人，其有无且不知，其是否唐乐更不可知。西河人格不足以见信于世，故全谢山攻其伪妄，盖有以自取矣。然其对于荒诞支离的旧说扫荡廓清之功，固不可泯灭。彼力斥前人之以五行附会乐理。略云：“乐之有五声，亦言其声有五种耳，其名曰宫曰商，亦就其声之不同，而强名之作表识耳。自说音推原元本，忘求繇历，……至有分配五行、五时、五土、五色，……而究与声律绝不相关。此何为也？……故凡为乐书，多画一元、两仪、五行、十二辰、六十四卦、三百六十五度之图，斐然成文，而又畅为之说，以引证诸黄钟太簇阴阳生死上下顺逆增减，以及时气卦位历数之学凿凿配合者，则其书必可废。……”彼力斥前人之摹揣古乐器以图复古。略云：“尝牵合古尺，考复旧琯，呼工师截竹裁设管器，及裁竟而乐殊不然，然后知迁、固以后，京房、郑玄、张华、荀勖，……及近代之韩尚书、郑恭王辈，凡言钟铸、均弦、造器、算数，皆欺人之学，不足道也。”此皆一扫尘霾，独辟畦径。其所自立论之价值如何，吾不能妄评，凌次仲谓西河全属武断。陈兰甫谓西河论乐最谬，七声十二律茫然不知但其革命的精神则甚可师也。清初尚有胡彦升著《乐律表微》，凌次仲谓其只知唱昆山调及推崇朱子
初期汉学家之乐学的著作，最有名者为江慎修之《律吕新论》二卷，《律吕阐微》十一卷。慎修长于算，故以算理解乐律，多能匡正宋明人之失。然乐律应否以算理解释，实为先决问题。慎修虽用力甚勤，然其截断众流之识，恐反出西河下也。书中附会河图、五行、纳音、气节诸陋习亦不免惟《新论》卷末论声音流变，论俗乐可求雅乐，论乐器不必泥古诸条，似有卓见。《阐微》言唐宋燕乐之当研究，实为凌次仲示其途径。戴东原亦有论乐律之篇，大致不出慎修见解
清儒最能明乐学条贯者，前有凌次仲，后有陈兰甫，而介其间者有徐新田养原。次仲之书曰《燕乐考原》六卷。燕乐者，唐代音乐最主要之部分也。唐天宝十三载，分乐为三部：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燕乐。沈括《梦溪笔谈》语而燕乐最贵，奏技者皆坐堂上。白香山《立部伎》诗自注云：“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又选立部伎，绝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立部伎即掌清乐者也，雅乐又在其下清乐者，梁陈旧乐也；燕乐者，周隋旧乐也。本书卷六语唐承周隋之统，以其旧乐为主，而以西域诸国乐损益之，故其燕乐集乐之大成。次仲以为，“世儒有志古乐而不考之于燕乐，无异扣盘扪籥”自序语，故专为此书研究之。卷一为总论，考燕乐之来历，说明其选声制谱之概略，卷二至卷五分论燕乐二十八调宫、商、角、羽各七调，各自为卷，卷六为后论，凡十三章《燕乐二十八调说》上中下，《字谱即五声二变说》上下，《述琴》《述笛》《宫调之辨不在起调》《毕曲说》《徵调说》《燕乐以夹钟为律本说》《明人九宫十三调说》《南北曲说》《声不可配律说》，附加《燕乐表》终焉。其书之要点大略如下。吾之学力实不配作提要，所摘有误略，望读者指正
一燕乐之原，出于龟兹苏祗婆之琵琶。琵琶四弦，为宫、商、角、羽四声无徵声，每声七调，故有二十八调。
二燕乐之调，本以字谱即上、工、尺等为主，与《汉书?律历志》所言律吕之长短分寸，渺不相涉。郑译、沈括辈将二者牵合为一，乃欺人之谈。
三今之字谱，即古之宫商——上字为宫，尺字为商，工字为角，合字为徵，四字为羽，一字为变宫，凡字为变徵。此明朱载堉说，次仲略修改之古乐用五声二变而成音，犹今乐用七字谱而成调，即此可以沿而上溯，不必旁求。
四《乐志》等向称唐人八十四调，其实只是二十八调，因琵琶四弦每弦七调故也。然宋乾兴以来所用仅十一凋，今则仅用七调而已。
五今之南曲，即唐清乐之遗；今之北曲，即唐燕乐之遗。疑燕乐完全失传者，误也。其自序谓：“廷堪于斯事初亦未解，若涉大水者有年，然后稽之于典籍，证之以器数，一旦始有所悟入。”其与阮伯元书云：“推步学自西人之后，有实测可凭，譬之鸟道羊肠，绳行悬度，苟不惮辛苦，无不可至者。若乐律诸书，虽言之成理，乃深求其故，皆如海上三神山，但望见焉，风引之则又远矣。何者？一实有其境，一虚构其理也。吾书成，庶东海扬尘，徒步可到矣。”总之，昔之言乐者，皆支离于乐外，次仲则剖析于乐中。其剖析所得成绩如何，虽非吾侪门外汉所能妄谈，若其研究方法，确为后人开一新路，则吾敢断言也。次仲之乡先辈程易畴有《声律小记》一卷，《琴音记续篇》一卷，似无甚发明。惟其“论中声”一条，陈兰甫极称之
次仲复有《晋泰始笛律匡谬》一卷。其自序云：“乐学之不明，由算数之说汨之也。黄钟之数，《史记》《汉书》皆云十七万一千一百四十七。不知此数于何而施用。将以为黄钟之长耶？恐九寸之管，非针芒刀刃不足以容之，将以为黄钟之实耶？恐径九分之中，非野马尘埃不足以受之。……然则律度乘除之损益，果足以深信耶？画鬼易，画人难，言乐者每恃此为藏身之固。……陈之以虚数则烂然，验之以实事则茫然者，比比皆是矣。……晋泰始末荀勖制笛律，乃以丝声之律度为竹声之律度，悉毁前人旧作，而乐学益晦。……今为《匡谬》一卷。嗟乎！所匡者宁独荀公哉！”荀律果谬与否，所匡果不谬与否，别一问题。然次仲对于旧乐学摧陷廓清之勇猛见可矣。
年辈稍后于次仲者有徐新田养原，著有《荀勖笛律图注》《管色考》《律吕臆说》等书。新田似未见次仲书，故无一字之征引辨难。其《笛律图注》尊宗荀勖，与次仲正反。其《管色考》，专论字谱，矫正元明人之误，与次仲全同而加详。其《律吕臆说》，亦一扫五行卦气等等纠缠之说，专剖析于乐中。与次仲孰优劣，非吾所能言也。其言五声变为七音，为乐学一进步，七音乃律而非声，其变为乃全体改易，非于本音之外漫加二音旧说谓变宫、变徵乃就旧有五声加上；言雅乐非于俗乐之别外有一声节，言雅乐之亡由于图谱失传，不关律吕；言三代之乐不亡于秦，而亡于魏晋；言当因俗乐管色以推求古乐，皆自有见地者。
陈兰甫所著曰《声律通考》十卷。兰甫著书动机，盖因读次仲书而起，而驳正其说亦最多。盖他书无驳之价值，而于凌书所未安，则不容不驳也。卷九之末自注云：“此书于《燕乐考原》之说驳难最多，非掎摭前人也。余于凌次仲，实资其先路之导。其精要之说，固已采录之至，其持论偏宕，则不可不辩。其纷纭舛错，读之而不可解者，尤不能不为订正。九原可作，当以为诤友焉。”今略摘凌、陈异点如下。
一凌氏掊击荀勖笛律，陈氏极推重之。陈似未见凌之《笛律匡谬》，亦未见徐氏之《笛律图注》。然凌氏《匡谬》之说，已有一部分散见《燕乐考原》中，陈所反驳甚当也。徐著极精密，使陈见之或更有助说明荀氏十二笛三调之制及其作用。
二凌氏不信有八十四调，谓郑译创此说以欺人。陈氏考证八十四调为梁隋所有，不始郑译据《隋书?万宝常传》及《旧五代史?音乐志》等书，并说明其可能。
三凌氏以工尺等字谱分隶宫商等，陈氏承认之。但陈谓此惟今乐为然耳，宋人则以工尺配律吕，非以代宫商。
四凌氏以苏祗婆琵琶为标准乐器，陈氏谓有研究古乐器之必要。其言曰：“声随器异，由今之器，岂能寄古之声？试取今日之二弦、梆子以唱昆腔，闻者必为掩耳，而况以今器寄古声乎？”
兰甫《东塾集》中有《复曹葛民书》一篇，最能说明其述作之旨。今节录如下。间引本书说或他人说，注其难解者
……澧为此书，所以复古也，复古者迂儒常谈，澧岂效之？良以乐不可不复古也。……鼓吹也，戏剧也，小曲也，其号为雅音者琴师之琴也，此则今所谓乐也。何为宫商而不知也？何为律吕而更不知也？启超案：徐新田《雅乐论》云：“今之琴有声无节，先不成其为乐矣，何论雅俗！”呜呼！乐者六艺之一，而可以轻亵沦亡若此哉！……近数十年，惟凌次仲奋然欲通此学，自谓以今乐通古乐。澧求其书读之，信多善者。然以为今之字谱即宋之字谱，宋之字谱出于隋郑译所演龟兹琵琶。如其言，则由今乐而上溯之，通于西域之乐耳，何由而通中国之古乐也？又况今之字谱非宋之字谱，宋之字谱又非出于郑译，古籍具存，明不可借假乎？澧因凌氏书，考之经疏史志子书，凡言声律者，排比名稽，以成此编。……将使学者由今之字谱而识七声之名，又由七声有相隔有相连而识十二律之位；识十二律，而古之十二宫八十四调可识也。启超案：兰甫弟子殷康保校《声律通考》竣，而撮其要点为跋云：“五音宫、商、角、徵、羽，即今所谓上、尺、工、六、五也。加变宫、变徵为七音，即今所谓一、凡也。七音得七律，宫与商之间有一律；角与变徵之间有一律；徵与羽之间有一律；羽与变宫之间有一律；是为十二律也。十二律者，高下一定者也；七音者，施转无定者也。十二律各为宫，则各有商、角、徵、羽，是为十二宫；十二宫各为一均；每一均转七调，则八十四调也。……”此段最能将全书提纲挈领，故录以为注又由十二律四清声而识宋人十六字谱，识十六字谱而唐宋二十八调可识也。然此犹纸上空言也，无其器何以定其声？无其度何以制其器？属有天幸，《宋书》《晋书》皆有“荀勖笛”，而阮文达公摹刻钟鼎款式有“荀勖尺”，二者不期而并存于世。夫然后考之史籍，隋以前历代律尺皆以“荀勖尺”为比。金、元、明承用宋乐，宋乐修改王朴乐；而王朴律尺又以荀勖尺为比。有荀勖尺，而自汉至明乐声高下皆可识也。然而荀勖尺易制也。荀勖笛难知也。《宋书》《晋书》所载荀勖笛制，文义深晦，自来读者不能解。澧穷日夜之力，苦思冥悟而后解之，而后仿制之，于是世间乃有古乐器。又读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有唐开元《鹿鸣》《关雎》十二诗谱，以今之字谱释之，于是世间乃有古乐章。……遍考古书所载乐器，从未有细及分厘如荀勖笛制者；遍考古书所载乐章，从未有兼注意音律如十二诗谱者。古莫古于此，详亦莫详于此。授之工人，截竹可造，付之伶人，按谱可歌，而古乐复出于今之世矣。……象州郑小谷见此书，叹曰：“有用之书也。”又曰：“君著此书辛苦，我读此书亦辛苦也。”嗟呼！辛苦著书，吾所乐也。有辛苦读之者，吾愿足矣。若其有用，则吾不及见矣。其在数十年后乎？其在数百年后乎？
吾认此书之著作为我学术界一大事，故不避繁重，详录此函。读之，则书之内容大概，可识矣。吾以为今所当问者只有两点：一、兰甫所解荀勖笛制是否无误？二、朱子所传开元十二诗谱是否可信？兰甫又言：“即谓十二诗谱不出开元，而为宋人所依托，然自宋至今，亦不可谓不古。较之毛大可所称明代之唐谱，不可同年而语矣。”若诚无误也，可信也，则所谓古乐复出于今世者，真可拭目而待也。由兰甫之书以复活汉晋以来不绝如缕之古乐；由次仲之书以复活唐代融会中西之燕乐，此点兰甫绝对承认次仲书之价值，兰甫书亦有可以补其未备者则二千年音流变，可以知其概以求隅反，乐天下快事宁有过此？夫今日音乐必当改造，识者类能言之矣，然改造从何处下手耶？最热心斯道者，亦不过取某国某名家之谱，随己之所嗜，拉杂输入一二云尔。改造音乐必须输进欧乐以为师资，吾侪固绝对承认。虽然，尤当统筹全局，先自立一基础，然后对于外来品为有计划的选择容纳。而所谓基础者，不能不求诸在我，非挟有排外之成见也。音乐为国民性之表现，而国民性各各不同，非可强此就彼。今试取某国音乐全部移植于我国，且勿论其宜不宜，而先当问其受不受。不受，则虽有良计划，费大苦心，终于失败而已，譬之撷邻圃之秾葩，缀我园之老干，纵极绚烂，越宿而萎矣。何也？无内发的生命，虽美非吾有也。今国中注意此问题者，盖极寥寥。然以吾所知一二先觉，其所见与所忧未尝不与吾同，盖亦尝旁皇求索，欲根据本国国民性为音乐树一新生命，因而发育之，容纳欧乐以自荣卫。然而现行俗乐堕落一至此甚，无可为凭藉；欲觅历史上遗影，而不识何途之从，哀哉耗矣！次仲、兰甫之书，以门外汉如我者，于其价值如何诚不敢置一辞，然吾颇信其能示吾侪以前途一线光明。若能得一国立音乐学校，资力稍充，设备稍完，聚若干有音乐学素养之人，分出一部分精力，循此两书所示之途径以努力试验，或从此遂可以知我国数千年之音乐为何物，而于其间发见出国民音乐生命未孵之卵焉，未可知也。呜呼！吾之愿望何日偿也？兰甫先生盖言“其在数十年后乎？其在数百年后乎？”
次仲《燕乐考原》之中四卷，详列琵琶四弦每弦所衍生之各七调，胪举其调名，上自郊祀乐章，下至院本杂剧，网罗无遗，因此引起后人研究剧曲之兴味焉。
初，康熙末叶，王奕清撰《曲谱》十四卷，吕士雄撰《南词定律》十三卷。清儒研究曲本之书，盖莫先于此。乾隆七年，庄亲王奉敕编《律吕正义后编》，既卒业，更命周祥钰、徐兴华等分纂《九宫大成南北词谱》八十一卷，十一年刊行之，曲学于是大备。江郑堂《汉学师承记》，称凌次仲是年应某达官之招，在扬州校勘词曲谱，得修脯自给；次仲精于南北曲，能分别宫调，自此。疑次仲曾参与《九宫谱》事也，待续考后此叶怀庭堂《纳书楹曲谱》，称极精审，度曲者宗之。有戴长庚著《律话》，吾未见其书，且未审为何时人。兰甫《声律通考》屡引其说，盖亦旁及曲律云。
以经生研究戏曲者，首推焦里堂，著有《剧说》六卷，虽属未经组织之笔记，然所收资料极丰富，可助治此学者之趣味，吾乡梁章冉廷柟著《曲话》五卷，不论音律，专论曲文，文学上有价值之书也。而陈兰甫亦有《唐宋歌词新谱》，则取唐宋词曲原谱已佚而调名与今本所用相符、字句亦合者，注以曲谱之意，拍而歌之。其自序有言：“物之相变，必有所因，虽不尽同，必不尽异。……诗失既求诸词，词失亦求诸曲，其事一也。……”读此可见此老雅人深致，惜其书已不传。
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静安当为不祧祖矣。而杨时百宗稷专言琴学，著《琴粹》《琴话》《琴谱》《琴学随笔》《琴余漫录》《琴镜》等书，凡二十四卷。琴学是否如徐新田所诋“不成其为乐”，吾不敢言。若琴学有相当价值，时百之书，亦当不朽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