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日知录》这样的书容易做吗？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几条。我们根据这种事实，可以知道，不独著书难，即抄也不容易了。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彻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这个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谓采山之铜与铜之分别何如。他这段话对于治学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领会了。
亭林的《日知录》，后人多拿来比黄东发的《黄氏日抄》和王厚斋的《困学纪闻》。从表面看来，体例像是差不多，细按他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日知录》不然，每一条大率皆合数条或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非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试观卷九宗室、藩镇、宦官各条，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卷十一黄金、银、铜各条，卷十二财用、俸禄、官树各条，卷二十八押字、邸报、酒禁、赌博各条，卷二十九骑、驿、海师、少林僧兵、徙戎各条，卷三十古今神祠条，卷三十一长城条，则他每撰成一条，事前要多少准备工夫，可以想见。所以每年仅能成十数条，即为此。不然，《日知录》每条短者数十字，最长亦不过一二千字，何至旬月才得一条呢？不但此也，《日知录》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意义。例如卷十三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清议、名教、廉耻、流品、重厚、耿介、乡愿之十二条，实前后照应，共明一义，剪裁组织，煞费苦心。其他各卷各条，类此者也不少。所以我觉得，拿阎百诗的《潜丘札记》，和《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相比，还有点像。顾亭林的《日知录》，却与他们都不像。他们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棉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后来王伯申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是模仿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正是科学研究之第一步，无论做何种学问都该用他。
亭林对于著述家的道德问题，极为注意。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为自作也”。《文集》卷二《抄书自序》又说：“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者，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卷十八《窃书》条又说：“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义，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同上他论著述的品格，谓“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他做《日知录》成书后常常勘改，“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削之”。《日知录，自序》然则虽自己所发明而与前人暗合者尚且不屑存，何况剽窃！学者必须有此志气，才配说创造哩。自亭林极力提倡此义，遂成为清代学者重要之信条，“偷书贼”不复能存立于学者社会中，于学风所关非细。
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亭林著作最能表现这种精神。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又说：“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再待十年。其初刻《日知录?自序》云：“旧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而犹未敢自以为定。……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文集》卷二我常想，一个人要怎样才能老而不衰？觉得自己学问已经成就，那便衰了。常常看出“今是昨非”，便常常和初进学校的青年一样。亭林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少也；自大，亦少也。”《日知录》卷七《自视欿然》条他的《日知录》，阎百诗驳正若干条，他一见便欣然采纳。见赵执信所作阎墓志他的《音学五书》，经张力臣改正一二百处。见《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他说：“时人之言，亦不敢没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以进于学。”《日知录>卷二十《述古》条这种态度，真永远可为学者模范了。
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今列举其所著书目而择其重要者稍下解释如下：
《日知录》三十二卷，是他生平最得意的著作。他说：
“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
又说：
“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又说：“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与杨雪臣书》
读这些话，可以知道他著书宗旨了。《四库总目提要》叙列这部书的内容：“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杂考证。”大抵亭林所有学问心得，都在这书中见其梗概。每门类所说的话，都给后人开分科研究的途径。
《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卷，《肇域志》一百卷，这两部书都是少作。《利病书》自序云：“……乱后多有散佚，亦或增补。而其书本不曾先定义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肇域志》自序亦略同，据此知并非成书了。但这两部书愿力宏伟，规模博大。后来治掌故学、地理学者，多感受他的精神。
《音学五书》三十八卷。这书以五部组织而成：一、《古音表》三卷，二、《易音》三卷，三、《诗本音》十卷，四、《唐韵正》二十卷，五、《音论》三卷。他自己对于这部书很满意，说道：某自五十以后，于音学深有所得，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清儒多嗜音韵学，而且研究成绩极优良，大半由亭林提倡出来。
《金石文字记》六卷。亭林笃嗜金石，所至搜辑碑版，写其文字，以成此书。他对于金石文例，也常常论及。清代金石学大昌，亦亭林为嚆矢。
此外著述，尚有《五经同异》三卷，《左传杜解补正》三卷，《九经误字》一卷，《五经考》一卷，《求古录》一卷，《韵补正》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历代宅京记》二十卷，《十九陵图志》六卷，《万岁山考》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岱岳记》八卷，《北平古今记》十卷，《建康古今记》十卷，《营平二州史事》六卷，《官田始末考》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山东考古录》一卷，《顾氏谱系考》一卷，《谲觚》一－卷，《茀录》十五卷，《救文格论》《诗律蒙告》《下学指南》各一卷，《当务书》六卷，《菰中随笔》三卷，《文集》六卷，《诗集》五卷。其书或存或佚今不具注。但观其目，可以见其影响于后此学术界者如何矣。
要之，亭林在清学界之特别位置，一曰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务条理。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如参验耳目闻见以求实证，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独有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因政治环境所压迫，竟没有传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至于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我深盼研究亭林的人，勿将这一点轻轻看过。
附：亭林学友表
亭林既老寿，且足迹半天下，虽不讲学，然一时贤士大夫，乐从之游。观其所与交接者，而当时学者社会之面影略可睹焉。今钩稽本集，参以他书，造此表。其人无关学术者不录，弟子及后辈附见。
归庄：字玄恭，昆山人，明诸生，国变后改名祚明。与亭林少同学，最相契，尝同举义于苏州。其卒，亭林哭以诗，极称其学。著有《归元恭文钞》。
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明孝廉，入清服僧服，易名慧寿，著有《隰西草堂集》。亭林早年游淮上与定交，有诗赠之。
路泽溥：字安卿，曲周人，尝拯亭林于难。亭林《广师篇》云：“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
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次耕之兄。亭林早年挚友。长于史学，与吴赤溟合著《明史》，亭林以所储史料尽供给之。后死于湖州庄氏史狱，亭林哭以诗甚恸。所著书未成，今存者仅《国史考异》《松陵文献》两种，其学术大概别详第八讲。
吴炎：字赤溟，吴江人，与潘力田同学同难，亭林哭之。
贾必选：字徙南，上元人，明孝廉，入清杜门，著书有《松荫堂学易》。《亭林诗集》有《贾仓部必选说易》一首。
王潢：字元倬，上元人，有《南陔集》。亭林集中有赠诗。
任唐臣：字子良，掖县人。亭林从假吴才老《韵谱》读之，自此始治音韵学。
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济南人。著有《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亭林为之序。清儒治礼学，自稷若始也。长亭林一岁，亭林尝称之曰先生。《广师篇》云：“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亭林集》中《与友人论学书》(见前)，所与者即稷若也。稷若答书略云：“《论学书》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学’、‘行己’二事为学鹄，真足砭好高无实之病。……愚见又有欲质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尝轻以示人，其所与门弟子详言而谆复者，何一非性命之显设散见者欤！苟于博学有耻，真实践履，自当因标见本，合散知总，心性天命将有不待言而庶几一遇者。故性命之理，腾说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于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验诸己；强探力索于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优裕渐渍以俟自悟。如谓于学人分上了无交涉，是将格尽天下之理，而反遗身以内之理也。……”盖稷若与亭林，不苟异亦不苟同如此。所著除《仪礼句读》外，尚有《蒿庵集》《蒿庵闲话》等。
徐夜：字东痴，济南人。以诗名，举博学鸿词不就，与亭林有酬答诗。
马骕：字宛斯，邹平人，著《绎史》百六十卷，专研古史，时人称为“马三代”。亭林极服其书，常与游郊外访碑。
刘孔怀：字果庵，长山人，精于考核，亭林游山东常主其家，与辨析疑义。著有《四书字徵》《五经字徵》《诗经辨韵》等书。
傅山：字青主，阳曲人。亭林游山西主其家。《广师篇》云：“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著有《霜红龛集》。
李因笃：字子德，一字天生，洪洞人。康熙戊午徵鸿博，授检讨，不就职。与亭林交最笃，尝徒步往济南急其难。后亭林垦荒雁门，卜居华阴，皆子德董其事。《亭林集》中与子德论学书最多。子德于经学、史学俱深粹，著有《受祺堂集》。
王宏撰：字无异，号山史，华阴人，明诸生。康熙戊午徵鸿博，不赴。耆字好古，著有《易象图述》《山志》《砥斋集》等书。亭林常主其家，《广师篇》云：“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
李颙：别见。二曲晚年反闭土室，惟亭林至乃启关相见。《广师篇》云：“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
申涵光：字凫孟，永平人。孙夏峰弟子，著有《聪山集》。亭林有赠答诗。
孙奇逢：别见。亭林曾亲至辉县访夏峰，有赠孙徵君诗。
朱彝尊：别见。亭林在关中始交竹垞，有赠答诗。《广师篇》云：“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
屈大均：字翁山，番禺人。著有《翁山文外》。在关中交亭林，有赠答诗。
颜光敏：字修来，曲阜人。著有《乐圃集》。亭林下济南狱时，修来奔走最力。
张弨：字力臣，山阳人。贫而耆古，喜集金石文字。亭林著《音学五书》，力臣任校刻。《广师篇》云：“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
王锡阐：别见。《广师篇》云：“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集中有《赠王高士锡阐》诗。
吴志伊：字任臣，莆田人。著有《周礼大义》《礼通》《十国春秋》《山海经广注》等书。《广师篇》云：“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
阎若璩：别见。百诗谒亭林于太原，出《日知录》相质，为改订若干条。
杨瑀：字雪臣，武进人。著有《飞楼集》百二十卷。《广师篇》云：“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
钱澄之：原名秉镫，字饮光，桐城人。在明末声誉已高。福王立于南京，马、阮兴大狱捕清流，饮光与焉，后从永历帝入滇，间关九死。永历亡，易僧装终老。著有《田间易学》《田间诗学》《藏山阁稿》《田间集》，明末野史等书。《亭林集》中有《赠钱编修秉镫》一诗。
戴廷栻：字枫仲，祁县人。博学好古，著有《半可集》。尝为亭林筑室于祁之南山，且藏书供众览。
戴笠：初名鼎立，字耘野，吴江人。潘次耕之师。亭林有书与论学。
黄宗羲：别见。亭林64岁时，曾与梨洲通书，见梨洲所著《思旧录》中。但两人似始终未交晤。
汤斌：字孔伯，号荆岘，相州人。孙夏峰弟子，在清为达官，谥文正。孔伯修《明史》，以书来问义例，亭林答之。
朱鹤龄：字长孺，吴江人。明诸生，入清不仕，著《毛诗通义》《尚书稗传》《春秋集说》等书。又注杜工部李义山诗。《亭林集》中有赠诗。
陈芳绩：字亮工，常熟人。父鼎和，为亭林友。亮工著有《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亭林集》中有赠亮工诗数首。
潘耒：字次耕，号稼堂，吴江人，力田之弟。遭家难，年甫数岁，易姓为吴，从母姓也。既壮，从亭林学于汾州。亭林视之犹子，集中与论学书最多。次耕，康熙戊午鸿博荐入翰林，与修明史，参订义例，分纂志传，用力最勤。亭林著述自《日知录》及《文集》其他多种，皆由次耕编定校刻。次耕又师事徐俟斋、戴耘野，皆经纪其后事，风义独绝。著有《遂初堂集》。
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昆山人。亭林外甥。官至刑部尚书，主修《大清一统志》。著有《读礼通考》《澹园集》。
徐元文：字公肃，号立斋，健庵之弟。官至大学士。尝主修《明史》。
说亭林是清代经学之建设者，因为他高标“经学即理学”这句话，成为清代经学家信仰之中心。其实亭林学问，决不限于经学，而后此之经学，也不见得是直衍亭林之传。其纯以经学名家，而且于后来经学家学风直接有关系者，或者要推阎百诗，其次则胡朏明和万充宗。
阎百诗，名若璩，别号潜丘居士，山西太原人，寄籍江苏之山阳，生明崇祯九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6-1704)，年69。他的父亲名修龄，号牛叟，本淮南盐商，但很风雅，也可算一位名士或一位遗老。百诗人格之峻整，远不如亭林，生平行谊，除学者日常生活外，无特别可记。康熙十七年，他应博学鸿儒科，下第，很发牢骚。其后徐健庵乾学在洞庭山开局修《大清一统志》，聘他参与其事。他68岁的时候，清圣祖南巡，有人荐他，召见，赶不上，他很懊丧。时清世宗方在潜邸，颇收罗名士，把他请入京，他垂老冒病而往，不久便卒于京寓。其行历可记者仅如此。所著书曰《古文尚书疏证》八卷、《毛朱诗说》一卷、《四书释地》六卷、《潜丘札记》六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困学纪闻注》十二卷。
百诗仅有这点点成绩，为什么三百年来公认他是第一流学者呢？他的价值，全在一部《古文尚书疏证》。《尚书》在汉代，本有今古文之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叫做“今文尚书”。别有十六篇，说是孔安国所传，叫做“古文尚书”。然而孔安国这十六篇，魏晋之间，久已没有人看见。到东晋，忽然有梅赜其人者，拿出一部《古文尚书》来，篇数却是比今文增多二十五篇，而且有孔安国做的全传——即全部的注。到初唐，陆德明据以作《经典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自此以后，治《尚书》者，都用梅赜本，一千余年，著为功令。中间虽有吴棫、朱熹、吴澄、梅鷟诸人稍稍怀疑，但都未敢昌言攻击。百诗著这部《古文尚书疏证》，才尽发其复，引种种证据证明那二十五篇和孔传都是东晋人赝作。百诗从二十岁起就着手著这部书，此后四十年间，随时增订，直至临终还未完成。自这部书出版后，有毛西河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和他抗辩，在当时学术界为公开讨论之绝大问题，结果阎胜毛败。《四库提要》评阎书所谓：“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自兹以后，惠定宇栋之《古文尚书考》，段茂堂玉裁之《古文尚书撰异》等，皆衍阎绪，益加绵密，而伪古文一案，逐成定谳。最后光绪年间，虽有洪右臣良品续作冤词，然而没有人理他，成案到底不可翻了。
请问，区区二十篇书的真伪，虽辨明有何关系，值得如此张皇推许吗？答道，是大不然。这二十几篇书和别的书不同。二千余年来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他。忽焉真赃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该受如何的震动呢？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一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百诗为什么能有这种成绩呢？因为他的研究方法实有过人处。他的儿子说道：“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常曰：‘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为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阎咏《左汾近稿?先府君行述》他自己亦说：“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丘札记》卷六戴东原亦说：“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著戴先生年谱大抵百诗学风，如老吏断狱，眼光极尖锐，手段极严辣，然而判断必凭证据，证据往往在别人不注意处得来。《四库提要》赞美他说：“考证之学，未知或先。”《古文尚书疏证》条下百诗在清学界位置之高，以此。
《四库提要》又说：“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辩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雠衅，颇乖著书之体。”《潜丘札记》条下据他的著述和传记看来，这种毛病，实所不免，比顾亭林的虚心差得多了。又以著书体例论，如《古文尚书疏证》，本专研究一个问题，乃书中杂入许多信札日记之类，与全书宗旨无涉。如《四书释地》，标名释地，而所释许多溢出地理范围外，如《孟子生卒年月考》，考了一大堆，年月依然无着。诸如此类，不能不说他欠谨严。虽然，凡一个学派的初期作品，大率粗枝大叶，瑕类很多，正不必专责备百诗哩。
清初经师，阎、胡齐名。胡朏明，名渭，号东樵，浙江德清人，卒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82。他行历更简单，不过一老诸生，曾和阎百诗、万季野、黄子鸿同参一统志局。晚年清圣祖南巡，献颂一篇，圣祖赐他“耆年笃学”四个大字。他一生事迹可记者仅此。他著书仅四种：一，《禹贡锥指》二十卷，附图四十七幅；二，《易图明辨》十卷；三，《洪范正论》五卷；四，《大学翼真》七卷。他的学风，不尚泛博，专就一个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开后人法门不少。几部书中，后人最推重的是《禹贡锥指》。这部书虽然有许多错处，但精勤搜讨，开后来研究地理沿革的专门学问。价值当然也不可磨灭。但依我看，东樵所给思想界最大影响，还是在他的《易图明辨》。《易图明辨》是专辨宋儒所传“太极”、“先天”、“后天”——即所谓“河图”、“洛书”等种种矫诬之说。这些图是宋元明儒讲玄学的惟一武器，闹得人神昏眼乱，始终莫明其妙。但他们说是伏羲、文王传来的宝贝，谁也不敢看轻他，看不懂只好认自己笨拙罢了。明清之交，黄梨洲宗羲、晦木宗炎兄弟，始著专书辟其谬，东樵曾否见他们的书不可知，但他却用全副精力做十卷的书，专来解决这问题。他把这些图的娘家找出来，原来是华山道士陈抟弄的把戏，展转传到邵雍。又把娘家的娘家寻根究底，原来是误读谶纬等书加以穿凿傅会造出来的。于是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旁门左道，和《易经》了无关系。我们生当今日，这些鬼话，久已没人过问，自然也不感觉这部书的重要。但须知三百年前，像周濂溪《太极图说》、朱子《易本义》一类书，其支配思想界的力量，和四书五经差不了多少。东樵这种廓清辞辟，真所谓“功不在禹下”哩。《洪范正论》的旨趣，也大略相同，专扫荡汉儒“五行灾异”之说，破除迷信。所以我说，东樵破坏之功，过于建设。他所以能在学术界占重要位置者，以此。
万充宗也是初期经学界一位重要人物。充宗名斯大，浙江鄞县人，康熙二十二年卒(1683)，年5l。父泰，宇履安，黄梨洲老友。履安有八子，都以学问著名。充宗行六，最幼的是季野斯同。八兄弟皆从学梨洲，但都不大理会他的阳明学。季野称史学大师，而充宗以经学显。梨洲替充宗作墓志铭，述其治学方法曰：“充宗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何谓通诸经以通一经？经文错互，有此略而彼详者，有此同而彼异者。因详以求其略，因异以求其同，学者所当致思也。何谓悟传注之失？学者入传注之重围，其于经也，毋庸致思；经既不思，则传注无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谓以经解经？世之信传注者过于信经，试拈二节为例(文繁不引)。……充宗会通各经，证坠辑缺，聚讼之议，涣然冰释，奉正朔以批闰位，百注逐无坚城。……”读这段话，充宗的经学怎样做法，可以概见了。充宗著书，有《学春秋随笔》十卷，《学礼质疑》二卷，《仪礼商》三卷，《礼记偶笺》三卷，《周官辨非》二卷。依我看，《周官辨非》价值最大。《周官》这部书，历代学者对他怀疑的很不少，著专书攻击而言言中肯者，实以此书为首。万氏兄弟皆讲风节，充宗尤刚毅。张苍水煌言就义，他亲自收葬，即此可想见其为人。可惜死得早了，若使他有顾、黄、阎、胡的年寿，他所贡献于学界怕不止此哩。
同时还有一位学者，不甚为人所称道而在学术史上实有相当位置者，曰姚立方。立方名际恒，一字首源，安徽休宁人，寄籍仁和，为诸生，(生卒年待考)据《古文尚书疏证》知道，他比阎百诗小11岁，但未知卒在何年毛西河《诗话》云：“亡兄为仁和广文，尝曰：‘仁和只一学者，犹是新安人’。谓姚际恒也。予尝作《何氏存心藏书序》，以似兄，兄曰：‘何氏所藏有几？不过如姚立方腹笥已耳。’……”据此则立方学问之博可以概见。立方50岁着手注九经，阅十四年而成，名曰《九经通论》；又著《庸言录》，杂论经史理学诸子。这两部书，我都未得见，不知其内容如何？所见者只有他的《古今伪书考》。自《易经》的孔子十翼起，下至许多经注，许多子书，他都怀疑，真算一位“疑古的急先锋”了。他别有书十卷，专攻《伪古文尚书》。阎百诗说他“多超人意外”，喜欢极了，手抄许多，散入《疏证》各条下。见《古文尚书疏证》卷八我想，立方这个人奇怪极了，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全读他的著作再下批评。
附：初期经学家表
清代经学，至惠定宇、戴东原而大成，前此只能算启蒙时代。除本讲及前后诸讲特举论列之诸家外，就忆想所及，表其姓名，其蹈袭明学绪余者不入。
黄宗炎：字晦木，余姚人，梨洲之弟。著有《忧患学易》一书，内分《周易象辞》十九卷，《寻门余论》二卷，《图学辨惑》一卷，《图学辨惑》即辨先后天方圆等图也，又有《六书会通》，论小学。
张尔岐：见亭林学友表。
朱鹤龄：同上
钱澄之：同上
陈启源：字长发，吴江人，著《毛诗稽古编》三十卷。
冯景：字山公，钱塘人。与阎若璩友，尝助其著《古文尚书疏证》。所著有《解春集》二十卷。卢文弨其外孙也。
臧琳：字玉林，武进人，著《经义杂记》三十卷，《尚书集解》百二十卷。阎若璩称其书，且谓为隐德君子。嘉庆间其玄孙庸始校刻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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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两畸儒——王船山 朱舜水
《中庸》说：“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南明有两位大师，在当时，在本地，一点声光也没有，然而在几百年后，或在外国，发生绝大影响。其人曰王船山，曰朱舜水。
船山，名夫之，字而农，一号薑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湘西之石船山，学者称为船山先生。生明万历年四十七年，卒清康熙三十一年(1619-1692)，年74。他生在比较偏僻的湖南，除武昌、南昌、肇庆三个地方曾作短期流寓外，未曾到过别的都会。当时名士，除刘继庄献廷外，没有一个相识。又不开门讲学，所以连门生也没有。张献忠蹂躏湖南时候，他因为不肯从贼，几乎把命送掉。清师下湖南，他在衡山举义反抗。失败后走桂林，大学士瞿文忠式耜很敬重他，特荐于永历帝，授行人司行人。时永历帝驻肇庆，王化澄当国，纪纲大坏，独给谏金堡等五人志在振刷，不为群小所容，把他们下狱，行将杀害。船山奔告少傅严起恒，力救他们。化澄于是参起恒，船山亦三上疏参化澄。化澄恨极，誓要杀他，有降帅某救他，才免返桂林，依瞿式耜。因母病回衡阳。其后式耜殉节桂林，起恒也在南宁遇害。船山知事不可为，遂不复出。当时清廷严令剃发，不从者死。他誓死抵抗，转徙苗瑶山洞中，艰苦备尝。到处拾些破纸或烂账簿之类充着稿纸。著书极多，二百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直至道光咸丰间邓湘皋显鹤才搜集起来，编成一张书目。同治间曾沅圃国荃才刻成《船山遗书》，共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已佚的还不少。内中说经之书，关于《易经》者五种，《周易内传》《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外传》关于《书经》者三种，《书经稗疏》《尚书考异》《尚书引义》关于《诗经》者三种，《诗经稗疏》《诗经考异》《诗广传》关于《礼记》者一种，《礼记章句》关于《春秋》者四种，《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传博议》关于《四书》者五种，《四书训义》《四书稗疏》《四书考异》《四书大全说》《四书详解》关于“小学”者一种。《说文广义》其解释诸子之书，则有《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吕览释》《淮南子注》。其解释宋儒书，则有《张子正蒙注》《近思录释》。其史评之书，则有《读通鉴论》《宋论》。其史料之书，则有《永历实录》。其杂著，则有《思问录内外篇》《俟解》《噩梦》《黄书》《识小录》《龙源夜话》等。此外诗文集、诗余、诗话及诗选、文选等又若干种。内中最特别的，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十规矩论赞》之两种。研究法相宗的著述，晚唐来千余年，此为仅见了。邓湘皋既述其目，系以叙论曰：“先生生当鼎革，窃自维先世为明世臣，存亡与共，甲申后崎岖岭表，备尝险阻。既知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窜伏祁、永、涟、邵山中，流离困苦，一岁数徙其处……，故国之戚，生死不忘。……当是时，海内儒硕，北有容城，西有盩厔，东南则有昆山、余姚。先生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两先生。顾诸君子肥遁自甘，声名亦炳，虽隐逸之荐，鸿博之徵，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志易白，其书易行。先生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者为之推挽。殁后遗书散佚。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名姓，可哀也已。”这段话可谓极肃括，极沉痛，读之可以想见船山为人了。
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生人物。但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拿今日的术语来讲，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
西方哲家，前此惟高谈宇宙本体，后来渐渐觉得不辨知识之来源，则本体论等于瞎说，于是认识论和论理学，成为哲学主要之部分。船山哲学正从这个方向出发。他有《知性论》一篇，把这个问题提出，说道：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犹将曰性胡弗然也。故必正告之曰：尔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问其性，且问其知。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目击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为之名，如是者，于体非茫然也，而不给于用，无以名之，斯无以用之也；曾闻而识之，谓有名之必有实，而究不能得其实，如是者，执名以起用，而茫然于其体，虽有用，固异体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则有辨矣。知实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则用将终绌。问以审之，学以证之，思以反求之，则实在而终得乎名，体定而终伸其用。……知名而不知实，以为既知之矣，则终始于名而惝怳以测其影，斯问而益疑，学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诸迥异之体，枝辞日兴，愈离其本。……夫言性者，则皆有名之可执，有用之可见，而终不知何者之为性。盖不知，何如之为‘知’，而以知名当之？……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谓知者非知。……《薑斋文集》卷一然则他对于“知”的问题怎样解答呢？他排斥“唯觉主义”。他说：
见闻可以证于知已知之后，而知不因见闻而发。《正蒙注》卷四上
耳与声合，目与色合，皆心所翕辟之牖也。合，故相知；乃其所以合之故，则岂耳目声色之力哉！故舆薪过前，群言杂至，而非意所属，则见如不见，闻如不闻，其非耳目之受而即合，明矣。同上前文所录《知性》篇言“知名不知实”之弊，其意谓向来学者所论争只在名词上，然而名词的来源，实不过见闻上一种习气。他说：
感于闻见，触名思义，不得谓之知能。……闻见习也，习所之知者有穷。同上
又说：
见闻所得者，象也。……知象者本心也，非识心者象也。存象于心而据之以为知，则其知者象而已；象化其心。而心唯有象，不可谓此为吾心之知也明矣。同上
“象化其心”怎么解呢？他说：
其所为信诸己者，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渐渍而据为亡心。《俟解》
他根据这种理论，断言“缘见闻而生之知非真知”同上。以为因此发生二蔽：其一，“流俗之徇欲者以见闻域其所知”；其二，则“释氏据见闻之所穷而遂谓无”。他因此排斥虚无主义，说道：
目所不见，非无色也；耳所不闻，非无声也；言所不通，非无义也；故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其有不知者存，则既知有之矣是知也。……《思问录?内篇》
他又从论理方面难虚无主义，说道：
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今使言者立一“无”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维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穷矣。同上
他于是建设他的实有主义，说道：
无不可为体。人有立人之体，百姓日用而不知尔，虽无形迹而非无实。使其无也，则生理以何为体而得存耶？……《正蒙注》卷三下
他所认的实体是什么？就是人的心。他说：
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现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亹亹以此而生。《思问录?内篇》
他的本体论重要根据，大概在此。我们更看他的知识论和本体论怎么的结合。他所谓“真知”是：“诚有而自喻，如暗中自指其口鼻，不待镜而悉”。《正蒙注》卷四上这种知，他名之曰“德性之知”。但他并不谓知限于此。他说：
因理而体其所以然，知以天也。(超经验的)事物至而以所闻所见者证之，知以人也。(经验的)通学识之知于德性之所喻而体用一源，则其明自诚而明也。《正蒙注》卷三下
又说：
谁知有其不知，而必因此(所知者)以致之(即大学致知之致)，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思问录?内篇》又说：
内者心之神，外者物之法象。法象非神不立，神非法象不显。多闻而择，多见而识，乃以启发其心思而令归于一，又非徒恃存神而置格物穷理之学也。《正蒙注》卷四上
欲知船山哲学的全系统，非把他的著作全部仔细紬绎后，不能见出。可惜，我未曾用这种苦功，而且这部小讲义中也难多讲。简单说：
一、他认“生理体”为实有。
二、认宇宙本体和生理体合一。
三、这个实体即人人能思虑之心。
四、这种实体论，建设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其所以能成立者，因为有超出见闻习气的“真知”在。
五、见闻的“知”，也可以辅助“真知”，与之骈进。
依我很粗浅的窥测，船山哲学要点大略如此。若所测不甚错，那么，我敢说他是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因为知识本质、知识来源的审查，宋明人是没有注意到的。船山的知识论对不对，另一问题。他这种治哲学的方法，不能不说比前人健实许多了。他著作中有关于法相宗的书两种，或者他的思想受法相宗一点儿影响，也未可知。
亭林极端的排斥哲理谈——最不喜讲“性与天道”。船山不然，一面极力提倡实行，一面常要研求最高原理。为什么如此呢？船山盖认为有不容已者。他说：
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苟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与善皆属沤瀑，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天下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张子正蒙注?自序》
船山之意以为，要解决人生问题，须先讲明人之所以生。若把这个问题囫囵躲过不讲，那么，人类生活之向上便无根据，无从鞭策起来。否则为不正当的讲法所误，致人生越发陷于不安定。船山所以不废哲理谈者，意盖在此。
船山虽喜言哲理，然而对于纯主观的玄谈，则大反对。他说：
经云“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递推其先，则曰“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盖尝论之。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则君子之所谓知者，吾心喜怒哀乐之节，万物是非得失之几，诚明于心而不昧之谓耳。……今使绝物而始静焉，舍天下之恶而不取天下之善，堕其志，息其意，外其身，于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庄周、瞿昙氏之所谓知，尽此矣。然而求之于身，身无当也；求之于天下，天下无当也。行焉而不得，处焉而不宜，则固然矣。于是曰：“吾将不行，奚不得？不处，奚不宜？”乃势不容已，而抑必与物接，则又洸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有儒之骇者起焉，有志于圣人之道，而惮至善之难止也，……于是取《大学》之教，疾趋以附二氏之途，以其恍惚空明之见，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体用一，知行合，善恶泯，介然有觉，颓然任之，而德明于天下矣。乃罗织朱子之过，而以穷理格物为其大罪。天下之畏难苟安以希冀不劳无所忌惮而坐致圣贤者，翕然起而从之。……《大学衍补传》
船山反对王学的根本理由大概如此，他所以想另创新哲学的理由亦在此。至于他的哲学全系统如何？我因为没有研究清楚，不敢多说。有志研究的人，请把他所著《正蒙注》《思问录?内篇》做中坚，再博看他别的著作，或者可以整理出来。
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他有他的一贯精神，借史事来发表。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所以这两部书可以说是有主义有组织的书。若拿出来和吕东莱的《东莱博议》、张天如的《历代史论》等量齐观，那便错了。“攘夷排满”是里头主义之一种，所以给晚清青年的刺激极大。现在事过境迁，这类话倒觉无甚意义了。
船山本来不是考证学派，但他的经说，考核精详者也不少。邓湘皋说：“当代经师，后先生而兴者无虑百十家，所言皆有根底。然诸家所著，有据为新义，辄为先生所已言者，《四库总目》于《春秋裨疏》曾及之。以余所见，尤非一事，盖未见其书也。”湘皋这话很不错，越发可见船山学问规模之博大了。
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咸、同间，罗罗山泽南像稍为得着一点。后来我的畏友谭壮飞嗣同研究得很深。我读船山书，都是壮飞教我。但船山的复活，只怕还在今日以后哩。
有一位大师，在本国几乎没有人知道，然而在外国发生莫大影响者，曰朱舜水。日本史家通行一句话，说“德川二百余年太平之治”。说到这句话，自然要联想到朱舜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