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水，名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生明万历二十八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1600-1682)，年83。他是王阳明、黄梨洲的胞同乡。他比梨洲长11岁，比亭林长14岁，他和亭林同一年死，仅迟三个月。最奇怪的，我们研究他的传记，知道他也曾和梨洲同在舟山一年，然而他们俩像未曾相识。其余东南学者，也并没有一位和他有来往。他的“深藏若虚”，可比船山还加几倍了。
崇祯十七年明亡时候，他已经45岁了。他早年便绝意仕进，那时不过一位贡生，并无官职。福王建号南京，马士英要罗致他，他不就，逃跑了。从南京失陷起，到永历被害止，十五年间，他时而跑日本，跑安南，跑暹罗，时而返国内，日日奔走国事。他曾和张苍水煌言在舟山共事，他曾入四明山助王完勋翊练寨兵，他曾和冯跻仲京第到日本乞师，他曾随郑延平成功入长江北伐。到最后百无可为，他因为抵死不肯剃发，只得亡命日本以终老。当时日本排斥外人，不许居住，有几位民间志士敬重他为人，设法破例留他住在长崎。住了七年，日本宰相德川光国，请他到东京，待以宾师之礼。光国亲受业为弟子。其余藩侯藩士，(日本当时纯为封建制，像我国春秋时代)请业的很多。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淹贯的学问，极肫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德川庆喜归政，废藩置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
舜水并没有开门讲学，也没有著书。我们研究这个人，只靠他一部文集里头的信札和问答。他以羁旅穷困之身，能博邻国全国人的尊敬，全恃他人格的权威。他说：“不佞生平，无有言而不能行者，无有行而不如其言者。”《文集》卷九《答安东守约书》又说：“弟性直率，毫不犹人，不论大明、日本，唯独行其是而已，不问其有非之者也。”《文集》卷十二《答小宅朱顺问》又说：“自流离丧乱以来，二十六七年矣，其濒于必死，大者十余。……是故青天白日，隐然若雷霆震惊于其上，至于风涛险巇，倾荡颠危，则坦然无疑，盖自信者素耳。”《文集》卷十八《德始堂记》又说：“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一身亲历之事，固与士子纸上空谈者异也。”《文集》卷八《答小宅生顺书》他是个德行纯粹而意志最坚强的人，常常把整个人格毫无掩饰的表现出来与人共见。所以当时日本人对于他，“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殊非偶然。
他的学风，主张实践，排斥谈玄。他说：先儒将现前道理，每每说向极微极妙处，固是精细工夫，然圣狂分于毫厘，未免使人惧。不佞举极难重事，一概都说到明明白白平平常常，似乎肤浅庸陋，然“人人皆可为尧舜”之意也。……末世已不知圣人之道，而偶有问学之机，又与人辨析精微而逆折之，使智者诋为刍狗，而不肖者望若登天。……此岂引掖之意乎？《文集》卷九《答安东守约书》又说：颜渊问仁，孔子告以非礼勿视听言动。夫视听言动者，耳目口体之常事；礼与非礼者，中智之衡量；而“勿”者下学之持守。岂夫子不能说玄说妙言高言远哉！抑颜渊之才不能为玄为妙骛高鹜远哉！……故知道之至极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文集》卷十八《勿斋记》舜水之教人者，大略如此。
这种学风，自然是王学的反动。所以他论阳明，许以豪杰之士，但谓其多却讲学一事。《文集》卷六《答佐野回翁书》不唯王学为然，他对于宋以来所谓“道学家”，皆有所不满。他说：有良工能于棘端刻沐猴，此天下之巧匠也，然不佞得此，必诋之为沙砾。何也？工虽巧，无益于世用也。……宋儒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况又于其屋下架屋哉？《文集》卷九《与安东守约书》
他论学问，以有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他说：为学之道，在于近里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掉弄虚脾，捕风捉影。……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我儒者也”。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大而弗能胜，岂儒者哉？《文集》卷十《答奥村庸礼书》他所谓学问如此，然则不独宋明道学，即清儒之考证学，也非他所许，可以推见了。
舜水娴习艺事，有巧思。“尝为德川光国作《学宫图说》，图成，模之以木，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栋梁枅椽，莫不悉备。而殿堂结构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晓者，舜水亲指授之，及度量分寸，凑离机巧，教喻缜密，经岁乃毕。光国欲作石桥，舜水授梓人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此外，器物衣冠，由舜水绘图教制者甚多。”据今井弘济、安积觉合撰《舜水先生行实》我们因这些事实，可以见舜水不独为日本精神文明界之大恩人，即物质方面，所给他们的益处也不少了。
总而言之，舜水之学和亭林、习斋皆有点相近。博学于文功夫，不如亭林，而守约易简或过之；摧陷廓清之功不如习斋，而气象比习斋博大。舜水之学不行于中国，是中国的不幸，然而行于日本，也算人类之幸了。
夏峰、梨洲、亭林、船山、舜水这些大师，都是才气极倜傥而意志极坚强的人。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他著有《阳九述略》一篇，内分“致虏之由”、“虏祸”、“灭虏之策”等条。末题“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谨述”。此外，《文集》中关于这类话很多。这类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着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的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他死后葬在日本，现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便是他生前的住宅，死后的坟园。这回大震灾，侥幸没有毁掉。听说日本人将我们的避难学生就收容在该校。我想，这些可爱的青年们当着患难时候，瞻仰这位二百多年前蒙难坚贞的老先生的遗迹，应该受不少的感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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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清初史学之建设——万季野 全谢山 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
我最爱晚明学者虎虎有生气。他们里头很有些人，用极勇锐的努力，想做大规模的创造。即以对于明史一事而论，我觉得他们的气魄，比现代所谓学者们高得多了。
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怳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我想将来一部“清史”——尤其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如何交代？直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像还没有人认这问题为重要，把这件事引为己任。比起晚明史学家，我们真是惭愧无地了。
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试一阅亭林、梨洲、船山诸家著述目录，便可以看出这种潮流了。内中专以史学名家，极可佩服而极可痛惜的两个人，先要叙他们一叙。
吴炎，字赤溟；潘柽章，字力田，俱江苏吴江人。两位都是青年史学家——顾亭林忘年之友，不幸被无情的文字狱牺牲了。两位所要做的事业，都未成功，又蒙奇祸而死，死后没有人敢称道他。我们幸而从顾亭林、潘次耕著述里头得着一点资料。《亭林诗集?汾州祭吴潘二节士诗》，有“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之句，可谓推挹到极地了。《亭林文集》有《书吴潘二子事》一篇。据所记，则赤溟、力田二人，皆明诸生，国变时，年仅二十以上，发愿以私人之力著成一部明史。亭林很敬慕他们，把自己所藏关于史料之书千余卷都借给他们。康熙二年，湖洲庄廷鑨史狱起，牵累七十多人，陆丽京圻即其一也，而吴、潘皆与其难。亭林说他们“怀纸吮笔，早夜矻矻，其所手书盈床满箧，而其才足以发之”。又说：“二子少余十余岁，而余视为畏友。”他们的学问人格可想见了。力田实次耕之兄，遇难后家属都被波累，次耕改从母姓为吴，其后次耕从亭林及徐昭法学，克成德业，从兄志也。两人合著的《明史》，遭难时抄没焚烧了。亭林藏书也烧在里头赤溟别无著书。我仅在《归玄恭文续抄》里面看见他作的一篇序力田著书存者有《国史考异》《松陵文献》两种。但《国史考异》已成者三十卷，烧剩下的仅有六卷。次耕的《遂初堂集》，对于这两部书各有一篇序。我们从这两篇序里头，可以看出力田的著述体例及其用力方法，大约大部分功夫，费在鉴别史料上头。用科学精神治史，要首推两君了。因本校图书馆无《遂初堂集》，未能征引原文，改天再补入两君《明史稿》之遭劫，我认为是我们史学界不能回复之大损失，呜呼！
我在第五讲里头曾经说过，黄梨洲是清代史学开山之祖。梨洲门下传受他的史学者，是万充宗的兄弟万季野。
季野，名斯同，卒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60。他的籍贯家世，在第五讲已经叙过了。他的父兄都是有学问的人。兄弟八人，他最幼。据全谢山做的传，说他小孩子时候异常淘气，他父亲履安先生泰每说要把他送和尚庙里当徒弟，他顽性依然不改；于是把他锁在空房里头，他看见架上有明史料数十册，翻一翻觉得有趣，几日间，读完了，自是便刻志向学。逾年，遂随诸兄后，学于梨洲。在梨洲门下年最少，梨洲最赏爱他。梨洲学问方面很多，所著《明史案》，今仅存其目，曾否成书盖未可知。季野学固极博，然尤嗜文献，最熟明代掌故，自幼年即以著明史为己任。康熙十七年诏徵鸿博，有人荐他，他力拒乃免。明年开明史馆，亭林的外甥徐元文当总裁，极力要罗致他。他因为官局搜罗资料较容易，乃应聘入京。给他官，他不要，请以布衣参史事，不署衔，不受俸。住在元文家里，所有纂修官的稿都由他核定。他极反对唐以后史书设局分修的制度，说道：
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匽湢，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猝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才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假馆总裁所者，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之迹，暗昧而不明耳。钱大昕《潜研堂集?万季野先生传》
季野自少时已委身于明史，至是旅京十余年，继续他的工作，著成《明史稿》五百卷。他略述著书旨趣道：
史之难言久矣，……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枉者多矣。……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由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枉者或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方苞《望溪文集?万季野先生墓表》
自唐以后，设官局修史，大抵凑杂成篇，漫无别择，故所成之书，芜秽特甚。内中如欧阳永叔之《五代史记》，朱晦庵之《通鉴纲目》等，号称为有主义的著作，又专讲什么“春秋笔法”，从一两个字眼上头搬演花样。又如苏老泉、东坡父子，吕东莱、张天如等辈，专作油腔滑调的批评，供射策剿说之用，宋明以来大部分人，除司马温公、刘原父、郑渔仲诸人外，所谓史学大率如此。到潘力田、万季野他们所做的工作便与前不同。他们觉得，历史其物，非建设在正确事实的基础之上，便连生命都没有了，什么“书法”和批评，岂非都成废话？然而欲求事实的正确，决非靠空洞的推论和尖巧的臆测所能得。必须用极耐烦的工夫，在事实自身上旁推反勘，才可以得着真相。换一句话说，他们的工作，什有七八费在史料之搜集和鉴别。他们所特别致力者虽在明史，但这种研究精神，影响于前清一代史学界不少。将来健实的新史学，恐怕也要在这种研究基础之上，才能发生哩。
现行《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殆成学界公论了。《明史》虽亦属官局分修，然实际上全靠万季野。钱竹汀说：“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潜研堂集?万季野传》盖实录也。乾隆四年张廷玉进《明史表》云：“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名人即指季野，不便质言耳关于这件事，我们不能不替万季野不平，而且还替学界痛惜。盖明史馆总裁，自徐元文后，继任者为张玉书，为陈廷敬，为王鸿绪，都敬礼季野。季野费十几年工夫，才把五百卷的《明史稿》著成。季野卒于京师，旁无亲属，所藏书籍数十万卷，都被钱名世其人者全数乾没去，《明史稿》原本，便落在王鸿绪手。鸿绪本属佥壬巧宦，康熙末年，依附皇八子构煽夺嫡，卒坐放废。这类人有什么学问什么人格呢？他得着这部书，便攘为己有，叫人誊抄一份，每卷都题“王鸿绪著”，而且版心都印有“横云山人集”字样，拿去进呈，自此万稿便变成王稿了。这还不要紧，因为这位“白昼行劫的偷书贼”，赃证具在，人人共知，徒加增自己劣迹，并无损于季野。最可恨者，他偷了季野的书，却把他改头换面，颠倒是非，叫我们摸不清楚哪部分是真的，哪部分是假的。关于这件公案，后来学者零碎举发颇多，恕我未能把他汇集起来做一篇详细考证。记得魏默深《古微堂外集》有《书明史稿》两篇，可参看季野所谓“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者，他却“益”了许多。季野根本精神，一部分被偷书贼丧掉，真冤透了。
季野著书，除《明史稿》外，尚有《历代史表》六十卷，《纪元汇考》四卷，《庙制图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经考》二卷，《周正汇考》八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群书疑辨》十二卷，《书学汇编》二十二卷，《昆仑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园诗文集>二十卷。自《周正汇考》以下十种，钱竹汀都说未见。但《群书疑辨》现有单行本，《六陵遗事》《庚申君遗事》各丛书多采入，其余存佚便不可知了又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全部由季野捉刀。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恐怕多半也是偷季野的。全谢山《万贞文先生传》云：“先生之初至京也，时议意其专长在史。及昆山徐侍郎居忧，先生与之语丧礼。侍郎因请先生纂《读礼通考》一书，上自国卹，以讫家礼，十四经之笺疏，廿一史之志传，汉唐宋诸儒之文集说部，无或遗者，乃知先生之深于经。侍郎因请先生遍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据此则徐书全出季野手，毫无疑义。惟秦氏《五礼通考》不得捉刀者主名，或说出戴东原，或说出某人某人，都无确据。据谢山说季野既续作五礼之书二百余卷，这部书往哪里去了呢？只怕也像《明史稿》一样被阔人偷去撑门面了我们读《历代史表》，可以看出季野的组织能力；读《群书疑辨》，可以看出他考证精神；读《读礼通考》，可以看出他学问之渊博和判断力之锐敏。除手创《明史》这件大事业不计外，专就这三部书论，也可以推定季野在学术界的地位了。
季野虽属梨洲得意门生，但关于讲学宗旨(狭义的讲学)和梨洲却不同。梨洲是很有些门户之见，季野却一点也没有。《四库提要》说：“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陵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斯同目睹其弊，著《儒林宗派》，凡汉后唐前传经之儒，一一具列，持论独为平允。”他这部书著在《明儒学案》以后，虽彼此范围，本自不同，亦可见他对于梨洲的偏见，不甚以为然了。
还有一件应注意的事。季野晚年对于颜习斋的学术，像是很悦服的。他替李刚主所著的《大学辨业》作一篇序，极表推崇之意。据刚主述季野自道语云：“吾自误六十年矣。吾少从黄先生游，闻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陆子禅’。启超案：此当是潘平格，字德舆怪之，往诘其说，有据。同学因轰言予叛黄先生，先生亦怒，予谢曰：‘请以往不谈学，专穷经史。’遂忽忽至今。……”《恕谷后集》卷六《万季野小传》据此愈可证明，季野虽出黄门，对于什么程朱陆王之争，他却是个局外中立者。至于他的人格，受梨洲教育的影响甚深，自无待言。
季野兄子经，字九沙，斯大子；言，字贞一，斯年子；皆传家学，而尤致力于史。九沙著《明史举要》。贞一在史馆，独任《崇祯长编》。而九沙最老寿，全谢山尝从问业，衍其绪。
章实斋学诚论浙东学术，从阳明、蕺山说到梨洲，说道：“……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梨洲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固其习而习也。”又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又说：“朱陆异同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而为事功，蕺山得之而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惟陋儒则争门户也。”《文史通义》卷五从地理关系上推论学风，实学术史上极有趣味之一问题。实斋浙东人，或不免有自誉之嫌。然则这段话，我认为大端不错，最少也可说清代史学界伟大人物，属于浙东产者最多。
现在要讲浙东第三位史学大师全谢山。以年代编次，梨洲第一，季野第二
谢山名祖望，字绍衣，浙江鄞县人，生康熙四十四年，卒乾隆二十二年(1705-1775)，年71。他生当承平时代，无特别事迹可纪，然其人格之峻严狷介，读他全集，到处可以见出。他尝入翰林，因不肯趋附时相，散馆归班候补，便辞官归。曾主讲本郡蕺山书院，因地方官失礼，便拂衣而去，宁挨饿不肯曲就。晚年被聘主讲吾粤之端溪书院，对于粤省学风，影响颇深。粤督要疏荐他，他说是“以讲学为市”，便辞归。穷饿终老，子又先殇，死时竟至无以为敛。他体弱善病，所有著述，大率成于病中，得年仅及中寿，未能竟其所学。假使他像梨洲、亭林一般获享大年，不知所成当更何若。这真可为我学界痛惜了。他的朋友姚薏田玉裁说他：“子病在不善持志。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安得不病！”董秉纯著《全谢山年谱》这话虽属责善雅谑，却极能传出谢山学风哩。
谢山著述今存者，有《鲒埼亭集》三十八卷，《外集》五十卷，《诗集》十卷，《经史问答》十卷，《校水经注》三十卷，《续宋元学案》一百卷，《困学纪闻》三笺若干卷，辑《甬上耆旧诗》若干卷。其未成或已佚者，则有《读史通表》《历朝人物世表》《历朝人物亲表》等。《鲒埼亭集》被杭堇浦世骏藏匿多年，今所传已非完璧。同治间徐时栋著《烟屿楼集》，有《记杭堇浦》篇。述始末颇详《水经注》则谢山与其友赵东潜一清合作，屡相往复讨论，各自成书，而谢山本并经七校。《宋元学案》，黄梨洲草创，仅成十七卷，其子耒史百家续有补葺，亦未成；谢山于黄著有案者增订之，无案者续补之，泐为百卷本，但亦未成而殁。今本则其同县后学王梓材所续订，而大体皆谢山之旧也。
沈果堂彤说：“读《鲒埼亭集》，能令人傲，亦能令人壮，得失相半。”谢山亦深佩其言云。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四若问我对于古今人文集最爱读某家？我必举《鲒埼亭集》为第一部了。全谢山性情极肫厚，而品格极方峻，所作文字，随处能表现他的全人格，读起来令人兴奋。他是个史学家，但他最不爱发空论，像苏明允、张天如一派的史论文章，全集可说没有一篇。他这部集，记明末清初掌故约居十之四五，订正前史讹舛约居十之二三，其余则为论学书札及杂文等。内中他自己的亲友及同乡先辈的传记，关系不甚重要的，也有一部分。他生当清代盛时，对于清廷并没有什么愤恨，但他最乐道晚明仗节死义之士与夫抗志高蹈不事异姓者，真是“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试看他关于钱忠介、张苍水、黄梨洲、王完勋……诸人的记述，从他们立身大节起，乃至极琐碎之遗言佚事，有得必录，至再至三，像很怕先辈留下的苦心芳躅从他手里头丢掉了。他所作南明诸贤之碑志记传等，真可谓情深文明，其文能曲折尽情，使读者自然会起同感，所以晚清革命家，受他暗示的不少。可惜所叙述者，只有江浙人独详，别个地方不多。但也难怪他，他只是记自己闻见最亲切的史迹他最善论学术流派，最会描写学者面目，集中梨洲、亭林、二曲、季野、桴亭、继庄、穆堂……诸碑传，能以比较简短的文章，包举他们学术和人格的全部，其识力与技术，真不同寻常。他性极狷介，不能容物，对于伪学者如钱谦益、毛奇龄、李光地等辈，直揭破他们的面目，丝毫不肯假借。他的文笔极锋利，针针见血，得罪人的地方也很不少，所以有许多人恨他。他对于宋明两朝“野史”一类书，所见最多，最能用公平锐敏的眼光，评定他们的价值。此外订正历代史迹之传讹及前人评论史迹失当者甚多，性质和万季野《群书疑辨》有点相像。《鲒琦亭集》内容和价值大略如此。
谢山是阳明、蕺山、梨洲的同乡后学，受他们的精神感化甚深。所以他的学术根柢，自然是树在阳明学派上头。但他和梨洲有两点不同：第一，梨洲虽不大作玄谈，然究未能尽免；谢山著述，却真无一字理障了。第二，梨洲门户之见颇深，谢山却一点也没有。所以我评论谢山，说他人格的光明俊伟，是纯然得力王学，可以与他的朋友李穆堂同称王门后劲。若论他学术全体，可以说是超王学的，因为对王学以外的学问，他一样的用功，一样的得力。
《宋元学案》这部书，虽属梨洲创始，而成之者实谢山。谢山之业，视梨洲盖难数倍。梨洲以晚明人述明学，取材甚易。谢山既生梨洲后数十年，而所叙述又为梨洲数百年前之学，所以极难。《鲒埼亭集》卷三十《蕺山相韩旧塾记》云：“予续南雷《宋儒学案》，旁搜不遗余力。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据董小钝所撰年谱，则谢山之修此书，自乾隆十年起至十九年止，十年间未尝辍，临没尚未完稿，其用力之勤可想。拿这书和《明儒学案》比较，其特色最容易看出者：第一，不定一尊。各派各家乃至理学以外之学者，平等看待。第二，不轻下主观的批评。各家学术为并时人及后人所批评者，广搜之以入“附录”，长短得失，令学者自读自断，著者绝少作评语以乱人耳目。第三，注意师友渊源及地方的流别。每案皆先列一表，详举其师友及弟子，以明思想渊源所自，又对于地方的关系多所说明，以明学术与环境相互的影响。以上三端，可以说是《宋元学案》比《明儒学案》更进化了。至于里头所采资料颇有失于太繁的地方。例如《涑水学案》之全采《潜虚》《百源学案》之多录《皇极经世》……等我想这是因为谢山未能手订全稿，有许多本属“长编”，未经删定。后有学者，能将这书再修正增删一遍，才算完黄、全未竟之志哩。
从《永乐大典》里头纂辑佚书，是乾隆开四库馆最初的动机，读朱笥河筠请开四库馆原折便可知道了。然而这种工作实由谢山和李穆堂最先发起，本集卷十七有《抄永乐大典记》一篇详述其始末。这件事于谢山学术虽无甚关系，于清朝掌故却很有关系，附记于此。
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实斋可称为“历史哲学家”，其著作价值更高了。下文别有一篇详论他，现在且缓讲。
此外要附带讲两个人，曰无锡二顾。
顾祖禹，字景范，江苏无锡人。生明天启四年，卒清康熙十九年(1624-1680)，年57。他父亲是一位绩学遗老。他和阎潜丘、胡东樵交好，同在徐健庵的大清一统志局中修书，除此以外，他未曾受清朝一官一禄。他平生著述，只有一部《读史方舆纪要》，从29岁做起，一日都不歇息，到50岁才做成。然而这一部书已足令这个人永远不朽了。这书自序中述他父亲临终的话，说道：“及余之身而四海陆沈，九州鼎沸，……嗟乎！园陵宫阙，城郭山河，俨然在望，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徵，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又自述著书本意道：“……凡吾所以为此书者，亦重望乎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无所适从者任天下之事，举宗庙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诸他人，此先君子所为愤痛呼号扼腕以至于死也。”可见他著述动机，实含着无限隐痛。这部书凡一百三十卷，首舆图，次历代州域形势，次直隶等十三省封域山川险要，次川渎异同。这部书体裁很特别，可以说是一百三十卷几百万言合成一篇长论文。每卷皆提挈纲领为正文，而凡所考证论列，则低一格作为解释，解释之中又有小注。解释之文，往往视正文十数倍。所以他这书，可以说是自为书而自注之。因此之故，眉目极清晰，令读者感觉趣味。依我看，清代著作家组织力之强，要推景范第一了。他自述著述经过，说道：“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其用力之勤，可以推见。然而他并不自满足，他说：“……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或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聩聩焉。……予之书其足据乎？”其虚心又如此。魏冰叔禧最佩服这书，其所作序，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作”。又说：“祖禹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远识，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可谓知言。景范这书，专论山川险隘，攻守形势，而据史迹以推论得失成败之故。其性质盖偏于军事地理，殆遗老力谋匡复所将有事耶？然而这部书的组织及其研究方法，真算得治地理学之最好模范。我们若能将这种精神应用到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之各部分，那么，地理便不至成为干燥无味的学科了。
顾栋高，字复初，一字震沧，江苏无锡人。生卒年无考，大约和全谢山年辈相当。他著有一部好书，名曰《春秋大事表》。这部书的体例，是将全部《左传》拆散，拈出若干个主要题目，把书中许多零碎事实按题搜集起来，列为表的形式，比较研究。其有用特别眼光考证论列者，则别为叙说论辨考等。凡为表五十篇，叙说等百三十一篇。《礼记》说：“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治史的最好方法，是把许多事实连属起来比较研究，这便是“属辞比事”。这些事实，一件件零碎摆着，像没有什么意义，一属一比，便会有许多新发明。用这种方法治历史的人，向来很少。震沧这部书，总算第一次成功了。他研究的结果，虽有许多令我们不能满足，但方法总是对的震沧所著，还有《司马温公年谱》《王荆公年谱》两书，体例也极精审。后来如钱竹汀、丁俭卿、张石洲等做了许多名人年谱，像还没有哪部比得上他。所以我认震沧为史学界有创作能力的人。
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表
马骕：字聪御，一字c，邹平人，康熙十二年卒。著《绎史》一百六十卷，起天地开辟讫秦之亡。顾亭林见之惊叹，谓为不可及。此书搜罗极富，可算一部好类书，惜别择不精耳。骕尚有《左传事纬》十二卷，将《左传》的编年体改为纪事本末体，亦便读者。其后有李锴，字铁君，奉天人，著《尚史》七十卷，改《绎史》之纪事本末体为纪传体，其材料全本《绎史》云。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康熙十年卒。梅村文学人人共知，其史学似亦用力甚勤。著有《春秋地理志》十六卷，《春秋氏族志》二十四卷，二书吾皆未见，恐已佚。若存或有价值也。今存《绥寇纪略》一书，专记明季流寇始末，题梅村撰。但梅村所撰，原名《鹿樵野史》，今本乃彼一不肖门生邹漪所盗改，颠倒是非甚多，非梅村之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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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张杨园 陆桴亭 陆稼书 王白田 附：其他
王学反动，其第一步则返于程朱，自然之数也。因为几百年来好谈性理之学风，不可猝易，而王学末流之敝，又已为时代心理所厌，矫放纵之敝则尚持守，矫空疏之敝则尊博习，而程朱学派，比较的路数相近而毛病稍轻。故由王返朱，自然之数也。
清初诸大师，夏峰、梨洲、二曲，虽衍王绪，然而都所修正。夏峰且大有调和朱王的意味了。至如亭林、船山、舜水，虽对于宋明人讲学形式，都不大以为然，至其自己得力处，大率近于朱学，读诸家著作中关于朱王之批评语可见也。其专标程朱宗旨以树一学派，而品格亦岳然可尊者，最初有张杨园、陆桴亭，继起则陆稼书、王白田。
杨园，名履祥，字考夫，浙江桐乡县人。所居曰杨园里，故学者称杨园先生。生明万历三十九年，卒清康熙十三年(16ll一1674)，年64。9岁丧父，母沈氏授以《论语》《孟子》，勉励他说：“孔孟只是两家无父儿也。”他32岁，谒黄石斋问学；34岁，谒刘蕺山，受业为弟子。当时复社声气甚广，东南人士，争相依附。杨园说：“东南坛坫，西北干戈，其为乱一也。”又说：“一入声气，便长一‘傲’字，便熟一‘伪’字，百恶都从此起矣。”于是断断自守，不肯和当时名士来往。甲申闻国变，缟素不食者累日，嗣后便杜门谢客，训童蒙以终老。晚年德望益隆，有事以师礼者，终不肯受，说道：“近见时流讲学之风，始于浮滥，终于溃败，平日所深恶也，岂肯躬自蹈之！”黄梨洲方以绍述蕺山鼓动天下，杨园说：“此名士，非儒者也”。杨园虽学于蕺山，而不甚墨守其师说，尝辑《刘子粹言》一书，专录蕺山矫正阳明之语。他极不喜欢阳明的《传习录》，说道：“读此书使人长傲文过，轻自大而卒无得。”又说：“一部《传习录》，吝骄二字足以蔽之”。他一生专用刻苦工夫，暗然自修，尝说：“人知作家计须苦吃苦挣，不知读书学问与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吃苦挣。”晚年写《寒风伫立图》，自题云：“行己欲清，恒入于浊。求道欲勇，恒病于怯。噫！君之初志，岂不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仿佛乎何代之民？”他用力坚苦的精神，大略可见了。他所著有《经正录》《愿学记》《问目》《备忘录》《初学备忘》《训子语》《言行见闻录》《近鉴》等书。他居乡躬耕，习于农事，以为“学者舍稼穑外别无治生之道。能稼穑则无求于人而廉耻立；知稼穑之艰难，则不敢妄取于人而礼让兴。”《补农书》这部书，有海昌人范鲲曾刻之。陈梓做的《杨园小传》，说这书“不戒于火，天下惜之。”据钱林《文献徵存录》说，因为某次文字狱，怕有牵累把板毁了。《农书》尚见遭此厄，可谓大奇。杨园因为是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个人，后来朱学家极推尊他，认为道学正统。依我看，杨园品格方严，践履笃实，固属可敬，但对于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发明、新开拓，不过是一位独善其身的君子罢了。当时像他这样的人也还不少，推尊太过，怕反失其真罢。
陆桴亭，字道威，江苏太仓人。生明万历三十九年，卒清康熙十一年(16ll一1672)，年62。早岁有志事功，尝著论论平流寇方略，语极中肯。明亡，尝上书南都，不见用，又尝参入军事，被清廷名捕。事既解，返乡居，凿池十亩，筑亭其中，不通宾客，号曰桴亭，故学者称桴亭先生。所著有《思辨录》，全谢山谓其“上自周汉诸儒以迄于今，仰而象纬律历，下而礼乐政事异同，旁及异端，其所疏证剖析盖数百万言，无不粹且醇。……而其最足废诸家纷争之说，百世俟之而不惑者，尤在论明儒”。《鲒埼亭集?陆桴亭先生传》桴亭不喜白沙、阳明之学，而评论最公，绝不为深文掊击。其论白沙曰：
世多以白沙为禅宗，非也。白沙曾点之流，其意一主于洒脱旷间以为受用，不屑苦思力索，故其平日亦多赋诗写字以自遣，便与禅思相近。……是故白沙“静中养出端倪”之说，《中庸》有之矣，然不言戒慎恐惧，而惟咏歌舞蹈以养之，则近于手持足行无非道妙之意矣。……其言养气，则以勿忘勿助为要。夫养气必先集义，所谓必有事焉也。白沙但以勿忘勿助为要，失却最上一层矣。……《思辨录?诸儒异学篇》其论阳明曰：
阳明之学，原自穷理读书中来。不然，龙场一悟，安得六经皆凑泊？但其言朱子格物之非，谓尝以庭门竹子试之，七日而病。是则禅家参竹篦之法，元非朱子格物之说，阳明自误会耳。盖阳明少时，实尝从事于禅宗，而正学工夫尚寡。初官京师，虽与甘泉讲道，非有深造。南中三载，始觉有得，而才气过高，遽为致良知之说，自树一帜，是后毕生鞅掌军旅之中，虽到处讲学，然终属聪明用事，而少时之熟处难忘，亦不免逗漏出来，是则阳明之定论也。要之，致良知固可入圣，然切莫打破敬字。乃是坏良知也，其致之亦岂能废穷理读书？然阳明之意，主于简易直捷以救支离之失，故聪明者喜从之。而一闻简易直捷之说，则每厌穷理读书之繁，动云“一切放下”、“直下承当”。心粗胆大，只为断送一敬字，不知即此简易直捷之一念，便已放松脚跟也。故阳明在圣门，狂者之流，门人昧其苦心以负之耳。同上
此外论各家的话很多，大率皆极公平极中肯。所以桴亭可以说是一位最好的学术批评家——倘使他做一部《明儒学案》，价值只怕还在梨洲之上。因为梨洲主观的意见，到底免不掉，桴亭真算得毫无成心的一面镜子了。桴亭常说：“世有大儒，决不别立宗旨。譬之国手，无科不精，无方不备，无药不用，岂有执一海上方而沾沾语人曰‘舍此更无科无方无药’也？近之谈宗旨者，皆海上方也。”这话与梨洲所谓“凡学须有宗旨，是其人得力处，亦即学者用力处”者，正相反了。由此言之，后此程朱派学者，硬拉桴亭为程朱宗旨底下一个人，其实不对。他不过不宗陆王罢了，也不见得专宗程朱。程朱将“性”分为二，说：“义理之性善，气质之性恶。”此说他便不赞同。他论性却有点和颜习斋同调。他教学者止须习学六艺，谓“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世用，亟当讲求”，也和习斋学风有点相类。他又不喜欢讲学，尝说：“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又说：“近世讲学，多似晋人清谈。清谈甚害事。孔门无一语不教人就实处做。”他自述存养工夫，对于程朱所谓“静中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者，亦有怀疑。他说：“尝于夜间闭目危坐，屏除万虑以求其所谓‘中’。究之念虑不可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间或一时强制得定，嗒然若忘，以为此似之矣，然此境有何佳处，而先儒教人为之？……故除却‘戒慎恐惧’，别寻‘未发’，不是槁木死灰，便是空虚寂灭。”据此看来，桴亭和程朱门庭不尽相同，显然可见了。
他的《思辨录》，颜习斋、李恕谷都很推重，我未得见原本。《正谊堂丛书》里头的《思辨录辑要》，系马肇易负图所辑，张孝先伯行又删订一番，必须与程朱相合的话始行录入，已经不是桴亭真面了。
陆稼书，名陇其，浙江平湖人，生明崇祯三年，卒清康熙三十一年(1630－1692)，年63。他是康熙间进士出身，曾任嘉定、灵寿两县知县，很有惠政，人民极爱戴他，后来行取御史，很上过几篇好奏疏。他是鲠直而恬淡的人，所以做官做得不得意，自己也难进易退。清朝讲理学的人，共推他为正统。清儒从祀孔庙的头一位便是他。他为什么独占这样高的位置呢？因为他门户之见最深最严，他说：“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董子云：‘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质而言之，他是要把朱子做成思想界的专制君主，凡和朱学稍持异同的都认为叛逆。他不惟攻击陆王，乃至高景逸、顾泾阳学风介在朱王之间者，他不肯饶恕。所以程朱派的人极颂他卫道之功，比于孟子距杨、墨。平心而论，稼书人格极高洁，践履极笃实，我们对于他不能不表相当的敬意。但因为天分不高，性情又失之狷狭，或者也因王学末流猖狂太甚，有激而发，所以日以尊朱黜王为事。在他自己原没有什么别的作用，然而那些戴假道学面具的八股先生们，跟着这条路走，既可以掩饰自己的空疏不学，还可以唱高调骂人，于是相争捧他捧上天去，不独清代学界之不幸，也算稼书之不幸哩。稼书办事是肯认真肯用力的，但能力真平常，——程朱派学者大率如此，也难专怪他。李恕谷尝记他一段轶事道：“陆稼书任灵寿，邵子昆任清苑，并有清名，而稼书以子昆宗陆王，遂不相合，刊张武承所著《王学质疑》相诟厉。及征嗄尔旦，抚院将命稼书运饷塞外。稼书不知所措，使人问计子昆。子昆答书云：‘些须小事，便尔张皇，若遇宸濠大变，何以处之？速将《王学质疑》付之丙丁，则仆之荒计出矣。’……”恕谷著《中庸传注问》我们对于稼书这个人的评价，这种小事，也是该参考的资料哩。
王白田，名懋(mào)竑(hóng)，字予中，江苏宝应人，生康熙八年，卒乾隆六年(1668-1741)，年74。他是康熙间进士出身，改授教官，雍正间以特荐召见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便辞官而归。他是一位极谨严方正的人。王安国念孙父说他：“自处闺门里巷，一言一行，以至平生出处大节，举无愧于典型。”《王文肃公集?李子年谱序》他生平只有一部著作，曰《朱子年谱》，四卷，附《考异》四卷。这部书经二十多年，四易稿然后做成，是他一生精力所聚，也是研究朱学惟一的好书。要知道这部书的价值，先要知道明清以来朱王两派交涉的形势。
朱子和陆子是同时讲学的朋友，但他们做学问的方法根本不同。两位见面和通信时已经有不少的辩论。后来两家门生，越发闹成门户水火，这是公然的事实，毋庸为讳的。王阳明是主张陆学的人，但他千不该万不该做了一部书，叫做《朱子晚年定论》。这部书大意说，朱子到了晚年，也觉得自己学问支离，渐渐悔悟，走到陆象山同一条路上去了。朱子学问是否免得了支离两个字，朱陆两家学问谁比谁好，另一问题。但他们俩的出发点根本不同，这是人人共见的。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既卓然有所自信，又何必依傍古人？《晚年定论》这部书，明明是援朱入陆，有高攀朱子、借重朱子的意思。既失朱子面目，也失自己身份，这是我们不能不替阳明可惜的。这部书出来之后，自然引起各方面反动。晚明时候，有一位广东人陈清澜建著一部《学蔀通辨》专驳他，朱王两派交换炮火自此始。后来顾亭林的《日知录》也有一条驳《晚年定论》，驳得很中要害。而黄梨洲一派大率左袒阳明，内中彭定求的《阳明释毁录》最为激烈。争辩日烈，调停派当然发生。但调停派却并非第三者，乃出于两派之自身，一边是王派出身的孙夏峰，一边是朱派出身的陆桴亭，都是努力想把学派学说异中求同，省却无谓的门户口舌。但这时候，王学正值盛极而衰的末运；朱学则皇帝喜欢他，大臣恭维他，一种烘烘热热的气势。朱派乘盛穷追，王派的炮火渐渐衰熄了。这场战争里头，依我看，朱派态度很有点不对。陈清澜是最初出马的人，他的书纯然破口谩骂，如何能服人？陆稼书比较稳健些，但太褊狭了，一定要将朱派造成专制的学阀，对于他派要应用韩昌黎“人其人火其书”的手段，如何行得去呢？尤可恨的，许多随声附和的人，对于朱陆两派学说内容并未尝理会过，一味跟着人呐喊瞎骂，结果当然引起一般人讨厌，两派同归于尽。乾嘉以后，“汉学家”这面招牌出来，将所有宋明学一齐打倒，就是为此。在这个时候，朱陆两派各有一个人将自己本派学说平心静气忠忠实实的说明真相，既不作模棱的调和，也不作意气的攻击。其人为谁？陆派方面是李穆堂，朱派方面是王白田。而白田的成绩，就在一部《朱子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