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万、石庄都是想“立言不朽”的人，他们的工作总算不虚，留下的书确能在学术界占相当位置。当时打这种主意的人也不少，如王昆绳、刘继庄辈皆是。此外有所谓易堂九子者，学问路数有点和唐、胡相近，名声远在唐、胡上，而成就不及他们。今在这里附论一下。
易堂九子皆江西人：宁都魏善伯祥、魏冰叔禧、魏和公礼、邱邦士维屏、李力负腾蛟、彭中叔任、曾青黎传灿，南昌彭躬庵士望、林确斋时益也。他们当明末乱时，相约隐居于宁都之翠微山，其共同讨论学问之所，名曰易堂，因以得名。九子中以三魏为领袖，次则邱邦士、彭躬庵，三魏中又以冰叔为魁，世所称魏叔子也。他们的学风，以砥砺廉节、讲求世务为主，人格都很高洁。冰叔当康熙己未举鸿博时，被荐不至。时江西有谢秋水文洊，辟程山学舍集同志讲程朱学，病易堂诸人“言用而遗体”，贻书冰叔争之。冰叔复书道：“今之君子，不患无明体者，而最少适用。学道人当练于世务，否则试之以事则手足错乱，询之以古则耳目茫昧，忠信谨守之意多，而狭隘杓牵之病作，非所以广圣贤学也。”《魏叔子文集?复谢程山书》易堂学风，观此可见一斑了。但他们专以文辞为重，颇有如颜习斋所谓“考纂经济总不出纸墨见解”者。他们的文章也带许多帖括气，最著名的《魏叔子集》，讨厌的地方便很多。即以文论，品格比《潜书》《绎志》差得远了。
六 刘继庄
刘献廷，字君贤，号继庄，顺天大兴人。生顺治五年，卒康熙三十四年(1648－1695)，年48。“先世本吴人，以官太医，遂家顺天。继庄年十九，复寓吴中，其后居吴江者三十年。晚学游楚，寻复至吴，垂老始北归，竟反吴卒焉。”《鲒埼亭集?刘继庄传》文他为万季野所推重，引参明史馆事，又尝与顾景范、黄子鸿、阎百诗、胡东樵同修《大清一统志》。尝游湖南，交王船山，当时知有船山者，他一人而已。王昆绳说生平只有两个朋友，第一个是刘继庄，第二个才是李恕谷。《恕谷后集?王子传》全谢山说：“予独疑继庄出于改步之后，遭遇昆山兄弟徐乾学、元文而卒老死于布衣。又其栖吴头楚尾间，漠不为枌榆之念，将无近于避人亡命者之所为？是不可以无稽也，而竟莫之能稽。”《刘继庄传》文，下并同又说“盖其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谢山所提出这个闷葫芦，我们生几百年后，史料益缺乏，更无从猜度，总之知道继庄是一个极奇怪人便了。他的著作或未成或散佚，现存的只有一部《广阳杂记》。谢山从那部书里头摘出他的学术要点如下：
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岐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其生平自谓于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足穷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尝作《新韵谱》，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之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蜡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证之以辽人林益长之说，而益自信。同时吴修龄自谓仓颉以后第一人。继庄则曰是其于天竺以下书皆未得通，而但略见华严之旨者也。继庄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为韵本，有开有合，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阴阳即上下二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齿唇之七位，故有横转无直送，则等韵重叠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而后知泰西蜡顶话、女真国书、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为正喉音，而从此得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为东北韵宗，一为西南韵宗。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与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余不尽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尝闻康甲夫家有红毛文字，惜不得观之以合泰西腊顶语之异同。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盖继庄是书，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学者骤见而或未能通也。
其论向来方舆之书，大抵详于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闻。当于疆域之前别添数则，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蚀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验，皆可推矣。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桃李腊月已开，而吴下梅开于惊蛰，桃李开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传七十二候，本诸《月令》，乃七国时中原之气候。今之中原，已与七国之中原不合，则历差为之。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核者详载之为一则，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吴下，水皆东南流，故必东南风而后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风而后雨。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当按籍而列之，而风土之刚柔暨阴阳燥湿之征，又可次第而求矣。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盖五行气运所宣之不同，各谱之为一则，合之土产，则诸方人民性情风俗之微，皆可推而见矣。此固非一人所能为，但发其凡而分观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
其论水利，谓西北乃二帝三王之旧都，二千余年未闻仰给于东南。何则？沟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刘、石云扰，以讫金、元，千有余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远虑，相习成风，不知水利为何事。故西北非无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为民利，乃为民害，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漂没民居；无地可潴，无道可行，人固无如水何，水亦无如人何；虞学士始奋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几竟废，三百年无过而向者。有圣人者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兴，而后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详于《水经》郦注，虽时移势易，十犹可得其六七。郦氏略于东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当详，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关于水利农田战守者，各详考其所以，附以诸家之说，以为之疏，以为异日施行者之考证。
又言朱子《纲目》非其亲笔，故多迂而不切，而关系甚重者反遗之，当别作纪年一书。
凡继庄所撰者，其运量皆非一人一时所能成。故虽言之甚殷而难于毕业。是亦其好大之疵也。
观此，则继庄学术之大概可见了。内中最重要的是他的《新韵谱》，音韵学在明清之交，不期而到处兴起。但其中亦分两派，一派以韵为主，顾亭林、毛西河、柴虎臣等是；一派以音为主，方密之、吴修龄及继庄等是。以音为主者，目的总在创造新字母，又极注重方言。密之、继庄同走这一条路。继庄自负如此，其书必有可观，——最少也足供现在提倡字母的人参考——今失传，真可惜了。次则他的地理书，所注重者为地文地理、人文地理。在那时候有这种见解，实可佩服，可惜没有著成。又他想做的《水经注疏》，虽像没有着手，然而在赵东潜、全谢山、戴东原以前，早已认识这部书的价值，也不能不说是他的特识。要之继庄是一位极奇怪的人。王昆绳说：“生死无关于天下者，不足为天下士，即为天下士，不能与古人争雄长，亦不足为千古之士。若处士者，其生，其死，固世运消长所关，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也。”又说：“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为己任，使得志行乎时，建立当不在三代下。”《居业堂集?刘处士献廷墓表》昆绳义气不可一世，而推服继庄到这步田地！继庄真成了一个“谜的人物”了。
七 毛西河 附：朱竹垞 何义门 钱牧斋
毛奇龄，字大可，浙江萧山人。其徒称为西河先生。卒康熙五十五年，年94。他本是一位有才华而不修边幅的文人，少为诗词，颇得声誉，然负才佻达，喜臧否人物，人多怨之。尝杀人，亡命淮上有年，施闰章为营救，幸免。康熙己未，举鸿博，授检讨。时京师治经学者方盛，他也改行为“经师”，所著经学书凡五十种，合以其他著述共二百三十四卷。《四库全书》著录他的书多至四十部。《皇清经解》所收亦不少晚年门弟子颇多，李恕谷也从他问业，俨然“一代儒宗”了。他自己说有许多经学书是早年所著，因乱遗失其稿，晚年重行补订。这话不知是否靠得住，姑妄听之。
西河有天才而好立异，故其书往往有独到处。有《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辨图书之伪，在胡东樵《易图明辨》前。但在黄晦木后有《仲氏易》，自称是他哥哥的遗说，是不是且不管他，这部书驳杂的地方也很多，但提倡汉儒——荀爽、虞翻诸人的易学，总算由他开创。后来惠定宇之《易汉学》，却受他的影响。有《春秋毛氏传》，虽然武断地方甚多，但对于当时著为功令的胡传严为驳辨，廓清之功也不少。有《竟山乐录》，自言家藏有明代宗藩所传唐乐笛色谱，因得以推复古乐，这些话是否靠得住且不管他。他的音乐造诣何如，也非我们门外汉所能批评，但研究音乐的人，他总算很早，所以能引动李恕谷从他问业。有《蛮司合志》，记云南、四川各土司沿革，虽其中错谬不少，却是前此所无之书。以上几部书，我们不能不认他相当的价值。他对于宋儒猛烈攻击，有《大学知本图》《中庸说》《论语稽求编》等，但常有轻薄谩骂语，不是学者态度。还有一部《四书改错》，骂朱子骂得最利害，后来听见清圣祖要把朱子升祀大成殿，赶紧把版毁了。他因为要立异和人争胜，所以虽然敢于攻《仪礼》，攻《周礼》，却因阎百诗说《古文尚书》是假的，他偏翻过来说是真的，做了一部《古文尚书冤词》，这回投机却失败了，没有一个人帮他。这个人品格是无足取的，全谢山作了一篇《毛西河别传》，胪列他好些劣迹。我也懒得征引了，但举篇中论他学术的一段。谢山说西河著述中，“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如谓《大学》《中庸》在唐时已与《论》《孟》并列于小经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释文》旧本，考之宋椠《释文》，亦并无有，盖捏造也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如邯郸淳写《魏石经》，洪盘洲、胡梅磵已辨之，而反造为陈寿《魏志》原有邯郸写经之文有信口臆说者；如谓后唐曾立石经之类有不考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经《春秋》并无《左传》，而以为有《左传》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于晋栾肇《论语驳》，而谓朱子自造，则并《或问》《语类》亦似未见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称秦桧，而遂谓其父子俱附和议，则籍溪、致堂、五峰之大节，俱遭含沙之射矣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读书百篇，以为《书》百篇之证；周公即见《罔命》《甫刑》耶有改古书以就己者；如汉《地理志》回浦县，乃今台州以东，而谓在萧山之江口，且本非县名其谬如此。”谢山性太狷急，其抨击西河或不免过当，要之西河是“半路出家的经生”，与其谓之学者，毋宁谓之文人也。
同时“文人的学者”，有两个人应该附论，这两人在学术界的冲动力不如西河，品格却比他高——一是朱竹垞，一是何义门。
朱彝尊，字竹垞，浙江秀水人，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81。他也是康熙己未鸿博的检讨。他的诗和王渔洋齐名，但他在学问界也有很大的贡献。他著有《日下旧闻》四十二卷，专考京城掌故。有《经义考》三百卷，把自汉至明说经的书大概都网罗齐备，各书序跋目录都录入，自己更提要批评。私人所撰目录学书，没有比他更详博了。又有《瀛洲道古录》若干卷，专记翰林院掌故，《五代史注》若干卷，《禾录》若干卷，记秀水掌故，《鹾录》若干卷，记盐政。竹垞之学，自己没有什么心得，却是搜集资料极为淹博，所以在清学界该还他一个位置。
何焯，字屺瞻，号义门，江苏长洲人，卒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62。他早年便有文名，因为性情伉直，屡遭时忌，所以终身潦倒。他本是翁叔元门生，叔元承明珠意旨参劾汤斌而夺其位，他到叔元家里大骂，把门生帖子取回。他喜欢校书，生平所校极多，因为中间曾下狱一次，家人怕惹祸，把他所有著作稿都焚毁了。现存的只有《困学纪闻笺》《义门读书记》两种。他所校多半是小节，又并未有用后来校勘家家法。全谢山说他不脱帖括气，诚然。但清代校勘学，总不能不推他为创始的人。
更有一位人格极不堪，而在学界颇有名的人，曰钱牧斋。
钱谦益，字牧斋，晚号蒙叟，江苏常熟人。他是一位东林老名士，但晚节猖披已甚。清师渡江，首先迎降，任南礼部尚书，其后因做官做得不得意，又冒充遗老，论人格真是一无可取。但他极熟于明代掌故，所著<初学集》《有学集》中，史料不少。他尝亲受业于释憨山德清，人又聪明。晚年学佛，著《楞严蒙抄》，总算是佛典注释里头一部好书。他因为是东林旧人，所以黄梨洲、归玄恭诸人都敬礼他，在清初学界有相当的势力。
八 吕晚村 戴南山
初期学者有为文字狱所牺牲的两位，曰：吕晚村、戴南山。这两位都因身罹大祸，著作什九被烧毁，我们无从见其真相。据现在流传下来的遗书而论，两人都像不过是帖括家或古文家，不见得有很精深学问。但他们总是和清代学术有关系的人，虽然资料缺乏，也得记一记。
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卒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55。他是一位廪生，康熙间曾荐举山林隐逸、博学鸿儒皆不就，笃守程朱学说，著书颇多，学风和朱舜水像有点相近。对于满洲征服中国，愤慨最深。尝说：“孔子何以许管仲不死公子纠而事桓公甚至美为仁者，是实一部《春秋》之大义也。君臣之义固重，而更有大于此者。所谓大于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于被发左衽也。”他的著述中像这样的论调大概甚多。他卒后，他的门生严鸿逵、沈在宽诵法其学。康熙末年，有湘人曾蒲潭静因读晚村所批时文有论“夷夏之防”等语，大感动，到他家中求其遗书尽读之，因与严、沈及晚村之子葆中为密友，自是思想大变。雍正初年，对于功臣猜忌特甚，川陕总督岳钟琪有点不自安。蒲潭乃派他的门生张熙上书钟琪，劝他革命，后来事情闹穿了，将蒲潭及沈、张等，提京廷讯。闹了几年，结果将晚村剖棺戮尸，子孙族灭，门生故旧，株连无数。晚村所有著述，焚毁都尽，只有雍正御撰驳吕留良《四书义》一书，今尚流传，因此可见晚村学说之一二。吾家中有此书，待检出后择要征引又据雍正上谕，知晚村有日记，有文集，文集中有致吴三桂书。上谕说：“其所著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版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盖其悖逆狂噬之词，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据此，则晚村之言论如何激烈，可以想见。雍正所著《大义觉迷录》，专为驳晚村学说而作，内中辨夷夏的话最多，次则辨封建，据此亦可略见晚村著作内容如何了。雍正七年四月上谕引《晚村文集》，有“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语。以与唐铸万《潜书?存言篇》对照，可想见所谓“康熙全盛”时民生状况如何，实极重要之史料雍正因晚村之故痛恨浙江人，说道：“朕向来谓浙江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谤讪悖逆，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皆吕留良之遗害也”。七年上谕浙中学者，自舜水、梨洲以至谢山，皆民族观念极盛，本非倡自晚村。然晚村在当时浙学界有不小的势力，我们倒是因读雍正上谕才得知道哩。
戴名世，字田有，号南山，安徽桐城人。康熙五十二年下狱论死，年61。他本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应推他为开山之祖。他从小喜读《左传》《史记》，有志自撰明史。同县方孝标尝游云南，著《滇黔纪闻》，述永历间事，南山好其书。或说方孝标尝受吴三桂伪职，似不确后有永历宦官出家为僧号犁支者，与南山门人余石民湛谈永历遗事颇多，南山采以入其集。康熙五十年为都御史赵申乔所劾，大狱遂起，其狱牵连至数百人。方苞、韩菼等皆在内因康熙帝从宽处置，论死者仅南山一人而止。《南山集》在当时为禁书，然民间传本不绝。集中并无何等奇异激烈语，看起来南山不过一位普通文士，本绝无反抗清廷之意。他是康熙四十八年榜眼，时年已57岁了但他对于当时官修《明史》，确有所不满。他说：“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为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渐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当世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余夙者之志，于明史有深痛，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以此为念者。……”《南山集?与余生书》
读这篇书，南山对于明史的感想，略可概见，而其身遘大祸亦即以此。康熙中叶，文网极宽，思想界很有向荣气象。此狱起于康熙倦勤之时，虽辩理尚属宽大，然监谤防口之风已复开矣。跟着就是雍正间几次大狱。而乾嘉学风，遂由此确立了。
本讲所列举的不伦不类十几个人，论理，不应该在一块儿评论，但因此益可见清初学术方面之多与波澜之壮阔。凡学界之“黎明期运动”，大率都是这种气象。乾嘉以后，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虽比初期致密许多，思想界却已渐渐成为化石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经学 小学及音韵学
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一反明人空疏之习，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想达到他们所谓“实事求是”的目的。依我们今日看来，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因为他们若把精力用到别个方向去，成就断不止此。但这是为时代性所限，我们也不能太过责备。至于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万不可以看轻他。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确有一部分把我们所应该的已经做去，或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我们不能不感谢。今将他们所表现的总成绩，略分门类择要叙述，且评论其价值。我个人对于继续整理的意见，也顺带发表一二。
一 经学
自顾亭林高标“经学即理学”之徽帜，以与空谈性命之陋儒抗，于是二百年来学者家家谈经，著作汗牛充栋。阮氏《皇清经解》、王氏《皇清经解续编》所收作者凡百五十七家，为书都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七百二十七卷。亦云盛矣，而未收及续出者尚不在其列。几部古经，是否值得费那么大工夫去研究，另为一问题。他们费这些工夫，到底把这几部古经研究清楚没有，以下请逐部说明。
(甲)《易经》：《易经》是一部最带神秘性的书。孔子自称“假年以学”，相传还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得这书自古已称难懂了。汉代今文博士有施、孟、梁邱三家，又有费氏的古文，又有京、焦的别派。自王弼注出，盛行江左，唐人据此以作正义，自是汉《易》诸家俱废。今官书之《十三经注疏》，所宗者，弼学也。而五代、北宋间道士陈抟始以道教中丹鼎之术附会《易》文，展转传至邵康节、周濂溪，于是有《先天》《太极》诸图，《易》益棼乱不可理。程伊川作《易传》，少谈天道，多言人事，稍称洁净。朱晦庵又综合周、邵、程之说作《易本义》，为明清两朝功令所宗，盖自王、韩康伯以后，《易》学与老庄之道家言混合；自周、邵以后，《易》学与后世矫诬之道教混合。清以前《易》学之重要流别变迁，大略如此。
清代《易》学第一期工作，专在革周、邵派的命，黄梨洲的《易学象数论》首放一矢。其弟黄晦木宗炎著《图书辨惑》，把濂溪《太极图说》的娘家——即陈抟自称从累代道士传来的《无极图》——找出来了。同时，毛西河有《河图洛书原舛》，大致与二黄之说相发明。其后胡朏明著《易图明辨》，引证详博，把所有一切怪诞的图——什么无极太极，什么先天后天，什么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什么六十四卦的圆圈方位，一概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千年蒙罩住《易经》的云雾算是开光了，这不能不说是清初学者的功劳。
他们对于周邵派的破坏算是成功了。建设的工作怎么样进行呢？论理，他们专重注疏，自应归到王韩一派，但王注援老庄以谈名理，非他们所喜。而且“辅嗣《易》行无汉学”，前人已经说过，尤为汉学先生们所痛恨。所以他们要另辟一条新路来。
清儒说《易》之书收入《皇清经解》者，最先的为毛西河之《仲氏易》。但这部书专凭个人臆见，学无渊源，后来学者并不重视他，所以影响也甚小。可以代表清儒《易》学者不过三家，曰惠定宇，曰张皋文，曰焦里堂。
惠定宇所著书，曰《周易述》二十一卷，《易汉学》七卷，《易例》二卷。其《九经古义》中关于《易》者亦不少。定宇的见解是，愈古愈好，凡汉人的话都对，凡汉以后人的话都不对。然则汉人的《易》说一部无存，怎么办呢？幸而有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内中征引许多汉儒各家遗说。定宇把他们都搜集起来，爬梳整理一番，用的劳力真不小。我们读这几部书，才知道汉人《易》学的内容如何。这便是惠氏在学界一大成绩，然成绩亦止于此而已。若说他已经把这部《易经》弄通了，我们绝对不敢附和。为什么呢？因为汉儒说《易》是否合于《易》旨，我们先已根本怀疑。汉儒讲的什么“互体”，什么“卦变”，什么“半象”、“两象”，什么“纳甲”、“纳音”、“爻辰”，什么“卦气六日七分”，依我们看来，都是当时燕齐方士矫诬之说，和陈、邵《太极》《先天》等图没有什么分别。王辅嗣把他们廓清辞辟，一点都不冤枉。定宇辈因为出自汉人，便认做宝贝，不过盲从罢了。而且定宇还有一个大毛病，是不知家法。同为汉儒，而传受渊源不同，彼此矛盾的地方便不少。定宇统而名之曰“汉学”，好像汉人只有此学，又好像汉人个个都是此学，这便大错了。定宇说的不过东汉末年郑康成、荀慈明、虞仲翔等几个人之学，顶多可以代表一两派，而且各人所代表的派也不能相通。惠氏凡汉皆好的主张，只怕汉儒里头先自打起架来，他已无法和解了。
张皋文所著书，主要的是《周易虞氏义》九卷，还有《虞氏易礼》《易言》《易事》《易候》，及《荀氏九家义》《易义别录》等。皋文凭借定宇的基业，继长增高，自然成绩要好些。他的长处在家法明了，把虞仲翔一家学问，发挥尽致，别家作为附庸，分别搜择，不相杂厕。我们读这几部书，可以知道汉《易》中最主要的部分《虞氏易》有怎样的内容，这是皋文的功劳。若问皋文的《易》学是否真《易》学，便要先问仲翔的《易》学是否真《易》学。可惜这句话我是回答不出来的。
焦里堂所著书，有《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统名《雕菰楼易学三书》。阮芸台说他：“石破天惊，处处从实测而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王伯申说他：“凿破混沌，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阮、王都是一代大儒，不轻许可，对于这几部书佩服到如此，他的价值可推见了。里堂之学，不能叫做汉学，因为他并不依附汉人。不惟不依附，而且对于汉人所纠缠不休的什么“飞伏”、“卦气”、“爻辰”、“纳甲”……之类一一辨斥，和黄、胡诸人辨斥陈、邵易图同一摧陷廓清之功。里堂精于算理，又精于声音训诂，他靠这种学问做帮助，而从本经中贯穴钩稽，生出妙解。王伯申说：“要其法，则比例二字尽之。所谓比例者，固不在他书而在本书也。”里堂这几部书，是否算得《易经》真解，虽不敢说，但他确能脱出二千年传注重围，表现他极大的创作力。他的创作却又非凭空臆断，确是用考证家客观研究的方法得来，所以可贵。他发明几个重要原则，曰旁通，曰相错，曰时行，曰当位、失道，曰比例，都是从彖、象、系辞所说中推勘出来。我细绎里堂所说明，我相信孔子治《易》确曾用这种方法。我对于里堂有些不满的，是嫌他太骛于旁象而忽略本象。“旁通”、“相错”等是各卦各爻相互变化孳衍出来的义理，是第二步义理；本卦本爻各自有其义理，是第一步义理。显堂专讲第二步，把第一步几乎完全抛弃，未免喧宾夺主了。
此外说《易》之书，虽然还有许多，依我看，没有什么价值，一概不论了。专就这三家看来，成绩还不算坏。《易经》本是最难懂的一部书，我们能否有方法彻底懂它，很是问题。若问比较上可靠的方法吗？我想，焦里堂带我们走的路像是不错。我们应用他以本书解本书法，把他所阙略的那部书——即本卦本爻之意义，重新钩稽一番，发现出几种原因来驾驭他，或者全部可以彻底真懂也未可知。这便是我对于整理《易经》的希望及其惟一方法了。
(乙)《尚书》：《尚书》是一部最罗唣、问题最多的书。相传本有三千余篇，孔子删成百篇，已算得骇人听闻的神话了。所谓百篇者，在汉初已有人见过，只传得二十八篇，却是有百篇的序文见于《史记》。不久又有什么河内女子得着一篇《泰誓》，变成二十九篇。那篇《泰誓》是真是假，当时已成问题，然而不管真假，它只是昙花一现，忽然又隐身不见了。二十八篇或二十九篇，正立于学官，人人诵习了二百年。到西汉末，忽然有所谓《古文尚书》者出，说是孔安国家藏，献入中秘，比原来的《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来。因此惹起今古文之争，学界生出绝大波澜。西汉末的《古文尚书》是否靠得住，已成千古疑案。到东汉末，这新出的十六篇又隐身不见了。经一百多年，到东晋之初，忽然又说《古文尚书》复活转来，却是由十六篇变成二十五篇，还带着一部孔安国的注，离奇怪诞，莫此为甚了。今文的二十八篇，到最近还有人对于它发生真假问题，这是后起之义，姑且不说。至所谓《古文尚书》者，伪中出伪，至再至三，说起来便令人头眩，内中夹着一个《书序》真假问题，越发麻烦极了。自唐人撰诸经正义，采用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自是这部书著为功令、立于学官者一千多年。直到清初，然后这种罗唣问题才解决十之八九了。
清初学者对于《尚书》第一件功劳，在把东晋《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宣告死刑。这件案最初的告发人，是宋朝的朱子，其后元吴澄、明梅鷟等继续控诉。到清初，黄梨洲当原告律师，做了一部《授书随笔》给阎百诗，百诗便自己充当裁判官，著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宣告那部书的死刑。还有一位姚立方际恒可以算做原告律师，他做一部《尚书通论》，关于这问题搜出许多证据，其书似已失传，但一部分已被阎氏采入《疏证》了。同时被告律师毛西河不服判决，做了一部《古文尚书冤词》提起上诉。再审的裁判官便是惠定宇，著了一部《古文尚书考》，把被告的罪名越发弄确实了。还有两位原告律师：一是程绵庄廷祚做一部《晚书订疑》；一是段茂堂做一部《古文尚书撰异》，把毛律师强辩的话驳得落花流水，于是这件案总算定谳了。到光绪末年有一位洪右臣良品想再替被告上诉，却是“时效”已过，没有人受理了。这件案的决定，算是清儒在学术史上极有价值的事业。
假的部分剔除了，真的部分如何整理呢？《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本属春秋以前的语体文，佶屈聱牙，最称难读。自伪孔传通行之后，汉儒传注一概亡佚，更没有一部完书可为凭借。怎么办呢？乾隆中叶的学者，费了不少的劳力，著成三部书：一是江艮庭声的《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一是王西庄鸣盛的《尚书后案》三十卷；一是孙渊如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他们三位是各不相谋的同时分涂去著自己的书，他们所用的方法也大致相同，都是拿《史记》《尚书大传》当底本，再把唐以前各种子书及笺注类的书，以至《太平御览》以前之各种类书，凡有征引汉儒解释《尚书》之文慢慢搜集起来，分缀每篇每句之下，成为一部汉儒的新注。三部书里头江艮庭的比较最坏。艮庭是惠定宇嫡派，一味的好古，没有什么别择剪裁。王西庄搜罗极博，但于今古文学说分不清楚，好为调和，转成矛盾，是其短处。孙渊如算是三家之冠了。他的体例，是“自为注而自疏之”。注文简括明显，疏文才加详，疏出注文来历，加以引申，就组织上论，已经壁垒森严。他又注意今古文学说之不同，虽他的别择比不上后来陈朴园的精审，但已知两派不可强同，各还其是，不勉强牵合，留待读者判断从违。这是渊如极精慎的地方，所以优于两家。
江、孙、王三家都是绝对的墨守汉学，非汉儒之说一字不录。他们著书的义例如此，本也甚好，但汉儒所说一定就对吗？怕未必然。伪孔传虽伪，但都是采录魏晋人旧说而成，安见所解没有过于汉人处？宋儒经说，独到之处甚多，时亦可以补汉人之阙失。乾嘉间学者对于他们一概排斥，也未免堕门户之见。光绪末年简竹居朝亮补救这种缺点，著一部《尚书集注述疏》，也仿渊如例，自注自疏，惟汉宋兼采，旁及伪孔。这书成于江、孙、王之后，自然收功较易。他的内容也稍嫌过繁，但采择汉宋各家说很有别裁，不失为一良著。
汉代今古文之争，本由《尚书》而起。东晋伪古文不必论矣，即所谓西汉真古文者来历已很不分明。嘉道以降，今文学兴，魏默深著《书古微》，提出《古文尚书》根本曾否存在之问题，是为阎百诗以后第二重公案，至今未决。互见辨伪书条
西汉晚出古文，真伪且勿论，其学说传于东汉而为马融、郑玄所宗述，则甚明也。其与西汉今文博士说牴牾殊多，又甚明也。江、孙、王之书，以辑采马、郑注为中坚，只能代表古文说，不能代表今文说。郑君虽云兼通今古，择善而从，但仍祖古文为多道咸间陈朴园乔枞著《今文尚书说经考》三十三卷，《欧阳夏侯遗说考》一卷，很费些劳力才搜集得来，我们从此可以知《尚书》最古的解释了。
《尚书》里头的单篇，最复杂的是《禹贡》。胡朏明著《禹贡锥指》十卷，是为清代研究古地理之首，虽其书许多疏舛经后人补正，最著者成美卿蓉镜《禹贡班义述》，丁俭卿晏《禹贡锥指刊误》等，其余单篇及笔记中，此类著作甚多然创始之劳，应该纪念的。
《尚书大传》为汉初首传《尚书》之伏生所著，而郑康成为之注。这书在《尚书》学里头位置之重要自不待言，但原书在宋时已残缺不完，明时全部亡佚了。清儒先后搜辑的数家，最后陈左海寿祺的《尚书大传辑校》最称完善，而皮鹿门锡瑞继著《尚书大传疏证》，更补其阙失而续有发明，也算《尚书》学中一附带的成功了。互见辑佚书条
《书序》问题，亦至今未决。别于辨伪书条叙其经过，此不述。
总括起来，清儒之于《尚书》学，成绩总算不坏。头一件功劳，是把东晋伪古文打倒了，拨开无限云雾。剩下真的二十八篇，也经许多人费很大的劳力，解释明白了十之六七。我稍为不满意的，是他们有时拘守汉儒说太过；例如“粤若稽古”，郑注训“稽古”为“同天”，甚可笑，但以出于郑而强从之关于校勘文字，时或缺乏判断的勇气；例如“在治忽”之或作“七始咏”，或作“来始滑”；“心腹肾肠”之或作“优贤扬”。诸家往往好为穿凿曲护，致晦真意关于研究制度，好引异代之书强为比附。例如释“六宗”，附会《月令》之明堂，或《周官》大宗伯之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这类都是多数清儒公共的毛病。后有治此经者，专从训诂上平实解释，不要穿凿，不要贪多，制度有疑则阙之。能泐成一部简明的注，或者这部书有人人能读的一天了。
(丙)《诗经》《诗经》和《尚书》相反，算是问题最少的书。三百篇本文，几乎绝无疑议之余地。其最为聚讼之鹄者，惟一《毛诗序》。《诗序》问题，别详伪书条下，现在暂且少讲。但略讲清朝以前诗学变迁形势。西汉十四博士，《诗经》惟鲁、齐、韩三家。毛氏则哀平间晚出古文，来历颇不分明。自郑康成依毛作笺，此后郑学孤行，而三家俱废。六朝经学，南北分派，惟《诗》则同宗毛、郑无异辞。唐初正义因之，郑学益成统一之局。惟自唐中叶以后，异论寝生，其发难大率由《诗序》，驯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四库提要》语，猖披极矣。朱晦翁亦因不满于《诗序》而自作《集传》。元、明以还，朱传立于学官，而毛、郑亦几废。清儒则乘此反动，以光复毛、郑之学为职志也。
清儒在《诗》学上最大的功劳，在解释训诂名物。康熙间，有陈长发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有朱长孺鹤龄的《毛诗通义》，当时称为名著。由今观之，乾隆间经学全盛，而专治诗者无人，戴东原辈虽草创体例，而没有完书。到嘉道间，才先后出现三部名著：一、胡墨庄承珙的《毛诗后笺》；二、马元伯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三、陈硕甫奂的《诗毛氏传疏》。胡、马皆毛、郑并释，陈则专于毛；胡、马皆有新解方标专条，无者阙焉，陈氏则纯为义疏体，逐字逐句训释。三书比较，胡、马贵宏博而陈尚谨严，论者多以陈称最。陈所以专毛废郑者，以郑固笺毛，而时复破毛，严格绳之，亦可谓为“不守师法”；又郑本最长于礼，恒喜引礼解《诗》，转生轇轕。孔冲远并疏毛、郑，疏家例不破注，故遇有毛、郑冲突之处，便成了“两姑之间难为妇”，勉强牵合打完场，那疏便不成片段了。硕甫专宗其一，也可以说他取巧。但毛传之于训诂名物，本极矜慎精审，可为万世注家法程。硕甫以极谨严的态度演绎他，而又常能广采旁征以证成其义，极洁净而极通贯，真可称疏家模范了。
名物训诂之外，最引人注意的便是作诗的本事和本意。讲到这一点，自然牵连到《诗序》的问题了。清学正统派，打着“尊汉”，“好古”的旗号，所以多数著名学者，大率群守毛序。然而举叛旗的人也不少，最凶的便是姚立方，著有《诗经通论》，次则崔东壁述著有《读风偶识》，次则方鸿濛玉润著有《诗经原始》，这三部书并不为清代学者所重，近来才渐渐有人鼓吹起来。据我们看，《诗序》问题早晚总须出于革命的解决。这三部书的价值，只怕会一天比一天涨高吧？《诗经通论》我未得见，仅从《诗经原始》上看见片段的征引，可谓精悍无伦。《读风偶识》谨严肃穆，纯是东壁一派学风。《诗经原始》稍带帖括气，训诂名物方面殊多疏舛，但论《诗》旨却有独到处。
今文学复活，古文的毛氏《诗》，当然也在排斥之列。最初做这项工作者，则为魏默深之《诗古微》。《诗古微》不特反对毛序，而且根本反对毛传，说全是伪作。我以为序和传要分别论。序呢，无疑是东汉人妄作，传呢，我并不敢说一定出自“子夏所传”，《汉书?儒林传》述毛氏语也许是西汉末年人造出来，但他对于训诂名物解释得的确好，虽以我向来崇尚今文的人也不敢鄙薄他。老实说，我是厌恶毛序而喜欢毛传的，因为年代隔远的人作序，瞎说某篇某篇诗的本事本意万不会对的，这种作品当然可憎。至于训释文句，何必问他子夏不子夏，毛公不毛公？我们现在悉心研索还可以做一部好极的来哩。所以我对于攻击毛传认为不必，但默深这部书，偏激的地方不少，但亦有许多崭新的见解，可以供将来新《诗》学之参考。
齐、鲁、韩三家学说，汉以后便亡了。宋王应麟有《三家诗考》一卷，是为搜辑之始。到清嘉道以后，继起渐多。冯柳东登府有《三家诗异文疏证》九卷，有《三家诗异义遗说》二十卷，陈朴园有《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四家诗异文考》五卷，《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严铁桥可均有辑《韩诗》二十一卷，这都是兴灭继绝，不无微劳的了。
总括起来，清儒的《诗》学，训诂名物方面，我认为成绩很优良；《诗》旨方面，却不能满意，因为受毛序束缚太过了。但研究《诗》旨，却不能有何种特别的进步的方法，大约索性不去研究倒好。戴东原说：“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必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难以臆见定也。”《诗补传》序目我想，往后研究《诗经》的人，只好以东原这话自甘。那么，清儒所做工作，已经给我们不少的便利了。
(丁)三礼 三礼依普通的次序，是一《周礼》，二《仪礼》，三《礼记》，有时加上《大戴礼》，亦叫做四礼。这几部书的时代真伪，都很有问题，留着有辨伪书条下再讨论，今且不说。三礼都是郑康成作的注。在康成毕生著述中，也可说是以这三部注为最。所以“三礼学”和“郑学”，几成为不可分的名词。虽然，自古说“议礼之家纷如聚讼”。自孔门诸子，已经有许多交锋争辩，秦汉以后更不必说了，一部《白虎通义》便是汉儒聚讼的小影，一部《五经异义》，是郑康成和许慎对垒，一部《圣证论》，是王肃和郑康成对垒。这种笔战，我们一看下去便头痛。六朝、隋、唐的争也不少。昔战国诸子诋斥儒家，大都以“穷年不能究其礼”为口实，何况在千余年异论更多之后。所以宋学兴起，把这些繁言缛语摆脱不谈，实是当然的反动。中间虽经朱子晚年刻意提倡，但他自己既没有成书，门生所做又不对，提倡只成一句空话。宋、元、明三朝，可以说是三礼学完全衰熄的时代了。
这门学问是否有研究的价值，俟下文再说。现在且说清朝“礼学”复兴的渊源。自黄梨洲、顾亭林惩晚明空疏之弊，提倡读古书，读古书，自然触处都感觉礼制之难懂了。他们两位虽没有关于礼学的专门著作，但亭林见张稷若治礼便赞叹不置，他的外甥徐健庵便著有《读礼通考》。梨洲大弟子万充宗、季野兄弟经学的著述，关于训诂方面的甚少，而关于礼制方面的最多，礼学盖萌芽于此时了。其后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惠氏父子著《禘说》《明堂大道录》等书，对于某项的礼制，专门考索。戴学出江慎修，慎修著《礼书纲目》，对于礼制为通贯的研究。而东原所欲著之《七经小记》中，礼学篇虽未成，而散篇见于文集者不少。其并时皖儒如程易畴、金檠斋、凌次仲辈，皆笃嗜名物数制之学。而绩溪、泾县两胡竹村、景庄以疏礼名其家，皆江、戴之遗风也。自兹以往，流风广播，作者间出，而最后则孙仲容、黄儆季称最善云。
今先分经举其最有名之著述，而关于贯通的研究次于后。
(1)《周礼》：清儒礼学虽甚昌，然专治《周礼》的人很少。两经解所收，如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沈彤《周官禄田考》，段玉裁《周礼汉读书》，庄存与《周官记》《周官说》，徐养原《周官故书考》，王聘珍《周礼学》，不过寥寥数部，又皆属于局部的研究’未有贯穴全书者惟一的《周礼》专家就是孙仲容诒让。他费二十年工夫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其价值留待下文论新疏条下另行批评。
《考工记》本另为一部书，后人附入《周礼》。清儒对于这部书很有几种精深的著作。最著者为戴东原之《考工记图注》，阮芸台之《考工记车制图考》，乃其少作，亦精核次则王宗涑之《考工记考辨》。
(2)《仪礼》：清儒最初治《仪礼》者为张稷若尔岐，著《仪礼郑注句读》，顾亭林所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也。乾嘉间则有凌次仲廷堪的《礼经释例》十三卷，将全部《仪礼》拆散了重新比较整理贯通一番，发现出若干原则。凡通例四十，饮食之例五十有六，宾客之例十有八，射例二十，变例(即丧例)二十有一，祭例三十，器服之例四十，杂例二十有一其方法最为科学的，实经学界一大创作也。次则有张皋文惠言的《仪礼图》，先为宫室衣服之图；宫室七，衣服十二次则十七篇，每篇各为之图；士冠十，士昏十二，士相见一，乡饮酒九，乡射十三，燕十七，大射十二，聘三十，公食大夫十二，觐八，丧服三十九，既夕十一，士虞六，特牲馈食十七，少牢馈食八，有司彻十八其不能为图者则代以表，凡六篇每图每表皆缀以极简单之说明。用图表方法说经，亦可谓一大创作。宋人有《三礼图》等书，仅图器物，且多臆揣，不能援以为比道、咸间，则有邵位西懿辰《礼经通论》，专明此经传授源流，斥古文《逸礼》之伪。有这三部书振裘挈领，把极难读的《仪礼》变成人人可读，真算得劳苦功高了。其集大成者则有道光间胡竹村培翚之《仪礼正义》，为极佳新疏之一，当于新疏条下别论之。与竹村同时合作者有胡墨庄胡承洪之《仪礼今古文疏义》，但主于辨正文字，非为全书作新疏也，勿混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