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讲过，以麦克阿瑟３月２３日的声明为转机，杜鲁门总统心里决定免去他的职务。
一、免职的手续
杜鲁门继续回忆：
“……更为重要的是，麦克阿瑟上将再次公然无视身为他的总司令官、合众国总统的我的政策。” [ 注：指战争爆发后的６月３０日，尚不允许进攻北朝鲜地区，但他却擅自进行了轰炸；中国介入之前，他又无视禁令，命令联合国军各部队向边境进行总追击。这两次无视训令，当时也被认为是明显地违反命令，但因急转的形势所驱使，当时没有时间作为问题提出来。然而，杜鲁门在这里再次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可以说他在当时就愤怒得忍无可忍了。 ]
“对于麦克阿瑟的这种反抗，我只有一个办法了。我已经不能容忍麦克阿瑟的行为了。”
３月２３日下午，杜鲁门召集艾奇逊国务卿、腊斯克副国务卿和罗伯特国防部副部长，要他们首先审查去年１２月６日发给麦克阿瑟的训令。所谓１２月６日的训令，情况是这样的：
在联合国军从北朝鲜撤退时麦克阿瑟发表的声明中，有的地方给人的印象是他提出“对新的战争必须有新的政策（轰炸中国本土、封锁沿海、要台湾国民党军队参战与反对大陆等）”，要美国改变政策（限制战略）；这一点使西欧各国感到疑惑；所以，华盛顿就于１２月６日发出训令叮嘱他：“以后，凡可能涉及政策的声明，必须经过华盛顿批准。”这也就是麦克阿瑟说的“言论管制令”。杜鲁门要艾奇逊等人审核一那个训令是否有疑义，查清楚麦克阿瑟有没有违反命令的事实。或许给人一种暗示：“我是感到违反命令的。”总之，可以说是政治家的慎重的关照。
三人审查的结果，不出所料：“无论谁看，也是明白无误的。”
杜鲁门总统立即指示：向麦克阿瑟发训令，要他回想一下１２月６日的训令。”
第二天即３月２４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了亲启电报，内容如下：
“总统指示，要您注意一下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６日传达的命令。根据１９５１年３月２０日发给您的通知，您今后发表声明时，应经过１２月６日命令规定的发表手续。”
“此外，总统还指示，当共产党方面在战场上要求停战时，您要立即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指令。”现在看起来，确实是象给小孩子看的训令。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训令，内容很不相称。但从必须发这种训令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当时华盛顿的苦心。
关于这件事情的原委，杜鲁门作了如下说明：
“作为总统，现在首先必须做的事是要提醒麦克阿瑟将军注意，不得再发表对美国政策有怀疑的声明。我已知道将军在３月７日的声明中也有向总统的政策挑战的事实。他当时向记者口述笔录，声明的意思是，‘如果华盛顿不批准我提出的政策，就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可怕的屠杀’（即联合国军被迫付出巨大代价的意思）。”
“然而，那时他至少应该承认‘最后定下决心的不是麦克阿瑟自己’。但这次发表的声明，却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使全世界误解了华盛顿的政策。所以，如果他还发表这种声明，就很可能引起更大的混乱和不利。”
此外，杜鲁门还对为什么麦克阿瑟会这样反对的问题，自问自答地说：
“我经常为同麦克阿瑟之间存在着意见分岐而感到焦虑。……但我设身处地地想过，他为什么向我国的文官为主的传统挑战呢？我的结论是这样的。”
“对于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和建议，我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实经常给予斟酌和研讨过。而且，我们尊重将军在军事上的名声，经常不得已而做些让步，这也是事实。”
“但是，在中国介入以后出现的情况是，在他的声明里博得喝彩的、哗众取宠的地方非常引人注目。而且，从最近情况的发展来推测，不能不使人感到，将军害怕结束战争的功绩落到别人的手里，要加以妨碍，这一点对他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于是，杜鲁门回顾了南北战争的历史，他说：
“我想，这一情况同阿伯拉罕·林肯撤掉麦克勒兰上将时的情况非常相似。”
“麦克勒兰将军时常对军事以外的政治问题发表声明。因此，有的人询问林肯说：‘您打算怎样处理麦克勒兰？’林肯回答说：‘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有人骑上马，那马发惊，把马镫踢上去，伤了那个人。那个人会对马说，你要是还发惊，我就下来。’”
“林肯不断地为同麦克勒兰的意见分歧而伤脑筋。但是，那种分歧同现在的分歧不一样，林肯期待着麦克勒兰攻击他。然而，麦克勒兰一点也没有中伤总统。因为，将军应该如何指导战争，国家应该怎么办，已有主见。即使总统直接对他下命令，恐怕他也会无视这一命令。众所周知，麦克勒兰怀有政治野心，林肯的反对派想利用他。”
“林肯忍耐性很强。这是他天生的性格。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撤掉这位北军中高级指挥官的职务。”
“我也为同麦克阿瑟的矛盾而伤脑筋。而且，我也是除了撤掉他的最高司令官职务以外，没有别的路可选择。”
关于免去麦克阿瑟职务的理由，杜鲁门继续说：
“我国宪法的根本原则之一是，政治优先于军事的原则。政策不应该由将军和海军将领制定，而应该由掌握政权的文官制定。”
“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再三表示了难于接受政府的政策的态度，多次发表正式声明，不但使各盟国怀疑我国政策的方向，而且实质上是以他自己的政策对抗总统。”
“我一向尊敬作为军人的麦克阿瑟将军，现在还是这样。……我希望他相信，要求他服从的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这样试过。” [ 注：指１月１３日发出的总统私人信件。参照第７卷。 ]
“但是，他表示反对。他还公然进行了批评。……他的行动给他发誓忠诚的政府和盟国决定的政策方向造成了混乱。如果对他以这种方法对文官当局的反抗置之不理，我自己就会破坏对国民许诺的维护宪法和遵循宪法行为的誓约。”
“我们把军人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军队的性质本身决定，即使想给军人以学习执行公务所必需的谦让精神的机会，也是很少的。……所谓政治，是根据确立的原则同当时当地出现的状况的对应，是适合形势的调和，不是对原则的调整，经过选举考验的政治家知道这些，并且这样实行。”
“但是，不能认为军人在执行其勤务期间能够学到这些东西。支配军人思想方法的语言是命令和服从。而且，这些词的军事定义不是通常使用的定义，显然是盲目的。”
“这就是我国宪法具体规定文官支配武官的原则的理由。”
“虽然不能认为麦克阿瑟故意向这个文官支配的原则挑战，但从他的行为的结果来看，这个原则却受到了威胁。”
“采取行动，是我作为总统的义务。”
“在我的内心里，围绕这个问题作决断时的纠葛持续了好几天，这确实是事实。不过，在下面的事情（后述）发生之前，我心里已经有了谱。”
这样，作为总统个人的决心已经定了，但要将其作为政府的决定贯彻执行，还需要有国民能够理解的政治理由。
这是因为，当时的麦克阿瑟将军受到了尊敬，可以说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尽管不是大多数）对他表示狂热的支持和盲目的信任，他又是美国的象征性的将军，所以要撤掉他的职务，在政治上必须进行全面的考虑。第二年即１９５２年又是总统选举之年，因此更要慎重一些。
而且，如果战局发展不利，那姑且不谈，现实情况正是战局进展有利的时候，所以要把胜马换掉，必须有相当的理由。可是，公布国民能够同意的理由这本身就得举出美国上层争论的焦点即战争政策问题的争论，明确意见的分歧；作为政府必须证明现行的政策是正确的，麦克阿瑟的意见是危险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很明显，在大规模作战正在顺利展开的现在，公布这一情况，从团结联合国各国共同对敌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虽然总统决心已定，但还未达到不顾上述不利情况坚决实行的地步，还必须另找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出人意料地很快就来了。这就是麦克阿瑟的书信问题。
麦克阿瑟的信
４月５日，下院共和党内部总务、鹰派斗士约瑟夫·马丁议员在议会上公布了麦克阿瑟的来信，并且以此为证据迫使政府改变政策。麦克阿瑟的这封信，是为回答马丁议员的质问而送来的，对现行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话题还要回到前面。很早就攻击政府的急先锋马丁议员，３月８日将下述的记录送给麦克阿瑟将军，征求他的意见。
“我认为，为了解除加在驻朝美军身上的压力，最好是让台湾国民党军队参战，在亚洲构成第二战场。２月１２日，在布鲁克林演说时讲到这个意思，……还准备在３月２８日预定的无线电广播中也建议这样做。”
“关于这件事，我想知道作为远东战区总司令官的您本人的意见。”
他将布鲁克林演说原稿的副本附在信里。这个质问是从正面向政府的现行政策挑战，是同麦克阿瑟的一贯主张完全一致的。
不难想象，麦克阿瑟被这封信鼓起了勇气，他为自己的意见得到别人理解而感到高兴。因此，他于３月２０日写了回信，自然充满了有声有色诽谤现行政策的腔调。麦克阿瑟的这封回信，是他最后的一击。信在开头时说（着重点是笔者加的）：“衷心感谢您送来布鲁克林演说的副本。我以极大的兴趣拜读了。”接着，表示完全赞同马丁的意见说：
“正如人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我的意见是以最大的力量进行对抗，这是美国过去一贯遵守的传统。……根据这个看法，我已经详细地向华盛顿作了报告。……您的意见，无论在逻辑上和传统上都没有矛盾的地方。”
然后，在信的结尾部分写道：
“……可是，有些人好象对下述事情缺乏认识。即，共产主义者选择亚洲作为其称霸世界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这里进行战斗。然而，在这里战斗，归根结底是为了欧洲的和平。……如果在亚洲失败，欧洲的战争也难以避免。但是，如果在这里取得了胜利，欧洲的和平就能保住，我们的自由一定能够保住。”
“但奇妙的是，对这么明显的事情，一部分人好象很难理解。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胜利。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
政府的政策和最高司令官的意见如此不一致，正好成了在野党的攻击材料。所以，作为勇士而闻名的马丁议员就利用了这一点。麦克阿瑟讲了这次发表的情况和信的内容，并且说明了写信的理由：
“我始终认为，就自己的职务来说，受到议会的质问时，我有义务给予坦率的回答。这是建国以来的习惯，也是现行法律的规定。正因为有这种书信的来往和在议会上的证言，立法机关才能从理智上研究国家的问题。……”
麦克阿瑟表示没有政治意图，心情很轻松，他说：
“我把同马丁议员之间的书信来往，看得非常轻松。仅仅表示做了郑重的反应，……只不过是大致表达了希望取得胜利的、普通的爱国心情。”
麦克阿瑟还谈到了他的基本战争观：
“代替胜利的不外乎是迎合。但是，一个大国一旦投入战争，如果不取得彻底的胜利，最后就会落得同失败一样的结果。”
“处于这种不进不退的胶着状态，可能会减少些牺牲，但这样就会在军事上完全放弃战争开始时的最初目的。”
然后，他说：
“在这间不容发的时刻（３月２４日的声明在他同华盛顿之间造成了不愉快的气氛），马丁议员不知什么原因不同我商量就公布了我的来信。于是，立即出现了一种非难，指责我想扩大战争。”
“这完全把我的信的意思给搞反了，我所希望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扩大战争。”
但是，杜鲁门对麦克阿瑟这封信的批评是非常激烈的。这可能是因为，杜鲁门认为等待着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好机会终于到了，抓住不放猛烈攻击这封信，就有了免职的正当的政治理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杜鲁门来说，朝鲜战争大部分是同麦克阿瑟的斗争。”在他的回忆录里以大量篇幅谈到麦克阿瑟的免职问题，可以证实这方面的情况。
杜鲁门这样批评说：
“这封信的第二段是对现行政策的挑战。为什么不让台湾国民党军队参战的理由已向麦克阿瑟作了充分的说明，而且在８个月之前他是亲自表示赞成了的。” [ 注：系指战争爆发１个月后的７月３１日，麦克阿瑟将军开始访问台湾时，派遣哈里曼副国务卿协调了意见。 ]
“如果把马丁议员对台湾问题的意见称赞为合乎逻辑的、符合传统的，那么反过来说，我的政策就成为没有逻辑性的、不符合传统的了。”
“那且不说，他所说的传统（对付敌人要以最大的力量进行攻击），在军事教范以外是不存在的。这个传统，从军队的运用方面来看，可能是个好的原则，但在国际问题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却不能通用。其证据就是美国国民不使用武力，而依靠其产业和发明的才能及其宽宏大量达成了很多的国家目的。并且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
“信的第三段表现了决定性的意见分歧。我不明白，将军是根据什么情报来源知道‘共产主义选择亚洲作为集中主要力量的地方’和‘选择他的军队作为对手的？’恐怕他一定不知道，要阻止共产主义方面对伊朗、希腊以及柏林的进攻，必须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和牺牲。此外，他也许不知道克里姆林宫是怎样顽强地妨碍北约组织的建立。而且，我在１月１３日的私人信件里明确了‘共产党方面不仅会在亚洲，而且也可能在欧洲发动进攻，这就是在朝鲜不能扩大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麦克阿瑟贬低我们在外交上的努力，……宣称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从正面进行挑战。”
“然而，正如战争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一样，胜利也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
“正如布莱德雷上将所说的那样，把战争扩大到亚洲本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的战争。’”
“麦克阿瑟所想的胜利，是指轰炸中国的城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胜利，但决不能认为这是正确的胜利。……拿破仑回顾远征莫斯科时不是说过吗：‘我们每次作战都击败了他们，但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到了应该划清界限的时候了。麦克阿瑟的信件表明，将军不仅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而且对政府的政策进行挑战，公然对他的总司令官举起了叛旗。”
二、只是消失
在马丁议员公布麦克阿瑟信件的第二天即４月６日，杜鲁门总统召集国家安全会议的主要成员，听取了意见。他回忆道：“我注意了不泄露自己定下的决心。”这样，是出于不给成员们以预见而征求公正严肃的意见的愿望，也是在没有作出决断时给予的政治关怀。因为，对麦克阿瑟进行如此人事免职，很可能成为置民主党于死地的政治问题。
免职的步骤
在讨论麦克阿瑟将军的免职问题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主要成员们分别作了如下发言。
哈里曼副国务卿说：“麦克阿瑟曾在１９４８年和１９４９年两次以公务繁忙为借口拒绝华盛顿的召回。……”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这显然是不服从命令，也是严重地违反军纪。应该免去将军的职务。但是我建议在征求陆军参谋长的意见后再最后决定。”
艾奇逊国务卿说：“应该免去他的职务。但事关重大，必须充分地考虑，最重要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体成员要有一致的意见。……如果总统免去他的职务，将会成为政府的最大的斗争。”
大多数成员的意见是立即免职。而杜鲁门没有在这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性的结论。并且会后，命令马歇尔国防部长调查一下过去两年期间五角大楼同东京之间来往的文件。第二天即４月７日星期六，再次召开会议，马歇尔部长报告说：“已查看了同东京的来往文件。……麦克阿瑟两年前就应该免职。”但在大事情上慎重从事的杜鲁门又对布莱德雷命令说：“９日（星期一）想再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最后意见。”暂时没有作决定。
但是，第二天即４月８日星期日，杜鲁门召集艾奇逊国务卿进行了内部讨论后指示说，如果明天即９日听取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可能是他已预料到的意见），就立即转向国务院的行动。由此可以看出，杜鲁门作为政治家的慎重、机敏和极其周到的处事态度。
在４月９日的会议上，布莱德雷报告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各位参谋长，全体一致意见是麦克阿瑟应该免职”；马歇尔和哈里曼也再次发表了上次的意见。而且，艾奇逊也说：“完全同意。”
除杜鲁门以外，全体人员都表示同意免职。在这里，杜鲁门第一次推心置腹地说：“在麦克阿瑟于３月２３日发表声明时，我就决定免去他的职务。”
这样，就作为政府的意志决定了。但是，据庆应大学的神谷教授说，拟定免职草稿是只免去联合国军司令官的职务。还保留驻日本占领军司令官的职务。这可能是出于对日本的关心而决定的。此外，可能还包含有这样的意图，即避免所谓一举撤掉麦克阿瑟所有职务的骇人听闻的事情，尽量减少反应。总之，作为杜鲁门政府来说，这是一件大事情。想起来，这是长期的争论，但终于以悲剧结束了。剩下的只是免职的手续了。
但是，在重大的时刻常发生错误，围绕着手续问题会引起众人议论。
免职的决定是慎重的，免职的手续也是慎重的。决定由艾奇逊国务卿通知议会的首脑；住在日本的福斯特·杜勒斯（对日和约的负责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向日本政府说明：“司令官的撤换，并不意味着和约的谈判会有什么变化”；正在视察战线的佩斯陆军部长把免职命令亲手交给麦克阿瑟本人。
但不巧，佩斯部长正在同李奇微司令官一起视察前线，又正赶上无线电发生故障，给佩斯部长的通知来晚了。这样，第二天即４月１０日泄露给芝加哥报纸，该报在１１日的晨报上作了特别报道。于是，没有办法只好于１１日上午１０时作了没有先例的特别发表，而给麦克阿瑟的通告则同其他的一般免职命令一样，发一封电报了事。
但是，采取这一处置措施也来不及了。联合国军司令官竟然在无线电新闻广播中听到了极其不光彩的免职通知。麦克阿瑟说：“这是非常不近人情的做法……。”他这样发泄气愤，不是没有道理的。
免职
麦克阿瑟将军从琼夫人那里知道了自己被免职。在收到华盛顿发来的正式电报之前，即４月１１日下午无线电广播电台作为来自华盛顿的特别报道广播说：“杜鲁门总统已经免去了麦克阿瑟将军作为驻远东和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官的职务以及作为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官的职务。”麦克阿瑟的副官哈弗上校听到这一广播后，向琼夫人挂了电话。琼夫人就“以痛苦的表情告诉了”用完午餐正要前往前线视察的麦克阿瑟。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说：“我老早就有准备，不会为受到打击而感到吃惊了。琼，大概我这样就能够回国啦！”从他的言行来看，心里一定萦绕着复杂的感慨。但在他对夫人讲的话里，的确也充满了实感。麦克阿瑟在东洋的长期旅行结束了。他自从结束了美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的工作，作为驻菲律宾的军事顾问离开华盛顿以来，已连续在外地工作１５年了。
但是，自己的职务变动不是从直接上级那里听到，而是从旁系人那里听到的，这决不是件愉快的事情。特别是令人不高兴的人事变动问题，更是如此。即使象麦克阿瑟这样的人，也不例外，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这个问题充满了气愤。例如，他发泄气愤地说：
“有史以来，司令官的变更，有时是不正常的；有时则以正当理由多次进行。”
“总统在法律上拥有免去野战司令官的权利，不管其行为是否高明，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谁也不当成什么问题。文官优越于军人，是美国政体的基本要素，……。”
“但是，象对我这样以强烈手段进行免职的例子，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不听取意见，不给辩解的机会，也不考虑过去的经历。……而且免职时，不给我一点机会说明我的立场，回答非难和反对的意见，陈述我对将来的设想和计划。”接着，他对这种无情的作法愤慨地说：
“我收的免职命令非常粗暴，甚至于不允许我按照转让指挥权的一般礼节去做，事实上是把我放在监禁的状态。即使办公室里的勤杂人员和佣人，也不会被以这样践踏礼节的方法解雇的。”
这样，麦克阿瑟将军就以军官学校时代经常唱的所谓“老兵未死，只是消失”的歌词作为最后的一句话，结束了长达５２年的军人生涯。
的确，他过去的光荣及其戏剧性的免职是鲜明的对照，所以不能不引起喜欢悲剧性的人们的同情。因为难兄难弟同病相怜乃是社会之常情。
关于这一悲剧性的免职，麦克阿瑟回忆如下：
“杜鲁门好象相信我在以什么卑劣的手段同共和党合谋，这次免职完全是政治策略。……但是，他的印象完全错了。我同国内的政治局势毫不相关。……”
“但是，我的免职，问题不在于同此事有关的人物的性格如何，其严重程度在这一点上，即这是自美国闯入朝鲜战争以来，从其对亚洲态度的基本变化中产生的一连串悲惨事件中的一个象征。”
“美国态度的变化（从针锋相对到绥靖妥协），使自由世界同共产主义世界的斗争发生了悲剧性的转折。所谓对抗对朝鲜的军事侵略的决定，如果能以宁死不屈的勇气和决心去实行，那的确是令人钦佩的决心。但是，联合国没有实行这一决心的能力。中国参战以来的情况是，联合国为恐怖而产生的意见所动摇，完全放弃了所谓为了朝鲜人民重建自由统一国家的许诺。”
“在亚洲人民对联合国发表的严肃的宣言给予信赖时，联合国放弃了自己确定的原则，这就彻底地践踏了自由世界的希望。结果，在整个亚洲地区出现了悲惨的局面。”
“中国已迅速发展成为东方拥有巨大军事实力的国家。朝鲜正处于遭受破坏和分割的状态。……。马歇尔使节团（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的基本错误是从把中国共产党看成只是农村土地改革者的天真的想法出发，牺牲国民党政府，同中国共产党妥协，而现在眼看着丧失了改正这一基本错误的机会。”
“最后却产生了这样悲惨的结果，即在长期的停战谈判期间我们受到的损失相当于联合国军全部损耗的五分之三。如果不改变政策，要以比这更小的损失抓住胜利的机会，那就不……。”
“战史告诉我们：防御，归根到底，竭尽全力也只能造成没有结果的胶着状态。尽管如此，还是导致了改变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美国的传统军事思想（为了胜利而发动进攻），由进攻转为防御的结果。”
“这件事情进一步造成的结果将是满足于仅能得出如下结论的优柔寡断的政策，并为此付出种种悲剧性的牺牲。这种结论就是；在战争中有代替胜利的东西；即使敌人违反战争法规采取残暴行为也不必追究其责任；尊重体面的战俘的权利并不是早已赋予各国的神圣任务。而且，很多不吉利的事情破坏了东洋人对西欧的精神、决心或者对亚洲的关心寄以信赖的情绪。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远东地区的胜利所造成的心理效果，大部分要丧失掉。”
日本的反应
众所周知，当时麦克阿瑟在日本已被神化，所以突然免职的消息（在日本禁止把华盛顿同麦克阿瑟之间的争论作为新闻，因而就更感到突然）给各界人士的震动是很大的。某一天，一位被看成绝对神圣的人物被一封电报免职了，所以使当时尚未恢复元气的日本人不知所措。
有位学者描述这种心理时说：“日本民族没有独立的宗教，往往把当政者加以神化，以求得安心。可是不久前，天皇变成了一般的人；现在又这样简单地撤换了麦克阿瑟，便感到张惶失措了。”
当时在日本开始流传麦克阿瑟免职的说法，是４月９日前后。《朝日新闻》也从４月１０日开始连续几天耸人听闻地报道了这个问题，所以麦克阿瑟“没有为冲击所震惊”，大概是他自己的预感。
４月１０日
美国焦急地想对策
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引起风波，总统在考虑处理措施
英国要求美国政府说明麦克阿瑟信件问题
参议院卡尔议员请求考虑免去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
佩斯部长向麦克阿瑟将军传达总统的警告？
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麦克阿瑟信件问题
４月１１日
麦克阿瑟对佩斯部长强调说要求增援和扩大权限
总司令部表明警告的传说没有根据
南朝鲜国民也支持麦克阿瑟将军
４月１２日
杜鲁门总统命令：免去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由李奇微中将继任
激怒的杜鲁门总统决定免去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
杜鲁门总统表明免职的理由：缺乏对联合国的支持
杜鲁门总统担心离间美英关系，原因是麦克阿瑟的政治声明
发表“来往文件”的内容，多次意见分歧
国外对麦克阿瑟将军免职的反应：“果断的处理措施”
美国国民以欢迎艾森豪威尔时的两倍的规模欢迎了回国的麦克阿瑟，这件事情成了后来社会上人们谈话的资料。他还被一般称为麦克阿瑟意见听取会的参议院军事外交联合委员会召唤去，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由于他过于清高，固执己见，为自己辩解，并且攻击总统，引起了人们的讨厌，事实上降低了他作为军人的伟大形象。人，大概就是如此。但“正因为是人，就应该按做人的标准约束自己，不是吗？”这种想法，是普通人的苛求吗！
他的回忆录也非常强调他的伟大和正确；其终身的亲信威洛比将军（情报部长）和惠特尼将军（民政局长）的著作更是如此，这可以说是为麦克阿瑟将军表示惋惜。
在历史上，本国同驻外地的司令官之间发生争执的事例，确实是很多的。远征意大利和非洲时的拿破仑与法国政府、拿破仑战争中的英国政府与惠灵顿侯爵、普鲁士的俾斯麦与毛奇、南北战争中的林肯与麦克勒兰及格兰特将军、希特勒与现地部队等，都是欧美国家的典型事例；在日本也不乏其例，比如征战朝鲜时的秀吉与清正、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和诺门坎事件时的参谋总部与关东军等。而且大部分事例是以悲剧而告终的。
但是，象艾森豪威尔、惠灵顿、毛奇和格兰特那样功成名就的将军也很多。这一般都是在司令官方面具有理解政治的能力，或者在政府宽宏大量时出现这种情况。
肯尼迪总统在为越南问题苦思焦虑时，也曾说过：“今后的军人必须具有理解政治的能力。”
由于上述原因，很多人作出这样的论断：“麦克阿瑟没有理解政治。所以，他被免职是当然的结果。”但是，如果理解他的处境，就会感到这种论断似乎过于苛刻。因为，战胜眼前的敌人，是赋予军人的最高命令。前面列举的功成名就的将军的事例，哪一个都是获得了胜利的将军；当然之所以没有发现失败了的将军的名字，也就是这个缘故。不能取得胜利的将军，即使很深刻地理解政治，也不能担负国家的重托。
但事实上，自朝鲜战争以来在最近的战争和武装冲突中，政治和军事的关系越来越难以区别了；政治要理解军事和军事要理解政治的必要性，更加重要了，这一点是无需论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当时作为参谋长委员会议主席而有名的阿兰·布鲁克元帅，对朝鲜战争中的麦克阿瑟评述说：
“麦克阿瑟最终的决断，是从太平洋地区的角度作出的，在这个范围内可能是正确的。……”
“麦克阿瑟被谴责为事先没有等待政治上的批准就实施行动了。但实际上，他所要求的政治上的政策和指导，未能得到。我认为，在没有得到政治指示的情况下自己不能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责任的将军，基本上是没有价值的。”麦克阿瑟也主张就这一事实进行自我辩护，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就不能只责备麦克阿瑟。
此外，麦克阿瑟战争观的基础在于对苏联的判断，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过去没有机会涉及这个问题，现作如下介绍。
“苏联的真正目标是世界上的经济开拓地，也就是蕴藏着世界上大部分天然资源的亚洲和非洲。在西欧要谋求经济上的发展，几乎已没有希望了；但在亚洲和非洲，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可能性。因此，苏联的基本战略思想是，在西欧进行防御，向亚洲和非洲进攻；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在于：使自由世界的军事力量和注意力集中到西欧，削弱或忽视亚洲和非洲等目标的防备。”
“苏联企图称霸世界的战略，苏联领导人已经公开地表明了。但是，西方国家犯了不了解苏联这一战略企图的致命错误。东西方国家的斗争尽管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而且是在以欧洲为中心，以东亚和南非为侧翼的３个广阔地区展开争夺的，但这一点也没有被人们所理解。西方国家坚信，欧洲是利害关系最大的地区，斗争也是在那里发生的。”
“苏联不断地进行宣传，施加压力，促使西方国家相信这一点，使他们相信苏联的目标是欧洲，隐瞒其真正的目标是在亚洲和非洲的事实。这样，西方国家就顺顺当当地受了蒙骗。”
“苏联的战略已经取得难以想象的成果。尽管在远东已经发生了战争，但西方国家还没有改变把最大的重点放在欧洲的态度。然而，在欧洲，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任何战斗。苏联却借助突破亚洲的威势企图包围南面的侧翼。”
“为了试图使限制我们战争手段的、毫无道理的军事政策合法化，竟议论什么：‘如果我们推行为胜利而战的传统的军事政策，就可能逼迫苏联参战。’”
“但是，所谓苏联和中国参战的危险，本来是早在决定介入朝鲜之初就提出的问题；在作出决定时，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由此产生的影响，并为处理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做好了准备。”
“即使苏联在政治上希望积极参战，而在军事上也是不可能的。苏军在西伯利亚的态势，必然是防御性的。他的根本弱点，就是必须依赖有限的，漫长的补给线。而且，在西伯利亚东部基本上没有就地补给的能力，远东苏军所必需的物资，全部都要依赖于这单一的补给线。该补给线，只是一条铁路线。我们基本上能随意从空中把它切断。因此，在世界上苏联的军事力量没有比这个地方更脆弱的了。”
“而且，当时我们拥有可供使用的原子弹，苏联还没有。因此，不应首先考虑苏联积极介入所带来的危险。”
“苏联的一贯政策是，不牺牲自己的军队而使用友好盟国的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势力的扩张，都是苏联士兵一弹不发而获得了。这里也不例外。”
“基本问题在于，苏联究竟是想以军事手段征服世界呢，还是想以和平手段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呢？”
“如果打算以武力征服世界，那么苏联当然就会在自己主动选择的时间和地方进行战斗，所以无论我们为解决朝鲜问题而采取什么行动，那也肯定不会成为引起世界战争的决定性起因的。”
三、李奇微
对麦克阿瑟免职的通知，从结果上看是非礼的。而对李奇微荣升的命令也不一般。
４月１１日下午，李奇微陪同佩斯陆军部长在风雪交加的战场上巡视。同行的记者突然伸出手说：“啊，将军，向您表示祝贺。”可是他不知道什么事，反问：“为什么？”，这时记者为难地说：“怎么说不知道！”，看样子有些生气。他向部长打听，但佩斯部长也没有听说。
这天深夜一回到汉城指挥所，他就等待着公务电报。李奇微不介意地说：“下达命令后几小时了，我还不知道已成了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
麦克阿瑟以怒不可遏的劲头斥责没有礼貌的通知。荣升的李奇微的受命方法与他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理所当然的。
原因是，好事情越突然就越使人感到高兴；而悲伤的事情则越突然，受到的冲击越大。
所以，悲伤的消息，必须慎重地以爱护之心通知当事人。可以说，这是人之常情。处在顺境时，不需要人的同情；但处在逆境时，给以关心，会使部下感到亲切，进而有利于统率部属。
麦克阿瑟的表情
第二天即４月１２日，为了接替工作，李奇微到达了羽田。据说这时，“他抱有一种朴素的好奇心，想看看从最高地位上被免职的麦克阿瑟将军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麦克阿瑟恭恭敬敬地迎接了李奇微。他本人没有什么变化，沉着、冷静、稳健、亲切地接待了其继任者。将军虽然也谈到突然免职的事情，但没有一点不快和气愤的迹象。关于这些情况，李奇微中将表示敬意。他说：
“这种免职，肯定是在伟大经历的顶点遭受的、一切化为乌有的灾难。他丝毫没有表现出受到冲击的样子。而他能够真诚、冷静地应允免职，说明这个伟大人物豁达开朗的品德，应该给予极大的赞扬。”
此外，关于同华盛顿的争执，李奇微说：
“在那场争辩中，谁正确，谁错误的问题，在书写历史之前一定还要激烈地争论下去。关于争论的中心即‘越过鸭绿江驱逐中国军队正确与否’，我已经表明了个人的意见。”
李奇微不禁表示同情地说：“我作为一个军人，不怀疑‘身为最高指挥官的总统对持有反对其意图的意见，并且不服从其命令的任何军官，都有权予以免职’。但是，我从内心里尊重和敬慕麦克阿瑟；同其他人一样，我也感到，即使这样免职，也应采取从容一点的方法。”
但是，他却把搬进麦克阿瑟居住的宫邸（现在的美国大使馆）时的情形，写下了这样一段本来可以不写的话：“麦克阿瑟将军把在十几年间国外生活中收集的所有好东西全部带回去了。留给我的只是一些从战前就在大使馆的基本用品。”
所以按字面理解这些颂词是否合适，很值得怀疑。
艾森豪威尔战前曾在远东美军司令官麦克阿瑟的手下任作战参谋，朋友问他：“你能为那位伟大的将军服务，我想是很幸运的。你受到了什么教育？”艾森豪威尔发泄怨气似地回答说：“他是个糊里糊涂冒然行事、装腔作势傲气十足的人。”
麦克阿瑟给日本人留下了妄自尊大和傲慢的印象，在李奇微的内心里好象也留下了不痛快。
就任的感慨
他作为第８集团军司令官，只是对战场上的胜利负有责任。每天所关心的仅限于随着战线的变化而进行的部队的前进和后退问题。
但是，作为联合国军司令官兼盟军最高司令官和远东美军司令官，他就要负责保卫西方阵营的大要塞之一；为了理解北起阿留申南至台湾的大弧圈的形势，必须在一夜之间扩大界限。
特别是，对苏联会采取什么态度的所谓最大的潜在威胁（估计其空军和空降部队随时都能攻击北海道）如何对付？怎样指导日本的内政？以及如何干预凝视着中国大陆的令人不愉快的台湾问题等等，过去都是麦克阿瑟的责任，但这些难题现在都落到他的双肩上了。
当时认为，苏联的威胁可能性很大，并且也是最难对付的问题。但是，他能够对抗苏联的兵力，只有缺乏训练的第４５师配置在日本北部地区，第４０师驻扎在日本的西部地区，而日本中部地区则处在空虚状态。而且认为，对驻朝军队的补给物资，有５/６卸在釜山和仁川港，如果苏联介入，可能对这两个港口投掷原子弹。
他不介意地写道：“这些事情意味着，我必须担负远比过去从事的工作更重大的责任。……这是自日本投降的瞬间到现在一直顺利地同日本政府打交道的世界著名人物担负的工作，我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继承这一工作的处境。”
“我时常留心原来的自己，也不想显示赋予自己的权威或者保持威严。我自己所能够做到的只是，高度自如地运用上帝赋予我的判断力，遇事能竭尽全力。而且确信，对所提出的问题，只要有分析的时间，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麦克阿瑟使人感到是个非同一般的神密性人物，与其相比，他李奇微则使人感到是一个积累真挚努力的有人情味的人。
他对当时的吉田首相，说了下面的一段话。这是他对日本人的一部分看法。
“几周后前来访日的杜勒斯先生（杜勒斯先生来日本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我，并且要查明我是否给日本添麻烦，或者是不是把进展顺利的工作都给破坏了？）说：‘为您能在短时间内这样取得了日本政府的信赖，感到震惊。’纵然不知道这是多大程度的信赖，但仰赖杜勒斯先生帮助和吉田首相协商态度的地方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