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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根据破译的密码，联邦调查局在洛斯阿拉莫斯核试验基地展开调查，很快，格林格拉斯落网，他供出了他的姐姐和姐夫，罗森堡夫妇被捕。

当时正处于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反共气氛十分嚣张，原子间谍案成了右翼势力迫害进步人士的借口。1948年总统大选中，国会参众两院同声指责行政部门疏忽大意，未能查出“赤色分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指责杜鲁门政府“悉心照顾共产党”。这种气氛注定了罗森堡夫妇的悲剧性角色。

审判一开始，天平就像一边倾斜。主审法官把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利归咎于罗森堡夫妇，艾森豪威尔总统说罗森堡夫妇“实质上……背叛了全体美国人民……他们的行为实质上出卖了自由世界人民此刻正在为之战斗，为之流血牺牲的自由事业”。一桩间谍案被提到如此高度，实属罕见。

在这种歇斯底里的喧嚣中，罗森堡夫妇被判处死刑，从而在美国引起一场风波。争议的焦点是联邦调查局给罗森堡夫妇定罪的证据。联邦调查局的证据有二：一是戴维·格林格拉斯的供词，他指认自己的姐姐、姐夫是他充当间谍的引路人；二是联邦调查局掌握的前苏联密码，当时尚属最高机密，无法在法庭上用来作为指证罗森堡夫妇的证据。

联邦调查局言之凿凿，可罗森堡夫妇却死不认罪，这是美国乃至世界舆论明显分成两派，本案因而成为美国司法史上最具争议性的案件之一。

联邦调查局在量刑的同时指出，如果罗森堡夫妇愿意招供，可以为他们减刑。但从作出死刑判决的1951年4月5日到执行死刑的1953年6月19日，罗森堡夫妇始终拒绝跟联邦调查局合作，在审讯中一言不发。

罗森堡夫妇慷慨赴死，是联邦点查局这帮“法官”大失所望，也大为震惊。罗森堡间谍案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轰动。法国谴责美国“野蛮的迫害忠良”，罗马教皇向艾森豪威尔发出呼吁，希望总统能免罗森堡夫妇一死。

1952年，美国成立了“要求公正审理罗森堡夫妇全国委员会”，一年内其分支机构遍布20余个国家。从1952年底到1953年，有24个国家发生了要求赦免罗森堡夫妇的游行。

1953年1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示威者到白宫门口守夜，要求赦免罗森堡夫妇。

1953年6月10日，上诉法院最后驳回上诉，决定于6月18日行刑（后又延期一天）。从6月10日至18日，世界各地发生了几百起支持罗森堡夫妇的示威游行。在巴黎，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在爱尔兰，中央情报局都柏林情报站遭到燃烧弹袭击；伦敦的交通被抗议者堵塞；意大利许多城市发生了持续15分钟的罢工。即使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们也存在意见分歧。

6月19日，罗森堡夫妇在臭名昭著的纽约星星监狱被处以死刑，罪名是偷窃美国制造原子弹的秘密情报。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对因间谍罪而被处死的平民夫妇，因此当时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将此案称之为“世纪罪案”。

罗森堡夫妇受刑十几年后，一直是世界各国报纸、杂志和电视的热门话题，也是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给他在韩国服兵役的儿子的一封家信中，曾这样写道：“罗森堡夫妇被处死，只是死了两个人，但他们向苏联提供的原子弹制造技术，却能杀死成千上万的人。”由此可见，导致罗森堡夫妇被处死的直接原因，还是原子弹技术秘密。从这一点来讲，罗森堡夫妇是冤枉的。此外，埃塞尔·罗森堡对丈夫的行为虽然知晓并且支持，但她自己并不是间谍，费克利索夫在回忆中也提到，埃塞尔从来没有同克格勃工作人员见过面，被判处死刑是不公正的。也许是罗森堡夫妇伉俪情深，她至死也没有指明这一点。

1997年3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刊同时刊登了费克利索夫的回忆，至此，困扰人们近半个世纪的“世纪罪案”大白于天下。

谍海烟云 第四部分

埃杰克斯行动：美国伊朗1953年政变(1)

1951年，伊朗的摩萨台首相执政，他奉行亲苏政策……被国王巴列维免除职务，亲英美的盖凡姆担任首相。但盖凡姆没多大本事，不久就被迫辞职。摩萨台重新执政，并兼任国防部长。摩萨台老谋深算，吸取了上次被赶下台的教训，着意在众议院里巩固自己的势力，逐步限制国王的权力，令巴列维国王成为傀儡。摩萨台为打击英国，削弱巴列维势力，干脆就把英国大使逐出德黑兰，并把“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英国是美国的盟友，摩萨台的举动激怒了伦敦和华盛顿。丘吉尔向美国求助，美国人一口答应，决定联手用武力把摩萨台赶下台。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宣誓就职，相比较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怀有更为强烈的反共产主义色彩。新政府为了有效地遏制苏联，在外交政策上作了一些调整。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要求在减少美国国防开支的同时增强遏苏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同前苏联周边的国家加强联系并增强他们的实力，在前苏联的周围建立一个防御链。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政策中，伊朗的地位得到提升。

再者，英国一直没有停止推翻摩萨台的努力。在1951年摩萨台宣布与英国断绝外交关系以后，英国对伊朗的直接影响大大降低，而且他对伊朗动武的计划也遭到美国政府的封杀。在自己独立不能推翻摩萨台政府的情况下，英国向美国发出了合作的信号。还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宣誓就职前，在新政府中将分别担任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杜勒斯兄弟就在美国会见了英国代表并表示支持政变设想，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政变事宜就很快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艾森豪威尔政府仅仅就职两周后，立即着手实施英美两国情报局酝酿已久的“埃杰克斯行动”政变计划。所谓“埃杰克斯行动”就是用金钱收买亲国王的暴徒，让他们在街头闹事，搞得社会一片混乱，然后让亲国王的伊朗将军F·扎希迪率领亲信部队乘机夺取政权，将摩萨台逮捕入狱。

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担任“埃杰克斯行动”的总指挥。前中央情报局远东司司长、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儿子克米特·罗斯福直接实施这次行动。其他参加行动的人员还有：曾在40年代改组过伊朗警察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5个曾在伊朗活动过的中央情报局特工，7个当地的谍报人员。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英国间谍。为了顺利地实施政变计划，中央情报局为这次行动专门拨款100万美元。

1953年3月，克米特到伊朗作短暂的秘密旅行，实施“埃杰克斯行动”。克米特此行主要是做准备工作，与需要的人会面布置行动任务。同年7月底，克米特以洛克里季假名护照乘汽车由伊拉克秘密潜入伊朗，进入伊朗后，他立即藏身在一座山间别墅里，在那里拼凑亲国王的军官组成的突击力量。

“就凭我们去推翻摩萨台首相？”有人担心地问。

克米特打气道：“是的，你们将成为伊朗的民族英雄。不要忘记，在你们身后是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英王国。”

又有人担心地问：“苏联会出兵干涉吗？”

克米特轻蔑地说：“他们不敢！他们没能力再打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

“你们暂时什么都不用做，但在思想上得有准备。”

为了避嫌，在“埃杰克斯行动”开始前夕，美国大使金德森回国述职去了。

8月10日，杜勒斯夫妇、美国驻伊朗大使、国王巴列维的妹妹阿什拉英在瑞士秘密会面。这次见面主要是让阿什拉英回去给她哥哥巴列维传话，向他交底。随后，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动身到伊朗拜会扎希迪。

施瓦茨科普夫开门见山地说：“扎希迪将军，国王陛下交给你一项重要使命，你不会退缩吧？”

扎希迪坚决的说：“我时刻准备为国王效命！”

“你手下有可靠的部队吗？”

“请相信我好啦！”

施瓦茨科普夫郑重地说：“巴列维国王相信你，我们也相信你。捉住摩萨台并不难，难的是控制局势。明白吗？”

扎希迪自信的说：“应当没有问题。”

克米特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秘密地与巴列维国王见了面，两人商讨了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克米特非常欣赏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名言，建议巴列维不妨签发免除摩萨台职务的命令，委派扎希迪将军担任首相。

巴列维吃惊地望着克米特，疑惑地问：“罗斯福先生，如果问题能这样轻易解决，我会找你们帮忙吗？”

克米特却坚持道：“国王陛下，这并非不可一试的。”

国王却担忧道：“这会不会打草惊蛇呢？”

克米特·罗斯福笑道：“陛下，你放心好了。摩萨台这条蛇已经装进我们的布袋，他咬不了人。”

国还是犹豫不决。

克米特解释道：“陛下，你这样做百利而无一害。你先礼后兵，扎希迪将军就出师有名。你签发免除摩萨台的命令是你的权力，他不服从就是违抗君命嘛！即使他不从，他也不会意识到有什么危险，因为阴谋是从来都不会公开的，公开了就不会有阴谋啦！”

巴列维不由地笑起来，他想不到美国人是这样狡猾，这样虚伪。

克米特不忘叮咛一句：“陛下，不管用什么方法赶摩萨台下台，相信陛下都不会忘记我们美国人曾帮助过你。”

巴列维赶忙点着头说：“那当然！”

摩萨台对扎希迪等人的行动并非一无所知，针对反对势力，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向扎希迪下发了逮捕令。摩萨台还向国王和议会要求特别权利，以使他能顺利推行自己的政策，但无奈这时对他的不利因素太多，一些军队和部落也参与到政变活动之中，先前的盟友对摩萨台要求特别权利也深表不满，而且还有美英两大国的暗中支持，所以德黑兰的混乱日甚一日。1953年4月，摩萨台的坚定支持者、他的警察总长被扎希迪势力绑架并惨遭杀害，这时关于政变的传言已经布满全城。

8月13日，巴列维签发了解除摩萨台首相职务、责成扎希迪组织新政府的命令。果然，正如巴列维所料，摩萨台把他的命令当成废纸一张。

8月15日晚8点半，根据扎希迪的指示，国王卫队长纳西里带人逮捕了摩萨台的心腹外交大臣和运输大臣，并且占领了中央电话局。这时摩萨台提高了警惕，立即招来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里亚希将军，他们进行了紧急磋商，并采取了一些准备措施。到深夜11点半，纳西里到摩萨台府邸传达国王诏书，并准备逮捕摩萨台，但摩萨台拒绝承认诏书的真实性，声称这是反对势力所为，因此他逮捕了国王卫队长，并下令全城搜捕扎希迪，而且抓获了一些扎希迪的同党。忠于摩萨台的部队和警察很快就设置了障碍，一支装甲部队也开进了德黑兰，政变遭遇挫折。在得知政变计划破产后，遵照美国政府的建议，巴列维立即离开伊朗，先到伊拉克，而后又去了意大利。这时扎希迪也不得不躲进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安全处。为了挽救颓败的局势，克米特不得不再做打算，重新制定计划。

针对摩萨台不承认国王诏书的真实性，克米特及其同伙在德黑兰街头大量散发诏书副本，给人一种摩萨台抗旨不遵的印象，这在伊朗是违反宪法的。政变者还鼓励其他地方的部队开进德黑兰以帮助对抗摩萨台力量。

8月17日，克米特政变策划组出资5万美元，收买一些伊朗人组织了一场大游行，他们一边高呼“国王万岁”，一边喊“摩萨台倒台”，打砸抢无所不用其极，顿时社会一片混乱，人心惶惶。

此外，美国的军事顾问团也向亲扎希迪的部队提供了急需的军事装备，这一点对政变的成功是很重要的。

8月18日晚，摩萨台掌握的警察向扎希迪藏身处逼近，克米特积极寻求对策，在他看来，通过贿赂发动反摩萨台大游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因为这时在中下层伊朗人中有广泛影响的卡萨尼已经和摩萨台分道扬镳，所以克米特想利用卡萨尼来组织反对摩萨台的大游行。两名中央情报局官员与卡萨尼身边的阿哈迈德·阿拉迈斯会面并给了他1万美金，要他劝说卡萨尼组织反政府游行。虽然卡萨尼是否接受了美国的建议缺乏证明，但是8月19日上午在德黑兰大市场的确发生了人数众多的大游行，游行者袭击了政府办公大楼和支持摩萨台的报纸及政党总部。与此同时，一支政变部队占领了电台并进行谴责摩萨台、支持扎希迪的广播，一位空军将领则带兵赶到扎希迪藏身处，使他从多日的隐居生活中解脱出来。伊朗军队总司令部也被政变者占领，之后政变者就向摩萨台的官邸开进，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火，造成300余人死亡，摩萨台在慌乱中躲进邻居家，第二天向扎希迪一方投降，政变取得最终的成功。

几天后，巴列维返回伊朗，任命扎希迪为首相，组织内阁，坐稳了国王宝座。他亲自向克米特·罗斯福表示了感谢，他说：“我把我的王位归与真主、我的人民、我的军队——还有你。”

的确，这场政变最大的赢家是美国：伊朗开采的石油40%给了美国石油公司。

以色列军情处“苏珊娜行动”(1)

——以色列军情处导演的一场政治闹剧

1954年，夏里特出任以色列总理后，和国防部长拉翁等“鸽派”谋求同阿拉伯人的和解。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良好关系的埃及总统纳塞尔，出于国家安全问题考虑，要求美国对英国施加压力，将驻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地区的8万英军撤走，而作为对美国的报答，埃及就会遵照美国的意愿，与伊拉克和土耳其签订防御条约，已成全美国是世界“首霸”的形象。美国政府果然答应帮忙。二战后沦为美国小伙伴的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悻悻的同意将驻军撤出，只争取到保留军事机场使用权的惟一利益。世界似乎正走向“和平”。

本来，埃、美、英这事与以色列人毫无关系。但当以色列人与1954年5月搞到美、英、埃三方这项秘密协议后，以色列军方的“鹰派”却感到严重不安：英军撤出后，以色列就直接面对埃及军队了，而埃及人完全有可能把运河沿岸作为进攻以色列的前沿阵地。更可怕的是，这事表明美国亲埃及和阿拉伯人的倾向更明显了，说不定会在哪天完全冷漠甚至抛弃以色列。而夏里特、拉翁肯定向埃及讨好。

怎么办？

以色列军情处处长本杰明·吉卜利想出一条离间计：破坏英美在埃及的财产，嫁祸于埃及以残酷无情著称的在野派宗教团体，使美英两国政府对纳塞尔不满甚至失去信任。这样，英美两国或许会掉过头来亲以色列，撤军谈判也就胎死腹中。

本杰明·吉卜利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以色列鹰派青年军官，25岁时，就为犹太地下军“哈加纳”的秘密情报组织“沙伊”效力，在英国托管地从事间谍活动。1949年，他成为军情处的二把手。先后到英美接受全面训练。1952年回国后，担任军事情报处处长，战绩卓著，成为令阿拉伯人胆颤的人物，他立志有朝一日成为以军总参谋长。然而，1953年，伊赛?哈雷尔被任命为全国特工部门的总头目，军情处也划归他领导。这无疑是对吉卜利仕途梦的沉重打击。要他居人之下，一切活动听从摩萨德头子的指挥，吉卜利难于接受。

吉卜利决定我行我素，抛开特工总部，按自己的计划行事，重新组建“101分队”（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曾对约旦喀比村发动一次夜间进攻，炸毁45栋房子，杀死66人，伤75人，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以色列当局被迫取消101特种部队，将其与伞兵部队合编成202伞兵营），以埃及为目标开展活动。他把经验丰富的特工阿弗拉姆·达派往开罗。化名“达林”。达林在埃及建立了两个间谍网。第一个间谍网的头目，是开罗“以色列医院”的土耳其外科医生莫伊谢?马尔泽克博士。另一个间谍网设在亚历山大，头目是教师萨米?阿扎尔。两个间谍网之间的联络员是开罗的漂亮姑娘维多尼娜·尼妮乌，代号“玛塞尔”。

埃及这两个间谍网是军情处处长吉卜利的直属组织，连摩萨德对其也一无所知。不过，这两个间谍网的间谍实际上只是些“业余爱好者”。他们竟无间谍知识，甚至常常把文件和照片之类资料遗忘在餐馆或公共汽车里。他们给军情处送来的情报，一文不值。

有鉴于此，吉卜利安排其中5名间谍到以色列进行特种训练。教他们怎样使用炸药和隐写墨水，怎样加密、解密，怎样架设微型情报机，怎样使用微型照相机摄影等。然后，发给他们无线电发报机、密码本和爆破器材，重新潜回埃及。

此时，恰逢摩萨德头子伊赛?哈雷尔赴美国访问数周。这样，吉卜利有机会作出单独行动的决定。他并不怎样害怕哈雷尔事后追究他的责任，因为到时候事情成功，英美改变了亲埃及的态度，它吉卜利就是功臣了。

吉卜利给这次在埃及进行的恐怖活动取了个代号：“苏珊娜行动”。

吉卜利将“苏珊娜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了28岁的以色列人阿弗里?埃拉德。在“苏珊娜行动”中，埃拉德以早在1942年就已丧生的反间谍军官鲍尔?弗兰克上校的身份出现。

1954年5月25日，“弗兰克”收到总部发来的一份密电，要他次日赶赴巴黎。在圣日尔曼的一家咖啡馆里，吉卜利派来的人向他传达了命令：让他接管开罗和亚历山大地区的军情处间谍网，选择有价值的破坏目标；另外它还能从以色列电台每天的烹调技术节目（对家庭妇女广播）中得到进一步的密令。6月30日，埃拉德与开罗和亚历山大地区的军情处间谍接头，并传达了军情处的行动计划。虽然，所有人都对这项计划持怀疑态度。但他们还是商定了行动方案。决定先从公共建筑物下手，再破坏英美人在埃及的财产。7月1日，埃拉德向上司报告，他领导的两个间谍网已经做好行动准备。就在当天，当特工人员将特拉维夫电台发来的消息解密之后，一道命令赫然出现在眼前：“48小时内开始行动！”

1954年7月2日上午10点，亚历山大伊斯梅尔广场，罗伯特·达萨同两个朋友一起将装有炸弹的纸袋，分别投入邮政总局前的两个邮筒。12时许，邮筒里冒出浓烟。炸弹没有爆炸，但当天的邮件统统烧成灰烬。

7月10日上午9时，“以色列之声”的家庭妇女节目里正播送一种“英国式蛋糕”的制作方法。这是向特工人员发出的预定信号——现在可以对英国和美国人的财产下手了。

7月14日21时，开罗，埃拉德的部下在希克巴卡特大街6号的“亚美利加图书馆”和亚历山大福阿德大街的“美国人之家”相继引爆炸弹。

7月23日19时，罗伯特?达萨和一名同伙，放火烧了开罗的两家英国人开的电影院。但是在亚历山大，19岁的菲利普·那坦森运气不好，结果导致11名以色列特工束手就擒。

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埃及警方似乎对每个事件都有所察觉，破案率之高、目标之准，令人生疑。为什么所有参加行动的人都落入法网，唯一逃脱的恰恰是“苏珊娜行动”的总指挥、化名鲍尔?弗兰克的阿弗里?埃拉德？以色列间谍中是否混入双重间谍？

1954年12月11日，埃及当局在首都开罗开庭审判这批以色列间谍。次日，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里特在议会上把埃及的这场公审斥为“一场闹剧，是一种旨在迫害埃及犹太侨民的卑鄙借口”。

夏里特这次真的动了肝火——他认为埃及人是在编造指控被告的罪证。因为夏里特找到刚从美国回来的摩萨德首脑伊塞·哈雷尔，问他有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这件事啊！”哈雷尔对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一点也不知道。”

东窗事发，吉卜利坐立不安。“苏珊娜行动”的失败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现在不是检查失败原因的时候，而是考虑怎样推卸责任。吉卜利明白，对这个事件他绝对承担不起，必须找一只替罪羊。找谁呢?他知道军情处始终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因为事实摆在那儿：以色列间谍确实被埃及人抓住了。军情处既然由国防部领导，那就把责任推到国防部长头上去好了。

当哈雷尔找到吉卜利，声色俱厉地追问他埃及人审讯以色列间谍是怎么回事时，他一口咬定说，国防部长拉翁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吉卜利的预见没错，以色列当局终于相信埃及人不是在做戏。12月底，以色列间谍马克斯?贝内特在囚室里用刮胡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是以色列政治领导层意识到：果然发生过秘密活动，而且是以色列特工所为。那么，谁是发号施令的人？为什么这两个间谍网这么快就全军覆没了？

吉卜利先发制人，他承认是军情处策划了“苏珊娜行动”，不过，这次行动是得到国防部长拉翁口头批准的，时间是在1954年6月16日的国防部每周一次的特工会议上。

毫不知情的国防部长拉翁一头雾水，弄不清责任怎么会落到自己头上的。他案头的日程表上清楚地说明，6月16日根本就没有开过什么特工会议。但是，他有口难辩。

1954年12月29日，以色列内阁指令成立一个内部调查委员会彻底弄清这件事。

埃拉德作为证人被召回以色列。之前，埃拉德先是“不可思议”的逃出埃及，尔后栖身巴黎。在巴黎时，吉卜利曾派人找到他，要他统统忘光在埃及采取的所作所为，并对有关的文字记录作相应的修改。埃拉德按吉卜利的指示，配合得天衣无缝。

1955年1月27日，埃及革命法庭宣布了对10名以色列间谍的判决。两个间谍网的头目莫伊谢·马尔泽克和萨米·阿扎尔被判处死刑，6名被告中包括罗伯特·达萨，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两名因证据不足而获释。

有两个人不想遗忘这次“苏珊娜行动”。一位是无端被牵连而辞职的前国防部长拉翁，他以犹太工人总工会主席的身份重新进入政界。另一位是摩萨德头子伊塞·哈雷尔，他对军情处那种目中无他的行为怀恨在心。试图置军情处于死地。哈雷尔再次审查埃拉德。哈雷尔获悉，埃拉德在联邦德国时，有人看见他同埃及武官奥斯曼·诺利频繁接触。

哈雷尔很快查明：在实施“苏珊娜行动”期间，奥斯曼·诺利上校正是开罗军事反间谍机构的头子。难道埃及已经“策反”了埃拉德？这得以解释埃及警方在破案时的高效率；为什么埃拉德在同伙被捕后，仍能在埃及滞留两周而未被抓获？

1957年10月，埃拉德专程回国为父奔丧。葬礼刚完，摩萨德就以双重间谍和出卖以色列同伙的重大嫌疑逮捕了他。摩萨德对此案进行了秘密审理，埃拉德只承认为吉卜利作过伪证，其他一概否认。最后埃拉德被判12年徒刑。

1960年12月，重新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终于为拉翁平了反。

至此，这场掺杂个人权力之争的以色列政坛闹剧终于以辞退军情处头目吉卜利和在开罗中央监狱苦熬的以色列特工为代价草草收场。

1968年2月，以色列用在“六日战争”中俘获的5000名埃及官兵，换回了1962年被捕的间谍大王沃尔夫·洛茨，以及1955年因“苏珊娜行动”被捕的尚存的4名间谍。以色列并没因为“苏珊娜行动”是吉卜利个人野心导致的鲁莽行动而置那4名间谍于不顾，这是以色列情报组织的保护间谍的一贯政策。

万里擒魔：摩萨德绑架艾希曼(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而这次大屠杀的执行者之一就是阿道夫·艾希曼。

从1934年出任党卫军“犹太科”科长起，艾希曼就成了纳粹德国“犹太问题”专家。他按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的要求，亲手制定了“彻底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说到底，就是把犹太人赶到一起，然后集中到集中营一起处死。艾希曼不仅是计划的制订者，而且是计划的实施者，这个冷血动物曾在匈牙利下令驱逐65万犹太人，他还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该集中营在二战期间因屠杀20万犹太人而臭名远扬。

大战结束后，狡猾的艾希曼并没有像其他纳粹战犯一样，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到审判。而是利用当时的混乱，他多次改变身份，乔装打扮，巧妙的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

他先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吕内堡海德的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4年，然后出逃至意大利热那亚。1950年6月，像许多漏网的纳粹分子一样，他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

艾希曼来到阿根廷后，改名为克莱门特，混入了阿根廷梅尔塞德斯汽车公司。十几年过去了，在许多当年知情者印象里，艾希曼似乎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一天，一份拍自前西德法兰克福某地的密码电报，向摩萨德总部报告了一个以色列梦寐以求的重要情报。这封电报证实，曾被摩萨德列入《死亡名单》的前纳粹战犯艾希曼，依然在阿根廷某个地方活着。

摩萨德首脑伊塞·哈雷尔得知这一消息后，为摩萨德定下了一个艰巨的目标——鉴于艾希曼在纳粹大屠杀中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决定：生擒罪犯并将其潜送回以色列，接受一个犹太法庭的判决。

然而以色列离阿根廷有18000公里，就是飞机也要花20几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且越境抓捕艾希曼这样重大的事必须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准，这种事弄不好就会影响两国关系，酿成政治事件。

哈雷尔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向他请示如何处理艾希曼一案。总理当即表示：“把他弄来！死的、活的都行。”

令箭在手，哈雷尔立即组织特遣队执行这次万里擒魔任务。

特遣队出发前，判定了逮捕艾希曼的三个可能放案：

1、 查明艾希曼确实在家后，破门而入“克莱门特”家；

2、 在加里巴尔迪大街某处实施机动拘捕；

3、 事先仔细判断罪犯回家路线，而后伺机在某个预定地点进行绑架。

一项偶然的外交活动，帮了哈雷尔的忙。碰巧，阿根廷正在筹备独立150周年庆祝活动，阿方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了正式邀请。那么，完全可能在这架专机返航时顺道将阿道夫·艾希曼带回以色列。专机返航时间在5月11日，劫持时间定于5月10日。

摩萨德特遣队进入阿根廷首都后，在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分散居住，一个人入住一间。另外还租了七个房间和寓所。代号叫“堡垒”的房间是行动总部，代号叫“宫殿”的房间是艾希曼的囚禁室，其他房间备用，为的是一旦当局找寻失踪的艾希曼则用作转移。

由于伪造了足够的而且可以以假乱真的证件，入住和租房工作非常顺利。

化名为克莱门特的艾希曼此时每天都处在以色列特遣队的监视之下。特工人员不久就掌握了艾希曼的行踪规律：在每晚7时40分左右，艾希曼总是乘203路公共汽车，然后步行回家。

一直从事谍报秘密工作的艾希曼当然懂得“隐身”之道，潜伏到阿根廷后，他不但改名换姓，而且经常变换住址，日夜提防犹太人的追杀。不能说他不小心谨慎，只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已。

实施绑架的日子临近时，阿根廷礼宾部门突然通知以色列：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以色列国代表团的抵达时间推迟到5月19日，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对以色列客人的隆重招待。

哈雷尔当即进退维谷：押后逮捕艾希曼怕夜长梦多，如期逮捕艾希曼，则又不知如何将他稳当藏起。

深思熟虑之后，哈雷尔决定按原计划行动。为慎重起见，哈雷尔把行动时间推后一天，定为5月11日，并新买了一辆应急车，这是一辆旧的“别克”牌轿车。

行动在即，哈雷尔最后召见了行动人员，要求他们务必确保成功。万一事发，也要一口咬定，自己的行动未受任何人的指使；事败而能逃脱，立即设法乘火车转移到邻国；若发现艾希曼逃跑或寻求阿根廷警方保护，则将其当场处决。

5月11日19点25分，特遣队绑架小组的汽车驶抵目的地。这时，第一辆汽车出现了“故障”，第二辆汽车则停在距其30米外，公路另一侧的停车道上，司机和助手们打开汽车罩盖，正满手油污地摆弄发动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班车已经过去了两趟，可克莱门特—艾希曼却迟迟没来。

手表指针指向了20点过5分，焦急的行动负责人，用袖珍无线电对讲机请示哈雷尔，得到的答复是：5分钟内如果不见“猎物”，即全队撤回。

就在这时，终于又开来一趟班车，一名乘客在街道售货亭旁边的站台上下了车。“就是他”!一个摩萨德特工悄悄对身边的同事耳语道。只见在朦胧夜色中，艾希曼正向他们走来。

“开灯”，随着一声低沉的命令，两束强烈的汽车灯光直射到艾希曼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

这时，尾随其后的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欣轻轻拍了拍艾希曼的后背说：“劳驾，先生。”艾希曼还没反映过来，便被马尔欣按倒在地，惊叫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马尔欣迅速将一块棉布塞入了他口中，接着，几个人拽胳膊抱大腿，转瞬间，就把他塞进了汽车。

第二辆车立即开过来问：

“完事了吗？”

“完了！”马尔欣低声答道。

两辆汽车飞速般地离开绑架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此时，车中的艾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他的头部被一名摩萨德特工粗壮的大腿紧紧夹住。车内没有任何人讲话，他听到的唯一一句话，是用德语说的：“别动，否则立刻干掉你！”

艾希曼完全明白进攻者来自何方，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事既至此，他已经回天无术了。

他知道，如果他要反抗的话，以色列人一秒钟也不会犹豫，立刻就会把他处决。

以色列人把艾希曼押进“宫殿”。扒去了他的所有衣裤，刺在他后背紧靠腋下的一处“卍”字标记立刻暴露出来了，这是当年纳粹党卫军组织的血腥符号。

摩萨德特工给艾希曼套上了一件睡衣，然后把他绑在一个铁床上，开始讯问。

“你的国家社会党党证号码是多少？”回答几乎不假思索：“889895。”

“那么，你的真名叫什么?”艾希曼顿时浑身筛起糠来，几秒钟后，他胆战心惊地回答：“阿道夫·艾希曼。”

在一个主权国家里进行绑架活动，不管被绑架者是什么人，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如何通过阿根廷海关人员的检查呢？

把艾希曼带出阿根廷的方案，经过哈雷尔的周密考虑后开始付诸实施。

一名摩萨德特工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病因是他在一次精心策划的“车祸”中得了“脑震荡”。按照哈雷尔的要求，这位“病人”住院后，必须表现出他的智力状况每天都在缓慢的好转。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份由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返回他的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的许可证。

5月20日，这一切都如愿以偿了。

“病人”刚一出院，所有的文件便交到了那位精于伪造证件的摩萨德特工的手里，两个小时之后，“病人”已经变成了艾希曼。他的照片赫然贴在了原“病人”头像的位置上，并有一行小字写下了他的面目特征。

这一切全都干得天衣无缝。

1960年5月20日20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特遣队的医生给艾希曼打了支药力极大的麻醉剂，令他昏昏欲睡，即使有人盘查，也说不清个所以然来。

车队来到机场，一名阿根廷哨兵见是专机机组人员专用车，又看他们兴高采烈说笑着，认定这是对阿根廷有好感的客人，只朝车内瞟了一眼，连证件也不看，就挥手让车子驶入机场了。

23时50分，预定起飞的时间到了，但专机却没得到准飞许可，把机上的以色列特工吓个半死，以为阿根廷警方发现什么问题了。

到了21日0点05分，控制塔传来准飞令，专机立即呼啸着腾空而起。顿时，机舱内爆发出热烈的呼声。

24小时后，专机安全抵达以色列利达机场降落。哈雷尔一下飞机便直奔总理办公室，他对着本·古利安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本·古利安惊呆了。瞧，这些勇敢的小伙子们还真把艾希曼给带回来了。

几个小时后，本·古利安走上议会大厦讲台，他用颤抖的声调，对着议员们说：“我应当通告诸位议员先生，以色列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不久前已经抓获最大的纳粹罪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他目前已经处于以色列的监禁之下，不日将送交以色列法庭审判。

随后，议会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伊塞·哈雷尔坐在医院席的后排，领受着人们的掌声。

1961年4月11日，审判开始，全世界的新闻媒介都作了报道，艾希曼的辩护只有一句话：它只是在执行命令。

1961年12月25日，以色列最终判他灭绝人性罪，处以绞刑。

艾希曼临刑前对摩萨德采取的行动作了一番评价：“这件事（绑架）办得很在行，组织和计划工作很出色。我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因为本人在警察和特工部门积累了亲身经验。”

艾希曼被绞死在拉姆勒监狱，由于他的子女们不敢露面来领取骨灰，1962年6月1日，以色列海军奉令将艾希曼的骨灰倒在公海里，以免犹太国领土受玷污。

万里擒魔，使以色列摩萨德声名鹊起。

冥王星行动：美国入侵猪湾失败记(1)

据说美国历史博物馆有一封9岁的古巴男孩寄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信中以孩子好奇和渴望请求总统能寄张1元面额的美钞给他，让他开开眼界。为摆脱“大危机”而忙于实施“新政”的罗斯福可没有这个童真，根本没把古巴男孩的信当回事。

这位古巴男孩不是别人，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古巴共产党领袖、令美国又怕又恨的卡斯特罗。有心理学家分析说，如果当年美国肯花1美元，那么现在就用不着花几百亿美元来对付这小男孩了。可惜罗斯福就是要省这1美元，以致这小男孩对美国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印象。这倒不是小男孩怨恨没捞到1美元便宜，而是觉得美国这国家没有什么人情味，傲慢无礼。当然罗斯福也可以辩解说，我虽然可以寄1美元给古巴小男孩，但如果全世界的小男孩都向我要1美元，那我难道要掏空国库穷于应付么？看来也怪不得罗斯福先生，只怪小男孩和心理学家多事吧！

1959年1月，古巴人民推翻了巴蒂斯塔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卡斯特罗为首的革命政权。然而，几乎自从卡斯特罗在古巴政坛崛起开始，美国对卡斯特罗就持敌视态度。一位国务院官员在与新闻记者交谈时脱口而出：“我知道很多人把巴蒂斯塔看作是一个狗崽子——但首先从美国的利益来说，他至少是我们的一个狗崽，他不是在同共产党玩球——另一方面，卡斯特罗却是被共产党包围住了。我不知道他本人是不是共产党，但是我相信他是受共产党影响的。”

当时，卡斯特罗很想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他想，美国能支持巴蒂斯塔，为什么就不能支持卡斯特罗？1959年4月卡斯特罗带着100箱用于表示友谊的兰姆酒，出访华盛顿。但他没能见到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到外地视察去了。出面接待他的是副总统查理德·尼克松。对此，卡斯特罗颇感失望。但他还是抓住一切机会，向美国人陈述自己的观点。它与代理国务卿赫脱吃牛排，品香槟，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同议员谈话。他告诉他们，古巴将留在西方阵营。

尼克松在给总统的报告中说卡斯特罗的态度是诚恳的，但是，他“对共产主义要么是难以置信的幼稚，要么是受到了共产主义的训练”。国务院也作了分析,认为卡斯特罗谨慎的表示古巴将留在西方阵营内。艾森豪威尔看了这份报告后，在报告的结尾批了下面一行话：“我们要在一年后查查帐！”这句话赤裸裸的暴露了美国霸权主义的本来面目，也成了美国当局不信任卡斯特罗的见证。

美国不肯与古巴修好，古巴遂开始左传。这样，美国对古巴采取行动的理由就堂而皇之的成立了。

1960年1月1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成立了古巴专案组。这个小组设在西半球分部第四科。2月份的一天，杜勒斯来到总统办公室，与总统讨论在古巴的隐蔽行动问题。他带来了一叠U—2飞机拍摄的古巴糖厂的照片，说可以破坏糖厂，从而搅乱古巴的国民经济。但艾森豪威尔却要求中央情报尽快搞垮卡斯特罗，不要围着糖厂浪费时间。他说：“我们应该制订一个方案，真正能对卡斯特罗干出点名堂来。”

于是，中央情报局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制定了一套搞垮卡斯特罗的行动方案。负责隐蔽行动的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全面负责此次行动。他把这次行动命名为“冥王星行动”

1961年1月22日，即肯尼迪就任总统两天后，杜勒斯和比斯尔向新一届政府的要员们亮出了他们的“冥王星计划”：在尼加拉瓜训练一支反政府武装，在古巴海滩登陆，建立桥头堡，成立古巴“临时政府”，引发古巴国内大规模的民众起义。登陆地点选在猪湾。

4月14日黄昏，有1400名流亡者组成的“古巴旅”在尼加拉瓜的首都马那瓜集结后，向猪湾进发了。这些人大多是古巴流亡者，其中大部分是地主、商人、律师和医生，不少人还从来没放过一枪，但个个想当还乡团，做着复辟梦。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61岁，最小的只有16岁。晚上7时45分，他们在距离海滩2000米的海面上抛了锚。猪湾附近都是些暗礁，大船根本无法靠岸，流亡者不得不借用附带的玻璃钢小船向岸边划去。

就在此时，卡斯特罗的民兵小分队发现了登陆者。枪声响了，流亡者撑着小船向岸上划去，但不少小船触上了暗礁，一些流亡者落水，更多的小船不得不在离海岸150码的地方把人卸下，让他们携带着武器向岸上游去。枪声引来了古巴政府军。双方发生激烈的交火。登陆的速度放慢了。直到天明，登录还没有完成。

天亮之后，古巴政府军的两架“海神”式飞机、两架T—33喷气式教练机和一架B—26轰炸机出现在海滩上空，对着海滩上正在登陆的入侵分子和海面上的船队一阵狂轰滥炸。美国中央情报局的4驾B—26轰炸机飞来增援入侵者，被T—33喷气式教练机击中，入侵者的飞机在爆炸声中解体了，机上4名美国顾问也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