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义失败后，黄侃又回蕲春组织“崇汉会”，因乡绅告密，黄侃被迫再次出走。
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黄侃当选为议员，同年出任上海《民生日报》总编辑。
同时研究小学、经史。
辛亥革命以袁世凯窃权而告终，国事日非，黄侃认真反思，决意不再问政，他认为国学是“存种性，卫国族”的手段。
尽管如此，黄侃对国运民生仍时刻关注。
面对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他常以诗抒怀，“独为遗民诉不平”！1931年南京发大水，他把一个月工资捐给了灾民。
特别是对日本的入侵，他有切肤之痛，曾作《勉国人歌》，“嗟我兄弟邦人诸友兮，急起逐倭奴！”唤起国人对日斗争。
“济南惨案”后，他的日记专辟“时事”专栏，记载倭事。
当听到华北要修改教科书时，“先生闻之大愤”，在金陵大学授课时，见窗外“膏药旗”升起，“眦裂血沸，悲愤难宣”（1931.9，日记），他在日记中不写“日本”二字，用“倭”，又造一个“”字。
病中写道：“我军连捷，杀倭子数千，洵快事也。
予之疾，又何烦药物乎？”（1932.2，日记）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他讥评日本京都东方文化学院的学报是“日本之讲吾国学术，马非马，驴非驴，此龟兹王所谓骡也。”“九·一八”事变，黄侃忧心如焚，悲愤交加。
他在第三天写了首《闻警》：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
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
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以及面临亡国的悲愤，对报国无门的怅虑跃然纸上。
1932年春，见到蒋介石的通电“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黄侃嗤之以鼻说：“此数言真壮烈！与出师表何异？虽然，厉鬼披发搏膺，坏门及寐而后知之，何见事之晚乎？”他在1931至1932两年的日记中所作的50首诗词，主要都是写国计民生的。
黄侃本就嗜酒，加之满腹心事，更想借酒浇愁。
长期酗饮滋长了他骂人的坏脾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
1935年黄侃50岁生日时，章太炎赠寿联一副：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联典出“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其意是说黄侃勤奋好学，刚50岁就遍览古籍。
下联典出“东汉蔡邕题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
即为“绝妙好辞”。黄侃读罢，脸色骤变，内心“殊不怿”，因联中有“绝”、“命”、“黄”3个字，疑为不祥之兆。
果然一联成谶。
是年10月8日，黄侃与世长辞。
黄侃弥留之际还坚持要把没有圈完的《唐文粹读编》最后一卷圈完，刚一搁笔便大吐血，气息奄奄时还念念不忘国事，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家人据实告之，他叹息道：“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汪辟疆在谈论黄侃一生时说：“盖先生本性情中人，气愤填膺，虽在弥留之际，犹未忘怀国事，即此一端已足见其生平矣！”著名语言学家徐复说黄侃“为一个世纪的学者们作出不媚俗、不媚奴、不阿贵、不阿众、是所是、非所非、爱所爱、憎所憎的典型中国文人的崇高榜样。” 征引及参考书目：叶贤恩：《黄侃传》，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5月版。
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
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
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
台湾《传记文学》历年合订本相关杂著。
叶新：《近代学人轶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
湖北省文史馆编：《黄季刚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