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丁文江一生为人诟病的是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8个月的“淞沪总办”。这符合丁文江的性格——“有机会就干”。在此期间丁文江以非凡的智慧与魄力，确立了上海的新市政，规划了一个“大上海”的蓝图。
兴利除弊，统一行政，统一财政，改良公共卫生事业；禁烟，追查劣豪，整理官产等等，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
更重要的是他从外国人手中为国家争回了许多重大权利，以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最为辉煌。
在谈判桌上对原则问题丁文江寸步不让，在技术细节上灵活、变通。
他能够“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让外国人交出这些权利。
丁文江当时与孙传芳合作，寄希望孙传芳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局面，认真做事，认真做人，造福于人民。
令丁文江失望的是孙传芳后来出于己利，认敌为友，背着丁文江又与奉系合作。
一切美好的愿望均成泡影，丁文江只有拂袖而去，自嘲“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这一段历史，成为丁文江抹不去的污点，连他的至友们都不宽容。
倒是傅斯年比较客观，他认为丁文江“是借机会为国家办事的，本不是和孙传芳结党的。
批评他的人，要先评评他所办的事”；又说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官僚，而绝不是一个政治家”。丁文江之所以受到世人的推崇、景仰，除去才学之外，他的人格魅力是重要一端。
做淞沪总办一上任他即公开表示：“我敢说我对于淞沪市政，没有丝毫私人利害夹在里面，……我来担任这个职务，决不想弄一笔钱，买一所房子享清闲福气。”丁文江勤政，他每日要处理大量的公文、私函，但“案不留牍”；有关商埠计划、会审公案他都亲手料理。
连查处毒品，他都与警厅厅长一道去现场督察。
他利用早餐时间看报，饭未毕，司机已在楼下打火待发了。
任内，亲戚、朋友托请谋职者烦不胜烦，丁文江一不想培植私人势力，二不愿任人唯亲，打发的方法只有一个——“送钱”。加之家刚由津迁沪，经济上捉襟见肘，没办法时便颜打电报给胡适，请他代为催讨英国庚款委员的津贴。
丁文江廉政，“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
他所谓的‘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1931年国家资源委员会送他每月100元，他拿来分给几个青年编地理教科书。
到中研院后，经济委员会给他每月200元津贴，他均分给3位助理，令各做一件事。
生命最后一个月，他到湖南考察煤矿，老友朱经农怕长沙旅馆不清静，在省招待所为他订了房间。
他谢绝：“我此次来湘，领有公家的旅费，不应该再打扰地方政府。”接待的人再三相劝，他只同意暂住一夜，次日便迁入客栈。
他历来把个人的私生活看做是政治生活的修养。
“一个人没有良师益友，如何能成通人？”丁文江如是说。
因此他的朋友很多，胡适、傅斯年、任鸿隽等，大家都喜欢称他“丁大哥”；而丁文江却戏称梁启超为“小孩子”。丁文江自与梁启超结伴游欧后友谊日深。
他劝梁专心学术研究，每遇政客、朋友邀梁出山时，丁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梁住院时，丁文江“调护周至”。梁逝世，丁文江送的挽联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丁又向友人募捐，为梁造像。
拟为梁编年谱（未竟），后由翁文灏接手编就。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这是胡适纪念丁文江的一首诗。
丁文江待友之诚胡适的感受是最深的。
尽管在政治见解上他们有分歧，甚而对立。
在政治问题上丁曾告诫友人“不要上胡适的当”（不谈政治），胡适在巴黎多次对傅斯年说将来要“杀”丁文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