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
爱丁堡飞出一孔雀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评定职称时，武汉大学的袁昌英和夫君杨端六都被钦定为“四级教授”。有人评说此举贴切地诠释了“帽子的价值并不等于头脑的价值”这一格言。
袁昌英（1894—1973）号兰紫、兰子，湖南醴陵人。
其父袁雪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民国大学部部长，湖南省代理省长，云南财政厅厅长，山东、安徽财政厅厅长等职。
袁昌英还有3个妹妹都早夭，她是唯一幸存下来的。
幼时在老家上私塾，稍长，被父亲接到上海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英文，开始受西方文化的熏陶。
1916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时，结识了周鲠生、皮宗石、杨端六等一群湖南籍热血青年。
杨端六（1885—1966），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堂，曾赴日本留学，在日参加了同盟会。
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被捕，后得黄兴资助复又到伦敦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专业。
袁昌英心仪淳厚、博学的杨端六。
适巧，杨端六曾是她父亲袁雪安的门生，素受袁的器重和信赖。
由于这层关系，袁、杨日渐亲密。
1921年袁昌英获硕士学位。
回国后，这对富英国绅士、淑女风度的青年便携手在北京步上红地毯，证婚者是民国耆宿吴稚晖（一说在上海，证婚人是周鲠生）。
时袁昌英27岁，杨端六36岁。
婚后，杨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主任会计，兼《东方杂志》撰述。
袁昌英则执教于北平女高师，教授莎士比亚，成为我国第一位研究莎剧的女学者。
为求精进，1926年袁昌英舍下嗷嗷待哺的女儿杨静远，只身赴法，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戏剧，两年后回国，在上海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当教授。
不久，杨端六应李公朴之邀，出任中研院经济所代所长，与李四光、傅斯年同事。
这一时期，他们生活稳定，情绪饱满，是袁、杨两人的著述丰收季节。
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学术专著陆续在商务出版。
早在1920年，杨端六、赵元任等3人就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4个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全国作巡回演讲。
杨端六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席谈》等3个专题。
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的负责人兼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
杨演讲时毛泽东作了记录，曾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将讲词刊在1920年10月31日的《大公报》上。
袁昌英于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30年出版了她的成名作《孔雀东南飞》。
这部“借旧题创新作”的剧本，突出伉俪爱与亲子情之间的矛盾，给焦母以同情。
她的剧本的新意，给沉闷的剧坛带来了新气息，受到了世人的关注。
阿英、苏雪林对这只爱丁堡飞出的“孔雀”都给予热情而中肯的评论。
经济学家杨端六崇尚理性、务实，他被公认为中国商业会计的奠基人。
袁昌英热爱文学，有诗人的浪漫气质。
他们夫妇交游甚广，拥有一大批社科文艺界的硕儒时彦朋友，是时人钦慕的一对学者型伉俪。
珞珈三杰一大姐珞珈三杰者，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也。
她们相识于20年代初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时代，聚首于3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
当时袁昌英任外文系教授，苏雪林执教中文系，凌叔华是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夫人，主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
武大坐落在武昌东湖边，珞珈山下。
其时三人风华正茂，常有佳构问世，同为好友并被誉为珞珈三杰。
三杰中，袁昌英年龄最大，学历最高，资历最深，是武大首批聘任的教授，又是在武大任教时间最长者。
她聪慧过人，接人待物又有英国淑女风度，当属三人中的大姐。
袁昌英是位思想、事业型的女性。
在教学上她挑大梁，一人授“莎士比亚”、“希腊神话”、“希腊悲剧”、“现代欧美戏剧”和“中英翻译”等7门课，她恨不得把自己胸中的知识一下子掏给学生。
她讲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精选几位作家的代表作，做深入细致的解剖，然后再指定阅读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她不仅抓教学，而且抓科研。
她向学生传授3种读书方法：“游戏式”、“跳跃式”和“讨论式”。 她还提倡三到：即“眼到”、“心到”和“手到”。要求学生深入进去，由表及里，着力提高他们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归纳能力。
她并且把自己阅读的所思所感形成文字，与学生交流，她这种教法深受学生的欢迎。
袁昌英教学最讲究“认真”，1939年敌机在乐山大轰炸，她家片瓦无存，连毛巾牙刷都要靠友人接济，可是她照样坚持上课。
通货膨胀，生活困难，有的教授到外校兼课，以贴补家用，她始终把精力用在本校的教学上。
教学之余，挤出时间从事著述。
她的散文小品《忙》，是身兼教授、作家、主妇、母亲等多个角色的袁昌英的真实写照。
战乱岁月，原本大教授、大作家的大小姐袁昌英，入难敷出，不得不辞去佣人，自己下厨操持柴米油盐。
令人发笑的是，她第一次用秤，竟将秤砣放在秤盘内，将要称的食物挂在秤杆上；为了学会做菜，她用小本子记上十几种做菜的方法。
如“烹鸭”一条，她写：一、把鸭子捉来；二、用刀将鸭杀死；三、在沸水中去毛；四、……她的迂腐，被友人讥为书呆子。
袁昌英精心教书，不忘育人，她非常关心年轻学子的健康成长。
在介绍西方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时，总持批评态度。
当时武大学生剧社演出王尔德的《莎乐美》，希望她为剧本说几句好话，可她实事求是，善意提醒大家：“别为美的艺术所诱而误认为其内容的健康。
这种病态的、颓废的作品披上优美动人的艺术形式最易于把人们引入歧途。”她爱国，用作品热情讴歌前方将士、鞭笞大后方政府的腐败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