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此语一出，众人起哄。
恭敬不如从命，我便打开了话匣子。
信口胡说，语无伦次。
笔者姑妄言之，在此复述；读者姑妄听之，一笑了之。
陈西滢（1896—1970），名源，字通伯，西滢为其笔名，江苏无锡人。
其父陈育，字仲英，是读书人。
早年在乡间开办小学馆，家境较贫寒，后在上海帮廉泉（廉南湖，义葬革命女侠秋瑾的吴芝瑛的夫婿）创设文明书局。
陈西滢从上海南洋公学附小毕业后，受表舅吴稚晖的鼓励与资助，于1912年负笈英伦。
在伦敦修完中学课程，先进爱丁堡大学，后入伦敦大学研习政治、经济。
在英求学期间，生活十分艰辛，经常“吊锅”。“我父亲在英国读书时，常常没钱吃饭，后来得了严重的胃病，就是当时饿出来的。”（陈小滢1998年2月21日致笔者函）十年寒窗终获博士学位。
1922年他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时年26岁。
1925年，诗圣泰戈尔访华，陈西滢担任接待工作，恰适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凌叔华被学校选派为欢迎泰戈尔的学生代表。
凌叔华（1900—1990），原名凌瑞棠。
父凌福彭，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并点翰林。
她是其父与三姨太生的女儿，明眸皓齿，柳眉樱唇，是典型的东方美人。
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极富才气，与林徽因、韩湘眉、谢冰心并称“四大美女”。她在天津师范读书时与邓颖超同窗，比许广平高一年级，均有情谊。
陈西滢、凌叔华由此相识，以致后来有人戏称，泰戈尔是他们的月老。
两年后，陈西滢与王世杰、杨振声、杨端六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负责《闲话专栏》。
在其后三四年间，他在《闲话》专栏上发表一系列杂文，涉及政治、文化和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豪气干云，结集为《西滢闲话》。
福兮祸兮，他也由此得了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
《现代评论》创刊不久，凌叔华在刊物上发表了成名作《酒后》，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
在陈西滢的鼓励下，凌叔华勤奋笔耕，在《晨报副刊》、《燕大周刊》频频亮相。
新月书店、商务印书馆为她结集出版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等，一时声名鹊起。
徐志摩十分欣赏凌叔华，评论其作品是“最怡静最耐寻味的幽雅，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凌叔华后来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即《古韵》）在海外引起轰动。
夏志清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中评价说：“从创作才能上讲，谢冰心、黄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几位，谁都比不上凌叔华。”陈、凌因文会友，以文结缘。
在清纯而又微浊的爱河中浴了3年后，结成连理。
1929年5月，陈西滢应好友王世杰之聘，接替闻一多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
凌叔华作为家属随往，寓美轮美奂的珞珈山下，独享一幢绿树掩映的小楼，陈西滢命为“双佳楼”，意蕴涵深。
凌叔华与近邻袁昌英（杨端六夫人）、苏雪林（张宝龄夫人）同为文坛圣手，被誉为“珞珈女三杰”，名噪一时。
1931年凌叔华得一女，名小滢。
1940年岁末，由国民党元老、表舅吴稚晖推荐，陈西滢蝉联二、三、四届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
1944年陈西滢只身赴伦敦，受命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后又被国民党政府派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
凌叔华与女儿小滢后往。
当时陈西滢的办公室设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原址，乔治五世大街11号。
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法当局令陈西滢迁出。
陈拒迁。
当局遣警察强制执行，情急之下，陈血压陡升，心脏病发作，昏死过去。
后被成功抢救。
出院后，陈西滢身心交瘁，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辞呈。
获准后回伦敦休生养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