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话一向缓慢，每隔三、五句就要‘这个……这个’一两次，但是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像无声的音乐，在那刹那之间，我们会忽然有所领悟，那份喜悦是难以形容的。”在联合国任职期间，陈西滢以读书人的头脑周旋在政治家之间，实在力不从心，难以成事。
国民党政府每月给他薪金500美元，而陈西滢主动要求降为300美元，此待遇在使馆一秘档次之下，为此凌叔华和他大吵一场。
当时教科文组织的办公机关在巴黎，这点工资他无法生存，只好把家迁往费用较低的伦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西滢在教科文组织的处境更为狼狈，因为一旦确定大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台湾在此将被驱逐。
陈西滢高度紧张，为维护台湾的权益费尽心机，“四处拉票，几近绑架”。尽管他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能抵挡历史的脚步。
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一年后，陈西滢无奈地搬出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教科文组织办公处。
台湾方面责其不力、无能，后来连津贴也不发了。
1959年陈纪滢等赴法兰克福出席国际笔会，陈西滢鞍前马后地忙碌。
那时，陈居伦敦亚当姆森14号一老式房子，凌叔华曾一度到新加坡教书，女儿也不在身边。
陈纪滢说：“家中凌乱，与在珞珈山时代的小洋楼书斋相比，大有天渊之别。”目睹陈西滢捉襟见肘的困境，代表们以囊中的款项相赠，“藉求心安”。陈西滢先是婉拒，经代表们再三央求，他才收下，羞愧地说：“你们太客气了”，“似乎多了点”。如此落魄，叫人心酸。
试想一向潇洒、素有绅士风度的陈西滢，倘衣食能周，他是绝对不会伸手接下朋友们的惠助的。
那段时日，陈西滢在艰难竭蹶之中，仍勉力工作，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他积极在伦敦、巴黎间游走、说项，促成张大千的画展，“使欧洲艺术界首次认识张大千先生的不凡造诣。
大千先生其后在法国南部会见毕加索，彼此赠画，成为中西艺术界的美谈，实种因于通伯先生的推介。”鲜为人知的是，威尔斯（H.c.wells）撰的《世界史纲》，有关亚洲的史料都是陈西滢提供，并有署名。
陈西滢乐于助人。
手头宽裕时，曾借给熊××相当一笔数量的钱，后来手头拮据，写信给熊请他还钱；而熊竟复了“爱莫能助”4个字，弄得陈西滢哭笑不得。
一个朋友为儿子到英国读书筹款，要卖齐白石的3幅画，找不到买主。
陈西滢帮他去找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终成人之美。
鲜为人知的是，李四光当年秘密回国，陈西滢是出了大力的。
李四光回国前夕，台湾国民党“外交部”密令“驻英大使”郑天锡，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扣留。
陈西滢截获这一密令，冒着危险给李四光打电话，使李四光赢得一天时间，只身到了法国。
1949年12月25日，李四光由热那亚启程，秘密回国。
每每当朋友们称赞他嘉惠友人时，“他会慢慢地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一面摇头，一面腼腆地说：‘我没有做什么，主要还是要靠他们自己。
’”“他从不领功，他就是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陈西滢性清高、内敛。
他当年在英曾获博士学位，苏雪林与他在武大共事十余年，都不知他有此衔，直到台湾文星书店为陈西滢出书作介绍时才知道。
苏说这并不是他过度谦虚，是孤冷的不屑，是他英国绅士修养之一端。
陈西滢有两大喜好：藏书和收藏烟斗。
武汉岁月，藏书很多，他对书的印刷、装帧都不感兴趣，因此他的书多为“二手货”。他认为买书是为了“读”，不是为了“看”。他特别喜爱三位作家：简·奥斯丁、H.G.威尔斯和阿纳托尔·法朗士。
夏志清教授在2004年致笔者的信中曾说：“中国最有资格写欧美八大家的是陈西滢。”1950年11月，陈西滢的老友徐悲鸿曾致信于他，希望他能早日回国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