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西滢先生顾虑较多，没作回应。
陈西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
他爱国不让人后。
凌叔华说：“抗战时，他在重庆为《中央日报》撰写骂日本的文章，这些社论很受人注意。
陈先生善于用犀利的字句批评时势，所以他很过瘾，但可把我害惨了。
因为当时我回北平替母亲办丧事，我三番两次嘱他以笔名发表，他就是不听，结果害我在北平一年时间，日本北平特务、宪兵等，不时来探我回北平的真实目的，还要我写信给陈先生叫他来北平……反正惹了不少麻烦！”陈西滢的女婿秦乃瑞（John Chinnery）博士是英国研究鲁迅的学者，50年代初曾留学北大，曾任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苏格兰中国友协会长。
秦乃瑞和陈小滢给儿子（Colin Chinnery）起中文名为秦思源，这“源”字据小滢告诉笔者，一是父名；一是饮水思源，不忘中国这个根。
秦思源伦敦大学毕业后，供职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后到英国驻华使馆，从事中英文化交流工作，现为北京尤伦斯国际艺术中心副馆长兼策划部主任。
仅凭女师大学潮事件，定陈西滢为“反动文人”，实在有失公允。
改革开放后，《西滢闲话》由多家出版社不断再版，学界对他的评论渐趋实事求是，中肯了许多。
毋庸讳言，陈、凌的家庭生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不愉快的或曰不和谐的。
据陈小滢说：“母亲凌叔华是一个十分内向的女人，自己的事一向不对人说，这大概与她出身大家族，兄弟姐妹众多，她自己排行第十有点关系。”而陈西滢性格内敛，寡言，在好多问题上两人缺少沟通。
小滢又说，好在“父亲陈源是个老好人，宽怀大度，每能原谅别人。”以至到最后仍保持了家庭的完整。
陈西滢虽然自幼就受西方教育，但中国伦常礼教在他身上的印迹很深。
陈小滢告诉笔者，“陈氏家族很讲孝道。
大姑陈浣原在天津女子师范上学，为照顾生病的祖父中断学业。
祖父病重时，大姑真的割股煎汤侍亲。
祖父的病竟奇迹般好了。
大姑终生未嫁，侍奉奶奶到终老。”陈西滢很注重“孝于父母，笃于友人”。他是出名的孝子。
抗战时，陈父在南京，受日机轰炸，惊吓而死。
陈时在武汉，在家中设灵堂，不烦友人吊祭，独自早晚焚祭。
之后，陈西滢把母亲和一个信佛、以事母为终生职志的姐姐陈浣接到家中同住，又一同入川。
战乱岁月，物资奇缺，学校常发不出工资，一家五口生活十分困难，锦衣玉食惯了的凌叔华自觉狼狈，与婆婆、姑子之间不时发生口角，以致同住一屋，不同桌吃饭，陌如路人。
凌叔华晚年袒露：“所以我常说，我为生活，家族的牺牲，实在不公平，唉……”在四川，陈西滢母亲去世，他哭得像个孩子。
别人问他后事怎么办，他说自己方寸全乱，但千万不要委屈苦了一辈子的老人家。
不几年，老姐姐陈浣去世，尸陈榻上，陈西滢见姐姐闭合的双眼忽然睁开，大惊。
他俯身贴在家姐耳边，用无锡土话告诉阿姐：阿姐不肯闭眼，必是为了老母停厝异地，放不下吧。
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要将老母和阿姐的遗骨运回故乡安葬，现在请阿姐安心归去吧。
（后践诺。
笔者）这时，陈浣的双眼果然缓缓阖上了。
据苏雪林说，她等在侧吊唁的人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1996年我为陈西滢、凌叔华编散文合集《双佳楼梦影》，始结识陈小滢，十多年音问不断，多次晤聚深谈。
从中察觉出父母在她心的天平上的位置。
当初这本书的编者丁帆先生，就书名拟用凌叔华名作《爱山庐梦影》。
我告知小滢后，她提出自己的看法：“总之，我希望你把书名改换了，因为我父亲的文章并不比我母亲差，更何况当年是我父亲在北大任教时，我母亲还在燕大当学生，去追我父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