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信引发了庐隐强烈的共鸣和同情，激起了对母亲的势利的一腔义愤。
“一个南方人，具燕赵慷慨悲歌”之气的庐隐，毅然决然地向母亲表示：“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意承受。”母亲了解女儿执拗的性子，只好退让，提出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大学毕业，学有所成后方可成婚。
林鸿俊欣然接受，在婚约上签了字。
庐隐为林的学费四处张罗，有一位亲戚动了恻隐之心，资助了林鸿俊2000元。
林鸿俊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工业专科学校。
这时庐隐高中毕业，当时大学不招女生，她便在中、小学代课，游走于北京、安徽、河南之间。
两年后，北京女高师招生，庐隐要去报考，母亲极力反对。
庐隐为筹学费，又到安徽教了一学期书，积攒了200元，于1919年秋报考女高师，因错过考期在国文专修科旁听。
一学期后因成绩优异与同为旁听生的苏雪林转为正式生。
那时，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学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
庐隐借李清照的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述志。
今天集会，明天游行，后天讲演，活跃非常。
她被班级推选为学生会干事、福建同乡会代表，与学生会主席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3人年龄相仿（班上年长的有抱孙者），志趣相投。
4个人自制统一服饰，上着灰色线套衫，下穿花边黑绸裙，颇有游侠味。
4人出入相随，形影不离。
庐隐说：“我们4个人就像战国时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尝君。”一时，“四公子”的雅号传遍校内外。
庐隐的文章写得俏拔，连自视甚高的苏雪林都说她“每遇作文时，先生发下题目，我们伊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端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按着纸，笔不停挥地写下去，顷刻一篇脱稿。”庐隐此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纵论社会，阔言人生，倾诉女性的苦闷与烦恼，向往女性的自由和解放。
她悄悄地将自己与林鸿俊的恋爱过程写成《隐娘小传》，以表达她不计门第，不讲地位、金钱的恋爱观。
但现实是多变的、残酷的。
林鸿俊是个勤奋好学的青年，大学毕业后，要求庐隐践诺与他结婚。
庐隐以自己还没毕业为理由拒绝。
在庐、林订婚后的交往中，两人志趣不同，渐生分歧。
林虽经过五四的洗礼，但思想守旧，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特别是林毕业后，在山东糖厂当工程师，有经济实力让妻子享受闲适优厚的生活时，便劝庐隐在多事之秋不要抛头露面，不要热衷于社会活动，做一个相夫教子贤惠的知识女性。
同时，还表示他并不满足自己的现状，准备报考高等文官。
云云。
庐隐对林鸿俊这种沉溺于享受的庸俗思想本就不满，又听说他这个工科出身的人还要去报考高等文官，甘当军阀政府的政客更为恼火。
她对好友程俊英说：“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
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性格豪放磊落的庐隐，真的与林鸿俊解除了婚约。
庐隐当初为“仗义”挺而献身，与林订婚，时下又因道之不同而与林分道扬镳。
她的初恋，来也匆匆（草率），去也匆匆（干脆）！令人回味。
显然，个中不乏他因。
有妇之夫郭梦良1919年初冬，庐隐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郑振铎、郭弼藩（梦良）等。
郭梦良（1897—1925）时为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学生，在北京学联兼职。
在大会上，他的睿智、简短的发言引起庐隐极大的兴趣。
那时，男女生分校，还处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大家互不相识。
开会时还男女分坐，中间用一条大白布隔成“三八线”。这次同乡会上，为弘扬五四精神，大家决定创办《闽潮》杂志，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是编辑，天作之合。
他们由此相识、相知、相爱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