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梦良是个性格沉稳、有思想、有宏图的青年，他的人品和才华令庐隐倾倒。
特别是郭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颇多创见，是位饱学之士。
郭梦良也欣赏庐隐，在频繁的接触中作不懈的追求。
他向庐隐坦言，他是有家室的人，20岁时父母包办成婚，与妻子谈不上爱情。
他是新婚一个月后才入北大的。
庐隐陷入两难的困境：一边是已订婚的林鸿俊，一边是有妇之夫的郭梦良。
她在《海滨故人》中尽情地宣泄她的彷徨、苦闷：“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就这揪心的烦闷征求朋友们的意见。
她说：“我倒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3个好友尽谏诤之责，几乎众口一词：请她慎重考虑。
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
她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郭梦良的一往情深。
她实在割舍不下。
1921年庐隐加入了茅盾、郑振铎创组的文学研究会。
她是第一批会员，登记的序号是13，是继12位发起人之后的第一位，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
她的《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铎推荐，已在全国最有影响的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她创作的自信。
她由此正式开始她的文学生涯。
庐隐就是庐隐，独一无二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
面对家人的责难，亲朋的嘲讽和世人的唾骂，她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一语惊天下。
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
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
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
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发妻同住在一间屋檐下。
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做小”的尴尬和卑微。
她遭受到冷遇、歧视，犹如掉入绝望的深井。
我行我素惯了的庐隐忍受不了“胯下之辱”，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
……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
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懑郁结在胸。
悲哀的是，本生活在北京的庐隐的母亲黄夫人，从内心是爱女儿的。
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她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
可到后来，庐隐闹退婚。
也罢。
竟下嫁一个有妇之夫“做小”。庐母遍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庐隐与郭梦良又回到上海，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席不暇暖，无法陪伴庐隐。
是时女儿出世了。
庐隐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
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
啊，这就是人生！”厄运接踵而来，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
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发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
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在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回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与好友石评梅成为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