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也坦承：“（黄）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章太炎的《新方言》出版，专请黄侃作《后序》，足见他对黄的赏识。
黄侃病逝，章太炎悲痛不胜，竟号啕大哭：“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后，又为黄侃撰墓表，颂其懿德。
刘师培（1884—1919）是黄侃在章太炎宅上认识、订交的。刘师培因失节无人理睬，一度在家赋闲。
黄侃向北大校长蔡元培荐刘，蔡对刘曾附袁的不端行迹有虑，拒绝。黄侃竭力劝争：“学校聘其讲学，非聘其论政，何嫌何疑？”蔡终被说服。
故黄、刘一度在北大成为同事、朋友，过从日密。刘师培患肺病多年，一日言谈中，流露出自己“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的遗憾。
黄侃力慰“勿虑无传人。”刘说：“诸生何足以当此！”黄侃问何人能继君之志。刘说：“要能有你这样，我就传授之。”黄侃立马跪拜“愿受教”。次日，备香案，宴同行，当众叩头行拜师大礼。世人不解，黄、刘文名相当，是友人，且刘只大黄两岁，怎突变为师徒？章太炎也惊诧，问黄侃：“季刚小学文辞，殆过中叔，何遽改从北面？”黄侃直言：“余于经学，得之刘先生者为多。”“民八年之冬，刘先生病重，自知不起，叫人请黄先生来，摸索一册手抄本，交于黄师说：‘苦心二十余年，仅得有此，此学非君不传，君其保之。’”黄侃拂袖北大时，刘师培正处弥留之际，他十分难过，“以跪地表示谢恩。”（刘太希）刘师培泣曰：“我一生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晚矣。”（陶菊隐）刘去世后，黄侃撰《先师刘先生小祥奠文》，情文并茂，以“慰我悲情”。黄侃又将刘师培的墓志铭拓片装裱后挂于书室，“朝夕面对，如见师恩”。黄侃历任北大、北女师大、武昌高师、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在教学上的逸闻曾盛传一时。
大家称他是“三不到”教授，即刮风不到，下雨不到，不高兴不到。他脾气大，好骂人。有一次，他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他骈文作不过李审言，经学赶不上皮锡瑞，何必自负。他收阅后大发雷霆，疑惑是我们那班学生写的，于是在上课时，大骂十日。”（武酉三）黄侃很讲究师道之尊。“我叔父叫我去拜他为师。
礼节是到他家，用红纸套封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头。我本不愿意磕头，但是先叔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
你非磕头不行！’我出于无奈，只得去季刚师家。季刚师一听我去了，便叫到上房里坐坐。我把红封套取出放在桌子上，说明拜师的诚心，跪下去磕一个头。
季刚师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杨伯峻）“在课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冯友兰）在中大上课时，他只管讲课，一向不布置作业。
期末考试又不肯阅卷打分。教务处催逼，他给处里写一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5个大字。
……上述都是他的弟子们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
世人往往以此讥诮黄侃。
然而，我们也应正视黄侃“为人师”的另一面。
所谓“不高兴不到”，大多是他与人斗气未消，不想带着情绪去上课。
他在日记中有记载：有“日课”、“改定日课”；且自责“荒课”、“缺课”、“旷课”、“未如课”。可是，临终前几天，他的鼻衄病已很严重，气喘病又发作，甚而连饮食也难以下咽，却仍然坚持去上课，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匿名信一事，据武酉三回忆，黄侃在班上大骂十日后，无人应答，黄侃自知骂错了对象，便向全班同学道歉。
武氏又说，黄先生上课，学生不敢问，他疑心学生有意跟他捣乱，不过课后去问，他倒很客气。
倘若到他家中请益，他更客气，还会亲敬你纸烟，和你无话不谈。
至于磕头拜师，黄侃认为是一种传统礼教和诚意，他曾告诫年轻人：“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在课堂上卖关子，那可视为授课艺术，也显示他的睿智和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