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这样一种态度，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
他说：‘我们还得对上头，对南京讲话。
’老是这一句话。
所以他对学生运动的人总是讲而不处分的，一般是不处分的，就开除过两批学生会主席，都是开除以前先把他们安排好了，走了再公布，贴个名单对付南京，另外再选几个人出来就行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学生会主席换得很快。
这是潘先生的情况。
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来，他虽然作了教务长，不得不为当局讲几句话，可是他是很有分寸的，不是迫害学生的。
这一点很重要。”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戴中（黄葳）曾带别的学生一起藏在他家的天花板上。
他有一句名言：“不向古人五体投地，也不受潮流的颐指气使——只知道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光旦秉性温和忠厚，论语上说的‘温、良、恭、俭、让’诸美德，他可以当之无愧。”他的同学、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如是说；“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因此是“我所敬爱的人物”，老同学梁实秋如是说。
在众多的朋友中，潘光旦与费孝通之间有点特别，他们亦师亦友。
费孝通卒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
1938年由英伦返国在昆明由潘介绍加入民盟，两家又长期比邻而居，后在中央民院成了“难师难徒”。费孝通自己说，“我应当是他学生中受益最深的一个”。费称赞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有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费视他为活词典，说凡不知道的事情，不查词典，去问问潘光旦，一问就明白。
闻一多与潘光旦是清华同学，他们是莫逆之交，相互欣赏。
闻一多本名叫闻多，“一多”是潘光旦为他改的。
闻还为潘篆过一方“胜残补阙斋藏”的闲章。
闻被害后，潘为“闻亭”写匾，为《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刊》题封面，写下“卅载论交浑似梦，几番饮泣泪无痕”的悲愤诗句。
1916年潘光旦的腿动手术，闻一多因自己未能前去探视深感内疚。
闻一多写信鼓励，对其才华予以充分肯定，称：“领袖英伦，润色鸿业，斯文不坠，大匹必扶，直券受耳，尚其勉旃。”潘光旦与罗隆基1930年在光华大学是同事。
校方认为罗在校外发表言论太多，要撤罗之职。
潘光旦为抗议校长擅权恣肆，愤然辞去文学院长之职，拂袖而去。
“云南王”龙云，当年曾为革命做过不少好事，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
1962年龙云去世时，潘光旦不避嫌，不忘旧谊，与罗隆基一道去北京医院太平间为他送行。
讲孝悌，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潘光旦事母至孝。
他14岁丧父，是在母亲沈恩佩的精心抚育下成长的。
母亲是位知书达理、性格坚强、处事通达的女性。
她对子女管教甚严，两个儿子都毕业于清华。
儿时潘光旦与玩伴争吵打架，她总是先找儿子“算账”，还要加点轻微的体罚。
她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战乱时从乡下逃到上海，她舍弃家中好多物件，却带了四担子书。
晚年体衰，无事，用木制小梭为儿子织花纹各异的彩色带子，系在儿子的竹制书签上。
潘光旦铭于五内，有诗云：“忍看慈母手中线，翻作残编夹上棉。”母亲去世时，潘光旦极为哀恸，在小阁楼上独处3天，不下楼吃饭。
薪火相传。
潘光旦家教有方，他言传身教，把“礼让”的美德和读书的种子播撒在女儿们的心田。
昆明岁月，乡居简陋，晚上备课或写作点油灯，他自制一个八片玻璃条灯罩防夜风，挑灯夜战。
在那艰苦岁月，还要求孩子们每日练大楷小楷各一篇。
还为大女儿乃定制一只“乃习字”墨盒。
曾给四女儿乃谷习字作批语：“十二月三日，潘乃谷小字总是写得太硬，固然用五紫羊毫是原因之一，但不会运用笔锋，总是至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