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猜想：①葫芦谷的那场倾盆大雨，也许就像赤壁大战的那场东南风一样，是根据历史事实改编而成的寓言故事；②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我们身边的环境也常常发生无法预知的变化，而我们惟一能够做的，就是守望住生命中的那颗星；③那颗星也许不在天上，但一定在我们的心中。
附录一 三国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三国旅游路线
花市灯如昼
那只海螺曾经鲜活地存在过，最后留下一只漂亮的像瓷器似的壳。而我也深深地知道，所谓历史文物，其实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壳而已。但我要问的是，那只海螺到哪里去了呢？
花市灯如昼
我若是问你2008年2月21日是什么日子，你很可能一脸茫然。但若是问你正月十五是什么日子，你立即就会想起元宵节。
在中国民间，元宵节是一个比春节更热闹的节日。之所以名为元宵节，因为那是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圆满而又明媚的月亮照耀着初春的大地，充满着无限美好的寓意。到了那天傍晚，人们或者聚在院子里赏月，或者走出门去看花灯。宋朝文学家欧阳修有诗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说的是一位有情人的感伤，他（她）想起了那天从热闹的灯市中偷偷地溜出来，跑到僻静的地方谈恋爱的情景。
说到花灯，则有“南有扬州，北有涿州”的说法。涿州的“通会灯市”，据说始于汉朝、兴于隋唐、盛于明清，很有一些历史。2008年2月21日傍晚，我赶到涿州，为的就是去观看那里的灯会。
所谓“通会灯市”之“通会”，指的是涿州的通会楼，这座楼建在城内南北中轴线的三分之二处，沿南北大街延伸开来，向东西巷陌辐射而去，成为全城最为繁华热闹的所在。每年元宵节的灯会，也就设在这个地方。“通会灯市”，因此而得名。
但是，我此去已经看不到通会楼了。通会楼旧址，位于涿州城内鼓楼大街北段，素有“万户之门屏，一州之形胜”的美称。1975年，因为鼓楼大街扩建，通会楼被拆毁。2001年，“通会灯市”被更名为“中国涿州花灯节”，改在位于范阳中路的文化广场举行。而我下榻的酒店，就在文化广场的东侧。
虽然看不到通会楼，“花市灯如昼”的盛况却再一次出现在涿州市的民俗生活之中。26架大型组灯和上万只大红灯笼把文化广场装扮得流光溢彩，有着一种盛大和辉煌灿烂的美丽。因为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今年的花灯也以奥运题材为多。这里是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地方，自然也少不了以三国文化为题材的花灯。还有一组“双塔生辉”的花灯，取材于涿州八景之一的“双塔晴烟”。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居然还有一座“黄鹤楼”，按照原楼三分之一的比例设计制作，甚是雄伟壮观。听说我来自湖北，“黄鹤楼”的设计者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与我合影留念。黄鹤楼之于湖北，恰似通会楼之于涿州，都是当地具有文化标志意义的古建筑。
看花灯的人也确实是多，人潮涌动，如山如海。我看到一对双胞胎姐妹，头戴牛角形状的荧光灯，在父母的牵引下，穿行于人群之中，显得特别地可爱。也有一些别的小孩和大人头戴那种牛角形状的荧光灯。我试图跟踪他们，追拍几个瞬间，只是摄影技术实在欠佳，并没有拍到令人满意的照片。而追拍的过程，倒是很快乐的感受。
扭头看到一座艾菲尔铁塔的仿制品。我很是感慨，在这儿不仅可以看到“黄鹤楼”，还可以看到“艾菲尔铁塔”。我在猜想，也许某个地方还能看到“凯旋门”和“国会山”呢！恍惚之中，我竟不知置身何处。人说涿州是三国文化之乡，也许应该改叫世界文化之窗吧？
“黄鹤楼”只是一座花灯，“艾菲尔铁塔”却是一座真的铁塔。事实上，我从酒店出来的第一眼就看到它了。它黑峻峻地耸立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街头，与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让人感到怪异。等到它身上缠绕的霓虹灯亮起来，我这才发现它是一座用来做广告的载体。在我们这个追求注意力经济的商业时代，因为它独特的造型，因为它身处的地理位置，没有任何人会忽视它的存在，广告的到达率自然是相当可观。记得一位市场营销专家说过，广告讲究的是出位——看到这座“艾菲尔铁塔”，我只能叹为信然。
没有“月上柳梢头”。也没有“人约黄昏后”。月亮没有柳梢可挂，就只好挂在那座高耸的“艾菲尔铁塔”上面。我此行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美人的约会，而是为了看看三国文化之乡的历史遗存。看着“艾菲尔铁塔”上面熠熠生辉的广告字体，我忽然感到迷惑起来。
每一组花灯都是那么灿烂辉煌，但整个灯会却又显得那么盛大而又杂乱。相比之下，我觉得更喜欢看人们燃放孔明灯。涿州是刘备的故里，在刘备的故里看到孔明灯，当然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相传，孔明灯是诸葛亮的发明。诸葛亮，字孔明，孔明灯也因此而得名。在我的老家，孔明灯也叫天灯。有一年春节，穷凶极恶的土匪们闯入村庄，大肆抢劫。几天以后，逃往山中避难的村民们看到了夜空中升腾的孔明灯。那是留守在村中的老人发出的信号，意思是说，土匪已经走了，可以放心地回家了。从此以后，燃放孔明灯就成了元宵节的一项民俗活动，村民们用燃放孔明灯的方式向邻近村庄的亲友们互报平安，并以为庆祝。孔明灯，也因此被称为“祈福灯”或“平安灯”。
三三五五的孔明灯，在“艾菲尔铁塔”周围接连不断地腾空而起，与那些春花一样绽放的绚丽多彩的烟花一起，形成了夜空中璀璨夺目的景观。有的孔明灯被烟花霰弹似的击中，宛如失事的飞机，燃烧着坠向地面。更多的孔明灯则越升越高，越升越远，高远得像天上闪烁的星星。
新年的心愿
我之所以到涿州来，与我的出身有关。我的老家，位于湖北省赤壁市的一个小镇。离开小镇不远的地方，是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赤壁。而赤壁大战，则正是三国英雄刘备从末路走向辉煌的转折点。
几个月前的一天，我翻阅2008年的月历，在12月19日上面用马克笔做了一个记号。这一天是农历戊子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赤壁大战1800周年纪念日。有一种神秘的声音提示我说，我应该为这一天做点什么。
中国的老百姓喜欢评说三国故事。那些故事经由各种路径流传至今，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我打开三国时期的地图，察看那些故事所发生的地点。从涿州到赤壁，从赤壁到成都，从成都到白帝城，从白帝城到五丈原，这条历史的路线，演绎了一部伟大的古典文学名著，那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我决定沿着这条路线，在赤壁大战180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去经历一次三国之旅。我希望能够从这次身临其境的旅行中，去探索历史的真相。
感谢妻子对我的支持，为了这次旅行计划，我不仅要放弃很多挣钱的机会，而且要为此付出一笔不菲的经费，对家庭的经济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做出决定之后，我停止了主题为“管理三国志”的系列讲座，然后在春节期间完成了《爱情经济学》的写作。万事具备，我迎着初春乍暖还寒的东南风，开始了我的行程。
出发之前，我从网上搜索涿州的资料，知道这个地方有所谓“涿州八景”，分别是“通会灯市”、“楼桑春社”、“邵村花田”、“督亢秋成”、“胡良晓月”、“双塔晴烟”、“拒马长虹”和“盘坡积雪”。而我之所以在元宵节赶到这里，为的就是看看颇负盛名的“通会灯市”。
事实上，我的身体并不适合旅行。我有失眠的毛病，尤其是出门在外，更是入睡困难。由于睡眠不好，两只眼睛总是红彤彤的。又很容易因为水土不服而闹肚子，总是弄得自己疲惫不堪，浑身筋骨酸痛，很是难受。妻子也很担心，像我这样“千里走单骑”，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但既然做了决定，我自然是义无返顾。更何况我深信孔子的哲言，只要牢记“入则孝，出则弟”的做人信条，一定能够寻求到人们的帮助。
看罢灯市，回到酒店的房间，给王法文先生u打了一个电话。王先生是涿州本地一位学者型官员，我通过河北电视台的朋友找到他，希望能够在他的帮助下，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王先生事先已经知道我要来，很热情地问候我，并相约次日早上在酒店的大堂见面。
窗外夜空中的烟花还在流光溢彩地绽放着，而我也再一次陷入了失眠。我心里问，在经历了沧海桑田一样剧烈的社会变化之后，在这个地方还能够看到三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吗？从那些文化遗存之中，还能够找到历史的奥秘吗？我辗转反侧，翻身起床，打开一册新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下第一句话：
“人活着就是为了发现真理，其余的不过是形形色色的寻找与迷惑。”
访问三义宫
王法文先生按时来到酒店，还带来了他的朋友刘桂郁先生。刘先生担任过涿州市档案局的局长，对本地的人文历史颇有研究，后来还邮寄给我几本由他主编和撰写的历史著作。我们从酒店出来，一路兴致盎然地谈论着那些三国故事，来到位于涿州市城南十五里楼桑村的三义宫。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读者们看到这段历史，以为只要有点英雄主义，就能够做逐鹿中原的军阀。事实上，那些做军阀的，要么是高干子弟，例如曹操（祖父曹腾做过宦官集团的首脑大长秋，父亲曹嵩先后担任过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和太尉等一系列高级官员）；要么是簪缨世族，例如袁绍（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要么是封疆大吏，例如各州的州牧。平头百姓，怎么有资格做军阀呢？可是，试想刘备、关羽、张飞，不过一贩夫、一亡徒、一屠夫而已，却能从社会底层脱颖而出，与各路势力强大的军阀争雄，怎不叫人啧啧称叹！
楼桑村即是刘备的故里。据《三国志》记载，刘备小时候，他家东南角篱上有一棵五丈多高的大桑树，远远望去，童童如车盖。来来往往的行人都觉得这棵树姿态非凡，于是有人预言：“此家必出贵人。”刘备与小朋友们在树下嬉戏，也声称：“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而后率领一帮兄弟于乱世中雄起，竟成一代帝王。后人怀念往事，即于刘备故里营建此庙，人皆直呼其姓讳，名之为刘备庙。唐昭宗乾宁四年，代理涿州录事参军的朝议大夫郭筠重修殿宇，改名为蜀先主庙。
“蜀先主庙”的出处，当在《三国志》。刘备在蜀中称帝，延续汉朝的社稷，《三国志》却称其为蜀而不称其为汉，称其为蜀之先主而不称其为汉之昭烈帝。这个称呼既然见之于历史，弄得后人们很是为难。郭筠在《蜀先主庙记》中，即有“若以昭烈之题，又虑不详故实……”云云。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昭文馆大学士郝经认为“蜀先主庙”四字分明是把刘备目为伪皇帝，辱没了刘备的令名，遂改名汉昭烈帝庙。明武宗正德二年，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焦芳重修殿宇，感慨于刘备、关羽、张飞之义气，又改名为三义宫。
此外，楼桑村这个地名的出现，究竟是在《三国志》之前呢，还是在《三国志》之后？其实是很值得推敲的。刘备小时侯是否真的说过“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也很值得怀疑。《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为什么要把那棵奇特的桑树和那句奇特的话写进历史？是说刘备从小就有龙凤之兆呢，还是说刘备从小就是一个想当皇帝的野心家？
自《三国志》成书以来，对《三国志》作者陈寿的怀疑与指责就不曾绝于历史。晋简文帝咸安年间，大司马桓温有篡位之心，别驾习凿齿把他比做曹操，遂创作《汉晋春秋》以为警示。习凿齿在叙述三国历史时，把刘备看作是延续汉朝的合法政权，而曹魏才是谋权篡位的伪政府。他认为，正确的历史观关乎国家的文化，晋朝应是继承汉祚，不应继承曹魏。《三国志?裴松之注》、《资治通鉴》、《晋书》、《后汉书》、《四库全书》也纷纷批评陈寿无良史之德。
那么，究竟是陈寿别有用心地编派刘备呢，还是刘备真的从小就有当皇帝的野心？问之于同行的王法文先生和刘桂郁先生。他们笑了笑，没有回答我。后来见到三义宫旅游公司的W先生，又相问之，回答说：“我觉着，人活着是需要一点野心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三义宫，重建于1996年，采用明代风格三进院落布局，由外向里依次为山门、马神殿、关羽殿、张飞殿、正殿、退宫殿、武侯殿、少三义殿，同时按照原有形式内塑87尊塑像。W先生亲自为我做导游，如数家珍地介绍三义宫的景观艺术。最后来到服务处歇息，又特地介绍立在服务处门口的一副楹联，曰：“三国演义从这里开篇，桃园义气到此处寻根。”虽然对仗不甚工整，平仄也有欠协调，却也颇具文采。
桃园结义的故事，不见于《三国志》，而见于《三国演义》。于是有学者怀疑它的真实性。我问道：“历史上真的有过桃园结义的故事吗？如果它是虚构的，为什么是在桃园，而不是杏园、竹园、梨园？还有，他们究竟结的什么义呢？”
W先生大笑起来，说：“还真把我给问住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里是刘备、关羽、张飞相知相识的地方，也是他们开始共同创业和改变命运的地方。”
桃园的秘密（1）
桃园结义的故事里隐藏着许多秘密。其中第一个秘密，就是桃园。那么，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片桃园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动植物都有它的象征意义。例如杏园，亦称杏林。三国时期董奉隐居庐山为穷人治病，也不收钱，只需植杏五株，如此积年而蔚然成林。所谓“春暖杏林”、“誉满杏林”，称颂的是高尚的医德和高明的医术。竹子呢，象征着节操，历史上有节操的文人雅士，便往往择竹园而居。而梨园则是戏曲艺术行业的雅称。
至于桃，其文化内涵也相当丰富。桃花象征爱情，桃子象征心灵，桃木则可以用来驱鬼辟邪。庄子说过：“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不畏，而鬼畏之。”为什么鬼畏惧桃木桃枝，而童子不畏？因为童子心灵纯洁。晋朝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美好世界，其来源即在此处。《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证实：“桃味辛气恶，故能厌邪气。”《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则描写了一个大闹蟠桃园的孙悟空。
所以呢，刘备、关羽、张飞选择桃园结义，应该不是偶然的。桃园所象征的，是一个神奇、神秘、神圣的精神世界。《素书》云：“同志相得，同仁相忧，同恶相党，同爱相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谋，同责相害，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同艺相窥，同胜相胜，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刘备、关羽、张飞之所以能够成为恩若兄弟，正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世界的同义相亲。无论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片桃园，《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都是一个事实——刘备、关羽、张飞同义相亲的事实。
第二个秘密，是刘备、关羽、张飞的关系。结义之后，就要论及兄弟名分。刘备出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桃园结义的时候，应该是24岁。关羽呢，根据相关资料，大约比刘备年长一岁。张飞大约在18岁至22岁之间。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在这个团队中，不是关羽，而是刘备做的兄长呢？
我们知道，刘备从小跟着母亲织席贩履。及至稍长，有两位贩卖马匹的大商人，一位是张世平，一位是苏双，他们看上了刘备，聘请刘备代理涿县地区的商务。由于黄巾起义，天下动乱，马匹在当时成了一种相当昂贵的商品。刘备很快挣到了第一桶金，等到当地政府出榜招募乡勇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来组建自己的军队。有两个人前来应聘，一个是关羽，一个是张飞。《华阳国志》中说，刘备合众，河东关羽、同郡张飞“并以壮烈为御侮”。所谓“御侮”，是一种职务，就是保镖、警卫的意思。
《三国志?关羽传》中说，刘备待关羽、张飞二人“恩若兄弟”；而关羽、张飞也常常在“稠人广众”之中，侍立在刘备周围，“不避艰险”。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友爱，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后来，人们常常在戏剧舞台上看到关羽、张飞肃立在刘备身后，以为是两个弟弟对大哥的敬爱，其实也是他们的职务所决定的。
桃园的秘密（2）
简单地说，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关系，其实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出于对刘备的尊敬，尽管关羽比较年长，他们依然把刘备称为大哥、关羽称为二哥、张飞称为三弟。我们不得不感叹，原来老板和员工之间，竟然也能够建立起兄弟和骨肉一样亲密的友谊。
第三个秘密，是中国历史上的两项科技发明，一项是骑马用的马镫子；另一项是炼钢技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贝西麦炼钢法。
秦汉以前的人们出行，除了走路，就是乘坐马车。汉光武帝刘秀与赤眉军打仗，也是乘坐马车作战。那时候若要骑马，只能紧紧地抓住马的鬃毛，稍不留神就会被摔下马背。直到东汉末年，人们发明马镫子，骑马才成了人们常用的交通方式，并因此出现了一个新的兵种——骑兵部队。后来，马镫子传到欧洲，由此产生了一个骑士时代。《三国演义》中说，桃园结义之后，张世平、苏双“愿将良马五十匹相送；又赠金银五百两，镔铁一千斤，以资器用。”五十匹良马，大约可以组建一支骑兵连。刘备之所以善于相马，也与他骑马的经历有关。
所谓的贝西麦炼钢法，西方学者认为是十九世纪亨利?贝西麦发明的一项炼钢技术。事实上，它在遥远的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中国人称之为百炼钢。所谓百炼钢，就是把镔铁加热烧炼使之掺入一定量的碳，再经过锻打使掺入的碳分布均匀，如此反复烧炼锻打，就能获得组织致密、成份均匀、少有杂质的优质钢。这种炼钢法大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三国时期已经成为普遍应用的炼钢工艺，被广泛地用来制作优质兵器。例如，曹操曾经命人打造五把宝刀，名曰“百辟刀”。著名的兵器专家蒲元，曾经先后为刘备和诸葛亮打造过成批量的神兵利器。而张世平、苏双送给刘备的一千斤镔铁，就是用来打造兵器的。
第四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是关羽、张飞的武艺。有人说，刘备的运气真好，事业刚刚起步就得到了两位超一流的武艺高手。可是，难道关羽、张飞是天生的好武艺吗？如果不是，他们的武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大家注意，他们在桃园结义之后才着手打造自己的兵器。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甚至也不是武术爱好者。他们不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遇到唐僧之前就已经有了金箍棒；也不像猪八戒，在加入取经团队之前就已经有了九齿钉耙。直到桃园结义之后，刘备打造双股剑，关羽打造青龙偃月刀，张飞打造丈八点钢矛，从此才走上职业军人的人生旅程。那么，关羽、张飞的武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只有一个答案：从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历练出来的。
因为桃园结义，他们身上充满了像桃木一样可以驱鬼辟邪的神奇力量。刘备以他弘毅宽厚的胸怀和百炼钢一样坚韧的意志，终于奠定了蜀汉的基业。关羽和张飞，也从当初保镖级的武士，成长为后来闻名天下的将军。
第五个秘密——也是最大的一个秘密——桃园结义，结的究竟是什么义呢？
对仁义的理解
桃园结义，结的究竟是什么义呢？刘桂郁先生认为，就是《三国演义》中“三人焚香再拜而说”的一段誓词。
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我同意刘桂郁先生的观点。那段誓词，也许是《三国演义》的文学性设计，但它却来源于刘备、关羽、张飞同义相亲的事实。《三国志》也记载说，刘备与关羽、张飞虽为主仆，却能够友好到在一张床上睡觉、一个碗里吃饭，所谓“寝则同床”、“食则同器”即是。以至于千百年来，人们坚持相信历史上确乎发生过桃园结义的故事。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刘备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人物。我问过很多人，但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刘备、关羽、张飞之间，为什么能够像兄弟一样友爱和情深义重？在那个道德沦丧、人心险恶、战乱频仍的年代，即使是亲生父子与同胞兄弟之间，也随时可能为了名利、为了前途、为了生存的机会而反目成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义不负心”、“忠不顾死”呢？W先生认为，刘备是一位很有个人魅力的领导者，他的魅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汉室宗亲的金字招牌，二是他的仁义作风。
我问：“那个金字招牌有什么用呢？”
答曰：“可以用汉室宗亲的身份来获得政治上的号召力。”
又问：“那么，仁义又有什么用处呢？”
答曰：“可以用来赢得人心。”
W先生的说法，是当今社会流行的一种历史观。而三国时期的实际情形，却未必如此。
刘备的皇裔身份未必能够获得多少号召力。第一个原因，自汉高祖刘邦至于三国时期经历了大约四百年的时光，全国具有刘姓血统的汉室宗亲多得像山坡上的羊群，刘备的身世没有稀罕之处。第二个原因，虽然史书上说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但他的世系自刘胜的儿子陆城亭侯刘贞之后便难以查考，而天底下却有相当多的比他具有更加纯正血统的皇室后裔和宗亲。第三个原因，由于汉桓帝和汉灵帝的腐败堕落，社会上已经形成对刘姓皇室的怨愤、鄙夷与敌对情绪，并且形成以黄色为时尚的颜色革命。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口号发动黄巾起义，曹丕篡夺皇位之后取年号为“黄初”，还有孙权取年号为“黄武”，都是以黄色为标志，要取汉朝的刘姓皇室而代之。所以，刘备以刘姓皇室的宗亲自称，未必能够赢得多少好处，相反很可能因此而遭遇不幸。当年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党推翻满清王朝的时候，只见那些八旗子弟纷纷改成汉姓，并未见到多少人以爱新觉罗皇族后裔自称，即可作为质证。
所谓刘备用仁义来赢得人心的说法，恐怕亦是现代人自以为是的想法。如果用仁义的面孔来赢得人心，那还叫仁义吗？那就成了一种假仁假义。换一句话说，那就是刘备在欺骗关羽和张飞。美国总统林肯有一句名言:“你可以短时间地欺骗所有人，也可以长时间地欺骗一个人，但绝不可能长时间地欺骗所有人。”如果刘备是一个假仁假义的骗子，那他怎么可能长时间地欺骗所有人呢？而他的骗局居然可以如此巧妙，不仅可以骗过同时代的人，还能够骗过1800年来无数研究三国历史的学者，只有聪明的现代人才能看破其中的玄机？
我告之于W先生说：“您既然是三义宫旅游公司的总经理，怎么可以用这些想当然的说法来玷污刘备的令名呢？”
我的看法是：当汉室兴隆时，刘备以汉室宗亲自称，或有炫耀身份之嫌疑；当汉室倾颓时，刘备表白自己汉室宗亲的身份，反映的却是他对于家国的热爱、以及救困扶危的担当和勇气。抗日战争时期，吉鸿昌将军在胸前佩戴“我是中国人”的铭牌，反映的也是这样的热爱、这样的担当、这样的勇气。
至于仁义，那是人类本来就有的善良天性——人之初，性本善，只要人性没有被暴力扭曲，没有被罪恶玷污，那种善良的品质就会在每个人身上闪烁出靓丽的光芒。刘备、关羽、张飞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那个黑暗的世态映衬了他们身上的仁义之光。
W先生听了，不禁为之耸然而动容。
人间有沧桑
多年以来，经常有人问我：“从五四运动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九十年的时光，你怎么还有这种拥刘反曹的封建思想呢？”一边问，一边还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好像我是故纸堆里跑出来的怪物。
我会下意识地抖抖我的西服，然后反问：你所谓的封建思想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拥刘反曹就是你所说的封建思想吗？难道就因为刘备姓刘，我们就不能赞美他的仁义吗？
这样的质问和交谈，能够让我们接近事情的真相。我们可以谈到那时候的文化、那时候的政局、那时候的世态人心，并且与我们当前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而我也会因为慷慨激昂，以至于无法掩饰谈话的锋芒。
王法文先生和刘桂郁先生一直在倾听。他们并不一定全然认同我的观点，却始终宽容地向我微笑着。在恰当的时候，他们谈起了涿州和三义宫的历史变迁。
涿州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年荆轲向秦王进献的地图，就是涿州的地图。图穷匕现，出现了荆轲刺杀秦王的悲壮场面。那么，秦王为什么如此垂涎涿州的地图呢？刘桂郁先生回答说，因为涿州肥沃的原野和富饶的物产。
涿州及其周边地区，即是历史上所说的督亢，古来即有“小江南”的美喻。尤其是大邵村、小邵村、夹河村和冯村花园一带，每到夏天，早稻吐穗，荷花盛开，四野飘香，景色甚是优美。民国时期，主编《涿州县志》的周存培有诗赞曰：“山光泼翠水托蓝，获稻分秧事事谙。十顷荷花万株柳，卜居须住小江南。” 王法文先生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候春有“楼桑春社”、夏有“邵村花田”、秋有“督亢秋成”、 冬有“盘坡积雪”，真是人世间的天堂啊！直到197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考察涿州，还在赞叹此处是“得天独厚盛产水稻的好地方”。
如今，涿州地区水系纵横、苍翠欲滴的田园景象，正在成为一个远去的记忆。随着拒马河、胡良河的断流， 曾经充满诗情画意的“拒马长虹”和“胡良晓月”也已经风光不再。放眼望去，再也看不到一块池塘或者一条水沟，只有满眼灰蒙蒙的尘土。当地的居民只能从地下采水饮用，据说在某些地方，直到70米以下才能打出水来。如果遇上干旱，不要说什么水稻，连小麦都没有办法成活。只有在雨季，河道里才有水流经过，但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王法文先生感叹说：“从1973年到现在，仅仅过去了三十多年，怎么会有这样恍若隔世的变化呢？”
与这片土地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历经劫难的三义宫。“文化大革命”期间，三义宫被当作所谓的“四旧”u，遭到一群红卫兵无情地破坏。金碧辉煌的殿堂被拆毁。红松木雕的神像被焚烧。林立的碑碣被砸烂。还有那些三、四人合抱的古松古柏，因为发生武斗死了人，也被锯倒做了棺木。刘桂郁先生1968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一道低矮的残垣断壁连接着荒芜破旧的山门，围拢着好大一片瓦砾场。
我不知道涿州市政府为什么要重建三义宫，也不知道三义宫是否真的能够重建起来。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换成了钢筋混泥土结构，红松木雕的神像也换成了泥胎彩绘，只有当年那些参天的古松古柏无法替代，便按照《三国演义》中的描述种上桃树。时值早春时节，那些桃树刚刚发芽，仿佛一排排六、七岁的小学生在做午间操似的，向天空中伸展着稚嫩的枝桠。
道义无今古，人间有沧桑，我们感慨着，浑然不觉时间的逝去。当我们从三义宫出来，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按照计划，应该去张飞庙的，看看天色已晚，只能改到明天去。
刚走不远，一位衣衫脏乱的少年突如其来地扑到车头上，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刘桂郁先生开门下车，大声地喝退他。我问是怎么回事？王法文先生解释说：“那是一个脑袋有毛病的傻子，啥也不懂，就知道要钱！”
三国文化与旅游经济
晚上很意外地受到涿州市副市长刘蕴英女士的接见和宴请。她频频举杯，一方面欢迎我对涿州的访问，一方面希望我在以后的讲学和写作中多多宣传涿州。她感慨地说：“如今是市场经济，涿州也需要发展的机会啊！”
按照刘蕴英副市长的安排，次日由涿州市文联的两位负责人陪同我参观张飞庙和卢植故里。其中一人，是刚刚上任的文联主席。早晨8点35分，文联主席和他的同事接到我，然后驱车往东而去。
我感觉方向不对，问曰：“张飞庙不是在西南方向吗？为什么反向而行呢？”
文联主席说：“不去张飞庙。那儿没什么好看的。”他解释说，张飞庙和三义宫一样，原来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后来又同样毁于“文化大革命”。现在的张飞庙，是当地的村民在1993年用钢筋水泥修建的仿古建筑。还有一座所谓的张飞古井，其实是1984年由文物保管所重修的一座井台，1993年迁移到张飞庙南侧。我问井下是否有泉水？文联主席说：“一座装模做样的井台而已，深度不过两米，哪里来的泉水呢？”
我又问曰：“张飞古井的原址有泉水吗？”
回答说：“也早就没有泉水啦！”
继续问曰：“为什么要迁移到张飞庙呢？”
回答说：“为了合理配置和利用旅游资源，服务于市场经济。”
我觉得文联主席挺有意思，脸上永远挂着不以为然的浅笑，说话也很率直，甚至很有些冷幽默。说话之间，汽车已经“西辕东辙”地驶出涿州市区，来到卢家场村。文联主席说，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卢植故里。2000年在这里发现一处东汉遗址，经文物勘探发现同时期墓葬，认定为卢植墓。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文联主席为什么不带我去张飞庙，却要带我来瞻仰卢植墓呢？
卢植是一位德厚流光的大学问家，也是刘备少年时代的老师。汉灵帝时，卢植被征为博士，与蔡邕等人在东观校定《五经》、补续《汉纪》，并撰有《尚书章句》、《礼记解诂》等著作和碑、诔、表、记若干篇。董卓专政，肆虐朝廷，人皆敢怒而不敢言，惟有卢植仗义执言。卢植晚年隐居于上谷军都山，临终前嘱咐儿子们从简料理后事，勿用棺椁，仅以“附体单帛”埋葬于土穴。
我问曰：“当年发现墓葬时，里面有什么文物吗？”
回答说：“只是一个土台子罢了，并没有什么文物。”
我不愿意相信。后来打电话求证于刘桂郁先生，也说并未发现文物。之所以把那个土台子认定为卢植墓，是因为卢氏后裔一代一代传说至今。此外还有许多历史文献的描述可资证明，南北朝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即有卢植墓的记述，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年间王寂有诗云：“南台故址今颓然，汉卢植墓疑相传。”明朝有蒋一葵所著《长安客话》记载：“涿州境东南有汉卢植墓，土人呼为南台。”
“附体单帛”而葬的土穴里当然找不到文物。我一方面感到失望，一方面也啧啧称叹。一座没有任何随葬物品的遗冢，居然能够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在1800多年以后认定它的主人，真是令人拍案惊奇。
我们现在看到的卢植墓园，修建于2001年，座北向南，占地10亩，比起那座颓然的南台故址气派多了。墓园前面，是一座明清风格的影壁，高4.8米、宽19.8米。影壁对应的山门，则为仿唐建筑，高约7米。山门以里，有东西殿各三间，均为仿唐建筑。东殿曰范阳堂，西殿曰敦睦堂，中轴线为甬路。甬路向北，是一座仿汉牌楼。牌楼高宽各约4米，北有台阶到达封土处。封土高约3米，直径9米，即为卢植墓。
卢植以后，涿州便成为天下卢氏的郡望。韩国第6任总统卢泰愚和第9任总统卢武铉亦是卢氏后裔，卢植墓前即立有卢泰愚题字的石碑。我呆呆地看着，总觉得卢植墓里面有什么秘密。
于是又问曰：“里面埋的什么？”
文联主席回答说：“卢植没有任何遗物，估计里面是空的吧？”
恋恋不舍地离开卢植故里，我决定去看看涿州影视城。1994年中央电视台为了拍摄《三国演义》，在那里建造了一片占地500亩的汉朝景区，包括魏、蜀、吴三国街景，以及徐州城楼、许昌城楼、荆州城楼、宰相府、知府院和宏伟壮观的铜雀台景点等等。在此之前，还有为拍摄《唐明皇》建造的150亩唐朝景区。经过10多年的经营，已经形成总占地面积达2200亩的仿古建筑群。那种煊赫的阵势，远远超过三义宫、张飞庙和卢植的墓园。
突然之间，我明白了文联主席的不以为然：原来那些所谓的三国遗存，大多与涿州影视城一样，不过是一些仿古建筑而已。
想起一只海螺
涿州是一座历史名城，有着相当丰富的文物资源，包括从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汉、唐、辽、元各个朝代的遗址与地下出土文物。但它的地面建筑，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得厉害。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78年和1982年，还发生过涿州县委（当时行政地名为涿县）出卖、拆毁古建筑的恶性事件，直到被时任河北省副省长的王东宁先生发现并派人制止。1995年6月，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划归涿州市旅游文物局领导，形成利用历史文物和仿古建筑为旅游经济服务的业态。
我想起一只海螺。它是我在鲘门的海滩上捡到的u。准确地说，它是海螺的壳。那只海螺曾经那么鲜活地存在过，最后留下一只漂亮的像瓷器似的壳。作为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我深深地知道，所谓历史文物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壳而已。可是，那只海螺到哪里去了呢？
历史文物被毁坏了，可以用仿古建筑来重建它们的形式。可是，形式中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像海螺一样，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那些形式，而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生命意识。面对那些仿古建筑，我在问：通过形式上的重建，我们能够把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意识找回来吗？
望着车窗外萧瑟的早春景色，我的心情像枝条上的初芽一样颤抖着。忽然，我好象看到了什么。我请求司机停车，然后奔向刚刚经过的拒马河。
拒马河曾经是一条水大流急的大河，对所经山地产生强烈的切割作用，形成两壁陡峭的峡谷，使拒马河谷成为百里画廊。所谓拒马，言其水势之大，到了马不能渡的程度。然而，我面前的拒马河，已经看不到一滴水。远远望去，干涸的河床里到处是倾倒的垃圾。各种颜色的塑料袋迎风飞舞，挂在两岸的树枝上，使得昔日的百里画廊变成了一道五彩缤纷的垃圾走廊。
水啊，曾经滋养过中国5000年文明的水啊，为什么会在我们这个繁华似锦的现代社会变得如此匮乏呢？这一片被称为三国文化之乡的土地，在往后20年以后或者30年以后，还能适宜人类的居住吗？我们手中攥满了金钱，可是人生的希望在哪里呢？
我又想起涿州市副市长刘蕴英女士的托付。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年代，涿州需要宣传，涿州需要发展的机会。那么，我究竟应该如何宣传涿州呢？我不会吹捧，也不会使坏，我只是真心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心情复杂地热爱着这片土地。
我在探索历史真相，也试图通过探索历史真相来寻找人生的答案。我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我探索的过程和我所找到的一切奉献给涿州的人民。我想，涿州的未来和发展机会，应该在每一位涿州人民的人生之中，而不是在那些广告语言和盲目的市场经济之中。
镜子与画像
文化的变迁，说到底是人心的变迁。其中分分合合的奥秘，决不是进化论能够解释清楚的。
镜子与画像
从洛阳回来之后，我常常站在盥洗间的镜子前发呆。我又想起唐太宗的那句名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可是，仅仅凭一面镜子，就能够正衣冠、明得失、知兴替吗？
从铜镜到玻璃镜，镜子的品种是越来越现代了，人类却未必会因为它而端正自己的衣冠。由于价值观的多元化，奇装异服也有了大放光彩的舞台。镜子虽然在那儿，衣冠却要刻意地歪着穿，因为歪着穿有歪着穿的另类美感。
如果说现代人可以随意选择衣冠的款型和穿着方式，那么他们也可以随意地看待人类的历史吗？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对于那一段再也不会改变的历史，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到的虽然是同一面镜子，但我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所以，尽管历史在那里，其中的兴替却未必能够知晓。在众说纷纭之中，即使是再明亮的镜子也无法派上用场。
更何况，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那面镜子。当作家或者学者们讲述那段历史的时候，他们提供的也许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幅画像。例如，根据《魏国春秋》记载，曹操是一个“姿貌短小”的人。《世说新语》说，曹操当上魏王的时候，因为“自以形陋”，不足以“雄远国”，就命令崔琰冒充自己接见匈奴的使臣，而他自己则假扮成侍卫，站在旁边。可是，在一些现代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曹操却一改当年的猥琐形象，变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很有男子汉气概。
《世说新语》的故事还有下文。接见过匈奴使臣之后，曹操特意派间谍去询问使臣对魏王的印象如何。使臣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魏王雅量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所谓床，在汉唐时期兼有椅子的功用。所谓床头捉刀人，指的是手握宝刀侍卫在椅子旁边的曹操。在使臣看来，曹操既然是“侍卫”，当然应该忠诚于“魏王”。可是，曹操装得不像，所以使臣觉得很奇怪。谁知曹操听到使臣那句话，竟然恼羞成怒，又派人追赶上去，杀掉了他。
中国历史上所说的英雄，并不一定是正面意义上的英雄。匈奴使臣评价曹操的英雄形象，并不是说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很有男子汉气概，而是说曹操身为“侍卫”，竟敢在“魏王”面前肆无忌惮的做派。而曹操之所以痛下杀机，恐怕也是因为害怕使臣回到匈奴之后，到处传播他“床头捉刀”的丑闻。
而今，记述曹操相貌的这些历史资料就摆在案头，而很多学者却觉得不可信。还有一些学者，一方面也承认曹操形象猥琐，可是另一方面呢？却又极力鼓吹曹操是一个如何如何伟大的英雄。我就不明白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既猥琐又伟大呢？
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许多物是人非的改变。人们所崇尚的，再也不是那些独善其身的君子，而是纵横天下的英雄。如果你说要做一个君子，人们就会笑话你。如果你说要做一个英雄，人们就会敬佩你。我以为，正是这种改变让我们不能接受前人的历史观，甚至造成了我们对历史的故意曲解。名利主义成了我们评价人生的唯一选项，而社会上所流行的英雄史观，几乎已经丧失了道德上的评价标准。
千百年来，如果某位皇帝被人们比做秦始皇，如果某位官员被人们比做曹操，那简直是一种奇耻大辱。民间传说，民国初年，有人杀猪，把猪的内脏取出来,猪肝上面居然有“曹操”两个字。于是，人们就骂曹操奸恶一世，死后只能做畜生，从东汉末年到民国初年，不知道做了几辈子的畜生了。可是现在呢？如果有人被比做秦始皇，或者被比做曹操，那他一定会满心欢喜。在我们这个崇尚成功的现代社会里，无论秦始皇多么狠毒，无论曹操多么狡诈，他们已经成了光芒万丈的偶像，受到人们普遍的赞颂。
对进化论的反思
即使一个人像秦始皇那样狠毒、像曹操那样狡诈，也值得我们认同和赞颂吗？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当然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所谓“适者生存”，与道德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