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的人生观。他用这种观点描述了生物演化的历史。他认为，低级的生物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经过弱肉强食和某些功能性的改变，不断演化成高级生物，而人类恰好是演化的最高形态。
自达尔文以来，学者们一直都在为进化论寻找证据。他们把那些证据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排列起来，以实现学术上的自圆其说。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许多现实的困境，例如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质疑：既然生命可以进化，那还用得着保护环境吗？
经济学家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认为，人类活着就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求。他们利用进化论来描述人类社会的演化，其中的每一个演化过程，都是由人类的经济行为决定的。最后，斯大林把这些描述定义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认为，这五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必然经过的演化过程。
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人类一起生产，一起分配和使用各种资源。后来，因为分配不公平，一部分人占有更多的财富成为贵族，另一部分人则沦为奴隶。再到后来，将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给予制度化，贵族阶级从奴隶主转化成封建社会的地主。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权力属于最高阶层的国王或者皇帝，阶层与阶层之间等级森严。接着出现了资本主义革命，改变了封建社会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工人们用辛勤的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却遭到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于是他们要发动新的革命，以创造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社会进化论，也称为历史进化论。
应该承认，社会进化论有若干部分是相当有道理的。例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呼声，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追求。这种呼声不仅激发了社会底层的贫民阶层的斗争意识，也使得处于社会中上层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感到羞愧。
但是，无论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还是某些经济学家的社会进化论，都仅仅是一种观点，而非事实。原始社会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社会形态。罪恶滔天的奴隶制度并不必然出现在社会进化论所定义的那个历史时期。封建制度在秦始皇时代就被推翻了，直到清朝晚期才出现资本主义运动，中间几千年的历史并非空白，却无法用社会进化论来解释。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明清时期的文化比唐宋时期更优秀。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一旦他们接受进化论，必然痛恨那个黑暗的、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社会。他们一方面敌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要向祖国效忠，于是出现了心灵上的撕裂。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推翻的是恰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信仰，而诸如秦始皇、曹操等人尽管有许多令人震惊的反道德行为，却被目为有功于历史的英雄。
我以为，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定义：“究竟什么是封建社会？或者说，究竟什么是封建文化？”我问过很多学者，几乎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事实上，“封建”是周武王伐纣之后，由周公所创造的一种政治体制，或者说是一种管理模式，是“封邦建国”、“封爵建藩”的意思。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废除封建制度，采用郡县制度，建立了秦朝。但是，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却把秦始皇定义为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而且给它贴上了诸如“黑暗的” 、“落后的”、“腐朽的” 等具有负面意义的文化标签。如果不把这些文化标签撕掉，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真实的中国历史。
第二个问题是：“当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就意味着历史的进化吗？”如果历史是一种进化的过程，那就意味着我们比前人优秀，我们可以傲慢地看待历史上出现的任何圣贤人物。我们也不得不相信，无论一个人的道德多么败坏、品行多么凶恶，哪怕他推翻了他的国家，那也是社会进化、或者说历史进化的表现，值得人们赞而颂之。与此同时我们再也无法相信真理——一种理念，今天被看作是进步的，明天被看作是落后的，哪里还有真理永恒存在的空间呢？如此一来，人们就永远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答案，只能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虚妄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还有第三个问题，与经济学家们所讨论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制度有关。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事实，人们当然应该去推翻它，去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文明、更能够体现民主性的社会形态。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为社会进化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有理”的政治口号是无比正确的。可是我要问：它真的是一个事实吗？
我以为，这三个问题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和反思。只要能够解决这三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人们在历史观和文化观上面存在的许多疑难问题。
寻找那个确定性的答案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个社会依然是不公平的，而他们自己就处于被压迫的景况中。他们依然有着“造反有理”的潜意识，所以他们相信社会进化论。这样就决定了他们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他们不理解道德，也不相信真理。当他们谈论真理的时候，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所谓相对的“真理”，意思是说，“真理”是用相对的方式比较出来的，今天你是正确的，明天你就不一定正确了。可是，如果“真理”是如此地不确定，那还叫“真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还记得我在洛阳舌战群儒的时候，学者C曾经表示过他对真理的怀疑。我当即问他：“那么，您此生在寻找什么呢？”他疑惑地看着我，没有做出回答。但我告诉他说，每个人都在为他的人生寻找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而那个确定性的答案就叫真理。
真理并不容易被说明。每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界面。除非他的价值观正确，否则他就无法看到事实的真相，也无法透过事实的真相看到真理的存在。可是，有谁会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呢？
我忽然意识到，我并不是在研究那些历史资料，而是研究人们的历史观。我所说的研究，与某些学者的论证是两码事。做论证的方法是，先提出观点，然后通过堆砌一定数量的证据，自圆其说地形成对观点的支持。做论证的危险之处在于，很可能把一个并不正确的观点论证得顺理成章。做研究则不是这样的。
做研究的方法是，先提出问题，然后通过某些蛛丝马迹，查找到问题的答案。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提出的三个问题，并且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去发现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
“当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就意味着历史的进化吗？”
“究竟什么是封建文化呢？”
所有的人都在天下生活，而天下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我们提出的三个问题，就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所谓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其实就是管理学所研究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人生态度去面对这个社会，用怎样的组织结构去管理这个社会呢？无疑也是属于管理学研究的课题。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天然的组织结构，可以与社会的组织结构对应起来；一种正确的人生理念，也可以从最初的觉悟者那里通过教育的方式传达给所有的人，最终形成这个社会的组织文化。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天人合一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他们相信，当一个人做对了自己，他就能够使用那个正确的标准去服务整个社会。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就是这种成己达人的过程。
然而，天人合一毕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我们无法改变身体的组织结构，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却常常因为政治和战争的变故而发生改变。我们的人生理念，也常常会被并不正确的社会文化所左右。
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
那么，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真的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这就要从管理层的管理理念说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指的是人类社会，国家指的是天下的一种组织结构。明朝灭亡以后，顾炎武说过一句很令人震惊的话：“国家可亡，天下不可亡。”所谓“国家可亡”，不过是组织结构的改变；所谓“天下不可亡”，则关系到人类的命运。
从管理学上讲，中国第一个值得关注的组织结构，是公元前1027年的周朝（周朝以前的历史，我们所知道的不够详尽，无法进行细节上的研究）。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事实上在周公时代就已经实现。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总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而周公就是周朝历史上第一个有作为的总经理。
早些时候，周文王向姜子牙请教管理之道。姜子牙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意思是说，天下的所有者就是天下的老百姓。当天下被改组成周公司的时候，老百姓也就成了公司的股东。虽然很可能存在大股东侵占小股东权益的问题，但老百姓的股东身份却是不容置疑的。周文王因此意识到，只有得到股东们的认同，周公司才能合法地存在；如果股东们不认同，周公司就会失去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概念，而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天命。
当时，周部落在人口上、文化上、武力上都不如它的对手商王朝。可是，因为“维天之命”，居然很快获得了胜利，天下被成功地改组成周公司。那时周文王已经去世了，他的继承者周武王被股东们奉为天子，成为公司的董事长。
周成王是周公司的第二任董事长。因为公司刚刚创立不久，成王还是一个小孩子，周公就以总经理的身份，勇敢地承担了许多责任。可是，人们也因此怀疑周公，认为他太强势了，很可能篡夺董事长的大位。于是，周公不得不向公司的另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太保的召公——说明他的志向。这段重要的说明文字，可见于《尚书?周书?君奭第十八》
君奭是召公的名字。周公告诉召公，所谓天命并不仅仅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它还是一种必须承担的使命。而承担这个使命的，并不仅仅是董事长一个人，也包括整个董事会和管理层。那么，这个使命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每一个人，所谓天下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们都在这里生活，因而必须达成在一起过好日子的共识。作为管理层，必须尊重每个人享有生活资源的权利，并且教育他们学会互相尊重和互相爱护。当每个人都能做对自己的时候，天下就能够相安无事，实现最优质的管理。
可见，中国的管理哲学最初并不是让国王、或者皇帝独自占有天下的财富，而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的生活。如果管理当局做不到这些，天下就会发生动乱，而管理当局也只好宣告破产。
三千多年前的周朝，没有电话，没有电报，也没有电子邮件，人们只能依靠走路和马车旅行，信息的传递是相当缓慢的。如果有人造反，管理当局也无法及时地觉察。可是，周公这个总经理当得非常称职，他创造了一种管理模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封建制度，而且让这种封建制度成功地运营了八百年——虽然在周朝的后期，这种封建制度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
从管理理念到管理制度
秦始皇没有采用周公的封建制度，而改用郡县制度。怎样去理解封建制度和郡县制度呢？以中国比较知名的企业TCL公司为例。
TCL最初是做电话机的，后来改做电视机。因为当时机会很好，广告也做得漂亮，TCL彩电在当时很有市场影响力。为了巩固自己的市场份额，他们开始在各个区域市场设置营销机构。最初，他们采用的是封建制度，也就是在每个区域市场成立一家公司。这家新成立的子公司承担着市场营销的任务，但在财务上、人事上、运营上也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后来TCL电话机也开始营建自己的销售网络，却没有采用封建制度，而是郡县制度。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度的区别，可以从公司名称上看出来，前者是“北京TCL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后者是“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我们因此可以知道，所谓封建制度相当于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管理模式，所谓郡县制度相当于公司总部与分公司之间的管理模式。
在封建制度和郡县制度之外，还有一种羁縻制度。羁是用绳子牵住一匹马，縻是拴住一头牛。小时候在农村，大人们常常吩咐我：“把牛縻在树荫下面。”用的就是这个縻字。三国时期，诸葛亮创造了这种羁縻制度，后来盛行于隋唐时期。为了管理边远地区的部落，通常的做法是封给部落首领一个头衔，例如刺史、都督等，使之成为一个羁縻州府。这样以来，部落首领就可以代表皇帝管理当地的民众。与其它的州府不一样，羁縻州府有充分的自主权。它既不是子公司，也不是分公司，而相当于商业上的代理公司。中央政府通常不会插手地方上的事物，而只是设置一个办事处作为双方的联络和协调机构。
秦始皇为什么要采用郡县制度呢？无非是为了削弱地方上的管理权，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全国的局势。可是，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却不怎么管事，仅仅运营了十二年，就被陈胜、吴广两个奴隶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而不可一世的秦朝，也在三年之后被起义军覆灭。
事实上，这三种管理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单一地出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社会，但楚国和秦国已经开始采用郡县制度了。三国时期，则同时出现了多种管理制度。除此之外，还有清朝的理藩制度。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并不仅仅是一个休闲的去处，事实上也是清朝管理西藏和蒙古的机构。
人们常常说起的封建文化，其实是一种把组织结构（管理制度）与组织文化混为一团的说法。
汉朝的组织文化
为什么周朝拥有八百年的基业，而秦朝仅有十五年的寿命呢？原因在于，实现优质管理的重点往往不在于管理制度（组织结构），而在于管理理念（组织文化）的正确性。
不同的管理理念决定了不同的组织文化。我们常说，企业的文化就是老板的文化。这种文化来自哪里呢？就来自老板的管理理念。我在《管理三国志》中，把人类的文化分为两种，渔夫文化和园丁文化。这种划分不论古今，也不论中外，没有历史的界限和国际的界限。如果老板是渔夫，则公司盛行巧取豪夺的渔夫文化。如果老板是园丁，员工们的注意力就会从物质利益转移到人生的意义上来，于是就有可能建立一种热爱生活、友爱互助的道德体系，让公司在员工们热情洋溢的工作中实现基业的长青。
秦朝的文化就是一种渔夫文化，或者说是一种猎人文化，它鼓励你用战争的方式去占有财富。但这种文化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它在鼓励人们占有财富的同时，也在鼓励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第二，它鼓励了人们占有财富的欲望，但它却不具备创造财富的机制。这么一来，就会导致强者向弱者掠夺财富，弱者向大自然掠夺财富，结果就造成了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腐败和地球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天下的财富都集中在秦始皇一个人手中，而整个社会却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所有的人都对他唯唯诺诺，但没有人对他忠诚。等到陈胜、吴广一起义，巍然屹立的大秦帝国在顷刻间土崩瓦解，顿时化为一片废墟。就像我们现在的某些企业，例如秦池，例如三株，例如爱多，一次看似偶然的危机，引发了山崩海啸，诺大一个企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化为一片废墟。
人们常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的文化。应该说，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秦始皇颁布过“书同文，车同轨”的法令，但他并没有真正地做到。
为什么没有做到呢？第一，秦始皇试图通过一种暴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就像现在的老板，用暴力来管理员工，员工们会怎么做呢？表面上服从？内心害怕？伺机逃跑？暗中报复？结果，秦始皇的暴政激起了全国各地人们的普遍反抗，使得他的政策很难被顺利地执行下去。
第二，秦始皇在位只有12年，秦朝的历史也只有15年，在那样一个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年代，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那么大的国家里完成文化上的统一，无异于天方夜谭。
第三，秦朝的小篆不利于毛笔书写，人们更愿意选择当时已经出现的隶书。隶书是古文字与今文字的分界，到了汉朝才第一次以隶书的形式实现文字的统一。秦始皇时期并没有统一全国的文字，连文字都没有统一，当然不可能统一全国的文化。
第四，秦朝的文化与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码事。我们使用的汉字，始于汉朝的隶书，而不是秦朝的小篆。我们的传统文化，被称为汉文化，跟秦始皇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都是汉族人，而不是秦族人。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称为汉文化，汉文化和它前面的秦文化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化。
秦文化的特点是嗜杀成性，谁敢杀人谁就是勇士，谁杀的人多谁就是英雄，所以才会出现长平之战这样的惨案。秦国的大将白起，竟然在长平这个地方，惨无人道地活埋了赵国的四十万降卒。利用这样的暴力和权谋，秦始皇占有了诺大一个中国。也因为这样的暴力和权谋，使得天下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最终导致整个组织的崩溃。
刘邦刚刚建立汉朝的时候，同样也是危机四伏。到处都有人谋反，到处都有人叛乱。刘邦为此杀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功高盖世的淮阴侯韩信。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突如其来的事故发生，弄得他一次又一次地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惟恐重蹈秦始皇的覆辙。这时，有一个名叫陆贾的学者，对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管理学名言：“马上得天下，但不可马上治天下。”意思是说，你可以用战争的方式夺得天下，但不可以用战争的方式管理天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陆贾的一句名言，触动了刘邦的一念之转变。从此之后，汉朝的管理当局就开始了文化上的转型。
历史学家常说“汉承秦制”。这种说法是对的，汉朝的确沿用了秦朝的管理制度。但它的眼光，却越过了秦朝，到周朝的历史中去寻找新的文化源泉。尤其是从汉文帝开始，管理当局几百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并且“立大学以教于国”。在汉朝的管理学理念中，管理的重点不是权力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评价一个杰出的管理者，不在于他如何奴役员工，而在于他给员工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生、热爱生活的文化。所以，汉朝的学术研究风气蔚成大观，教育事业也非常兴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可能就是汉朝的太学。
新的文化生活不仅让人们懂得了与人为善的做人之道，也培养了一种创造财富的机制。例如“文景之治”和“明章之治”创造的财富，简直成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神话。正是因为这种善意而又充满生机的力量，使得汉朝成了周朝以后的第二家基业长青公司，拥有长达四百多年的历史。
分与合之间的历史奥秘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为什么而合，因为什么而分呢？我以为，因为园丁文化而合，因为渔夫文化而分。中国历史上的合与分，其实是园丁文化与渔夫文化之间的变换。其中，园丁文化意味着对生命的理解与爱护，而渔夫文化则意味着因为人性败坏而孳生的贪婪与凶残。
我们看看整个汉朝的历史，同样是那个天下，同样是那套管理模式，有“文景之治”，有“明章之治”，到了东汉末年却出现了合久必分的乱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问题还是出在文化上面。准确地说，是管理者的道德出了问题。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终结了汉朝的文化传统，最终导致整个组织结构的崩溃。
东汉时期，全国被划分为十三个区域。首都为首善之区，设司隶校尉一人。其余十二州部，各设刺史一人。刺史的职责，是代表中央政府去考察各个郡县的管理绩效。以汉朝的郡县制度与TCL的分公司制度做类比，刺史就相当于TCL公司总部派出巡视各个分公司的大区总监。在正常情况下，刺史和大区总监都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但如果发生意外，情况就很难设想。到了东汉末年，意外真的发生了：汉灵帝中平元年，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虽说是意外，却也事出有因。《三国演义》说得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一个是汉桓帝刘志，一个是汉灵帝刘宏。由于某种政治的原因，汉桓帝15岁就登上了皇位。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灵帝12岁就登上了皇位。15岁是初中生的年纪，12岁是小学生的年纪，年幼无知的小孩只知道利用皇帝的特权寻欢作乐，哪里懂得什么民生国计呢？他们显然更喜欢那些善于讨好他们的宦官，而不是那些忠诚于国家的大臣。
尤其是汉灵帝，以任性放荡而闻名于历史。他在西园设置一个秘密金库，积攒了一笔颇为丰厚的钱财，俨然成了财大气粗的暴发户。为了积攒更多的钱财，他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公开卖官鬻爵。初步定下的价格是：年奉六百石的官职六百万钱，二千石的官职二千万钱，依此类推，按官定价。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曾经花费一亿钱购买过太尉这样顶级的高官。
从来财色双贪。汉灵帝不仅贪财，而且非常淫荡。他规定所有的嫔妃和宫女都必须穿着开裆裤，为的是临幸起来方便。他又在西园盖了个“裸游馆”，与一群裸体女子游戏其间，纵情狂欢。他感叹说：“假使一万年都能如此，就算得上是人间的神仙了。”魏晋时期的淫乱风气，其实自此而始。
汉灵帝贪财好色成了一个很坏的榜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此之后，人们爱慕钱财胜过爱慕道德，巧取豪夺的风气日益盛行。大量品行不端的人员通过财色公关的方式获取了政府机构中的各种职位，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开始横行天下，而忠贞合格的官员则被逐渐排挤出了管理层。就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一样，汉朝的组织结构已经变得异常地脆弱。
等到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天下到处都是危机。中央政府无力招架那种混乱的局面，各个州部的刺史就趁机掌握了地方上的军政大权。十三个州部，每个州部比现在的一个省还大。刺史摇身变成州牧，各自为政，各自为战，汉朝也因此由郡县而诸侯，形成事实上的封建割据形势。
五年之后，董卓乱政，废掉了汉少帝刘辩，随后汉献帝刘协以傀儡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此时，向来有天子之尊的皇帝已经彻底失去了职场伦理上的权威性，各地的州牧和郡守则趁机由封建而战国，重演了一段乱世争霸的历史。曹操的狡诈与军事才能，也因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现代社会的商业文化，与三国时期的战争文化，其实都可以列入渔夫文化一类。现代社会之所以喜欢谈论三国故事，也与文化的相似性有关。很多读者看完《三国演义》，也忍不住跃跃欲试，恨不得穿越一千八百多年的时空，到群雄争霸的战场上去一显身手。殊不知战争之危害，远胜于洪水猛兽。因为战争造成的死亡和因为饥荒造成的吃人现象，许多人都丧失了他们的性命，甚至连首都洛阳地区也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灭绝现象。天下苍生，可怜如此，试问那些好战分子，怎么忍心舞动刀枪？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需要说明的是，三国归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与秦始皇时期相似，虽然表面上“合”在一起，其实人心还分着哩！所以，三国归晋之后仅仅十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这一乱就乱到了隋唐，世道人心，直到那时才真正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分久必合。
人心在迷茫中寻找
以管理学的眼光，中国的历史其实是一部文化史。许多人看中国传统文化，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的情形，却是一种动态的变化。东周的文化，跟西周的文化不一样。汉朝的文化，跟秦朝的文化不一样。唐朝的文化，跟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一样。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都有很大的差异。
我以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鲘门失落的u。据说，那里是陆秀夫背着南宋末代皇帝赵昺投海自尽的地方。当元朝的马蹄从中华大地上踏过，女人被奸淫，男人被屠杀，90%的汉族人口被灭绝，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我们以元朝为分界线，前面是唐宋，后面是明清，文化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唐宋时期，是一种仁君政治，虽然也有昏君，但很少看到暴君。明清时期的皇帝，一部分是暴君，一部分是昏君，却很少看到仁君。元朝以后，唐诗宋词永远成为了历史，虽然尚有书籍遗世，但那种热爱生活的文化，并没有传承下来。
或者，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喻成生产甜瓜的藤蔓。被元朝一脚踩破之后，它结出来的再也不是甜瓜，而是苦瓜。人们心里所感受的，不再是生活的美好，而是人世的纷争。人们相信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一面崇尚暴力和权谋，一面满怀怨恨。
人心在迷茫中寻找，而道德就是它的答案。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认为周朝管理秩序的败坏，始于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汉朝管理秩序的败坏，又何尝不始于汉桓帝、汉灵帝的荒诞无道？当元朝的马蹄践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我们再也看不到道德的真相。从朱元璋开始，管理当局已经习惯于利用道德的外在形式来欺骗和奴役老百姓。我们对明清时期的印象，造成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会，后来“五四运动”所打倒的，就是这种可耻的伪道德。可是，真正的道德到哪里去了呢？
文化的变迁，说到底是人心的变迁。其中分分合合的奥秘，决不是进化论能够解释清楚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进化论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其实也是一种人心。当我们看着时间，它永远向前，决不后退，于是就会错觉，好象历史在不断地进步。现代人相信进化论，认为改朝换代就是历史进步的证据。殊不知，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毁灭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那种通过言传身教来传承的道德理念，一旦终结，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尽管那些书籍还在，但书籍与文化的传承毕竟是两码事。
事实上，无论文化怎样变迁，它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对道德的理解。究竟什么是道德呢？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意思是说，道德不是某种用语言文字描述的形式，而是一种用心去感悟的奥秘。也就是说，所谓道德，乃是从自省到自律的心路历程。非自省无以明道，非自律无以立德，若是没有自省和自律，我们就会受到来自别人的他律。我们所反感的，其实不是道德，而是那些他律。
问题就在这里：道德是一种个人的修养，它缺少可供操作的技术特征。如果你理解道德，你就能够过上一种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像唐宋时期的诗人一样，心甘情愿地乐在其中、苦在其中。如果你理解不道德呢，你会认为道德束缚了你的人生，你会打碎它、践踏它、抛弃它。人性因为败坏而贪婪，因为贪婪而凶残，而道德也会被看成是你的敌人。
我们唯一感到乐观的是，道德既然是心路的历程，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心路，重新找到对它的理解。人生的希望也在那里，人类的希望也在哪里。
强文化与弱文化
看着这座被古代城墙护卫的校园，我忽然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留恋。我想做那些孩子们的老师和朋友，和他们一起去解读那一段经历过天灾和人祸的历史。我要告诉他们说，爱不是占有，而是理解、尊重、呵护与分享。只有理解自己的人生，修复自己被伤害过的人格，才会有一种爱的意念充满我们的生命。
强文化与弱文化
四月是群芳争艳的时节，原本打算去徐州的，却意外地去了惠州。惠州是广东省的地级市，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文化力与惠州经济”的论坛。我是应邀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的两位学者之一，另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先生。我谈的是关于文化力的若干问题，温元凯先生谈的则是经济问题。演讲之后，我们又与几位当地的学者和企业家展开对话，做了一些讨论。其中一位企业家说，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是经济，而不是文化。
我感到愧疚，向他致歉，因为我没有让他听懂我的话。事实上，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而这种表达就形成了他的文化。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而这种所谓的文化其实就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态度与方法。那位企业家所表达的，是他对经济利益的崇尚，而那恰好就是他的文化，一种惟利是图的文化。
在很多企业家看来，管理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以为，这种观点是有缺陷的。决定企业运营的两大因素，一个是它的组织结构，另一个是它的组织文化。而管理学的奥秘，往往不在维系组织运营的管理技术上，而在于它的文化是否被人们所信赖。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有真与伪的区分，也有强与弱的对比。当一个老板说一套做一套，那么他所展现的文化就是一种伪文化。在一个伪文化盛行的企业内部，必然人心涣散，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打算，这样就会出现文化上的混乱状态。像这样混乱的文化，我称之为弱文化。与之相反，当一种文化越纯真，它的存在就会越鲜明，而它的文化力也就越强大。
我曾经说过，汉朝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它从秦朝那里继承过来的管理技术，而是它通过一种道德上的启蒙教育，把先秦时期那些圣人的思想，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人们不再像秦朝那样崇尚暴力和权谋，而是用一种先修其身、而后兼济天下的人生理念，理解着自己的生活。整个国家社会，也因为这种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汉朝之所以成为一个四百多年的长寿公司，奥秘就在于这种理解和热爱生活的文化。可是到了东汉末年，因为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导致它的文化变得虚伪起来。曾经创造过“文景之治”和“明章之治”的强文化，也因此演变成了群雄争霸的弱文化。
为什么我说东汉末年的群雄争霸是一种弱文化现象呢？因为在这个公司里面，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打算，形成一团混乱的状态。尽管每个人都在努力，由于目标不一致，许多力量在矛盾与冲突中被内耗掉了。群雄争霸所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内耗。内耗所造成的问题，不仅仅是效率的低下，也包括管理成本的大幅度上扬。人们再也无法热爱自己的生活，大量的财富在兵连祸结之中被消耗掉了，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极度的动乱与贫穷之中。
东汉末年的弱文化现象
四月二十五日，终于踏上徐州之旅。虽然已是暮春，车窗外的杜鹃花却开得那么鲜艳。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的身边多了一位自称是“驴友”的同伴。
“驴友”名叫徐国民，是来自惠州的一位企业家，也是那天出席论坛的听众之一。听说我的旅行计划，他便自告奋勇地要求陪伴我，做我的助手。我一路上搜集的文献资料，大部分装在他的背包里。那样沉重，也真够他受的。
所谓“驴友”，大约是旅游爱好者的意思吧？但徐国民先生最关心的，并不是路上的风景，而是企业的命运。我们一路上探讨的，还是管理学的课题。他说，在他的企业里面，也出现了那种人心叵测的弱文化现象。然后，他很尊敬地相问于我：“成老师，您所说的弱文化现象，最终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
我看着他，回答说：“最终会导致一个组织的灭亡，无论是国家组织，还是企业组织。”
我不是吓唬他。以管理学的眼光来看，弱文化的混乱状态，最终会导致三种情况发生：①中层与上层之间断裂，形成军阀大战的现象；②下层与中层之间断裂，形成官逼民反的现象；③无力抵抗外来势力的打击，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所以，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首先都是因为组织文化上出现了混乱与危机，最后才造成组织结构的崩溃。
南宋文学家叶适认为，东汉的灭亡不同于其他朝代，其显著特征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其所言也，正是中层与上层之间的断裂。而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酸枣会盟。
公元189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汉灵帝刘宏驾崩，汉少帝刘辩被废，汉献帝刘协以傀儡的形式登上前台，而在背后操纵国家机器的，却是大奸臣董卓。各地诸侯不肯认同汉献帝这个傀儡政府，便聚集于酸枣，结成关东联军，共同对抗祸乱朝廷的董卓。这样对抗的结果，不是董卓的屈服，而是迫使董卓做了两件事：①用毒酒杀害了关东联军心目中的合法皇帝汉少帝刘辩；②一把大火焚烧了首都洛阳，然后胁迫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从此之后，东汉便失去它的上层，而整个中层则陷入了群雄争霸的战争局面。
也许我应该去一趟酸枣。我先后找到河南省的滑县和内黄县，最后确定历史上的酸枣故城在延津县城西南位置。据资料记载，此地因出产酸枣而得名，秦汉置酸枣县，宋朝改曰延津，也就是今天的延津县治。打电话问之于延津县地方志办公室，却说早在郦道元撰写《水经注》的时候，酸枣故城就已经荡然无存。
我只好怅然而叹，然后把目光投向酸枣故城东面的徐州。酸枣会盟之后，各地诸侯便反目成仇，互相征战。其中，袁绍先后占据了冀州、青州、并州和幽州。而曹操也不甘示弱，不仅夺取了兖州，而且以极其残酷的屠城政策，指挥大军向徐州推进。《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许多故事，便发生在那个地方。
与其说徐州是群雄争霸的战场，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徐州刺史陶谦这边，是一种崇尚道德的传统文化。攻打徐州的曹操那边，是一种崇尚掠夺和占有的战争文化。而徐州的意义就在于，它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见证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并且因此充满了历史的悲情。
从武汉乘火车去徐州，需要花费大约10个小时。徐国民先生似乎很喜欢这种“说三国，话管理”的谈话方式，我一路上是畅所欲言，而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他也会提一些刁钻的问题。言来语去之间，也因为这样碰撞而生发出许多绚丽的火花。
三国人物的名与字
说到三国时期的徐州，应该记住几个重要的人名，他们依次是：陶谦、曹操、孔融、刘备、吕布和张邈。
徐国民先生自称“也是一个三国迷”，竟然不知道陶谦、孔融和张邈为何许人也。其实这也难怪他，因为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他们的阅读重点在曹操、吕布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身上，余者实在没有多少兴趣。在他们眼里，即使是后来三分天下的刘备，也不过是“一个形象苍白的人” 。
尴尬之中，徐国民先生问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三国人物的名与字。古代社会，婴儿出生三月即由长辈为之取名，至于男子弱冠、女子及笄之年又为之取字。人们自称其名，以示谦逊；称人以字，以示尊敬。而名与字之间，也往往有着意义上的关联性。例如：
陶谦，字恭祖。谦，谦恭、谦卑、谦逊的意思。恭祖，恭行祖训。这是用他的字来解释他的名。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名与字，就好象看到一篇富有文化气息的小品文，很有意思。
孔融，字文举。融，炊气上出，引申为火。在这里，融是光线明亮、柔和、而有穿透力的意思。文举，文采飞扬。名与字，有一种因果关系，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刘备，字玄德。《易经系辞》有云：“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也。” 悉备者何？玄德也。老子云：“玄之又玄，谓之道也。” 玄德，就是道德的意思。备与玄德之间，就好象一问一答似的，饶有趣味。
关羽，字云长。意思是说，羽翼者，长于云天之上也。
张飞，字翼德。意思是说，翼之德者，在于飞也。
吕布，字奉先。布，铺开、展开的意思，引申为陈述、宣告、宣扬。用于人名，则犹言美名之流传也。奉先，敬奉祖先，犹言孝子之意义。名与字联系起来就是说，吕布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美名远扬的孝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吕布恰好以不忠不孝闻名于历史，辜负了他老爸的一番苦心。
曹操，字孟德。操，操行。德，道德。古人以德操并称，有德于内者，则操之于外。曹操的名与字，意思是说，良好的品行来自于良好的道德信念。孟是排行，说明曹操在兄弟之间排行老大。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视道德如敝履的，恰好也是这位排行老大的曹操。
徐国民先生笑道：“三国时期，人们取名用字，似乎很喜欢用这个‘德’字啊！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应该说，在整个汉朝人们都喜欢用‘德’字取名。三国时期，不过是汉朝的遗风罢了。即便不用‘德’字，也会用包含道德意义的文字，例如陶谦、孔融、吕布，都暗含着道德上的嘉许。您注意到了吗？”我反问徐国民先生说，“与那个时期相反，现代社会却很少有人用‘德’字取名，为什么呢？”
徐国民先生问：“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乃风气之使然耳。”
据说，人从宋后少名“桧”——自从宋朝的秦桧以后，很少有人用“桧”字取名。人们觉得，秦桧这个人太坏了，连岳飞这样的忠臣也被他谋害，实在令人讨厌。桧树是一种常绿乔木，木质桃红而有香气，颇为珍贵，却因为秦桧而背上恶名，只好改了一个名字，叫做 “刺柏”。植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从此再也没有人愿意用“桧”字取名，惟恐别人把自己跟秦桧牵连在一起。
同样的道理，一自文革批孔后，人间至今少名“德”——自从“文化大革命” 批判孔子以来，就很少有人用“德”字取名。当孔子被打倒，孔子所鼓吹的道德观也遭到践踏。从此以后，道德就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但凡有人谈及道德，便很可能遭到人们的嘲笑。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种风气依然没有多少改变。
曹操与徐州的战争（1）
在关东联军的逼迫下，董卓火烧洛阳，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袁绍身为关东联军的盟主，眼看着董卓绝尘而去，却开始向自己的盟友暗下毒手。而他瞄准的第一个对手，乃是冀州牧韩馥。当年，袁绍与董卓争雄，逃往冀州，韩馥算得上袁绍的恩人。而后，董卓任命袁绍为渤海郡太守，韩馥也刚好是袁绍的顶头上司。可是，野心勃勃的袁绍早已顾不得什么恩情与职场伦理，不仅阴谋占领了冀州，还用计使韩馥自杀于溷（厕所）中。
曹操之谋张邈也，恰如袁绍之谋韩馥。《三国志·魏书·张邈传》说，张邈年轻时就有侠义之风，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民，因此很多人都愿意追随他。曹操为董卓所缉拿，一路逃亡到陈留郡。张邈当时是陈留郡太守，竟然不避凶险，支持曹操在自己的辖区内招兵买马。《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张邈还曾经“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曹操），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袁绍指使曹操谋杀张邈，曹操拒绝说：“张邈是我亲爱的朋友，无论对错都应该包容他。更何况如今天下未定，不可以自相残杀。” 张邈因此“益德太祖”。岂知曹操一面向张邈表示友好，一面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却试图将张邈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张邈惟恐自己重蹈韩馥之覆辙，遂与曹操部将陈宫、许汜、王楷等共谋反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