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王允与吕布刺杀董卓，为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所败。张邈与陈宫遂迎立吕布为兖州牧，公开与曹操决裂。以张邈宁可迎立吕布而反曹操的情状，可见张邈怨恨曹操之深。整个兖州，除了鄄城、东阿、范县之外，所有的郡县都反了曹操。曹操与吕布决战一百多天，难分胜负。
所以，乱天下者，并非止是董卓及其部属。若要追查责任人，袁绍、曹操、以及那个自作聪明的白马将军公孙瓒，都算得上罪魁祸首。否则各地郡县保境安民，天下不会乱成那个样子。洛阳与长安之间的两京地区，曾经像我们现在的长三角地区一样富庶，竟然沦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无人区。而曹操与吕布所决战的兖州，也是遍地饥荒，甚至到处都是人吃人的现象。
这个时候，恭行祖训的陶谦又在做些什么呢？
《三国志·魏书·陶谦传》痛骂陶谦，说他亲信小人，疏远名士，荒废了当地的行政与司法管理。其实呢？传记中所说的谗慝小人，不过曹宏一人，而这个曹宏究竟害了多少良善，亦不见任何说明。传记中说他疏远的名士，乃是琅邪人赵昱，最初被陶谦辟为别驾从事，因为在官场上闹了一些别扭，便“辞疾逊遁”。陶谦很生气，就命令扬州从事吴范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使得他重新出来做官。因为表现不错，陶谦保举他为茂才，升任他为广陵太守。由此可见，陶谦相当重用赵昱，而不是疏远他。
曹操与徐州的战争（2）
陶谦不像曹操那样长于武功，但却很善于文治。徐州两次遭受“黄巾之乱”，至于“世荒民饥”，陶谦走马上任之后，于汉献帝中平六年任命陈登为典农校尉，在徐州境内实行屯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而徐州却能够“百姓殷盛，谷米封赡”。徐州屯田比之公孙瓒在易京、曹操在兖州的屯田早六年，陶谦也因此成为当时第一个利用屯田来解决民生问题的地方长官。
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说，陶谦生错了时代。倘若是太平世道，他会做出很好的政绩，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位爱民勤政的贤相。但是，战火正在向徐州蔓延，陶谦没有办法让徐州成为远离战场的桃花源。汉献帝初平四年的秋天，曹操发动了对徐州的战争。
曹操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为他的父亲曹嵩报仇。曹嵩当时在徐州琅邪郡避难，而后带着一百多车金银细软前往兖州投奔儿子，很意外地死在华县与费县之间。关于曹嵩的死，有三个版本的说法：第一个版本，陶谦派遣都尉张闿率领二百名骑兵护送曹嵩，结果张闿见财起意，便劫杀了曹嵩，逃往淮南；第二个版本，陶谦并未派遣士兵护送曹嵩，是陶谦手下据守阴平的别将见财起意，劫杀了曹嵩；第三个版本，陶谦怨恨曹操，特意派遣轻骑兵追杀曹嵩。其中第三个版本颇费疑猜，那时陶谦与曹操并未交恶，没有理由怨恨曹操，甚至怨恨到要杀害他的父亲。很可能还有第四个版本：曹操自己杀害了父亲，作为攻打徐州的由头。否则，他何至于一口咬定陶谦，不容别人分说呢？
陶谦有口难辩，而曹操却来势汹汹，一连攻占了十几座城市，坑杀数十万男女老幼于泗水，而泗水为之不流。陶谦只好死守郯城，曹操便回过头去，又连续攻取应县、睢陵、夏丘，继续采取残忍的屠城政策，以至于到了“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的地步。这些惨遭屠杀的生灵，除了徐州本地的百姓，还有大量从长安、洛阳、以及北面的青州和兖州涌入徐州的难民。人间幸存的这块乐土，顿时化成了魔鬼的疆域。以德操自名的曹操，竟然犯下了如此滔天的罪行。曹操的盟友袁绍，也派遣将军朱灵“督三营助之”，并且立下了赫赫的战功。
情势如此严峻，有谁能够帮助陶谦呢？无奈之下，只好求救于青州刺史田楷和北海相孔融。我们因此知道，陶谦的朋友以儒生居多。在此之前，经学大师郑玄避难来到徐州，陶谦以师友之礼相待，对他的生活做了妥当的安排。北海相孔融，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也是郑玄的忘年交。青州刺史田楷虽然履历不详，但他属下的平原相刘备，却是一代大儒卢植的高足。我们只好再一次悲叹：像这样一群儒生，能够对抗曹操血腥的屠刀吗？
徐州在哪里？
我此行要寻找的徐州，即是陶谦时代的徐州，东汉末年徐州的治所，一座见证过血雨腥风的历史名城。《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地方。
那么，当年的徐州就是今天江苏省的徐州市吗？
我和徐国民先生在晨风中走出徐州站，到处寻找三国文化的遗迹。时间尚早，我们便找了一个餐厅吃早餐。问老板有什么地方特色，答曰有沛县狗肉。沛县是徐州市所辖的一个县城，东汉时期名曰小沛。于是大喜，以为三国之故地也。再问之，原来沛县狗肉出自汉高祖刘邦的爱将樊哙，与三国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继续打听，没有人知道陶谦和刘备的故事，也找不到任何跟他们有关的历史遗迹。
辗转来到徐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答曰，徐州市原名彭城，是东汉时期彭城王刘恭家族的封国。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将第五代彭城王刘祗贬为崇德侯，以彭城为徐州的治所。彭城从此改名徐州，沿用至今。至于从汉献帝初平四年到建安二十五年的这一段历史，没有文献资料可考。
原来，此徐州非彼徐州。我们感到失望，便设法找到许盘清先生，向他求助。许盘清先生是研究三国地理的专家，著有《地图三国》一书。据他研究，陶谦时代的徐州，应该叫做下邳，位于今天的邳州市。好在徐州市与邳州市相距不远，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之后，我们来到了邳州市。
当年的徐州就是今天的邳州市吗？
我们在邳州市转悠了整整一个上午，还是找不到任何三国文化的遗风。后来经邳州市旅游局介绍，找到熟知当地人文地理的老学究冯子礼先生。他以一位本土学者的身份，支持许盘清先生的观点，认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地理知识不是太好，把陶谦时代的徐州和下邳误认为是两座城市，其实是同一座城市。然后，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把从下邳到邳县、从邳县到邳州市的历史变迁絮说了一遍。但他同时解释说，当年下邳所在的位置，并非今天的邳州市，而是睢宁县的古邳镇。
当年的徐州就是今天的古邳镇吗？
古邳镇位于睢宁县北部，临近邳州市，被称为睢宁县的“北大门”，是一个很大的集镇。我们背着旅行包，穿过繁华而略显脏乱的街市，找到古邳镇人民政府的副镇长王东女士。她很高兴地接待我们，连连点头说：“对！对！对！这里就是东汉时期的下邳，陶恭祖三让徐州和白门楼吕布殒命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这里。”
“那么，”我满怀期待地问，“我们能够看到下邳故城和白门楼的遗址吗？”
她遗憾地摇头，回答说：“因为黄河决堤，洪水冲毁了这里的一切。你要寻找的下邳故城和白门楼，就在我们的脚底下，已经被泥沙掩埋了三百多年了。”
我问道：“这里不是有一条泗水吗？又从哪里跑出一条黄河呢？”
王东女士解释说，这里确实有一条泗水，位于下邳故城的南面。宋光宗绍熙五年，黄河抢夺泗水和淮水的河道入海，泗水从此成为黄河的一部分。而后日久经年，随着黄河里泥沙沉积，河床不断升高，形成一道地上的悬河。清朝康熙七年7月12日(公元1668年8月21日)发生黄河大溃堤，波浪汹涌，泥沙俱下，下邳城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就是眼前的古邳镇。
我于是很想去看看黄河故道。事实上，它也可以称之为泗水故道。自古邳镇向南，即可看见一道七八米高的河床，显得陡峭而有落差。王东女士介绍说，如果加上掩埋在地下的下邳故城，整个落差可以达到三十余米，相当于十几层楼房的高度。想当年，生活在这样一道悬河之下，夜夜听到黄河的咆哮，是多么地惊心动魄！
走上河床，可以看到一条宽约5公里的滩地，郁郁葱葱的麦田、绿水微澜的堰塞湖与手臂一样伸展的树林杂陈其上，形成一道颇为好看的农业风光带。王东女士说，沿着黄河故道往西，就是曹操当年坑杀数十万男女老幼的地方。那么多无辜冤死的魂灵，那么多血肉模糊的尸首，如今已化作沃野，在春生而秋成的循序中，演绎着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与热望。
跟在我身后的徐国民先生也忍不住感叹说：“是啊，是啊，曹操确实太过残忍了一些！可是，他毕竟是一位有功于历史的大英雄啊！”
陶谦三让徐州的秘密
陶谦一面拼死保卫徐州，一面却屡次三番地想把徐州让给刘备。直到临终，他还在对别驾糜竺唠叨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啊！” 彼时刘备率领一支大约六七千人的队伍，以志愿军的身份驻扎在小沛。陶谦既死，糜竺即率领同僚们前往小沛迎接刘备。经过糜竺、陈登和北海相孔融等人再三劝说，刘备“遂领徐州”。这就是《三国演义》中陶恭祖三让徐州的由来。
有人就要问了：陶谦为什么不把徐州让给曹操、或者势力显赫的袁氏兄弟（袁绍、袁术）呢？根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当年也曾经建议将徐州让给袁术。陈登回答说，袁术其人，自高自大，自私自利，行为放肆而不检点，非“治乱之主”也。而后，陈登派遣使者向袁绍进一步陈述说：“天降灾沴，祸臻鄙州，州将殂殒，生民无主，恐惧奸雄一旦承隙，以贻盟主日昃之忧，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方今寇难纵横，不遑释甲，谨遣下吏奔告于执事。” 义正词严地说明迎立刘备为宗主的理由，是为了让老百姓有所依归，并且警防奸雄曹操趁虚而入。袁绍只好回答说：“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
袁绍为什么称赞刘备“弘雅有信义”呢？袁绍与公孙瓒相争多时，而刘备原本是公孙瓒的旧部，对于刘备的履历自然有所侦知。刘备出身贫寒，先后做过安熹县尉、高唐县令、平原相之类的小官。当曹操第一次听到刘备的名字，很不以为然地问道：“他是一个什么人哪？”袁术有一次写信给吕布说：“我有生以来，没听说过天下还有刘备这种角色。”以刘备这样卑微的身份，并不值得袁绍、袁术和曹操这样的名门贵族高看。袁绍之所以盛赞刘备，实在是另有缘故，那就是刘备的政绩。
刘备的政绩，不是他抢占了多少地盘，而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管理绩效。平原县一位名叫刘平的富豪，觉得刘备出身卑贱，不愿意接受他的领导，派了刺客来谋害他。刺客暗中观察刘备，而后出语试探，为刘备的仁厚所折服，不忍心下手，就把刘平的阴谋告诉刘备，然后远走他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评价这件事用了六个字：“其得人心如此！”《魏书》则记载说：“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在那个弱肉强食、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年代，刘备的仁厚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倘若是太平世道，刘备也会和陶谦一样，把徐州经营得“百姓殷盛，谷米封赡”。但是，战争已经愈演愈烈，即使是被陶谦寄予厚望的刘备，也无力保境安民。汉献帝兴平二年夏天，曹操大破吕布于定陶，吕布逃往徐州投奔刘备。同年十月，曹操杀尽张邈三族。第二年，刘备在淮阴抗击袁术，吕布趁机夺取徐州。建安三年冬天，曹操水淹下邳城，在白门楼绞死吕布和陈宫，另以车胄为徐州刺史，把刘备带回了许昌。
那时候，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权势薰天，甚至连袁绍也不放在眼里。一年以后，刘备率领军队在下邳附近拦击袁术，趁机回到徐州，在全国树起第一面反抗曹操的大旗。曹操恼羞成怒，分兵五路，讨伐徐州。刘备单骑逃脱，往青州投奔袁绍去了。张飞杀开一条血路，往芒砀山落草去了。关羽在下邳附近一座土山上被曹操团团围困，沦为曹操的俘虏。
从初平四年到建安五年，刘备在徐州总共度过了七年的战争岁月。他没能实现他对陶谦的承诺，反而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家眷，还有那么多和他相濡以沫的朋友。
从土山到郯城
从睢宁县古邳镇（下邳故城）往北二、三十里地，就是邳州市的土山镇。据《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记载，曹操当年在这里将关羽团团围困，派遣张辽前来劝降。关羽便以三事相约：第一，只降汉献帝，不降曹操；第二，两位嫂嫂（刘备的两位夫人），请给予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不得上门骚扰；第三，但知刘备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曹操犹豫再三，而后满口答应，关羽遂降。因为此事不见于其他史料，有很多学者认为是虚构的。
土山镇有关公庙一座，明英宗天顺三年始建，公元2005年5月按照“原址、原貌、原格局”重建。我们在关公庙见到土山镇文化站的王怀礼先生，问及关公庙的由来，他老人家竟然把《三国演义》的故事作为历史资料讲述了一遍，至于究竟何人在明英宗天顺三年修建了关公庙，却是语焉不详。
我于是问：“老人家，您认为历史上真有关公土山约三事吗？”
王怀礼先生说：“怎么没有？《三国演义》对下邳、土山、泗水和整个徐州的描写，与我们这里的地形地貌大体上是吻合的。如果关公土山约三事是虚构的，怎么会虚构得这样真实呢？”
我吃了一惊，连笔都掉到了地上。
“如果《三国演义》所说的就是历史事实，那么陶谦当年拼死保卫的徐州城究竟在哪儿？”我有些怯生生地问他：“是下邳故城吗？”
王怀礼先生说：“当年的徐州城究竟在哪儿？这也是我没有弄清楚的一个疑问。在《三国演义》里面，徐州就是徐州，下邳就是下邳，小沛就是小沛，彭城就是彭城。既然从下邳到小沛到彭城的地形地貌是真实的，那么我就可以肯定，徐州不是下邳，而是另外一个城市。”
我眼前灵光一闪：郯城！对，就是郯城！当年的徐州城就是郯城！我为我的灵感而兴奋，拉着徐国民先生就走。我准备赶往徐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查找关于郯城的蛛丝马迹。两个小时以后，我终于在《徐州市志》中找到一条线索：“东汉时徐州治郯，领郡国五，为东海郡、广陵郡、琅琊郡、彭城国、下邳国。”让人疑惑的是，《徐州市志》没有注明这条线索的出处。我决定立即退掉当天晚上从徐州至汉口的返程票，然后再连夜赶往郯城。
可是，徐国民先生不愿意继续走下去了。
“您怎么啦？”我问。
“我有些累了。”他回答说。
我知道，他事先已经买好了当天傍晚从徐州飞往广州的机票。我看着他，谢谢他陪伴我度过了两天的三国之旅，然后送他上了去往机场的出租车。
“成老师，”他从车窗里转过脸来对我说，“您一路上的寻找究竟为了什么呢？就算您找到了当年的徐州，又有什么作用呢？”
我无法回答他，只好笑了笑，相约以后有时间再来谈论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我赶到江苏省最北部的新沂市，从那里转车来到山东省最南部的郯城县。深夜23时47分，我收到徐国民先生的短信，他已经回到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家。
第二天早上，我满怀期待地走上郯城的街头，看到的却是相当于南方城市八十年代的街景。它既不现代，看不到流光溢彩的高楼大厦；也不古典，看不到雕梁画栋的古代建筑；它是朴素而又整洁的，呈现出一种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的生活面貌。这里就是郯城吗？就是陶谦当年拼死保卫的徐州吗？我一遍又一遍地问我自己。
我四处寻找，没有找到任何资料。我访问过许多人，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那样惊心动魄的三国故事。郯城县的老县长韩明林先生告诉我说，清朝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元1668年7月25日)，这里发生过一场地震，震级8.5级，震中烈度Ⅻ度，中国历史上地震烈度最高级别的地震，史称郯城大地震。位于震中的郯城，山崩地裂，泉水井喷，城廓与村落顿时尽毁。受灾最严重的李家庄，全镇数千户悉数陷落，几无一人幸免。震区死尸横陈，不能殓葬者甚多。暴雨烈日之下，瘟疫肆虐，哀鸿遍野。地震影响到震中及周边410多个县，沂州（今临沂）人无完宇，莒州（今莒县）百里无存屋，有感半径达到八百多公里，鲁、苏、浙、皖、赣、鄂、豫、冀、晋、辽、陕、闽诸省和朝鲜半岛均有不同程度的震感。其后余震不断，并且引发了黄河大面积的溃堤，下邳故城就是在那时沉没的。而郯城经此一难，曾经有过的文明全部化为乌有。直到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河南鲁山宋元醇任郯城知县，始有县志。韩明林先生说：“你不可能在这里找到郯城大地震以前的文献资料。即便有，那也是人们从其他地方的古代书籍中查找出来的，而不是郯城本地存留的第一手资料。”
啊！我被韩明林先生的讲述震撼了。回望历史上的人祸与天灾，我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而深深地感叹。同时我又觉得失望，难道线索就从此中断了吗？
韩明林先生安慰我说：“在郯城第一中学的校园里，还有幸存的古代城墙，据说是郯国故城。你去看看吧，陶谦当年也许就在那里指挥徐州保卫战。”
走在郯城一中的城墙上
在郯国故城东北隅一座平房门口，一位老人向我介绍说，直到三十年前，郯国故城之城迹尚存，墙基延绵十余里之长，呈现出不规则的四边形轮廓。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城市建设，这些古代城墙遭到人为地毁坏和铲除。目前只有郯城第一中学校园西北隅一段城墙保存尚为完整。
那是一段版筑的土墙，位于郯城第一中学大门两侧，充当着校园的围墙。与洛阳市汉魏故城相比，它的建筑工艺相仿，但墙基却更加宽厚。现存墙体最高处约有10米，墙基厚度约有40—50米。历史上的郯城，向来以城高墙厚著称，可见属实。虽然经历过8.5级的大地震，但故城遗址犹见雄风。只是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沧桑之后，已经很难看出城墙的形状，倒像是一段延绵的土丘，上面草木丛生，碧绿成荫，甚是幽静。
我看见一位男同学走过城墙旁边的音乐教室，便喊住他，问他是否知道城墙的历史，他茫然地摇着头。谈起三国，他说他很喜欢曹操，因为曹操雄才伟略，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理想。问他是否知道曹操屠城的历史，他还是一脸的茫然。他随即辩解说，曹操的性格中也许有残忍的一面，但他依然是一位有功于历史的大英雄。我又问：“如果他屠杀的是你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你还会认为他是有功于历史的大英雄吗？”他张大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沿着城墙向东，有一座红瓦飞檐的建筑。走近一看，原来是编号为37Q02的地震观测站。地震观测站四周的墙壁上布满了涂鸦的文字和图画，虽然有些淫秽，却也表达了孩子们在青春期那种美好而又令人兴奋、丑恶而又令人惶恐的情感经历。我问男同学：“这里是你们和女生们恋爱的场所吗？”他很窘迫地笑，脸上憋得通红。
我看着那条通往地震观测站的路。其实城墙上并没有这样的路，恋爱的人多了，便有了这样的路。我也有过多情的少年时代，我也恋过爱过，甚至我也自以为是地做过很多年少轻狂的糗事，但我依然在为这些孩子们担心：他们真的懂得爱吗？他们崇拜曹操，并且像曹操那样追求着。他们唱着“老鼠爱大米”的流行歌曲，并且像“老鼠爱大米”那样占有着。他们以为，爱就意味着追求和占有。他们是否反思过，当他们在彼此占有之后，当他们在躁动的激情像潮水一样平息之后，真的能够发现爱的存在吗？当他们若干年之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那究竟是一场美好的初恋呢，还是一场荒诞不经的闹剧？
当然，他们依然会长大。他们会考上大学，会去人才市场找工作，成为一个政府机构或者一个企业的成员。他们也会和某个目标中的对象谈婚论嫁，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他们走过情场，走过职场，走向商场。他们追求着，占有着，并且学会了用巧妙的方式展开竞争与交易。他们的人生开始充满尔虞我诈，而脆弱的心灵也因为形形色色的冲突与伤害而充满怨恨，就像破损的藤蔓一样，只能结出苦涩的瓜果。
看着这座被古代城墙护卫的校园，我忽然产生了一种依依不舍的留恋。我想做那些孩子们的老师和朋友，和他们一起去解读那一段经历过天灾和人祸的历史。我要告诉他们说，爱不是占有，而是理解、尊重、呵护与分享。只有理解自己的人生，修复自己被伤害过的人格，才会有一种爱的意念充满我们的生命。生命的瓜果，也会因为爱的滋润，生长出香甜的品质。
爱是道德的别名。如果我们真的懂得爱，我们就会理解陶谦、刘备与曹操在人格上的差异。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如果我们不懂得爱，我们又怎么会理解道德和礼乐的真实含义呢？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屠徐，伏尸平野，而此时陶谦和刘备所坚守的道德，其实就是他们不忍抛舍的仁爱之心啊！
我开始坚信不疑地认为：这里就是当年的徐州，就是当年陶谦和刘备拼死也要呵护的徐州。在苦苦地寻找了这么久之后，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现在，我所需要的，不过是证据而已。
郯城地名考
两天以后，我收到郯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玉金先生的电子邮件。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又去查找了若干资料，兹将郯城的历史略述如下：
1、上溯至大禹治水的年代，有东夷族首领伯益辅佐大禹有功，其子若木被封于徐。是为徐州之由来。
2、西周初年，“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并起为寇，於是伯禽率师伐之”。伯禽，周公之长子也。于是分徐戎之地而使炎族治之，是为炎国。所谓“郯”，乃“炎族之邑”也。是为郯城之由来。
3、徐戎南迁至于淮泗地区，是为徐国。春秋时期，徐国为吴王夫差所灭。不久，郯国亦为越王勾践所灭。徐国后人追念祖迹，皆以若木为徐氏之血缘始祖，而郯城也从此成为徐氏的郡望。
4、东汉时期分天下为司隶与冀、青、并、幽、兖、豫、荆、徐、凉、益、扬、交等十三州部，置东海郡与郯县，属徐州刺史部。《后汉书·郡国志》记载：“郯，本国，刺史治。”意思是说，郯县，原本是一个封国，当时则是刺史的治所。《续汉书·郡国志》更是将十三州部的治所一一注出，徐州治郯县确凿无误。
由是可知，有史以来至于东汉末年，郯城即是徐州文化之渊源。《三国演义》所记述的徐州，就是今天的山东省郯城县。当时徐州的区域，包括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安徽东北部的几个县市，为天下之大州也。
当我把这些发现告诉徐国民先生的时候，他显然吃了一惊。他在电话里连连叹气，说：“早知道郯城是我们老徐家的故地，我就不应该在半道上回来啊！”他一再表示，会尽快带着全家人去一趟郯城。在郯城县北郊205国道西侧，有一座东西60米、南北80米、中部高约5米的豹公墩，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是若木的第五世玄孙徐豹公的墓葬，为天下徐氏之祖陵。
喜欢曹操的理由
刘备与诸葛亮之所以一拍即合，是因为他们都有复兴汉室的志向。可是，为什么要复兴汉室？复兴汉室于国于民有何好处？从管理学研究的角度上看，“刘备+诸葛亮”组合有着怎样的价值？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提出来予以解答的问题。三顾茅庐的意义，就隐藏在这些问题的背后。
喜欢曹操的理由
在开往十堰的火车上，意外地遇到一位读者。互相递过名片之后，知道他姓张，是广东某公司市场部的部长，趁着端午节的三天假期，带着本部的几位同事去武当山旅游。有道是：“相约不如偶遇。”我很高兴认识这位新朋友，并且问候起他的工作。他很俏皮地答着话，大致意思是说，工作宛如受苦，而旅游就是苦中作乐。然后，他又把话题转向我。
“我很喜欢你的《水煮三国》，却不喜欢你的《管理三国志》。还有，你在电视和博客里的谈话，简直让人无法接受。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有那样陈腐的观点呢？”
我反问他：“你为什么觉得我的观点陈腐呢？”
他回答说：“你不应该谈论什么道德——在竞争无处不在的时代，道德是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话题。其次，你也不应该指责曹操——他是很狡诈，是很残忍，但那是他战胜困难和追求成功的方式。当你在指责曹操的时候，其实是在指责所有的像曹操那样追求成功的人们。其中，当然也包括我。”
我问道：“为了追求成功，人们就应该像曹操那样狡诈和残忍吗？”
他回答说：“在我们这个充满市场竞争的社会环境里，不是应不应该狡诈，而是必须狡诈；不是应不应该残忍，而是必须残忍。否则，你不可能打败对手，也不可能赢得成功的机会。”
我无言以对，沉默地看着他。
他先是低着头，而后迎着我的目光，说：“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那位在中央电视台品读三国的Y教授。也许，他没有您那么深刻，但他为曹操的狡诈和残忍提供一系列合理化的解释。人生如战场，所谓狡诈其实一种必要的智慧，所谓残忍其实一种必要的决心和毅力。在这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中，我们崇尚的就是像曹操那种有智慧、有决心、有毅力的狼性文化。而所谓道德，却无疑是一种可笑的妇人之仁。”
我更加沉默了，气氛因此变得有些尴尬。张部长善于察言观色，及时地剥了一根香蕉递给我。我一边吃香蕉，一边沉思着，感叹说：“是啊，时代变了。以前狼子野心是一句骂人的话，现在却被看成是英雄人物的特质。”
张部长回答说：“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想，既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对人生的理解，你实在没有必要食古不化地抱着那些陈腐的道德文章不放。西方有一句谚语：‘一头带领一百只羊的狼，胜过一只带领一百头狼的羊。’ 毫无疑问，曹操就是这样的一头狼。在我看来，曹操的狼性其实是一种卓越的领导力，非但不应该批评，反倒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么，”我近乎绝望地问道，“按照那位Y教授或者你的理论，人们还需要道德吗？”
张部长想了想，回答说：“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讲讲道德。但那种道德，不过是一种表示友好的公关策略罢了。”
火车一路风驰电掣，前方到站襄樊。我站起来，开始收拾行李。张部长问：“成老师，你不去武当山旅游啊？”
我告诉他，我要去古隆中，和刘备、诸葛亮一起过端午节。
张部长连连点头，祝我节日快乐。他的同事们也纷纷向我挥手，脸上洋溢着可人的善意。而我也含着笑，一一回应着。我不知道，这些问候、祝福和场面温馨的道别，究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友好呢，还是一种虚有其表的公关策略？
获得领导力的六种方式
张部长谈到领导力，其实是把曹操当作职业经理人看待。汉朝的组织结构，与现代企业颇有相似之处，皇帝好比董事长，丞相则犹如总经理。皇帝下面有尚书台，好比董事会的秘书处。丞相下面有十三曹，犹如现代企业里向总经理负责的十三个部门。按照汉朝的法理，丞相是整个管理机制的中心，即使是皇帝的意志，也必须经过丞相的同意之后，才能向全国颁布。而皇帝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丞相的选拔与任免。我们因此可以看到，汉朝的管理与运营程序，与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如果说皇帝是董事长，贵族阶层就是董事会成员，而老百姓则兼有员工与股东的双重身份。尽管存在大股东和管理层挤占小股东利益的问题，但“天下为公”的法理却是不容许过度侵犯的，否则就会出现变乱。变乱的情形之一，是董事长与管理层发生矛盾与冲突，造成上层与中层之间的断裂，形成大臣专权和诸侯争霸。变乱的情形之二，是管理层与老百姓（也就是员工兼股东）发生矛盾与冲突，造成中层与下层之间的断裂，形成官逼民反。曹操的领导力，其实就是一种大臣专权现象。
所有的老板和职业经理人都在追求领导力。通过对曹操的研究，我们可以找到六种达成领导力的方式，依次是①法定性的领导职位、②强制性的力量、③诱惑性的奖赏、④专家性的意见、⑤鼓舞人心的口才、以及⑥令人信赖的人格魅力。
第一种方式是法定性的领导职位，即通过担任某个法定性的领导职位来获得领导力。在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的组织结构中，需要一些人去负责某些工作领域的领导任务。这些负责领导任务的中高层职位，往往具有某种法定性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向组织内部的成员们发号施令。当学校的校长、公司的总经理、军队的军官在行使他们各自的职权时，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超出他们的职务权限，那些教师、员工和士兵就会表示服从。通过担任领导职位，是我们最常见到的获得领导力的方式。
第二种获得领导力的方式，是通过某种强制性力量来获得的。虽然说领导者所行使的职权中，通常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力量，但是，许多领导者仍然喜欢用加大强制性力量的方式来强化他的权威。尤其是当他的下属们认为他的指令不合理，不愿意服从他的指令时，他就很有可能通过加大强制性力量来强迫下属们服从。
与使用强制性力量相反的一种方式，就是奖赏。人们之所以服从一个人的愿望和指令，是因为他提供了某种或某些具有诱惑性的好处。例如：工作绩效上的赞美性评价、金钱和物质上的奖励、职位上的晋升、能够得到某种好处的工作任务、有价值的信息、以及工作环境的改善等。
第四种方式是专家性的意见。专家往往在某个领域里有令人敬佩的专长，例如：丰富的知识、深刻和独到的见解、某种特别的技能。出于对生活、工作和职业前途的考虑，人们也越来越需要一些专家性的建议。在治疗疾病方面，那些医生；在操作电脑方面，那些计算机专家；在办理纳税事宜方面，那些税务咨询师……专家们以他们的知识、见解和技能而受到人们的崇敬，他们也因此具备某种令人信服的领导力。
如果你既没有法定性的领导职位，也不是专家，那么，你该怎样去建立自己的领导力呢？温情脉脉的语言能够赢得人缘，惊心动魄的演说能够鼓舞人心，一些聪明人喜欢借助语言的魅力来取悦于人们，并试图赢得他们的尊敬和追随。
第六种方式是通过人格魅力来获得。如果你无法令人信赖，即使你身份高贵，或者善于花言巧语，人们也只能对你将信将疑。推崇人格魅力的专家认为，人格魅力与你的社会地位无关，但与你的谈吐、气质、以及举手投足之间的风度有关，塑造令人信赖的人格魅力才是建立领导力的基础。
通过“挟天子而令诸侯”，曹操获得了一个法定性的领导职位，即汉朝的丞相。与此同时，他还享有“假节钺、录尚书事”的特权。所谓“假节钺”，意思是说，他可以代表皇帝调动全国的兵马。所谓“录尚书事”，意思是说，他可以“总领”尚书台的权力。这样一来，他不仅是大汉王朝的总经理，他还可以通过控制董事会和董事长汉献帝，随意占有国家的各种资源。
通过精心的设计和努力，他把丞相府改造成了一个军事管理机构，对全国进行军事化管理。他拥有令人害怕的强制性力量，如果有人胆敢反对他，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剥夺那些反对者的生命，甚至夷灭他们的三族。他还可以用天子的名义惩罚那些不愿意顺从他的军阀。
他拥有一个政治家所特有的口才，他也很善于设计一些激动人心的奖励计划，从而能够赢得许多人的追随。当他真情流露的时候，他也会闪烁出令人感动的人性的光芒。他的性格很复杂，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所有性格复杂的人都会很麻烦。但不管怎么说，被人们称为一代奸雄的曹操，的确是一个具有强大领导力的管理者。
从官渡到新野
专家们说，一个管理者的领导力，最终会转化成团队的竞争能力。《魏书》上说，曹操“行军用师，大较孙（孙武）吴（吴起）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曹操也因此扫灭群雄，即使吕布和袁绍也不是他的对手。尤其是官渡之战，堪称是曹操“行军用师”的经典案例。
官渡之战的古战场，据说在河南省中牟县境内，但那里的地形、地貌已经迥异于三国时代，只剩下诸如官渡桥、袁绍岗、草料场之类的几个地名。民国初年，一位名叫周淑君的才女曾经感叹说：“也无官渡也无桥，化作烟村柳万条。若问其名还似昨，空存三字到今朝。”2004年1月，黄河北岸的原阳县出土了明清时期的两通碑，一些地方志研究者便又有了新的说法，认为官渡古战场不在中牟县，而在原阳县大宾乡马头村一带。两县为此争论不休，谁也找不出更多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说到官渡之战，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1990年代拍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有一段曹军粮草告急的剧情。怎么办呢？编导们急中生智，竟然从明朝搞到了一些玉米。中国自古就有“五谷”之说，其中并没有玉米。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玉米才逐渐传到世界各地。中国对玉米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所修的《颖州志》。想那曹操足智多谋，既然有办法让士卒们望梅止渴，当然也有办法到明朝来筹措军粮——如此科幻的剧情，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毫无疑问，官渡古战场也是我应该去访问的三国故地之一。征询《大河报》一位记者朋友的意见，他笑着否定了我的计划。根据他的采访经历，如今中牟县官渡镇倒是有一个“官渡古战场旅游区”，但那不过是近年来新建的旅游景点。除此之外，几乎找不到官渡之战的任何痕迹。我暗自长叹，只好取消了去寻找官渡古战场的行程，把目光转向刘备三顾茅庐的古隆中。
诸葛亮青少年时代曾于襄阳城西二十里古隆中“躬耕陇亩”。也有人说，诸葛亮“躬耕”之“陇亩”，并不在襄阳古隆中，而在南阳卧龙岗。大约从明清时期开始，两个地方就争论不休，比起官渡古战场之争，要厉害许多倍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说：“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文字简约如此，为后人留下许多疑窦。
“时人莫之许也”的说法大约是真的。汉献帝建安六年，刘备与关羽、张飞、赵云等相会于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又为曹操所败，只好率领残部投奔荆州牧刘表，在襄阳居住一年有余，而后受命屯兵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直到建安十一年，刘备依然不曾听说诸葛亮的名字。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智慧与才器，只是在小范围内被朋友们认同罢了。
刘备屯兵的新野，其实是荆州的战略防线，离许昌很近。刘表的意思，分明是委以抵抗曹操的重任。当年曹操青梅煮酒，以“使君与操”并论英雄，实则两个人的力量完全不能对比。一个“挟天子而令诸侯”，手握千军万马，铁蹄所向，无人能撄其锋。一个寄人篱下，连吃饭都得看主人的脸色。我们不得不为刘备捏上一把冷汗，他的抗曹大旗还能打多久呢？“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的诸葛亮，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在他的面前呢？
马跃檀溪的故事
三国时期的襄阳与樊城，其一居汉水之南，其一居汉水之北，是南船北马的交通要道，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直到1950年，合两城为襄樊市，襄阳遂成为湖北省襄樊市的襄城区。当我从襄樊火车站出来，走在大街上，总有一种惶惑不安的幻觉，好象曹操还活在人世间，随时可能带领大军从北方打过来。眼前繁华的街市，也顿时幻化成兵荒马乱的战场。
襄樊市老年大学的张子强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邀请刘克勤先生、晋宏忠教授和我一起座谈。他们都是当地研究三国文化的资深学者，与年幼的我在一起，亦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我有问，他们有答，为我解释了许多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疑团。
原来荆州之得名，因为其境内有苍莽的大荆山。传说中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即出产于此山之中。襄阳城西南之岘山，也应该属于大荆山之一脉。至于东汉时期荆州的治所，最初在汉寿（今湖南省汉寿县），刘表于汉献帝初平元年移治襄阳。《三国演义》所称荆州城，此时指的即是襄阳。至于关羽时期，荆州城指的则是江陵。其间战争频仍，地名变化亦甚是复杂，让很多学者摸不着头脑。
张子强先生问我，襄阳城外尚有“马跃檀溪遗址”，可有兴趣造访？我很高兴地表示同意，立即驱车前往观看。
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马跃檀溪之马，原本是江夏郡叛将张武的坐骑。刘备夺得此马，送给刘表。谁知谋士蒯越却煞有其事地对刘表说：“此马眼下有泪槽，额边生白点，名为的卢，骑则妨主”。所谓妨主，就是给主人带来灾难。刘表听了，吓得赶紧把马匹还给了刘备。
的卢马妨主的说法，似乎由来已久。南北朝时期，刘孝标曾经注引伯乐《相马经》说：“马白额入口至齿者，名曰榆雁，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至于蒯越，也是三国之名士，自称善于相马，想来不会随意瞎说。
刘备骑着的卢马，在路上遇到伊籍。伊籍说：“我听蒯越说，此马骑则妨主。你怎么还敢骑它呢？难道你就不怕它妨主吗？”刘备不以为然地回答：“但凡人死生有命，岂马所能妨哉！”
不久之后，刘表有心事相问于刘备。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不知道选择谁做继承人？刘备支持长子刘琦，并警告刘表说：“自古废长立幼，取乱之道。”刘表后妻蔡夫人在屏风后面听见，深为嫉恨，与兄蔡瑁密议，三番两次设计杀害刘备。慌乱之中，刘备骑着的卢马自西门逃出，行无数里，却被檀溪拦住去路。
难道的卢马真如伯乐和蒯越所说，是一匹给主人带来灾难的凶马吗？
情急之下，刘备纵马跃入溪水。马前蹄忽然陷落，身上衣袍尽被浸湿。他一边奋力鞭马，一边大叫：“的卢马，的卢马，今日如此厄运，你可要努力啊！”只见那马从水中踊跃而起，一跃三丈，飞上西岸，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把随后追赶而来的蔡瑁惊得目瞪口呆。事实证明，在刘备的马鞍之下，的卢马非但没有妨主，反而表现得如此神骏而又忠勇，可见刘备御马有道，远在伯乐和蒯越之上。
“马跃檀溪遗址”，在襄阳城外西南方向三里真武山之北麓。谁知到了那里，眼前所见却并无数丈之阔的檀溪。只在山脚的岩石上，有一个巨大的圆坑，形如马蹄印记。岩石旁边，则是当地居民种植的菜地。
为什么檀溪至今而虚有其名呢？张子强先生引用清朝光绪年间《襄阳府志》解释说，刘备马跃檀溪五十多年后，魏元帝咸熙元年(公元264)年，胡烈为荆州刺史，补修老龙堤，檀溪日就淤塞，成为当地农民耕种的地产。当年“溪阔数丈，水通襄江，其波甚紧”的景象，便不复得见。
马跃檀溪的故事，可见之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历史上或有其实。但那块岩石上的马蹄印记，却显然是后人的附会。自晋唐以来，多少文人骚客到此探古寻踪，当然也会像我一样看出端倪。然而，人们却宁可信以为真，甚至以碑文与诗篇来赞叹之，个中究竟，无非是觉得故事里面大有神奇之处。
刘备的御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