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中国的经历
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到中国访问。当时正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暨中国抗日战争紧张激烈进行的时期，英国政府任命李约瑟到当 时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担任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在英国科学家中绝少有人 熟悉有关中国的知识，而且由于李约瑟是一个生化胚胎学家，可以说这次派 遣行动决定了李约瑟的一生。1937年中国几位青年学者到剑桥学习，从而影 响了李约瑟的一生，“但这可能还不能成为‘被俘’或‘入迷’，有如一次 失效的种痘，假如我的命运不派遣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到重庆的英国大使 馆作为科学参赞。”李约瑟后来总结道。
英国政府委派李约瑟来华的最初目的，是要他作为皇家学会代表到中国 作些报告，支持中国科学家在艰难的日子里的战斗精神的。
李约瑟经由印度飞越驼峰到达昆明，在云南、贵州、四川参观了一些学 术单位。当飞机一在中国的西南名城昆明降落，他踏上他日夜向往的中国土 地时，他感到兴奋。他一下飞机就直接同来迎接的中国人交谈，这使当时和 他在一起的英国总领事感到惊奇。
但是没有多久，李约瑟就感到，他在人道主义方面并没有多少事可做， 而在科学技术方面却可以真正帮助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医务人员在极其困 难的条件下做些实际工作。他决定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停留下来，为此，他 征得了英国驻华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的允许，靠浮图关一个山岗建立起中 英科学合作馆。
中英科学合作馆经常给予全中国所有的研究所、大学、兵工厂与医院以 具体的援助，它们都因被战争封锁而陷于困境。各处所建立的友谊，单就书 物来说，是无比珍贵重要的。因为许多所都有中国的科学家、医师与工程师。 他们各就本身专业对本国文明发展中的史迹深感兴奋，他们随时愿意而且乐 于对李约瑟给予指点，什么中国书是最重要的，应该予以购买而加以研究。 这效果就像发掘到一个智能的金矿，其丰饶将使前几代汉学家大为惊诧，也 可能使中国老年著名学者欣羡。
在经历了6年抗战后的贫困中国，李约瑟亲自驾驶着由救护车改装而成 的两吨旅行车遍历大后方的10个省，东南到达闽、粤，西北直上秦、陇，西 南远达河海之滨，行程5万公里以上，访问了300多个文化教育、科学机构， 接触到上千个学术界著名人士。他广泛访问大学实验室、各类工厂、医院、 铁路联络站等。只要有科学工作者需要物质和精神鼓励的地方，他都去，难 怪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一次讲演中赞扬李约瑟在中国的工作真是“雪中送炭”。
李约瑟看到这些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住在古旧寺庙和破落宗祠经粗略改造 的学术单位里，用原始简陋的工具和自己制造的玻璃器皿以及极少量剩余下 来的化学药品，不怕困难而坚毅明智地发明创造出许多卓越的成就，写出了 光彩耀目的优秀论文来。这一切激发起他的深切感慨和敬佩，他赞佩中国学 人坚苦卓绝的勇毅和超乎寻常的智慧，于是他积极地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供 应他们所缺乏的新刊图书，并从印度代购迫切需要的仪器和化学药剂，又竭 力介绍他们的论文发表于国外科学期刊，推荐一些人到英国进行研究，也邀 请了一些英国学者来华讲学并协助他的工作，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英科学 交流合作机构。其夫人李大斐于1944年也来到中国，夫妇俩活跃在大后方广 阔天地的文化艺术界。中英合作馆于1945年发行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中国科 学》，总结了从1942年到1944年的3年工作，报告战时中国科学活动的真 实情况。1948年又出版了《科学前哨》，以大量摄影图片和翔实记录向全世 界公布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的优异成绩。该书自叙中说：“前哨并非我们和 我们在中国科学合作馆的英国同仁们自认为中国是科学前哨，而是指中英人 士一起在华西建立起的科学前哨。我们受着反侵略的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 好像拥有西藏高原和戈壁沙漠的后盾。我们这些科学前哨同仁尽了我们最大 的努力，协助抗战军人完成了一次最大的扼制侵略的业绩。”
李约瑟沟通中英科学交流事业、赠送英国运来的书物在全中国一视同 仁，他对延安的自然科学院、白求恩医院与鲁迅艺术学院给予资助，照样如 同给予白区的文教科机构。国民党横加拦阻，他就托宋庆龄、新华日报等私 人或机关转运而不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认为越是困难越该扶持协 助。他在职之日，始终坚持不懈。
李约瑟每到一处，总是以学生的面貌出现，从不摆老资格，因而很快就 同中国人民结下了友谊。他在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接触中，进一步了解中国 各方面的发明史，了解有关的文献，从而来实现他早就拟定的宏伟计划—— 编写一部前人所不敢想，更不敢编的关于中国科技史的专著。他四处旅行， 各处觅书，先后购得《庄子》、《周髀算经》、《天文大成》、《太平御览》 等大量书籍，这些书籍成了后来剑桥图书馆里所收藏的中国书籍的基础。
李约瑟在中国与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有联系。如著名诗人和历史学 家郭沫若是他的私人朋友。李约瑟在四川期间，曾每周携带一些西药和食物 前访一位抱病的穷学者，他们一面谈话，一面做笔记，以后彼此成为挚友。 这位学者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任 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对李约瑟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给予了热情的大力 的支持。李约瑟还结识了李四光、傅斯年、李安宅、李济、陶孟和等人。由 于当时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李约瑟还认识了周恩来，而中国银行的冀朝鼎 则早在他来到中国之前就是老朋友了。他还同时被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 研究院接纳为外籍院士。
李约瑟在抗战后期写给鲁桂珍的一封信中写道：“从我初到这里以来， 你们国家和人民所给予我的感受是无与伦比的。”“我自由地体验了中国家 庭和市集生活，亲眼看到一个在崩溃中的社会的苦难，它等待着即将来临的 黎明。”为了深入生活，他历尽辛苦，“有时候搭个行军床在荒庙里过夜， 有时睡在合作工场的背后。除了免不了的蛇蜥百足虫之外，还有成群的大老 鼠。”“但另一方面，我却品尝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
到1945年，中英科学合作馆已拥有6名英国科学家和10名中国科学家， 他们竭尽全力解决设备不足的困难，供给必需的图书报刊，还组织中国科学 家和盟国同行间的接触。
在中国的这些经历，也给他带来很大变化，使他心情安宁平稳，不再像 过去那样总是急急忙忙；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可以说， 他的“道家”思想越来越浓厚，连取号也取“十宿道人”——“十宿”是中 国最古时对约瑟（Joseph）的译音。在此之前，他在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五卷的 ‘中国金丹术’部分的四个分册时，为自己取了“丹耀”的别号， 它是李约瑟对中国古代道士们在外丹炼丹术上的化学成就以及内丹炼丹术在 生理学上的特殊功能表达的敬佩而择取的。后来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十分得 意的雅号“胜冗子”，他后来解释说：“冗”字的一个义项是“混乱繁复的 事物”。“胜冗子”的意义就是“克服混乱的能人”。“每当我开始新的一 个篇章的写作时，我总体验到在我们的研究和探索的对象中充满了误解、错 译、不正确的观念和五花八门的谬说。可是，随着工作的深入，真实的、明 净的图像才层层剔去膜衣而逐渐呈现出来。……许多对象，当它们刚着手探 研之时，对我们来说确乎是如此。” 《中国科学技术史》每一章的编写都需 要李约瑟理清他所收集的大批冗杂的文献资料。
六、编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
1946年3月，李约瑟在中国被聘请去巴黎建立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UNESCO）的自然科学部，这个组织原先取名“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
（UNECO）”，“科学”两字是在李约瑟作了一番努力之后，才加进去的。早 在1943年他便有设立全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作机构的设想。这职位正合他的想 法，因而欣然赴任。为此他曾周游世界各地——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和欧 洲，到处与科学界、政治界有影响的人物商议此事，并在重庆发表过三篇专 题备忘录。他所要建立的自然科学部的任务之一，是在世界较不发达地区成 立几个实地科学合作馆，开展工作；同时对加入各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提供经 济援助。李约瑟在该组织工作两年后回到英国剑桥。以后又担任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顾问。中英科学合作馆在抗战胜利后迁往上海，改称为英国文委 会办事处，因后继无人，作风顿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个机构就被解散 了。
回到剑桥后，李约瑟的生活与过去大不相同。以前他整天呆在生物实验 室，现在则主要是在学院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了。他在那里负责了两年 图书馆工作。当他发现图书馆里“外界世界”的书籍不足时，就花了大笔钱 去购买中国和印度的书，以及关于阿拉伯文明和非洲文明的书。
1946年李约瑟离开中国时，他已经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对中国 人的生活习惯也有了感情。例如，他特别喜欢中国人的“蓝色”，在剑桥的 时候，就经常穿一件这种蓝色的长袍子；他曾买了一辆名厂的蓝色新汽车， 但却不喜欢它的蓝色，于是又将这辆车改成景泰蓝那样的“蓝”色。
李约瑟除了讲授几门生物化学课和出席系内一些有关生物化学的会议 外，开始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兴趣 也愈加浓郁，于是他决定撰作《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在谈到编写这部书的起因时讲道：“中国对西洋人来说是一个疆 域辽阔、古老富庶而又有卓越文化的发源地，但对于这一文化知之甚少，在 西方人心目中，中国文化同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一样， 都是迄今仍然生存着的伟大文化，至于其成就与其重要意义则茫无所知，他 可能想到的是关于它的时事，最多是过去半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在国际事 务中东山再起的影响。一个西方人，他可能信服 （正如李约瑟的巨著《中国 科学技术史》所指出的那样），在基本性的发明中，印刷、纸、磁针都源自 中国，也许还可以加上火药、眼镜或制作陶瓷的转盘；除此以外，他们就觉 得模糊了。一个西方人也许会有这么一种印象：中国人根本上是讲求实际的 人，有能力完成令人感兴趣的技术创新，但这些创新，没有一样是他们所谓 的科学的。即使他觉得有一些也许可以算作是科学的，但也会怀疑它们对西 方曾经有过什么深远的影响。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目的，过去是、今 天仍然是为了消除这种模糊观念，打破这种无知，肃清这种误解，把人类努 力的不同源流归结到一起，使能发现，他们并不是分道扬镳，而是万流归宗 的。这项工作很艰巨，却又是必要的，有价值的，而且是急需的。”
他还记述道：“留居中国的四年岁月，注定了我此后的命运。从此以后， 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有关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医 药的历史专书而外，别无容心。我这一本书当初的想法只是纤薄的单卷独本， 然而历史的发展决定不是那么一回事。起始从科学的系统而轻而易举地将整 个领域分为7卷——这个安排我们仍坚持不移，可是资料的整份聚积成堆与 急迫的需要，以致各别分卷又茁生各成六帙，于是这一事业最后完成时，可 能得要确确实实的20卷光景了。”
正当李约瑟准备全力以赴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时候，1950年6月， 朝鲜爆发内战，随后美国介入，中国政府提出抗美援朝，派志愿军跨过鸭绿 江参战。战争中美国肆意使用细菌毒气弹。1952年，李约瑟参加了国际调查 委员会，调查对于美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细菌战所受到的指控，委员会 受到一批美国中国科学家和医务人员的大力支持。李约瑟的身份是委员兼秘 书长。他不顾英美两国当局的警告，而且一度身受英国政府取消其威廉·顿 爵士生化教授职位和处以叛国罪的威胁，大义凛然，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国抛 掷细菌炸弹的真相，使美国政府十分狼狈而不得不有所收敛。显示中国抗美 援助的正义合理，极大地鼓舞了中朝两国前线战士的斗志，为抗美援朝做出 了贡献。但李约瑟却因此遭到迫害。回英国后，他遭到多方面的辱骂和攻击， 过了好久才缓和。美国政府不欢迎他访问美国，也不给他签证。当时，除了 生物化学系的同事和基兹学院的一些院士以外，很多以前在剑桥大学的朋友 都回避他，英国知识分子中，同情和反对李约瑟的，各占一半。由此可以想 见他的处境。但是他当时的这份调查报告，却成了现在一切有志研究生物战 史者的“必读材料”。可以说，他参加这次调查是他在抗战时同中国科学界 结成友谊的直接结果。当时中国多么需要有人支持，而李约瑟大胆地给予了 支持。
有一件事颇能反映李约瑟的性格。他们从朝鲜归来的途中，由于公路被 炸，车辆只能单向通行。李约瑟作为一位剑桥教授，却毫不犹豫地跳下车， 当了一阵子鸭绿江桥上的交通管理员，指挥两方来往的车辆同时通行。
在他调查朝鲜细菌战期间，他并没有停止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工作。当时 英国的所谓汉学家，大都对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抱有很大怀疑，他们中 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科技贡献微不足道，不值得小题大做，有些人则认为只有 他们汉学家方能完成任何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些都是李约瑟所面对的困 难。
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首次设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如前所 述，随着新中国的兴起，并逐渐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强国，李约瑟对于她的 文明及其对世界的一切贡献的好奇心，增长得远远超乎意料。不论怎样，即 使具有一个比纯从当时政治情况更有长远观点的人们，在好多方面取传统博 爱人本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文明者仍然占有优势。研究科学、工艺与医药在中 国文明中怎样发展起来的历史引起了充分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为此设立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开始时，李约瑟唯一的援助得自西欧汉学家的著作，少数几个前时代的 中国学学者（汉学家），如古辅瑞、沙畹、翟理思、伯希和、马伯乐。当工 作顺利开展后，他每周能收到一尺高的新书，如论述宋代的灌溉，晋代、鞑 靼的文官制度，关于道教等，国际上对中国文明的研究发展很快，对李约瑟 等人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个庞大事业的规划的提出，也是为了解决人类历史上成千个疑难问 题。为此李约瑟在剑桥建立了一个巨大厚实的情报档案与检索工具的资料 库，他收集的资料装在文件夹子和索引纸盒里，远比以后编成的巨著《中国 科学技术史》卷帙多得多。这些资料后来成为东西科学史图书馆的资料。
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情报资料来源主要有四个：一是原版 的中国书物。由于中国发明印刷术远远超前于欧洲，印成的书籍的数量很丰 富，当然也有很多是手稿。每门科学都有历经许多年代的一系列重要书籍， 除此之外是古代辞汇书刊，好些重要情报保存在那里面。再者，宏伟长帙的 历代史书，也为其他文明无与伦比，它包含了许多有关天文、时历、声学以 及成千上万在科学、工艺技术和医药方面有卓越成绩的历史人物的传记。第 二来源是专门的科学史著述，绝大部分是中文著作，但是牵涉面都很狭窄。 例如有很好的数学史、天文学史、昆虫学史与医学史，而机械工艺、植物学、 动物学或药物学的，几乎一无所有。还有所谓域外文献，不仅限于日文、朝 鲜文、越南文等东亚诸国文籍，也兼及梵文、乌尔都文、波斯文、阿拉伯文、 希腊文、拉丁文与其继起的欧洲语言。他们全部通力合一地协作也不能掌握 所有这些语文，必须依赖于翻译，依赖于卓绝的语言学家和精诣的文化顾问 那么一支强大的队伍。
文字证据远非他们作品的唯一源泉。绘画、图片，无论是坟墓里和寺庙 里的石刻或墙壁上的浮雕，如壁画，或书本中的木刻插图与各种复制品，都 是他们广泛的取材场地。李约瑟和王铃曾经从插图实物里看到轴舵（船尾 柱），他们精心考证，确定其创制于三国时代。几年以后李约瑟和鲁桂珍见 到广东一座汉墓里的船模而确证其在公元1世纪时就已完成。
最后是生活传统。他们查遍有关中国传统习俗的书籍，甚至到中国亲身 体验。这里，以往众多旅行家的游记成了他们的必读物。为索取大量资料， 他们在剑桥的总部“科学史图书馆”里翻阅资料。除此之外，剑桥大学本部、 各学院、各系科的图书馆，可供他们随时利用，再不够的话，还有英国博物 馆以及全世界各国的许多图书馆。
从一开始，李约瑟等就感觉到，要使这一探险获得成功，无论欧洲人或 者中国人单枪匹马总归不行，谁也不会独自具备那么广博浩大的知识面，合 作是必不可少的。在开始编写的最初9年里，王铃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王铃 后来曾担任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是李约瑟在四川李庄认识 的朋友，当时他是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专攻火药史。1957年 以后，李约瑟的主要合作者是鲁桂珍。鲁桂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局工 作多年之后与李约瑟相处。他俩工作了20多年之后逐渐认清，即使他们二人 都能活得像创世纪上麦秀希勒 （据说活了969岁）或者中国彭祖（800岁） 那般长寿，也无法全面完成目前待做的工作。于是，他们的小组吸收了散布 在全世界的 20多位合作者，例如澳大利亚格里非斯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何丙 郁，在炼丹术与古代化学方面给以帮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汉堡教育研究所 肯尼斯·鲁宾逊在物理声学方面给以帮助。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在中国抗战 期间与李约瑟同在重庆，虽然她本人一贯忠诚于攻她的生物化学专业，但对 李约瑟的编书计划始终给予鼓励和支持。
这样汇集百家、贯穿古今的宏伟编写规划绝非肤浅仄陋的“专家”们所 能设计，必须学贯中西、学识渊博的通才才行。李约瑟提出写好《中国科学 技术史》的人应具有六项条件：1.科学修养；2.科研经验；3.熟谙欧洲历史； 4.中国人民的生活经验；5.通晓中国古今语文；6.中国学人的良好协作。实 际上最紧要的是对中国、中国人民、中国科学的热爱。
应该指出的是：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有一个特殊的条件，这就是他们能 让一位生物化学教授去全力以赴从事汉学和科学史这类同他所在的系的学科 无直接关系的研究计划，这在其它大学是难以办到的。此外，这两所大学在 学术切磋方面也有许多优点。有一次，李约瑟为要解决一个有关植物学的问 题，就约请了希尔博士到他的书房共饮午茶。当遇到炼金术问题的时候，李 约瑟请来了剑桥的一位冶金学专家查理士共进晚餐，向他求教。
李约瑟对中国的友善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要素，他的工作得到了新中国 领导人的支持。如前文所述，李约瑟1942—1946年在中国的4年间结识了许 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朋友。其中之一是郭沫若，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 长。中国科学院大力支持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述计划，多次安 排他访问中国，并对他放宽古籍出口的限制。在经济方面，中国科学院订购 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若干册，并提出，李约瑟如能找到适当人选做他的受 薪助手，中国科学院可以替他支付年薪500镑。50年代，500磅相当于当时 一位大学助教的薪俸。
李约瑟多次访问中国，或与李大斐同行，或与鲁桂珍同往，或一行三人， 每次都带回一批书籍。李大斐与周恩来总理很熟悉。1974年访问北京的时 候，毛泽东主席刚好也在机场，他还向李约瑟打招呼说：“您就是李约瑟吗？” 李约瑟虽在中国获得厚待，但从不滥用权利，他尽量不将善本书带离中国。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曾几次接见了他，国务院和中国科学院赠送给他珍 贵的中国图书。从1952年起，他应邀来华已有五次（1952年、1958年、1964 年、1972年、1978年）。1981年又来中国，是解放后的第6次，每次都经 历大半个国土，到处走访科学界新老朋友，搜购新旧书物，主要是为了更好 地完成他的心愿——他的宏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和中国人民息息 相通，心情与共。“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样受到冷淡和误解。1978年从北京 到上海，重见了旧日故交，他推心置腹地说：“这回才能见到了你们。前次 来中国问起好些老友们，都是一问三不知，回答是不知下落，甚至是业已死 亡。这一次，却能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你们。气氛截然不同，我们就有了重新 欢聚的机会，真使人快慰。”这是他由衷之言。他还说正因为当时英政府撤 了他生化讲座与主持官办的生化科研机构的职，才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专 门从事中国科技史这个他所喜爱的工作。诚如中国成语所讲：“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现在已经具有全部完成而且出版的前景，这对他实际上是一个 转变工作性质而达到成功的契机。
七、宏伟巨著—— 《中国科学技术史》
他所从事编著的业已出版并继续在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部了 不起的宏伟巨著。首卷《总论》1954年刚一出版就赢得举世瞩目，一致赞赏。 全书原先拟出七卷，可能只想出七册，后来却打算出版20分册。李约瑟约了 许多学者分别专任各册的编写工作。这部巨著计划于2000年出齐。
这部巨著，首卷 《总论》一问世，如前所述立刻引起举世轰动，其博大 精深，实是功力艰巨的扛鼎之作。原书计序言38页，本文318页，参考文献 50页，索引20页，图版13页，插图36个，总439页。序言述记著书的起 因及其与中国学人的接触，如闻一多、华罗庚、郭沫若、侯外庐、陶行知、 林祖涵、冯友兰、王亚南、黄子卿、傅斯年、竺可桢、梁思成等，接触面极 广泛。在第二章“本书的计划”中，对汉字，汉字的罗马音符化，读法，学 习与记忆方法等等，一一予以叙说，接着记述汉字的起源，从《说文解字》 的六书，直到金石文、甲骨文字。第三章介绍主要参考文献的典籍名著，诸 子百家、文集、丛书、道藏、佛经，以及字典、辞源、辞海，乃至稗官小说， 笔记杂抄，几乎无所不包；并就书名及其内容与著者姓名、籍贯、履历以至 专长癖好，于并世学人又记其形貌特征……，都一一记入卡片。如果将这些 卡片分类归档，刊印出来就可以成为中国古今学术名著与名人的整套大辞典 了。第四章叙述中国的地貌、地史。人文地理与自然分省详情。第五、六章 述记中国历史，先讲商、周、战国下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先秦历史；然后述 记秦以后的天朝简史：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 金、元、明、清，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最后第七章讲述中西文化交流的情 况，从中国文化的起源，讲到古代欧洲有关中国的传说，中西交通的史迹、 水航、陆运、丝绸之路，印度、天方与中国之交通，商业贸易与政治使节， 最后则为科学、工艺技术的交流，华化西渐，特别阐述指南针、车轮、火药、 纺织、造纸、印刷以至天文、舆图、水力、铸铁、计时等中国的发明创造， 从东而西，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既可以驳斥那种以为一切文明创自欧洲的论 点，又可以阐明中国文化科学与技术贡献于世人者之丰厚，列表详指，明证 翔实，得到国际学者共同赞许。举世同风，竞相宣扬中国科技的光辉卓越之 成就。书后附录参考文献50页，本册所引用的题名书物人名索引20页，数 典有根，出语有据，成为当世名著。
第二卷以后的各卷分册，越出越精，更加壮丽恢宏，使人叹服。李约瑟 博士原是生化学家，于中国道教及其炼金炼丹之术颇有研究。70年代所印出 来的第五卷几本分册，更是举世无匹的名典，所以一书既出，竞相转译，中 国（包括台湾省）、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丹麦、德、法文版，乃 至非洲、拉丁美洲，都有译本出来，可谓举世风行，都称赞是一部珍贵的不 朽名著。李约瑟博士却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而且80高龄，每日仍工 作10余小时，坚持不懈。要是不热爱中国、中国人民、中国科学，能够编写 出这么奇特优异的宏伟巨著吗？
中国人民十分珍视这位四十多年的挚友，在其80岁诞辰时，国务院副总 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副院长钱三强，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中国 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等，都发电致贺，科学院还委派杜石然、薄树人、曹 婉如三人去参加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所举行的祝 寿活动，并向他递交了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名誉教授的特聘证书，中国 驻英大使柯华夫妇于11月29日设宴招待李博士夫妇，后又到剑桥赠送了寿 幛。
贺电表达了中国学术界的一致的心愿：“正是由于您的半生的辛勤劳动， 使得在第三世纪以前领先于世界的古老中国的科学和文明，又一次引起了世 界人民的友好关注。”“中国人民极其珍视并赞赏您数十年如一日献身于科 学研究、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事业的崇高精神，我们以有您这样一位治学严 谨、毅力坚强又富于正义感的科学家作为自己的老朋友而感到高兴和骄傲。 我们还十分高兴地看到您播下的科学、文化和友谊的种子已经在中国和全球 大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您的卓越成就将永放光芒。”“希望您在自然科学 史研究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并祝您健康长 寿。”
八、创办东亚科孝史图书馆
随着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及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屡出硕果，他 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50年后，他先后担任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里昂大学、巴黎法兰西学院、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科学院和丹麦皇家科学院外籍会员。1968年在巴黎第12次国际科学史 大会上获得萨顿奖章，1966年—1976年任基兹学院院长，以后又担任名誉院 长。1974年被选为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会长。1976年起 任东西科学技术史图书馆馆长。
在李约瑟的工作室里，每一部书和每一篇论文都立有一张卡片，还有人 名和术语卡片，后者为了使《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的人名和术语做到统 一。还有一套卡片李约瑟称为“影子卡片”，他经常翻阅它们，有时补充新 资料，有时作出修改，甚至加以取消。这些卡片在书出版时又可发挥作用， 只要把它们稍加整理，就可以收在参考书目和索引两部份内。李约瑟或他的 助手每次翻阅图书时，必定将有关的资料记在纸上，写明书名、页数，并尽 可能将中文译成英文，然后分类收入文件夹，和同类其它文件的资料放在一 起，学报的抽印本又另外分类放进箱子。
李约瑟有过人的记忆力，他知道每一本书和每一件资料的存放处。偶尔 他会为着找不到一件资料而发脾气，这时鲁桂珍就说：“约瑟心情不好。” 同时她也会帮他找。李约瑟解释说，他的生气是为了自己的记忆力不好或者 他所采用的系统出了问题。李约瑟写文章或讲演必定先把要点写在纸上，然 后用一条条线将各个要点串连起来。由于李约瑟喜欢坐火车，鲁桂珍就说这 是李约瑟的“火车轨道”。李约瑟善于把一大堆不同的资料串成为一篇有条 理的文章，他称这个方法为“编织法”。这也符合他写作的特点，他写文章 又快又好。鲁桂珍说，李约瑟文思敏捷，又富文采。他在实验室做研究工作 时，为了获得新资料，往往要等一段时期，这使他感到不耐烦；而写《中国 科学技术史》却使他十分开心。他写文章先用打字机打出草稿，修改后再交 打字员打成定稿，有时他直接用录音机，一面看搜集来的资料，一面口述， 这样作成的文章有时竟十分完美，都不需要修饰，就送到出版社去发表了。
有人曾试着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大学建立同样的研 究系统，由于财力、人力、环境（包括国家、大学及个人的环境）等因素，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一部类似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著需要一个宠大的 资料室和高效率的系统来配合。李约瑟已被他自己的系统所控制，他不能带 着这个系统到处跑，离开这个系统，他就不能继续撰写他的巨著或有关中国 科技史的文章。1972年，澳洲国立大学请他去逗留数月，希望他答应在堪培 拉从事研究，结果他不得不婉言拒绝，无疑是怕自己如游鱼离开湖海，陷入
“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地吧！他哪里知道大学方面不但要请他去作研究， 而且还有人建议他在研究期间，授予他一个荣誉博士学位呢！也许，当事人 早已将内情告诉他，但仍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李约瑟写文章的时候，必先选择一张最大的长桌子，将常用的书和参考 资料放置在桌上。他工作时翻书检图，十分忙碌，不一会儿桌子上的书和资 料就弄得乱七八糟了。写作期间，他自己从不收抬桌子，更不让别人替他收 拾，以免弄乱他的书籍和文件，待他的文章大告成功后，才将桌子加以整理， 把所有书籍资料和物件放回原处。在这一点上，他的作风和现代行政、商业 管理人员有些不同，很多高级管理人员的桌子是一尘不染的，更不让太多文 件堆在桌子上，免得影响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声誉。但李约瑟有很强的记忆力， 他翻阅参考书时，脑中就有了印象，知道每本用过的书的位置，如将桌子收 拾一番，找起来反而浪费时间。
每次李约瑟完成自己认为精彩的一篇文章，他就在午餐和下午茶时很高 兴地念给李大斐听，他说他找到了一小块蓝色的土。李大斐在她的研究上如 有新的发现，也照样念给李约瑟听。两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欣赏。
李约瑟在打字机前工作时，总是全神贯注，从不让别人打扰他，免得扰 乱他的思路。甚至连他自己的上司、生物化学系主任杨格教授找他时，也同 样对待，累他站着等了好几分钟。杨格教授并非平凡之辈，他也是皇家学会 会士，而且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幸亏他秉性温善，又能了解李约瑟的 性格，以后总是预先约好时间才和李约瑟见面，难怪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 术史》第三卷的导言中这样说：“我很高兴向我的（理）学院和学系同事致 谢意，在此可以代表他们的是皇家学会会士杨格教授，我感谢他们对我表现 的永恒不变的同情和谅解，没有他们的同情和谅解，这项工作是不能进行 的。”
李约瑟的合作者是采用别的方式协助他写他的巨著的，或替他搜集资 料，或与他进行讨论，或替他撰写初稿，或在剑桥与他一起工作，或在别处 各自行动，依各人的条件而有所不同。最理想的当然是撰写每一篇稿都能和 合作者在一起，但这并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做到的。合作者有不同的个性，有 些执拗，难以容人。幸亏李约瑟处理有方，合作者又都尊重他，一切事情可 以说进行的颇为顺利。
李约瑟将其父亲遗下的一幢楼房捐出，作为图书馆，收藏他所拥有的一 切有关科学史的资料。1968年，剑桥成立了一个信托会，建立起一所“东亚 科学史图书馆”，李约瑟遂将其收藏的书和那幢楼房移交给这个信托会。
后来，李约瑟的藏书越来越多，他捐出的楼房只可作藏书之用，而没有 地方让学者工作了。李约瑟在基兹学院任院长时，院长宿舍尚有充裕的房间， 1976年任满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先替信托会在出版社附近租了一座预制件房 屋，供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使用，1978年又买了一座比较宽敞的房屋，租给信 托会。它就是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现址。李约瑟担任义务主任，鲁桂珍是义 务第二主任。这里也是李约瑟从事研究工作的地方，这座灰色的三层砖楼虽 然看起来有点古老，但环境优雅，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第一室（即主任室）为公用，内藏综合性工具书、书目、资料和图书卡 片。第八室为非洲、美国、考古学等资料研究室。为了有助于了解该馆藏书 范围，所有图书资料都由李约瑟亲自标出其所在藏书室和排架位置。东亚科 学史图书馆是一个专供专家们使用的研究图书馆。藏书是按李约瑟拟定的、 便于使用的独特方法分类排架的。藏书有中文和日文的古代线装书、写本、 平精装书刊，以及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和拉丁文等西方书刊， 写本和稿本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外文籍的缩微胶卷、照片、负片和 幻灯片等。藏书范围相当广泛而齐全，基本可以满足从事中国科学史的研究 需要。
第五室（即藏刊抽印本的研究室）内容最为精彩。这是世界各国学者亲 笔签名赠送给李约瑟的有关中国科学文化的论文抽印本，近2万件。每件按 其类别装在大纸盒内。在这里可以同时看到不同时期各国学者用不同文字发 表在各种刊物中的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大量原始论文。这是其他图书馆内很难 看到的特殊收藏品。
图书馆每年都有来自亚洲、欧洲各国的学者来这里作短期的客座研究。 从来客留名薄中可以看到，该馆每年接待数以百计的各国来访者，其中包括 我国科学界人士。
每个工作室和楼道都是挂中国书画，多半是李约瑟的友人赠送给他的； 其中有郭沫若写的行草条幅，王星拱博士的小篆，还有著名书画家齐白石、 徐悲鸿和吴作人等人的艺术作品原件。室内装饰充满中国气氛。中国人在这 里感到特别亲切。
馆长李约瑟除从事写作、照顾馆务外，每周要答复大量国内外来信，接 待来访者，工作是紧张的。实践证明，人少，只要效率高照样可以多办事， 而且作得井井有条。
1976年，有人提出一项和剑桥大学新成立的罗宾逊学院建立关系的建 议，打算在学院内建造一座建筑物，作为东亚科技史图书馆的永久馆址。以 下是信托会的基金会关于这项计划的说明：“李约瑟博士，英国皇家学会会 士，英国学术院院士，曾任基兹学院院长，自1942年以后的几十年来，广为 收藏中国和西方的文献资料，这就是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发端。收藏这些文 献资料，主要是为了编撰有关中国文化区的科技、医学和科学思想史所进行 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是由李约瑟开创的，并一直持续至今；他的合作者有 20人，其中最主要的是罗宾逊学院院士鲁桂珍博士。他们所写的这部巨著， 自1954年起，陆续由剑桥大学的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中国科学技术史》， 出齐后预计将分7卷，共约20余册，大部分已经出版，其余的正在不同的积 极准备阶段中。这项工作的一个总的效果是，它出乎意料地揭示出在漫长的 年代里，东西方各族人民为获得对人类藉以生存的自然界的可靠而全面的认 识所共同经过的历程。”
“但在这段时间内，人们也感到有必要把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永久保存下 来。《中国科学技术史》完成之后，这个图书馆作为一个专业性的研究机构， 对许多学者的用处，不会因此而终了。这部巨著，虽然卷帙浩繁，实际上只 采用了所搜集到的资料中极少的一部分；图书馆中的中文典籍，事实上大部 分没有触及。在西方，类似这样的书库还没有第二个；可以与之相比的，只 有北京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收藏有各 欧亚文种，尤其是中文和日文的书籍、刊物、小册子和手写本；此外，还有 大量的图片和档案，如笔记、照片、地图、微型胶卷等，对今后这个领域内 的研究工作特别有用。必须指出，这个图书馆收藏图书以精选为原则，它主 要是为研究科学史的学者服务；需要参考这个领域以外的文献，必须求诸于 国立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的非专门性的收藏书。”
“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和日文书籍达6000种。如果把专题文章 也包括在内，比这个数字还要更大得多。但这类文章，因为篇幅小，往往同 单行本放在一起。他们包括小册子、册页、复印本等。分装在500个文件匣， 共计25000种，所订期刊共50种，装成合订本的达3000本。在各类图书刊 物中都有一些珍贵的资料；必须强调，今天即使经费不受限制，并得到中国 当局和学者的慷慨帮助，也不可能再搜集到这么多图书了。所以这些图书都 已分类，大量的书目资料存放在文件柜，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科分类 编排。馆内也有微型胶卷的阅读和复制设备，但这些藏书不得借出馆外，即 使是合作者也不例外。”
“除了馆内所有图书的中英文目录外，还应该提一下其他有价值的资 料。 《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版各卷和其后部分卷册的参考文献，不论它们 属于哪种文字，都可以很快地在参考卡片上查到。我们希望，这些参考文献 将综合起来，附在该书的最后一册，这会给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此外，还 有记载在参考卡片上的人物资料，收录了中国历史上科技和医学方面共4万 人的小传。同时，另有数千计的卡片，记录并解释了中国古代文献中所使用 的专门名词。”
1978年1月15日，一块约合半英亩的土地已正式转让。建筑物包括一 个主楼和两个侧翼，有回廊相通，造型简朴，是参照东亚的标准建筑物设计 的。
一所学院附设一个专业性的图书馆，是不乏先例的，例如丘吉尔学院就 有一个丘吉尔档案馆。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而论，其研究对象在大学任何一 个主要科系之外，既非东方人文学，又非西方科学史。虽然学院以往附设的 专业性图书馆因为使用效率低，也很少为人所知，终于纳入大学或科系图书 馆的体制中，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将成为研究和著述活动中心，它突出地增 加了学院建筑物的多样性，像磁石一样吸引来自亚洲的那些关心该地区现代 化的访问者；同时它又是一个日益重要的研究项目的学府，这对于与它有联 系的学院，也增加了光彩。
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是世界上三个重要的中国科技史资料中心之 一，其他两个是北京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日本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它们各 有特点，彼此间亦可以取长补短。李约瑟在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 不朽著作之外，又创办这座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并为筹馆而到处奔波，以一 位年逾8旬的高龄老人来说，可谓用心良苦。到1983年，李约瑟已在剑桥大 学图书馆附近的赫谢尔路和西尔威斯特路转角处购置了一块地，出价10万英 镑，由英国人士捐出。图书馆蓝图已经绘制，剑桥市政局正在考虑是否批准 此项计划。建筑费用约为100万英镑，但募得款项只有40万英镑。其中，25 万英镑来自克劳齐基金会、可口可乐公司、日本学术振兴会和新加坡李氏基 金会。他自己的著作版权费等，则作为图书馆的一切日常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