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天工开物》传到朝鲜。
1783年，朝鲜李朝 （1392—1910）著名作家和思想家朴趾源（1737— 1805）完成的游记《热河日记》中向朝鲜读者推荐了《天工开物》。
1830年，法国著名汉学教授儒莲（1797—1873）首次把《天工开物·丹 青》章关于银朱的部分译成法文，题为《论中国的银朱》。译自中文并摘自 名为<天工开物>的技术百科全书，发表于《新亚洲报》第5卷中。
1832年，儒莲的法文译本又转译为英文，刊发于《孟加拉亚洲文会报》 卷一中。
1847年，儒莲的另一篇法文译文《铜合金·白铜·锣钲》（译自《天工 开物·五金》章），在译成英文后又被译成德文刊于德国《应用化学杂志》 卷41。
1837年—1840年，儒莲在《桑蚕辑要》一书中引用的《天工开物》论桑 蚕部分被摘译为意、德、英、俄等欧洲语。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读了儒莲翻译的《天工开物》 中论桑蚕部分的译本后，把它称之为“权威著作”。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 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 （1868）卷一谈到养蚕时写道：“关于中国古代养蚕 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他把我国古代养蚕技术措施作为论证人工 选择和人工变异的例证之一。
1869年，儒莲和法国化学家商毕昂把《天工开物》有关工业各章的法文 摘译，集中收入在《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一书中，在巴黎出版。
1964年，德国学者蒂路，把《天工开物》前4章《乃粒》、《乃服》、
《彰施》及《粹精》译成德文并加了注释，题目是：《宋应星著<天工开物> 前四章<论农艺及农产品的进一步加工>》。
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任以都博士将《天工开物》全文译成了 英文，并加了译注，题为《宋应星著<天工开物>，17世纪中国的技术书》， 在伦敦和宾夕法尼亚两地同时出版。这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欧洲文全译 本。
目前，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已经成为世界科学经典著作在各国流传， 并受到高度评价。如法国的儒莲把《天工开物》称为“技术百科全书”，英 国的达尔文称之为“权威著作”。本世纪以来，日本学者三枝博音称此书是
“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把《天工开物》称为
“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宋应星写作的17世纪早期的重 要工业技术著作”。可见，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世界科学史中也占有重 要的地位。
七、宋应星的晚年
1637年6月，宋应星完成了他的《卮言十种》中的第八种《论气》一书。
《论气》是宋应星的一部自然哲学著作，分为《形气》、《气声》、《水 火》、《水尘》、《水风归藏》和《寒热》等篇章。
宋应星在《论气》一书中，继承了先秦的荀子（公元前330—前227）， 汉代的王充（27—107）、宋代的张载（1020—1077），特别是宋代哲学家张 载的元气论并予以发展，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自然观哲学体系。
宋应星认为宇宙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原是“气”，由“气”而化“形”， 形又返回到“气”。在形和气之间还有个物质层次是水火二气。
宋应星把元气论和新五行说 （金、木、水、火、土）结合起来，用“二 气五行之说”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制。由元气形成水火二气，再由水火形成 土，水火通过土形成金木有形之物，然后再逐步演变成万物。
宋应星的二气五行之说理论比王充、张载的元气论更为深化和绵密，也 比当时西方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的土火水气四元素说解释万 物生成更加具体。因为他在气和万物之间引入了水火土金木这些过渡的物质 层次，而不是由气直接构成万物。
宋应星还进一步讨论土石五金的“生代之理”，从中引出了物质在变化 前后“未尝增”与“未尝减”的物质守恒思想。
宋应星还指出动物体内所含的物质成分和植物所含的是同类，而植物是 摄取土中无生命养料和水而生长的，从而论证了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在物质 构成上的统一性。
宋应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基础 上的。
宋应星在《论气》的《气声》篇中还专门讨论了自然科学中的声学问题， 其中包括影响声调的各种条件、声速、声音的传播媒介和决定声音强度的因 素等问题。
宋应星在谈到声音发生原理时，指出声音是气的运动，由于气与形之间 的冲击而发出声音，以形破气而成为声音。声音的大小、强弱取决于形、气 间冲击的强度，急冲急破。
宋应星还指出传播声音的介质是空气，他以炮声为例，指出单位时间内 炮声所达到的距离为炮弹所达到的距离的10倍。他认为，声音在空气中的传 播很像以石击水所成的水波扩散那样，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可见他已 经有了关于声波的初步理论概念。他的这些思想，为以后声学理论发展指出 了正确方向。当时，欧洲还在争论关于声音的传播媒介到底是空气，还是以 太微粒或物质微粒。直到17世纪德国学者盖里克用抽气机作传声实验后，才 证明声的传播介质是空气，声波的概念是这以后很久才建立起来的。宋应星 在研究声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较先进的思维模式。
1637年9月，宋应星又完成了《卮言十种》中的第九种《谈天》一书。
《谈天》主要是谈日，当宋应星登山东泰山观日时酝酿了一种思想，认 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如果认为是昨日之日，是“刻舟求剑之义”。认为 太阳不但沿着它的轨道周行不已，而且它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这样，就 修正了张载提出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之说，批判了董仲舒“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后来，王夫之发挥了宋应星的这种“日日新” 的思想。
宋应星还批评了宋儒朱熹 （1130—1200）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日有食之”时的天人感应说观点，以古代日食观测资料与古史作了对比， 证明天人感应说是毫无根据的。
1638年，宋应星在分宜任期已满，考列优等，随后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
（负责刑狱工作）。
1640年，宋应星任期还没有满，就辞官归里了。
1642—1643年，宋应星在奉新家居住时，当地爆发了由李肃十、肃七领 导的红巾军起义。宋应星曾经与兵备道陈起龙，司李胡时享等，用计谋和武 力镇压了这次起义。
1643年，宋应星又出任南直隶凤阳府毫州（治所在今安徽凤阳）知州（正 五品），这是宋应星一生担任的最高官职。
宋应星担任毫州知州时，已经是明亡的前夕。宋应星赴任后，州内因战 乱破坏，官署都被毁，他捐资努力重建，又把出走的官员招集回来，还捐资 在城南买下了薛家阁，准备建立书院。
1644年初，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宋应星的心愿未遂，辞官返回了奉新。
3月19日，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万岁山（景山）树上。是日农民军破 内城各门，李自成乘马进城，入承天门（天安门），登皇极殿。城内人民都 设案焚香迎接，于门首大书“顺民”和“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等字样。 明朝的腐朽统治至此崩溃了。
4月22日，清兵进入山海关，包围了北京城。
宋应星虽然早已挂冠，回到了奉新家中，仍关心国家大事，他按捺不住 自己的激动心情，痛恨那些汉族大官僚地主依靠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对广大人 民施行民族压迫的可耻行径，就挥笔草成了《春秋戎狄解》一书，借古喻今， 在南方制造抗清舆论。
1644年清建都北京，宋应星成为亡国之民。
5月15日，南明福王朱由崧称帝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这个政权 完全是明末腐朽政权的继续。
南明时，宋应星被荐授滁和兵巡道和南湍兵巡道（是介于省和府州之间 的地区长官），但宋应星均辞而不就，他在晚年决心做一个隐士。
明亡前，宋应升已升任广州知府，明亡后也无意恋官，辞去官职，回到 家乡。宋应星弟兄寄希望于南明政权，但这个政权由马士英、阮大铖擅权， 内用宦官，外结诸将，政以贿成，官以钱得，有“中书随地走，都督满街走， 监纪多如羊，职方兼如狗”之谣。这个政权从成立之日起，内部就陷于四分 五裂的状态。阮大铖勾结马士英，日以党争为事，罗织罪名，排挤打击东林 党人。
1645年5月，清军渡江，福王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不久，清追兵至， 黄得功战死，福王被俘，后在北京被杀。
宋应星和宋应升回到家乡后，阔别多年得以重逢，虽然是兄弟相见格外 高兴，但国事的不可为又给他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尤其是清兵攻破南 明政权后，又南下去取江西，更使他们感到绝望。
1646年，宋应升题了两首绝笔诗，服毒殉国。宋应星在埋葬了与他相伴 多年的大哥之后，一直过着隐居生活，拒绝到清政府去做官。
1655年，宋应星应友人陈弘绪之请，为陈弘绪撰的《南昌郡乘》草成了
《宋应升传》。
八、宋应星和他的师友们
1666年，宋应星去世了，享年80岁，葬于本村戴家园祖墓侧。
宋应星有两个儿子，长子宋士慧，字静生，次子宋士意，字诚生，两个 人都是敏悟好学，长于诗文，人称“双玉”。
宋应星生前教导子孙，一不要科举，二不要做官。子孙都能奉行宋应星 的遗训，淡泊功名，在家乡安心耕读。到清嘉庆年间（1796—1820），他的 后代都成为贫苦农民。
宋应星生前的社会关系，第一是他的老师邓良知，公元1613年中进士， 历任南直宜城 （今安徽宜城）令和福建兴泉兵备道。邓良知还是宋应星的舅
廖邦英（1558—1642）是宋应星20年的好同学，好朋友，还是宋应升的 契友兼亲家。
舒曰敬是宋应星的另一位老师。舒曰敬字元直，号碣石，南昌人。公元 1592年中进士，授泰兴知县，因为杖毙巨窝张耀触怒了太守吴某而归里。不 久，降为徽州府儒学教谕，于是就退隐到紫阳山、白鹿洞等书院授课。很多 名公巨卿，都是他的学生。崇祯时由尚书沈演推荐，向皇帝上书《七策十论》 被采纳。山居近50年，著《只立轩前集》等书。
涂绍煃就是资助宋应星刊刻《画音归正》和《天工开物》的涂伯聚。涂 绍煃和宋应星同师于舒曰敬门下，并同榜中举。涂绍煃排名在宋应星之后， 为第四名。涂绍煃是宋应星“肺腑获通”的好友，又是宋应升的儿女亲家， 宋应升的第三个儿子宋士頵娶的是涂绍煃的女儿。
涂绍煃母亲去世时，宋应星弟兄曾亲自前往吊唁，当时涂绍煃任河南信 阳兵备道，积极主张开发矿藏，兴办工业，用来资助抵抗清兵的粮饷，并且 首次在江西设厂冶铁铸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如果没有涂绍煃帮助刊刻， 也不能一直流传到现在。
崇祯末年，涂绍煃任广西左布政使。1645年6月，清兵南下进入江西， 涂绍煃率家人出走，不幸到君山湖 （湖南岳阳西南的洞庭湖）时，突然刮起 大风，将船覆没，涂绍煃一家全遭厄运。
宋应星任分宜县学教谕时，与分宜县令曹国祺交往甚密。1636年3月， 宋应星和曹国祺到当地的名胜钤山游览。这时突然送来一份邸报 （报纸）， 见到有人给皇帝上书发表谬论以求授官的荒唐现象。宋应星便和曹国祺谈论 这件事。曹国祺建议他写个东西，宋应星在曹国祺的鼓励下，写出了《野议》。
1645年清兵南下抵江西境内，曹国祺走避上高，联络举人曹志明等人奉 南明隆武年号举兵抗清。年底，曹国祺率领的抗清武装攻入新昌，杀降清县 令。新昌在籍御史陈泰来响应，出屯棠蒲，命曹国祺等统上高兵屯界埠，约 定共趋府城南昌。由于相互间没有配合好，受清兵三路夹攻，曹志明阵亡。 曹国祺率兵退走湖广。
曹国祺是这样一位反对民族压迫的文武兼备的志士。他经常和宋应星议 论时事，有共同政见，所以才鼓励宋应星写出《野议》一书。
刘同升（1587—1645）是宋应星另一位在明末举兵抗清的友人。刘同升 字孝则，又字晋卿，江西吉水人，1621年中举人，1637年中状元，授翰林院 修撰，为人正直清廉。当时杨嗣昌夺情（父母死了不守制仍做官）进入内阁， 刘同升和翰林杨廷麟等联疏弹劾杨嗣昌，被降职为福建按察使知事，因生病 回家。1644年后，写了《哀志诗》一百首表明志向。后携家眷进入福建，和 他的学生杨廷麟等人举兵抗清。南明唐王立后，加刘同升为祭酒，和杨廷麟 一起从福建进入江西赣州，起兵攻取吉安等地，又加刘同升为詹事兼兵部左 侍郎、巡抚南赣。1645年南都陷后，刘同升因悲愤呕血而死于赣州。生前著 有《明名臣传》等书。
宋应星和刘同升有30年之交。1610年，宋应星和刘同升第一次见面， 曾约好30年再会，30年后果然相会，并一起怀念了他们的老友李匡山。
宋应星还有一位叫陈弘绪的多年往来的密友。陈弘绪字士业，江西新建 人，1638年出任山西晋州知州，后来因为触犯阁臣刘宇亮，被降职为湖州经 历，改知舒城，1644年后和南明阁臣史可法（1602—1645）、姜日广、刘同 升等人联络抗清大事，著《宋逸民录》，赋《江城怀古》诗表达他的志向， 入清后，清政府多次征招他去做官都不去，只答应撰写《南昌郡乘》以怀旧。 所著都收入《陈士业先生集》中，1687年刊行。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陈 弘绪的全部著作都列为禁书。
陈弘绪《石庄集》中的《屯田议》、《盐法议》、和《水利议》等，与 宋应星在 《野议》中的一些观点非常相近。陈弘绪和桐城方以香（1611— 1671）、江西姜日广、刘同升等人都是明末的“复社”成员。
宋应星和姜日广既是亲戚，又是朋友。姜日广字居之，号燕及，江西新 建人。1615年和宋应星同榜中举，1619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进编修。 1626年和给事中王梦尹一起出使朝鲜，不收受朝鲜的馈赠，回来后还向朝廷 汇报海外的情况，有八件事对军国大事有用，大多被采用。魏忠贤因为姜日 广是东林党人，把他罢官。1628年，朝廷以右中允官职重新起用，官至吏部 右侍郎，后降职为南京太常卿，称病回家。1642年又被荐举为詹事，负责南 京翰林院。
1644年以后，姜日广和史可法等人在南京商议拥立潞王，建立南明朝 廷，但马士英一伙阉党则拥立了昏庸的福王。姜日广被马士英排挤出朝廷， 辞官回江西。1648年，降清的南明将领金声桓以姜日广为号召，发兵反清， 兵败阵亡。1649年，姜日广投家池而死。生前著有《皇华集》等书。宋应升 的次女嫁给了姜日广的孙子姜鹿初，固此，姜日广也是宋家的亲戚。
宋应星的师友们多半都是有才学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当他们做官以 后，都是和明末阉党、邪派官僚相对抗的较为正派的官吏，并经常在官场中 遭到排斥，有的还属于东林、复社。他们都对明末社会的腐败和阉党的横行 表示不满，主张改革弊政，以缓和社会矛盾。他们都有民族气节，反对清朝 贵族统治集团的民族压迫，有的还直接在清初发动武装抗清斗争。他们是在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他们的活动具 有一定进步意义，他们和宋应星有许多共同之处。
宋应星推崇的是这些人，反对的是那些世家大族、显贵闻人、阉党、邪 派官僚、炼丹求仙者等等，如《怜愚诗》第6首：
“青苗子母会牙筹，吸骨吞肤未肯休。
直待饥寒群盗起，先从尔室报冤仇。”
再如第9首，他讽刺南宋时的祸国权臣贾似道，在杭州葛岭下修“半闲 堂”，纵情于声色，而贻误军国大事，实际上发泄的是对明末祸国奸臣的不 满：
“乘胜元兵已破襄，葛坡贾相半闲堂。
且偷睫下红妆艳，为虏明年岂足伤”。
再如第13首讽刺阉党魏忠贤、崔呈秀：
“宦竖么么移浊躬，投缳旅店疾如风。
官高经略师徒丧，俯首求生贯索中。”
魏忠贤、崔呈秀从1621年以来把持朝政，弄得国破民穷，激起公愤。1627 年8月，明熹宗朱由校死后，其弟朱由检即位。朱由检平日就知道魏忠贤的 罪恶，即位后，魏党自危。11月，朱由检安置魏忠贤在凤阳。这时奏劾魏党 罪恶的官员越来越多，魏忠贤知道后，在阜城旅店中投缳自缢，同月崔呈秀 也自缢。所以说：“投缳旅店疾如风”。“官高经略师徒丧”句，指1619 年辽沈之战中丧师失地而被下狱处死的辽东经略杨镐。杨镐败后，朝官们推 举熊廷弼为经略，但熊廷弼督师时多次遭到阉党王化贞的破坏，广宁之役又 告败北，朝廷遂屈杀了熊廷弼。
第20首嘲笑桐乡近宦：
“桐乡近宦一何愚，欲积鎏金百万余。
数未盈时冤已集，一夫作难委沟渠。”
第27首讽刺炼丹求仙者：
“天垂列象圣遵模，为问还丹事有无？
万斛明珠难换颗，痴人妄想点金须。”
第39首：
“人到无能始贷金，子钱生发向何寻？
厉词追索弥年后，生计萧条起绿林。”
总之，宋应星作为封建社会晚期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摆脱阶级和时代 的局限性，但是由于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进步的思想观点，在科学 和其它一些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成就，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 扬。
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苏颂
一、苏颂以前的中药学著作
苏颂，字子容，生于1020年12月10日，泉州府同安县（今福建同安） 人，是北宋著名的中医药学家和天文学家。
苏颂的六世祖名叫苏益。唐昭宗（889—904）时，威武军节度使王潮（？ —898）割据福建，苏益随同王潮进入福建，死后就安葬在同安。
苏颂的五世祖名叫苏光海。苏光海在同安修建了府第，从此，苏家就在 同安定居下来。
公元1024年，苏颂的祖父苏仲昌中了进士，曾任复州（治所在今湖北天 门）太守，后来进为左屯卫将军，太子少师。
苏颂的父亲苏绅比苏仲昌早五年中的进士，初任宜州 （治所在今广西壮 族自治区宜山县）推官（负责勘问刑狱），后来曾任史馆修撰、翰林院学士、 尚书礼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中央和地方官职。苏绅博学多智，写得一手 好文章。扬州的州将盛度一向以文学自负，见到了苏绅的文章，大吃一惊， 自认为不及，从此，苏绅声名远扬。苏绅在知河阳（治所在今河南孟县西） 任满时，准备奔赴河中 （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任新职，未行时染上 了疾病，由于医生开错了药方，还未上任就不幸去世了。苏颂在扶柩南归的 途中，将苏绅择葬于润州丹阳 （今江苏丹阳），随后把家也移居到丹阳。
苏颂的伯父，堂叔伯苏缄、苏结等也均为进士。
苏缄在公元1065年时为皇城使知邕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南），因交趾（今越南）入寇而死，被宋神宗赠为奉国军节度使，谥（帝王、 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号忠勇。
苏颂的哥哥在苏颂中进士四年后也中了进士。
1042年，苏颂和王安石（1021—1086）同榜考中进士。苏颂初次任职是 宿州（治所在今安徽宿县）观察推官（宿州驻军长官的僚属），知江宁县（今 江苏南京）。江宁在唐朝灭亡后，户籍田产管理一直很乱，官府收取赋税时 由收税吏员说了算。苏颂到任后，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然后正式进行户籍田 产的清理工作。那些想隐瞒自己的户籍田产而从中牟利的人，见苏颂知道他 们的底细，大为骇惧，再也不敢隐瞒都如数上报。于是苏颂定出了简而易行 的纳税办法，革除了由收税吏员说了算数的弊端，为人民所称道。
不久苏颂又被调任为南京 （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县南）留守推官，当时的 南京留守是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他把政事交给苏颂去办，认为苏颂办事精审， 一经苏颂阅览的文案，他就不再去看了。当朝宰相杜衍退休后在南京养老， 见到苏颂，对他也很器重，认为日后他一定能成为宰相。公元1053年苏颂被 调到京城开封任馆阁校勘。从此，他开始从事皇家藏书的校勘整理工作。
公元1057年，由枢密使韩琦（1008—1075）建议，宋仁宗下诏，命直集 贤院检讨掌禹锡（字唐卿、许州郾城今河南郾城人）和苏颂等四人为校正医 书官，在编修院内设置校正医书局（后改称所）。
东汉时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部较完善的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著录药物共365种，计有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 药46种。如桂枝、麻黄、杏仁、石膏、附子、黄岑、黄连、知母、柴胡、地 黄、当归、芍药等，在临床上有卓越的疗效。
自《神农本草经》问世以后，又陆续有《蔡邕本草》、《吴普本草》、
《李当之药录》等新的本草著作出现。这些本草著作都是在《神农本草经》 的基础上，增加了魏晋以来所发现的新药，加以整理总结而成，他们的体例 都不够系统，内容也比较简单，并且有许多错误。
南朝齐、梁时的道士陶弘景（456—536）在公元494—500年间开始对以 前的本草进行了勘订整理。陶弘景不仅把《神农本草经》所载的365种药加 以订正，又增补了汉魏晋以来张仲景、华陀、吴普、李当之等名医副品药物 365种，共计730种，汇编成《本草经集注》。陶弘景在撰写《本草经集注》 时，用朱笔抄写《神农本草经》的内容，用墨笔抄写张仲景等名医增录的资 料，用小字抄写他自己的注文，这样就保存了《神农本草经》的原貌，致使
《神农本草经》的原文能够流传下来。
陶弘景把《神农本草经》中的药物按上、中、下三品分类，首先按照药 物在自然界中的属性分类。他把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 有名未用等七类，除有名未用一类外，其余每类再分上、中、下三品。
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对药物的性味、产地、采集、形态、鉴别、 炮制以及应用等方面都有新的论述。他把药物的寒、热、性、味用朱、墨点 予以区别，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为平。他把药性分得更加细致，共 分为寒、微寒、大寒、平、温、微温、大温、大热8种，使当时人们对药性 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认为药物的产地和采制方法与它们的疗效有密 切关系，并对药用植物的形态鉴别极为重视，譬如他认为：术有两种，白术 叶大有毛而有桠杈，根甜而膏少，可以作丸散用；苍术叶细而无桠，根小， 苦而膏多，可以煎用。
陶弘景最早提出了“诸病通用药”的名目，列举出80多种疾病的通用药 物。这不仅给医生处方用药带来方便，而且开创了按药物主治作用进行分类 的先例。这是中药分类的一大进步。
陶弘景还首次记载了一些有特效的药物，有的现在还在中医临床上使 用；他还规定了丸剂、散剂、膏剂、汤剂、酒剂等的制作规程，考订了药用 的度量衡；在深入研究药物的过程中，他曾仔细观察了大量动植物，做了不 少生动、准确的记录，纠正了前人一些不科学的认识，在生物学上也做出了 一些贡献。譬如当时流行螟蛉是蜾蠃的“义子”这样一种迷信说法，但他发 现蜾蠃是有“子”的，蜾蠃的子寄生在螟蛉身上，以螟蛉为食物。
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成书后，又把汉魏以来名医在《神农本草经》 内增录的资料汇集成《名医别录》3卷。《名医别录》收载药物种类比《本 草经集注》中“名医副品”365种要多，它不仅收载两汉至刘宋期间名医增 录的药物，而且记载了《神农本草经》所载药物的新用途。《名医别录》是 总结两汉、魏、晋、刘宋时期的药物学专著，其中所记槟榔等的药效以及书 中所载本草附方，是现存文献中最早的记载。
唐高宗显庆 （656—661）年间，唐高宗命苏敬等人修定《本草》，增药 114种，称 《新修本草》。从唐代的《新修本草》开始，我国有了由政府组 织编撰和颁行的本草著作 （相当于现在国家颁布的药典）。
唐玄宗开元 （713—741）年间，陈藏器撰《本草拾遗》。
五代后蜀（934—965）韩保(044)等人又以《新修本草》为蓝本，参校增 补注释，撰 《蜀本草》。
公元973年，宋太祖组织了《开宝新详定本草》的修撰，次年又加校勘， 定名《开宝重定本草》。《开宝重定本草》所载药物从《新修本草》的850 种增至983种。
二、编撰 《图经本草》
掌禹锡等人所在的校正医书所共校正了《灵枢》（《黄帝内经》中的9 篇，主要论述经络和针刺）、 《素问》（《黄帝内经》中的9篇，主要论述 脉理和病因）、《甲乙经》（晋皇甫谧撰。10卷，128篇。内容论针灸，兼 及脏腑、经络、腧六、病机、诊断、治疗等，定人身腧六 （针穴）总数654 个，对各穴的具体位置及主治证候，都有明确的叙述。后来我国医学中有关 针灸的论著，无不以此书为基础。书在唐代即已流传至朝鲜、日本等国）、
《广济方》、《千金方》（唐孙思邈撰，包括《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两书，共收集了5300多个药方，记载了800多种药物）、《外台秘要》（唐 玄宗时王涛撰，收了6900多个药方，至今还有参考价值）、《太素》和《神 农本草经》等8部医药书。
掌禹锡等对《神农本草经》的校正，是在《开宝重定本草》的基础上， 吸收了《蜀本草》等各家之说，加以正误补注而成，因而根据宋仁宗的年号， 称之为 《嘉祐补注神农本草》。
1060年，《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完稿，次年印行，共21卷，载药1082 种，在内容和文字方面都比 《开宝重定本草》有很大的进步。
人们在补注《神农本草》的过程中认识到，只有文字资料是不足以明确 无误地辨别、认识各种药物，必须吸取《新修本草》的经验，要有描绘药物 的图形和图说，才能使人正确地鉴别各种药物。
1058年10月，校正医书所奏请朝廷向全国各地下诏，将所产药物详细 绘图，并说明药用动、植物的生长情况，各个有效药用部位、收取时间、药 性、主治疾病和有关的处方等，连同标本一起送到京城开封，用来撰写一部 与本草经平行的图经。这个奏请得到了宋仁宗的批准，于是展开了一场全国 性的药物普查活动，送来了数量巨大的图和说。校书官掌禹锡等人面对这样 一大堆工拙不一的图，详略、雅俗、正讹万状的说，感到无法下手，没有能 力再来主持这项编撰纂述的工作，他们只好向朝廷举荐苏颂来从事这项工 作。
苏颂得到朝廷任命后，即将这一大堆资料进行了鉴别、分类、整理和考 订。
1061年，左、右相富弼（1004—1083）、韩琦推举苏颂出知颖州（治所 在今安徽阜阳），苏颂只好赴颖州任职。这年10月，《图经本草》一书撰成， 苏颂派人把稿件送到校正医书所抄写，第二年12月进呈给朝廷，奉敕镂版印 行。
苏颂在《图经本草》中共收入药物780种，药物图933幅。药物图大多 数是写实图。这些图到现在还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许多植物图现在还可以用 作鉴别这类植物科、属、种的可靠依据。
苏颂在编纂《图经本草》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各地所报材料中大量的民间 实际医疗经验。这部书与前代的本草著作相比，增加了63种新的药物。这些 药物大多数是各地民间发现的有效药物。譬如：狼把草，可以治疗血痢；紫 背可以解一切蛇毒，兼治咽喉肿痛；瓜藤，治疗各种热毒疮；石南藤（石南 高七八尺，正二月间开花，花很细碎，聚集成(135)。淡白绿色，秋结实。江 南地区常植于墓地），可以治疗腰痛等等。苏颂在书中保存了大量来自民间 实际治疗经验的宝贵资料。
苏颂在继承古代医药学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发挥。他在《图经本 草》中一般首先引述《神农本草经》或者《名医别录》等经典著作中药材的 产地、形态、性状、收采时节、炮制方法、主治功用等内容，再详细叙述当 代出产这种药物的军州郡府的名称，还对各地的产品进行比较。这种发挥对 于考察汉代到宋代中药材产地的变迁和北宋中叶地道药材、生态学等都有重 要的意义。
苏颂对药物基原和原植物的鉴别和描述，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对每 一种药用植物，一般按照苗、茎、叶、花、果、实、根的顺序记载，还对花 萼、子房、种子的形态都有不同的描述。他对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和唐 代的 《新修本草》中一些常用的植物药，譬如术、白前、石韦（丛生，蔓延 石上，生叶如皮，故名。亦名金星草，生于瓦屋上者名韦）、连翘（本名连， 又名异翘。有小翘、大翘之分。以实似莲作房，翘出众草而名，根、茎、实 入药）、泽泄、使君子（又名留求子。花可观赏，果仁供药用，作驱虫剂）、 茵陈蒿、桔梗等多种植物在内的常用药，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做了深入的探 讨。他特别注意那些外形相似实际上是不同品种的植物和同一植物药的不同 品种的比较。这种方法，被以后的中医药学家所推崇和采用，直到现在仍然 有它的实际意义。苏颂所用的一些植物形态术语，都是很科学的。如对茎的 生长状态，描述缠绕茎是：“苗如丝综，蔓延草木之上”；描述攀缘茎是：
“苗蔓延木上”，描述匍匐茎是：“布地蔓生”；描述直立茎是：“独立而 长”；对植物叶的着生部位，用 ‘叶作丛”来描述丛生叶；用“四叶相对而 生”来描述轮生叶；用“两两相当”、“两两相对于节”来描述生叶，这些 都充分表明苏颂有较高的药用植物学水平。
苏颂对于药物炮制，给予了足够的注意。中药的炮制是一门专门学问， 南北朝时期开始有炮制专著。由于中药本身的性质，它的炮制内容早已超出 狭义的中药炮制了。譬如苏颂提到的当时海盐、山盐、大盐、戎盐、石盐、 青盐、光明盐、绿盐等各种食盐的制备过程，对了解当时的制盐工艺具有重 要的参考意义。再如制茯苓酥法，汉中干姜法，蜀人稀莶丸法等等，对后来 的药物炮制也有启发性意义。
苏颂在《图经本草》中，还保留了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料。他在校正医书 所参加实际编纂工作时，因工作需要，征集了大量的医书，其中有不少宝贵 的珍本、善本，还有一些其他类的好书。中医药学具有博物学的性质，从事 中医药学需要参考大量的医书和其它的有关著作。苏颂利用他的有利条件， 他在 《图经本草》中缉录了一些已佚的重要医方书，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医学 文献，具有珍贵的文献学价值。譬如：他引用了相当一部分汉晋隋唐各代的 医方，如在人参条下，他引用了汉代张仲景治疗胸(175)症的理中汤，南北朝 胡洽治疗霍乱的温中汤、四顺汤等。四顺汤在晋葛洪《抱朴子》和唐王焘《外 台秘要》所引的《小品方》中都有记载，说明它在六朝时对治疗霍乱有很重 要的作用。
苏颂十分重视药物的实用性，把药物和方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苏颂 的《图经本草》问世以前，虽然六朝和唐代的方书很多，也有一些重要的医 药著作，但是，药物和方剂著作是分别著成的，还没有出现这两项内容结合 在一起的著作，苏颂是最早把医药著作与方剂放在同一部书中叙述的医家。 他在每一种药物的最后，基本上都附上用这种药为主要成分的方剂，譬如在 苍八桔梗一味的最后，附上 《古今录验方》疗卒中蛊下血如鸡肝者，用桔梗 捣成屑，用酒送服一方寸七。还引《集验方》疗肺痈，用桔梗、甘草各二两， 用水三升，煮取一升，分再服。再如吴茱萸一药的最后，附上方剂三首，有 张仲景治呕而胸满者，用茱萸汤、吴茱萸一升，枣二十枚，生姜一大两，人 参一两，用水五升煮取三升，每服七合，日三次；《姚僧垣方》治大小便突 然不通顺，取吴茱萸南行枝，取一节如食指中节长，含口中，即可通顺；《删 繁方》治疗脾劳热，脾中有白虫，病人频频恶心呕吐，用东行茱萸根一尺， 大麻子八升，桔皮二两，用酒一斗浸一夜，再用微火煨暖，然后于清晨饮汤， 虫便可打下，或死或半烂。这两味药引用的《古今录验方》、《集验方》、
《姚僧垣方》、《删繁方》等方书，都是六朝和隋唐时期的重要方书，并已 经全部散佚。苏颂辑录的这些方剂，每方大多包括病因、病位、症候、病程、 预后及处方、制剂方法、服法、疗效等内容，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医药 资料。苏颂开创的这种以药带方的医药学体例，被以后的医药学家所继承。 譬如明代的李时珍就受到苏颂的影响，在他撰写的《本草纲目》中，每味药 之后，都以“附方”为目，详列有关的方剂。
三、宦海浮沉
苏颂的《图经本草》是我国第一部刻板印刷的本草图谱，遗憾的是它已 经失传。但是它的主要内容仍保存在后人的各种中医药学著作中。譬如：北 宋四川医生唐慎微编撰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中就引用了这部书的部分内 容。这部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李时珍在他闻名中外的
《本草纲目》里也引用了《图经本草》的不少内容。
李时珍在肯定《图经本草》“考定详明，颇有发挥”的同时，也指出了 书中还有多处“图与说异，两不相应”的疏漏。但是，李时珍认为，这只不 过是这部书的“小小疏漏耳！”
苏颂廉洁奉公，对自己要求相当严格。他在给皇家校理书籍的几年中， 俸禄较低，自己妻子儿女衣食不足，还要赡养祖母、母亲、姑姊妹与外族数 十人，但全都相处得很好。富弼经常称颂苏颂是古代的君子。苏颂知颖州以 后，通判 （握有连署州府公事和监察官吏的实权）赵志忠原来是边疆上投降 过来的官吏，到哪里都喜欢和长官竞争，苏颂对他以礼相待，充分体现了自 己的君子风度。赵志忠深受感动，说，我虽然是个夷人（古代对东方少数民 族的蔑称），但是见到讲义气的人还是服气的，平生我最佩服的，就是公（指 苏颂）和韩魏公 （指韩琦）了。
宋仁宗死时，因建陵比较仓促，有关部门不时严令各地速交各种难得的 物料。苏颂批评他们说，遗诏说建陵要务从俭约，岂有本地不产的东西可以 硬性征调的！他把所需物料根据当地生产的情况高估价值，放慢期限，由官 府出钱来买，保护了人民。
宋英宗 （1064—1067）即位，召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苏颂建议加 强中牟（今河南中牟）、长垣（今河南长垣）的防卫。第二年，由于天灾， 饥民乘虚攻打长垣，杀死官吏，像苏颂所担心的一样。苏颂又向英宗请求以
“获盗多寡”做为考课县令的标准。这些说明了苏颂的地主阶级立场。
不久，苏颂又升迁为度支判官。一次，苏颂奉命送辽国使者返回，走到 恩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夜宿时，馆驿突然失火。这时州兵借口救火，实 欲生事，危急中的苏颂非常镇定毅然将他们拒之门外，指挥自己的部下迅速 扑灭了大火。苏颂把情况报告到京师开封，这时宋神宗 （1068—1085）已即 位，对这件事还不太相信，当苏颂出使回来后，将这件事入奏神宗，宋神宗 见了非常高兴。不久让苏颂任淮南转运使 （负责淮南路的财赋，有督察地方 官吏的权力）、召修起居注，知制诰（负责起草政令）、知通进银台司（负 责天下奏状案牍）、知审刑院。
当时知金州（治所在今陕西安康）张仲宣犯了贪污罪，法官根据另一个 贪污犯李希辅的例子判处他杖脊黥 （脸上刺字）配海岛。苏颂上奏说，李希 辅和张仲宣虽然都是枉法，情有轻重，李希辅知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 受贿数百千，张仲宣只是因为他部下开金矿的土人怕受累，贿赂了他八两黄 金，以防止他检查，只能算违令，按恐喝条治罪，和李希辅不一样。宋神宗 要免杖而黥之，苏颂依然反对，于是免去了杖黥，只流放海外，从此成为定 法。
苏颂还反对扰民。许多地方应王安石推行青苗法而专设的提举青苗官邀 功争利，而且与原来的财税部门不相统属，各个上级部门发的文件互不统一， 人民备受烦扰，各州县长官也不知所从。苏颂向宋神宗上言，主张将提举青 苗官划归转运使统一领导，这样对新政也没有损害。
公元1070年，宋神宗想任命支持新法的秀州（治所在今浙江嘉兴）判官 李定当监察御史里行 （副职），让苏颂起草诏书。苏颂认为朝廷急于用才， 可以破格提拔。但苏颂认为州判官不属中央管理，且与监察之职无关，在御 史部门未考虑之前就任命李定会破坏法制，益小损大。于是他退还了宋神宗 的批示，拒绝起草诏书。以后又当着神宗的面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宋神宗 免去了他的知制诰之职，降为工部郎中。
